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条支的地望，目前最有影响的假说有两派：一派认为条支位于地中海沿岸（优选地点是塞琉西王国首都安条克或其外港塞琉西亚）；另一派认为条支位于波斯湾沿岸。[1]

《后汉书·西域传》安息国条中记载：“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甘英所抵达的条支究竟位于何处呢？

　　条支是位于地中海沿岸吗？是塞琉西王国首都安条克或其外港塞琉西亚吗？

　　按史书记载，塞琉西王国首都安条克，也就是罗马帝国的行省“叙利亚首府安条克（今名安达基亚Antakia）”。在此城的下游14英里之处，有地中海港口塞琉西亚·佩里亚。在“罗马帝国各行省中，没有一省能超过叙利亚之工业与繁荣的。其处，…在图拉真皇帝时代（公元98—117年），已有1000万人口了。当时，那里有50个城市…”“在罗马统治下，叙利亚的一般状况是，其繁荣比其他省更能持久不衰。”[2] 按《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甘英使大秦的时间是和帝永元九年，也就是公元97年。两相对比，其时的叙利亚，是罗马帝国中最繁荣的一个行省。

　　如果甘英所抵达的条支位于叙利亚海边，那么甘英就已经抵达了罗马帝国中最重要和最繁荣的一个省，或者说甘英已经抵达了罗马帝国疆域的腹地了。那时侯不可能会有人说叙利亚是叙利亚、罗马帝国是罗马帝国，因为叙利亚就是罗马帝国，正如那时候的埃及就是罗马帝国一样。那么《后汉书·西域传》中记载的甘英欲渡海去的大秦，还会是指罗马帝国吗？有这种表述方式的吗？尤其是抵达塞琉西亚港的途中必经过叙利亚首府安条克，甘英竟浑然不知这里有一位罗马帝国中最有地位和权势的行省总督？这里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甘英也丝毫未见，《后汉书·西域传》中只字不提？显然，甘英曾抵达罗马帝国中最繁荣的叙利亚行省，这一假说很难成立。而且，公元97年前后，整个东地中海沿岸全为罗马帝国疆域。如果条支是在东地中海沿岸，则条支必在罗马帝国境内，如果条支在罗马帝国境内，则甘英欲渡海前往的大秦国就不可能是罗马帝国了。又《后汉书·西域传》中记载条支有“安息西界船人”，而当时的整个东地中海沿岸全为罗马帝国疆域，安息船人又是如何跑到东地中海罗马帝国境内去打工的呢？更何况安息（即帕提亚王国）与罗马帝国有世仇，两国交恶和交战长达几个世纪，安息船人如何穿越两国边界到敌国去打工？同样，甘英又是如何穿越两国边界而到达罗马帝国的东地中海沿岸的？这些在《后汉书·西域传》中都只字未提！

　　因此，假设条支位于东地中海沿岸，与历史事实有诸多不符。

　　条支是位于波斯湾沿岸吗？

　　假如条支是位于波斯湾沿岸，那么《后汉书·西域传》中记载的甘英欲渡海去的大秦又在哪儿呢？不少学者以此而认为大秦可能是指红海沿岸的埃及或巴勒斯坦地区，那里、那时候确实是属于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但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条支国城在山上，周回四十余里。临西海，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这是甘英所抵达的条支国的地理形势，是甘英亲历所见所记。根据《后汉书·西域传》中条支国的地理形势，也有认为条支“当在今伊朗西南部布什尔港附近一带”[3]。但布什尔港附近一带虽然是三面路绝，可通陆道的却是东北隅，不符合甘英所抵达的条支的地理形势。。实际上，无论是在波斯湾沿岸，还是在东地中海沿岸，这些沿岸都找不到一处能符合《后汉书·西域传》中条支的地理形势。

　又据《北史·西域传》记载：“从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条支国，在安息西”。这就是说，从安息的港口也可渡海至大秦。那么安息的港口位于何处呢？几乎没有学者探讨过。如果条支位于波斯湾沿岸，那么位于条支东面的安息港口也不会离条支很远，并且应该与条支是在同一海岸线上或同一海域，这样才可能与条支一样“亦至大秦”。渡海去大秦优选条支，说明从条支渡海比从安息港口渡海至大秦的路程更近或更便利。而波斯湾的出口在东端，如果要从波斯湾沿岸起航去红海，必然先要东行出波斯湾（见图3）。因此，如果条支位于波斯湾沿岸，欲往红海去就必然要路过东面的安息港口。那就很奇怪了，为何大家都要先从安息陆行至条支，然后再从条支渡海去大秦，而航海途中还要路过安息港口？这实在是难以理解的事情。

