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狩猎涂朱牛骨上主要记载的内容：正面第一条记载商王武丁宾祭仲丁时摔倒；第二条记商王狩猎时马车失灵；第三条记王的子侄辈叫做发的人死亡；第四条是用十名羌人作为祭品举行祭祀，还有两条残辞不清；背面记载了天象情况。

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又名王宾仲丁卜骨、贞旬卜骨刻辞，它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长322厘米，宽198厘米。属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250-公元前1191）的一块牛胛骨版记事刻辞。

在甲骨上书刻卜辞，依照烧灼甲骨所呈现的预示吉凶的裂纹而定，行列通常是由右而左。这片甲骨有两条卜辞的行列自左而右（正、背各一条）。

甲骨文的书刻者出自巫吏。他们的工作是占卜和祭祀，掌握着超自然力的文字，擅长书写，是贵族集团中最有文化的一群人。这条卜辞刻有“贞人”（占卜人）的名字，是同一个人，估计这片甲骨刻辞出自此人之手。

涂朱狩猎牛骨刻辞属于甲骨文书法中雄壮的风格。刻辞的字形，有大有小，结构质朴自然，笔画既有劲力的方折，也有流畅的圆转，但以方折为主。

自古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在宋代，官员可以通过朝廷的支持进行旅行，史称“公务旅行”，说好听一点是旅行，实则指的是官员进行公差，宋代以前也有此种官员调配，但直到宋朝的大文豪欧阳修第一次将赴任途中的所见所闻所做记录下来写成一篇游记，后世将这类文体称作“日记体”。

因为宋朝官员外调旅途相对轻松不用担心路途上的交通、住宿以及安全问题，所以涌现了许多此类文章。大宋规定：“任何至南方赴任的官员，都可从京师乘船前往，且沿途所经州县也都能为官员配备船只。”并且朝廷规定的到任期限比较宽松，沿途官员们可以领略名山大川，见亲访友，因此公务旅行也是宋代官员交友酬答、增加阅历的重要机会。

一．欧阳修开创了日记体先河且影响甚广

宋朝官员的公务旅行主要有三种，其一是赴任或离职；其二是朝廷公差；其三是出使国外，《于役志》是宋代官员调任所写日志的首部，记录了欧阳修宋景祐三年，因参与政争被贬谪，从开封到地方上任的游记，《于役志》以日记的方式叙事，这种叙事方式开创了历史先河，影响了后世许多文人作品，不仅是因为这种文体新鲜，更是因为欧阳修文宗的地位。

《于役志》是日记体之开端，后世因为官职的调动需要跋山涉水前往任职地方的官员，都纷纷效仿欧阳修的《于役志》，致使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赴任官职的游记，例如：陆游的《入蜀记》，郑刚中的《西征道里记》，楼钥的《北行日录》等等。

他们这些文章的排列构架都与欧阳修的《于役志》相同，这些游记不仅是文学作品，更是为现在的历史学家，提供了了解当时人们生活状况的一手资料，王十朋在《西征》中写道：“岁云莫矣却归来，捉笔书为《于役志》。”，说明《于役志》已经成为了当时，公务旅行游记的代名词，足以见得《于役志》在文学史中的影响之深，地位之重。

二．公务旅行耗时久且有专船接送

1文豪欧阳修的赴任之旅长达五月

宋仁宗景祐三年，欧阳修因参与政治斗争，由馆阁校勘被贬为夷陵县令，从开封到夷陵一行旅途两千六百里，从开封府到夷陵，官员们一般都选择走相对快捷的水路，从开封府西南方向出发走陆路经过颍州府到达唐州，然后换走水路顺着汉水支流乘船到达襄州和郢州地界，再换走陆路最后直达夷陵，在欧阳修之前有一个名叫尹洙的官员被贬郢州走的也是这条路。

欧阳修在去夷陵的途中一路上结交好友，遍访亲朋，走到鄂州的时候欧阳修会见了兄长，刚准备启程又听闻有人在襄州见到了师鲁即前面说到的被贬郢州的尹洙，于是欧阳修又想前去郢州拜会老友尹洙，可他又怕耽误行程，于是乎他就问当地百姓说如何从此地去往郢州同时还能兼顾去夷陵上任的行程。

百姓告诉欧阳修，大可放心的从此地前往郢州，因为夷陵与郢州之间有一路使其来往两地的路人数日直达，此时欧阳修一听欣喜不已即刻便动身前往郢州，根据史料记载，郢州与夷陵两地之间确实存在一条捷径。

