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山岗上百座的西汉古墓群，1972年至1986年，先后清理古墓70余座。1972年4月，考古工作者在银雀山一、二号西汉墓中出土了举世闻名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10多部先秦古籍。1976年5月，在金雀山9号汉墓中出土了帛画，并先后在两山出土了铜器、漆器、货币等大批珍贵文物。现在，金雀山和银雀山墓群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先秦两汉文献讨论墓葬制度时通常有二方面的重点，一是有关墓葬制度发展，一是墓葬制度的等级问题。

墓葬古籍资料

中国史上重视丧葬的情况，至少从那些商王大墓的存在已经可以窥知端倪。到了春秋，大墓及丧礼制度的出现都可作为那个社会中人们对於葬礼重视的象徵。

到了战国，虽然也有一些薄葬的言论出现，但这些主张却恰好说明厚葬是整个社会的大势所趋。这并非说所有考古发掘得到的墓葬均为厚葬。而是说，一般人即使实际没有能力实行厚葬，仍然会有一种要求厚葬的企望，这正说明战国以来，普通墓葬会高级身分所使用的陶礼器陪葬品的重要原因。

中国经历的朝代比较多，这里不便细说，篇幅也不够写的，

我推荐你看一下这些墓葬结构和墓葬习俗的古籍资料，应该能让你了解更多的墓葬方面的知识

另外说明一下，此类几百册的墓葬古籍资料均出自图中右下角

非常全的墓葬考古资料目录如下：

《图说殷墟妇好墓(博古架)]》

《北朝墓壁画渊源探讨》

《唐范孟容墓发掘简报》

《唐长安醴泉坊的变迁与三彩窑址》

《唐长安醴泉坊镶嵌刻纹骨饰片的发现与研究》

《围屏石榻的源流和北魏墓葬中的祆教习俗》

《高句丽·渤海古城址研究汇编》

《大同智家堡北魏墓棺板画》

《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出土漆皮文字考》

《北魏破多罗氏壁画墓所见文字考述》

《试谈酒泉丁家闸5号壁画墓的时代》

《试论北朝墓室壁画的内容与布局特征》

《图说曾侯乙墓(博古架)]》

《墓志所见唐折冲府卫官》

《山东即墨出土西汉钱范》

《山西平阳古瓷窑调查》

《扶风县齐家村四号墓出土青铜器的修复》

《文化沉淀与中国文物保护的现状》

《曾侯乙墓漆箱岁星纹符和年代考》

《武威旱滩坡十九号前凉墓出土木牍考》

《汉成帝昌陵相关问题探讨》

《河南新乡李大召遗址战国两汉墓发掘简报》

《浅谈日本秋田县的田野考古工作》

《甘肃彩陶制作工艺实验与探索》

《甘肃玉门官庄魏晋墓葬发掘简报》

《甘肃玉门蚂蟥河墓群发掘简报》

《宁夏北朝隋唐墓壁画研究》

《北周天和四年造像碑》

《北齐王胜族造像碑》

《周代用鼎制度的东西差别》

《唐京兆府功曹参军庾承欢夫人李氏墓志考释》

《唐孙承嗣夫妇墓发掘简报》

《河西墓室壁画中“伏羲、女娲”和“牛首人身、鸡首人身”图像浅析》

《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_李晋栓》

《河北临漳邺北城遗址勘探发掘简报》

《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墓_徐光冀》

《北齐东安王娄睿墓》

《北京石景山区八角村魏晋壁画墓出土人骨的观察研究》

《幽州刺史墓考略》

《太原北齐墓壁画中的仪仗出行图像分析》

《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

《北齐东安王娄睿墓》

《南京西善桥宫山“竹林七贤”壁画墓的时代》

《略谈徐显秀墓壁画的菩萨联珠纹》

《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发掘》

《山东临朐北齐崔芬壁画墓》

《中国魏晋南北朝壁画墓和日本装饰古坟的比较研究》

《袁台子壁画墓的再认识》

《酒泉丁家闸五号壁画墓现状调查》

《晋阳重大考古发现丛书——北齐徐显秀墓》

《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宴饮、出行图的类型及其演变》

《陕西靖边县统万城周边北朝仿木结构壁画墓发掘》

《山西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墓发掘》

《山西大同云波里路北魏壁画墓发掘》

《山西大同文瀛路北魏壁画墓发掘》

《图说秦始皇陵(博古架)]》

《[遗落秋风的叹息-图说北齐高洋墓(博古架)]》

俗话说的好，雁过留痕。历史在岁月的长河中发展也会留下一些痕迹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历史悠久，有着上下5000年这个历史，那么在传统文化方面也是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历朝历代在他们更替的时候也是会留下痕迹的，就像每一个朝代他们的都城，他们朝代的发展会留下一些诗书典籍，留下一些精美的文物，而陕西曾经也是作为某个朝代的都城。在陕西有文物专家发现了汉墓，在这个汉墓中也是发现了很多精美的文物，还经过了出土。

