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节目主要内容：一部《论语》，千古流传；一位老师，万世师表。本期节目将以孔子和弟子之间的故事来讲述《论语》当中贯穿始终的“仁”的思想，致敬始终在历史的时空中凝望着我们一路前行的那道思想之光。

  作为一部纪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文集，《论语》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及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尽管作者是谁至今仍无定论，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论语》是孔门师生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人的仁德智慧，两千年的风骨性格，都蕴藏在孔子和弟子的对话里。

  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苟无孔子，则中国当非复二千年来之中国。”一部《论语》，千古流传；一位老师，万世师表。本期节目将以孔子和弟子之间的故事来讲述《论语》当中贯穿始终的“仁”的思想，致敬始终在历史的时空中凝望着我们一路前行的那道思想之光。

今文《论语》、古文《论语》和《论语》注释汉代经学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论争，形成两个学派，两派的论争一直延续到清代后期。秦代焚书坑儒，儒家经典几濒毁灭，幸存的儒生坚守儒家衣冠和礼仪，依靠口耳相传，传述他们的经书。汉初开书禁，搜求和写录古籍，立官学传授；整理出写本。这些写本都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当时的简笔字)书写，称今文经。后来，又出现了一部分用战国时代通行的篆文书写的经籍，称古文经。今文经和古文经不只是书写的字体不同，篇章文句和文字训释也有差异。汉代传经重视师法门户，于是形成对立的学派。

汉代流传的《论语》，也有今文和古文之分。

今文《论语》有两家，鲁人所传者称《鲁论》，齐人所传者称《齐论》。

《鲁论》凡20篇，《齐论》凡22篇。《齐论》多出的两篇，《汉书艺文志》自注曰：“多《问王》、《知道》”；学者们又怀疑“问王”为“问玉”之误。不过这两篇今皆不存，是非已很难稽考。魏何晏《论语集解序》说：“《齐论》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现在我们只能知道《齐论》的训释之词较《鲁论》多。

古文《论语》只有一家，据说是和古文《尚书》一同为鲁恭王在孔子故居墙壁中发现的。这事和古文《尚书》一样真伪难辨，我们可以不再管前人的这些纠缠不清的笔墨官司。《汉书艺文志》记“《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有两《子张》”。古文《论语》简称《古论》，篇名比《鲁论》多一篇，是把《尧曰》篇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古论》的文字与《鲁论》、《齐论》也有四百多字不同。《鲁论》、《齐论》最初各有师传，相信《古论》的人较少。

我们现在流传的版本，不是《鲁论》，不是《齐论》，也不是《古论》，而是《张侯论》。

张侯，指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他先传《鲁论》，又讲习《齐论》，把这两个版本融合为一，篇目以《鲁论》为根据，称为《张侯论》。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他的这个本子为一般儒生所尊奉，便通行天下。东汉灵帝时代刻熹平石经，用的就是《张侯论》。

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照《齐论》、《古论》，作《论语注》。魏何晏又以郑玄注为本，作《论语集解》，这就是通行的宋本《十三经注疏》中的《论语》版本。

《论语》内容丰富而文字简约，这为注释和讲解留下发挥的天地，古代解释《论语》的书达三千余种，下面择其最主要的略作叙录。

《汉书艺文志》记汉人传授《论语》12家、229篇；《隋书经籍志》补记汉时周威、包咸为《张侯论》作章句，马融作训诂。但这些注释已经全部亡佚。东汉末年郑玄作的《论语注》，现残存一部分，尚可看到《齐论》、《鲁论》、《古论》的一些面貌。

《隋书经籍志》记魏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均曾撰《论语》义说，这些也已经亡佚。《论语集解》撰者何晏、孙邕、郑冲、曹羲、荀凯五人，“共集《论语》诸家训注之善者，记其姓名，因从其义，有不安者辄改易之”。这个注释本集孔安国、包咸、周威、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等汉魏各家古注，是现存最古的注本。梁皇侃为《集解》又作《论语义疏》，再集魏晋数十家之说为何晏《集解》申说，唐代传入日本，为日人所推重。

宋邢昺为何晏《集解》作新疏(《四库全书》作《论语正义》)，邢疏“翦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详于章句训诂和名器事物，“其荟萃群言，创通大义，已为程朱开其先路矣”(《郑堂读书记》)。宋人编《十三经注疏》，所收《论语》即题为“何晏集解”、“邢昺正义”，合称《论语注疏》，通行至今。

南宋朱熹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四书”，为之集注。其中，《论语章句集注》训诂、义理并重，也较为通俗易解。朱注是明清两代科举用书，为读书人所本，影响很大，但理学气味较浓。清人毛奇龄《论语集求篇》专为驳斥朱熹《章句》之作。该书旁征博引，资料宏富，于礼仪、军制、方名、象数、文体、词例，反复推勘，以证朱注之谬；但其中也有些地方强生枝节，半是半非，甚至有立论不足为据者。参读时须加辨别。

清人注疏中影响最大的是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他认为：皇疏“多涉清玄，于宫室衣服诸礼，阙而不言”，而邢疏“又本皇氏，别为之疏，依文衍义，益无足取”。(《后序》)他打破汉学宋学的门户之见，不守一家之言，广泛征引，择善而从，力求实事求是，折中大体得当。刘氏于道光八年(1828)开始著述此书，1855年于书将垂成时病故，由其子刘恭冕继续写，于同治四年(1865)全书写定，前后历时三十八年。这部书集前人注疏之大成，至今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近人杨树达撰《论语疏证》，汇集三国以前古籍中与《论语》有关资料，排比于《论语》原文章句之下，间下己意以为按语。主旨是以事例为证，疏解《论语》古义，考订是非，解释疑滞，发明孔子学说。引书约70种。陈寅恪《序》称：“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径，树一新楷模也。”

