南宋著名理学家______将“四书”“五经”合称为四书五经

朱熹

四书为儒家经典，南宋学者朱熹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

“《论语》，凡是中国人，从小都念过，现在大家手里拿的这一本书，是有问题的一本版本，它是宋朝大儒朱熹先生所注解的。朱熹先生的学问人品，大致没有话可讲，但是他对四书五经的注解绝对是对的吗？在我个人非常不恭敬，但却负责任地说，问题太大，不完全是对的。 ”这是南怀瑾先生在《论语别裁》里的一段话，读毕令我吃惊不小，忙往下看去。接着南性瑾先生又说到：“我们研究孔孟思想，必须要从《论语》着手。并不是《论语》足以代表全部孔孟思想，但是必须从它着手。现在我的观念，有许多地方很大胆的推翻了古人。在我认为《论语》是不可分开的，《论语》二十篇，每篇都是一篇文章。我们手里的书中，现在看到文句中的一圈一圈，是宋儒开始把它圈断了，后来成为一条一条的教条，这是不可以圈断的。再说整个二十篇《论语》连起来，是一整篇文章。至少今天我个人认为是如此，也许明天我又有新认识，我自己又推翻了自己，也未可知，但到今天为止，我认为是如此。 ”

朱熹真的错了吗？错在哪里了？错了多少？

案头正好有朱熹版本的论语，立即拿出来与南怀瑾先生的解释进行了对比。

论语的第一篇“学而”原文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

按照传统的解释为：孔子说：“学了又时常温习和练习，不是很愉快吗？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来，不是很令人高兴的吗？人家不了解我，我也不怨恨、恼怒，不也是一个有德的君子吗？”

宋代著名朱熹对此章评价极高，说它是“入道之门，积德之基”。本章这三句话是人们非常熟悉的。历来的解释都是：学了以后，又时常温习和练习，不也高兴吗等等。三句话，一句一个意思，前后句子也没有什么连贯性。

我们再来看看南怀瑾先生的解释：这三名话连起来看，照字面讲，凡是中国人，无论老少，一定都知道。照古人的注解，学问是要大家随时练习它。“不亦说乎”，“说”是古人借用字，就是高兴的那个“悦”字，是很高兴的。假如这是很正确的注解，孔子因此便可以作圣人了，那我是不佩服的，连大龙峒孔子庙我也不会去了。讲良心话，当年老师、家长逼我们读书时，那情形真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苦’乎”。孔子如果照这样讲，我才佩服他是圣人，因为他太通达人情世故了。至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似通非通的，什么道理呢？从一般人到公务员，凡靠薪水吃饭的，是“富不过三天，穷不过一月”，遇上了穷的那几天，朋友要来家里吃饭，当裤子都来不及，那是痛苦万分的事。所以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惨’乎。”绝不是不亦乐乎。第三句话“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所谓“愠”，就文字解释，是放在心中的怨恨，没有发出来，在内心中有烦厌、厌恶、讨厌、怨恨之感。那么，别人不了解我，而我并不在心中怨恨，这样才算是君子。那我宁可不当君子，你对我不起，我不打你，不骗你，心里难过一下总可以吧！这也不可以，才是君子，实在是做不到。

根据书上的字面，顺着注释来看，就是这样讲的。所以几百年甚至千多年以来，不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对四书反感，过去的读书人也对四书反感。因为它变成了宗教的教条，硬性的法律，非遵守不可。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等到真正了解了以后，就知道孔子真是圣人，一点也没错。 “学而时习之”，重点在时间的“时”，见习的“习”。首先要注意，孔子的全部著述讲过了，孔子的全部思想了解了，就知道什么叫作“学问”。普通一般的说法，“读书就是学问”，错了。学问在儒家的思想上，不是文学。这个解说在本篇里就有。学问不是文学，文章好是这个人的文学好；知识渊博，是这个人的知识渊博；至于学问，哪怕不认识一个字，也可能有学问——作人好，做事对，绝对的好，绝对的对，这就是学问。这不是我个人别出心裁的解释，我们把整部《论语》研究完了，就知道孔子讲究作人做事，如何完成作一个人。

