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百科全书，由2000多名学者在清朝永乐年间用5年时间完成。有一万多册，惊人的37亿字。估计一个人可能一辈子都读不完。《永乐大典》到底包含了什么？由于百科全书肯定包含了所有的内容，对于我们了解古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0755年到79000年保存下来的并不多。大部分被毁或流散海外。

先说《永乐大典》的原件和复印件。

由明朝皇帝任命的王子姚和翰林学士主持。历时三千多人参与，永乐六年完工。3000多人参与编辑、抄写、标记，编成七八千种古今图书，包括经典、史书、书、集、释、道经等。至永乐六年冬成，目录六十卷，正文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卷数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卷。总字数约37亿字，命名为《永乐大典》。

是在南京写的，但是书写完之后，只做了一本。永乐十九年朱棣迁都时，编辑陈迅奉命从文远馆共100柜的藏品中各选一件，将《永乐大典》本原件运进京宫。到达北京，存放在文楼，其余100柜书暂时存放在左顺门北廊。郑桐六年修建文远馆，于是左舜门北廊的书籍被运入馆内，《永乐大典》仍存放在文楼内。正统十四年，南京文远馆不幸失火，馆内《大典》份手稿和其他书籍全部焚毁。从此《永乐大典》成了孤儿。

因为种种原因，从写出来就束之高阁。记载：“骑马确实多，但没时间找，更没听说有短暂读书展的人。”明朝有277年，16个皇帝。这一时期，除了明孝宗皇帝为了让自己活百岁，将《永乐大典》本《金匮要略》录到太医院外，只有明世宗皇帝“用韵搜，数例有一两不在”。

嘉靖三十六年，北京宫失火，奉天门和三大殿被烧毁。世宗怕伤及附近的文楼，下令把《大典》全部赶出来。为了防止意外，他还决定重新录制一份。这件事搁置了好几年，到了嘉靖四十一年秋天，招收了109名书画学员，正式开始临摹绘画。重录前，世宗和内阁大臣徐阶经过认真研究，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抄录员早进晚出，登记领取《大典》，按《大典》原样完整复录，做到内容逐字逐句，规格格式一模一样。三叶每天抄，不允许涂改，也不允许雇人抄。这样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原貌。

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朱厚_逝世，复录工作尚未完成，至隆庆元年四月，历时五年。

明朝以后，才发现原来的永乐已经不存在了。原件去哪了？后人的推测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

先是说明朝世宗皇帝葬在永陵。因为明朝的皇帝中，只有孝宗和世宗读过《大典》。世宗爱《大典》“包书”，所以原作很可能葬在永陵。明代有很多爱书的人祭。上个世纪，当黄璐国王朱谭的坟墓在山东被挖掘时，有像《大典》这样的书。明永陵更加壮观

第二，有研究认为她藏在黄石一墙之隔。著名历史学家、山东大学教授王等人认为，建于明世宗嘉靖十三年的故宫，墙体奇特，东西墙厚35米，南北墙厚61米，在建筑上十分罕见。的原作可能藏在黄石集的墙里。

第三，郭沫若等师礼破坏了明亡之时有志向的监生人才库，认为明末已焚原著。更确切地说，原作是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烧毁的。叛军占领北京42天后被迫撤离。当他们撤退时，他们放火烧宫殿建筑。

第四，毁于清代大火。根据《大典》的记载，《野获编补遗》的抄本是由黄士毅移到翰林院的。全王祖在翰林院看的时候，就猜到了原作“因为他知道它还在清宫里，古墨也能看到。”到了清末，苗孙权不仅继承了这一理论，而且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嘉庆二年，干青宫发生了一场大火，真迹被烧毁。”一些学者指出这是没有根据的。由于乾隆清理了宫中的书籍，所有的珍本书籍都集中在干青宫旁边的昭仁殿。但是《大典》有一万多份。比如在清宫里很容易找到真迹，但是在《大典》年没有记载，证明当时的清宫里并没有藏着真迹。

我们目前看到的《大典》都是嘉靖年间抄的。原件在哪里？是否还在天地间，因为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我们不妨寄一线希望，希望有一天能再见到她。

第二个问题：我想让你知道《大典》的文案。

《永乐大典》的副本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经历了战争，盗窃等等。据不完全统计，《永乐大典》本分散在国内外的只有400本左右。如果继续寻找，不排除世界上有新的发现。

由于《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的副本被重新记录为原件，而原件已不存在，所以我们来介绍一下副本的版本：

载体材料

纸：《大典》是以桑皮和构皮为主要原料制成的。那时候在北方习惯叫白棉纸。它被称为“棉纸”，因为它的纵向条纹像棉丝一样断裂。这种纸在嘉靖前后大量生产，纸张洁白柔韧，是印刷书籍的好选择。藏书家俗称“白棉纸书”。012毫米厚的白棉纸

墨：徽州墨是明代最著名的墨，产量也很大。它是用各种配料的黄山松烟制成的，销往全国各地。程氏、方氏等徽商世代经营，享誉海外。朱墨是由辰砂矿物制成的，它的颜色会持续很长时间。

字体插图

字体：除了标题第一个字是用多种篆书、隶书、草书书写外，正文都是楷书。明清时期，科举试卷的字体要求规整，大小统一。所以经科考任命的学生、亭长、翰林院官员，都擅长这类词。明代楷书总体上是浮华的，朴实无华的，有宋元的韵味。明末以后，受董其昌影响，字体追求圆润，亭字日趋平庸。字体工整工整，有一种洒脱的精神。它实际上是一部杰作。

插图：《永乐大典》各类插图包括人物故事、博古器物、宫殿建筑、园艺花木、山川地图等。用传统白线笔法，人物形象生动传神，作品精美。贾鲁做副手的时候，也是画师用原图画的。因此，这些插图是宋、元、明初画家绘画的遗存，在绘画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该书为手绘竹丝柱书，框架高355cm，宽235cm，两面。八行，单行14、15个字，小行双行28个字。盘子的顶部和底部有红色的大嘴和红色的鱼尾。鱼的尾巴上，写着“永乐大典卷”的标题，鱼的尾巴上，写着叶次。它的边栏、象鼻、鱼尾都是手绘的，《鲒_亭集外编》需要几十万张纸。手绘栅栏也是一个大工程。推测不使用工具的话，速度慢，不均匀。可能是边栏和书口用薄板挖空，固定，然后用刷子在木板上涂上红色。列中的垂直网格是另一个时间。中国古代的卷轴系统多采用伍肆网格，据说还有专门的笔床。书里面，正文用的是墨水，引用的书名和开篇文字用的是红色。句子被盖上小红圈，朱墨很聪明，读起来很容易。

