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古书《史记》《梦溪笔谈》中都有关于海市蜃楼的记载，宋代大诗人苏轼在《登州海市》的诗中也描述过海市蜃楼的奇观，还有哪些古籍记载了海市蜃楼？

史书记载《史记·封禅书》：“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白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

《海市蜃楼》——选自《梦溪笔谈》（沈括）

登州海中，时有云气，如宫室、台观、城堞、人物、车马、冠盖，历历可见，谓之海市。或曰：“蛟蜃之气所为”，疑不然也。欧阳文忠曾出使河朔，过高唐县，驿舍中夜有鬼神自空中过，车马人畜之声一一可辨，其说甚详，此不具纪。问本处父老，云：二十年前尝昼过县，亦历历见人物。土人亦谓之海市，与登州所见大略相类也。

南宋遗民林景熙的《蜃说》，全文一百多字，是描写海市蜃楼最好的一篇散文之一。

明朝陆容《菽园杂记》：“蜃气楼台之说，出天官书，其来远矣。或以蜃为大蛤，月令所谓雉入大海为蜃是也。或以为蛇所化。海中此物固多有之。然海滨之地，未尝见有楼台之状。惟登州海市，世传道之，疑以为蜃气所致。苏长公海市诗序谓其尝出于春夏，岁晚不复见，公祷于海神之庙，明日见焉。是又以为可祷，则非蜃气矣。”

明朝方以智《物理小识》：“睢阳袁可立为抚军，时饮楼上。忽艨艟数十扬帆来，各立介士，甲光耀目，朱旗蔽天，相顾错愕。急罢酒料理城守，而船将抵岸，忽然不见，乃知是海市。”遂诗兴大发，在蓬莱阁上留下千古名篇《观海市诗》。

袁可立《观海市》诗并序（《蓬莱阁诗》中记述海市最真实得体的文章）

刘献廷《广阳杂记》

莱阳董樵云：登州海市，不止幻楼台殿阁之形，一日见战舰百余，旌仗森然，且有金鼓声。顷之，脱入水。又云，崇祯三年，樵赴登州，知府肖鱼小试，适门吏报海市。盖其俗，遇海市必击鼓报官也。肖率诸童子往观，见北门外长山忽穴其中，如城门然。水自内出，顷之上沸，断山为二。自辰至午始复故。又云，涉海者云，尝从海中望岸上，亦有楼观人物，如岸上所见者。

《山市》 （蒲松龄）

奂山山市，邑八景之一也，然数年恒不一见。孙公子禹年与同人饮楼上，忽见山头有孤塔耸起，高插青冥，相顾惊疑，念近中无此禅院。无何，见宫殿数十所，碧瓦飞甍，始悟为山市。未几，高垣睥睨，连亘六七里，居然城郭矣。中有楼若者，堂若者，坊若者，历历在目，以亿万计。忽大风起，尘气莽莽然，城市依稀而已。既而风定天清，一切乌有，惟危楼一座，直接霄汉。楼五架，窗扉皆洞开；一行有五点明处，楼外天也。

层层指数，楼愈高，则明渐少。数至八层，裁如星点。又其上，则黯然缥缈，不可计其层次矣。而楼上人往来屑屑，或凭或立，不一状。逾时，楼渐低，可见其顶；又渐如常楼；又渐如高舍；倏忽如拳如豆，遂不可见。

又闻有早行者，见山上人烟市肆，与世无别，故又名“鬼市”云。

　　《魏书》原文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爰历三代，以及秦汉，獯鬻、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讳毛立，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崩。

　　节皇帝讳贷立，崩。

　　庄皇帝讳观立，崩。

　　明皇帝讳楼立，崩。

　　安皇帝讳越立，崩。

　　宣皇帝讳推寅立。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谋更南徙，未行而崩。

　　景皇帝讳利立，崩。

　　元皇帝讳俟立，崩。

　　和皇帝讳肆立，崩。

　　定皇帝讳机立，崩。

　　僖皇帝讳盖立，崩。

　　威皇帝讳侩立，崩。

　　献皇帝讳邻立。时有神人言于国曰：“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帝时年衰老，乃以位授子。