再看下去，一步步的发现朱熹先生的解释确有局限之处。

例如：“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按照朱熹先生的解释应为：曾子说：“谨慎地对待父母的去世，追念久远的祖先，自然会导致老百姓日趋忠厚老实了。”朱嘉认为：孔子并不相信鬼神的存在，他说“敬鬼神而远之”，就证明了这一点。尽管他没有提出过人死之后有所谓灵魂的存在这种主张，但他却非常重视丧祭之礼。在孔子的观念中，祭祀已经被异化，不单是祭祀亡灵，而是把祭祀之礼看作一个人孝道的继续和表现，通过祭祀之礼，可以寄托和培养个人对父母和先祖尽孝的情感。

而南怀瑾先生则认为：古人对于这一句的解释，我也有点意见。拿孝道来讲，过去讲中国文化的孝道，本来很重要，我们看历史上给皇帝的奏议，常有“圣朝以孝治天下”这句话。等于是宪法的基础精神，过去我们没有“宪法”这个名称，但是有这个精神——宪法的哲学精神，以孝道为基础、作中心。所以过去的皇帝，权倾天下，一到内宫，见到母后，皇帝也要跪下来，皇太后对什么事讲一句不应该，皇帝就非改不可。（但是出了内宫，母后则不能干政。）固然，我们向来以孝治天下，但硬拉上了作解释，也是不对的，古人就解释“慎终追远”是孝道。所以过去在大陆，人家大厅里的祖宗牌位上面，总是“慎终追远”四个字，这就是因为古人解释“慎终追远”只对孝道而言的。他们解释：慎其终者，是说对过去了的，死了的先人，我们要怀念他。“民德归厚矣”，他们解释，如果大家都能孝顺父母，孝于祖宗的话，社会风气就趋于厚道了。这是有问题的，意思对，但牵强附会。为什么引用曾子的这一段话讲学问呢？“慎终追远”是什么意义？“终”就是结果，“远”就是很远的远因，用现在观念的一句话来讲就解决了，“一个人要想好的结果，不如有好的开始。”欲慎其终者，先追其远，每件事的结果，都是由那远因来的，这里我们可以引用佛学里的一句话：“菩萨畏因，凡夫畏果。”佛家的菩萨，大致相当于中国儒家的圣人，圣人们非常重视一件事情的动机。比如有一个朋友来约你作生意，这个动机，也就是这个初因，我们要注意，也许是善因，也许是恶因，如果是恶因，即使叫你作董事长，将来坐牢的也是你，那么这个因要注意了，所以菩萨是怕这个因。而“凡夫”——普通一般人畏果，像死刑犯到执行时才后悔，这个后果来了他才怕。真要注意学问的人，对每一件事，在有动机的时候就做好，也就是刚才说的，要有好的结果，不如有好的开始，也就是开始就要慎重。有人不择手段的创业，经常喜欢引用西方宗教革命家马丁·路德的“不择手段”这句话。但是你要注意，对马丁·路德这句话，不要只说一半，他是说：“不择手段，完成最高道德。”现在把这句话拦腰一刀，砍去一半，把“不择手段”拿去用，而不是“完成最高道德”，这就很危险了。所以“慎终追远”的意思，是说与其要好的结果，不如有好的开始，西方文化中有一句俗话：“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也是这个道理。大家认识了这个道理，则“民德归厚矣”。社会道德的风气，自然都归于厚道严谨。这是“学问”的道理。

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整篇都在与朱熹先生版的《论语》进行比对，当然有所异同，但我却不认为朱熹先生是错的，从宋至今时空已跨越800多年，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科学、人文等等与现代相比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当时朱熹先生的解释，之后的800多年无人颠覆，且自有了他的注解，之后的科举考试已完全被他的思想所笼罩，自明朝以后，皇帝下令以四书考选功名，而且必须采用朱熹的注解。因此六七百年来，孔孟思想，大概都“朱熹的孔子思想”所替代，也能说明这一点。

但南怀瑾先生讲的也很有道理，只是角度不同，视野更加开阔。在学术上讲没有对错，在理解上说，各家之言均有所长。读者自悟吧。

于二〇一一年八月五日

宋朱熹胡子知言疑义

胡宏

知言曰：天命之谓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尧、舜、禹、汤、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后相诏，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万物，以成性者也。六君子，尽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人至于今赖焉。不然，异端并作，物从其类而瓜分，孰能一之！