绑定形式

为包北庄，即每一页纸，人物面朝外，由中缝对折，书脊先用纸绞紧，外面用一整张黄布包裹，再用纸板包裹，做成书皮。装裱后，书皮左上方粘贴一张蓝色镶边的**长绢书签，标题为“永乐大典卷三十”。右边附一个小小的方形黄绢边签，上面列有书目和此书的顺序。每卷有30-50叶，每卷有两卷，但也有一卷或三卷。这本书高52厘米，宽31厘米。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永乐大典》的散本。

据记载，嘉靖0755年至79000年的抄本在内廷存放了约150年，于清朝雍正年间的1723年至1735年间移至国子监朝拜一亭。此后，这套内府藏书被大臣们借阅整理，不断丢失，遭受各种损害。乾隆三十八年0755年至79000年使用此书。清点时发现少了2422册，约1000册。这一次，已经收集了300多种失踪的书籍。

嘉庆、道光修《永乐大典》、《天禄琳琅书目》时又用了《大典》。这一时期，由于监管制度不严，大量官员将其盗走。此外，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到野蛮破坏和抢劫，损失从0755到79000不等，不计其数。尤婴侵略军劫掠最多，运回国内作为战利品。光绪元年翰林院整修时，《永乐大典》册的库存书不到5000册。

另据记载，次年翁同_入翰林院查《大典》本，仅存800本。终于在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翰林院成为战场。《永乐大典》年，除了战乱的焚烧和破坏，再加上人为的抢劫，翰林院中的册本就在这一点上全军覆没。侵略者将掠夺的大量财富和文物偷运回国，《大典》件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和私人手中。国内一些文人书法家也争相购买藏品，以为舶来品可以住进去。这本书《大典》一万多册，曾经藏在明、清两朝的衙门里，不到一百年就几乎绝迹了。宣彤第二年1910年首都图书馆成立时，教育部只拨出60册《大典》，作为首都图书馆的初期藏书，这些藏书都是被掠夺来的。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天工开物》的藏书。

的毁灭，不仅是中国学术上的巨大成就，也是世界文化的巨大损失。为寻找《大典》立下汗马功劳的郑振铎老师，50年前曾感慨：如果《大典》都保存到现在，我们可以对中国古代文学史有一个更完整的看法。就说这个存款一百，存款三四的《大典》，我们已经可以从那里得到很多难得的重要信息了。

经过国内外学者的研究

事实上，清末建首都图书馆时，学部曾提出将翰林院剩余的《大典》册转移到首都图书馆，但未获办理。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周树人被任命为教育部社会教育科第一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等部门。在他的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要求国务院将保存在翰林院的《大典》册送交教育部，交由首都图书馆保管，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教育部立即派出工作人员前往陆润庠，并向教育部运送了64份《大典》。除4册陈列在教育部图书馆外，其余60册送往史静图书馆，是国家图书馆进藏的第一批《大典》册。

首都图书馆在认真整理和妥善保护这60册《四库全书》的基础上，到处搜集。其间，首都图书馆几经易名，但大典的收藏从未停止。到1934年，《全唐文》的收藏数量已达93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局势动荡，政府下令古物南迁。北平图书馆先将敦煌经书、古籍善本、拓片、地图、珍贵西文书籍打包，然后存放在天津大陆银行等安全的地方。1933年5月，教育部命令北平图书馆将宋元精品、《大清一统志》本、明代志、明代选本等南移，以防万一。北平图书馆接电后，很快将包括《大典》在内的善本运往上海，存放在公共租界仓库，并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负责管理。在保存的装箱单上，可以清楚的看到当时《大典》南行运输的情况。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不久欧战爆发。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国家图书馆存放在上海的图书馆藏书安全受到威胁。代理策展人袁同礼和上海办事处钱存训通过驻美大使馆与美国方面联系，决定重新挑选这些珍本书，运到美国保存。所选3000册中有60册《大典》。它在太平洋战争前抵达美国，由国会图书馆保存。1965年，这些善本被转移到台湾省，现在暂时存放在台湾省。

1988年抗战期间，民族危机当头，但爱国文化人从未停止抢救和收集古籍善本。被困在上海的郑振铎老师，不停地出入书店，寻找珍本，与国家图书馆保持联系。馆长袁同礼四处筹款买书。在那段时期收藏的善本中，有两卷《大典》。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大典》的征集工作成为一个崭新的局面。

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将《大典》11卷归还中国政府。文化部将接收后移交给国家图书馆。为了纪念这一举动，郭图举办了一场《大典》的展览，宣传《大典》的价值及其劫掠经历。这次展览极大地激发了各界人士的爱国热情。一些爱国人士和藏书家已经将自己收藏的《大典》册交给国家图书馆集中收藏。

1951年8月20日，周树涛先生将其家族藏书中的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赠给州，并致函州图：“我旧藏中有一册《大典》，有《杭子云》，卷7602至7603，愿捐赠给贵馆把珍珠还给合浦，化私为公，也是中国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几乎与此同时，在张元济先生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同意捐赠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收藏的21卷《永乐大典》册

值得我们感谢的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共和国经济十分困难的时候，周恩来总理非常重视文物收藏工作，拨专款从香港著名藏书家陈庆华手中购买了一批珍贵古籍，其中有4册《永乐大典》。到1965年，《永乐大典》藏书已达220卷。

在仪式的采集过程中还有一个传奇的故事。1983年，在山东省叶县农民孙洪林的家中发现了一份《大典》。发现的时候，这本《永乐大典》的头和脚已经不见了，书里有花纹和鞋样。好在当时的农妇虽然不识字，但是从祖上继承下来的敬字惜纸的传统，挽救了这本书《永乐大典》，这也算是它流传过程中的一件幸事。孙家知道这本书的重要价值，就把它送到了叶县文化馆，叶县文化馆把它转到了国图上，由专业的修复者在收到这本书后进行修复。这本流浪多年的古籍，终于和其他《永乐大典》本书汇合了。截至今年，国家图书馆《大典》藏书已达221册。