出土的器物种类很丰富

因为在陕西发现了这个汉墓它是完整的，没有经过盗墓贼入侵的一个汉墓，所以里面有很多的文物，然后已经出土了100多件这种文物，它们都是非常珍贵的，像一些鎏金的铜器玉器，还有一些陶俑，陶器等都是非常珍贵的，然后对于汉代证明它的历史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这个汉墓目前也仅仅发掘了1/5。有相关的专家进行预测，认为如果全部出土的话大概会有将近1000多件的陪葬品。

这些出土的文物对我们国家有着重要的意义

根据挖掘现场的一些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汉墓它的主人身份地位肯定是不一般的，在汉代本来物资就处于一个比较匮乏的状态，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坟墓的陪葬品多的让人震惊，它的随葬品有铜器玉器，还有一些青铜器，包括陶瓷之类的物品。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器具看起来都是十分精美的，可以说这些出土的物品，对于我们国家的历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也可以让我们对汉代的发展有一个更深的了解。

这些文物出土以后就会有相关的专家进行研究，因为一切文物的出土它对于我们国家的文化历史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过去历史发展的经验，让我们了解到当时朝代到底发生了什么，对于当时朝代的具体的发展情况有一个更加详细的了解。

1995年10月～1996年6月，山东大学考古系，山东省文物局和长清区文化局为了不使位于济南市长清区西南归德镇双乳山顶部的双乳山汉墓遭到破坏，对已因当地人开山取石给古墓造成损害的一号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此次发掘共出土包括玉器、金饼、青铜器、车马器、银扣螺钿漆器、钱币、陶器等在内的各类文物共计2000余件。双乳山汉墓以其宏大的规模，丰富的内涵，所蕴涵的复杂、精深的学术价值，引起了考古专家的高度注意。

双乳山一号汉墓的随葬品相当丰富，可辨识器物达2000件以上。主要出土于椁室和外藏椁之内。正藏椁内随葬有铜器100余件，器形主要有鼎、壶、钫、灯等；玉器50余件，种类有覆面、枕、壁、手握、“九窍塞”等；漆器数量也相当多，在边箱、棺箱内均有分布，但均已腐朽，难以统计；铁器有剑、镞、弩机等；金饼20枚；钱币20枚，均为“五铢”钱；小车1辆，放置于北边箱的西北角，长26米，宽114米，在北边箱的东半部分，还散落着许多鎏金车马明器；除这些之外，墓葬还随葬了大量的家畜、家禽和水产品，主要置于东西边箱和南边箱内。外藏椁内放置有3辆大车2辆小车及若干车马冥器，极为豪华。

考古学者介绍说，西汉时期的马车或偶车尽管已经发现了很多，但不是扰乱严重就是型式过于简单，车体结构不清楚，某些器具的位置也相当混乱，但双乳山汉墓中发现的5辆车子结构清晰，规格不同，为汉代车马的研究提供了准确、宝贵的资料。

双乳山的出土文物中，尤以玉覆面和金饼最为精致、珍贵和令人瞩目，据专家称为绝世奇珍。

玉覆面出现于西周，历经东周至汉代，至今为止共发现了40多副，但最为形象、完备的玉覆面却是双乳山汉墓室里所出的这一套。玉覆面出土时仍然覆盖于墓主面部，除去左耳片稍有倾斜之外，保存完好。其长2250厘米，宽246厘米，系由工材加工成的分别对应人面的额、颐、腮、颌、颊、耳的17个片状部件和鼻罩组合而成，共计18件。除鼻罩外均为素面。眼睛、嘴巴由相对玉片对应磨出，并非独片相罩。总体形状为脸形，非常形象。五片琢磨精细，组合精巧，左右对称，搭配协调，部位恰当，浑然一体。其中鼻罩透镂线刻兼施，内琢空，鼻梁直挺，两翼微鼓，整体丰满盈溢，通体饰云雷纹，工巧精绝，巧夺天工。各五片内侧下棱和鼻罩边缘处斜穿细微孔，孔孔对应，以便用丝线连缀，覆盖死者面部。

