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报纸；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4-0099-04 >从中国第一位报学研究者戈公振先生开始至今，对新闻传播的研究已经历时八十载。通过文献梳理可以看出，在此期间，不同学者的研究大致是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的，一个角度侧重于从唐代报纸本身的考证入手，探讨古代报纸的起源、形态、名称等具体问题。其代表人物有方汉奇、姚福申、张国刚等，他们从二十世纪50年代起直至80年代，先后都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另一个角度重在研究唐代新闻传播的全貌。以李彬为主要代表的学者从二十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传播学理论的渗透下，把研究领域拓宽到唐代传播活动的各个层面，甚至开始了唐代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本文将以这两个研究角度为线索对各家观点进行综述。

一、中国古代报纸的起源及形态  >(一)关于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探讨 >1．古代报纸源于何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古代报纸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古代报纸究竟出现于何时，新闻史学家说法不一，有说、汉朝说、唐代说。戈公振先生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者，他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关于“邸报”起源的论断，不仅影响了国内的研究者，也影响了国外的学者。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由于珍贵史料的发现，及学者们对大量史料的整理、分析，促使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大步向前推进，与此同时人们对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探究大都聚焦在了唐代。1982年方汉奇先生的《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以坚实的功力、翔实的考证和完善的论述，提出唐代的‘进奏院状’应为中国同时也是世界最古老之报纸的论点”，表明“中国开始有邸报的时间，不会晚于唐代”。黄卓明先生在《中国古代报纸探源》中指出：“根据目前能够发现的史料，说明中国的原始形态报纸应始见于唐代。”姚福申先生在《有关邸报几个问题的探索》中也明确的指出“邸报”产生于晚唐。 >唐代近300年间，古代报纸具体出现在哪一时段不同学者对此问题也存在着分歧。唐人孙樵《经纬集》卷三的《读开元杂报》对研究唐代报纸的历史具有重要作用，是“对原始形态的报纸叙述得最详细和最具体的”，据此认为中国原始形态的报纸始于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杨立新《中国古代报纸起始于何时(淳化阁帖)中的“状”和“状报”考》称“我国有史可考的古代报纸出现的时间上限，可追溯到年间，即公元627-649年，比《开元杂报》约提前了100年。”圈方汉奇先生把唐归义军“进奏院状”考证为最早的古代报纸，他说“在举世闻名的‘开元杂报’已经杳不可寻的今天，它已经成为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份报纸”，时间就是唐僖宗年间，即公元873-888年。 >在唐代说成为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热点时，2004年，陈力丹先生在《当代传播》发表《发现“府报”中国古代报纸的历史前推800年》，文章以张涛对我国西北居延、敦煌一带出土的大量汉代竹简多年考证、研究为依据，把中国古代报纸的起源再次提前到西汉。其实张涛于1998年撰写的《西汉末年已经有了报纸》一文就曾引起学术界的兴趣，2001年他在《论西汉“木简报”》再次阐明自己的观点：“我国古代成制度的官方新闻传播，起始时期不应再是较晚的唐代，而应定位在较早的西汉，即提前约1300年”。 >以上研究者在佐证报纸起源时，主要采用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他们力图寻找“第一份”报纸，用报纸实物的“铁证”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或是从已发现的文字史料的名称、文书的性质方面着手，加上从古代文献中考证“报”、“报状”、“杂报”、“条报”，以至于“邸报”等词出现的时间两个方面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与上述研究方法不同，李彬提出：“我们与其费尽心力去指认最早的一份邸报，不如先辨别出邸报起源处那一片嘈嘈切切错杂弹的‘低沉的嗡嗡声’，辨别出与之连带的历史条件和文明背景。”他把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问题放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更多的从孕育新闻传播的社会土壤来考察。于是便得出这样的结论：“虽说正式的邸报源于唐代说目前恐怕还难于成立，但我国古代新闻事业的创生却可以‘歼元杂报’为标志。无论从历史科学还是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它都昭示着一种从无序到有序的飞跃，彰显着一种从混沌到清朗的转折。” >2．唐代“进奏院状”的性质探讨。在古代报纸起源的研究中，“进奏院状”的性质是学术界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简单说来，这一争论就是：“进奏院状”是报纸还是官文书。 >1982年方汉奇先生在《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中说：“我的看法是，唐代已经有邸报，新发现的这份‘进奏院状’就是当时的邸报。”并在《中国报纸始于唐代考》中得出“唐代的进奏院状已经具有一定的报纸的作用，它是一种原始状态的报纸”的结论。这一具有冲击力的结论引起了学术界的讨论。对“进奏院状”为“邸报”之始这一观点，张国刚先生以《“邸报”并非古代报纸》一文拉开了质疑的序幕。他认为“进奏院状”不是“报纸”，而是“文书”。1986年6月，在《两份敦煌“进奏院状”文书的研究》一文中，他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唐代进奏院状报，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从实物还是记载，都只能是一个十足的官府公文，与报纸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江向东也持有近似的观点，他认为唐归义军“进奏院状”只是进奏官向藩镇长官发送的一份报告，“根本找不出其他证据说明这种报告已经发展成一种超出官文书范畴的文献类型”。 >1988年吴廷俊发表《从归义军进奏院状的原件看唐代进奏院状的性质》，对“进奏院状”的性质又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唐归义军“进奏院状”只具有情报性质，因为它“只对个人抄送，以藩镇个人为唯一读者，并且带有相当的机密性”。李彬则认为：“将状报视为报纸和将状报视为公文，都有失偏颇。深究起来，双方其实在强调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侧面。一方面，状报脱胎于官文书一脉，因遗传关系而明显地带有公文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传递信息、报道‘新闻’的关系，状报又具备‘新闻纸’的若干内在性质，显示出某种报业萌芽的苗头。”他认为唐代进奏院状报在新闻传播史上的准确定位应该是新闻信。针对李彬的观点，颐提出“无论是进奏院状或邸吏状之类，都不能与十五世纪前后地中海沿岸那种通过向专人订购的方式交流商业、航海等信息的新闻信相比，前者属 内部文报系统活动，后者是