　　圣武皇帝讳诘汾。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其迁徙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人并号曰“推寅”，盖俗云“钻研”之义。初，圣武帝尝率数万骑田于山泽，欻见辎軿自天而下。既至，见美妇人，侍卫甚盛。帝异而问之，对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寝宿。旦，请还，曰：“明年周时，复会此处。”言终而别，去如风雨。及期，帝至先所田处，果复相见。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养视之。子孙相承，当世为帝王。”语讫而去。子即始祖也。故时人谚曰：“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帝崩。

　　始祖神元皇帝讳力微立。生而英睿。

　　元年，岁在庚子。先是，西部内侵，国民离散，依于没鹿回部大人窦宾。始祖有雄杰之度，时人莫测。后与宾攻西部，军败，失马步走。始祖使人以所乘骏马给之。宾归，令其部内求与马之人，当加重赏，始祖隐而不言。久之，宾乃知，大惊，将分国之半以奉始祖。始祖不受，乃进其爱女。宾犹思报恩，固问所欲。始祖请率所部北居长川，宾乃敬从。积十数岁，德化大洽，诸旧部民，咸来归附。

　　二十九年，宾临终，戒其二子，使谨奉始祖。其子不从，乃阴谋为逆。始祖召杀之，尽并其众，诸部大人，悉皆款服，控弦上马二十余万。

　　三十九年，迁于定襄之盛乐。夏四月，祭天，诸部君长皆来助祭，唯白部大人观望不至，于是征而戮之，远近肃然，莫不震慑。始祖乃告诸大人曰：“我历观前世匈奴、蹋顿之徒，苟贪财利，抄掠边民，虽有所得，而其死伤不足相补，更招寇雠，百姓涂炭，非长计也。”于是与魏和亲。四十二年，遣子文帝如魏，且观风土。魏景元二年也。

　　文皇帝讳沙漠汗，以国太子留洛阳，为魏宾之冠。聘问交市，往来不绝。魏人奉遗金帛缯絮，岁以万计。始祖与邻国交接，笃信推诚，不为倚伏以要一时之利，宽恕任真，而遐迩归仰。魏晋禅代，和好仍密。始祖春秋已迈，帝以父老求归，晋武帝具礼护送。

　　四十八年，帝至自晋。

是因为这个古籍记载的东西颠覆了如今考古界或者说整个史学界对于这段历史的认知，这36万册古籍全是秦简，记载的是秦朝的历史。专家们是在湖南的一个小镇中发现的这些古籍，这个湖南小镇叫做里耶，所以这个里耶小镇又被称为秦朝秦简的故乡。

发现这些古籍的经历也蛮好玩的，当时有一群专家来到里耶考古，在这里发现了6000年前的人类活动遗址。紧接着，他们又发现了一口古井。这口古井的历史就没有那么长了，但是也有着上千年的岁月。在这个古老的井中，专家们发掘出了大量的古籍，有36万册之巨，而且在附近还发现了大量的兵器。

经过鉴定，发现这些东西是秦朝的，古籍就是秦简。但是当专家解读了秦简上的东西后却大吃一惊。因为这个秦简记载的似乎不同于人们所了解的历史，从出土的秦简和兵器来看，这里曾经是秦楚大战的战场之一。而楚怀王是一名宠信奸臣的昏庸皇帝，所以楚国的战斗力其实比不上经过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即使如此，秦楚之战也是整整打了一年才结束。

这一批秦简解开了很多历史的谜题，给我国研究秦朝历史做出巨大的贡献。其中记载着在这里居住的少数民族是怎样生存、发展并进行文化交流的。还有就是，在秦楚战争结束后，这里的人们是如何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等等一系列重大史实。因为这些秦简记载的东西，让专家们发现了秦朝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专家们都觉得相当不可思议，这也侧面反映出，读史书也要辩证地读。

记载秦朝以前的历史古籍有以下一些：

《史记》、《资治通鉴》和《通志》等后世的通史，对先秦历史皆有记载。

《尚书》、《礼记》、《春秋》、《国语》、《世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先秦的史籍。