此外，还有枕于主人头下的玉枕，此枕由9件玉片、2件玉板、2件玉虎头饰和竹板分两层组合而成一结构巧妙，匠心独具，是所发现的众多汉枕中较复杂的一件。玉覆面和同出的玉枕、玉璧、手握、九窝塞等共同组成了一套完备的葬玉，这给研究汉代及其前后的丧葬制度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除玉覆面外，双乳山汉墓还出土有金饼20枚，金饼的数量在已发掘的汉王陵中不算最多，但重量却是历代汉陵之最，总重达到42625克。发掘的金饼可分A、B两型。A型只有一枚，形体明显较小，正面中心微内凹，边缘卷起，光滑，背面隆起，凹凸不平，边沿有用于穿系的微孔，上无文字，外径32毫米，穿径4毫米，重665克。此枚金饼出土时位于内棺墓主人腹上部。其余19枚可归于B型，均形体较大，正面中心明显内凹，背面隆起，边缘突出上卷，浇铸滴痕清晰，高低不平。金饼直径、重量与其上文字、符号都不尽相同。其中外径62～67毫米不等，平均每枚直径64毫米。19枚金饼共重4196克，最重的2469克，最轻的1785克。据专家考证，双乳山汉墓的年代当在西汉武帝时期稍偏晚，即公元前90年前后。该墓规模巨大，棺椁、车舆都使用了西汉诸侯王级的葬制，20枚金饼有7枚上刻画有“王”字，可见应该是仅次于帝、后一级的王陵墓葬无疑。双乳山汉墓所在地长清，西汉时属济北国封地，所以墓主显然是当时的济北国郡王。

据《汉书•地理志》泰山郡条下载：“卢，都尉治。济北王都也。”卢，即今归德镇之西国街村的卢城洼，而双乳山北距卢城洼仅5公里左右，由此推断双乳山汉墓为济北王陵。据《汉书•汉兴以来诸侯王表》和《汉书•诸侯王表》所载，西汉济北国自文帝前元2年（前178年）刘兴居始封，到武帝后元2年（前87年）刘宽自刭国除为止，其间12年为郡除外，共历经5王80年。此墓葬中出土有五铢钱币20枚，而五铢钱始铸于汉武帝元狩5年（公元前118年），所以此应为其年代上限。后元2年济北国被除为县，未再复置，所以年代下限也不会晚于元2年（前87年）。因此，墓葬的年代只能在汉武帝元狩5年到后元2年（前118年到前87年）的32年间。

这一时段在位并死亡的只有刘胡和刘宽父子二人，所以墓主只能是该父子之一。刘胡在位达54年，正处于西汉鼎盛时期，表面看来，他似有足够的时间、力量来营建如此规模的陵墓，但是发掘时所暴露的一些特殊现象，却让刘胡说陷入了矛盾之境。如入葬时间仓促，墓室、墓道大部分不平整，粗看起来整齐，细看起来却较为粗糙，甚至石块都未来得及运出；没有使用汉代流行的玉衣入葬，甚至连玉佩也没有；墓中至今尚未发现印章等。这显然与刘胡的背景不符。

刘宽系刘胡之子，系因与其父之妃通奸，“悖人伦”，且在祭祖的场合诅咒先祖，而畏罪“自杀”，死得突然且极不光彩。所以，只好仓促入葬。还有就是汉人崇玉，往往“比德于玉”，鉴于此，刘宽所作所为是不配享用诸侯王葬玉之制的，墓中没有发现玉衣入葬也就顺理成章了。另外，在墓主颈下放置了两件事先有意破碎的玉剑，似有一定的特殊寓意。因此，双乳山一号汉墓墓主毫无疑问应是刘宽而非其父刘胡。

双乳山国宝的发掘，对研究西汉诸侯的政治制度、风土人情有重大价值，同时该墓文物对研究诸侯王陵的典章制度也提供了宝贵资料。

一

给书籍分类排次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很早以前，就有圣人给《诗》《书》《礼》《乐》《易》《春秋》排过序。后来有贤人改良这个排法，结果排成《易》《书》《诗》《礼》《乐》《春秋》。在我们看来，这两种排序都是有道理的。前一个次序是教育学的，也就是按施教的先后排序；后一个次序是历史学的，也就是按书的年代先后排序。不过相比之下，影响更大的是后一个次序。它由《汉书·艺文志》（下称《汉志》）保留下来，成为几千年中国目录学的圭臬。我们于是想：既然从20世纪中期以来，出土了许多汉以前的文献，那么，是否有必要按《汉志》的标准，也给它们排个序呢？显然，应该给予肯定的回答。因为这样做有两个很明显的意义：一方面，对考古学在文献学方面的贡献作一个总结；另一方面，验证和补充《汉志》，丰富这份关于汉代知识体系的记录。

