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等，无论提到哪一件中国的传统文化古籍都是让人羡慕无比的瑰宝。

当阿里达摩院利用数字化技术，在四川大学的文史专家们的牵线搭桥下。终于在汉典重光平台上回归了首批数字化的古籍，包含40余种宋元刻本、写本，共有20万页。让我们不禁看到了新的希望。

我国古籍流失最严重是主要原因是战乱。当时许多所谓的外国科考队趁着混乱的局势，肆无忌惮的盗挖、偷运、走私、贸易。导致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众多古籍珍本纷纷流落海外。更有甚者连流落何方都无从得知。让国人为此感到心痛不已。

而在全球许多博物馆内都可以看见这些中国古籍的身影。让我国著名学者郑振铎曾经发出无奈的感慨：“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国家政府对这些流失海外的古籍也极其高度重视，但是在国际环境影响下，我国想要全部追回这些古籍原件的难度非常大。有很多时候也是凭着爱国人士的一腔热忱通过拍卖、捐赠等方式让古籍回家。

这些古籍都是我们五千年文明的历史见证，是我国发展的历史载体。对我们国家的历史发展研究提供了更详尽清楚的路径。为了避免这些古籍再次流失遭受毁坏。我国许多地方都成立了专门的古籍保护研究院，除了运用传统的修补技艺来修补受损的古籍外。还通过数字化这种科学技术让这些珍贵的古籍得到长久的保存。每一本能传承至今的古籍都是无数前人耗费心血或牺牲生命保留下来的，而我们必须更好的将这些传承给后世子孙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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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

秦始皇以前的古书是不是全都被烧掉了，现在人已经看不到秦以前的古书了。

解析: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34年），在秦始皇的咸阳宫酒会上，70博士为这位始皇帝祝寿。仆射周青臣大拍马屁，说什么“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很令正直的读书人讨厌。

博士淳于越是个书呆子型的人物，当面直斥他“面腴”。非但如此，淳于越还不识时务地转向了法今还是法古的老话题。战国诸家就这个话题争论了不知多少次，总起来说，儒家一直主张法先王，而法家则坚持以为审时度势的“察今”更为重要。

淳于越大唱“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的儒家老调，惹得身为丞相的法家李斯大为不满，认为“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李斯就此倡言：“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这段十分著名的倡言记录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

专制主义的文化政策是法家的一贯主张。早在秦始皇之前一个半世纪，秦即已发生焚书事件。根据《韩非子·和氏》的记载，秦孝公在商君教引下“燔《诗》、《书》而明法令”，商鞅将《诗》、《书》、礼、乐看成是病国之虱，以为国家必去虱才可富强。站在极端扩张君 力和威势立场上的韩非子更是激烈反对“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的“学士”，“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他认为“私学”是与统治者“二心”的，“二心私学”“大者非世，细者惑下”，如果“不禁其行，不破其群，以散其党”的话，是要“乱上反世”的。在著名的《五蠹》中，他把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逃避耕战依附重臣的人）、商工之民并称为害国之“五蠹”，并明确声称：“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韩非子是韩国贵族，他多次上书韩王安但未被采纳。韩非子有口吃的毛病，不善于言说，但他的书写得好，秦始皇读到他的《孤愤》、《五蠹》等篇大为赞赏。韩非子终于得到了一次出使于秦的机会，于是他上书劝秦始皇先伐赵而缓伐韩。韩非子的才能引起他的老同学李斯的嫉妒，在李斯的谗害之下，韩非子最后服毒自杀。

但是，韩非子鼓吹的法家的理论学说在秦国还是被秦始皇和李斯所采用。李斯，同样是个主张严刑峻法的法家。身为秦国的丞相，他是秦国一系列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者。

秦始皇应用法家的严刑峻法而大大提高了秦国的军事实力和行政效率，并最终得以并吞六国、统一宇内，因此秦始皇很自然地批准了李斯的焚书建议。

比较可惜的是各国的史书，烧了个精光。从而大大增加了后来司马迁写《史记》的难度，司马迁身为太史令，可以读到国家典藏的“史记石室金匮之书”，还是为六国史书的不传而痛心不已。《史记·六国年表序》：“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秦始皇焚各国史书也使得西晋挖出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身价倍增。

其实秦始皇焚敌国的史书这一举动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国家史志尽记些个颁历告朔、战争祭祀的大事，事关王统，任何一个王朝毫不含糊也都这么干。

《诗》、《书》、百家语非博士官所职皆烧之，“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诗》、《书》是儒家之经典，百家语是战国时诸子百家之学说。秦始皇实行如此严厉之措施，将法家以外诸子百家统统禁锢，实在是种对学术进步、文化繁荣的反动，把战国时诸子百家相互争鸣的文化学术的大好局面破坏殆尽。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非常有利于各类学说的发展，是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可惜的是从此几千年，直到现在也再也没有如此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了。因此此后的中国学术研究都只是在先贤的基础上发展巩固，很少出现什么新的学术思想。

古代的书籍在流传至今的过程中，确实存在被更改的情况。这些更改可能是在抄写、印刷、整理和编纂过程中，或者由于政治、宗教等因素被迫进行的。

一方面，古人传抄书籍时，可能会在抄写过程中出现错误，导致某些字词被误写或者漏写。同时，在古代印刷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书籍的印刷质量不高，也容易导致文字的模糊不清或误印。

另一方面，由于历史上的政治、宗教等因素，一些书籍可能会被视为异端或威胁，因此会被禁止、焚毁或者修改。例如，明朝的文字狱就导致许多书籍被大规模删减和篡改。此外，一些古代的经典文献在流传过程中，也可能会被后来的编纂者进行改编和注释，以适应不同时代的需求和价值观。

然而，即使书籍在流传过程中存在被更改的情况，仍有许多古代经典书籍被保存下来，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经典书籍对于研究古代思想、文化和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加以保护和传承。同时，在阅读和研究古代文献时，我们也需要注意鉴别和判断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以避免被错误的信息所误导。

当然远远不是。

《四库全书》在编修过程中，数目惊人的书籍遭到了焚毁、删削、篡改、错讹的厄运，而这一切都是蓄意为之。《四库全书》收录全文的图书一共有3461种，成书79000卷，近77亿字。编修中明令禁焚的书籍就有3000多种（估计禁毁6766部，93556卷），禁毁数超出收入的总数，这还不算上因当时诏令上缴违禁书籍在民间造成的恐怖氛围，百姓偷偷焚毁的书籍，合计起来被毁掉的书籍恐怕不止万部，这实在是空前绝后一场文化大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