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文人诗是《诗经》。

《诗经》是产生于中国奴隶社会末期的一部诗集。它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搜集了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古代诗歌305首，除此之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即有目无辞，称为笙诗六篇。没有内容的是南陔、白华、华黍、由康、崇伍和由仪。反映了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作者佚名，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最初只称为“诗”或“诗三百”，到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才称为《诗经》。《诗经》按《风》、《雅》、《颂》三类编辑。《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01 《昭明文选》

《昭明文选》收录自周代至六朝梁以前七八百年间130多位作者的诗文700余篇 ，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 ，在这部总集里 ，萧统把我国先秦两汉以来文史哲不分的现象作了梳理和区分。

《昭明文选》又称《文选》，是中国现存的最早一部诗文总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萧统死后谥“昭明”，所以他主编的这部文选称作《昭明文选》。一般认为，《昭明文选》编成于梁武帝普通七年（526） 至中大通三年（531） 之间。

《昭明文选》收录自周代至六朝梁以前七八百年间130多位作者的诗文700余篇 ，是一部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 ，在这部总集里 ，萧统把我国先秦两汉以来文史哲不分的现象作了梳理和区分，他认为经史诸子都以立意纪事为本 ，不属词章之作，只有符合“事出于沉思 ，义归乎翰藻”的标准的文章才能入选。也就是说 ，只有善用典故成辞、善用形容比喻、辞采精巧华丽的文章 ，才合乎标准 ，《昭明文选》正是以此来划分文学与非文学界限的第一部选集。

由于 《昭明文选》选材严谨 、注重词藻 ，所选的大多是典雅之作。在过去文人的眼中，一向被视为文学的教科书 ，是士子们必读的一部书，千余年来流传不衰。大诗人杜甫教育他的儿子宗武要 “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 。到了宋代，更有“文选 烂 、秀才半”的俗谚（陆游《老学庵笔记》）。

《昭明文选》的诞生是文学发展的必然。 自从有了《昭明文选》，这才使我国自先秦来文史不分现象有了明确的分界。《昭明文选》继往开来 ，对古今文体做了全面的阐述、辨析和整理 ，它是我国第一部按体区分规模宏大的文学总集 ，这在文学史上是个开创。隋、唐以来，学者文人对《文选》从各种角度作了研究，据不完全统计，今天还可以见到的专著即有90种左右，其他散见的有关考据、训诂、评论更难数计。研治《 文选》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以致从唐初开始就有了“文选学”这一名称。

宋代谚语云：文选烂，秀才半。《昭明文选》是中国第一部诗文总集。昭明太子以其卓越的鉴赏眼光和严谨科学的态度，从梁以前的诗、辞、文、赋等三十几种文体中，选取最优秀的作品集成此书。从此，它成为古代文人学习文学的必读教材。唐宋以来的文学家，无一例外地从《昭明文选》中吸取了艺术营养。

诗圣杜甫在儿子宗武过生日时，写下了一首诗《宗武生日》，诗中谆谆教导儿子要熟精《文选》理；宋朝时又流传着《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这部被古代知识分子倍加推崇、视为必修课本的典籍，就是《昭明文选》。《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它是由南北朝时期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编汇的。

萧统（501—531〕，字德施，祖籍南兰陵（今江苏武进县），公元501年生于襄阳。他是南朝梁武帝萧衍的长子，两岁时册封为太子。《南史》卷53中记载，太子生而聪明，三岁爱《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通讽诵。八岁时于寿安殿讲《孝经》，尽通大义。

萧统深通礼仪，性情纯孝仁厚。他十六岁时，母亲病重，他就从东宫搬到永福省他母亲的住处，朝夕侍疾，衣不解带。母亲去世后，他悲恸欲绝，饮食俱废。他父亲几次下旨劝逼，才勉强进食，但仍不肯吃水果、肉食。他本来身材健壮，等守丧出服后已变得羸不堪，官民们看了，无不感动落泪。萧统极富于同情心。他12岁时，去观看审判犯人，他仔细研究案卷之后，说：这人的过情有可原，我来判决可以吗？

