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知识点：殷郊 文/王事情

《封神》中，纣王和姜皇后有两个儿子，大的叫殷郊，小的叫殷洪。后来妲己秽乱后宫，害死了姜皇后，又献斩草除根之计，要杀二殷兄弟。幸被阐教道德之士广成子和赤精子所救，于是上山学艺。

武王伐纣，二殷先后奉师命下山助周，孰知半途受申公豹所欺，都转而助纣为虐。赤精子、广成子闻讯大怒，欲降服二徒，可因洞中法宝已尽为二徒所有，竟不得成功。好在最后阐教仙人设计，终于还是杀死了二殷，殷洪的结局是在太极图中化为飞灰，殷郊则被岐山夹住，受了犁锄。

二殷是悲剧性人物，国家将倾之际，他们帮助殷商、帮助父亲并没有错，而要如此就势必违抗师命，所谓“忠孝不能两全”，读者不宜太过苛责。

比较有意思的是他们的名字，殷洪比较大众化，着重讲一讲殷郊两个字。

一、殷郊到底该姓啥？

具体到殷郊这个名字，闹的笑话更大了。

《封神》中，纣王有三个儿子，姜后两子：殷郊、殷洪；后文还出场了一个叫“武庚”的孩子，这是历史上真有的人物，而按小说推测应该是妲己所生。这里有一个问题，武庚为什么不姓殷呢？

有的人可能会说，武庚应该就叫“殷武庚”。在原著中，他姓殷没啥问题，但在历史上是不行的，因为：

第一，武庚的名字应该就叫“庚”，武是谥号——他在商朝亡国后发动三监之乱意图恢复故国，虽败犹荣，可得一个“武”字；

第二，武庚不能姓殷，那是因为殷郊殷洪也不姓殷，纣王本身也不是殷姓。

武庚

据统计，纣王在古籍上异称多达12种，为辛、帝辛、受、帝辛受、受德、受德辛、殷辛、后辛、纣、殷纣、商纣、帝纣。殷受是后来叫出来的名字，后来却成为了纣王的通行名，在很多封神电视剧中那些人说起纣王都一口一个“殷受”或“帝辛”。可事实上，《商代史卷2：<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徵》说：

殷辛、殷纣、商纣，则为冠国号于名上，犹汤称商汤、禹称夏禹、舜称虞舜、桀称夏桀一样。帝辛一名，乃商殷亡国之后，其遗裔所追号。

本书是当年社科院历史所重点研究课题，纳入重大科研项目，其质量和权威当然是信得过的。通过这段话我们知道，纣王不可能姓殷，殷、商同为商朝的国号，以“国号+名字”的形式来叫纣王，只是一种称呼方式，就像《说唐》中外国人称李世民为唐童一样。

纣王究竟姓啥呢？

其实《史记》已经说了答案，“殷商始祖契因为辅助大禹治水有功，被舜封于商地，赐姓子氏”。原著第一回也说“成汤乃黄帝之后也，姓子氏”。

所以他就姓“子”，殷郊实际该叫“子郊”。

另外，就像他爹拥有“帝辛”这个谥号一样，殷郊也会有。他殉国而死，虽小节不容于阐教，但大节无亏于殷商，可以说称得上壮怀激烈的末代商王，如此一来，他就会有“十干”之名。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十干，《史记·殷本纪》中所见商历代王号，太丁、外丙、中壬、太甲等等，都是十干命名制度的产物。根据殷郊岐山阵亡是哪一天，再查是十干的哪一天，有可能会叫他“帝癸”或别的啥。

二、太岁殷元帅

殷郊这个名字出现在《封神》原著中，有一条清晰的时间线。

本书出现之前，民间久已有封神传说，金阊舒载阳版本有书坊主人舒冲甫小识说“此书久系传说，苦无善本”可为佐证。封神的传说甚至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孔子已在《论语》中提到“殷有三仁”，所谓“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孟夫子则指出“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给武王伐纣定下了基调；《水经注》将最著名的罪恶“敲骨验髓”甩给了纣王……神话的部分，则从《史记·封禅书》就开始了，“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到《六韬》说武王伐纣见五马二马在雪地上没有痕迹，姜太公说这是“五方之神”来找活儿的；及至晋代人，对妲己的恶意达到了顶峰，给她安了个狐狸精的名头……