2007年，中国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当专家前往上海鉴定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时，一部新的《大典》卷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经过两年的运行，它将被放入西藏国家图书馆。本卷是有韵湖二字的一卷，可以结合西藏原图的部分。

的收藏和保存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收藏的一个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图书馆善本收藏的历史。百年来，政府的支持，很多爱国人士和关心国家图书馆事业的人，国外收藏单位的回归，几代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心血，都让人感动。作为国家图书馆的一名工作人员，我永远不会忘记。

第五题国家图书馆外《大典》。

除国家图书馆收藏外，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以及英国、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公私藏家手中还有近200册《永乐大典》册。根据已知信息，西藏藏家主要有以下30人：

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台湾省中央图书馆、台湾历史与语言研究所、日本国立图书馆、东方图书馆、京都大学人文学院、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日本田丽图书馆、日本京家堂图书馆、日本石岛图书馆、大阪府图书馆、日本武田乔部、日本石黑、日本小川奈那弘治、大英博物馆、牛津大学图书馆、东方语言学院、伦敦大学、剑桥大学、马登大学、汉堡大学图书馆、科隆莫克图书馆、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康乃尔大学、波士顿图书馆、越南河内远东学院、韩国老北京李望知图书馆。

我们在英国和日本看到更多的收藏家。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翰林院成了战场，英国大使馆距离翰林院院墙不到1米，所以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大典》的英国藏品比较多。在翟兰斯的日记中，美国国会图书馆中记载的一卷《永乐大典》是来自英国的。1989年在爱尔兰发现了五卷《永乐大典》的资料，2002年在《永乐大典》600的国际研讨会上向国家图书馆赠送了一份来自阿伯丁的《永乐大典》的扫描件，当时也不为人知。会上学者透露，纽约公共图书馆也有《永乐大典》的藏书。《永乐大典》的日本收藏数量可能是一个有利因素。1920年，东方图书馆曾在田中敬太郎的文秋堂书店购买10册《永乐大典》，后于1943年分6次购买《永乐大典》，共63册34册。大约在1940年，东方图书馆曾想一次性购买49册刘的《嘉业堂》，但因战争和经费不足而未能如愿。通过当时的满清铁路，收藏于大连图书馆。二战结束后，通过旧苏联归还给北京图书馆。也许通过我们对古籍的普查，会有新的发现。

永乐大典档案目录

古书鉴别涉及的内容比较复杂，技术性强，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很多喜欢研究文学的人们都会想要去购买一本真品。那么你知道应该如何去鉴别清楚它的真伪吗以下是懂视小编为你整理的古书鉴别真伪的方法，希望能帮到你。

古书鉴别真伪的方法一、封面。古书封面为四周单线边栏，分为三行，右行为编著撰选者姓名，中行为书名，左行为刊印人或斋、堂名。

二、装订。古书装订在宋以前均为卷轴形式和折叠页装。册装书的出现是在宋代以后，册装最初是蝴蝶装，后来进到了包背装。线装书是在明代中叶以后才有的。

三、版式。古书的版式，北宋和南宋前期刻本基本上是白口，南宋后期出现黑口，元末至弘治年间通行粗黑口。明正德，嘉靖年间又出现白口书，之后一直到清代，黑白两种书口同时流行。

四、字体。古书字体主要有两种，一种宋体字，另一种是元体字。尽管时有非欧非颜，非柳非赵的所谓“馆阁体”出现，但那并非主流。

五、纸张。宋代印书多用麻纸和以竹为原料的玉扣纸。元刻本常用竹纸或皮纸，比宋版用纸稍黑。明代印书，前期多用江西棉纸，后期多用竹纸，晚期盛行毛边纸。清代大多采用开花(又称桃花纸)，但在实际应用中，几乎以前所用的各种纸张，清刻本中都在运用。

六、讳字。避讳讲究自周代始，官名、人名、地名均随帝王名字的改变而改变，这对判断古籍年代极有参考价值。历代避讳常见的有改字、空字、缺笔。秦汉时大多采用改字和空字避讳，讳名不讳姓。用缺笔字代讳字发端于唐，又在宋版书上特多。金元刻本无讳字，多俗体、简体。明前、中期亦不避讳，明刻讳字始于明光宗朱常洛。清刻本避讳尤其苛严。

古书的纸质麻纸：分黄、白两种。黄麻纸色略黄，稍粗糙，有的较白麻纸略厚;白麻纸洁白光滑，背面较正面粗糙且有草棍等粘附，质地细薄，坚韧。纸纹均宽，约一指半。宋刻本多用白麻纸，元后期多用黄麻纸，时纸纹渐窄，约一指。明初仍用之。

罗纹纸：色白，质地柔软，具明显横纹，似丝织罗绸，故名。自宋以来代有制造，但宋刻本有此纸者鲜见。

棉纸：又称皮纸，分黑、白两种。白棉纸色白，质地细柔，纤维多，韧性强;黑棉纸色黄黑，韧性稍差。明前期多用。嘉靖前较细薄，隆、万后稍粗厚。清初仅见少数印本。

竹纸：色微黄，稍脆，宋元至明初问有使用，嘉靖后较为普遍。

开化纸：细腻、洁白，薄而韧性强，柔软。清内府刻本及扬州诗局刻书多用之。嘉、道后质次量少，家刻本中偶有采用。

连史纸：洁白纯净，正面光滑，背面稍粗糙，但无草棍纸屑粘附，纸料较细。乾隆后所用甚多。

宣纸;因产于安徽宣城而得名。分为多种。料半纸，薄而质地细，色洁白，绵软有弹性，可以作绘画印书，晚清、民国有些书用之。玉版纸，能吸水，晚清、民国印金石、书画册等多用此纸。棉连纸，摹拓铜器、碑刻及印书画用。

毛边纸：米**，正面光滑，背面稍粗，质脆，乾隆后用得较多。

太史连纸：稍黄，质地细洁而有韧性，乾隆后与上述毛边纸为两种最常使用的印书纸。

如何通过字体鉴定古籍年代唐刻本

现存最早的唐代刻本，除了敦煌所出乾符四年(877)与中和二年(822)两种唐历和刻于咸通九年(868)卷本《金刚经》已流散异国以外，未见其他传本留存。所以说，唐代古书都是传说级别的东西。