限于篇幅，我们打算先提出一份关于子书文献的清单。这主要因为，子书在出土文献中占有很大比重，品种很多样，而且大部分是佚籍。比如《汉志》著录诸子之书4324种，新出土的相关文献有65种，约为15%。这个数量是很可观的。

现在，我们打算按《汉志》的体例来排列新出土的汉代子书文献。为此，提出一份相关简帛资料的缩略语名单，如下：

1 子弹库楚帛书：即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的帛书。1942年，因被盗掘而问世，今藏美国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

2 信阳楚简：即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的竹简。1957年至1958年，在两座战国墓中出土，共148简。

3 银雀山简：即山东临沂银雀山的竹简。1972年，在两座西汉初年墓（墓葬年代在公元前136年至118年之间）中出土，共4956简。

4 马王堆简和马王堆帛书：即1972年至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墓葬年代为公元前168年）出土的文献，包括竹简617简、帛书12万多字。

5 八角廊简：即1973年，在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出土的竹简，约2500简。

6 阜阳汉简：即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出土的竹简，约6000简。

7 张家山简：即1983年底至1984年初，在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竹简。

8 放马滩秦简：即1986年，在甘肃天水市放马滩秦墓出土的竹简，共461简。

9 慈利楚简：即1987年，在湖南省慈利县城关石板村出土的竹简，整简1000余简，共计21000字，主要记载吴越二国史事。

10 郭店楚简：即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村出土的竹简，共804简，有字简730简，其上有13000多个楚国文字。

11 上博简：1994年，两批战国楚竹书出现在香港文物市场，上海博物馆斥资购回，共得1200余简，其中第二批为497简。

12 清华简：2008年，清华大学接受校友捐赠，收藏了一批在海外流散的战国竹简，共2496简。

13 北大简：2009年，北京大学接受社会捐赠，得到3300多简西汉竹简，其中完整简有1600余简。

就出土子部文献来说，以上最重要的是郭店楚简、上博简和年代较晚的马王堆帛书。依马王堆3号墓墓主下葬时间（前168）推算，本文介绍的出土子部文献，均应产生在刘向校书（始于公元前26年）之前。

以上诸项并不代表战国至西汉出土文献的全部。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重要文物。例如1951年至1954年，在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等地出土了战国简；1959年至1989年，在甘肃武威磨嘴子、旱滩坡、五坝山等地出土了汉简；1965年以来，在湖北江陵望山、凤凰山、藤店、天星观、九店、岳山、秦家咀、扬家山、毛家园、高台、王家台、周家台等地出土了大批战国至西汉的竹简木牍。这些新资料，已经得到各方面关注，成果很多。除掉发掘报告、简帛汇编、研究论文和校读记以外，还有一些概论性的著作。今参考这些成果，排列新出土的汉代子部文献如下。

二

儒家：《汉志》著录52种，以《晏子》为首，次为《子思》及孔子后学之书，次为《孟子》及稷下儒家书，次为其他儒家书，次为汉儒之书及杂著。诸书特点是生发六经，留意仁义，祖述尧舜，宗师仲尼。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29种。

（1）《晏子》一种，银雀山简。今存102简，约3500字。共16章，为《晏子春秋》的最早传本。据此拟题。晏子生卒在孔子前，刘向《晏子实录》云其书“皆合六经之义”，故列为儒家之首。

（2—3）《缁衣》两种：一为上博简，24简，978字，简长543公分。一为郭店楚简，47简，存1156字，简长325公分。两种《缁衣》均为23章，每章均以“子曰”开头，内容接近传世本《礼记·缁衣》，据拟篇题。《汉志》“诸子略”以《子思》为儒家次篇，梁沈约曾说《缁衣》“取子思子”。今据此著录。

（4—5）《五行》两种：一为郭店楚简。50简，1144字，简长325公分（同《缁衣》），共28章，有篇题。一为马王堆帛书，存180行，约5400字，经外有传。两种《五行》皆属思孟五行的作品，据拟篇题。

（6—9）郭店楚简四种：一为《性自命出》，67简，约二十章，前半论“乐”，后半论“性情”，据简文拟题。一为《成之闻之》，40简，论君子立教、立言等事，据篇首四字拟题。一为《尊德义》，39简，存千字左右。篇首云“尊德义民乎民伦可以为君”云云，据拟篇题。一为《六德》，49简，据内容拟题。四篇简长皆为325公分，内容亦接近上文《缁衣》《五行》。