近人程树德撰《论语集释》，是集古今《论语》注疏大成的名作，引录典籍680种，取舍谨严，博而不滥，凡120万言，体例周备，疏解详明，便于披阅。

近人钱穆诠释《论语》的专著《论语新解》，以篇次为序，对原文注释、解析、串讲并白话试译，不乏新见，在港台及海外较流行。

近人杨伯峻撰《论语译注》，包括原文、注释、译文、余论四部分，并附《论语辞典》，是当代较好的白话译本，流传广泛，但仍有一些阙误。

1《论语》：儒家经典之一。中国春秋时期一部语录体散文集，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它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全书共20篇、492章，首创 “2语录体” 。南宋时，朱熹将它与《孟子》《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

2孙武（约公元前545年—公元前470年），字长卿，齐国乐安人，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尊称兵圣。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

《典籍里的中国》内容概括：是通过时空对话的创新形式，以“戏剧＋影视＋文化访谈”的表现方法，讲述典籍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的源起、流转及书中的闪亮故事。

让书写在典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展现典籍里蕴含的中国智慧、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

节目评价

作为一档文化类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独辟蹊径，聚焦《尚书》《论语》《道德经》《传习录》《天工开物》《红楼梦》《本草纲目》《孙子兵法》《史记》《诗经》《楚辞》等经典书籍。

聚焦中华优秀文化典籍，从中甄选最值得讲述的优秀传统文化作品，以“文化节目＋戏剧＋影视化”的方式，讲述典籍的成书、核心思想以及流转中的闪亮故事。

其中，穿越古今的戏剧化呈现方式，成为节目一大亮点。节目牵引着观众的思绪和情感，让人们能够在收获知识的同时产生共情。

1、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集。 2、成书于战国初期。 3、是语录体著作

论语简介

[编辑本段]

《论语》首创语录之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论语》一书比较忠实地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今本《论语》共二十篇。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礼”、“义”。

《论语》以记言为主,“论”是论纂的意思，“语”是话语，经典语句，箴言，“论语”即是论纂（先师孔子的）语言。《论语》成于众手,记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传弟子,也有孔门以外的人,但以孔门弟子为主

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论语》又善于通过神情语态的描写，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渊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答司马中“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以细目。又如，同是问“闻斯行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

《论语》是名列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首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是为今本《论语》。《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论语》共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论语》作为孔子及门人的言行集，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直到近代新文化运动之前，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初学必读之书。

五四运动以后，《论语》作为封建文化的象征被列为批判否定的对象，尔后虽有新儒学的研究与萌生，但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儒家文化在中国并未形成新的气候。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前进，不能不使人们重新选择新生的思想文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诞生与发展。

然而，严峻的事实是，一个新型的社会，特别是当它步入正常发展轨道的时候，不能不对自己的民族精神及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反思，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所不能忽视的重要环节。特别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更值得人们重新认识，重新探索。这使我想到人类的共性与个性，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民族文化的辩证否定本性。同时，也使我感到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的价值之所在。

事实上，当我们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真正确立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并用它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就会发现其中的精华，《论语》便是其中之一。不可否认，《论语》有自己的糟粕或消极之处，但它所反映出来的两千多年前的社会人生精论，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是中华民族文明程度的历史展示。即使今天处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文化发展的时代大潮中，《论语》中的许多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

关于《论语》的书，真是汗牛充栋，举不胜举。读者如果认为看了《论语译注》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可以再看下列几种书：

（1）《论语注疏》——即何晏集解、邢昺疏，在《十三经注疏》中，除武英殿本外，其他各本多沿袭阮元南昌刻本，因它有《校勘记》，可以参考，基本文文字出现于《校勘记》的，便在那文字句右侧用小圈作标识，便于查考。

（2）《论语集注》——宋朱熹（1130—1200年）从《礼记》中抽出《大学》和《中庸》，合《论语》、《孟子》为《四书》，自己用很大功力做《集注》。固然有很多封建道德迂腐之论，朱熹本人也是个客观唯心主义者。但一则自明朝以至清末，科举考试，题目都从《四书》中出，所做文章的义理，也不能违背朱熹的见解，这叫做“代圣人立言”，影响很大。二则朱熹对于《论语》，不但讲“义理”，也注意训诂。所以这书无妨参看。

（3）刘宝楠（1791—1855年）《论语正义》——清代的儒生大多不满意于唐、宋人的注疏，所以陈奂（1786—1863年）作《毛诗传疏》，焦循（1763—1820年）作《孟子正义》。刘宝楠便依焦循作《孟子正义》之法，作《论语正义》，因病而停笔，由他的儿子刘恭冕（1821—1880年）继续写定。所以这书实际是刘宝楠父子二人所共著。征引广博，折中大体恰当。只因学问日益进展，当日的好书，今天便函可以指出不少缺点，但参考价值仍然不少。

（4）程树德《论语集释》。此书在《例言》中已有论述，不再重复。

（5）杨树达（1885—1956年），《论语疏证》。这书把三国以前所有征引《论语》或者和《论语》的有关资料都依《论语》原文疏列，有时出己意，加案语。值得参考。

（6）杨伯峻《论语译注》。杨伯峻先生是一位语言学家，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杨伯峻先生的学术背景及其家学渊源，使他在注解《论语》、《孟子》和《春秋左传》等古籍时显得游刃有余。他的《论语译注》注重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规律及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的考证，论证周详、语言流畅，表述清晰准确，不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更是普通读者了解《论语》的一本入门参考书。当然，《论语译注》在今天来看也是瑕瑜互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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