《战国策》、《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后世整理和编著的记载先秦史实的著作。

《管子》、《孟子》、《庄子》、《晏子春秋》、《商君书》、《吕氏春秋》等诸子著作中亦有不少史料记载。

以上只是部分记载秦朝以前的历史古籍，还有部分史书未列举出来，如果需查阅全面的历史古籍，可咨询相关历史专业人士或者查询历史类资料。

春秋战国以前，人们几乎都用“蛮”字来概称南方的远古居民，《礼记》就有“南方曰蛮，雕题交趾”的记载，意为刻画额肌，足趾相交。

“蛮”字古时的写法，并不从虫，也并无褒贬之义。后来加入“虫”部，则是寓有南人事奉龙蛇类为图腾之意。南蛮的势力范围很广，部属繁多。长江流域直至越南北部都是南蛮各个部族的活动范围，潮汕地区也不例外。

据南宋郑樵《通志》所载，除防风氏，夏、商的诸侯，没有一个是在江南的。周朝势力较为南展，但也只达到长江流域。而且，楚、吴、越等诸侯国也只不过给周天子一个宗主权，其属下人民仍都是南蛮人。

这首《薄幸韩元吉》是清代诗人朱彝尊所作。全文如下：

送君南浦，对烟柳青青万缕。更满眼残红吹尽，叶底黄鹂自语。甚动人多少离情，楼头水阔山无数。记竹里题诗，花边载酒，魂断江干春暮。 都莫问功名事，白发渐星星如许。任鸡鸣起舞，乡关何在？凭高目尽孤鸿去。漫留君住，趁酴香暖，持杯且醉瑶台路。相思记取，愁绝西窗夜雨。

朱彝尊（1629～1709），清代诗人、词人、学者、藏书家。字锡鬯，号竹垞，又号驱芳，晚号小长芦钓鱼师，又号金风亭长。汉族，秀水（今浙江嘉兴市）人。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科，除检讨。二十二年（1683）入直南书房。曾参加纂修《明史》。博通经史，诗与王士祯称南北两大宗。作词风格清丽，为浙西词派的创始者，与陈维崧并称朱陈。精于金石文史，购藏古籍图书不遗余力，为清初著名藏书家之一。

三国魏晋南北朝三峡盐业与移民及移民文化述论

摘 要：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峡地区井盐业由于战争与移民的推动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促进了该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发达，从峡江流域城镇建设与变迁的状况即可窥知这一点。从文化视角看，由战争所导致的连续不断的移民活动反而使中原、荆楚、巴蜀三大文化在该地区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大碰撞、大融合，其中，盐业经济则起着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

关键词：战争；移民；盐业经济；三峡城镇；文化大融合

三峡地区井盐业，在历经秦汉数百年稳步发展之后，及至东汉后期，其基本格局已经形成，巫县(辖今重庆市巫山、巫溪和湖北巴东、建始等县地)、朐忍(辖今重庆市云阳、开县及万州和湖北利川部分县地)、临江(辖今重庆市忠县、梁平、垫江及万州部分县地)、涪陵(辖今重庆市彭水、武隆、酉阳、黔江及贵州沿河县地)等县井盐业的产、运、销均纳入到国家正常运转体系之中。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状态下，居民居住亦相对稳定，大规模的移民现象不复出现。

但自东汉末年以后，中国社会却进入到一个漫长的政治大分裂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割据政权林立，王朝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以致久已消歇的移民大潮，又因政治与军事等方面的原因而再次在华夏大地涌动不止，地控人蜀长江黄金水道的渝东三峡地区，则又成为军事进攻以及峡内峡外移民进出的主要通道，由此而使峡江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受到猛烈地冲击。作为该地区社会经济主要支撑的井盐业，在战争频仍、移民进出不断的过程中，亦受到强有力的刺激，呈现出不同于秦汉时期的面貌，并带来了整个三峡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变化与发展。

自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到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刘焉据蜀之际，全国各地的官僚、百姓纷纷避乱人蜀。史载：“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人益州，焉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①南阳一带流民势必多取峡江水道人蜀，其中当亦不乏滞留峡江地区者。