熹谓“以成性者也”，此句可疑，欲作“而统性情也”，如何？

栻曰“统”字亦恐未安，欲作“而主性情”如何？

熹谓所改“主”字极有功。然凡言删改者，亦且是私窃，讲贯议论，以为当如此耳。未可遽涂其本编也，如何？熹按孟子尽心之意，正谓私意脱落，众理贯通，尽得此心无尽之体，而自其扩充，则可以即事即物，而无不尽其全体之用焉尔。但人虽能尽得此体，然存养不熟，而于事物之间一有所蔽，则或有不得尽其用者。故孟子既言尽心知性，又言存心养性，盖欲此体常存，而即事即物，各用其极，无有不尽。夫以大学之序言之，则尽心知性者，致知格物之事；存心养性者，诚意正心之事，而天寿不贰、修身以俟之者，修身以下之事也。此其次序甚明，皆学者之事也。然程子尽心知性，不假存养，其唯圣人乎者？盖惟圣人则合下尽得此体，而用处自然无所不尽，中间更不须下存养充扩节次功夫。然程子之意，亦指夫始条理者而为言，非便以“尽心”二字就功用上说也。今观此书之言尽心，大抵皆就功用上说，又便以为圣人之事，窃疑末安。〔旧说未明，今别改定如此〕

祖谦曰“成性”固可疑，然今所改定，乃兼性情而言，则与本文设问不相应。来谕以尽心为集大成者之始条理，则非不可以为圣人事。但胡子下“者也”两字，却似断定尔，若言六君子由尽其心，而能立天下之大本如此。

熹谓论心必兼性情，然后语意完备。若疑与所设问不相应，而“者也”二字亦有未安。则熹欲别下语云“性固天下之大本，而情亦天下之达道也，二者不能相无。而心也者，知天地，宰万物，而主性情者也。六君子惟尽其心，故能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达道。人至于今赖焉。”〔云云〕不知更有病否。若所谓“由尽其心”者，则诃恐太狭，不见程子所谓不假存养之意。

知言曰：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同行而异情。进修君子宜深别焉。

熹按此章亦性无善恶之意，与“好恶，性也”一章相类，似恐末安。盖天理，莫知其所始，其在人，则生而有之矣，人欲者，梏于形，杂于气，狃于习，乱于情，而后有者也。然既有而人莫之辨也，于是乎有同事而异行者焉，有同行而异情者焉。君子不可以不察也。然非有以立乎其本，则二者之几微暧万变，夫孰能别之？今以天理人欲混为一区，恐来允当。

祖谦曰“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者，却似未失。盖降衷秉彝，固纯乎天理，及为物所诱，人欲滋炽，天理泯灭，而实未尝相离也。同体异用，向行异情，在人识之耳。

熹再详此论，胡子之言盖欲人于天理中拣别得人欲，又于人欲中便见得天理。其意甚切，然不免有病者，盖既谓之同体，则上面便着人欲两字不得。此是义理本原极精微处，不可少差。试更子细玩索，当见本体实然只一天理，更无人欲。故圣人只说克己复礼，教人实下工夫，去却人欲，便是天理，未尝教人求识天理于人欲汩没之中也。若不能实下工夫，去却人欲，则虽就此识得，未尝离之天理，亦安听用乎？

知言曰：好恶，性也。小人好恶以己，君子好恶以道。察乎此，则天理人欲可知。

熹按此章即性无善恶之意。若果如此，则性但有好恶，而无善恶之则矣。“君子好恶以道”，是性外有道也。“察乎此，则天理人欲可知”，是天理人欲同时并有，无先后宾主之别也。然则所谓“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果何谓乎？龟山杨子曰：天命之谓性，人欲非性也。却是此语直截。而胡子非之，误矣。

栻曰“好恶，性也”，此一语无害，但著下数语则为病矣。今欲作：好恶，性也，天理之公也。君子者，循其性者也。小人则以人欲乱之，而失其则矣。

熹谓好恶固性之所有，然直谓之性则不可。盖好恶，物也，好善而恶恶，物之则也。有物必有则，是所谓形色天性也。今欲语性，乃举物而遗则，恐未得为无害也。

知言曰：心无不在，本天道变化，为世俗酬酢，参天地，备万物。人之为道，至大也，至善也。放而不知求，耳目闻见为己蔽，父子夫妇为己累，衣裘饮食为己欲，既失其本矣，犹皆曰我有知，论事之是非，方人之短长，终不知其陷溺者，悲夫。故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熹按“人之为道，至善也，至大也”，此说甚善。若性果无善恶，则何以能若是邪？