  面向社会的信息交流。”对唐进奏院状的性质，他不同意李彬的观点，他认为“从内容(通报与职守相关的情况)和活动形式(主要报送上级)看，它距官文书很近而去新闻信甚远。” 

对于“进奏院状”是报纸还是官文书的争论，方汉奇先生做了进一步阐释：“以‘敦煌邸报’为代表的唐代进奏院状，是一种和后来的邸报相类似的新闻传播工具。它以传报朝廷方面的信息为主要内容．由地方一级军政单位在首都的派驻机构向下传发，因而带有一定的官方性质，但并不是中央 统一审定发布的正式官报。它保留了不少官文书的痕迹，但并不等于官文书。它具有某种报纸的性质，如广泛采集新闻，先于官文书传布消息等等，但在定期、公开发行等方面，还不完全具备正规报纸的要素，因而，只能属于一种由官文书向正式官报转化过程中的原始状态的报纸。” >不论学者持有何种观点，考证“进奏院状”的性质势必要研究唐代藩镇制度的发展、进奏院作用和职能以及进奏院状报的内容和特点。 >(二)关于唐代报纸名称的探讨 >对于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问题之所以众说纷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古代报纸名称众多。唐代报纸的名称也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点。通过古籍考证，在唐代并没有出现“邸报”这一词语，历来被我们称为“邸报”的封建官报并没有一个正式的报名，文献中对它的称呼有：“进奏院状报”、“进奏院状”、“上都留后状”、“留邸状报”、“邸吏报状”、“邸吏状”、“报状”、“报”、“杂报”、“朝报”。方汉奇先生认为：“所有这些，称呼虽然不同，但指的是同一事物，即都是由进奏官转发至地方的原始状态报纸。其性质接近于后来的邸报。”有学者则指出众多古代报纸名称的所指是有区别的。黄卓明先生认为“报状”由朝廷直接发布，是“原始形态报纸的概称”，“应具有唐王朝中央 公报性质”。他还说明“‘报状’经由藩镇自行抄传就形成了唐代‘进奏院状报’”姚福申先生专门解释了“朝报”，他认为“朝报”是唐宋时代朝廷逐日发布的一种新闻简报，“唐代首创朝报”，“可能是‘飞奏’的继续”。 >(三)关于唐代报纸是否印刷问题的探讨 >学术界也曾经对唐朝出现的原始形态报纸是否印刷的问题进行争议，特别是针对“开元杂报”。此争议源于清末明初的版本学家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一书中“近有汀陵杨氏藏开元杂报七页，云是唐人雕本”。戈公振先生首先接受了这一观点，在《中国报学史》中说“开元杂报”是现存的堪称“奇珍”的两本“唐刻”之一。之后，曾虚白先生在《中国新闻史》中断言：“开元杂报”就是雕版印刷的报纸。向达先生最先提出质疑：“‘开元杂报’虽有边线界栏，而墨印漫漶，不甚可辨，乌能必其即为刊印即为唐本”二十世纪5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以《梦溪笔谈》中“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和对《中国雕版源流考》中那段话的考证，对“开元杂报”是印刷品的说法予以否定。黄卓明先生说：“不仅唐代如此，而且自唐以后长期停留于手写传抄状态，这又是中国古代报纸的一个特点。”姚福申先生在《有关邸报几个问题的探索》中从“开元杂报”名称的由来、唐代书籍装帧以及雕版印刷成本三个方面非常详尽地论证了唐代不存在印刷的报纸。 >二、唐代新闻传播的全面探讨 >(一)丰富精彩的唐代传播活动 >“邸报”作为新闻史从无序进入有序的标志，在众多同样具有新闻传播属性的信息传播方式中尤为抢眼，使得研究者们较少地涉及唐代其它传播形式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位学者陆续展开了探讨。其中，姚福申先生发表了《唐代新闻传播活动考》和《唐代新闻传播形式》两篇颇具开创性的文章。文章以介绍露布、诏令、条报、朝报、进奏官报、进奏院状、观察史牒等为主，较全面地梳理了唐代的新闻传播活动，从整体上展示了其面貌与特征。李彬在《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中，把研究唐代新闻传播方式的视野拓宽到官方系统中的常规及非常规的新闻传播方式上。他指出唐代不仅有报状、露布、檄书、烽燧、榜文、注记、起居录等主要官方新闻传播方式，还有花样翻新的竹筒传书、木鹅传表和信鸽传信等非常规方式。他把整个唐代的传播活动划分为三个系统，即官方传播、士人传播和民间传播；分别把三个系统中的主要代表进奏院状报、笔记小说和讲唱活动视为原始媒介，进而研究新闻传播活动的社会环境和各种影响因素。“官方的邸吏状、文人的笔记小说和民间的讲唱形式互相融汇，便凸显为早期新闻史的生命脉动。”李彬先生把它们联系起来一同观照唐代社会丰富精彩的传播图景，使新闻传播研究进入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史学领域。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1996年李异平和陶第迁发表了《论唐代的对外传播》一文，首次论及唐代的跨文化传播。2004年刘凤梅提出：可以把“民间艺人以口头进行人际传播的方式说书，视为一种娱乐传播。” >(二)从新闻传播的角度研究进奏院和进奏官 >进奏院状报和进奏院、进奏官间有密切的关系。只有准确地勾勒出进奏院状报的生产机构和生产者的面目，才能更好地辨析进奏院状报的性质。 >唐史专家瞿蜕园先生曾对进奏院的职能做出精练的概括：“唐代藩镇均于京师置进奏院，以进奏官任呈递公文、探报消息之责，有似明、清督抚所派驻京之提塘官，但进奏院初名留后院，以大将主之，得以入见皇帝陈述事件，非提塘官之为低级武弁可比。”方汉奇先生进一步阐明：“(进奏院)既为所代表的地方长官呈递章奏，下达文书，办理需要和 中枢各部门请示汇报联系交涉的各项事宜，也为地方了解、汇集和通报各项政治消息。”甚至有学者还把进奏院视为“诸如三省、枢密院、四方馆之类的新的秘书机构”。他们认为进奏官通过“在京师以公开或隐蔽的手段收集本地方和朝廷及其他地方的有关情报，”来加强本地方与中央的联系。 >西谚有云：“记者一半是记者，一半是侦探。”与之相较，进奏官不无相似。类比，李彬给进奏官以记者的判断。 >(三)传播网络中的传驿系统 >纵观史学界、传播学界对中国古代驿站与邮驿系统的研究，可发现唐代邸报的传播与当时完备、发达的邮驿事业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我们在传播生态环境中研究唐代的传播活动就不能不去考察唐代的邮驿系统。 >“邮是传递信件的机构，每隔一定距离设置一邮亭，由专人骑马送信。驿是驿站，备有驿马，专供传递员交通工具和住宿，也同样接待过路官员。”早在“战国时即已出现邮驿，汉代各地专设有邮亭供传递文书，唐朝在前朝基础上增设水驿。”“据《唐六典尚书兵部》载，唐开元年间有陆驿1297所，水驿260所，水陆相兼者86所。陆驿大约30里一设，边陲地区驿所间隔则长一些。”可见，至唐已形成了以长安为中心四通八达的传播网络。此外，为提高信息传递的效率，唐代还出现了“快速报告的表章，由‘飞驿’传送，叫做‘飞表奏事’”。 >唐代的邮驿系统为中央控制，是正式的官方信息流通的主动脉。在《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中提到唐代邮驿兼管接待过路官员(包括进奏官)、接送怀柔少数民族、平息内乱、追捕罪犯、灾区慰抚和押送犯人等各种事务，有时还管理贡品和其他小件物品的运输。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传播渠道对社会的开放程度，促成了各类信息在藩镇与进奏官间的传递，甚至信息在全社会范围的流通。 >至此，对于唐代新闻传播的研究脉络已经比较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其中有学者在为最早的中国古代报纸寻找强有力的实物证据，有学者在力争弄清史事的来龙去脉，有学者展开了质疑的论战，也有学者在“纷纭驳杂的历史表象上驰骋其智慧的灵思。”我们何不也把视野放宽些，把唐朝邸报的研究置于传播生态系统中，全面考察传播的五个要素，即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以及传播效果。

