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雕版印刷技艺始于唐代，宋、元、明均有发展，及至清代达到空前兴盛。扬州曾经是历代的全国印刷中心之一，清代扬州诗局奉旨刊刻的《全唐诗》因校刻俱精在全国产生过重大影响。中国雕版印刷的作品浩如烟海，不乏珍品和精品，而今这些古籍版片和图书成品都已成为国宝。目前，国内唯有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保存着全套雕版印刷技艺，继续采用传统工艺印刷线装古籍，使中国的雕版印刷传统及其文化形态一灯不灭、薪火相传、造福人类，被誉为“中华一绝、世界之宝”。

雕版印刷技艺展示馆是由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有限公司建立的企业展馆。主要从事雕版印刷技艺的传承工作，雕版印刷技艺2006年被授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并指定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为中国雕版印刷技艺的世界级传承单位。如今刻印社已形成集研究、策划、、生产、发行于一身的古籍印刷企业，拥有国家级、省级、市级工艺大师和专业技术人员70余人。2010年建馆以来馆址几经变迁，现已搬迁至玉器街1号，并追加投入对展馆同时扩建改造，新地址展陈面积将扩大到700多平米。

雕版印刷技艺展示馆，着重于技艺特点的介绍和展陈。整个展馆分为三大板块：一是介绍展示区（含雕版印刷史、雕版印刷组织形式、雕版印刷技艺特点、雕版印刷技艺生产工艺流程）；二是样品展示区（分雕版版片的成立和雕版印刷样书展示）；三是演示互动区。

雕版印刷技艺展示馆成立后，吸引了大批的参观群众和游客，每周六我们举办市民开放日活动，组织社区居民，学校学生及企事业单位职工前来参观，展馆开放至今参观人数达10万人次以上，为了进一步宣传雕版印刷技艺，在展馆不定期举办沙龙讲座，同时，还走出去，参加全国各地的非遗展、传统技艺展、书展等活动，把展馆的部分展陈品及互动部分拉出去展演，受到了各地好评，累计参观人数一百多万人次。

近几年来，我们展馆还先后被北京印刷学院、南京财经大学、南京金陵科技学院、南京莫愁中等专业职业技术学校等大专院校定位实践教育基地或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将文字、图像反向雕刻于木板，再于印版上刷墨、铺纸、施压，使印版上的图文转印于纸张的工艺技术，称雕版印刷。在古代，雕版印刷又称版刻、梓行、雕印等。雕版印刷的工艺流程极为复杂，大致可分四个环节，每个环节又有若干程序。一是备料，即制版、备纸、备墨；二是雕版，即写版、校正、上版、雕刻；三是刷印与套色；四是装帧。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保留着国内惟一的全套古籍雕版印刷工艺流程，共有二十多道工序，整个流程散发着古朴典雅的文化气息。

明代雕版印刷，地域之广、品种之多、数量之大，都超过前代。政府的司礼监经厂，有刻、印、装订等工匠近千人。民间印刷的新品种是有插图的戏曲、话本，各级地方政府广泛编印地方志。新崛起的徽派刻工群体，代表了版画雕刻技艺的高峰。到了明代中、后期，扬州雕版印刷空前发展，刻书之风大长，官刻、家刻、坊刻盛极一时，刻印之书不可胜计。

清代初期的1，曾影响民间印刷业的发展，技艺没有新的提高，但印刷量还是很大的。康熙年间皇帝命两淮盐政曹寅于扬州天宁寺内设扬州诗局，召集全国各地雕版印刷的能工巧匠前来效力，刊刻过三千余卷内府书籍，其中包括《全唐诗》，这些殿版图书世称“扬州诗局本”。这一期间，扬州雕版印刷以空前辉煌的业绩跃居中国刻书名区之列。民国年间，扬州地区雕版印刷趋于衰微，但余风犹存，仍刻印了不少书籍。

新中国成立以后，于1960年成立“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66年遭到“0”的破坏，人员被遣散，版库遭强占，版片受到部分损毁。1972年，在1总理的关注下才使处于濒危状态的文化遗产保存下来。1978年，广陵古籍刻印社得以恢复，雕版印刷工艺流程全面恢复，修补、印行了大量古版图书，还新刊刻了《里堂道听录》等一批新版古籍，为扬州雕版印刷史谱写了新的光辉篇章，被海内外誉为“江苏一宝”，乃至“全国一宝”。