所以，《封神》确是后起之作——作于明隆庆、万历年间，但也是集大成之作——影响力直到今日。

《封神》成书当然采撷了自春秋开始的诸多民间传说及典籍记载，然而它真正的架构或者说直接的灵感来源，却是下面三部书。

《武王伐纣书》

本书全称《全相武王伐纣平话》，亦简称《吕望兴周》，是宋元说书人的本子，刊刻于元代至治年间，是学界公认的《封神》蓝本。

它分为上、中、下三卷，上卷从纣王登基到殷交遁入华山聚兵，4400余字，被扩写成了《封神》第1~9回。中卷从妲己剖腹验胎到姜子牙隐居磻溪，3800余字，大概是第10~11回、第15~22回的体量，其中哪吒出世3章（第12~14回）是最精彩的原创，但仍然混杂了别的传说。下卷从文王渭水访贤到伐纣功成姜子牙斩妖，1500余字，大概是第23~29回、第67~68回以及第96~97回。

如上所说，殷郊之名，亦见于此书，只不过名字叫作殷交。

故事大略相同，殷交一岁时母后被害，十岁时妲己要斩草除根，逃入浪子神庙。得神赐大力酒一杯，破纣之斧一柄。后得识姬昌与姜子牙。伐纣之战中，殷交投周营为上将，天纵神力，败商营大将离娄、师旷（即千里眼、顺风耳），夺渑池、洛阳，大战乌文画（即邬文化）等，最后擒妲己，亲手劈死自己的父亲纣王。

殷交报仇弑父之举堪称壮怀激烈，但也未免太过死物，没有活生生的感情，没有大时代中的取舍和挣扎，犹如一尊机械，只为复仇而活。

《春秋列国志传》

本书约作于嘉靖至万历丙午（（1522年~1606年）年间，与《封神演义》的成书时间高度重合。《列国志传》前十回35000余字，通过对叙事顺序和文本结构的结构，可以知道它基本是对《伐纣书》的扩写，而非对《封神演义》的缩写。由此可以确定《列国志传》的成书比《封神》早。

其实最好的办法还不是致敬，而是直接不写商周争霸这段，因为你怎么写也写不过《封神》，冯梦龙无疑看到了这一点，经他删削改写的《东周列国志》就改头换面，删去这十回了。

本书殷交已变成殷郊，所为之事与《伐纣书》中一般无二，但删去了惊世骇俗的弑父情节，改为纣王自焚而死。从这个变动我们可以看到世俗对纲常的维系，“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无论殷郊如何豪杰盖世，都不可能打破三纲五常设下的强大藩篱。他曾经劈出的那一斧，就这样不得不收了回来。

而这并没有完。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

据近人叶德辉先生所作序言，本书翻刻自《明刻绘图本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七卷，而明刻本又是《元板画像搜神广记》的异名，“书中图像与元本无甚差异”，“惟明刻增入洪武以下封号及附刻神庙楹联……虽明人重刻，犹可推见元本真面也”。这也就是说，本书的主体内容写作于元时，肯定比《封神》早，但又小有差异，不复纯粹的元时旧貌，不能因此而肯定本书出现的年代“很可能与《封神演义》同时，或者稍后”。

其“太岁殷元帅”一条，即写殷郊。这段文字很长，主要说了这么几点。

出身： 姜后游览禁苑，踩上了巨人留下的脚印，遂有身孕。

这个“感生”神话与《周本纪》中周人始祖后稷的降生如出一辙，很显然是直接抄过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说殷郊就是周人始祖也未尝不可。

生时： 殷郊生时，肉球裹体。妲己诬蔑姜后生下的是个妖怪，使纣王厌憎，便把殷郊弃之于外。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此胎牛马不伤，白鹿供乳，神仙申真人见之，以剑剖开，取法名唫叮呶，正名唫哪吒，因为是在殷都郊外捡到的，又给他取了殷郊的乳名。

传奇经历： 殷郊七岁时知其身世和生母惨死，决意报仇。在师父申真人的指点之下，在天妃八宝洞中取得黄钺、金钟（后来成了原著中的宝贝番天印、落魂钟），下山收服贙（xuàn，上面两个“虎”下面一个“贝”） 神、鸦将（后来成了原著中的温良、马善），接着在扫帚山斩杀十二丧门哭鬼骷髅神，悬首挂劲胸而回（这个形象大概移植到了《西游》中沙和尚的身上）。

商周决战牧野，殷郊奉命下山助周为前锋，杀得70万纣师倒戈。即入摘星楼擒斩妲己，妲己死时“妖容炫目，无忍杀者”——这点在《封神》中也有写到，殷郊以斧斩之。最后玉帝召入天庭封神。

上面简单追述了一下殷郊形象的渊源，按成书先后顺序，大概是《搜神大全》在前，《伐纣书》次之，《列国志传》最后，而殷郊的形象也大体经历了这三个嬗变。民间先有太岁殷元帅的传说，接着被说书人写进了商周话本，最后进入文人的创作中，字数由少到多，传奇由简到详，为最终成为《封神》中的经典人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三、“殷郊”的来源