所以，假设条支位于波斯湾沿岸，也有诸多难解之疑。

　　那么，条支还可能在哪儿呢？

　　在《北史》和《后汉书》中，都记载了去大秦国可从条支出发，走海路到达。《北史》中又记载：“条支国，在安息西。”又记载：“安息国，在葱岭西，都蔚搜城。北与康居，西与波斯相接，在大月氏西北。”按《北史》所言，安息国是在大月氏的西北。大月氏，其地理位置在阿姆河中游流域，或可广大至印度河上中游流域。安息国既然是在大月氏西北，就不可能在波斯湾沿岸，因为波斯湾的方位始终是在大月氏的西南，而在大月氏西北方向的海，那就是里海。

　　安息国，即帕提亚王国阿萨息斯（安息）王朝。依据历史资料，帕提亚王国于公元226年被波斯萨桑王朝推翻。因此，在南北朝时（公元420-589年），汉时的安息国早已被波斯所灭，原安息国的大片领土亦已被各国所瓜分，如东部的阿姆河沿岸地区，大部分已为月氏民族所占据，其西部的大片土地则为波斯萨桑王朝所占据。所以帕提亚王国安息王朝在西方历史中早已被除名，而唯有在中国史籍中还留有记载。如果承认《北史》中记载的安息国，是真有其国，那么这个安息国与波斯、康居、大月氏等周边的大国相比较，充其量也仅是一个寡民小国而已。按《北史》所言，安息国的位置在大月氏的西北而滂海，又介于康居和波斯之间，故这个安息小国，其位置看来也只能是在里海东南沿岸一带比较符合，其所滂之海也只能是里海。据考证，在里海的东南沿岸，有一个叫戈尔甘河流域的地区，这里曾是安息王朝的发祥地，在这个地区中，有一个地方叫帕提亚，安息王朝的缔造者最初就是在这里举行起义而走向独立的，后来帕提亚这一地名就被用作了国名[4]。看《北史》中的安息国，其位置恰在安息王朝的故地，这表明安息王朝被波斯推翻后，可能仍有少部分安息国遗民在安息王朝最早的故地戈尔甘河流域一带生活着，并继续以安息国自称，当然这时的安息国只可能是一个寡民小国而已。

　　如果南北朝时期的安息国位置是在里海的东南沿岸，那么“在安息西”的条支国，理应也在里海沿岸一带，这样就可与安息国一样，同滂里海。在戈尔甘地区的西边、位于里海西岸的今阿塞拜疆巴库地区，这是一个有山的小半岛，在这个小半岛的山上，可以看到南边和东北方的海面，而且这个小半岛只有西北方与大陆相连，这一地理形势与《后汉书》中条支国的地理形势非常相似。　当然，假设条支位于里海沿岸，也有一些疑问难以澄清。譬如，大秦国的位置就可能也在里海沿岸了，那大秦国又是哪个国家呢？又《后汉书·西域传》记载：自“条支国城……转北而东，复马行六十余日至安息”，也与巴库与戈尔甘的地理位置不符。

　　综上所述，条支的位置，无论是假设在东地中海沿岸，还是假设在波斯湾沿岸，或是假设在里海沿岸，它们总有一些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之处。

　　我国古代的纪年法比较复杂，现择其要，依次介绍年号纪年、星岁纪年、干支纪年、生肖纪年。

　　（1） 年号纪年

　　我国古代最初是按照君王即位的年次纪年，如周宣王元年（公元前827年）等等。汉武帝刘彻开始用年号纪年，即位那年称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顺次为建元二年、建元三年等，更换年号就重新纪元。历史上使用过的年号，约有八百多个。古医书有不少是用这种方法来纪年的，如宋刘昉《幼幼新书》李庚序题作“绍兴二十年九月几望”。绍兴是南宋高宗赵构的年号。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纪年明确，可以直接表明具体的年份。