刑官答应了，于是他就作了从轻的判决。事后，刑官向梁武帝萧衍汇报了情况，萧衍听了连连点头微笑，对儿子的宽厚表示嘉许。以至于以后大臣们想从宽处理某人时就故意拉上萧统，让他来判决。梁普通年间，由于战争爆发，京城粮价大涨。萧统就命令东宫的人员减衣缩食，每逢雨雪天寒，就派人把省下来的衣食拿去救济难民。他在主管军服事务时，每年都要多做三千件衣服，冬天分发给贫民。正因为萧统太子具有这些高尚的品质，才得了当世和后世人普遍爱戴和尊敬。

萧统酷爱读书，记忆力极强。他的东宫里藏书近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他读书时，数行并下，过目皆忆。因而他虽年龄不大，却博览群书，；学贯古今。他更喜欢引纳才学之士，赏爰4倦。所以他身边团结了一大批有学识的知识分子，经常在一起恒自讨论‘坟’、‘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学习之余，他就从事文章著述。他治学严谨刻苦，无论冬夏，笔耕不辍。

萧统有很高的文学才华和鉴赏能力，他的著作有《文集》20卷，典诰类的《正序》10卷，五言诗《英华集》20卷，编选历代诗文而成的总集《文选》30卷。

可惜这位英华绝代的太子，在公元531年3月游园时，乘船去采摘芙蓉花，不幸掉人湖中，摔伤了胯骨，又耽误了治疗，病情恶化而死去，终年31岁。他死后的谥号为昭明，故此世人称之为昭明太子，他所编选的文选就称做《昭明文选》。

《昭明文选》的产生有它肥沃的社会土壤。首先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的要求。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儒家传统观念受到强烈的冲击，再加上佛学的传入，道家思想又蓬勃兴起，社会思想空前解放，文人们冲破了汉儒那种原道、征圣、宗经的文学观的束缚，以极高的热情去抒写情性，反映社会，歌咏自然。从建安文学起，开创了文学空前繁荣的局面，但是，在家家有制、人人有集的情况下，这些作品难免良莠不齐，大量杂芜糟粕之作流传社会，给后人学习借鉴造成了不良影响。这就需要有识之士去对这些作品进行一番甄别筛选工作，以便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可以说《昭明文选》正是应这种社会要求而产生的。其次是《昭明文选》的编选工作也得到一定的文艺理论的指导。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气氛非常活跃，各种学说纷纷建立，从建安文学开始，文人们对文学的本质和功能进行了再认识。曹丕的《典论，论文》第一次把文学作品与学术论著分划开来，并把它们的价值等同并提，使文学作品摆脱了经学附庸的从属地位。曹丕还提出了文章本同而末异的学术思想，开始了对文体特征的深入研究。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涌现出刘勰、钟嵘、陆机等一大批卓有建树的文艺理论大师，他们对前人的创作进行了系统地归纳、评述，并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哲学思辩和理论阐释，总结了文学的各种规律，把古代文艺理论推向了 。这时的文论家们对文体的认识更加明确，他们从文与质的关系角度进行分析，把文章分成文与笔两大类。虽然他们各人的分法有所出入，但大体上都把诗、赋、骚、散文等叙事抒情类文章称为文，大致上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作品；把思想哲学著作、史实记载等称为笔，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学术论著和应用文章。

《昭明文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的出现，体现了人们已经高度地关注文学作品，是那个时期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高度发达的必然产物。它既是对以往的文学作品自觉的筛选，对文学精品进行自觉地保护和宣传的活动，同时选文工作本身也是一种文学批评。它通过对前人文学作品的选拣取舍，体现出了选家对作家创作成就的评价，也体现了选家自已的文学观点和思想倾向，是一个时期的文学创作风貌和欣赏风尚的总结；对保存古籍文化和向读者推荐前人的优秀作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文学创作发展到一定阶段，进行这样的评选和整理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

