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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毕业了我们一无所有

作者：一草

豆瓣评分：61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2-3-1

页数：272

内容简介：

《毕业了我们一无所有》讲述了一群大学生毕业前后的友情、爱情、就业以及为梦想奋斗的动人故事——梦想家苏杨、花花公子马平志、诗人李庄明、物质女白晶晶、小龙女陈菲儿、野蛮女张楚红……三对狭路相逢的恋人，上演了三段或浪漫或动人的恋情。

毕业就像是突如其来的终止符，将一切美好生活全部打散。就业、失业、相爱、离散、痛哭、迷惘、执念、手足无措、梦想奋斗……社会有多现实，奋斗就有多少艰辛，奋斗多艰辛，梦想就有多么珍贵。他们的故事就是我们每个人真实的人生。

这是最动人的青春成长，也是最实用的励志小说，献给残酷现实里，正和梦想死磕的人们，寻找答案的路上，你不孤独！

作者简介：

ABOUT 一草：不是什么著名青年作家，也不算什么知名出版人，人生算不上成功，热爱文学创作，热爱图书出版，正努力经营着自己小小幸福。十年来，从兴化到上海，从上海来北京，一路漂泊，一路奋斗。一直没放弃，永远都不会放弃。经历过很多，试图写下我们这代人真实的情感和生活，不矫情，不造作。一直坚信：生活如此荒诞，已是最好的台本。

研究课题:

《中国易学史》 （山东省省长基金）

《象数易学研究》 （山东省省长基金）

《儒释道与魏晋玄学》 （国家社科基金）

《周易古经与诸子之学》 （国家社科青年基金）

《郑玄易学考释》 （省古籍基金）

《周易与现代企业管理》 （企业委托）

《两汉象数易学与科技文化史》 （山大文科基金）

《易学方法论专题研究》 （山大文科基金）

《义理易与象数易研究》

《历代易学名著整理与研究》

《明清易学史研究》

20世纪初，易学转轨之前奏（1900－1919）

20世纪开初20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镇的易学，亦随之发生新旧交替，进入易学研究转轨的前奏期。清末易学名流俞樾于1906年逝世，他所著的《易贯》、《艮宦易说》、《邵易补原》、《易旁通变化论》、《周易互体徵》、《卦气值日考》等九种著作，很快就被人们置诸脑后，传统经学，曾经辉煌百代，而今己成为过眼云烟。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对《易经》的评论，代表清代学者对易学的权威定论，很快就被疑古派推翻，而代之以崭新的易学观。唐海宗《医易通说》（1910）继承发展明代医学家张介宾的医易思想，开拓易学研究新领域，在医易会通研究中，发挥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人们对易学认识不清，常把易学和封建迷信、卜筮算卦等同起来，甚至视为禁区，很少有人深入研究。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易学研究逐渐兴起。1984年全国第一次周易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促进了易学研究的发展。之后，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周易与自然科学研究》，为易学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90年8月，中国第一个易学研究会——安阳周易研究会成立，标志中国易学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易学研究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并影响和震撼了世界。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易学已经被许多有识之士所认同，研究易学更是不乏其人，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80后90后，甚至国外的一些中国文化爱好者，均对易学产生了深厚的兴趣。据2012年文化部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发起和编撰的《中国传统文化名家大典--易学卷》收录，当代知名易学学者、爱好者就有二百二十七位，也系统地展示了当代易学研究成果，介绍了中国当代易学研究的代表人物，象邵伟华，唐明邦，廖墨香，李书有，张志春，曾仕强等老一辈学者，同时也收录了象梁惟朝，裴翁，谢金龙，毛杰，周汉辉、侯典民等一大批青年学者，是当代易学研究领域具有权威性的人物辞书，更是易学研究的时代鉴证。