一、社会发展概况

公元581年，北周的外戚、大丞相杨坚篡周夺取政权，建立隋王朝，结束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在黄河流域，自十六国以来，各族与汉族进行剧烈的痛苦的融合运动，至隋朝得以完成，在长江流域，自东晋以来，为抵御北方各族的南侵而建立起来的汉族政权，到隋朝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隋文帝（杨坚）在这种形势下，顺利地建立起统一南北的隋朝。

隋文帝统一两大流域，凭借两大经济基地，建立起繁荣程度超过两汉的隋朝。民众得以安居从事生产，户口与财产都有巨大增进。隋朝虽然是个短命的王朝，但在中国历史上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它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近300年的军阀混战、南北分裂的状态，创建了继秦汉以后的第三次大统一局面。对后世影响很大的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在这一时期基本定型，隋王朝制定《开皇律》，继续推行均田制等发展措施，使社会经济和文化出现短暂的繁荣，隋王朝和琉球等周围各族的联系加强，并和日本、朝鲜等国家开展友好往来，然而，隋后期政治昏朽，隋炀帝杨广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暴君，他搜刮民财、大兴土木、游山玩水、并多次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使社会矛盾尖锐化。618年，隋王朝在农民纷起抗隋的反对浪潮中垮台。

公元617年，乘隋末大乱之机，李渊起兵入长安，618年自称皇帝，创建唐王朝。628年由其子李世民削平群雄完成统一大业。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以隋亡为鉴，重用贤能、虚心纳谏、轻徭薄赋，并进一步推行均田制、府兵制和科举制等，使唐朝社会走向安定，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兴旺局面。

唐太宗以后，唐朝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进一步发展，诗歌、绘画以及医学、天文学等方面都有伟大的创造和卓越的成就。中外文化交流得到空前发展。到唐玄宗开元时，国内一片繁荣发达景象，被誉为“开元盛世”。

唐后期，由于统治者的昏庸腐败，各种矛盾不断激化，终于在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这场历时8年之久的叛乱给社会造成极大破坏。此后，唐朝内则宦官专政、朋党争斗，外则藩镇割剧，国无宁日。唐是繁荣强大的朝代，自兴盛至衰亡，经历290年。在这个长时期里，就统治阶层内部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变化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唐前期自公元618年（唐高祖武德元年）至公元741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凡124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统治集团内部腐朽倾向和进步倾向的矛盾，由于进步倾向起着主导作用，因而保持长期的强盛状态。唐中期自公元742年（唐玄宗天宝六年）至公元820年（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凡79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集权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由于斗争的结果，中央集权势力取得相对的胜利，因而基本上还能够保持国家的统一。唐后期自公元821年（唐穆宗长庆元年）至公元907年（唐昭宗天佑四年）凡87年，其间主要矛盾是中央经济集团内部宦官势力和士族势力的矛盾，由于宦官势力占优势，中央集权势力愈趋于衰弱，又由于黄巢所率农民起义军被击败，地方割据势力成为唯一的力量，唐朝就此灭亡。