兴平元年，刘焉卒，朝廷下诏任命刘璋为监军使者，接替其父刘焉领益州牧；而当时控制朝廷的董卓旧将李催、郭氾，又以朝廷名义，直接任命赵韪(原为益州帐下司马)为征东中郎将，要他带兵去攻打荆州。时“巴郡沈弥、娄发、甘宁(《三国志·吴志·甘宁传》云：‘甘宁，巴郡临江人也。’)反，击璋不胜，走人荆州”②。甘宁等人率众沿江而下，实际上投奔了东吴政权。而赵韪接到诏书后，却另有图谋。虽然立即带兵沿江东下，但却屯兵朐忍(其故城在今云阳新县城东二十余里大江北岸旧县坪)，不再前行③；是年，赵韪又向刘璋建议“分巴”：以垫江以上(今合川以北嘉陵江、渠江流域)为巴郡，以江州(重庆)至临江(忠县)为永宁郡，朐忍至鱼复(奉节)为固陵郡。“巴遂分焉”④。赵韪屯兵朐忍，并分巴郡新置固陵郡，统朐忍、鱼复两县地，大有借助是地井盐之利以养精蓄锐、扩充军事实力之意。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赵韪自以为一切准备就绪，遂起兵回攻成都，结果兵败身亡。赵韪屯兵朐忍长达六年多时间，其所率军士部属长驻朐忍、鱼复等地，可谓一种短暂性的军事移民，而且与朐忍、鱼复两县地井盐之利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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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范哗：《后汉书·刘焉传》卷一0五，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影印本，1986。

②陈寿：《三国志·蜀志·刘焉传》卷三十一(注引《英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影印本。1986。

④据《华阳国志·巴志》载：“建安六年(公元201年)，鱼复蹇胤白璋，争巴名”，刘璋又改永宁郡为巴郡，固陵郡为巴东郡，原巴郡为巴西郡，“是为三巴”。参见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刘琳校注本)卷一，巴蜀书社，1984。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刘备主荆州之际，将盐泉涌流之地(今巫溪县地)从巫县分出，设置为北井县①，由此可看出尚未建立蜀汉政权的刘备军事集团，为获取盐泉之利以资军用而对是地盐业生产及其管理的高度重视。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刘备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将数万人经峡江水道至江州(今重庆)，“北由垫江水诣涪(今四川绵阳)”②。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将兵沂流，定白帝(今重庆奉节)、江州、江阳(今四川泸州)，惟关羽留镇荆州”③。可见，诸葛亮等也是经峡江水道入川的。刘备、诸葛亮等分别两次率军人川，亦势必有不少荆州人马留守峡江地区。此可视为一种军事性的移民。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刘备人益州，分朐忍西南部分县地置羊渠县，又分朐忍西北部分县地置为汉丰县。与此同时，刘备还将朐忍、鱼复、汉丰、羊渠及宜都之巫、北井等六县再次置为固陵郡④。刘备这一分县置郡的举措，除了说明蜀汉政权由于军政上的需要而强化同为产盐重镇之六县的盐业管理外，还表明当时朐忍等地，随着过境移民和军事性移民的连续不断，居民已大为增加，其中，从事盐业生产与运输的民众必当相应增多，为加强对三峡地区东部的控制，故而继分巫县置北井县之后将该地区县级单位行政区划范围再次缩小。

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朐忍徐虑、鱼腹蹇机以失‘巴’名，上表白讼”，刘备为笼络地方势力，乃将固陵郡名恢复为巴东郡⑤。是年，刘备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七月，遂率诸军伐吴。孙权遣书请和，先主盛怒不许。吴将陆议、李异、刘阿等屯巫、秭归；(蜀)将军吴班、冯习自巫攻破异等，军次秭归⑥。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六月，东吴大将陆逊，火攻蜀军营寨，破四十余营，大败刘备于归州獍亭，死者万数⑦。其后，刘备“自犹亭还秭归，收合离散兵，遂弃船舫，由步道还鱼复，改鱼复县曰永安……秋八月，(蜀)收兵还巫”⑧。当此之际，“巴西郡太守阎芝，遣马忠将五千人至永安”⑨，以增强永安驻防兵力。从蜀、吴交战之史实，尤可见当时鱼复、巫县、秭归一带，由于军事原因，过境移民之繁多。