（10—11）郭店楚简二种：一为《鲁穆公问子思》，8简，存150字。据首句拟题。一为《穷达以时》，15简，存300余字，载孔子厄于陈蔡时的言论，据内容拟题。二篇简长皆为264公分，皆出孔子后学之手。

（12—13）郭店楚简二种：一为《唐虞之道》，29简，论尧舜禅让等事，据篇首四字拟题。一为《忠信之道》，9简，据内容拟题。二篇简长皆为282公分。一说此二篇属纵横家。查郭店楚简有纵横家书《说之道》，简长152公分。此二篇的形制与之不合，故仍归儒家。

（14—26）上博简十三种：其一《性情论》，40简，1256字，简长572公分，分6章。据内容拟题。其二《子羔》，14简，395字，简长555公分，记述孔子答子羔问先王之游事。据第5简简背上端文字拟题。其三《鲁邦大旱》，6简，208字，简长555公分，记孔子答鲁哀公论刑德。以首四字为题。其四《相邦之道》，存4简，107字，简长55公分，记述孔子与子贡讨论王道。据末篇内容拟题。其五《弟子问》，存25简，简长547公分。据内容拟题。其六《孔子见季桓子》，存27简，554字，简长546公分。据首句文字拟题。其七《君子为礼》，存16简，简长545公分。据首句文字拟题。其八《中弓》（“中弓”即孔子弟子“仲弓”），存28简，简长47公分。据第16简简背文字拟题。其九《颜渊问于孔子》，存14简，312字，简长462公分。据句首文字拟题。其十《民之父母》，14简，397字，简长458公分。记子夏问诗及为政之道，文字内容与《礼记·孔子闲居》《孔子家语·论礼》多相重而稍胜，据拟篇题。其十一《昔者君老》，存4简，158字，简长442公分。记太子接受国君遗训的经过，据首句文字拟题。其十二《子道饿》，存6简，121字，简长44公分。据首简首三字拟题。其十三《从政》，存24简，659字，简长426公分。据内容拟题。

（27）《宁越子》，慈利楚简，简长45公分。应即《汉志·诸子略》儒家所载《宁越子》。

（28—29）《儒家者言》两种：一为八角廊简，存104简，分为27章。一为阜阳汉简，木牍正、背面共存有47个篇题。二书皆记孔子及弟子言行，内容与《孔子家语》《说苑》等书相重，据拟篇题。

道家：《汉志》著录37种，以《伊尹》等三代道书为首，次为《老子》，次为《文子》《庄子》《周训》等先秦道家书，次为黄帝书，次为其他道家书及杂著。诸书皆宗秉要执本、清虚自守等君人南面之术。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19种。

（1—3）马王堆帛书三种：一为《九主》，存52行，约1500字。内容为伊尹论“九主”（一说出自《伊尹》），据拟篇题。一为《明君》，存48行，约1500字，以奏疏口吻说明君之理，据拟篇题。一为《德圣》，存13行，约400字。论德、圣，据拟篇题。三篇均抄写在帛书《老子》甲种卷后。

（4—6）《老子》三种，郭店楚简。甲种存39简，简长323公分，内容与《老子》相重者达二十章；乙种存18简，简长306公分，内容与《老子》相重者达八章；丙种存14简，简长265公分，内容与《老子》相重者达五章。

（7）《老子》一种，北大简。存282简，约5265字，简长约32公分。

（8—9）《老子》二种，马王堆帛书。甲种存69行，约抄于高帝时期；乙种存31行，约抄于文帝时期。《德篇》在前，《道篇》在后。

（10）《文子》，八角廊简，残存277简，约2790字。其中87简内容与今本《文子》相重，据拟篇题。

（11—12）《庄子》两种：一为阜阳汉简，残存8简。其内容与传本《庄子》中的《外物》《让王》《则阳》等相合，据拟篇题。一为张家山简，存44简，约1692字，原有篇名作“盗”。

（13）《周训》，北大简。存200余简，约4800字，分14章。原题“周驯”。

（14）《太一生水》，郭店楚简，14简，约350字，简长265公分。含“太一生水”“天道贵弱”两主题，据篇首文字拟题。

（15）《亘先》，上博简。存13简，500字左右，简长394公分。“亘先”二字抄写在第3简简背，意为先天地而生。

（16—19）马王堆帛书四种：一为《经法》，存55行，约5000字，含《道法》《国次》等9篇，以农战、法治为主题。篇名“经法”二字写在篇末。一为《经》，又名《十六经》，存65行，4000余字。全篇共15组，以阴阳刑德为主题，有《立命》《观》等篇题。一为《称》，存25行，1600余字。篇题“称”写在篇末。一为《道原》，存7行，464字。篇题写在篇末，其后记字数“四百六十四”。以上四书均抄写在帛书《老子》乙种之前。