宋刻本

前面说到，宋时刻书印书事业繁盛，两浙、四川与福建等经济发达地区成了刻书的中心，刻书单位有监司、州学、书院、家塾、书坊等。但为何到今天宋版书寥若晨星呢因为即使排除战火、天灾的因素，一般纸的寿命也只不过千年而已。像唐代遗留下来仅存的那几本书，若不是纸张在湿度为零、几乎真空的敦煌戈壁滩的洞窟中存放，绝无保全的可能。

每一册宋版书都是艺术品，弥足珍贵，因此现代按页卖，且每页都在万元以上。其实早在明末崇祯年间，著名的刻书和藏书家毛晋，为搜求宋版书，就按页购宋版书了。他在藏书楼汲古阁门前悬挂征求启事谓：“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

宋代官刻书多在卷末镌校勘人衔名，私刻和坊刻本多在卷末镌刻书题记或牌记。由工于刻书前要请书法大家缮写上版，字体既美，校刻亦精，字体大都采颜、柳、欧阳笔法，其风格北宋质朴，南宋挺秀。所谓“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明高濂《遵生八笺》)则是宋刻本的共同特色。

元刻本

元代初期刻书承南宋遗风，字体也接近，常把元刻本误为宋刻本，后流行赵体字。元浙本多由士大夫经手，流风所及，自然流行赵体，渐有颜体字，字瘦一些、圆劲一些，不像南宋建本字那样横细竖粗。元代俗文化发达，故刻本中多简体字和俗字，许多简体字跟现代一致。

官刻、家刻中较少，经史文集中较少，坊刻和话本类书中较多。元本墨色稍淡，刀法也显软弱无力。早期用纸，白麻纸、黄麻纸兼而有之，中期以后，则多用黄麻纸。元朝皇帝为蒙古族。人名汉字都是音译、无法避讳也不用避讳。元人礼制观念淡薄，查禁的也不严，元刻本中几乎没有讳字。

明刻本

明代刻书情况，大致可分三个时期：明初至正德一百余年间，刻书风格继承元代余韵，无论官刻私雕，概括起来讲，那就是“黑口、赵字、继元”。

嘉靖(1522—1566)至万历(1573—1620)时期，近百年间，由于前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影响，反映在刻书风格上，一洗前期旧式版式、行款、字体，全面仿宋。这一时期所刻的书，除了司礼监刻一遵旧式少有变化外，其余无论官雕私刻，完全变为另外一种风格，即“白口、方字、仿宋”。颇有宋版遗风。

嘉靖六家文选字体

万历后期至崇祯(1628-1644)时期，刻书风气又一变，字形由方变长，字画横轻竖重，更显死板，讳字也较以前为严。

清刻本

清代刻本繁多，综而观之，大致有如下特点：清代刻本以康熙为界，其字体变化分作两个时期，康熙以前是明万历后的风格，字体长方，横细竖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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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监（tài jiàn）也称宦官，通常是指中国古代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而成为不男不女的中性人，他们是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又称寺人、阉（奄）人、阉官、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太监的原意　　通常是指中国古代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而成为不男不女的中性人，他们是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

　　宦官称“太监”，是隋唐以后的事，地位较高的内监就被称为“太监”。唐高宗时，改殿中省为中御府，以宦官充任太监，少监。后宦官亦通称为太监。 到了明代，宦官权势日增，人们就把所有宦官都尊称“太监”，太监也就称为宦官代名词了。

　　据记载，我国先秦和西汉时期的宦官并非全是阉人；自东汉开始，才全部用阉人（“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出自《后汉书 宦者列传序》 ）。这是由于在皇宫内廷，上自皇太后、太妃，本朝后、妃以及宫女等，女眷较多，如果允许男侍出入，难免会发生秽乱宫帷的事。所以绝不允许有其他成年男性在宫内当差。 据考证，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太监名叫吴腾宇，今江西上饶人。

　　监，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名称很多，诸如中宦、宦官、宦者、内侍、内宦、阉人、中涓、内竖、中贵人等。

　　在中国历史上，在封建社会消亡之前，没有宦官的时代不多。太监，作为帝王与后妃的奴仆，支撑着皇家宫殿那广厦高台的金碧辉煌，成就了皇宫内统治者舒适优裕的生活条件。

　　常人想成为太监必先去势，即割掉生殖器。这称为“净身”，使他们成为“六根不全”的人。太监面不生明须，喉头无突，声变变细，说话女声女气，举止动作似女非男，成了“中性”人。

　　其实，太监并不是中国的特产。在古代埃及、希腊、罗马、土耳其、朝鲜，乃至整个亚洲都有太监。只是，中国的太监制度是最根深蒂固的。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太监不仅涉足王公贵族、高官显爵的生活中，而且还涉足于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在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历朝的衰亡大都与太监作乱有关，汉、唐、明三朝的覆灭与太监的专横暴虐有直接关系。

　　概况简述

　　唐代设内侍省，其长官为监及少监。《辽史·百官志》载，辽代南面官诸“监”职名中，有“太监”之称，但在具体称呼上，仅称监，如太府监。元代的太府和各监，多有“太监”一官（如仪文监、典牧监、典室监、太府监等均设太监）。明代诸监不设此官，但在宦官所领的二十四衙门，各专设掌印太监等，在宫廷内专门侍奉皇帝及其家族。明中叶以后，太监的权力扩大，拥有出使、监军、镇守、侦察臣民等大权。清代相沿，太监成为宦官的专称，设总管太监等为首领，隶属于内务府。

　　我国历代宦官的人数以明朝为最，号称10万。清朝改革了明代臃肿的太监机构，并制定了一套管理制度即宫规宫法，将明崇祯末年的9万多太监，削减为9000人。清朝太监的等级极其严格，清朝宫廷内设有管理太监的机构称“敬事房”，又谓“宫殿监办事处”。规定在督领侍下面，有大总管、副总管、带班首领、御前太监、殿上太监、一般太监和下层打扫处小太监之分。发展至清代末期，太监等级更加复杂。在宫殿监中，就有总管、首领、掌案、回事和小太监之分；在各处所中又有首领、大师父、师父、带班、陈人、徒弟之别等等。如此层层节制，一级管一级一级压一级，统治得非常严密。