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蜀汉为曹魏所灭，其后蜀人又大规模外迁，“并三万家于东及

关中”⑩，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也是经渝东峡江水道东下的。是年冬，时已把持曹魏大权的司马氏为加强对巴蜀地区的的控制，又分益州置梁州，“统汉中、梓潼、广汉、涪陵、巴、巴西、巴东”七郡⑾，时属巴郡、涪陵郡、巴东郡的三峡地区即已划置梁州以内。人晋以后，北方战乱不息，大量北方流民南迁入川，而四川西部也战乱酷烈，又迫使四川人口大量东移，三峡地区人口呈现出从三峡地区西部向东部移民的趋势。而李特、李雄父子大成政权的建立，则更导致巴蜀地区人口大规模的迁徙。史载：“晋太安二年(公元303年)，益州流民十余万户徙荆州。李特之乱，三蜀民流并南人东下，城邑皆空，野无烟火。其人荆州者十余万户羁旅贫乏，镇南江军刘弘大给其田及种粮，擢其贤才，随才授用，流民稍安。”⑿以上东下荆州的人口中即有很大一部分滞留在三峡地区东部从事经济开发，本为流民，而实际上已成移民；其中，亦不乏从事盐业生产与转运之人。由于战争的需要，随着外来移民的增多，及至南北朝时期，三峡地区的井盐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开发。北魏郦道元(—公元527年)，其生卒年代大致相当于南朝宋齐梁之际，所著<水经注》一书即真实地记载了当时三峡地区腹心地带北井县、朐忍县、南浦侨县以及临江县等处井盐生产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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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杨守敬《三国郡县志补正》云：“北井，《郡国志》无此县，据《华阳国志》，县故属宜都，先主复置固陵时移来，疑先主领荆州时所置。”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云：“汉末，刘备分南郡西部置宜都郡，治夷陵。同时分巫之北境为北井县．与巫还属巴东。”刘琳《华阳国志校注》云：“北井，《续汉志》无，疑即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刘备改临江郡为宜都郡时置。”杨、任、刘三位先生看法基本一致，均推测北井自巫县分出置县在建安十五年刘备主荆州之时，而非刘备人益州之后的建安二十一年。本文采取此说。

②⑦⑨⑿郭允蹈：《蜀鉴》卷三，巴蜀书社《明嘉靖三十四年刻本影印》，1985。

③⑤⑧陈寿：《三国志·蜀志·蜀先主传》卷三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影印本，1986。

④⑤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刘琳校注本)卷一，巴蜀书社，1984。

⑩常璩：《华阳国志·大同志》(刘琳校注本)卷八，巴蜀书社，1984。

⑾《资治通鉴·魏纪》(胡三省注)卷七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水经注·江水》载曰：

江水又东迳临江县南，王莽之监江县也。《华阳记》曰：县在枳东四百里，东接朐忍县，有盐官。自县北入盐井溪(即今之重庆市忠县[洽 甘]井河)，有盐井菅户，溪水沿注江①。

江水又东，会南、北集渠。南水出涪陵县界，谓之阳溪，北流迳巴东郡之南浦侨县西，溪硖侧盐井三口，相去各数十步，以木为桶，径五尺，修煮不绝。溪水北流注入江，谓之南集渠口，亦曰阳溪口②。

(江)左则汤溪水(今云阳境内汤溪河)注之，水源出县北六百余里上庸界，南流历县，翼带盐井一百所，巴川资以自给。粒大者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张伞，故因名之曰“伞子盐”，有不成者，形亦必方，异于常盐矣③。

江水又东，巫溪水(即流经重庆市巫溪、巫山二县于今巫山县城东侧流入长江的大宁河)注之。溪水……迳北井县西，东转历其县北，水南有盐井，井在县北，故县名北井，建平一郡之所资也④。

又，南朝刘宋时代盛弘之所撰《荆州图记》则对当时巴东郡治所在地鱼复县⑤有记云：

八阵图下东三里，有一碛，东西一百步，南北广四十步。碛上有盐泉，井五口，以木为桶，昔常取盐。即时沙壅，冬出夏没⑥。

从郦道元所云北井县所产井盐为“建平一郡之所资”、朐忍县汤溪水滨“盐井一百所，巴川资以自给”、南浦侨县西溪硖侧有“盐井三口，修煮不绝”和临江县“自县北人盐井溪，有盐井营户”，以及盛弘之所记鱼复县八阵图下碛坝“昔常取盐”等等情况来看，三峡地区腹心地带的井盐业并未因蜀中战乱而衰减，相反却因外来移民的增多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对于这一点，从巫县、北井、鱼复、朐忍以及南浦侨县等县地城镇的建设与变迁亦可窥知到这一点。