易学

这一时期突出的易学家，无疑首推杭辛斋。他在狱中得名家指点，对《周易》有特殊领悟。他先后撰写了《学易笔谈》初集、二集，《读易条识》、《易楔》、《易数偶得》等七种著作，融会象数、义理，开拓新的象数易学理论，成为科学易的先驱者。他广泛引用当时中国人所理解的西方近代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知识，论述传统易学中的卦气、纳甲、爻辰、先、后天八卦，河图、洛书等，力图贯通古今哲学、科学、乃至宗教思想。杭辛斋易学思想充分体现了易学研究转轨过程中的博杂现象，既反映了中西文化的浅层会通，亦反映古代文化的蜕变过程。

清末民初，展现清代易学余绪者尚有刘师培、马其昶、廖平等。他们的易学思想，在文化巨变中大都缺乏新意而为时代呼声所湮没。20世纪最初20年，易学同其他经学一样，面临历史批判的命运。

“五四”新文化运动，易学转轨之初步（1919－1949）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中国传统文化经受了严峻挑战，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严厉批判，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的新文化，迅速普及。易学研究转轨，体现在四个方面。

人文易学脱颖而出。易学家们受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抛弃封建时代“以传解经”的经学注疏传统，开始用西方近代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周易》，令人耳目一新。当时的易学哲学大体分两支。

用近代西方哲学观点研究《周易》的，首推冯友兰及其《中国哲学史》（1930-1933），他以实证主义方法分析《周易》哲学，把易学哲学引进高等学府课堂，《周易》哲学令人刮目相看。朱谦之《周易哲学》（1923），用周易阴阳学说，论述宇宙生命的运动变化独具一格。吴康《周易大纲》（1938）、贾丰臻《易之哲学》（1941），都用《周易》原理及象数，论述宇宙运动的永恒性。揭示《周易》卦爻辞所反映的古代社会生活。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坚持西方学术观点，看重《周易》蕴涵的中国古代的宇宙论。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方法研究《周易》，“五四”以后成为新方向，实为以科学方法研《易》的拓荒期。郭沫若《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1927）、《周易之制作时代》（写于1935年），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周易》的开山之作，在学术界颇具影响。他最先揭示《周易》卦爻辞所反映的中国奴隶社会中渔猎、牧畜、商旅、耕种、工艺等方面的社会生活。苏渊雷《周易会通》（1934）、金景芳《易通》（1941）亦相继以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分析《周易》哲学思想。宣扬民主精神与社会革新思想。由于他们的努力，《周易》理论研究同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相适应。 以史证易，开拓易学研究新视野。是《周易》研究的又一新方向。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1926）、《论周易系辞传中现象制器的故事》（1930）以考古学方法研究《周易》，论证《周易》的作者及其产生的时代，将千百年来的经学研究方法远远抛在后面；胡朴安《周易古史观》（1942）、徐世大《周易阐微》（1947），力图从《周易》卦交辞中捕捉史影，以史事证明《周易》卦爻辞的文化内涵，思路开阔，但不乏牵附之处。

易学训诂，别开生面。《周易》一书，文字大奥，向你难读。于省吾、闻一多、高亨等，力图结合甲骨文、金文、古文字学知识，对《周易》卦爻辞所涉及的名物、民俗作考释，还《周易》以本人而目。于省吾《周易新证》（1937）、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1941）、高亨《周易古经通说》《1943）、对《周易》的名称，性质；生产时代，卦爻辞所反映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古代风俗习惯，—一根据古文字、古文献作了考证、注释。他们既不重象数，亦不专谈义理，只在训诂释名、钧沉史事上下功夫，为后学者铺平前进道路。