佛教和道教有什么区别

道佛两教，一个是中土文化，一个是外来文化，但两者在中国哲学、宗教发展史上，却有着大致相同的兴衰经历。佛教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道教亦在此时发生，二者又都经魏晋南北朝的蕴酿发育，到隋唐而繁荣并盛。此种情形，历来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尤其是两教之间的相互抗争、互不相让的关系备受研究者的关注和探究。然而，在互不相让的另一面，是相互融摄，这是二者得以并存，进而繁荣共昌的主要原因，亦是道佛二教关系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

一、道教摄取了佛教的名相术语

道教在建构自己的辨思哲学时，大量地吸收了佛教的方法和范畴，然而这些范畴却是根据道教自身的需要进行改造的。隋唐的道教学者一方面发挥道教的兼容特性，深入纳佛；另一面他们的道教主体意识也很强，他们要因循其本，再博采他说。他们的主旨是，借佛教的名相术语阐扬老庄的思想，进而使老庄思想根据宗教发展的实际需要得以提升，达到安身立命的目的。

（一）佛性说。道教有“道性说”，佛教有“佛性说”。把宇宙本体作为某种抽象的本质来看，并非佛教的独创，早期道家把道确定为万物的最高规定性，已经具备了这种抽象力。然而，“道法自然”，道“出于自然”，当“自然而然”被理解为道的最基本特性并与人性论联系起来时，“道性”便应运而生，道性即指人性之“自然”。这在东汉时产生的《老子想尔注》中就明确地表述出来了：

“道性不为恶事，故能神，无所不作，道人当法之。”（“道常无为而不为”注） “道性於俗间都无所欲，王者亦当法之。”（“无名之朴，亦将不欲”注）“不为恶事”，“与俗间都无所欲”，就是要顺其自然而然道性，“道常无欲，乐清静，故令天下常正”（“无欲以静，天地自正”注）。道教发明了“道部”，却没有很好的发挥，被六朝时期蓬勃兴起的佛性说取而代之。佛教自竺道生倡“一阐提人皆有佛性”说以来，加上《大乘涅盘经》被翻译过来，佛性说逐渐成为佛学主流思想。其谓“佛性”，乃指“真如法性”，即抽象的宇宙本体。作为一种本体论学说，它是将印度诸法实相说结合魏晋玄学本体论而产生的。作为一种修道论，它关心终极的抽象宇宙本性与有生灭的具体的人物有何关系，真谛翻译的《佛性论》说：

“问曰：佛何因缘说于佛性？答曰：如来为除五种过失，生五功德，故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六朝到隋唐，道教大讲道性说，确实接受了佛性说影响。但道教并不在本体论意义上，而是在修养论方面接受了佛性说。魏晋六朝，道教奉行外丹学说，其中虽有修炼身心的内容，其主要目的只在于以清静不动之心神迎受永恒不朽的道，并没有明确地认定客观的道与主观的精神有着某种直接同一性，而佛性说却完成了这方面的论证。道教本来讲道体论，但为了说明道体与人性之间的关系，也提倡道性说。《常清静经》强调“真常得性”，《升玄经》主张“思维分别，得其真性”，《云笈七签·仙籍理论要语》主张“道性常一不异”。孟安排《道教义枢·道性义》更明白地表明了道性说与佛性说之间的内在联系：

“道性以清虚自然为体，一切含说，乃到畜生果木石者，皆有道性也。究竟诸法正性，不有不无，不因不果，不色不心，无得无失，能了此性，即成正道。自然真空即是道性。”

这不仅说是一切物类都具道性，也明确提出，人如能反躬自修，了却本性，就能通道成仙。王玄览《玄珠录》既讲“道体”，又讲“道性”

“诸法若起者，无一物而不起，无一物而不忘。忘自众生忘，道体何曾忘？道之真实性，非起亦非忘。”

道体是道之本然体，道性是道体潜在于人与物中的具体属性，故人能修性，就能体道。不过，道教的道性说不仅仅吸收了佛性说，也吸收了儒家的心性说。儒家讲尽心知性知天，基本立意是主张从一念之初的本心达知本性。庄子主张“致道者忘心”（《让王》），“两忘而化其道”（《大宗师》），就是以冥化自然作为体道知道的途径。而这在时间上先于佛教天台大师湛然提出的“无情有性”说。同时，道教主张以常清静心识性体道，即是把常清静心作为常清静之道作同一体来看待的。在早期道家看来，常清静、自然而然乃是道的最根本特性；在道教看来，人心能常清静，自能识道性。道教在讲求道性说时，也讲求道体说，还讲心与身的一致，不象佛教天台那样舍身求性。