据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巫县故城，城“缘山为墉，周十二里一百一十步，东、西、北三面，皆带傍溪深谷，南临大江”⑦。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对巫县故城进行了调查、勘探和试掘；1997—1998年，又对巫县故城北城墙作了进一步的发掘，通过综合前一次的调查发掘情况后，已得出结论，巫县故城，其城址基本座落或重合在现代巫山县旧城区巫峡镇范围内，并进一步推断巫山故城的始建年代当在西晋时期。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还在今巫山县大昌坝双堰塘遗址的西南部大宁河东岸的河滩地上，发现了一处分布范围较大的汉晋时期墓地，并发掘清理出汉晋时期砖、石室墓十余座，获得了包括铜、陶、铁、银、琉璃等质地的一大批随葬精品，表明此处在汉晋时期是一处规模较大的家族墓葬区，亦暗示了汉晋时期的双堰塘很可能存在一繁华生活区⑧。由此可探知，始于西晋泰始五年(公元269年)设置的泰昌县古城的早期城址，很有可能即置于该处。而北井县，则于汉末由刘备自巫县分置，及至南北朝时期，其县北盐井所产食盐，已为“建平一郡之所资”，由此亦可知，时北井县治(即今巫溪县城)，由于县北盐泉涌流之地(即今巫溪县宁厂古镇)盐业生产的兴旺发达，实际上已成为人口较为集中的城镇。巫县古城建筑及大昌、北井等处城镇在峡江中出现并不偶然，它说明自入晋以后的一段历史时期中，由于其方便的水路交通位置，古代的巫县城已成为盐业管理与贩运的中心城镇，这势必出现相对繁荣的商业集市；而背离大江的北井县和泰昌县，其古城镇虽处在支流上，但其主要也是由于当时盐业经济的活跃而自然集结成镇的。这两个古城镇由于皆位于大宁河畔，宁河峡江一水相通，由此可想见当时该地区及峡江东部一带盐业生产与贩运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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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郦道元：《水经注·江水》(陈桥驿注本)卷三十三，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④⑦郦道元：《水经注·江水》(陈桥驿注本)卷三十四，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⑤据《华阳国志·巴志》卷一载：“鱼复县，郡治。公孙述更名白帝，章武二年改曰永安，咸熙初复。”案：鱼复县即今重庆市奉节县。

⑥转引自(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八，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影印本，1987。

⑧郑若葵：《重庆市巫山县考古学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三峡文化研究》第三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2。

景象。宋人祝穆引《荆州记·建平》中“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一语以证“郡少农桑”之古俗①，则可从一个侧面说明，西晋以后归属建平郡之巫县、北井、泰昌、建始、秭归、兴山等地，从事盐业经济活动及由此而生发的其他商贸活动的人员之多。

又，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所云朐忍县汤溪水滨有“翼带盐井一百所，巴川资以自给”之地，即今重庆市云阳县云安镇所在处。由于汤溪水经由此地南流三十里即于汤口注入大江，盐运出井甚为方便，故而到了北周后期，为加强对该地盐业生产与运销的管理，有效的实施官营专卖，朐忍县治即由“跨其山阪、南临大江”的朐忍故城(今云阳新县城东去二十余华里之旧县坪)东迁40多华里至汤口右侧(今云阳旧县城)，并逐渐建设成为一座新的县城，且改朐忍县名为“云安县”②。自隋唐以降迄至今日县城西迁彭溪河口东侧以前，将近1500年时间，均一直是该县县治所在地。由朐忍县治东迁汤口建城，亦可得知，当时汤溪水滨及大江口岸盐业生产和运输业已繁盛多年，随着外来移民的滞留，从事盐业生产与转运的人员也已逐渐增多。