科学易破块启蒙。乃20世纪易学的新发展。受国外莱布尼兹、玻尔等著名科学家对《周易》象数青睐的影响，中国少近代科学家，独开新风，用近代自然科学成果阐述易学思想，亦以易学象数解释近代科学的某些原理，从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科学易著作，为易学研究开辟了崭新的领域。沈仲涛《易卦与代数之定律》）（1924）、《易卦与科学》（1934），成为科学易的拓荒之作。他认为《周易》的每一卦，如同代数几何中的公式，在物理学、天文学中都有妙用。他的著作以英文发表，国内影响不大。造成较大影响的是薜学潜《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1937）、《超相对论》（为前书之普及本，1964年在台湾重版时改名《易经数理科学新解》）。此书将易学原理归结为易卦方阵演变定律。认为爱因斯坦相对论，狄拉克方阵算学，以及物质波、量子力学诸定律，都可同易方阵定律契合，此书一出，在易学界和科学界产生极大反响。他主张：“吾愿今之学者治《易》求诸物理，而治物理者求诸八卦。”治科学易者蔚然成风，盖由此时开端。

二十世纪中叶，易学沉寂三十年（1949－1979）1949年后，对传统思想文化实行批判继承。直到60年代初，才在学术界掀起关于《周易》的一次学术讨论。北京大学哲学系冯友兰教授。率先发表易学论文，《易传的哲学思想》（1960）、《易经的哲学思想》（1961）。接着任继愈、李镜池、李景春、高亨、繁星等纷纷响应，掀起了关于《周易》成书的年代。《周易》的性质，《周易》的哲学思想等学术讨论。1961年李景春发表了《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接着发表续篇（1963），高亨亦发表《周易杂论》（1962）、新版《周易古经今注》（1962）。自1963年起。易学讨论转向《周易》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个别人物借口反对将《周易》思想现代化，着意把学术讨论引向政治思想批判，传布极左思潮，使这场易学讨论迅速陷于夭折，留下极坏的思想影响。本来在易学讨论中，学者们正准备整理出版自己的学术著作，如尚秉和《周易尚氏学》1963年编成，李锐地《周易探源》，亦于1963年编定，都未来得及出版，就被压下，直到80年代才得以问世。1975年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出版，可谓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由于学术界极左思潮作祟，学者们坚持“潜龙勿用”原则，易学研究实际上形成三十年沉寂的局面。个别学者仍在辛勤耕耘，熊十力的《乾坤衍》，是在1961年问世的，但在学术界并未造成影响。这一时期值得重视的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的出土。不过关于《帛书周易》的校释及研究成果，直到12年后才公之于世，当时并未形成研究热潮。

20世纪晚期，易学空前兴盛（1979-1999）

20世纪80年代，易学研究出乎意料地迎来了空前兴盛的局面。1984年在武汉召开第一次中国周易学术研讨会，1987年在济南举行第一次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海内外同时掀起了“周易热”。易学队伍不断扩大，周易学会和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迅速建立，易学著作、易学刊物纷纷出版，学术研讨会年年举办，甚至一年多次举行，易学研究不断开拓新领域。易学的繁荣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周易》今译今注，百花齐放。

近十余年来，《周易》今译、今注，不断翻新。李镜池《周易通义》（1981）、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1984）、高亨《周易古经今注》（1984年重版）是第一批注译著作，为易学研究提供了急需读物。1987年，同时有两部新注本出版：宋祚胤《周易注释与考辨》、沙少海《易卦浅释》。此后，随着“周易热”的发展，陆续有新注译本问世，黄寿棋、张善文的《周易译注》（1989）、金景芳的《周易全解》（1989）、周振甫的《周易译注》（1991）、唐明邦主编《周易评注》（1996）。这批注译本，其注释的深度和精度都大有进步，反映了《周易》研究的新水平。刘大钧、林忠军的《周易古经白话解》（1989）、高占全的《周易与风水》、《周易传文白话解》（1993），徐于宏《周易全译》（1991）、邓球柏《白话易经》（1993），陈德达、杨树帆的《周易入门》（1999），为广大易学爱好者提供了入门读本。对易学普及工作作出重要贡献。

新涌现了各种《周易》经传注译本，有的长于文字考订，有的长于训诂诠释，有的长于理论评析，创立了《周易》注释的新体例，对《周易》的思想文化内涵，作出多学科、多角度的诠释。