宋朝嘉祐四年，因母亲去世回蜀守丧十月期满的苏轼与父亲兄弟两人从蜀地返京，三人选择从水路出川，直达荆门，途经宜城、襄、邓、唐、许、尉氏抵达京城，三人从襄州以北的路径大致与尹洙当年所走路径相同。

2欧阳修赴任夷陵乘坐的航船令人羡慕

自欧阳修接到皇帝旨意知道自己由管阁校勘贬为夷陵令后，《于役志》只记载欧阳修于五月二十四日启程离开京都，九月十七日抵达公安渡，而据史料欧阳修应该是当年十月二十六日到的夷陵县，此次赴任之行全程共计五个月零两天。

夷陵之行，耗时之久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当时正值盛夏，天气炎热，朝廷又催得急叫他即刻启程，所以难以购买马匹和车轿，因而舍近求远选择走路程更长的水路。

在当时欧阳修给好友尹洙的书信中有他自己的缘由阐述，信中说：“我一开始计划的是走陆路到夷陵赴任，无奈天大暑，又无马，故而选择水路。让我开心的是，老人和小孩都一路平安，身体无恙，我母亲以前都不曾饮酒，夷陵一行，一天竟能饮数杯。”

而欧阳修此行携带的家眷应该不止母亲和他的幼子，应该还有路上照顾老人和小孩的家丁随行，若走陆路必定是长途跋涉，当时有正值酷暑，全家上下有老有幼且无马匹，当然不能陆行，走水路虽然路程稍远，但是一路有舟船代步，相对便捷。

欧阳修此行，用得最多的交通工具也就是船只了，但在《于役志》中欧阳修并未对乘坐的船只大小进行描述，他只在书中说道：“至宿州，舟失水道，败拖。”由此看来，他所乘之船有舵，是中等船，并且还写到：“见安道于舟中”“与元均小饮仓北门舟中”“具酒为寿于舟中”。

由此可见，欧阳修此行所乘之船，不但能满足基本的载人驼物，还可以会见宾客、摆酒祝寿，有时天色太晚他还让一些客人留宿船中啊，这些种种迹象表明，他所乘坐的这艘船一定不小。但是等他到了真州的时候，欧阳修又在文中提道：“移入客舟”，客舟也就是商船，看来到了真州。

当地的官府没有给欧阳修提供官船，所以他只能选择坐商船出汴河，这真州府衙也不是针对他一个人，而是北宋前期，汴船多止步在真州地界，官府漕运：“汴船不入江，江船不入汴。”往后，欧阳修乘客舟一路行至岳州，在此地因为有夷陵县府吏来接，所以欧阳修又从客舟转入官船，宋朝行船，大多遵循顺风就鼓帆，逆行无风或者是逆风有或者是有暗礁，就收拢船帆。

范成大在赴任广西途中，船在江西境内得顺风，他写道：“风驶尽帆力，舟如飞。”，诗仙李白也曾写到：“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由此见得，风虽变化无常，但只要行船人善于行船掌舵，日行千里也是不在话下。

三．“旅客们”一路交际亲友，观赏名胜

1走亲访友，摆宴作乐

欧阳修夷陵一行，历时五月，时间虽然很久，但是他此行收获也不少，基于他此行旅途中并未遇见灾恶，所以他此行也是遍访群友，让原本枯燥的赶路行程成为了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于役志》中记录的大多都是欧阳修访问的新朋旧友，王慎中也说：“《于役志》，酒肉账簿也。”。

欧阳修在沿途的大多州县都有驻足，多则如在荆州徘徊长达一月，少则停留数日，其间在楚州停留的时候十七天与自己当年一同中第的进士时任楚州判官的田况日日形影不离，摆宴饮酒，游览当地，在荆州的一个月更是几乎天天宴请亲朋，或是下棋赏月或是观雨赏荷，据《于役志》所述，欧阳修前后共结交的朋友有姓名者多达五十四人。

其中有曾今同在京做官的同僚，因为欧阳修在当时的名气比较大，欧阳修此行虽是被贬谪，但他的文章广负盛名，所以即使如此愿意与其交往的人有很多，在欧阳修启程之前，同僚好友都纷纷宴请为他践行，其中在路途上，他也广交知己，比如泗州的春卿、洪泽的李春裕，也有会见自己家的亲人比如在鄂州拜访了哥哥，赴任途中拜会亲友，结交知己，也不是欧阳修一人，而是当时的风俗。