（二）因待、境智与本迹的论辨术。道教在发展自己的思辨哲学时，从佛教中借用了许多术语，如“智境”，王玄览说“道在境智中间，是道在有知无智中间。”（《玄珠录》）成玄英说：“道是虚通之理境，德是志忘之妙智，境能发智，智能克境，境智相会，故称道德。”（《道德真经开题义》）

“圣人空慧明白妙达玄理，智无不照，境无不通。”（顾欢《道德真经注疏》“能无知乎”疏）又如“本迹”，唐玄宗说：

“摄迹归本，谓之深妙，若住斯妙，其迹复存，与彼异名先进无差别，故寄又玄以遣玄，欲令不滞于玄，本迹两忘，是名无住，无住则了出矣。”（《御制道德地经》“玄之又玄”注）再如“观照”、“定慧”，孟安排说；

“二观者，一者气观，二者神观。既举神气二名，具贯身心两义，身有色象，宜受气名以明定；心无难测，宜受神名以明空慧。故《本际经》云：气观神观，即是定慧。”（《道教义枢·二观义》）

唐代的道家、道教不仅借用佛教范畴，也运用道家、道教固有的术语展开论辨，如张志和关于“同乎时”、“异乎时”的论辨说：

“今有之忽无非昔无之未有，今无之忽有非昔有之未无者，异乎时也。若夫无彼无有连既往之无有而不殊无此有无，合将来有无而不异者，同乎时也。异乎时者代以为必然会有不然之者也，同乎时者代以为不然会有必然之者也。”（《玄真子外篇》）又如杜光庭关于同异关系的论辨：

“道德不同不异而同，而异不异而异，用辩成差不同而同，体论惟一。……知不异而异无所可异，不同而同无所可同，无所可同无所不同，无所可异无所不异也。”（《释疏题名道德义》）

诸如此类的论辩颇绕口舌，在格调上不仅类似庄子、公孙龙的辩术，也足可与佛教的论辩相匹敌。唐代的许多道家奇书，如《化书》、《无能子》、《谗书》等，都具此特点。道教还发展了一些自己的新术语，如因待、互陈、体用双举，等等。

（三）双遣方法的动用。非有非无，不落两边的双遣方法是龙树《中论》所阐述的基本思想，意谓执著于有是滞于有，遣有归无是滞于无，既非有，又非无，才是中道。运用在主客关系中，就是既遣他执，又遣我执，两边不落。这种方法在六朝、隋唐的佛教中有着广泛影响。道教在根据《老子》“玄之又玄”阐扬重玄哲学思想时。借用了这种方法。成玄英、李荣把佛学的非有非无称为“玄”，把非非有、非非无称为“重玄”。《天隐子》在阐发《庄子》“坐忘”观点时，也借用了双遣方法，外遣物境内遣心智，两边不落，心泯合于道，所谓“彼我两忘，了无所照”。

隋唐道家、道教学者在建树自己的形上学时，借用了佛教的术语与方法，发展了自己的术语，不仅有了辨思的外观，的确也有了辨思的高水准。但从严格意义主讲，道教虽然有了辨思的哲学，却仍然没有动用印度佛教的因明逻辑方式，尤其是没有采纳佛教的立破辨术，道家、道教原先的非逻辑特性并无根本改变，而且随着内丹学说的兴起发展，隋唐形成的辨思哲学没有沿着辨思的方向继续发展，而是服务并融铸在内丹学说中，进一步朝着“契思”与神秘主义方面发展了，其结果仍然是寓辨于不辨之中，这是道教在与佛教徒的论辩中总是“辩”不过佛教徒的一个基本原因。

三、佛教摄取了道教的思维方式

佛教在魏晋时期，曾以格义的方式大量地袭取了道家的概念、范畴，带有显明的玄学思想色彩。东晋以后，随着佛经大量被翻译过来，佛教则努力摆脱玄学的影响，尽可能地少用道家典籍的范畴、概念，同时攻斥道教袭取了佛学的范畴术语。到隋唐，佛教宗派林立，不仅气象博大，也显得根柢深厚。从表象上看，佛教于道家、道教无所取焉，其实不然。除唯识宗属于原本的印度佛教之外，其它几派皆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成的，它们用以标其思想宗奉的是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混合再生品，这是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必然。仅仅从范畴徵引上难以看得出佛教从道教那里袭取了什么，但从思想内涵及其思维方式来看，则可清楚地了解佛教从道教那里袭取了什么东西。对此。梁启超曾说：“惟有一义宜珍重声明者，则佛教输入非久，已寝成中国的佛教，若天台、华严、禅宗等，纯为中国的而非印度所有，若三论、法相、律、密诸宗，虽传自印度，然亦各糁以中国的特色，此种消化的建设的运动，前后经教百年而始成熟。”（《饮冰室专集之五十八·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