阴阳家：《汉志》著录21种，以早期阴阳家书《宋司星子韦》为首，次为《公梼生终始》《邹子》等六国阴阳家书，次为《容成子》等历法五行阴阳家书，次为汉阴阳家书及杂著。小序云阴阳家出自天文历法之官。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3种。

（1）《楚帛书》，子弹库楚帛书，900余字。分三部分，分别讨论四时、天象、月忌。有神像图，无篇题。

（2—3）银雀山简两种：一为《阴阳散》，论及“阴散为生，阳散为死”。二为《曹氏阴阳》，论及天地四时刑克。二篇均有篇题。

法家：《汉志》著录10种，前7种为战国古书，含《李子》《慎子》；后3种为汉代书、不知作者之书及杂著。小序云法家出自刑法之官。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1种。

（1）《慎子曰恭俭》，上博简。6简，128字，简长32公分。简首云“慎子曰恭俭以立身”云云，据拟篇题。

墨家：《汉志》著录6种，首为周初尹佚所传之《尹佚》，次为墨子弟子书，末为《墨子》。小序云墨家的主张是贵俭、兼爱、尚贤、右鬼。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3种。

（1—2）上博简两种：一为《鬼神》，又名《鬼神之明》，存8简，197字，简长53公分，据首句拟篇题。一为《容成氏》，53简，3000多字，简长445公分，有篇题。前者主题（“鬼神之明”）又见于《墨子·明鬼》，后者所述上古帝王传说有兼爱、非攻、尚贤、节用的倾向。据此录为墨家。

（3）《墨子》，信阳楚简，存119简，470余字，简长45公分，似是《墨子》佚文。原无篇题。

纵横家：《汉志》著录12种，前5种为《苏子》等战国书，中1种为秦代书，后6种为汉代书。小序云其出自行人之官。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5种。

（1）《战国纵横家书》，马王堆帛书。存325行，约11000字。前半讲述苏秦游说，后半辑录战国游说故事。据内容拟题。

（2）《说之道》，郭店楚简。27简，403字，简长152公分。一说所记为苏秦言行。篇首云“凡说之道，急者为首”云云，据拟篇题。

（3—5）《语丛》三种，郭店楚简，格言体。甲种存113简，简长173公分，一拟篇题为《物由望生》；乙种存54简，简长152公分，一拟篇题为《名数》；丙种存73简，简长176公分，一拟篇题为《父无恶》。体式接近《说苑·谈丛》《淮南子·说林》等书，据拟篇题。

杂家：《汉志》著录20种，前2种为“黄帝之史”等人所作，次6种为周秦书（含《吕氏春秋》），次9种为汉代书，末3种为“杂”集之书。小序云其特点是“兼儒、墨，合名、法”。今著录出土文献1种。

（1） 《吕氏春秋》，阜阳汉简。存40余简。内容与《吕氏春秋》相合。其中《知士》《童（重）言》等章有标题。

小说家：《汉志》著录15种，前9种为先秦人所作，后6种为汉代人所作。两部分皆依作者为序，而未以书中人物为序。小序云其出自“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4种。

（1） 《赤鹄之集汤之屋》，清华简。共15简，简长451公分。讲述伊尹救夏桀故事，标题见末简简背。

（2—3） 复生故事两种：一为《丹》，放马滩秦简，存8简，简长约23公分。述及“丹”死而复生故事，据拟篇题。一说应题《志怪故事》或《墓主记》。一为《泰原有死者》，北大木牍，168字，牍高23公分。以复生者口吻说丧祭宜忌，秦人所作，据篇首文字拟题。

（4） 《妄稽》，北大简。存107简，约2700字，简长约23公分。讲述汉代妒妇故事。原有篇题。

三

我们在编写以上这份子部文献目录的时候，想到一些有意思的道理。

第一，关于中国“书”观念的形成。

按照《汉志》的六部分类，以上列举的只是战国至西汉出土文献中的诸子之部；如上文所说，还有许多文献未予介绍。比如在湖北江陵望山楚墓、荆门包山楚墓、随县曾侯乙墓、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了很多记录车马甲胄的遣策，或者记录司法、交易、疾病、祷祝、占卜等日常事务的书信、律令、簿籍、签牌。这些文献是我们通常说的档案或文书，不是“书”（典籍），所以按刘向等人的目录体例，本文未予著录。但这些资料恰好提示了刘向等人校书时的环境：他们必须面对大量文书文献，必须把“书”和文书档案明确地划分开来。而这样一来，他们写下的《别录》《七略》和《汉志》，便成为中国“书”观念形成的标志。