　　封建帝王是世袭的，皇帝唯恐他人篡夺自己的皇位。一般情况下，皇帝猜忌朝廷的文武外官，总防着他们有外心：但却认为朝夕侍候在自己身边百依百顺、出身低下而又没有后代的内官员可靠。而宦官则往往利用在宫廷中的这种特殊地位，攫取极大的权力，甚至操纵帝上。这些人数量不多，但奴性十足，狡黠阴险、残忍狠毒。一旦成为皇帝的心腹，更是谗谄佞邪，毫无顾忌。他们结成死党，挟持皇帝，假传圣旨，卖官鬻爵，贪赃枉法，陷害忠良，甚至可以废立以至杀死皇帝。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宦官专权曾演出了一幕幕祸国殃民的惨剧，其中以东汉、唐、明三代为最。秦朝的赵高，东汉的侯览、张让，唐代的仇士良、田令孜，明朝的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以及清代末年的李莲英，都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宦官。

　　发展历史

　　先秦时期 宦官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诗经》、《周礼》、《礼记》中都有关于宦官的记载。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大都设置了宦官。秦国宦官嫪毐受太后宠幸，权势显赫，封为长信侯。宦官一般由身份卑贱的人充当。其来源或由处以宫刑的罪人充任，或从民间百姓的年幼子弟中挑选。秦汉以后，宦官制度更加详备，宦官作为一种特殊政治势力，对许多朝代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秦汉时期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宦官由少府管辖。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亡教训，间用文士充中常侍，以抑制宦官势力。元帝以后，宦官势力复萌。东汉时，侍从皇帝的中常侍专由宦官充任。他们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左右皇帝视听。其时，外戚势大，皇帝常利用宦官牵制外戚，往往造成宦官集团专政局面。

　　唐宋时期 唐代，宦官由内侍省、掖廷局、宫闱局、奚官局、内仆局、内府局管理。掌管宫内的簿册、门卫、病丧、仓库供应等事项。各局长官称令或丞。唐太宗时，对宦官限制较严格，规定内侍省宦官最高官阶为三品，数额亦有限制。太宗死后，制度渐弛。中宗时，宦官总数增至3000名，被授七品以上者多达千人，玄宗时，宦官多而滥，仅四、五品者就在千人以上。授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衔者大有人在。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膨胀，有的甚至封王爵，位列三公。部分宦官还染指军权。肃宗时，设观军容使，专以宦官中的掌权者充任，作为监视出征将帅的最高军职。从德宗朝开始，宦官掌握了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兵的兵权。军中的护军中尉、中护军等要职均由宦官担任。因军政大权被宦官集团把持，不仅文武百官出于其下，甚至连皇帝的废立也由他们决定。在宪宗到昭宗期间登基的9个皇帝中有7个是由宦官所拥立，两个被他们所杀。宦官专政成为中、晚唐社会的一大痼疾。宋代也设内侍省，由宦官主管。但宋代宦官干政的现象不如外戚专权严重。

　　明清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对宦官管理较严，规定宦官不得识字，压低其官阶，禁止其兼外臣的文武职衔，并悬铁牌于宫门上，明示不许干政的警戒。从永乐朝始，宦官渐受重用。皇帝亲信的太监经常被派出巡出洋，担任监军。永乐十八年（1420）设东厂，由宦官执掌，从事特务活动，诸事直接报告皇帝。宣宗时，改太监不得识字的祖制，在宫内设内书堂。令学官教授小太监识字。成化十三年（1477）在东厂外另设西厂，以宦官任提督，加强特务统治。此外，宦官任职机构膨胀，宫廷中设有司礼、内官、御用、司设、御马等12监。惜薪、钟鼓、宝钞、混堂等4司及兵仗、银作等8局，总称为二十四衙门，各设专职掌印太监。宦官人数激增，至明末多达数万之众。英宗时，掌权宦官王振网罗部分官僚为党羽，形成阉党，开明代宦官专政先声。此后，宦官之祸迭起。成化年间的汪直、武宗时期的刘瑾、熹宗时期的魏忠贤等，都是权倾朝野、势力显赫的权宦。他们专横跋扈，排斥异己，巧取豪夺，屡兴大狱，加剧了明朝政治上的腐败，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

　　鉴于明朝宦官为害之烈，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清初规定：宦官归内务府管辖，具体由敬事房管理。敬事房亦称宫殿监办处，设总管、副总管等职。康熙时总管宦官为五品，雍正时改成四品。裁明代“二十四衙门”为“十三衙门”，人数大幅度缩减。顺治时设置宦官千余人，乾隆年间增至3000人，直至清末未过此数。宦官升迁降调由内务府移文吏部决定。宦官犯法，内务府可先拿后奏。尤禁其干政。顺治帝仿朱元璋旧制，铸铁碑立于交泰殿，明文规定凡有不法行为，均凌迟处死。这些措施得到较好贯彻。虽在清末有慈禧太后宠宦安德海、李连英等屡犯例禁，朝臣为之侧目，终未出现汉、唐、明宦官的专权现象。

　　清代末年，安徽省的庐江、无为、和县、含山、巢湖,河北省的宛平，还有山东省的乐陵，都是出太监的地方。太监都是劳苦人出身，被生活所迫，指望把孩子送进宫里，有条活路，将来也得些好处。当时有的只有10岁左右就阉割净了身，李连英就是8岁净身，9岁进宫的。民国初年。一个13岁的小太监马德清就被送进了博仪的逊清皇室小朝廷当差。

　　说到净身，清光绪年间，北京有专门干这种营生的，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毕五”和地安门内方砖胡同的“小刀刘”，就是专干这一行当的。有的说这两家的家主都是清朝的七品官，还有的说小刀刘是六品顶戴。他们每年分4次，即每个季度给总管内务府送净好身的孩子，这是他们的职业。净身的“手续”则全由他们两家包办了。在清初，对净身还有个规定，不能私自行事，按刑律规定，违者问斩。到了晚清就不那么严格了，也有个别人是父亲亲自给儿子净身的，上面提到的马德清就是在他9岁那年，被他父亲亲自切除了生殖器。解放后，据马德清老先生回忆，净身是他一辈子最伤心的事，是一场难忘的酷刑。