《昭明文选》原书共30卷，体系庞大，选文丰富。其中选取的作品，从所选作品的创作时代上说，上起先秦，下迄梁普通七年（公元526年）以前；所选作家，包括屈原、贾谊、司马迁、班固、杨雄、司马相如、左思、张衡、曹操、曹植、刘桢、王粲、陆机、谢灵运、江淹、潘岳、陶潜、以至任、沈约等共计129位著名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另外还有很多佚名作家的作品；从文章分体上说，选取了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找、奏记、书、移、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铭、谏、哀、碑、墓志、行状、吊文、祭文，共计38类文体。全书共收人文章480篇，诗歌700多首。从现代观点来看，这些诗文大致包括了诗歌、辞赋和杂文三大类作品。

从《昭明文选》所选作品来看，萧统已注意了文与质的区别和联系，他把经书、子书和文学作品区别开来，大胆地将非文学排除在选文之外；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了文学作品由质趋文的道理，对文章各体的变迁，也能条其源流，因而他的选文标准强调文质并重，即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都要达到完美。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他不可避免地受了南北朝时期讲求艺术形式美的风尚的影响，偏爱辞采文华，所以《昭明文选》入选的文章大多追求辞藻，选录标准也有些狭隘，很多好诗因文质朴而没有入选。

在《文选》序中，萧统表明了他的选录标准，总原则是要求人选的作品必须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对他的具体选文标准，我们可以概括为六点。（一八经书不选，（二八诸子不选，（三〕、繁博的记言文不选，（四八记事的传记不选，（五）、文集增多了，取舍必须从严，（六）、史书里可选的只有赞、论、叙、述。另外还有一个指导性原则是详近略远。

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是萧统对文学作品的总要求，包括文章结构、思想内容与语言形式关系两方面内容。他认为沉思精心结构）是事指写作活动和写成的文章）的必须的条件和必然结果；义文章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必须依赖翰藻如实准确、富于文采的生动语言）体现出来。

基于这种原则，《昭明文选》中，经子史赞论等除外）不选，主要是因为它们翰藻不足，另外也因为经书是神圣的著作，不敢筛选，子是诸子百家论述哲学思想的文章，并不以文为目的，而史又是以纪事为务，目的是褒贬事非，纪别异同，和文学作品不是一回事，而史书中的赞论序述是综辑辞采，错比文化的，所以能够入选。另一类当时盛行的内容空虚的艳体诗与咏物诗不选，则是因其沉思不足。萧统订立的详近略远的选文原则，在《文选》中也体现得非常突出。在《文选》中所有1100多篇作品中，晋以后的作品占了大多数，仅陆机的作品就有113篇，谢灵运的41篇，江淹的33篇。这不单单是反映了萧统认为文学不断发展提高的观点，也体现出了他对文、词藻和结构形式美的酷爰。

《昭明文选》的产生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巨大的意义。他对文类和笔类文章的区别和选录，从感性的角度配合了刘勰、钟嵘等人的文艺理论，帮助人们对文学本质有了更明确、更深刻的认识；他的选文文质相称，提倡文学思想性与形式美并重，对后世人的创作有指导意义，促进了文学创作；选取的作品也较为精当，有了完整的选本作为文学的具体标本，为后人学习文学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为后人研究这七八百年的文学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是，《昭明文选》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它的评选标准还不够科学，把经、子、史中的许多具有文艺性的作品排除在外，两汉、南北朝时期的很多优秀的乐府诗和优秀的文人作品也因质朴没有入选，而铺张扬厉的汉赋和南北朝时期讲求辞藻的闲适诗文则选得过多。而且分类过细，不免繁琐。再说，萧统对文章的认识，与现代人对文学作品的看法也有些距离，他所指的义的含义比较宽泛，与现在的意义有所不同，而形式的含义则比较狭窄，主要指辞藻、对偶和声律等等，所以我们阅读时应予以鉴别。