二、人文易空前繁荣。 《周易》的哲学思想，自“五四”以来，就深受重视。冯友兰在致第一次中国周易学术研讨会的《代祝辞》中，称周易哲学为富有辩证思维的“字宙代数学”。“周易热”中首先突出的是《周易》哲学思想。张立文《周易思想研究》（1980）、吕绍纲《周易阅微》（1991），张祥平《易与人类思维》（1992），罗炽主编的《易文化传统与民族思维方式》（1994）、张吉良《周易哲学和古代社会思想》（1996）、唐明邦《当代易学与时代精神》（1999），都着力于剖析《周易》哲学，特别看重其以象数思维为特征的民族思维方式。李廉《周易的思维与逻辑》（1994）着力探讨《周易》理论体系的逻辑问题。人们不再满足于对《周易》哲学作唯心或唯物的性质判定，而深入探讨《周易》所启示的民族思维方法及其特色，探讨其自然哲学、历史哲学和逻辑思维的固有特征。《周易》美学思想受到重视，刘纲纪《周易美学》（1992）、王振复《周易的美学智慧》（1997），刘纲纪、范明华《易学与美学》（1997），对《周易》美学思想的掘发，填补了易学中的空白。

关于《周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学者们进行了多学科、多角度、多侧面的审视和分析。刘大钧《周易概论》（1986），宋柞胤《周易新论》（1982），王振复《巫术：周易的文化智慧》（1990），郭树森、张吉良主编《大道之源——周易与中国文化》（1993），罗炽主编《中华易文化传统导论》（1995），翟廷《周易与华夏文明》（1995），周山《周易文化论》（1994），胡道静、戚文主编《周易十日谈》（1992），从不同角度阐述《周易》的文化内涵及其对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贡献。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1995），发掘了周易卦爻辞中蕴涵的古代诗歌。程振清、何成正《太极思维与现代管理》（1993），周豹荣《周易与现代经济科学》（1989），段长山主编（周易与现代管理科学）（1991），余敦康主编《易学与管理》（1997），对《周易》的经世思想、管理思想作了全面阐述，突显了《周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借鉴意义。

《周易》和易学研究对现代化建设的现实价值，成为新时期易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安阳、庐山、西安等地多次学术研讨会上，对此进行了深入深讨。刘大钧主编《大易集成》（1991）、《大易集要》（1994），《大易集述》（1998），段长山主编《周易与现代化》第一辑（1992）、第二辑（1993），《现代易学优秀论文集》（1994），朱伯主编《易学基础教程》（1993）唐明邦主编《周易纵横录》（1986），郑万耕、赵建功《周易与现代文化》（1999），张吉良《周易通演》（1999），王炎升《周易经世学新论》（1999），都论述了《周易》和历代易学思想，对新时期人们营建进步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有着古为今用的启迪作用，对提高民族文化思想素质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姜国柱《周易与兵法》（1997），为易学与现代化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尤其是北师大易学文化研究中心对于易学的传播与弘扬起到了巨大作用，令人瞩目。

易学

1973年初，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出土，1984年在《文物》上公开发表六十四卦经文，同时发表张政《帛书六十四卦跋》和于豪亮《帛书周易》（1984），引起海内外极大关注，《帛书周易》研究，成为热潮。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1987）、张立文《帛书周易注释》（1992），韩仲民《帛易略说》（1997），是第一批学术研究成果。事隔10年之后，帛书周易传文开始发表，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1993）、第六辑（1995），朱伯昆主编《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1995），公开发表《帛书易传释文》，共有《二三子问》、《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六篇。从此，张岱年、饶宗颐、严灵峰、朱伯、张政、李学勤、余敦康、张立文、陈鼓应、廖名春、张涛等纷纷发表论文，掀起《帛书周易》研究新高潮。邵国轩《邵氏易数》（1998）对《梅花易数》的内容、结构、成书年代、卦序特点、学术渊源等问题都作了论述。1994年发现了楚竹书《周易》，经整理，200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相关校注，参看丁四新著《楚竹简与汉帛书〈周易〉校注》等书。