公元907年，割据者朱全忠灭唐建立后梁，五代十国开始。南方出现前蜀（王建）、吴（杨行密）、吴越（钱镠）、楚（马殷）、闽（王审知）、南汉（刘岩）六国。北方先后建立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5个小朝廷。建立朝廷的人，都是武夫，非常好战好杀。黄河流域在这群武夫统治下，遭受极其严重的破坏。蜀、吴两国特别是吴国，阻止北方战乱波及长江流域，起着屏障作用。南方诸国得以保境息民。北方遭受将半个多世纪的破坏，南方在同时期内，基本上得免战祸。从此，经济文化的重心从河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后周世宗（柴荣）开始进行统一战争，不幸病死。公元960年周为宋代所取代，从而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

二、医学教育的发展]

在祖国医学的流传和发展过程中，教育的主要方式为口授及带徒实践。那时，收他人做弟子的医生认为，从事医生职业是救人救世的神圣事业，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选择弟子时，都比较严格。《灵枢·官能》载：“得其人乃传，菲其人勿言”，希望被选的弟子德才均优，以继承神圣的事业。如东汉初针灸学家涪翁，精通脉诊，针灸技术尤其高明，往往手到病除，且不分贵贱，悉心救治，不图报酬，受到群众的爱戴。涪翁的弟子程高，程高的弟子郭玉也擅长针灸，并精于脉诊。东汉和帝让郭玉试诊，郭玉切脉，众皆叹服。

这种选择他人作弟子的形式可择优为徒，大大胜过单纯家传，对祖国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这种带徒的形式在古代医学教学中处于主导地位，但这种形式由于老师本身条件，使学生的知识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伤寒论·原序》载：“各承家传，始终守旧”。使医学知识和经验的交流与发展受到了阻碍。

南北朝刘宋王朝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文帝刘义隆采纳名医秦承祖所秦“置医学，以广教授”的建议，是我国官方创办医学教育机构之始。《魏书·官氏志》载：“公元484年（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北魏官制中已明确设有“太医博士”，官八品下，“太医助教”官九品，“按摩博士”官从九品，教授医学知识。专职教官的地位比南朝的明确。公元581年（隋开皇元年）以后，国家的医政管理及医学教育都有进步。政府设立了开端于南北朝的“太医署”隶属太常寺管辖。此时的太医署为国家最高的医疗行政管理兼医学教育机构。隋太医署中有固定的人员编制，设置太医令2人，太医丞2人，医师200人，药园师2人，医学博士2人，助教2人，按摩师2人，祝禁博士2人，共计有215人。隋著名医家巢元曾在太医署任太医博士。

唐朝沿用隋制，医学教育除继承传统的家传师授的带徒方式外，于公元624年（唐高祖式武德七年）正式设立的“太医署”，隶属太常寺。署中中行政、教学、医疗、药学四科人员组成，规模较大，且设备充实，教育制度比隋朝健全。并明确规定组织编制、医学分科、课程设置、学生成绩考核等制度。这种由国家创办，太常寺领导、太医署管理的教育机构，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教育机构，比欧洲意大利于公元872年创立的隆勒诺医学校开创的时间早200多年，而且在组织机构、教学内容、方法等方面都较完备，在世界上有着较大的影响。

太医署中有行政管理人员16名。其中太医令2名，为署内最高官员：太医丞2名，作为太医令的助手；以下有医监4名，医正8名。太医署除行政管理外，设医科与药科。医科为四部：医师、针师、按摩师与咒禁师。每一部门都由博士1人，正八品上，助教1人，从九品上，负责授课。

医师部门范围最广，分科系统而精细，有利于专科向纵深发展，。各科共同必修课程有：《黄帝内经·素问》、《本草》、《甲乙经》、《脉经》等。然后，分别学习有关临床5个专业的课程。学习年限也有明文规定，体疗（内科）学期7年，疮肿（外科）学期5年，少小（儿科）学期5年，耳目口齿科（五官口腔科）学期4年，灸法（火艾烧灸治病）学期3年。太医署除注重理论学习外，还重视临床实践。要求学习《本草》时，必须认识药形，深明药理，熟悉产地等；学习《明堂》是，必须检图即能指出孔穴；学习《经脉》时，学生之间互相诊候，了解四时及浮沉滑涩的脉候；学习《黄帝内经》时，必须做到深刻理解，融汇贯通。

针师部门，由针博士1人，从八品上，助教1人，针师10人，从九品下，教授《明堂》、《脉诀》、《流注图》等。先学习经脉、孔穴、九针。再学习辩证方法及用针手法等。

按摩部门，由按摩博士1人，按摩工9人辅助掌管按摩师部门，教授“消息导引之法”。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技术，运用传统的导引、按摩、正骨等疗法以治疗风（伤风）、寒（感寒）、暑（中暑）、湿（胀泻）、饥（胃病）、绝（昏晕）、劳（劳力过度、逸（缺乏运动或积食不化）等。此法运用活血通络的方法，使体内雍滞的经脉，随导引而畅，使疾病消失。