2沿途游览名胜，祭祀祈祷

《于役志》记载欧阳修一路上除了面见亲友，还游览名山胜水，祭祀神明，如：“五月乙巳次陈留，登萸庙。”，意思是五月乙巳在陈留驻足停留，前往萸庙祈求平安；又如：“六月庚戌，知州陈亚小饮魏公亭，看荷花。”意为六月更戌和知州陈亚在魏公亭一边饮酒一边观赏荷花，而他在楚州和荆州驻足时日最久，也一定是遍访群山，游览胜地。

自古历朝历代的文人骚客，都有山水情节，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文人才子们游览名山所持的态度也与常人不同，普通人单纯为了游玩，而文人们大都是寄情山水，抒发自己心中仕途不顺的抑气，因而名山胜水一直得到来来往往的文人骚客的青睐。

结语：

宋代官员的公务旅行路途轻松且充满情趣，其间纵情山水，不曾有半点被贬谪的抑郁之情；《于役志》是我国历史上首篇正式官员旅行日记体游志，它对于当时在文人界的影响甚大，这类游记为后人留下了了解当时社会风俗的重要资料。

参考文献：《于役志》、《宋史》

1 摸钟文言文翻译[节选自宋沈括的梦溪笔谈]

陈述古密直①，尝⑩知②建州浦城县日。

有民失物，捕得莫知的为盗者③。述古乃绐④之曰： “某庙有一钟，能辨盗，至灵⑤。”

使人迎置后阁⑥祠⑦之。引囚立钟前，谕曰：“不为盗者，摸之无声；为盗者则有声。”

述古自率同职⑧祷钟甚肃。祭讫以帷⑾围之。

乃阴使人以墨涂钟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验其手，皆有墨，一囚独无墨，乃见真盗——恐钟有声，不敢摸者。讯之即服，遂承为盗⑧。

（选自沈括《梦溪笔谈》） 注释 ①陈述古密直：陈述古，字密直，宋代侯官人，神宗时为侍御史，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人物。密 直：即“枢密院直学士”的省称。

枢密院是古代管理军事机密、边防等事务的官署。知：主 持，做知县。

建州浦城：唐置州县名，今属福建省。 ②知：做知县。

③莫知的为：不知道哪个是真正的。莫：意为“没有谁，没有哪一个”。

的：的确，确实。 ④绐（dai）：哄骗。

⑤至灵：特别灵验。 ⑥后阁：我国古代一组建筑中位于最后的楼房，常作游息，远眺，供神佛或藏书藏物等用处。

⑦ 祠之：把它（钟）祭祀起来。 祠：供奉。

⑧同职：同僚，同事。旧指同在一部门做官的人。

9 阴：暗暗的 ⑩尝：曾经 ⑾帷：围幕 （12）之：的 辨别加点字的意义 （1）讯之即服，遂承为盗 之：代词，代手上无墨的偷窃者 （2）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 之：代词，代涂了墨的钟 译文 枢密院直学士陈述古任建州浦城知县时，有富人丢失了东西，抓到一些人却不知道哪个是真正 的盗贼。于是陈述古骗他们说：“某某庙里有一口钟，能辩认盗贼，特别灵验。”

他派人把 那口钟抬到官署后阁，祭祀起来，把这一群囚犯带到钟前，自己对犯人说：“没有偷东西的 人，摸这口钟，它不响，偷了东西的人一摸它，钟就会发出声响。”述古亲自率领他的同事 ，在钟前很恭敬地祈祷。

祭祀完毕后，用帐子把钟围起来，便暗地里让人用墨汁涂钟，过了 很久，钟涂好以后，带领被捕的犯人一个个让他们把手伸进帷帐里去摸钟，出来就检验他们 的手，发现都有墨汁，只有一人手上无墨。述古对这个人进行审讯，于是他才承认自己是盗 贼。

原来这个人是害怕钟响，没有敢去摸。就此这个案子很快的解决了。

题旨善于心理分析，有益于提高工作效率。 告诉我们陈述古巧妙的抓住了犯罪嫌疑人害怕被识破的心虚心理，切中要害，虽然没有经过繁琐的调查取证，却不战而屈人之兵，直接找出了真正的盗贼。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那些聪明睿智的古代官吏们确实有他们独到的审案方法，能够巧用犯罪心理学，审不厌诈，至今看来都有着绝妙的艺术性和欣赏性。