殷郊这个人物不会凭空出现，这两个字最初甚至也不是一个人，它的真正来源，其实就着落在上节“牧野”二字之上。

牧野，最出名的自然是牧野之战。《史记·周本纪》：

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史记集解》谓：牧野，纣南郊地名也。《尚书·周书》疏：皇甫谧云“牧野去朝歌七十里“。孔安国则说：纣近郊三十里地名牧。不管三十里还是七十里，肯定都离朝歌不远，都是可以被称为“郊”的地方，“距国百里为郊”，殷、商二字并称，所以商郊，就是殷郊。

所以现在能找到的古籍中，两者往往并称，如《礼记集说》“（武王）甲子昧爽，至于殷郊”，《吕氏春秋》武王使人刺探殷商虚实，对胶鬲说“将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报矣！”

殷郊的名字应该就是出自于此，这两个字最初的意思就是殷城朝歌的郊外，《搜神大全》采用的也是这个说法，所谓“又缘其弃郊之故，故名殷郊”。

至于他和太岁扯上关系，则可能是因为《荀子》。《荀子·儒效篇》云：

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

太岁是凶星，武王伐纣，兵犯太岁，行军才三天就遇到了五种灾难，弟弟霍叔害怕，力主退兵。周公说：“纣王逆天而行、天怒人怨，所犯错误更多、更大，我们犯太岁又有什么害怕呢？”于是周兵昼夜兼程，牧野一战而定天下。

纣王倒行逆施，在穷途末路之时已然无人可用，不得不仓促把奴隶武装起来抵抗周军。老百姓总是同情失败者，就安排了一个太岁神来帮助他——虽然并没有什么用，最合适的人也只能是他的儿子了。有儿子就必须有名字，就用了“殷郊”的名字。这也算是一种安慰吧！

《封神》第65回，殷郊最终死在了岐山之上，岐山在西岐郊外，算是周郊——殷郊最终死在了周郊，世事兜兜转转，一场扯淡。

参考资料：

《商代史卷2：<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徵》、《全相武王伐纣平话》、《春秋列国志传》、《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封神演义>之殷郊形象渊源考》。

PS： 很久不写《封神知识点》系列了，绝对超过半年了。毕竟写这种文太花时间，而且我本来写得就慢（通常一篇文得写好几天）。

更关键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和个人的水平所限，现在是既拿不到青云又赚不着流量，嗷嗷干5000字的总收益可能连一屉小笼包都买不到。于是自己也愿意“用劣币驱逐良币”，只写贵的，不写对的，啥深度文章也不想写了。

——祈祷本篇能有流量，也祈祷能中个青云……

总之，这是一篇情怀文，希望大家点个赞~~~~

中华礼学是以礼法、礼义之学为核心的学术文化，其理论形态则是《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经典，《三礼》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今天先介绍《礼记》。

一、性质与源流

孔子教授弟子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是中国古典文化中最高哲理的载体，但是文古义奥，不易通读，因而每每需要有辅助性的读物，为此，《易》有《十翼》，《春秋》有《三传》，而《礼》则有《礼记》。

六经中的“《礼》”，后来称《仪礼》，主要记载周代的冠、婚、丧、祭诸礼的“礼法”，受体例限制，几乎不涉及仪式背后的“礼义”。而不了解礼义，仪式就成了毫无价值的虚礼。所以，七十子后学在习礼的过程中，撰写了大量阐发经义的论文，总称之为“记”，属于《仪礼》的附庸。

秦火之后，西汉人能见到的用先秦古文撰写的“记”依然不少，《汉书·艺文志》所载就有“百三十一篇”。《隋书·经籍志》说，这批文献是河间献王从民间征集所得，并说刘向考校经籍时，又得到《明堂阴阳记》《孔子三朝记》《王史氏记》《乐记》等数十篇，总数增至二百十四篇。由于《记》的数量太多，加之精粗不一，到了东汉，社会上出现了两种选辑本，一是戴德的八十五篇本，习称《大戴礼记》；二是他的侄子戴圣的四十九篇本，习称《小戴礼记》。

《大戴礼记》流传不广，北周卢辩曾为之作注，但颓势依旧，到唐代已亡佚大半，仅存三十九篇，《隋书》《唐书》《宋书》等史乘的《经籍志》甚至不予著录。《小戴礼记》则由于郑玄为之作了出色的注，而风光无限，畅行于世，故后人径称之为“《礼记》”。