按摩师部门还兼管正骨科教学，要作损伤折跌等伤科的处理。如对一般骨折，主张复位后用衬垫固定，并注意关节活动；对肩关节脱臼，采用“椅背复位法”等正骨技法。

咒禁部门有咒禁博士1人，从九品下，掌教祈祷咒禁的方法以驱除邪魅，这是从印度传来的原始方法，带有迷信色彩，渗入医学领域中，使医学教育中出现了唯心教育的误导。

药学部门于京师设置药园，专门培养药学人才。招收庶人16至20岁的为药园生，学习药物的栽培、采集、炮制、制剂、使用等方面的知识，毕业后升药师，即为医师助手。设药园置府2人，吏4人，掌固4人，负责药物保管及管理杂务；另主药8人，药童24人配制药物；药园师2人，药园生8人栽培药材。

太医署对学生要求严格，除入学经考试外，还定期（月、季、年）进行考试。医博士主月试、太医令丞主季试、太常丞主年终试。各科学习除测试医学知识外，还结合临症实际评核成绩。公元624年（唐高祖武德七年）始规定登用如国子监，按成绩高低及治愈率多少分别选用，定为医师、医正、医工等。公元760年（唐肃宗乾元三年）右金吾长史王淑奏：“医术请同明法人，自今以后，各试医经方策十道；本草二道、脉经方义二道，通七以上留，以下放”。根据通七以上留的原则，安置时也有区别，通常上选的充御工，其次可派各州任医学博士等。如考试成绩欠佳准许补考。唐朝限定医学必须在9年内学成，不及格者，令其退学，不准行医。

公元629年（唐太宗贞观三年）开始，唐政府在各州相继设立医学教育机构。公元714年（唐玄宗开元二年），各州添设助教。公元724年（唐玄宗开元十二年）各莞栌幸窖Р┦浚萄猓乒苤莞搅剖挛瘛QJ揭窖Ы逃又醒肜┱沟降胤剑菡笮。璨┦俊⒅碳罢惺詹煌耸难涫倍越淌Φ难≡穹浅Q细瘛N夜糯⒁窖Ы逃⒍擞谀媳背了宄蹙吖婺＃教瞥比照橥晟疲艘桓雎さ姆⒄构獭＠醭臧竦奈闹危偈挂窖Ы逃乱档慕徊椒⒄梗丛炝擞欣跫br>

公元514年，南朝·梁武帝应朝鲜（百济）国的请求，派医师赴朝鲜诊疗与讲学，由此祖国医学发展到国外。公元608年（隋炀帝大业四年），日本推古天皇派遣惠日、福音等来我国留学，学习中国医学。公元623年（唐高祖武德六年）学成回国，并将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孙思邈所著《千金方》带回日本。公元701年，日本正式采用我国医事及医学教育制度，制定有医药职令《大宝律令·医疾令》，明确规定学医者必读《素问》、《黄帝内经》、《明堂脉决》、《针灸甲乙经》、《新修本草》等书籍。公元693年，朝鲜置博士，开设“中国医学”。其学制仿效唐朝，并以《素问》、《难经》、《针灸甲乙经》、《神农本草经》等典籍为教材。公元733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日本荣睿、普照等来华留学，10年后即742年（唐玄宗天宝元年），荣、普两位日本学问僧专程赴扬州邀请高僧鉴真赴日，于是鉴真率领弟子数十人在公元754年到达日本，受到日本朝野及佛教界的盛大欢迎。此后，他在日本传授中国医药学，对日本医学发展贡献很大，日本人民尊称他为“过海大师”。

由于我国历代医家的卓越成就，使医学成熟较早，医学教育也具有特色，对世界医学教育影响很大。

三、古代医院类别和称谓

隋唐时期医院的设立更为广泛，除京都外，地方也建立了病坊。但二者的性质、内容截然不同，京都的病坊是宫廷医院，而地方则是专收贫孤残人，兼收乞丐。

《隋书》载：“暑月疫时，病人或至数百，厅廊悉满”，直到病愈才召其亲属接走，类似一种临时性的时疫医院。公元588年（隋文帝开皇八年），辛公义任岷州刺史时，收容病人于厅事。公元734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由于佛教盛行，一般病坊多设在寺庙之中称悲田坊，兼收无依靠的乞丐，由僧尼主管。《高僧传》载：“唐释道宣，收养疠疾，男妇别坊，四时供承，务令周给”。另一唐僧，丹阳沙门释智岩，先在白马寺，后往石头城（甘肃武威东），住入疠人坊，为病人说佛法，还为病人洗涤脓血、喂饭、送药、无所不为。公元654年（唐高宗永徽五年），卒于该“疠人坊”，该“疠人坊”为世界上较早建立的隔离病院之一。

公元712年（唐玄宗开元元年），玄宗李隆基接睿宗皇帝位后，进行较全面的政治改革，其中一项内容为“淘汰僧尼，压抑佛教”，勒令二万多僧尼还俗，禁止新建佛寺，限制寺院经济的发展，没收寺观法外占田。因此，僧尼还俗参加农桑生产，“悲田坊”即出现无人经管的局面。公元845年（唐武宗会昌五年），宰相李德裕奏云：“今缘诸道僧尼已还俗，‘悲田坊’无人主领，恐贫病无告，必致困穷，臣等商量，将出自佛教语‘悲田坊’改名为‘养病坊’。祈两京量给寺田十顷，大州镇给田七顷，其他诸州委观察使量贫病多少给田五顷，以充粥食。如州镇有羡余官钱，量予置本取利，最为稔便”。自此，京中与各诸州一律拨给寺田5至10顷作经费，该恒产以其田租由各本管之地，选派乡绅耆老一人主持。由于政府的重视，已设立的病坊、养病坊全部取消原名“悲田坊”，将收治麻风病人的“福田院（佛教语）改称为“疠人坊”。唐末，有专为病僧而设的“延寿察”，是一种安养、疗病机构。公元931年（五代时后唐明宗长兴二年），“敕诸道州府各置囚院，并委派随处长吏经心管理，遇有病囚，及时差人疹候疗理。