（一）“出世”中的“在世”。原本的印度佛教乃是一种高蹈出世精神的宗教，把“不得参预世事，结好贵人”的佛陀遗训作为代代相因的传统，因之，出世就是要断绝一切俗缘，不得对现世有纤毫的回眸，不认六亲，不敬王侯。然而，当佛教传入中国并要立根中土时，它就不能不作出让步，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中已有调和中土与西土、方内与方外矛盾的意愿。在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反复冲撞中，佛教家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不依国主，法事难立。”而在宗教教义上公开认同的，便是在中土产生的经典《大乘起信论》。《起信论》的最基本思想是：“一心二门论”，“一心”即“众生心”，“二门”即“真如门”，“生灭门”。《起信论·立义分》说：

“摩诃衍者，总说有二种。云何为二？二者法，二者义。所言法者，谓众生心。是心则摄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依于此心，显示摩坷衍义。”

“显示正义者，依一心法，有两种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二门皆各总摄一切法。”

此“众生心”即不是单指佛性，真如，也非单指个体之心，生灭现象，而是佛性与人心、本体与现象（用）、圣与凡、净与染、绝待与相待、出世与在世等的和合。在这种和合精神原则下，佛教徒既可追寻超越的、形而上的终极境界，也可“随顺”对世间表示出普遍的关怀。《大乘起信论》自隋初流布开来，对隋唐诸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台、华严、禅宗等立宗分派多从中禀承一端，如天台的“性具”论，华严的“理事圆融”论、“功德本具”与“随缘不变”论，禅宗“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的体用论，都普遍地带有和合世俗的特点。

佛学与儒学，一个是极端的出世学问，一个是极端的入世的学问，《起信论》在调和出世与入世的关系时，显然撷取了儒学叩共两端而竭焉的中庸观点，但作为一种出世宗教学说与入世的官方正统学说，相距甚远。佛教与道教的关系不同，一来两者都是出世的宗教，二来两者又都在国主面前争宠，在民间争夺地盘，因而既要互相攻斥，又要互相效仿。道教虽然也常为出世与入世问题困扰，却先天地带有世俗的特点，老庄“无为”与“离世异俗”的学说根本不曾放弃“无不为”，不曾放弃此岸世界，道教的早期经典《想尔注》、《河上公章句》及《太平经》都蕴含了“道不遗人”的精神内质。《起信论》作为中国化的佛教的产物，自然极方便合理地从道家、道教那里袭取了这种精神内质，而且，在相互争高低的过程中，也竞相表现出现世的关注情怀。

（二）相对主义的方法论。华严宗宗奉《华严经》，然而经杜顺、智俨、法藏等阐扬出来的华严思想与本经也有大的异趣，华严诸师在发挥理事无碍观点时，接受了法相从印度译过来的《庄严经论》、《佛地经论》的影响，〔①〕又接受了《大乘起信论》的影响，还接受了庄子思想影响，是中印佛学在新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隋唐诸宗派中，除法相宗之外，就是华严宗最讲究辨术，它是把印度的方法拿来论辩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如体用，理事等。理事圆融的观点依据物无自性，依他缘生的观点，所谓：“依他中虽复因缘似有显现，然此似有，必无自性，以诸缘生，皆无自性故。”（《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卷四）从物无自性中，引出事事无碍，理事无碍，从而一多相即，远近相即，大小相即，如法藏所说：

“且如见高广之时，是自心观作大，非别有大；今见圆尘小之时，亦是自心观作小，非别有小。”（《华严经义海百门》）

这与庄子《齐物论》小大之辩如出一辙。《庄子》从相对主义观点出发，认定一切事物的一切性质只有相对性、暂时性，皆属观察、认知的角度不同而造成的，“固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大小”（《秋水》）。也就说万物自身没有确定的规定性。华严宗接受了《庄子》思想是毫无疑问的。

