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提到的这些读物我都没接触过，就不评论了。

对于春秋战国的历史当然首推春秋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和《史记》。其中《春秋》是编年体史书，而《史记》似乎更符合你的要求，因为它是纪传体的。

《战国策》描绘了战国时代各国的斗争谋略，但我个人认为它不是史书（虽然具有史料价值），以史书的标准来看它不够严谨，而且它的目的也不是记录历史，它的重点是“策”。

上面几部书年代久远，如果觉得难以读通的话，那就试试一楼提到的《资治通鉴》（挑你感兴趣的历史时期看），这个时期的文言相对好读些。

另外可以看看《东周列国志》，小说的好处就是读起来舒服，能让你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对春秋战国的那些人、事有个大体的了解。

高中生如果文言基础好的话，读《史记》应该没问题，如果差些，就先看看《东周列国志》。

魏晋时期的不了解。

写在前面

提起国学，我总是会先想到《论语》。最近这几年，国学班火热，各种辅导班关于国学的课程，也大部分是围绕着《千字文》、《百家姓》等蒙学诵读为主。大略的讲讲每句话的意思，并引导学生熟读成诵。

我一直怀疑这种对于国学的认知方式。然而，国学是什么，我也一直在思考。

这样解释：

这种观点，是目前来说最被普遍认同的观点。

追本溯源，不一定是为了有用，而是在看待更多的问题的时候，能够想到文化的本源。

《春秋》的微言大义，终于让我了解到，为什么古人的科举考试要考“四书五经”。 （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礼记》通常包括三礼，即《仪礼》《周礼》《礼记》。《春秋》由于文字过于简略，通常与解释《春秋》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分别合刊。四书之名始于宋朝，五经之名始于汉武帝。）

这不仅仅是为了显示学识的渊博，更因为古人常用 引古论今 的做法。也就是说，朝野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大臣们经常引经据典，阐明事情应该秉承了哪个道理。而深谙圣人意者，总是会胜出。那些早朝，其实都是古人每日引经据典的一个舞台。所以，背下来经典还不行，还得用经典去解释现实生活中的事情。

就像，我们当今奉行的马克思主义，你不能仅仅知道理论，你还要知道怎么运用原理解释实例。这种类比，不见得准确。但也足可以说明，引经据典，对于古人的重要性。

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总是看到，古人拿着一本古书，想来想去，看了半天，也不翻一页。那时候，估计是琢磨着明日早朝怎么和其他同僚应对呢！

我们熟悉的和珅，他和纪晓岚都是熟读经典的人才。但乾隆更偏爱和珅，想来还是因为和珅总是更明圣心的缘故。（参见《和珅秘传》）

就在当今，我们说明一个问题，非要引经据典的习惯，还在得以流传。其根源大概就在于此。

孔子编订《春秋》，言简意赅，记录的通常都是国家大事。体例常为：某年某月某日，某国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这样一部书，怎么会成为宪法意义上的存在呢！

儒家经典可以分为“经”和“传”两类，《左传》又名《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传说作者是一位叫左丘明的史官。这位史官，把《春秋》言简意赅的叙述，用小说家的笔法，对历史进行了演绎。然而，正是因为它是从“史”的角度去切入，地位远远低于《公羊传》、《毂梁传》。因为后两者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也就是“经”的角度，去解释《春秋》的。（经史子集的排序更明确了当时《左传》的地位。）

以此，有这么一个规律：

这句话让我醍醐观点。

国家统治者确立国家宪法，以《春秋》的一切作为行为准绳，那对《春秋》的解释就更为重要了。《公羊传》、《毂梁传》就是对《春秋》做出解释的两大实力阵营。汉武帝“九世复仇”就是标榜《公羊传》的结果，其风格偏于狠辣。而汉宣帝因其祖父对《毂梁传》的偏爱，而格外扶持《毂梁传》，相对来说，更重视宗法，显得更为温婉。

两者对于《春秋》的解释上，本身没有太多的差别。但这些细微的差别，只要进入到意识形态斗争中，便会势如水火。

自东汉以后，《左传》的地位逐步提升，而后两者的地位逐渐没落。这是因为：

1语言古奥。

相信这一点是阻挡大家阅读古籍的一大因素，但其实还不是最关键的点。

2时代不同。

这一点，才是《左传》难以被现代人深刻理解的关键。为什么呢？在我们一部分现代人的眼中，古代都是封建社会，古代就是古代，我们现代社会以前的时代，都叫古代。然而，我们忽略了，在古代，也有着不同的时期。

春秋时期，小国林立。由于当时的交通不便，语言不通，一个国家扩张到再大一点的领土，要想管理起来，就非常的不便利。周朝开国者的办法，就是化大为小，把子弟、亲戚、功臣分封到全国各地，分封建国，这就是 “封建” 。孔子的儒学，也就是在那样一种环境下衍生出来的。 封建制，是以宗法关系为主的。和后来的封建社会不是一个概念。

这里面，就有一个孔子一直强调的“礼”。孔子的“仁爱”并非我们现阶段理解的博爱，而是“宗法之爱”，是一种“等差之爱”。后来的“礼崩乐坏”指的就是宗法制度的无法恢复，而渐渐被另一种制度所取代。