在封建社会，帝王首先重视宫廷医药组织，并有专人负责，至隋唐逐渐完备。如属太常寺的“宫中患坊”即为宫廷医院。《唐书·百官志》载：“官方患病，有药库监门”，并且“医师、医监、医正别一人莅坊”，这可算为最早的官员疗养院。

根据敦煌遗书可见，其医卷、医画以及有关资料反映出隋唐时期敦煌的医事活动。沙洲和中原一样，也设有养济院，收留病人，这即是沙洲医院。我们依据《唐玄宗·天宝年代，敦煌群会计牒》所载“病坊”会计单名目及其数字，推知该“病坊”大约设置5至10张床位，医院总资产130贯又72文，另杂药950斤20枚，用于病坊正常运转；其住院部所使用的杂什物品94件，既有食堂炊具，也有病人日用必备品，还有临床制药工具等。这所病坊似乎为州立医院。

以上资料表明，在些期间，医院基本是以病坊形式存在和命名的。

四、急救医学的发展

我国古代在急救方面有许多丰富的经验，尤其是通过手法或借助器物进行抢救，多获良效。

（一）人工呼吸法

在公元3世纪，东汉名医张仲景急救自缢者时，创造性的应用了人工呼吸方法。

这些人工呼吸抢救法到东晋时期已有进一步的改进。东晋医家葛洪的《肘后救卒方》载：“塞两鼻孔，以芦管内其口中至咽，令人嘘之，有倾其腹中袭袭转，或是通气也……”。南北朝时，梁朝姚僧垣的《集验方》中加进改进方法，强调“仰卧，以物塞两耳，……以两竹筒内死人鼻中，使两人痛吹之，塞口傍无令气得出。半日，所死之人即噫噫，勿复吹也”。这种应用器具吹气的方法，可防止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交叉感染。古代急救学如此符合科学，实属难能可贵。

唐代医家孙思邈对前辈医爱所使用急救工人呼吸法的继承和发展，则倡导沿用“以筒内口中，使两人痛吹之，塞口旁无令气得出，半日，死人即苏，可勿吹也”。这种急救法可以说是口对口的人工呼吸急救法的开始，以后普及民间，向口内痛吹气时，将气全部吹入。此法广泛应用至今。

孙思邈除用人工呼吸法外，还运用灸法，灸病人胸内，四肢大节陷、大指等各七壮。孙氏还用鼻孔灌药法，“捣韭汁灌鼻孔中，末伏龙肝吹鼻中，末皂夹吹鼻中，嚏则气通，起死人”。

（二）溺死的急救法

古代医籍中有不少记载。葛洪所著《肘后救卒方》为最早提出。南北朝陈延之所撰《小品方》中亦有论述。尤以唐代医家王焘的《外台秘要》中所载：“肘后疗溺死一宿者尚可活方，取瓮倾之，以死人伏瓮上，令口临瓮口，燃以芦火二七把，烧瓮中当死人心下，令烟出，小入死者鼻口中，鼻口中水出则活，芦尽更益为之，取活而止。常以手候死人身及瓮，勿甚热。冬天当令火气能使死人心下得暖”。“若卒无瓮，可就岸穿地，令如瓮烧之令暖，乃以死人著上”，也可“用车彀为之，当勿隐其腹，乃令得低头，使水出。并熬灰数斛以偻身，湿即易”。陈延之的《小品方》载：“疗溺死若身尚暖者，掘地作坑，中熬灰数斛，内坑中，下死人复灰，湿彻即易之，勿令灰热烙煿人，冷即易之，半日即活。

（三）尸厥、脱气的急救

古籍出现卒死、昏沉、昏绝等名称，是描述现代称之为休克的病名。《内经》中载：“针过其日数则脱气”及“五络俱竭，令人身脉皆动，而形无知也，其状若尸，或曰尺厥。”脱气是一种轻型的休克，尸厥则是休克严重的病例。其急救的方法有针灸、按摩、热熨、吹耳、热汤药等。如《史记·仓公传》载扁鹊在诊断虢国太子病时说：“若太子病，所谓尸厥者也”，……“脉乱故形静如死状，太子未死也”。扁鹊抢救虢国太子时，乃使其弟子子阳“厉针砥石，取三阳、五会”。顷刻太子复苏，又使弟子豹，“为五分之熨，熨两肋下，再熬以汤剂调理，二十余天而愈”。

晋代葛洪等在抢救卒死时，还强调了保暖的重要性，用铜器、瓦器盛热水或茅草火灰，隔衣熨贴腹上，器皿冷却后则更换热汤，维持温度。

唐代医家孙思邈对卒死者采用热瓦熨心；灌服汤药不易时，可用“口噤不开，去齿下汤，汤入口不下去者分其发左右踏病人引之，药下复增而取尽一升，须臾立苏”。孙氏同时也用灸法治疗，“卒忤死，灸十爪下各三壮、灸人中三壮，又肩中百壮，间使七壮、巨阙百壮”。孙氏利用综合疗法急救卒中，有一定疗效。

敦煌医卷载：“治人卒死，其脉如常，取皂荚末吹耳鼻中即瘥……无脉者真死”。可见隋唐医家已能认识休克，并能区别临床死亡与生物死亡，并提出卒死病人急救的方法。

（四）咽喉异物的急救法

葛洪的《肘后救卒方》中载：“今吞针哽在喉中，若含磁石口中，或吸针出耳”。再用，误吞金属钗等物，哽于咽喉而不出，急救法是：“取韭菜暴令萎，煮使熟勿切食大束”，钗即随韭菜之纤维和粪便而出。至今小儿误吞钉或曲形针之类，亦用此法排出。《外台秘要》中载：公元四五世纪，僧人用琥珀珠巧取误吞的鱼钩，具体方法是以琥珀珠“贯着钩绳，推令前入，至钩处又复推，以牵引其出矣”。孙思邈则用鹿筋条揉作球状物以线网之，另一头留在口外，令病人将鹿筋团吞下，使铁杆异物入团内以提出。在古代，对咽喉，甚至食道异物剔除的方法和使用的器械是多种多样的，技术高明而科学。