（三）整体性原则与“悟”的思维方式。禅宗的兴起，乃是一次佛教的革新，意味着佛教完全中国化的完成。从菩提达摩“藉教悟宗”，至慧能“不立文字”，神会“呵佛骂祖”，再到“德山棒”、“临济喝”，贯穿着一个基本的思想路线，即从印度佛教的繁琐逻辑证论与主客二元对立中解脱出来，以简捷明了的悟通方式实现主客体的绝对同一，如铃木大拙所说的那样：“禅宗与依靠逻辑与分析的哲学体系全然不同，甚至可说它是建立在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基础上逻辑哲学的立物。”〔②〕禅宗之所以诽毁逻辑，是因为：在禅宗看来，逻辑的方式不仅使主客二元对立，而且也将真理肢解了。真理（佛性）是统一的整体，需用一种非逻辑的超常的、整体的悟通形式才能认知。所以禅宗突出“识心见性”，认定主体之心与客体之性本来同一，能识得整体之心即能见得整体之性，所谓：“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心中，何不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坛经》）而要做到这一点，靠逻辑的理性的方式是永远也达不到的，此岸与彼岸虽都只存于心性，却要靠一个“悟”，而悟则顿悟顿见，即整体性的一次性把握。所谓“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同上），即是说，真如法性是一个整体，只能整体地体认，人有利钝差别，须行渐修，但渐修并不是把整体的真理分次认知，而是经过渐修，提高，开导其智识，令其开悟，一次完成。“棒喝”的目的也正在于此。道教一向持天地人的“三一”模式，主张天人一体，道气一贯，道教修炼的目的在于泯合主客，感通道体。在老子、庄子那里，最高和本体——道乃是不可分的整体，无论老子讲“道者同于道”，进是庄子强调“正容以悟”，都是要求以整体的心态把握完整的道体。这与禅宗有着显明的一致性。为了达到悟的境界，庄子主张“吾丧我”，禅宗要求“无念无相无住”，这也有着相承关系。此外，禅宗为了表明佛性与人心的直接同一性并非外在力量使其然，也借用道家的“自然”观念，如神会说：“僧家自然者，众生本性也。”“一切万法皆因佛性故，所以一切万法皆属自然。”（《荷泽神会禅师语录》）可以这么说，禅宗借助于类似道家的整体性原则，以简捷明了的悟通方式实现了主客体的绝对同一。

然而，即使禅宗吸取了道家思维方式，也仍不失其佛教本色，这从以下三点可以明白看出：第一、禅宗和整体性悟通方式包含着印度佛学精于辨思的特点，它通过辨而达到不辨。庄子哲学虽寓辨于不辨，但庄子是要放弃辨术的。第二、禅宗在泯合主客时，强调以心合性，身是“臭皮囊”，不能与心同于佛。庄子主张坐忘、丧我，则是要以身心合一的方式契合道体。第三，禅宗的“悟”是本心与佛性的一种直接同一，道教的“悟”虽也是道体本心的同一，却包含着“感通”的特点。至认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作为“纯粹之中国佛教”〔③〕，其中自也不难找出与道家、道教的思想联系。