唐贞观年间，孔颖达奉诏撰作《五经正义》，其中的“礼”，用《礼记》替代《仪礼》。《礼记》由此跻身“经”的行列，“附庸蔚为大国”，与《仪礼》地位发生逆转，成为《三礼》中最显赫的经典。

二、分类与作者

《礼记》一书，紧紧围绕儒家的政治理想、治国方略、天人关系、典章文物等展开，多角度、多层次探究礼乐文明奥蕴，阐发其学理与规则，内容广博，题材丰富。其中称引的孔子语录数量很大，而且大多不见于《论语》，对于研究儒家思想，弥足珍贵。

《礼记》四十九篇，古人对它的分类比较琐碎，而且多有歧异。我们按照“经与记”的关系，约略分之为三大类：一是与《仪礼》有直接对应关系的；二是与《仪礼》有间接对应关系的；三是脱离《仪礼》经文的，如《礼运》《王制》等篇，或记载孔子言行，或论述经世之道，与《仪礼》无关。

《礼记》一书，《汉书·艺文志》笼统地说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各篇作者大多不知，仅少数几篇有人提及，如《隋书·音乐志》引梁沈约说，《缁衣》《中庸》《表记》《坊记》均出自《子思子》。遗憾的是，《子思子》一书，大约在隋唐之际就已亡佚，沈约之说无从验证。宋代以来，学界有不少人怀疑《礼记》是汉儒假托七十子之名而作。千万意料之外，1995年在湖北荆门郭店出土一批楚简，内容以儒家文献为主，其中居然有《缁衣》篇的完帙，文字与传世本《礼记·缁衣》几乎相同！此外，《性自命出》篇的文句、思想，与《中庸》极为接近。《六德》《尊德义》等篇与《礼记》相同或相似的语句时有所见，专家认为，它们当属《子思子》的佚文。此后，上海博物馆入藏一批楚简，其中的《性情论》与郭店简《性自命出》相同，《缁衣》与郭店简《缁衣》相同，《武王践祚》与《大戴礼记·武王践祚》相合。此外，《民之父母》《子羔》《鲁邦大旱》《颜渊问于孔子》等篇，行文与《礼记》非常相似。可见，沈约关于《缁衣》《中庸》出自《子思子》之说，绝非空穴来风。新出竹简证明，至迟在战国早期，《礼记》的某些单篇已经流传至江汉流域。由此可以推断，《礼记》四十九篇中的主体部分应该作于先秦，作者确实就是“七十子后学”。

三、郑注与孔疏

《礼记》是用先秦语汇撰写的，时过境迁，到了汉代，人们已经不太能读得懂，于是有人起来为它作注，其中做得最好的是东汉经学大师郑玄。郑玄早年博览群书，问学于通儒达雅，后又西入关中，师从著名学者马融。郑玄兼宗今古文，择善而从，《后汉书》称赞他“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郑玄以其湛深的学养，遍注群经，其中以《三礼注》的成就为最高。郑玄注经，一反当时繁琐之风，要言不烦，简洁明快，凡是文义明白处，均不作注，而在经义晦涩处着力，故不少篇的注文字数少于经文，如《乐记》经6459字，注5533字；《祭法》经7182字，注5409字。郑注孤行百代不废，绝非偶然。

六朝解释儒家经义的著作称为“义疏”，当时为《礼记》做义疏者不少，如南方的贺循、贺瑒、庾蔚、崔灵恩、沈重、皇侃等；北方有徐遵明、熊安生等。到唐贞观中，孔颖达奉诏修《五经正义》时，仅皇侃、熊安生两家的义疏犹在。大较而言，皇氏稍胜。孔颖达疏《礼记》，乃以皇氏为本，以熊氏补其不备，“必取文证详悉，义理精审，翦其繁芜，撮其机要”（《礼记正义序》），故能集南学与北学之长。之后，孔氏又与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等相与探讨，斟酌论定，再与周玄达、赵君赞等覆更详审，而成《礼记正义》七十卷。孔疏悉心推勘经注，雅达广揽，词富理博，尤以引证文献详尽、史料丰富见长，读之令人有依山铸铜，煮海为盐之感，取之不竭，用之不尽。郑注与孔疏一简一繁，一精一密，被誉为经学史上的“双璧”。

郑、孔之后疏解《礼记》较有成就者，有宋人卫湜的《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采摭群言，最为赅博，去取亦最为精审”；元人陈澔的《云庄礼记集说》，简明可靠。元仁宗延祐年间恢复科举，规定《礼记》采用陈澔《集说》。明代胡广修《五经大全》，《礼记》以陈澔之书为主干。清人朱轼的《礼记纂言》、朱彬的《礼记训纂》、孙希旦的《礼记集解》，成就远不及孔疏。晚近的《仪礼》研究之作，以黄以周《礼书通故》、曹元弼《礼经学》、沈文倬《菿闇文存》等最为学者称道。