20世纪80年代。1980年《考古学报》上发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1984年为武汉召开的中国周易学术研讨会提供论文《易辨—一近几年根据考古材料探讨（周易）问题的综述》，首次提出“数字卦”问题，主张八卦符号沿于上古占篮记录的数字符号。徐锡台、韩仲民等办发表论文阐述此观点。为八卦起源问题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

三、科学易巽军突起

《周易》同现代自然科学的联系，不少当代科学家作了深入探讨，力图从易学思维中找到现代科学方法的微妙启示。董光壁《易图的数学结构》（1987）、李树菁主编《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1990）、丘亮辉主编《周易与自然科学研究》（1993）、徐道一《周易科学观》（1992）、顾明《周易象数图说）（1994），焦蔚芳《周易宇宙代数学》（1995）、董光壁《易学与科技》（1997）、韩增禄《易学与建筑》（1997）、刘子华《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1989）、商桂的《易索》（1998）、邵国轩的《邵氏易数》（1998）、何世强《易学与数学》（1999），罗翊重《易经象数学概论》（1999）等著作。剖析了《周易》及其象数模式同现代数学、物理、化学、分子生物学、天文、地震等方面的关系，着重论述了《周易》的太极思维，阴阳观念。对称法则，互补原理等对于现代科学思维方法的启迪作用，显示了《周易》这一“宇宙代数学”的科学价值。与此同时，江国梁《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1990），邬恩溥《周易——中国古代的世界图式》（1988），黄寿棋、张善文选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四集（1990），刘振修《周易与中国古代数学》（1993）等著作，着重论述了《周易》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的积极影响。

《周易》同中国传统医学、养生学关系尤为密切。召开过多次关于周易与中医学学术研讨会。邹学嘉、邹成永《中国医易学》（1987）、杨力《周易与中医学》（1989）、李浚川、萧汉明主编《医易会通精义》（1991）、刘杰、袁峻《中国八卦医学》（1995）、黄自元《中国医学与周易原理》（1989）、刘长林《易学与养生》（1997）等著作，对医易会通思想、易学与养生法则作了全面而透彻的论述。《周易》与中国传统风水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多次举办关于周易与风水文化学术研讨会，邵国轩《时尚健康人居堪舆法》（1999）、《邵氏易数》（1998）、《传统风水与现代建筑》等著作，对易学思想与现代建筑风水规划做了全面的论述。

易学

科学易的巽军突起，支持者、参与者大有人在，持批评态度者亦不乏其人。董光壁《易学科学史纲》（1993）对科学易与易科学作了正确介定，论述了易学与中国科学的三次高峰，分析了易科学的困境，提出了易学的科学再造等新思路。

四、象数易复苏、易学史开卷。

80年代以前，象数易一直处于冷落局面。除尚秉和对易象有专门研究外，不少易学家表明他们的研究不及象数。义理易得到弘扬，象数易无人问津。80年代以后，情况逐步改观，研究周易象数者，除一些科学家外，已有学者专门从事。钱世明《易象通说》（1989）、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一集（1994）、第二集（1996）、刘大钧主编《象数易学研究》第一集（1996）等，对象数易的历史与现状作了探讨，象数易同科学易的关系作了分析与展望。易图亦随之受到特别重视。欧阳红《易图新辨》（1996）、李申《易学与易图》（1997）对易国作了深入研究，正确评述易图在易学发展中的作用和价值。

在人文易、科学易、象数易大为兴盛的学术氛围里，易学史开始受到重视，并取得可喜成就。朱伯《易学哲学史》一至四卷（1986－1989），对易学哲学发展作了全面系统的剖析，为易学史研究开辟道路，作出典范。廖名春等编著的《周易研究史》（1991），郑万耕《易学源流》（1997），亦对易学发展历程作了简明论述。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1991）、王兴业《三坟易探微》（1998），对易学前史的评析，予人以深刻启迪。