又，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所记“南浦侨县西溪硖侧有盐井”之地，即今重庆市万州江南五十多里处的长滩镇。发源于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杉树坪的磨刀溪，流经长滩镇，于今重庆市云阳县江南新津口(即郦道元所说之“阳溪口”)注入长江。迄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由长滩至新津口绝大部分河段尚可通行木船，船运基本可连通大江。笔者根据实地调查得知，自1957年后，因改土造田或因建房挖基，曾连续在该镇磨刀溪两岸生基坪、水井包、刘家螃、瓦窑坝、石龙门、官林、瓦庄屋等处挖出二十余座东汉砖拱墓，墓向全都坐南朝北，并出土了大量有几何形图案的青色榫卯砖和釜、罐、钵、豆等青铜器、陶器、铁器工具及五铢钱等文物，这很可能说明，东汉末年，随着长滩井盐的开发，此地已逐渐成为经济开发较早、人口亦较为集中的地区。故刘备人益州后，分朐忍置羊渠县，县治即设于今万州长滩镇河东故城区。晋平吴后，省羊渠置南浦县，徙治所于湖北利川南坪镇。其后，蜀中大乱，流民逃亡羊渠故地，又于此置南浦侨县。羊渠县及所谓南浦侨县，其县治均设在万州长滩镇河东故城区，至今河东故城区西侧磨刀溪两岸山麓水畔仍有多处古盐井遗址，而在磨刀溪西岸山麓水畔尤为集中。笔者认为，长滩古镇能成为当时渝东万州江南人口集中的地区并两次置为县治③，不仅仅是由于水上交通较为方便，更关键的原因却在于此处溪硖侧有盐井而“修煮不绝”!在战乱频繁的年代里，长滩古镇正因为有“修煮不绝”的井盐之利，方才成为不少移民逃亡迁徙的聚居之地；由于人口的增加，此处城镇建设亦势必相应地得到发展，由上述该地墓葬出土的情况即可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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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祝穆：《方舆胜览·归州》卷五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影印本，1987。案：据《晋书·地理志》卷十五载：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合原吴、晋各有之建平郡为同一建平郡，统“巫、北井、泰昌、信陵、兴山、建始、秭归、沙渠”八县，计13200户。时巴东县尚未自巫县分置。

②《隋书·地理志》卷二十九“巴东郡云安县”下注云：“旧曰朐忍，后周改焉。”案：元代及其以后，方更名“云阳”。

③杨守敬认为：“蜀先主置羊渠县，晋省羊渠，置南浦，属巴东郡，宋、齐、梁因，即今万县治，在江北。南浦侨县在江南，未详何时置。”其门人熊会贞疏“南集渠”及“阳溪口”曰：“今渡口溪西北流。至万县东南人江。” (见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卷三十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笔者认为，杨、熊二人所说，与笔者实地考察所知和万县置县沿革出入甚大。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方省江南南浦侨县，又分朐忍县大江北岸西北部分县地，共置为鱼泉县，并徙治于江北苎溪河(即郦道元《水经注·江水》卷三十三所说之“北集渠”)口左侧，即今万州老城区环城路南门口一带，此为今万州建城并置为县治之始。北周武帝天和年间(公元566--571年)，鱼泉县又改名为安乡县，旋改称万川县，后又置为万川郡。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借江南原置南浦侨县专名又改县名为“南浦县”。自唐以后，或为州治，或设为县治、市治。方多带有“万”字头。刘琳《华阳国志校注》云：羊渠“故城在今万县”，又用括号注为“《蜀鉴》谓盖在万县西南五十里羊飞山下，《纪要》谓即今万县市治”。引宋人郭允蹈《蜀鉴》说羊渠故城“在万县西南五十里羊飞山下”，与笔者所考察认定的长滩镇河东故城区所在方位大致相合。今由重庆市万州城区到长滩镇计有58华里车程，但需说明的是，长滩不在万州西南而在其东南。引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羊渠县治即今万县市治(今万州老城区)则误矣。又，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云：羊渠“故城在今龙驹坝”。但龙驹坝尚在长滩以南60里。

刘备又分朐忍西北部分县地置为汉丰县。汉丰县故城即今重庆开县治，井盐产地就在其北面五十余华里的温汤峡谷中。温汤峡谷地处南流人江的彭溪河上游清水河段(今属开县温泉镇)，此即郦道元所说之“巴渠水”。巴渠水“西南流至其县，又西人峡，檀井溪水出焉，又西出峡，至汉丰县东而西注彭溪。彭溪水又南，迳朐忍县西六十里，南流注于江，谓之彭溪口(位于今云阳县新县城西头)①。经实地考察得知，温汤峡谷全长不足4华里，古盐井即分布在峡谷东西两岸，至今亦有遗址可寻。当地有民间传说云：“古时一猎者见白羊于河边舔食盐泉，尝而味咸，遂刨砂为坑，取其盐卤。”②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时朐忍县东汤溪河畔早在西汉初年即已开始凿井取卤煮盐，朐忍县亦因此而置有盐官，而刘备却将同样拥有井盐产地的朐忍县西北彭溪河上游地区又划置为汉丰县，很明显，这一举措亦完全是出于对该地盐业生产与运销进行强化管理的实际需要。正由于该地盐业的兴旺与发展，不但所建汉丰县治成为了该地人口集中的城镇，而且在檀井溪与清水交汇的地方(即紧靠温汤峡谷之处)亦由于人口的增多而逐渐集结成镇。