洪遵(1120—1174)，字景严，号小隐，宋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　　其父洪皓(1088—1155)①，字光弼，政和五年(1115)进士。宣和六年(1124)，秀州(今浙江嘉兴)大水，晧为州司录事，发廪赈济，又冒“不赦之罪”邀留浙东纲米以救灾，谓“宁以一身易十万人命”，深得民心，号称“洪佛子”。建炎三年(1129)，以徽猷阁待制，假礼部尚书使金，完颜宗翰(粘罕)逼仕刘豫，坚拒不从，几被杀害。流放冷山，后徙燕京。拒受金人官职，屡次派人入宋密奏金朝政情，乞兴师进击，以图恢复。留金十五年，备受艰苦，是一位很有骨气的爱国志士。绍兴十三年(1143)始还临安。遂除徽猷阁直学士，兼权直学士院。为权奸秦桧所忌，以论事不合，罢守乡郡，旋被贬谪，安置英州九年。绍兴二十五年(1155)徙袁州，至南雄州病逝，享年六十八②。　　洪遵兄弟八人，有兄适，弟迈、逖、逊、邈、邃、迅。皆出仕为官。洪氏一家在南宋为江西望族。洪遵既是洪氏家族鼎盛的发迹者之一，又是在这样的家族中薰陶成长起来。　　洪遵自幼聪慧，端重如成人，从师业文，不以岁时寒暑而辍。其父使金、滞留漠北，母亲病故，当时家境也十分困难。他与兄弟在僧舍攻读，夜枕不解衣。以父荫补承务郎。绍兴十二年(1142)，洪遵与兄适、弟迈同至临安(今杭州)赴考，寓南山净慈院(今净寺)。与兄适同登博学宏词科，中魁选，赐进士出身。高宗说：“父在远方，子能自立，此忠义报也，宜升擢。”遂授秘书省正字。南宋词科中选即入馆，自遵始。时奸相秦桧之子秦熺为长官，洪遵不阿附，为其所压制。次年父自金还，为秦桧所贬，洪遵即被外放，先后为常、婺、越三州通判。绍兴二十五年(1155)，复入为正字。八月，兼权直学士院。其后父逝居丧。绍兴二十八年(1158)，服除，召对，极陈父冤，说：“先臣与龚王寿同出疆，龚王寿仕于刘豫，以妄杀兵官为豫所诛，而秦桧赠以节旄，擢用其子。先臣拒金人之命，留十五岁乃得归，顾南窜岭外，臣兄弟屏迹在外。桧不分忠逆如此。”③高宗虽加慰勉，并把责任推给已死的秦桧，说：“洪某三子皆可用”，实际上这个惯于玩弄权术的皇帝实无心重用忠臣良将。所以，洪遵陛对后，虽拜起居舍人，迁起居郎兼权枢密院都承旨。绍兴二十九年(1159)，拜中书舍人。三十年(1160)正月，试吏部侍郎，后曾兼权吏部尚书。旋即罢去，绍兴三十年(1161)出知平江府。孝宗即位，拜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知隆兴元年(1164)贡举，拜同知枢密院事。同年七月，以端明殿学士(第二次)提举太平兴国宫。乾道六年(1170)起知信州。徙知太平州。又徙知建康府、江东安抚使兼行宫留守。不久又罢。淳熙元年(1174)，提举洞霄宫。同年十一月病逝，年仅五十五，谥文安，赠太师④。　　洪遵的卓著政绩　　一、忠于职守，正直敢言，颇有创设　　绍兴二十八(1158)年五月，洪遵以起居舍人身份奏乞以经筵官除罢及封章进对、宴会锡予、讲读问答等事，悉行编录为一书，名为《迩英记注》。其后，乾道二年(1166)十一月壬子，又有《祥曦殿记注》，实自遵始⑤。同年七月，又因与高宗面对，论铸钱利害，高宗对大臣们说：“遵论颇有可”，⑥均嘉纳之。本来宋朝旧制，修注官、经筵官许留身奏事，而在南宋洪遵时则近例无有。洪遵以记注官陪侍经幄，因奏请依讲读官许留身奏事。同时，他又说，“自绍兴九年(1139)至今《起居注》未修者殆十五年，乞今两省除见修按月进入外，馀未毕者每月带修”。皆从之⑦。　　遵以正直敢言著称，在皇帝面前亦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例如，高宗说：“正立法，自今功臣子孙序迁至侍从，并令久任在京宫观。”遵曰：“侍从，朝廷高选，非如磨勘阶官，安有迁序之制”退而又上奏言：“今内外将家无虑二十人，若以序迁，不出十年，西清次对皆可坐致。太祖开国功臣子孙不过诸司，惟曹彬之子琮、玮以功名自奋，遂为节度，初不闻有递迁侍从之例。今旨一出，使穆清之地类皆将种，非所以示天下。望收还前诏。”⑧　　对于当时讨论欲复鄱阳永平，永丰两监鼓铸事。洪遵议曰：“唐有鼓铸使，国朝或以漕臣兼领，或以分道置使，或为三司。自中兴以来，置都大提点官，事权太重，官属太多，动为州县之害。但当随时之宜，为救弊之计。间者亟行废罢，事出仓卒，既罢之后，又无一定之论，初委转运使，又委提点刑狱，又委郡守贰，号令纷纷不一，鼓铸益少。……遵等窃以为复置便。”⑨复置永平、永丰二钱监，对解决当时临安钱钞的危机，起了重要作用。　　洪遵在吏部侍郎，兼权吏部尚书时间虽很短，却治绩显著。例如，当时选人诣曹改秩，吏倚为市，巧生枝节，推延不办，多所索贿。洪遵则针对时弊明确规定，照章办事，草除恶例，吏不敢欺。洪遵为官清正，既不阿附权贵，又不人云亦云，以势利待人。如汤思退罢相，遵草制无贬词，竟因此而被劾罢官，实属难能可贵。可见他是一位堂堂正正、颇有作为的政治活动家。　　二、注重边防，积极抗金，忠贞爱国　　洪遵生活于女真奴隶主贵族南侵掠夺的大动荡时代，对于北宋灭亡、南宋横遭攻战掠夺，深怀切肤之痛。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洪遵在中书兼承密旨，有关边防民隐必为奏言，十分注重边防之守卫，军器之利弊，曾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方案。“众谓熟于军旅者所不及者。”