这种制度，就是“集权”。

因为，文字越来越成熟，交通越来越便利，治大国不再像原来那样困难了。所以，帝王拆散了宗法，推行编户齐民。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再有那么多特权的贵族，中央集权制，整个国家只有一个天子，而其他的人都是臣民。大家不再有宗亲的勾连，也便不复有孔子主张的“礼”。这也就是为什么： 帝王虽然在政治上尊崇儒学，却总是外儒内法的原因。

以上，是关于熊逸书院前两周的一个课程总结。其中，有一些刷新三观的认识。

1孔子一生主张恢复的“周礼”，实际上就是一种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制度。周代的封建制是儒学诞生的土壤，但儒学和孔子，偏偏是在秦汉以后的集权社会里才得到了高度的推崇，两者有着本质上的矛盾，这也就是统治者通常“外儒内法”的原因。

2《春秋》的“微言大义”并不是从它自身而来。经典究竟是什么意思，它本身讲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怎么被解读的，而谁的解读更正确，并不取决于谁在最大程度上接近经典，而取决于谁的解读被奉为经典。

以上的内容，如有不当之处，也请各位多多指点。

感谢你的阅读。

文|升腾的信徒

《春秋》,现存中国古代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时期鲁国的史记相传为孔子所作西汉被尊为儒家《五经》之一解释《春秋》的著作主要有“左氏”、“公羊”、“谷梁”,称“三传”唐“三传”列入九经\x0d《春秋》主要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 722 ）至鲁哀公十四年（前 481 ）共二百四十二年各诸侯国之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孟子》、《史记》、《汉书》均有孔子作春秋的记载,“《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认为《春秋》经孔子“笔削褒贬”,“重空文以断礼义”,为后王立法,其用在“道义”,已不仅为记事之书故旧有“借事明义,乃一部春秋之旨”\x0d《左传》,亦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解释《春秋》的古文经传《汉书 艺文志》认为是春秋时期鲁太史左丘明撰,共三十卷所记载事件比《春秋》多出十七年《左传》以文史见长,记事详实,多用事实解释《春秋》经文《左传》记载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其史学、文学、美学的价值尤其显赫\x0d《公羊传》,亦称《春秋公羊传》或《公羊春秋》战国时公羊高撰所记史事较简略,着重阐释《春秋》之“微言”、“大义”董仲舒作《春秋繁露》,专治《公羊传》,发挥“大一统”的《春秋》“大义”为研究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x0d《谷梁传》,亦称《春秋谷梁传》或《谷梁春秋》战国时谷梁赤撰以问答形式解经,侧重传《春秋》之“义理”记事虽不及《左传》详实,但持论较《公羊传》为平正

1、《东周列国志》

《东周列国志》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作者是明末小说家冯梦龙。这部小说由古白话写成，主要描写了从西周宣王时期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这五百多年的历史。

《东周列国志》是明代长篇白话历史演义小说。当周宣王轻易见杀，当褒姒巧遇得活，《东周列国志》拉开了它那长达数百年史事的序幕。这是古今中外时间跨越最长，人物最多的一部小说，描写春秋战国时代“列国”故事。

2、《春秋左氏传》

《春秋左氏传》，原名《左氏春秋》，汉代时又名《春秋左氏》、《春秋内传》，汉代以后才多称为《左传》。

该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68（鲁哀公二十七年）。

《左传》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左丘明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为“春秋三传”。它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同时也是杰出的历史散文巨著。

3、《史记》

《史记》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

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4、《国语》

《国语》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国别体著作。左丘明所撰。宋代以来，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多位学者怀疑《国语》为西汉刘歆的伪作。

该著作记录范围为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西征犬戎（约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前453年）。《国语》中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

5、《战国策》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学著作，又称《国策》。书中记载了西周、东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各国之事。

记事年代起于战国初年，止于秦灭六国，约有240年的历史。《战国策》分为12策，33卷，共497篇，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游说之士的政治主张和言行策略，也可说是游说之士的实战演习手册。

该书亦展示了东周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战国策》一书的思想倾向，因其与儒家正统思想相悖，受到历代学者的贬斥。

　《春秋》是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据说为孔子所作。“春秋”一词，本是东周列国史官所撰编年史的通称。汉代为《春秋》立官学，列为“五经”之一。阐述《春秋》经最著名的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至隋代，盛行《左传》，其馀二传渐衰。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到西汉班固时才改称《春秋左氏传》。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全书六十卷，以《春秋》为纲，并仿照春秋体例，按照鲁国君主的次序，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悼公十四年间春秋霸主递嬗的历史，保存了许多当时社会文化、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珍贵史料。>　　《春秋公羊传》乃儒家经典之一，旧题公羊寿撰。重在阐发《春秋》经中之微言大义，而略于叙事，可谓训释之传。汉儒总结其有“三科九旨”之说，谓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人情者，一曰尊，二曰亲，三曰贤。《公羊传》训释《春秋》，颇多牵强附会之处，当代学者杨伯峻甚至称它“不是空话，便是怪话”。不过由于《公羊传》中所表述的“大同一统”思想，迎合了封建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故公羊学屡兴不绝。

　《春秋谷梁传》也是儒家经典之一，旧题谷梁赤撰，现代学者一般认为《谷梁传》比《公羊传》晚出，属今文经学，其宗旨亦在阐发《春秋》经中之微言大义，只有少量叙事，间或有长篇对话。可能由于师传不同，《谷梁传》所释之大义与《公羊传》略有出入，但在曲解经文为己所用上，二者倒是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