易学史上著名人物的研究，亦已初步开展。萧汉明《船山易学研究》（1987）、梁绍辉《周敦颐评传》（1994）、卢央《京房评传》（1998）、邵国轩《邵雍评传》（1998）、《邵雍全书注释》（1999），是对古代著名易学家进行个案研究的第一批成果，为今后易学名家个案研究，开辟了广阔领域，积累了初步经验。

五、《周易》辞书蔚为大观。

中国易学史上，80年代以前，没有一部《周易》辞典。随着“周易热”的高涨，《周易》爱好者日益增多，人们普遍要求编撰可靠的《周易》辞典，以应初学及研究之急需。多种《周易》辞书应运而生。几部辞典几乎同时问世。萧元主编《周易大辞典》、吕绍纲主编《周易辞典》、张其成主编《易学大辞典》、张善文编《周易辞典》，均于1992年出版。任华主编、卢叔度审定《周易大辞典》（1993）、朱伯主编《易学知识通览》（1993）、张其成主编《易经应用大百科》（1994），为易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易学知识，填补了辞书和易学史上的一大空白。新世纪初河北承德袁东峰老师对易学更是大力探索，用数学、哲学、国学等综合自行研究，著述了《袁东峰讲国学易学》等书籍，其中大部分将传统文化和易学相互地结合了起来。

　　《周易》语法研究管见《周易》语法研究管见

　　——《易经语法分析》序

　　最近，洛阳赵荣珦先生以大作《易经语法分析》垂示。据我孤陋所知，海内迄今尚无同类专书面世，仅此一端，已足见其筚路蓝缕之功。《易》曰：“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知者，智也。赵先生，智者夫！

　　展读之余，我有以下三点感想：

　　一、何谓“《易经》语法”？

　　我们知道，《周易》包含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本：一是成书于西周的《周易》古经，即通常所谓《易经》；二是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周易》大传，即儒家称作“十翼”的《易传》。赵先生的《易经语法分析》，就是对前者的语法现象的研究。

　　具体说来，所谓“《易经》语法”，就是《周易》古经的筮辞（卦辞、爻辞）的语法。该文本中的语法现象是很丰富的，赵先生从词法和句法两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词法方面，赵先生是既讲词性，也讲词义。我想，这大约是因为：虽然词义（这里不是指的语法意义，而是指的词汇意义）本来不属于语法学范畴，而属于语义学范畴；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词语来说，如果不能确定其词义，也就不能确定其词性。在这个意义上，语法乃是语义的一种表现，语法是功能性的，而语义才是实质性的。

　　句法方面，赵先生也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给我尤为深刻印象的是，他首先对卦辞、爻辞进行了“主—谓”二元结构的分析，即将卦名、爻题视为第一层次的主语。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卦辞、爻辞作为占断，是对卦名、爻题的意义的断定。例如乾卦：“乾：元亨，利贞。”翻译成现代汉语，即：

　　乾卦 || 象大通，有利于占问。

　　显然，“元亨利贞”是对“乾”的断定，这是主谓关系。其实，传统易学已经指明了这种关系，因为：象“元亨利贞”这样的筮辞，称之为“彖辞”；彖者，断也；断也者，断一卦之吉凶也。

　　不仅如此，《易经》语法的意义远不限于《周易》本身。整个《周易》语法乃是中国轴心时代（Axial Period）的汉语语法的代表形态：《周易》古经的语法是殷周之际的语法代表，《周易》大传的语法是战国时代的语法代表。赵先生的《易经语法分析》就是对以《周易》古经语法为代表的殷周之际汉语语法的研究，这里显示出赵先生的独到眼光：研究殷周之际的汉语语法，《周易》古经是最恰当不过的文本选择。这是因为，其它的文本在时代问题上或多或少都是存在疑问的。例如《尚书》中的《商书》和《周书》，由于“伪书”混入的问题，我们很难甄别它们的确切时代，因而很难加以利用。而《周易》古经的时代则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绝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它是西周初期的文本，因此，它就可以作为我们研究殷周之际的语法的范本。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易经》语法”就是西周语法乃至殷周之际的语法。因此，象赵先生这样的对《易经》语法的研究，乃是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来研究汉语语法史的必由之路，是汉语史研究当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二、如何研究《易经》语法？