（五）鼻卒衄方

用压迫止血法，“若洒渍棉塞鼻孔”。应用烧烙止血法，在秦汉时已相当普遍。《外台秘要》中载：“便烧铁篦烙之”。孙思邈在论述牙齿涌血不止的治疗时，强调烧钉赤，炷血孔中而止“。古人用金银打成烙铁，每用艾火燃烧通红，乘热烫患处，再燃再烫，用于止血，效果可靠。

（六）尿闭的急救法

葛洪的《肘后方》中载：“取生土瓜根捣取汁，以少许水解之，筒中吮下部，取通”。孙思邈则进一步改进，《千金要方》强调：“凡尿不在胞中，如胞屈僻，津液不通。以葱叶除尖头，内阴茎孔中深三寸，微用口吹之，胞胀，津液大通，便愈”。用葱叶导尿，是一种安全可靠的急救方法。

葛洪撰写的《肘后救卒方》，后改名为《肘后备急方》共八卷。被历代认为是一本古代急症手册。书中载有不少急救内容，明确指出救急措施必须与病因治疗相结合，急则治其标，症状缓解后，辩证施治，消其根源。他非常注重临床实践，重视急症的症状与鉴别诊断，在该书卷一中，以“脉扰动”、“股间暖”来区别“尸厥”和死亡。他在治疗学上也有很多的创新，是前人所未曾应用的。葛洪在治疗急症时倡导具有便（疗法简便）、廉（药物价廉）、验（选方切合实用、效果可靠）特点的方法。

孙思邈勤奋钻研，四处寻求采访流传于民间的医疗经验，“以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因此，他的医疗思想、临床实践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均为历代所称道，他在急救医学方面所做的突出的贡献。邻人注目。

五、专科医学发展与护理实践

（一）专科医学发展

唐朝的临床医学分科十分明确，在官办的太医署里，分医科和药科两大类。医科又分医师、针、按摩与咒禁四大部分。而医师又细分为五大科，分别是体疗、少小、疮疡、耳目口齿、角法。由此可见中医原本无“内科”之称。传统概念中，除特殊标明而独立的专科，如妇、儿、口齿耳目、正骨之外，其它的病症几乎都属于体疗（内科）内。

专科医学的发展日益趋向成熟，一般认为从远古至公元前三世纪，是我国医药学的萌芽时期，公元前221年至220年秦汉时，是中医奠定基础的时期，公元265至960年，晋随唐五代时是中医大发展的时期。

1体疗科

(1)对疾病认识的进步

隋政府组织医学家巢元方等编撰的《诸病源候论》是一部中医学论述病因、证候及疾病分类的专著，书中把疾病分为67门，证候1739种，这是以往医籍均未达到的规模。

从深度上看，《诸病源候论》一书对许多疫病的病因、病机、病变、分型、鉴别等各方面有进一步的认识，如对消渴、癫病、虚劳、脚气、丹毒、破伤风的描述详细而精确。对疾病分类方面，毙匀炔》治撕 ⑹逼 ⑷炔 ⑽虏 ⒁唣莶‖謇唷6源拘匀炔〉牟∫颍岢霾∪艘蚪哟ァ俺遂逯倍貌。笔倍灾虏≡蛴幸欢ǖ娜鲜叮缛衔择ю莺凸钦簦ń岷耍┪础br>

陈延之撰的《小品方》中亦强调：“天行瘟疫”与“伤寒”的不同。“经心录”中把热性病分为伤寒、热病、风湿、湿病、阴毒、阳毒、热毒、瘟疫、天行节气九种。医家在临床实践中逐步提高了认识。

（2）疾病认疗方法的进步

诊断学：孙思邈的诊断学见解是“夫欲理病，先察其源，候其病机”。他认为诊察病人的时间应选择在早晨，因为早晨饮食还未进，阴气未动，阳气未散，经脉未盛，络脉调匀，气血未乱，精取其脉，知其逆顺。因此，孙氏提出“非其时不用”。再指出“上医听声，中医察色，下医诊脉”。“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孙思邈认为不可只凭脉断病。

治疗学：孙思邈对临床治疗主张是“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他列举很多治疗良方，如水肿病属难治之症，认为盐与水肿有关，应注意忌盐。他对甲状腺肿有一定了解，用容易推广含碘的羊靥代替南北朝时深师采用的鹿靥治疗甲状腺肿。用槟榔治疗绦虫病，用麻黄平咳喘，用乌豆和谷白皮治疗脚气病，用白头翁、苦参治疗痢疾等。

（3）由“辨病论治”向“辩证论治”过渡

唐朝时诊疗倾向于汉朝张仲景奠定的“辩证论治”，主要表现是证候组合。如在《千金方》、《外台秘要》等医籍中，出现在每个病名之下，都列举了大量方剂，这些方剂都是根据不同的证候组合、分类列举的，可以看出逐步由“辨病论治”过渡到“辩证论治”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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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连续记载中国灾害的是古籍《春秋》

　　《春秋》是中国现存第一部编年体的史书。儒家经典之一。以鲁国十二公为次序，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流传到现在的《春秋》有三种，即《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左传》被认为较重要，也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部与《春秋》有关的、相对独立的史书。