栻曰论性而曰善不足以名之，诚为未当，如元晦之论也。夫其精微纯粹，正当以至善名之。龟山谓“人欲非性也”，亦是见得分明，故立言直截耳。遗书中所谓善固性也，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则如之何？譬之水澄清者，其本然者也。其或浑然，则以夫泥滓之杂也。方其浑也，亦不可不谓之水也。夫专善而无恶者，性也，而其动则为情。情之发，有正有不正焉。其正者，性之常也，而其不正者，物欲乱之也。于是而有恶焉。是岂性之本哉！其曰“恶亦不可不谓之性”者，盖言其流如此，而性之本然者，亦未尝不在也。故善学者化其滓以澄其初而已。

熹详此论性甚善，但明道所谓“恶亦不可不谓之性”，是说气禀之性，观上下文可见。

熹又看此章云“本天道变化，为世俗酬酢”，疑“世俗”字有病，犹释子之谓父母家为俗家也，改作“日用”字如何？

熹又细看，虽改此字，亦为未安，盖此两句大意自有病。圣人下学而上达，尽日用酬酢之理，而天道变化行乎其中耳。若有心要本天道以应人事，则胸次先横了一物，临事之际，着意将来把持作弄，而天人之际终不合矣。大抵自谢子以来，虽说以洒扫应对为学，然实有不屑卑近之意，故才说洒扫应对，便须急作精义入神意思，想像主张，惟恐其滞于小也。如为朱子发说论语，乃云圣门学者敢以天自处，皆是此个意思。恐不免有病也。又云以其大者移于小物，作日用工夫，正是打成两截也。

胡子喟然叹曰：至哉，吾观天地之神道，其时无愆，赋形万物，无大无细，各足其分，太和保合，变化无穷也。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义完具，无适无莫，不可以善恶辨，不可以是非分，无过也，无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夫心宰万物，顺之则喜，逆之则怒，感于死则哀，动于生则乐。欲之所起，情亦随之，心亦放焉。故有私于身，蔽于爱，动于气，而失之毫厘，缪以千里者矣。众人昏昏，不自知觉，方且为善恶乱，方且为是非惑。惟圣人超拔人群之上，处见而知隐，由显而知微，静与天同德，动与天同道，和顺于万物，浑融于天下，而无所不通。此中和之道所以圣人独得，民鲜能久者矣。为君子者奈何？戒谨于隐微，恭敬乎颠沛，勿忘也，勿助长也，则中和自致，天高地下而位定，万物正其性命而并育，成位乎其中，与天地参矣。

或问性。曰：性也者，天地之所以立也。曰：然则孟轲氏、荀卿氏、扬雄氏之以善恶言性也，非欤？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奥也，善不足以言之，况恶乎？或者问曰：何谓也？曰：宏闻之先君子曰，孟子所以独出诸儒之表者，以其知性也。宏谓曰：何谓也？先君子曰：孟子道性善云者，叹美之辞也，不与恶对。

或问：心有死生乎？曰：无死生。曰：然则人死，其心安在？曰：子既知其死矣，而问安在邪！或曰：何谓也？曰：夫惟不死，是以知之，又何问焉。或者未达，胡子笑曰：甚哉，子之蔽也。子无以形观心，而以心观心，则知之矣。

熹按“性无善恶”、“心无死生”两章似皆有病。“性无善恶”，前此论之已详。“心无死生”，则几于释氏轮回之说矣。天地生物，人得其秀而最灵。所谓心者，乃夫虚灵知觉之性，犹耳目之有见闻耳。在天地，则通古今而无成坏，在人物，则随形气而有始终。知其理一而分殊，则亦何必为是心无死生之说，以骇学者之听乎？

栻曰“心无死生”章亦当删去。

知言曰：凡天命所有而众人有之者，圣人皆有之。人以情为有累也，圣人不去情；人以才为有害也，圣人不病才；人以欲为不善也，圣人不绝欲；人以术为伤德也，圣人不弃术；人以忧为非达也，圣人不忘忧；人以怨为非宏也，圣人不释怨。然则何以别于众人乎？圣人发而中节，而众人不中节也。中节者为是，不中节者为非。挟是而行则为正，挟非而行则为邪。正者为善，邪者为恶。而世儒乃以善恶言性，邈乎辽哉！