　　汉语语法研究，由来已久：传统语文学（philology）范畴的汉语语法研究，大约肇始于元代，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一部讨论文言虚词的专著，是卢以纬的《语助》，而所谓“文言虚词”，依我的看法，其实质乃是汉语所特有的一种语法形态（词法形态、句法形态）；现代语言学（linguistics）范畴的汉语语法研究，滥觞于晚清，第一部专著，是近代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后者实际上是用西方语言的语法规律来硬套汉语的语法，结果带来许多类似“格义”的弊端；但是，我们显然又不能简单地回到前者去。时至今日，这仍然是汉语语法学界面临的困惑：我们缺乏本土的、原创的、切合汉语语法实际的语法理论。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停止汉语语法的研究工作；唯一的选择，就是只好暂时仍然采取“以西说中”的办法。这就犹如当年的佛学东来，最初的理解虽然扞格不通，但正是经过这样的“格义”，佛学才最终被中国化、本土化了，形成了中国原创的佛学。

　　赵先生的《易经语法分析》即属于这样的“以西说中”，虽属“格义”，也是眼下别无选择、而必须勉力从事的历史阶段性的任务。那么，按西方语言学的观念，《易经》语法研究涉及两个方面，从而涉及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一方面，研究《周易》语法必然涉及与其前后时代的语法的“历时”比较问题，这就可以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但另一方面，《周易》语法本身的存在却是“断代”的，我们首先必须“共时”地去描写它，这就可以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两者之间，具有一种辩证的关系：一方面，后者乃是前者的基础，因为我们必须首先弄清了每个时代的共时的语法结构特征，才可能对它们进行历时的比较；但另一方面，前者也是后者的条件，因为假如不对不同时代的语法结构进行历时的比较，我们也难找出一个时代的语法的共时特征。因此，现时语法学界把这两种研究对立起来的倾向是不可取的。

　　赵先生的《易经语法分析》就是一种共时的研究，即是对殷周之际的语法结构的静态描写。这种共时的静态描写当然应该在历时比较的条件下进行，但这种共时描写的结果本身又对历时比较的研究提供基础。例如，古经语法的研究可以与大传语法相比较；然后，比较的结果又可以用于对大传语法的更进一步研究。赵先生这样对《易经》语法进行共时研究，就可以为历时研究提供赖以比较的基础；这种比较不仅仅是古经与大传的语法比较，而且意味着殷周之际的语法与战国时代的语法的比较，从而构成汉语史研究中的重要的一环，这是很有意义的。

　　三、研究《易经》语法有何意义？

　　前面实际上已谈到了《易经》语法研究本身具有的语法学、语法史的学术意义，此处不再赘言。我这里还想谈的，则是《易经》语法研究所具有的超越了语法学及语言学的更为一般的意义。

　　我想，我们今日研究《周易》，绝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更不是为了满足古董商、收藏家那样的嗜好；我们今日研究《周易》，乃是为了先儒所说的“通经致用”，今人所谓“古为今用”，也就是《易传》所说的“正德、利用、厚生”。通经者，正德也；致用者，利用厚生也。然而，非通经则无以致用；通经者，所以致用也。因此，首先是要通经。

　　那么，何谓通经？为什么要通经？所谓通经，就是读懂《易经》；通经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理解“圣人之意”，而其最终目的，则是利用厚生。《系辞传》说：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这里，“立象”、“设卦”是指《易经》卦爻的符号系统；“系辞”是指《易经》的语言文字系统，亦即赵先生所研究的筮辞。通经就是首先弄通筮辞之意，由此弄通卦爻符号之意，以至弄通圣人之意，进而正德，进而利用，进而厚生。

