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看商业史，忍不住就想写点东西，一是做个笔记留给自己，二是跟朋友分享交流。

    自商祖王亥开创贸易以来，古代就不乏经商治世的奇才，据传，王亥成为商族首领之后，驯牛马，并发明牛车作为运输工具，壮大了畜牧业，同时为了要解决牛、羊过剩的问题，就决定跟其他部落以物换物，各取所需,从这种古老的贸易方式我们就可以看出商业的本质是交换。中国主要供奉的五大财神中，居中那位指的即是王亥。

    既然是说古人的经商智慧，自然要从古人说起，这里我们先从管仲说起，先讲个典故：

    管仲不单是治国能手，也是赚钱的能手，辅佐齐桓公时，为了让鲁国臣服，要求全国官员的衣服由齐国纨布改为穿鲁国的缟布，导致缟布涨价，同时却禁止齐国百姓织缟布，却对鲁国开放，表面上鲁国大挣齐国缟布钱，但是鲁国因此全国全织缟布而放弃农业生产，一年后，齐国拒绝鲁国的缟布，而这时鲁国已经没有粮食了，不得不被迫签下尊从齐国的条约。这就是齐纨鲁缟的典故。不仅如此，管仲还是妓院的祖师爷，开设女闾。有兴趣的可以去研究下管子策划的衡山之谋、阴里之谋和菁茅之谋，堪称古代货币战争的经典案例，从中能领悟到许多经营之道。推荐书籍：《管子》

    陶朱公范蠡，范蠡大家都知道，官做得好，能安稳的功成身退，生意也做得好，被后人尊称为“商圣”，还娶了沉鱼落雁的西施，能做到这个地步，古往今来怕是没几人能做到。说范蠡曾操计然之术，没几年就成为巨富, 这里的计然是指他的师父，计然老师提出了贱取贵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观点，对范蠡影响甚大。计然也曾告诫范蠡：“夫越王为人，长颈鸟喙，鹰视狼步，可与共患难而不可与其处乐，子若不去，将害于子”。范蠡本人的经商理论也对后世影响也很大，比如农末俱利，平粜(tiào)齐物; 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再比如后面要提到的白圭，也是受范蠡“薄利多销”的影响，从实践中总结出“欲长钱，取下谷”的经验。推荐书籍：《陶朱公商训》《计然策》

    端木子贡，很多人对他比较陌生，他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孔门十哲之一，也是儒商始祖，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风。子贡非常善于把握抓住机会，跟着孔子周游列国时，很注意了解各国货物的市场行情，为后来经商打下基础，所以说要找生财之道，还是要多出去走走，待在家里是肯定没有机会的。他经商讲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内儒外商，为富当仁；以仁为本，以和为贵。他本身出生于富商贵族，属于学而优则商，经商有先天优势。

    白圭,提出了著名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商理念，通过实践总结出“欲长钱，取下谷”的经验，他在谷类成熟的时候收购粮食，出售丝织品、漆类；在蚕茧收获的季节，收购帛絮，出售粮食。他认为“下谷”等生活必需品，虽然利润较低，但是消费弹性小，成交量大，薄利多销。他本人不讲究吃喝，控制嗜好，节省穿戴，与雇用的奴仆同甘共苦，与囤积居奇的奸商不同，他主张在商品积压滞销时，用高于市场价格来收购。当市场商品匮乏时，用低廉的价格及时销售。他的思想对徽商影响非常大。

    吕不韦, 这位大家都熟悉，编纂了《吕氏春秋》，成语“奇货可居”就是出自跟他相关的典故，话说吕不韦到邯郸去做生意，见到异人后大喜，说：“异人就像一件奇货，可以囤积居奇”。物以稀为贵，吕不韦于是归家与父亲说：“耕田可获利几倍呢？”父亲说：“十倍。”吕不韦又问：“贩卖珠玉，或获利几倍呢？”父亲说：“百倍。”吕不韦又问：“立一个国家的君主，可获利几倍呢？”父亲说：“无数。”；于是他就前去拜访异人，道：“我能光大您的门庭。”异人笑着说：“你姑且先光大自己的门庭，然后再来光大我的门庭吧！”吕不韦顺势回复：“我的门庭要等待您的门庭光大了才能光大。”