刘向等人所建立的“书”观念，对后世影响很大。几千年来，各种文书档案都被目录学家排斥，而未阑入“古典文献学”的范围。学者们昧于对文书档案的了解，于是有“中国古‘书’产生于何时”的困惑。解决这个问题难吗？其实不难。以上目录告诉我们：只要和文书作个比较，“书”的来历就清楚了。“书”区别于文书的主要特点，从形式上看，是经过了编纂；比如刘向等人的校书，主要内容便是采用合并众本为一定本的方式编书。但从实质上看，二者功能不同：“书”是公诸大众的文献，而文书则是用于日常事务，只在当事人中小范围流传的文献。因此可以说，“书”的形成，其实质就是大众文献的形成。换言之，“书”的产生，其实就是把原来用于日常事务的文献加以提升，使之具有超越意义。正因为这样，最早的中国“书”有三大特点：其一被称作“典”“谟”“训”“诰”，其二以律令、道德教训等具普遍意义的知识为内容，其三用于体制化的教学。“六经”就是这样的“书”。而子部“书”的形成，则表明“经”的扩大。正因为这样，《汉志》把子部书看作“《六经》之支与流裔”。

第二，关于六部分类法的形成。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为“书”下一个定义：“书”就是因传播需要而被编纂的文献。从这个角度看，目录学上的六部分类法，乃意味着社会对六类文献提出了传播需要，使之进入编纂。这六类书，就是《汉志》所说的“六略”。其中“六艺”“诸子”“诗赋”三略之书由刘向校理，原是皇室之书；“兵书”“数术”“方技”三略之书分别由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医李柱国校理，原是官守之书。透过这种分工，可以看出两种“书”的分别：刘向校理的是国家图书馆的收藏，是已经成形的“书”；另外三人校理的是部门资料室的收藏，尚未脱离档案性质，是半成形的“书”。不妨说，所谓“校书”，是让后一种“书”取得正式身份的仪式。

那么，为什么在“六艺”“诸子”“诗赋”三略之外，增加的是“兵书”“数术”“方技”三部呢？这个问题，可以从出土文献中找到答案。资料表明，在出土文献中，子部书占有很大比重（从数量看，是诗赋文献的十倍）。按照刘向等人“诸子出于王官”的说法，这意味着，有一批官守——例如联系儒家的司徒之官、联系于道家的史官、联系于名家的礼官、联系于墨家的清庙之守、联系于法家的理官、联系于阴阳家的羲和之官、联系于纵横家的行人之官、联系于杂家的议官、联系于农家的农稷之官等等——在提升档案为“书”的历程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在战国至汉初的墓葬中，出土了很多“兵书”和“数术”“方技”之书。其中兵书有银雀山的《吴孙子》《齐孙子》《尉缭子》《六韬》等，有张家山的《盖庐》等；数术书有多种《历谱》、多种《日书》、多种卜筮祭祷竹简，以及马王堆的《天文气象杂占》《五星占》《出行占》《木人占》《阴阳五行》《太一辟兵图》等；方技书则有《脉书》《病方》《白水侯方》《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引书》《脉死候》《六十病方》《医马书》等。这些资料意味着：刘向等人校书之时，其实对官守文献做过调查，进而从百官中选出步兵校尉、太史令、侍医三职——选出了三类书的代表。正因为这样，《汉志》认为：从档案到“书”的演变，是首先在官守中完成的。有鉴于此，我们不仅要借助官守来理解六部分类法的形成，而且要借助官守来理解六类中各小类的形成。

第三，关于学派分类的标准。

对于“诸子百家”“九流十家”等概念，研究者曾提出怀疑，认为这些概念不符合哲学史或思想史的事实。比如著名的《剑桥中国秦汉史》就说：“刘向和刘歆所编的书目，作为遗产，所留下的对中国哲学进行重大划分的分类却往往是错误的。”（中译本第696页）这种说法对不对呢？不对。因为它忽视了刘向等人的文献学实践，进而忽视了思想同物质的关联。