　　太监入宫后，其中有少数人靠着奉承和钻营的手段，慢慢爬上有权有势的地位，慈禧太后宠信的李连英和小德张，便是其中突出的两个。一代权监李连英，曾与袁世凯互相勾结，藉以大发横财，仅一次就接受袁的贿赂20万两白银。据说李连英临死时，不仅有大量的地产，还有无数的玉器珠宝，4个继子分得了大量银钱财物，就连2个继女，也每人各得白银17万两。当时李连英得罪了不少人，慈禧死后，他于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底即向隆裕太后告老出宫，悄悄地离开了紫禁城，然而他终于在宣统三年正月归天了，有说是得痢疾死的，有说是被人害死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葬在海甸区思济庄的坟墓被人挖开，竞只有人头，无身子，弄得人首异地，被人害死的可能性更大，结局归宿也够惨的！出时的小德张效法李连英，一面讨好慈禧，同时又和光绪皇后后来的隆裕太后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终于爬上了大总管的地位。他的财产也无法计数，在河北省静海县以及京畿南苑都有他的地产，天津英租界里他曾置楼房12座，北京永康胡同有他宏伟的大宅第，此外还有当铺、绸缎店等多处。

　　但是，紫禁城内不少下层小太监，终日辛苦劳动，到暮年离开皇宫，也没见过皇帝一面；太监受污辱被损害乃至折磨而死的事，亦时有发生。例如晚清宫廷中被慈禧派往光绪身边的太监寇连材，因他深明大义，斗胆违例向慈禧上奏折凡10条，劝慈僖归政，并言不宜去忠直人而专用阿谀者。最后被慈禧以内监有言事者斩，按清朝成例，送交刑部命处斩勿论。据说寇连材问斩时镇定自若，死而无憾。

　　紫禁城内责打太监的事，屡屡发生，他们只要稍有“不规”或偶有“犯错”，慈禧即下令动辄责打和处罚。刑罚之残酷，无以复加，实在骇人听闻，有的还要株连他人。光绪末年，慈禧曾用“气毙”之刑，竞把珍纪宫中30来个太监活活处死，造成迫害太监的一大惨案。所谓“气毙”，是用七层白棉纸沾水后，将受刑人的口鼻耳封闭，再用杖刑责打而死。

　　另外，那些下层小太监一旦失掉服役能力之后，都要被逐出紫禁城。不少太监晚年以寺庙栖身。据调查，在北京城郊，共有明清时期的太监寺庙约20多座。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尤其是在逊清小朝廷被逐出紫禁城后，太监这一不合理的制度，终于随之彻底废除了。

《永乐大典》是清朝永乐年间，由2000多名学者花费5年时间完成的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一共有一万多册，字数达到了惊人的37亿字，估计一个人想全部读完一辈子时间可能都是不够的。那《永乐大典》中到底包含了哪些内容呢既然是百科全书肯定是什么方面的内容全部包含其中了，所以对我们了解古时候的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永乐大典》如今保存下来的并不是很多。大部分都被销毁或者流散海外了。

先说说《大典》的正本与副本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命太子少师姚广孝和翰林学士解缙主持，三千多人参加，历时四年，于永乐六年(1408年)修成的大型类书，参与编校、誊写圈点者三千余人，辑入古今图书七八千种，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等，搜集极为宏富。至永乐六年(1408年)冬成书，全书目录六十卷，正文22877卷，装成11095册，总字数约在37亿字左右，赐名《永乐大典》。

《大典》成书于南京，书成后未能刻板，只抄写一部，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迁都时，命令撰修陈循将文渊阁藏书每种挑选一种，共装100柜及《大典》正本一起运至北京皇宫。《大典》到京，贮于文楼，其他100柜图书则暂存左顺门北廊。正统六年(1441年)，文渊阁建成，于是将左顺门北廊的书运入阁中，《大典》则仍贮文楼。正统十四年(1449年)南京文渊阁不幸失火，《大典》所据原稿及所藏其他图书均付之一炬。自此，《大典》遂成孤本。

《大典》由于种种原因，从成书起，便束之高阁。《野获编·补遗》记载：“(明成祖)多修马上之业，未暇寻讨，列圣亦不闻有简阅展视者。”有明一代277年，历16帝，其间除明孝宗为使自己长命百岁，曾将《大典》所辑金匮秘方书录给太医院外，只有明世宗“按韵索览，几案间每有一、二帙在焉”。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北京宫中失火，奉天门及三大殿均被焚毁。世宗怕殃及附近的文楼，严令将《大典》全部抢运了出来。为了预防不测，他还决定重录一部副本。此事搁置了几年，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才召选书写、绘画生员109人，正式开始抄绘。重录前，世宗与阁臣徐阶等经周密研究，制订出严格的规章制度，誊写人员早入晚出，登记领取《大典》，并完全依照《大典》原样重录，做到内容一字不差，规格版式完全相同，每天抄写三叶，不得涂改，也不允许雇人抄写。这样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正本的原貌。

重录工作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朱厚熜辞世时尚未竣工，到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才算大功告成，共费时五年。

明亡后发现，永乐正本已不知下落，正本去了哪里后人不断推测，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看法：

一是随明世宗殉葬于永陵说。因为在明代帝王中，曾阅读过《永乐大典》的，仅孝宗、世宗两人。世宗对《永乐大典》“殊宝爱之”，所以正本极有可能殉葬于永陵。在明代，生者所爱书籍殉葬不乏其人，如上世纪山东发掘鲁荒王朱檀墓时就有《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等典籍。而明永陵的宏伟超过明代诸陵，以其建筑规模，也存在殉葬《大典》正本的可能。但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朱厚熜逝世，次年隆庆元年三月办完丧事，而《大典》录副工作到四月份才告结束，没有正本录副就无法进行，永陵说疑问重重。

二是有研究认为她藏于皇史宬夹墙。著名历史学家、山东大学教授王仲荦先生等认为修成于明世宗嘉靖十三年(1534年)的皇史宬，大殿墙壁奇特，东西墙厚35米，南北墙厚61米，为建筑中所罕见。《永乐大典》正本有可能藏于皇史宬夹墙内。