《昭明文选》一问世，就受到了古代文人的高度注视，到唐代就有了选学，人们纷纷把它当做课本来教育后人。唐朝李善说《文选》成书后，后世英髦，咸资准的可见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后世人的文学选本也无不受到它的启发。^从隋代曹宪开始，有许多人对《昭明文选》进行研究，为它做注，并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一一文选学。最著名的注本是唐代崇文馆学士李善的《文选注》，共60卷。

李善注本的特点是旁征博引，所引书籍达23类，1689种，注释全面，讲求无一字无来历。但也存在引典而不释义的现象，不免有些繁琐。唐开元年间，工部侍郎吕延祚召集吕延济、刘良、张统、吕向、李翰五人为《文选》重新作注，号称五臣注，与李善注本并行于世。但一些学者对五臣注颇有^词，认为它很荒陋。不过五臣注在疏通文意方面确有可取之处，可对善本进行补充。到南宋时，人们又把五臣注和善注合刻成一书，题名为六臣注，以便参证。

到了清代，安徽进士、学者朱琦著的《文选集释》24卷，博采众说，取舍严格，训诘详尽准确，而且富有创见，是研究《昭明文选》的一部好参考书。清代的关于《昭明文选》的论注著作，还有胡克家的《文选考异》、梁章钜的《文选旁证》、胡文琪的《文选笺证》、汪师韩的《文选理学权舆》等等。近代又有丁福保的《文选类诂》、骆鸿凯的《文选学》等，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现存的《昭明文选》，有南宋淳熙八年的尤袤刊本，明汲阁刊本，清嘉庆年间的胡克家重刻尤本并附有《考异》10卷。以后的刻本大多数以胡克家刻本为依据。现发行的有中华书局的影印本等。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距今约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诗经》是经典的经典，唐人在诗歌理论和创作上推崇《诗经》，独标风雅比兴，即刘氏所谓“唐代特异拟经之风”在诗歌中的彰显，这一现象已为学者熟知。就鉴赏而言，历代诗论中，有一非常特殊的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宋代以后的学者，在品鉴唐诗的时候，每每与《诗经》相比附，揭示两者的渊源关系。

而对其他时代的诗歌却非如此普遍。明代杨慎深谙三昧：“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匪惟作诗也，其解诗亦然。且举唐人闺情诗云：‘袅袅庭前柳，青青陌上桑。提笼忘采叶，昨夜梦渔阳。’即《卷耳》诗首章之意也……又云：‘妾梦不离江上水，人传郎在凤凰山。’即《卷耳》诗后章之意也”。

（《升庵诗话》卷八）与宋诗相比，杨慎不仅揭示了唐诗与《诗经》的神似之处，说明唐人以《诗经》为模范的实践的成功，而且，指出了唐人“以作诗来解《诗》”的诗性的或艺术的阐释形式。这是唐代《诗经》学“诗化”的又一典型案例。以唐诗来解说《诗经》，为我们研究唐代《诗经》学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路径。

扩展资料：

唐代《诗经》学诗化的过程，不仅融进了唐诗的血液，而且参与了对盛唐气象的陶铸：

其一，唐诗正统化。唐代《诗经》学由经学转进为诗歌，儒学蓬勃向上的功业观使得唐诗得到当时社会以及后人的普遍认同。

其二，诗人文儒化。唐代从经、文对立两分（孔颖达、李白），到文儒合一（杜甫、韩愈），经、史、文统一于儒学，儒学范围进一步扩大。初唐经学家与诗人往往不能兼得，但是中晚唐以后却逐渐改观。

其三，官僚诗人化。诗歌正统化，作诗不单是时尚，也是走向仕途必备的技能，诗人成为官僚的基本标识。

其四，诗学范畴化。唐代以标榜风雅、比兴、六义为核心的范畴运动，是《诗经》学诗化的重要途径，也是唐代诗学范畴化的必然。

其五，诗人群体化。诗赋取士，《诗经》“可以群”的功能在唐代复盛，激发诗人的兼济之志，促成了唐诗的开放性、功业性特征。

——诗经 （中国最早诗歌总集）

新华网——唐代《诗经》学和唐诗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