    寡妇清，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女企业家。事迹同样也载入《史记-货殖列传》， 寡妇清丧夫后为了继承庞大家业没有再嫁，守节从一而终。始皇帝表彰其守贞之节，封其为贞妇，为她筑女怀清台。家族从事的是丹穴业，也就是采炼丹砂，掌握了独特的开采和冶炼技术，掌握了核心技术，还得到了始皇帝的支持（在那个重农抑商的时代，是非常难得的）。主营业务丹砂在当时用途非常大，炼水银可防腐，还可做中药；因为是红色，又可用作染色,  寡妇清又相当于是垄断经营，所以利润非常大。

    桑弘羊，此人是个政客，为什么会提到他呢，首先此人是汉武帝的财政大臣，出生富商家庭，13岁就以超常人的心算能力被召入宫中，要了解此人得从《盐铁论》这本书，其理财之功连对之十分不满的司马迁也不得不击节赞扬，称弘羊时代“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实施了盐铁官营、均输平准、酒榷等一系列新的财经政策，为武帝推行文治武功事业打下了非常雄厚的物质基础。他的思想到现在还在影响着我们的决策。

    上篇人物就介绍到此。在《陶朱公商训》人谋里面讲到“待人忌躁，暴躁则交易少。处事宜静，浮躁误事多。言行宜和，和气能生财”，我本人用白话理解一下这个智慧就是：气大伤财。四个字看起来简单，但要完全做到克制住脾气心性非常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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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主义批判

2017-11-06 许光伟 牛马之音

春来发几枝

——题引

楔子

（一）

1871年，基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尼·季别尔先生在他的《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的理论》一书中就已经证明，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使西欧读者在阅读他的这本出色的著作时感到惊异的，是纯理论观点的始终一贯。（马克思：《资本论》二版跋）

（二）

我们已经看到，斯密起先把价值分解为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后来又反过来把它们说成是商品价格的独立的构成要素。在前一种见解中，他说出了隐蔽的联系，在后一种见解中，他说的是外部表现。（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

（三）

在19世纪20年代，在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利用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来反对资本主义生产，以及用资产阶级自己的武器来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全部文献中……（以及）欧文的整个共产主义在进行经济学论战时，是以李嘉图为依据的。（恩格斯：《资本论》第二卷序言）

（四）

D·麦克莱伦（1979年）的《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足够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很少依仗着《资本论》中所用的特殊分析方法。这里，经济学只起着很小的作用，并且即使这样，这个历史的很大一部分也是为证明需要放弃马克思的分析，或至少通过去掉其不必要和过时的概念（如价值）而使其‘现代化’所进行的一系列斗争。科莱蒂（1972年）的论文“伯恩斯坦和第二国际的经济学”透彻地分析了这个修正的过程以及它的理论根源。也可以参见佩里·安德森（1976年）的带有刺激性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安瓦·赛克：《代数学的贫困》）

（五）

这特别表面在对待“抽象”这个问题上，一般说来，你的确过于贬低“抽象”了。这里的区别在于：马克思把存在于事物和关系中的共同内容概括为它们的最一般的思维表现，所以他的抽象只是用思想形式反映出已存在于事物中的内容。与此相反，洛贝尔图斯给自己制造出一种或多或少是不完备的思想表现，并用这种概念来衡量事物，让事物必须符合这种概念。他寻求事物和社会关系的真正的、永恒的内容，但是它们的内容实质上是易逝的……你对价值也采取了类似的态度。现在的价值是商品生产的价值，但随着商品生产不再存在，价值也就“变了”，就是说，价值本身还存在，只是形式改变了。实际上，经济价值这个为商品生产所特有的范畴，将同商品生产一起消失，就像它在商品生产以前并不存在一样。劳动同产品的关系，无论在商品生产以前或以后，都不用价值形式来表现。（恩格斯：《1884年9月20日致卡尔·考茨基》）

（六）

作为价值决定因素的边际效用的学说，就是靠这种推理而得以成立的。这一学说是在许多国家中由一些极有见识的人完成的……考茨基不理解，或者不愿意理解……于是他拿手枪对着我的胸膛：“非此，即彼”……对此，我只有这个回答：请您先停止胡放枪，这条床单并不是非毛织品即丝绒，而是既是毛织品也是丝绒；是好的、结实的毛织丝绒……当然，我并没有像考茨基按我不能理解的方式所推断的那样，想到把这种一般的社会关系叫作“纯粹思想上的结构”，而是把马克思分析那种价值关系时用作基础的劳动价值说成是一个思想观念，或按照我的观点加以证明。无论我的这种证明是否成功，考茨基所提出的反对我的话不仅没有驳倒它，而且甚至根本没有触及它。如果像考茨基所说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在价值概念中寻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构的关键，那么这个“价值概念”就应当可以是“实际的、从历史上发展下来的社会关系的肖像”，更加无非是一个“纯粹思想上的结构”。（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