⑩对于金使(北使)提出的一些要求，洪遵都据理力争，寸步不让。例如，北人(金)来索绛阳郭小的、安化刘孝恭二百家，遵执以为不可。绍兴三十一年(1161)，完颜亮的一支金兵由海道窥犯两浙，宋廷命浙西副总管李宝抵御。李宝驻兵平江，宋廷又命洪遵知平江府。李宝以水军袭击金兵于胶西获捷。胶西之战，资粮、器械、舟楫都是洪遵供应的，此战成功，遵之助力为多。　　三、关心民瘼，勤劳于政，安靖一方　　洪遵不论在朝为官，或在州县地方，均以民为“本”，关心民间疾苦，多方为民着想。洪遵在地方当长官，以保境安民为己任。比如，高宗车驾往金陵(今南京)，沿途各州县都被禁卫兵士苛索骚扰。至吴(当时洪遵知平江府)，这些禁卫兵卒相告说：“内翰在此，汝毋复然。”当时，宋廷曾一度海禁，以“虑商舶为贼(所)得”为名，把商船悉拘入官不还，甚至把沿海船舰及水手、民兵也扣留起来。这对江折沿海商民是极大的困难。洪遵因此奏论，以船还商，而听水手自便，老百姓非常感谢他。　　乾道六年(1170)，洪遵知太平州期间，圩田坏，民失业，遵役工筑圩几万数。严冬盛寒，遵亲自到筑圩工地，载酒食以饷民工，用实际行动鼓舞民众，人忘其劳。时转运使张松忌功，妄奏圩未尝决，民未尝转徙，要责令圩户自筑，并裁减募工钱米之半。遵连疏抗争，请求派遣朝臣覆按。于是宋廷派遣将作少监马希言、监察御史陈举善下来查处，黜松言，圩遂成，合四百五十五所，政绩显著。　　当时，楚(淮南)一带大旱，周围州县赈灾措施失当，百姓流离失所。洪遵认为，遇灾首先要安置百姓的生活。他精简工作人员，随远近老壮以差赋给，减免租税至十九，又告籴于江西，使百姓得活者不啻万计。戌兵乘时盗利，曹伍剽于野，尽执拘以归其军。所以，虽有大灾荒而村落晏然，保一方平安。孝宗命当制舍人范成大，褒其治绩。　　洪遵的这些政绩，体现其忠君爱国，以“民本”为其核心的政治思想，充分表现其治国安邦的雄伟抱负。　　洪遵的学术贡献　　洪遵不仅是一个有所作为的政治活动家，而且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他家学渊源深厚，博学强记，知识面极广，著述宏富。据(宋)周必大所撰《同知枢密院事赠大师洪文安公遵神道碑铭》载，其著作有：《文集》八十卷，《东阳志、谱》各十卷，《钱谱》五卷等(11)。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著录洪遵著述有：《泉志》十五卷、《翰苑群书》三卷、《翰林遗事》一卷、《洪氏方》一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为鄱阳洪氏，未署名。实即《洪氏集验方》。)、《谱双》一卷、《小隐集》七十卷(12)。　　(元)脱脱《宋史·艺文志》著录洪遵著述有：《翰苑群书》三卷、《泉志》十五卷、《东阳志》十卷、《小隐集》七十卷、《中兴以来玉堂制草》三十四卷、《三洪制稿》(适、遵、迈撰)六十二卷(内洪遵二十卷)(13)。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洪遵著述三种。　　《订正史记真本凡例》一卷(编修程晋芬家藏本)、《翰苑群书》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泉志》十五卷，湖北巡抚采进本(按：《四库总目》卷一一六，子部谱录类存目)。　　由上可知，洪遵著作在流传过程中多所散佚，诸书著录亦不尽一致。但至今传世的作品(或为后人辑佚)，也不少。据今人刘琳、沈治宏编著《现存宋人著述总录》著录洪遵著作有下列七种：　　《订正史记真本》一卷，《学海类编》(道光本，影道光本)；《翰苑遗事》一卷，《知不足斋丛书》第十三集《翰苑群书》；《泉志》十五卷，计有明万历三十一年胡震亨刻《秘册汇函》本(上海图书馆藏)、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津逮秘书》本(北京馆藏)、《学津讨原》(嘉庆本、影嘉庆本)第八集，一九九一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线装本；《洪氏集验方》五卷，计有宋乾道六年姑孰郡斋刻公文纸印本(北京馆藏)、《士礼居黄氏丛书》本(14)，计有一九五五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宋人医方三种》之一、一九八六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排印本；《谱双》五卷附录一卷，《丽瘘丛书》本；《洪文安公遗集》一卷(15)，清劳格辑本清丁丙跋(南京馆藏)；《翰苑群书》(辑)，《知不足斋丛书》第十三集。　　综上所述，洪遵在学术文化方面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博通文史，通晓宋朝翰苑故实，好藏金石、钱币，能诗善文，既明医方，又是游艺能手，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专家学者。比如，我们今天研究他的《泉志》，他就是古代一位难得的钱币专家。我们要把洪遵放在南宋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从多方面综合研究，予以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