不过，这一说法提出了一个问题：应当如何“对中国哲学进行重大划分”？事实上，解答这个问题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为古代子部文献编一份目录。因为编子部书目的关键就是进行学派划分，划分过程中必须试用各种方法，从而找到正确的出路。从简帛研究者的经验看，可用的方法有三条：一是根据已经明确的学派文献的特色词，来判断暧昧文献的归属（因为同一个学派会有相同的问题和语言方式）；二是根据已经明确的学派文献的思想主旨，来判断暧昧文献的归属（因为学派成立的基础是有相近的学说）；三是从暧昧文献的存在样态——比如出土地点、物质形式——中找到古人赋予的分类属性，进而得出判断（因为学派意味着历史上的认同）。本目录就是这样做的。比如，除掉注意出土文献同传世文献在文句、主题词、思想倾向的关联外，也注意这些文献在出土时彼此类聚的方式。这样一来，“对中国哲学进行重大划分”的基本道理便呈现出来了。其核心是三句话：（一）对于当今的分类来说，古人的分类是最重要的历史事实，必须尊重。（二）古人的思想，不仅表现在他们说了什么，而且表现在他们做了什么以及如何做。（三）因此，思想考察应该从语言的物质载体和物质表现入手。

以上这些话，包含这样一个意思：古代人进行学派划分，是有其物质依据的。主要有三种物质：一是人。比如《吕氏春秋》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说的就是作为学派标志的人。这种人又称“子”，也就是代表了某个师承系统。二是书。比如《汉志》以“凡某某家”表书的数量，说“凡诸子百八十九家”云云，这其实就是把书作为“家”（学派）的代表。三是官守。比如司马谈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意思是六家之分取决于求“治”的路线，每家源于一种为官的职责和习惯。第三项最为重要，因为在上古时代，官守不仅掌管了资料（书），而且掌管了教育（人），具有根本意义。刘向等人虽然是面向“书”来进行学派划分的，但他们却能尊重传统，把学派的渊源归结于官守，便可以说是把握了事物本质。《汉志》中有这样一个事例：同样是容成公所传书，《汉志》却把《容成子》归入诸子略阴阳家，把《容成 》归入方技略房中术，因而打破了“人”的标准（所以，本目录也依据《容成氏》同《墨子》的关联，将其判为墨家）。《汉志》这样做的依据是什么呢？最有力的推测是：依据官府所藏。由此看来，《汉书·叙传》所说“刘向司籍，九流以别”是富于深意的一句话。这句话说明，九流十家是刘向、刘歆、班固共同认可的学术分类。

第四，关于目录学的学术要求。

在中国学术史上，刘向等人的校书活动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它不仅建立了“书”的观念，而且创立了一套目录学体系，包括六略三十八部的分类和为古书整理本撰写叙录的方法。在子部书方面，则有两件事让人印象深刻：其一是用校勘、辑佚等手段将大量散简、异本汇编为子书，其二是用目录序次展现学术的时代变迁。从本目录可以看到：《汉志》诸子略著录各家，都是严格按文献的形成年代排序的。也就是说，重视文献自身的源流，是刘向等人最重要的工作思路。

按照这一思路，本目录在编制之时，也充分关照古人通过行为所表达的文献分类。这类行为有三种：其一，往往将同类文献抄集在一处；其二，往往用不同质量的竹帛抄写不同内容的文献；其三，为便庋藏，往往用相同长度的简帛抄写同类文献。通过这些行为，我们懂得：古文献的载体是同它的文体相对应的。比如竹制载体有“简”有“楬”。“简”是大竹，通常载录书籍，包括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之书；“楬”是小竹，通常用为签牌。又如竹、木之间也有体用之别，即通常把竹质材料用为书籍的载体，而把木质材料用为文书的载体。这种情况提示我们：对出土文献进行目录编制，必须注意载体的形制，把它们用作分类、排序的依据。比如郭店楚简有《唐虞之道》和《忠信之道》，简长282公分；又有《说之道》，简长152公分。后者的性质很明确，是纵横家书；如何判定前者的性质呢？从形制不合这一点看，本目录认为其学派属性也不相合，遂把前者判属儒家之书。

总之，为出土文献编制目录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它拉近了我们同资料的距离，使我们渐次走进刘向等人的工作现场。对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个目录学的基本要求，我们于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个认识是：所谓“辨章学术”，意味着要从形式与内容两方面，来认识古代知识与思想的逻辑关系；所谓“考镜源流”，意味着要结合制度与人这两个要素，来探明古代知识与思想的来龙去脉。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德道经〉

《十问》、《天下至道谈》、《合阴阳》为性医学《九主》《孙膑兵法〉

《战国纵横家书〉

黄帝四经包含四部经典：《经法》、《十大经》、《称经》、《道原经》

现在有一门专门研究马王堆汉帛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