三是郭沫若等先生大典毁于明亡之际的看法，认为明末，正本付之一炬。更具体一点，正本是被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焚毁了。起义军在占领北京42天后被迫撤离，撤走时，曾放火焚烧宫楼。

四是毁于清朝乾清宫大火一说。据《鲒埼亭集外编》记载：雍正间，《永乐大典》副本由皇史宬移藏翰林院，全祖望在翰林院看时发现有缺，于是猜测正本“乃知其正本尚在乾清宫中，顾莫能得见者。”到清末，缪荃孙不但承袭此说，还进一步发挥：“嘉庆二年(1797年)，乾清宫一场大火，正本被烧毁了。”有的学者指出这没有根据。因为乾隆曾清理宫藏图书，所有善本全部集中乾清宫旁的昭仁殿。但是《永乐大典》有1万多册，如正本在乾清宫是极易被发现的，《天禄琳琅书目》中未编入《大典》，证明正本当时并没有藏在乾清宫中。

目前我们见到的《永乐大典》都是嘉靖年间抄录的副本，正本在哪里是否还在天壤之间，由于史籍没有明确记载，我们不妨寄一线希望，某一天我们还会见到她。

第二个问题我想让大家认识《大典》的副本

《永乐大典》副本迄今四百余年，经历兵燹火厄，人为偷盗等，不完全统计，散落在国内外的《大典》仅有400册左右，继续搜寻，不排除天壤间还会有新的发现。

既然《大典》副本是按正本原样重录的，正本已不存在，就让我们介绍一下副本的版本情况：

载体材料

纸张：《大典》使用的是以桑树皮和楮树皮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皮纸，当时北方习惯称为白棉纸。因“其纵纹扯断如棉丝，故曰‘棉纸’”。(明宋应星《天工开物》)这种纸在嘉靖前后产量很大，纸质洁白柔韧，是印书的佳选。藏书家们习称“白棉纸本”。《大典》本用纸厚度为012毫米的白棉纸。

墨：明代以徽州墨最著名，产量也大，以黄山松烟加多种配料制成，销售全国。程氏、方氏等徽墨商世代经营，驰名海外。朱墨则以朱砂矿物质制成，颜色经久不褪。

字体插图

字体：除标题首字用多种篆、隶、草体书写外，正文为楷书台阁体。明清时对科举试卷文字，要求端正整齐，大小一致。所以生员和经过科考任命的馆阁、翰林院官员都擅长这种字。明代楷书一般横竖撇捺都比较张扬，不甚拘谨，有宋元遗韵。明末以后，受董其昌影响，字体追求圆润，馆阁体字日渐平庸。《大典》字体端正整齐，而有洒脱精神，实为写本精品。

插图：《大典》中各类插图包括人物故事、博古器物以及宫室建筑、园艺花木、山川地图等，用传统白描线条笔法，人物景象，生动逼真，工致精美。嘉靖录副时，也由画工以原图摹绘而成。因此，这些插图是宋元和明初画家们的绘画作品的遗存，在绘画史、书籍插图史方面也极具价值。

栏格版式

全书为手绘朱丝栏本，框高355厘米，宽235厘米，四周双边。八行，大字单行十四五字，小字双行不顶格28字。版心上下大红口，红鱼尾。上鱼尾下题“永乐大典卷×××”，下对鱼尾之间题叶次。其边栏、书口象鼻、鱼尾都系手绘，《大典》用纸需数十万张，手绘栏格也是大工程。有推测，如果不用工具既慢又不齐，可能是用薄板将边栏、书口处镂空，加以固定，再在板上用笔刷上红色而成，栏内的直格是另一次完成，中国古代卷轴制度的写本多打乌丝栏格，据说也有专用的笔床。书内文字，正文为墨色，引用书名及书口文字用红色。断句用红色小圆戳钤印，朱墨灿然，便于阅读。

装订形式

《大典》为包背装，即每叶纸，字面向外由中缝对折，书脊先用纸捻订牢，外面用硬纸板裹一整块黄布连脑包装作书皮。装裱后在书皮左上方贴长条黄绢镶蓝边书签，题“永乐大典×××卷”。右上方贴一小方块黄绢边签，题书目及本册次第。每册30-50叶不等，每册多为二卷，也有一卷或三卷的。全书高52cm、宽约31cm。

第三个问题我讲讲《大典》副本的流散

据记载，《大典》嘉靖副本贮藏皇史宬配殿约150年，到清雍正间(1723年—1735年)被移贮翰林院敬一亭。从此这部内府藏书开始被大臣们借阅辑录佚书，从而不断遗失并遭受各种破坏。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修《四库全书》曾利用此书，清查时发现已缺失2422卷，约一千册。此次共从中辑佚书300余种。

嘉庆、道光间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统志》时又利用《大典》，这期间由于监管制度不严，又被官员大量盗窃。另外，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到野蛮破坏和抢劫，丢失《大典》不计其数。尤以英侵略军抢掠最多，作为战利品运回该国。光绪元年(1875年)修缮翰林院建筑时，清查所存《大典》已不足5000册。

另据记载，次年翁同龢入翰林院检查《大典》只剩800册。最后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翰林院成为战场，《大典》除战火焚毁破坏以外，再加上人为抢劫，使翰林院所藏副本至此化为乌有。各国侵略者将抢劫的大量财富文物盗运回国，《大典》从此散布在世界各国图书馆和私人手中。国内一些文人书贾也竞相购买收藏，以为奇货可居。这部曾藏于明内府、清官署的万余册《大典》，不到百年几乎是灰飞烟灭。宣统二年(1910年)京师图书馆成立时，教育部只拨交劫余的60册《大典》，作为京师图书馆最初的收藏。

第四个问题我讲讲国家图书馆的《永乐大典》收藏

《大典》的毁灭，不仅是中国学术的重厄，也是世界文化的巨大损失。为搜寻《永乐大典》作出巨大贡献的郑振铎先生在50年前就曾经感慨地说到：假如《永乐大典》全部保存到现在的话，我们对于中国古文学史的面貌是可以看得更完全的。……仅仅就这百存三四的《大典》说来，我们已经可以从那里边得到不少的珍罕而且重要的资料了。