　　（2） 干支纪年

　　干支纪年是我国古代最基本的纪年方式之一。最早的记载见于《淮南子天文训》，但西汉时这种方式还不通行。自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开始干支正式用于纪年。干支纪年在中医古籍中有广泛的应用。如清柯琴《伤寒论注自序》题作“时己酉初夏也”，据柯琴的生活年代，可查得“己酉”当为公元1729年。当然，更常见的是皇帝年号加上当年干支的合记方法，如明陈实功《外科正宗自序》题作“万历丁巳之秋七月既望”，金段成己《肘后备急方序》题作“至元丙子季秋”等，都是年号与干支并用。还有再加上年次的，如唐王冰《黄帝内经素问注序》题作“时大唐宝应元年岁次壬寅”，元危亦林《世医得效方自序》题作“至元三年岁丁丑七月既望”等即是。两法并用纪年的长处是不易错乱。

　　（3） 星岁纪年

　　战国时代，天文占星家根据天象纪年，有所谓星岁纪年法。星指岁星（即“木星”），岁指太岁（古代天文占星家设想出的假岁星，又叫岁阴、太阴）。故有岁星纪年法和太岁纪年法。宋夏竦《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序》题作“时天圣四年岁次析木秋八月丙申”，“析木”就是用岁星纪年。金张从正《儒门事亲》“颐斋引曰”题作“岁在单阏阳月晦日”，“单阏”就是用太岁纪年。

　　（4） 生肖纪年

　　十二生肖之说起于东汉，汉前未见记载。生肖可以用来推算一个人的年龄、出生的年份，历史上也使用过生肖纪年法，如元代就有“泰定鼠儿年”（泰定是元泰定帝的年号，鼠儿年即甲子，为公元1324年）的记载。

中国古墓出土的古罗马金币属于实物史料。

史料分为四大类，一般被认为是较为全面合理的传统史料分类法。

第一类为书报，包括历史记录、历史著作、文献汇编和史部以外的群籍。

第二类为文件，包括政府文件、团体文件和私人文件。

第三类为实物，包括生产工具、生活资料和历史事件的遗迹。

第四类为口碑，包括回忆录、调查记录、群众传说和文艺作品。

文字史料

（一）文献史料：距离要研究的时代较近的人所写的史书，是研究当时的重要史料。

所谓文献，按元初史学家马端临所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考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谓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折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按马端临的说法，文献应包括文字资料和口传资料两大部分。

人们通常将文献资料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①史部类。经、史、子、集是战国古代对学科的划分标准，史部类即关于历史的书籍。史部书是我国历史资料储藏量最丰富、最集中的宝藏。《四库全书总目》把史部类分为15个子目，所收书籍连存目共2714部，37000多卷。在史部类图书中，以正史类最为重要，它是历代封建王朝官私机构专门编写的记载各朝代历史发展概况的纪传体史书。人们将其合称为《二十四史》。《二十四史》共3249卷，约4500万字，记述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明崇祯17年（1644年）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是研究中国历史最主要的文献资料。除正史外，还有如《资治通鉴》等编年史类，《宋史记事本末》等记事本末体类，《国语》、《战国策》等杂史类，以及各种别史、起居注、实录、政书等等。都是对正史较为有利的补充记载，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②经、子、集类。“经”字本意是指纵的线，就是订书的线。演化为古籍的统称，凡带有原理原则性的著述，都可以称作经。汉代以后，专指儒家所传授的几种书。而经学开辟的时代，当以孔子定六经为始。清人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观点。经部诸书中，《尚书》、《左传》本身就是史书；《周礼》、《仪礼》是研究先秦官制和社会制度的重要典籍；《易经》包含着许多反映殷周和殷以前的历史的重要资料；《诗经》虽是古代一部诗歌总集，但其中蕴含的史料价值也是人们公认的。子部类汇总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作品，是研究哲学史、古代科学史和当时社会历史变革的重要史料。集部书系文学性质，不专门记载史事，但里面同样不乏珍贵的史料。如唐代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历来被称为“诗史”，其著名的“三吏”、“三别”生动的反映了唐玄宗、代宗、肃宗三朝的社会情况。集部书中有很多内容可与史书互证、互补，甚至多有史书未曾记载的内容。