　　春秋原为中国古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如史籍所载《夏殷春秋》、《百国春秋》、《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齐春秋》等。而《孟子·离娄》说：“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礼记·坊记》也言及《鲁春秋》，似乎《春秋》又是鲁国史籍的专名。今传本《春秋》相传是孔子删削《鲁春秋》而成。孟子说过：“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汉代董仲舒、司马迁、桓宽等也认为孔子作《春秋》。唐代刘知几在《史通·惑经篇》中举出12条理由来，对孔子作《春秋》说表示怀疑，孙觉《春秋经解·周麟之跋》、陆佃《陶山集·卷十二答崔子方书》都有此疑问。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

我给你推荐几本好书吧。古籍类的：《旧唐书》本纪部分（其他部分不用都看，太长）；《资治通鉴》唐纪（强烈推荐！！） 现代著作：《唐代藩镇研究》张国刚，《 盛唐政治制度研究》吴宗国

普及读物：《唐史并不如烟》（读这个不如直接看通鉴）

谁偷了唐十八陵？唐十八陵神秘盗墓贼探秘

唐代第十八陵的干陵

著名的“唐十八陵”或“关中十八陵”是中国唐代十八位皇帝的陵墓。他们分散在陕西关中的六个县，都位于渭河以北。自西向东依次为安钢陵、景陵、昭陵、建陵、崇陵、凌镇陵、仙陵、端陵、定陵、沅陵、丰陵、张玲陵、建陵、桥陵、泰陵、广陵。但遗憾的是，据历史和考古领域的专家考证，“唐十八陵”除了甘陵幸免于难之外，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盗掘。

“唐代十八墓”是谁盗的？根据历史记载，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朱少玲说。曾在诏书中说：“朱反叛常，盗名器，暴犯陵。”如果朱没有偷陵墓，不会如此愤怒。有学者提出异议：如果说朱盗了唐墓，那也是在他称帝之后才有可能。但朱称帝不久，也就是杜氏西征，与唐军在奉天交战，不久就战败逃往长安，来不及盗陵。

2黄巢说盗墓。原因是唐末起义军首领黄巢撤出长安后，高骈给唐僖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今园林被毁，祠堂荒废。”反对者认为高骈的奏折是公仆顾允知在失去兵权的情况下写的。其实都是淮南人，不太了解关中。宪宗曾指责他“指陈无度”。可见，说黄巢偷了唐玲是没有真凭实据的。

3陶文说盗墓。年：“唐朱令境内者皆知。”年：“华远帅贼陶文聚众，唐帝墓危。”有学者从陶文辖区分析入手，认为如果说陶文盗了唐墓，伟哥鸡年专场只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由于历代古籍对“唐十八陵”被盗的记载并不了解，所以虽有记载，但难免有疏漏。因此，一些具体问题还需要研究者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隋唐时期是中印金丹术交流的高峰时期。据《隋书·经籍志》卷三十四所录印度医方有：《龙树菩萨药方》四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西域婆罗门仙人方》三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四卷，《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婆罗门药方》五卷，《龙树菩萨养性方》一卷。由于这些方书的翻译，印度金丹术的某些知识也同时介绍到我国。如《千金翼方》记载有耆婆大士治人五脏六腑内万病及补养长生不老丸和耆婆汤等都是源于印度，王焘《外台秘要》天竺经中介绍了印度早已应用于眼科的矿物药如硫酸铜、硼砂、明矾等。印度八分医方中，列为第七的是长命药科论。唐代帝王酷好长生药，除请教道家的金丹术士外，也多方向印度寻求灵药。《酉阳杂俎》卷七记载，在六四八年，“王玄策俘中天竺王阿罗那顺以诣阙。兼得术士那罗迩娑婆，言寿二百岁。太宗奇之，馆于金飙门内，造延年药。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言：‘婆罗门国，有药名畔茶亻去水，出大山中石臼内。有七种色，或热或冷，能消草木金铁，人手入则消烂。若欲取水，以骆驼髑髅沉于石臼，取水转注瓠芦中”。唐太宗还派人到全国各地采怪药异石，甚至派使者到印度去采访名药。但那罗延娑婆寐造的药并无奇效，太宗只好听任去留，但他因年老体衰无法返国，死在长安。高宗即位，又从东天竺迎来卢迦逸多，任怀化大将军，派往印度，寻求长生不老之药。可见，印度金丹家那罗延娑婆寐和卢迦逸多在长安和中国宫廷名医、金丹家有过一定来往，曾共同研制一种新药，以求返老还童，但没有成功。公元716年，因为印度人要求唐玄宗派使者前去采购珠翠奇宝，宣称狮子国有灵药和养医之妪，玄宗便叫监察御史汤范臣和印度商人出使斯里兰卡。之后，屡宾、克什米尔、吐火罗等国多次进献精制药物，这些药物无非是所谓的长生不老灵药，其主要来源地是阿富汗和印度次大陆。隋唐时期中国金丹术在印度也很有吸引力，受到印度金丹家的普遍赞扬。公元647年唐太宗下令由玄奘法师合同道士蔡晃、成英组成一个三十多人的译经班子，将老子《道德经》逐字逐句译成梵文。这部梵文《道德经》在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印度时就送到了东天竺迦摩缕波国童子王的手中。阿萨密的许多习俗和礼仪从此染上了道教的风气，几乎与道教仪式并无两样。随着道教在印度的流行，作为道教组成部分的中国金丹术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里说：“神州药石，根茎之类，……香气茅郁，可以蠲疾……长年之药，惟东夏焉……四海之中，孰不钦奉。”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中国的金石药物和草药就可以免除疾病，至于长生不老的丹药，更是只有中国的最灵，因而备受印度人的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