经过国内外学者调查，现藏《永乐大典》400册左右。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永乐大典》在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和保存过程充满了传奇色彩。经过百年的努力搜求，今天，国家图书馆的《永乐大典》数量已达222册，在架书为162册，其中60册暂存台湾。

实际上在清末筹建京师图书馆时，学部就提议将翰林院残存的《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庋藏，但未得办理。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周树人(鲁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等部门的工作。在他的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咨请国务院，将翰林院所存《大典》残本送归教育部，交由京师图书馆储藏，获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当即派员前往陆润庠处，将64册《大典》运至教育部。除4册置于教育部图书室展览外，另60册送往京师图书馆，这是国家图书馆入藏的第一批《永乐大典》。

京师图书馆在细心整理，妥善保护这60册《大典》的基础上，四处征集，广为搜罗，其间，京师图书馆几易馆名，但大典的收藏工作却从未停止过。到1934年，馆藏《永乐大典》的数量已达93册。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华北局势动荡不安，政府下令古物南迁。北平图书馆先将敦煌写经、古籍善本、金石拓片、舆图及珍贵的西文书籍装箱后存放在天津大陆银行等较为安全的地方。1933年5月，教育部电令北平图书馆将宋元精本、《永乐大典》、明代实录及明人文集挑选精品南迁，以防不虞。接电后，北平图书馆即将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善本典籍运往上海，存放于公共租界仓库，并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负责管理。在保存下来的装箱单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永乐大典》南运的情况。

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后，上海沦陷，不久欧战爆发，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国家图书馆存放在上海的图籍的安全遭到威胁。代理馆长袁同礼先生和上海办事处钱存训先生通过驻美国使馆与美国联系，决定将这批善本再做挑选之后运往美国寄存。选取的三千种书中有60册《永乐大典》。于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前运抵美国，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1965年，这批善本转运台湾，目前暂存台湾。

八年抗战，国难当头，但爱国文化人士抢救、搜集古籍善本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困居上海的郑振铎先生不停地出入书肆，寻找善本，并和国家图书馆保持联系。袁同礼馆长则四处筹措购书经费。那一段时间收集的善本中有两册《永乐大典》。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永乐大典》的收集也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将11册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接收后即拨交国家图书馆。为纪念这一举动，国图举办了一次《永乐大典》展览，宣传《大典》的价值及其惨遭劫掠的遭遇。展览极大地激发了各界群众的爱国热情。一些爱国人士和藏书单位纷纷将自己收藏的《大典》交由国图集中收藏。

1951年8月20日，周叔弢先生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给国家并致信国图：“仆旧藏《永乐大典》一册，杭字韵，卷7602至7603，谨愿捐献贵馆，……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几乎与此同时，在张元济先生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所藏21册《大典》赠送国图。随之，赵元方先生也将家藏的一册《大典》捐赠出来。1958年，北京大学将4册《大典》移送国图。广东文管会也移送3册。向国图捐赠大典的还有张季芗先生、金梁先生、徐伯郊先生、陈李蔼如先生以及赵万里先生。

此后在1954年，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又送还我国52册，195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送还我国3册，苏联科学院也通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送还1册。这样67册曾经远离故国的《永乐大典》又回到了祖国怀抱，在国图“团聚”了。

更值得我们感怀的是，在五六十年代，在共和国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对文物的收藏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特批专款从香港著名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了一批珍贵古籍，其中有4册《永乐大典》。至1965年，馆藏永乐大典达到220册。

大典的收集过程中还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1983年，在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中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发现时，这一册《永乐大典》的天头地脚部分已经不存，书里夹着花样、鞋样。幸运的是，当时的农家妇女虽然不识字，但从祖上因袭的敬字惜纸的传统，使这册《大典》得以保存了下来，也可以算做《大典》流传过程中的一件幸事。得知此书的重要价值后，孙家将书送到了掖县文化馆，掖县文化馆将书又转送到国图，国图在收到此书后即由专业修复人员做了复原。这册流落在外多年的典籍终于与其他《大典》聚合了。截至这一年，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的收藏量已经达到221册。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在专家赴上海鉴定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时，一个机缘，一册新的《永乐大典》又呈现眼前，在两年后经过运作，即将入藏国家图书馆，这是模字韵湖字一册，与原藏国图的部分可以实现缀合。

《永乐大典》的收集、保藏是国家图书馆善本藏书的一个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图书馆善本书收藏的历史。近百年来，政府的支持、众多爱国人士和关心国家图书馆事业的人们的奔走寻访、国外收藏单位的送还、几代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呕心沥血，无一不令人感动。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是一刻也不能忘怀的。

第五个问题是国家图书馆以外的《永乐大典》

除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外，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以及英国、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公私藏家手中，还藏有近200册《永乐大典》。根据已经了解的情况主要有如下30家藏家：

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日本天理图书馆、日本静嘉堂文库、日本斯道文库、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日本武田长兵卫、日本石黑传六、日本小川广己、英国大英博物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英国剑桥大学、英国马登、德国汉堡大学图书馆、德国科隆基莫图书馆、柏林人种博物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美国康乃尔大学、美国波士顿图书馆、越南河内远东学院、南朝鲜旧京李王职文库。

我们看到英国、日本藏家更多一些。因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翰林院成为战场，而英使馆与翰林院围墙之间隔不到1米，所以很容易解释为什么英国收藏的《永乐大典》会多一些。在翟兰斯日记中，记载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一卷《大典》，就来源于英国。1989年曾在爱尔兰发现五册《永乐大典》的信息，2002年，《永乐大典》600年国际研讨会上还有一册阿伯丁的《永乐大典》扫描件赠送给国家图书馆，也是未见著录的。还有在会上学者透露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也收藏有《永乐大典》。而日本藏《永乐大典》的数量或许是占了地利的因素，东洋文库1920年曾经一次在田中庆太郎的文求堂书店购买了10册《永乐大典》，之后到1943年共六次购入《永乐大典》，总共63卷34册。大约在1940年，东洋文库曾想一次购买刘氏嘉业堂的49册，但因时逢战乱、资金短缺，未能遂愿。通过当时的满铁，将其收藏在了大连图书馆。大战后，它们经过旧苏维埃联邦归还至北京图书馆。也许通过我们的古籍普查，还会有新的发现。

永乐大典存卷现藏情况一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