③档案类。档案分公、私档案两种。我国早在商周时期就建立了国家档案制度，凡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大事，便记载下来，由专门机构加以保管。故宫博物院是我国收藏档案最丰富的地方，清朝内阁大库所藏明清两朝档案有很多都存于此。各地方所藏历史档案的数量也为数极为可观。除公家档案外，还有大量的私家档案，如私人信札、笔记、谱牒、契约、帐簿、商号、文书等，对于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地区的经济状况、宗法关系和阶级关系颇有价值。

④地方志类。地方志是记载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社会生活、历史变迁、地理沿革、风土人情等情况的书籍。我国历来重视地方志的编修工作，其涉及地域之广，内容之丰富，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地方志一般分为总志和地区志。总志是全国性的方志，如战国时的《禹贡》、《山海经》，清朝时的《一统志》；地区志极为丰富，省、府、州、郡、县一般都各有其志，记载详细，内容广泛，是研究地方史的一手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二）思想或学术著作：反映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以及学术的发展。如由孟子中可看到战国时代人的想观念，借由黄帝内经可了解中国古代人的医学以及对人的身体的认识。皇朝经世文篇反映了清代人的政治社会思想以及政治社会上的问题等等。

（三）文学作品：文学作品的内容虽有虚构之处，但常可反映当时人的生活、想法以及观念等，对于文化史、思想史、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有所助益。如从世说新语看六朝人的思想及生活，由元杂剧看元代人的观念及生活，从金瓶梅观察晚明文化及生活。

（四）报刊杂志：为近现代史的重要史料，一般性报纸有助了解一些事件的发展，以及当时人从不同观点对此事的了解，娱乐性的报刊则可以观察当时人的文化和生活。

（五）日常生活中的文字遗留：包括如古代的农民历、商店的帐簿、土地契约书，以及私人来往的书信等。由于这些大多不是刻意留传下来的东西，常能更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实际生活及想法。

（六）外国人著述类。外国人有关中国历史的记载中不乏颇有价值者。如《马可波罗游记》、波斯人拉施特的《蒙古史》，是研究元朝历史的重要文献；日本的《清国见闻录》对研究前清的历史很有帮助。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与国外的交往日益频繁，外国人关于中国的论述也越来越多，成为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

口述史料

口传资料是指经历代口耳传承得以保存下来的以往人类的言行。梁启超曾形象地说：“十口相传为古”，说明口传资料同样是重要的史料形式。常言说的“路上行人口似碑”，“有口皆碑”，也证实说口耳相传的作用与碑文记载具有同样的价值。在文字发明以前，口耳相传是保留史料的基本形式之一。利用口传资料进行历史研究，在我国也有悠久的历史。孔子编《春秋》，曾采用不少“所闻”的口传资料。司马迁编《史记》时，“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也大量采用了口传资料。近年来盛行的各种口述录音资料、回忆录等等，都是利用口传资料的表现。但与口传资料相比，文字资料无疑以其更加丰富且完备而更为重要。我国历史源远流长，前人为我们留下的文字材料也极为丰富。

多用于现代史的研究，借由对尚在人世的当时人访问口述而获得对历史更直接深入的了解。

其他史料

包括如碑刻、墓志、家谱等等。

甲骨和金石铭文类。甲骨文是商周时期人们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金文以商周青铜器为主。它们都是研究商周时代的珍贵史料，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和《卜辞通纂》总汇了甲骨金文资料。石刻铭文包括石经、造像、墓志、记事碑等，以记事碑的史料价值为最高，它往往记录了不见史传的重要史实。如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了唐太宗时基督教由欧洲传入中国，在长安建寺传教的情况。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吐蕃赞普建的《唐蕃会盟碑》，用汉、藏两种文字记载了两族人民的亲密关系。

图像类：如绘画、壁画、刺绣图案等，有助于了解当时人的生活及审美观等，图像史料中最有名的是有助于研究宋代城市生活的的清明上河图

实物类：包括古代建筑、家具、衣物、器物、饰品、钱币、墓葬，用以探讨当时人的生活、及观念等等。这类的史料，有很大部分是由考古发掘的。

风俗类：借由对于当今流传风俗文化的观察，作为讨论历史现像的依据。例如由现今对遗留的民间信仰仪式研究为线索，来了解其在古代的情形。或由仍存在的原始民族的研究，来推断早期古代人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