四、价值与特色

《礼记》是儒家思想的源头之一，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主要价值如下：

首先，《礼记》中的许多篇章，是中国文化史上彪炳千古的典范。如《大学》，程子说是“初学入德之门”，朱子说是“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中庸》，程子说是乃孔门传授心法之作，朱子评价说：“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其明且尽者也。”它们自宋代被选入《四书》之后，成为家弦户诵，流传最广的文献。再如《礼运》，记载了孔子对实现其政治理想——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的最权威的论述。《学记》，提出了教学相长、因时施教、启发式教学、循序渐进等一系列教学原则，是我国最早的教育理论著作。《乐记》则是我国最早的音乐理论著作，所表述的声、音、乐三分、音乐与政治相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等音乐思想，堪与古希腊媲美。《月令》，逐月记载天象、物候、农事、当行之令，堪称历史上最早的生活指南。《儒行》，记儒者的十五种德行。章太炎说“大抵艰苦卓绝，奋厉慷慨之士”，“是故欲求国势之强，民气之尊，非提倡《儒行》不可”，至今犹有积极意义。

其次，《礼记》的许多章节，高扬仁爱、正义、爱国、反对不义之政等进步思想，影响深远。如《孔子过泰山侧》，孔子亲闻民众宁愿死于虎口，也不愿亡于苛政的悲惨故事后，发出“苛政猛于虎“的感叹，成为此后中国人反抗暴政的思想武器。《战于郎》讲述了鲁国一位未成年的孩子，在祖国遭遇危难之际，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事迹。《陈子亢止殉葬》，说的是陈子亢坚决阻止其兄欲以活人殉葬的企图：“以人殉，非礼也！”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书中甚至有涉及官德的内容，如《曲礼下》说：“公庭不言妇女。”“公事不私议。”“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库言库，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马。”要求官员恪守公职，不谈声色犬马之类，无不有益于弘扬正气。

第三，书中大量记载了包括称谓、辞令、服饰、家教、尊老、丧祭、教化、礼俗等在内的古代文化史知识，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对于我们读懂古书，传承中华文明，是难得的文化宝库。

《礼记》的主要特色，是文风清丽，朗朗上口，可读性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许多格言、警句、炼语，都源出于此书，如《曲礼上》：“敖（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临财无苟得。临难无苟免。”“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殆，谓之君子。”《学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大学》：“富润屋，德润身。”《中庸》：“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缁衣》：“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杂记下》：“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祭统》：“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不胜枚举，读之尤有益于修身进德。

五、版本与读本

如今学界通用的《礼记正义》，是清人阮元主持刊刻的《十三经注疏》本。阮刻本以扬州文选楼旧藏的南宋十行本为底本，参校其他刻本而成，毋庸讳言，事后连阮元本人也承认，十行本并非善本。南宋黄唐编印、绍熙初刻于越州（今绍兴）的八行本《礼记正义》，堪称善本，惠栋曾以此本校明代毛晋汲古阁本，居然校出各类错误几千条，故有“稀世之宝”的美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吕友仁先生点校的《礼记正义》，即以八行本为底本，吸收阮本以及阮校之后的成果而成，繁体、竖排，经、注、疏分列，尤其适合于研究者使用。

普通读者学习《礼记》的读本，可选用王梦鸥先生的《礼记今注今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90），杨天宇先生的《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王文锦先生的《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1）。

周礼》、《仪礼》、《礼记》是古代各个朝代制定礼仪制度的经典著作。

《周礼》又名《周官》，是三礼之首，汉世初出，因与《尚书·周官篇》相混，改为《周官经》。西汉末列为经而属于礼，故有《周礼》之名。这部书搜集了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官制及制度，以儒家的政治理想加以增减取舍汇编而成。《周礼》共分六篇，包括“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其中，“冬官”一篇早已散佚，西汉时补以“考工记”，称为“冬官考工记”。全书共分四十二卷。

《仪礼》又称《礼经》或《士礼》，是先秦五经之一，它最初直接被称作“礼”。该书大致形成于春秋后期，有人认为是孔子编订的。孔子确实将礼作为教学的实践环节。《仪礼》一书的内容主要是冠、昏、丧、祭、朝、聘、燕享等等典礼的详细仪式，阐述了春秋战国时期士大夫阶层的礼仪，提倡一种有等差的人伦礼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