至于巴东郡郡治所在之鱼复县，由《荆州图记》所记“昔常取盐”一语可知，该地井盐业的开发并非始于南北朝时期。由于其地夔门天险“当全蜀之口、控荆楚上游”，故自远古以来此地即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地位。秦汉之际，已置为鱼复县。及至东汉末年置为巴东郡治以后，随着军事性移民的增多，军用需求量的增大，该处井盐业已逐步得到了开发。而巴东郡郡治所在之白帝城，更是成为了三峡地区腹心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由于人口相对集中，其城镇规模亦相应得以扩大。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云：“江水东迳永安宫南，刘备终于此。诸葛亮受遗处也。其间平地可二十里许，江山迂阔，人峡所无，城周十余里……”③由此已能说明，刘备兵败退还鱼复并改鱼复县曰“永安”之际，白帝故城业已扩展到其西面平旷地带(即今奉节县旧城区，现已撤迁)了。

峡江水路，自远古以来即是四川盆地连通峡外广大地区唯一的水上交通要道，随着战争的需要，造船业已大为发展，及至三国以后，方舟可直下荆吴，完全可为食盐运销峡外提供方便的水运条件。北井、大昌、朐忍、汉丰、羊渠、临江等县井盐产地虽然地处群山之中，但由于与大江相去不远，且有支流相与连通，这实际上为盐运出井提供了一定的方便；而巫县、鱼复、朐忍、临江等县治所在地更是地处各支流入江口岸，扼控着本地盐运出境之咽喉，随着盐业的发展，／这些地方势必成为人口集中、经济发达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城镇。如果说，三峡井盐之利与峡江水路，在先秦时期是引发战争与移民迭起的缘由，那么到了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峡地区的井盐业和水道运输却由于战争与移民的推动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了该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发达，其中，盐业经济则起着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

三国时期，魏、蜀、吴鼎立相争，实际上既是中原、荆楚、巴蜀三大经济区的较量，也是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三大文化圈的互抗。尽管秦汉时期上述三大文化已基本融合，但由于长期的政治大分裂，再加上地方自我中心观念的存在，故自东汉末年以后，又渐次显现出各自的地域特色来。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三峡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险峻陡峭的地形地貌，再加上一直为各个王朝统治者视为国之大宝的盐业经济，它不但成为了历代王朝用兵过境之通道，而且也为迫于战乱而逃亡迁徙的中原及蜀中移民提供了一块较为理想的避乱谋生的滞留之地。也正是由于战争而引发的这种涌动不止的移民潮，再加上各统治集团军政上的需用，故而使该地区的盐业经济能长期活跃不息，并能得到进一步发展。从文化视角看，由战争所导致的连续不断的移民活动反倒使中原、荆楚、巴蜀三大文化在该地区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大碰撞、大融合，质直、素朴、神秘而诡谲的巴文化不仅与秀美、绚丽的蜀文化以及具有雄厚、谨严、清奇、灵巧风格的楚文化紧紧地融合在一起，而且气势磅礴、丰富多彩的中原文化亦进一步渗入其中，这既充分地层示出三峡文化所具有的移民文化特质，同时亦使三峡文化的内涵变得更为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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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郦道元《水经注·江水》卷三十三(陈桥驿注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②参见拙文：《渝东古盐井探访录》，载《今日重庆》，2002(4)。

A Study of Salt Industry and Immigrants’ Culture in the Three

Gorges during the Perio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Wei, Jin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Ren Guiyuan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s of the Three Kingdoms, Wei, Jin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because of the promotion of warfare and immigrant, salt industry in the area of the Three Gorges was farther developed and it in reverse pushe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culture From the construction and change of the towns beside the river, we can find it From the angle of cultural view, uninterrupted migration resulting in warfare made three great cultures of Zhongyuan, Jinchu and Bashu impacting and mixing each other Among them, salt played an very important ro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