老字号品牌，既是地方民族精品的形象，也是地方地域性产品的特色，不仅是口口相传的风味佳品，更是几代人或者更多人的共同努力奋斗的精髓。老字号承载着一代代人有关文化、经济、社会的记忆，生动反映了芸芸大众的生活方式。下面，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扬州老字号。

扬州老字号一、扬州老字号定义

历史悠久，拥有世代传承的产品、技艺或服务，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取得社会广泛认同，形成良好信誉的品牌。“扬州老字号”认定办法（试行）

二、扬州老字号认定范围条件

在扬州市区域内注册的法人。

1、拥有商标所有权或使用权,相关手续齐全且无争议。

2、品牌创立于1956年（含）以前，且连续生产或经营至今。

3、传承独特的产品、技艺或服务。

4、具有特色鲜明的企业文化。

5、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和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具有历史、文化价值。

6、具有良好信誉，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和赞誉。

7、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序号企业名称注册商标认定批次1扬州五亭食品有限公司大麒麟阁第一批2扬州维扬豆制食品有限公司维扬第一批3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有限公司文_阁第一批4扬州绿叶食品有限公司绿叶第一批5得胜刀剪有限公司得胜栾记第一批6宝应县泾河食品厂白龙牌第一批7扬州裕泰祥茶栈裕泰祥第二批8扬州戴春林化妆品有限公司戴春林第二批9仪征市陈集油米有限公司陈集第二批10仪征市岔镇三六老鹅店三六第二批11扬州三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三邦第二批12扬州市江都区老苏北大酒店老苏北第二批13扬州市江都区国画笔厂金貂第二批14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天顺兴维维牛肉店李瞎子第二批15宝应县卢记烧饼店卢记第二批16江苏江府酿酒有限公司公顺和第二批扬州中华老字号9家自2006年商务部实施“振兴老字号工程”并开展“中华老字号”认定工作以来，截止2018年扬州共有9家“中华老字号”企业。

一、“中华老字号”定义

历史悠久，拥有世代传承的产品、技艺或服务，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取得社会广泛认同，形成良好信誉的品牌。

二、“中华老字号”认定条件

1、拥有商标所有权或使用权。

2、品牌创立于1956年（含）以前。

3、传承独特的产品、技艺或服务。

4、有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企业文化。

5、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和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具有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6、具有良好信誉，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和赞誉。

7、国内资本及港澳台地区资本相对控股，经营状况良好，且具有较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华老字号”认定规范（试行）>>

序号企业名称注册商标认定批次1扬州富春饮服集团有限公司富春茶社富春第一批2扬州谢馥春化妆品有限公司谢馥春第一批3扬州三和四美酱菜有限公司三和、四美第一批4扬州漆器厂漆花第一批5扬州玉器厂玉缘第一批6扬州市光明眼镜有限公司图形第一批7扬州绿杨春茶叶有限公司绿杨春第二批8扬州共和春饮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共和春第二批9江苏大德生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大德生第二批相关地区中华老字号名单大全01北京老字号品牌大全北京最老的老字号都在这了咱挨个儿走起吧。北京最著名的老字号中，有始于清朝康熙年间的同仁堂，有创建于清咸丰三年的中国布鞋第一家内联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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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装古籍最近这些年每况愈下，甚至有的出版社出版的有失真的情况。90年代的时候中国书店曾经出版过一批木刻印刷本，品质上乘。再就是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也出版过很多。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的也不错，此外其他出版社出版的就不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