（七）

不久以前，正统社会科学的时兴风尚是宣告太平盛世已经到来：贫困消失了；异化没有了；意识形态终结了。当然，这些都不过是在理论上说说而已。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现实却刺眼地不顾它的理论家们的柔弱感受，继续在以它那种严酷的危机不断的方式发展着。这是对正统经济学的最具有毁灭性的打击，它的整个立场都受到了马克思曾说过的那种“现实的实践的批判”。与此同时，伴随着正统经济学地位的理所当然地衰落的是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趣的迅速复兴……但是麻烦在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有相当大的不同。马克思用了25年以上的时间来写作《资本论》这本巨著，并且这个作为他所计划的更大著作的核心部分从来就未真正写完。而且他曾寄希望于他的后继者来系统地完成这个计划，但是这个任务却在实际上从来没有被完成。相反自他逝世后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得很不稳定，只是零星分散地联系到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一会这里用一个方程，一会那里用一下生产图式，到处用辩证法和阶级斗争，用手中的不管什么材料去乱补空子。这些材料，大部分又都是从正统经济学那里抓过来的。结果是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资本主义现实之间的关系，“被微妙地但又稳步地代之以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理论之间的新的关系”。现在，一阵风过后，我们又都成了凯恩斯主义者了。（安瓦·赛克：《代数学的贫困》）

所谓斯密问题

一定的生产关系实体是生产的历史运动的产物，它的认识形式得以显露出来，则是这种生产关系本身的历史运动进行到一定阶段后人们的工作成果。实际上，人们总是在对一定生产关系历史运动进行长期观察和研究之后，能够对蕴涵在其中的社会实体进行明确、剖解其工作构造。例如，商品生产的社会关系已经被认识到，它在本体和实现道路的形态上被概括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紧密结合；同样的原理，产品社会（商品社会的对应工作物）则可说成是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紧密结合形式。至于原始共同体的形态萌芽，乃是从生产和消费的紧密直接结合关系开始的。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来讲，支撑一定生产关系历史运动的载体是存在的，就是诸生产一般的规定：生产、分配、交换以及消费等等。总之，这种运动规定是存在的，不过仍旧是一些模糊的前提，尚未得到条理化的工作处置。

新古典主义批判

作者  许光伟 牛马之音

——本文节选自《保卫<资本论>》（修订版）

愿君多采撷

——题引

楔子

（一）

康德的“自在之物”既然根本不同于“我们的”经验对象，于是经验论者（实证主义者）就认定它仅仅是一种“本体论的承诺”，是纯粹的假设。但康德本人并不认为它仅仅是假设，而肯定它是一种必然的存在，在经验之物之外的存在。卢卡奇认为，这一点，既表现了康德哲学的矛盾，也表现了康德哲学的伟大和深刻之处。康德赋予“自在之物”这一概念的含义，是说它完全超越了人们可理解性的范围而成为不可捉摸的既定性的存在。这种“存在”是确实存在着的，人们也切实地感受到了它的作用和影响，但由于它是超验的、既定的、给予的，对人的认识理性来说是完全异质的、异在的，人的理性不曾参与它的生成，故而对它的历史起源和内在本质也就无从把握……资产阶级社会的物化结构从物化意识的立志来看俨然就是康德的“自在之物”。对于这种“自在之物”（物化结构），资产阶级的有限的理性（认识能力）只能认识和把握它的现象，而不能认识和把握它的总体和本质。根据卢卡奇的理解，康德的“自在之物”和“二律背反”学说，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社会物化现象和物化意识在哲学上的反映。康德哲学的历史功绩就是他最终发现并深刻地阐发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这种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的二元对立和内在矛盾。（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

（二）

人类的理性最不纯洁，它只具有不完备的见解，每走一步都要遇到新的待解决的问题。（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三）

对历史的经济学解释是马克思对西方学术界的不朽贡献之一。（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八版）

（四）

马克思的挑战，特别是在获得了越来越具有战斗力的工人阶级的支持之后，使得资本主义陷入防守地位。但马克思学说有一个理论上的弱点，即它的奠基性的价值理论。不久，在欧洲和美洲，出现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英格兰的杰文斯、瑞士的瓦乐拉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塞尔以及美国的约翰·贝茨·克拉克都声称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古典的”分析让位于“边际主义的”分析。新古典经济学诞生了。（D·施韦卡特：《反对资本主义》）