　　这也是赵先生《易经语法分析》的最终意义所在；而其直接所关的意义则是：如何才能通经？古人有言，通经必自通小学始。所谓“小学”，乃是古人对传统语文学的称谓。自刘向、刘歆父子《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以至《四库提要》以来，“经部”必录“小学”之目。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通经的前提是通该经的语言文字。试想，假如连书都没有读懂，假如连书的语言文字都没有弄通，如何可能通经？如何可能理解圣人之意？又如何谈得上正德、致用？这正是今日学者中的一种大病：即以《周易》研究来看，或者望文生义，或者游谈无根。当然，关于《周易》的训诂之类的小学研究，自古至今，不绝如缕；但对《易经》进行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语法分析”的专书，恐怕前无古人。

　　按照传统的称谓，赵先生的《易经语法分析》即属于所谓“小学”：它是我们读懂《易经》的前提，也是我们通经致用、利用厚生的前提。我想，这就是赵先生《易经语法分析》的最大意义所在吧？

　　承蒙赵先生不弃鄙陋，命我为序；而我对《周易》语法素无研究，实在惶恐之至。然而有感于赵先生“通经”之志，故本乎《周易》“修辞立其诚”之意，拉杂如上，以就教于赵先生并海内学人，或有未达，幸见谅焉。

　　周易》研究参考文献（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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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吴辛丑 来源： 发表时间：2005-09-07 浏览次数：207 字号：大 中 小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中华书局，1984年。

　　马宗霍《说文解字引经考》，台湾学生书局，1971年。

　　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中华书局，1988年。

　　高亨《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1989年。

　　宗福邦、陈世铙、萧海波主编《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

　　王念孙《广雅疏证》，中华书局，1983年。

　　王引之《经传释词》，岳麓书社，1984年。

　　王引之《经义述闻》，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

　　阮元《经籍纂诂》，成都古籍书店，1982年。

　　徐朝华《尔雅今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

　　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中华书局，1999年。

　　王力主编《王力古汉语字典》，中华书局，2000年。

　　张永言、杜仲陵、向熹、经本植、罗宪华、严廷德《简明古汉语字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修订本，2001年。

　　陈复华主编《古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8年。

　　因为《周易》都是难懂的古文，所以要参考的文献肯定与古文研究中的常用辞典，字典。这些都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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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要系统的学习，就必须书本为范本。如今学习周易的书很多，谬误很也多，让人眼花缭乱。所以要想学习周易奉劝你还是看看名家大作，比如说宋朝朱熹《周易本义》、现代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和高亨《周易古经今注》。 周易严格的说是一本主观唯物主义哲学书籍，它集天文、数学、兵法、治国方略、做人处世、道德修养和事物发展变化的书。如果你只是把他当作算命的来看就太肤浅了。 当然，要看朱熹《周易本义》的前提是学好文言文。我估计楼主未必精通古文吧？

所以，建议在学习《周易本义》先看看南怀瑾的《周易杂说》，别看是杂说，很多的基础知识已经包括在内了，虽然不够系统化，但知识点很多，讲述直白易懂。对没有周易基础的人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 如果对命理类（也就是算命啦）情有独钟的话，建议先去学学古代汉语，然后熟读朱熹的《周易本义》，打下良好的基础，最后就开始苦读术数古籍：《渊海子平》《滴天髓》 《子平真诠评注》 《穷通宝鉴》 《千里命稿》《 三命通会》《兰台妙选》《碧渊赋》。。。。易是变化，经为方法（或说经典）。即阐述变化的经书（易之经），易经是一部严谨的哲学著作，并能在科学的范围内用作术数占卜。只是非常深奥难懂，才会有众多牵强附会之说。《易经》（“易”，音同“亦”）简称《易》，又称《周易》，是中国最古老的文献之一，相传为周文王所著，成书于周代，故而称呼《周易》。实际《易经》是在中国历史中逐渐演化完成的一门学问。英文翻译是“The Book of Changes”，就是指一本研究变化的书。实际这种翻译并不能说明易经的本质（很多汉语翻译成英文后都失去原本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