熹按“圣人发而中节”，故为善，“众人发不中节”，故为恶。“世儒乃以善恶言性，邈乎辽哉”，此亦性无善恶之意。然不知所中之节，圣人所自为邪？将性有之邪？谓圣人所自为，则必无是理。谓性所固有，则性之本善也明矣。

栻曰所谓“世儒”殆指荀、扬，荀、扬盖未知孟子所谓善也。此一段大抵意偏而词杂，当悉删去。

熹详此段不可尽删，但自“圣人发而中节”以下删去。而以一言断之云：“亦曰无理人欲之不同尔。”

栻曰所谓轻诋世儒之过而不自知其非，恐气未和而语伤易。析理当极精微，毫厘不可放过至于尊让前辈之意，亦不可不存也。

熹观此论切中浅陋之病，谨已删去讫。

知言曰：彪居正问：心无穷者也，孟子何以言尽其心。曰：惟仁者能尽其心。居正问为仁。曰：欲为仁，必先识仁之体。曰：其体如何？曰：仁之道弘大而亲切，知者可以一言尽，不知者虽设千万言亦不知也。能者可以一事举，不能者虽指千万事亦不能也。曰：万物与我为一，可以为仁之体乎？曰：子以六尺之躯，若何而能与万物为一。曰：身不能与万物为一，心则能矣。曰：人心有百病一死，天下之物有一变万生，子若何而能与之为一？居正竦然而去。他日某问曰：人之所以不仁者，以放其良心也。以放心求心可乎？曰：齐王见牛而不忍杀，此良心之苗裔，因利欲之间而见者也。一有见焉，操而存之，存而养之，养而充之，以至于大，大而不已，与天地同矣。此心在人，其发见之端不同，要在识之而已。

熹按“欲为仁，必先识仁之体”，此语大可疑。观孔子答门人问为仁者多矣，不过以求仁之方告之，使之从事于此而自得焉尔，初不必使先识仁体也。又以放心求心之问甚切，而所答者反若支离。夫心操存舍亡，间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则心在是矣。今于已放之心不可操，而复存者置不复问，乃俟异时见其发于他处，而后从而操之。则夫未见之间，此心遂成间断，无复有用功处。及其见而操之，则所操者亦发用之一端耳，于其本源全体未尝有一日涵养之功，便欲号而充之与天同大，愚窃恐其无是理也。

栻曰必待识仁之体而后可以为仁，不知如何而可以识也。学者致为仁之功，则仁之体可得而见，识其体矣，则其为益有所施而亡穷矣。然则答为仁之问，宜莫若敬而已矣。

祖谦曰仁体诫不可遽语，至于答放心求心之问，却自是一说，盖所谓“心换存舍亡，间不容怠，如其放而求之，则心在是矣”者，平昔持养之功也，所谓“良心之苗裔，因利欲而见”、“一有见焉，操而存之者，随事体察之功也”，二者要不可偏废。苟以比章欠说涵养一段，“未见之间，此心遂成间断，无复用功处”是矣。若曰“于已放之心，置不复问，乃俟其发见于他处，而后从而操之”，语却似太过。盖“见牛而不忍杀”，乃此心之发见，非发见于他处也。又所谓操者，亦发用之一端，胡子固曰“此良心之苗裔”。固欲人因苗裔而识本根，非徒认此发用之一端而已。

熹谓二者诚不可偏废，然圣门之教详于持养而略于体察，与此章之意正相反。学者审之，则其得失可见矣。孟子指齐王爱牛之心，乃是因其所明而导之，非以为必如此，然后可以求仁也。夫必欲因苗裔而识本根，孰若培其本根，而听其枝叶之自茂耶。

知言曰：天地，圣人之父母，圣人，天地之子也。有父母则有子矣，有子则有父母矣，此万物之所以著见、道之所以名也。非圣人能名道也，有是道则有是名也。圣人指明其体曰性，指明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圣人传心，教人下以仁也。中国古籍全录

熹按心性体用之云，恐自上蔡谢子失之。此云“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语尤未安。凡此心字，皆欲用“情”字，如何？

栻曰：心性分体用，诚为有病。此若改作“性不能不动，动则情矣”一语，亦未安，不若伊川云“自性之有形者谓之心，自性之有动者谓之情”，语意精密也。此一段似亦不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