（五）

19世纪以降，面对自然科学心生畏怯的经济学家就一直致力于模仿物理学来构筑自己的学科（“均衡”概念是“卑躬屈膝地”模仿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语言的表现）……奥地利学派家则一直以来反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继续试图将经济学化约为有关人类事务的牛顿力学的努力。（G·B·麦迪逊：《现象学与经济学》）

（六）

在正统经济学内部占优势的当然是新古典学派。1870年后，正是该学派横扫了资产阶级的知识界，并大声宣称自己是“科学的”“客观的”，从而是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的。大多数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特别是急于使自己的“科学”脱离已沾染前古典学派的社会主义的激进意识形态，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些新古典的经济学者认为，在经济学研究中必须实施在物理学中所发现的同样的科学论证标准。他们认为这首先意味着经济学应该离开历史的特殊性去探寻具有普遍性的原理和范畴。他们试图找到一种系统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可用于所有的经济制度、所有形式的人类社会、所有的历史进程。因此，他们脱离历史本身的抽象切断了与政治和对特定社会制度的研究之间的联系。这样，为了成为一门科学，经济学就必须是超历史的、超社会的和超政治的。（霍奇逊：《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

（七）

与所有的科学（包括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经济学也包含着一种隐含的哲学，也即对于什么构成“实在”（在近代，占据主流的笛卡尔主义的看法是，“实在”从根本上就是运动着的事务）的看法，及与此相关的对于人的理解（它的对象是“实在”……近代人普遍地将“心智”视为自然的简单“镜像”）之性质与功能看法。这种哲学通常只作为隐含的前提，并且没有得到清晰的表述。不过，它确实渗透到哪怕是最具有“经验”色彩的科学研究中，而如果这种哲学并不适合于某些学科的研究对象领域，那么就经常会导致不幸的后果。现象学家认为，这种哲学经常诉诸实证主义——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就经常如此，而它却完全不适合于研究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对象，即存在着的人的经济活动。（G·B·麦迪逊：《现象学与经济学》）

（八）

虽然操作主义对经济学的影响不如它对心理学的影响大，但是似乎萨缪尔森也将操作主义来了个颠倒。这——就像穆勒的李嘉图经验主义的张力，凯恩斯极力驳斥对李嘉图经济学的批评，凯恩斯的马歇尔主义，罗宾斯著作中的政治经济学与方法论的联系，奥地利学派和哈奇森，以及弗里德曼努力悬置假设——开始质疑仅仅是从科学哲学的货架上提取（相对原始的）观念的方法论观点。似乎政治、环境和偶然深深根植于选择过程之中……（从中看出）哲学依然是方法论发展的源泉。（D·W·汉兹：《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

（九）

东西方的空想资本主义经济学，都不愿意承认古典经济学的起点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供求均衡的微观经济学。（陈平：《新自由主义的警钟：资本主义的空想与现实——评皮克迪新书<21世纪的资本>》）

这句话来自《华严经》里的一句偈：欲做诸佛龙象，先做众生马牛。意为未成佛道，先结人缘。如果想成为佛门龙象，就要先付出；为众生服务 。有点类似于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居士问：“为什麼所有的佛、菩萨都要发愿度众生呢？” 

无相禅师回答：“如果以一棵树作为比喻，众生是树根，菩萨像是树的花，佛则是树的果；想要这棵树长大、开花、结果，就得先灌溉它；所以救度众生是修学佛法的根本。” 

禅师又说：“《华严经》里有一句偈：欲做诸佛龙象，先做众生马牛。你如果想成为佛门龙象，就要先付出，致力为众生服务，才能福慧双俱。”

扩展资料

《华严经》，全称《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大乘佛教主要经典，华严宗的立宗之经。是释迦牟尼成道之后，于菩提树下为文殊、普贤等大菩萨所宣说，经中记佛陀之因行果德，并开显重重无尽、事事无碍之妙旨。

全经判为五分：

一、教起因缘分(旧《世间净眼品》），这就是全经的序分。

二、举果劝乐生信分（旧《卢舍那佛品》）显示舍那佛的果德和他过去的因行，劝令生信。

三、修因契果生解分（旧《如来名号品》至《宝王如来性起品》三十品），显示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的因行和所契的佛果，为令生解。

四、托法进修成行分（旧《离世间品》），显示依诸菩萨行法，从事进修，成菩萨行。

五、依人入证成德分（旧《入法界品》），显示由于善知识的教导，证入法界，成就果德。

设马每匹x两，牛每头y两．

根据题意，得

解这个方程组得

与康熙皇帝用算术方法求得的结果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