2 宋代诗人故事（古文）

李清照—— 《金石录》序 又《金石录》三十卷者何？赵侯德甫所著书也。

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钟、鼎、甗、鬲、盘、彝、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讹谬，去取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皆载之。

可谓多矣。呜呼！自王涯、元载之祸，书画与胡椒无异；长舆、元凯之病，钱癖与传癖何殊？名虽不同，其惑一也。

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时先君作礼部员外郎，丞相作礼部侍郎，候年二十一，在太学作学生。

赵、李 《金石录》 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

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后二年，出仕宦，便有饭蔬衣綀，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

日就月将，渐益堆积。丞相居 ，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

遂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三代奇器，亦复脱衣市易。

尝记崇宁间，有人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耶？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

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 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

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

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

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

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

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

或少损污，必惩责揩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是欲求适意，而反取憀栗。

余性不耐，始谋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讹谬者，輙市之，储作副本。

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至靖康丙午岁，侯守淄川，闻金寇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丧南来，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

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

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春再具舟载之。

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 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复知建康府，己酉春三月罢，具舟上芜湖，入姑熟，将卜居赣水上。

夏五月，至池阳，被旨知湖州，过阙上殿。遂驻家池阳，独赴召。

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

必不得已，先 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遂驰马去。涂中奔驰，冒大暑，感疾。

至行在，病痁。七月末，书报卧病。

余惊怛，念侯性素急，奈何病痁，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

比至，果大服柴胡、黄芩药，疟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

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屦之意。葬毕，余无所之。

朝廷已分遣六宫，又传江当禁渡。时犹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长物称是。

余又大病，仅存喘息。事势日迫，念侯有妹婿，任兵部侍郎，从卫在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

冬十二月，金寇陷洪州，遂尽委弃。所谓连舻渡江之书，又散为云烟矣。

独余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数事，南唐写本书数箧，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内者，岿然独存。 上江既不可往，又虏势叵测，有弟迒，任勅局删定官，遂往依之。

到台，台守已遁；之剡，出睦，又弃衣被走黄岩，雇舟入海，奔行朝，时驻跸章安。从御舟海道之温，又之越。

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绍兴辛亥春三月，复赴越；壬子，又赴杭。

先侯疾亟时，有张飞卿学士，携玉壶过视侯，便携去，其实珉也。不知何人传道，遂妄言有颁金之语，或传亦有密论列者。

余大惶怖，不敢言，亦不敢遂已，尽将家中所有铜器等物，欲赴外庭投进。到越，已移幸四明。

不敢留家中，并写本书寄剡，后官军收叛卒取去，闻尽入故李将军家。所谓岿然独存者，无虑十去五六矣。

惟有书画砚墨，可五七簏，更不忍置他所，常在卧榻下，手自开阖。在会稽，卜居士民钟氏舍。

忽一夕，穴壁负五簏去。余悲恸不已，重立赏收赎。

后二日，邻人钟复皓出十八轴求赏，故知其盗不远矣。万计求之，其余遂不可出，今知尽为吴说运使贱价得之。

所谓岿然独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三数种。

平平书帖，犹复爱惜如护头目，何愚也耶！ 今日忽阅此书，如见故人。因忆侯在。

3 文言文 译文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八日，元世祖召唤文天祥到宫殿中。文天祥见了皇帝只拱手作揖而不跪拜。皇帝的侍臣强迫他，他仍然坚定地站立着，不被他们所动摇。他极力述说宋朝没有不循正道的国君，没有需要抚慰的人民；不幸谢太后年老而宋恭帝幼小，掌权的奸臣误害了国家，用人、行政，措施不当，你们元人利用我朝的叛将、叛臣，攻入我朝的国都，毁灭我朝的国家。我文天祥在大宋危急而力图恢复兴盛的时候辅佐宋朝，宋朝灭亡了，我文天祥应当尽快就死，不应长久苟且偷生。

元世祖派人告诉他说：「你用侍奉宋朝的忠心来侍奉我，就任用你当中书省宰相。」文天祥说：「我文天祥是宋朝的状元宰相，宋朝灭亡了，只能死，不能偷生，希望一死就够了。」元世祖又派人告诉他说：「你不做宰相，就做枢密使。」文天祥回答说：「除了一死以外，没有什么事可做了。」元世祖就命令他退下。

第二天有大臣上奏说：「文天祥不愿意归顺服从，应当赐他死刑。」参知政事麦术丁极力赞成这个判决，元世祖就批准他们的奏议。

文天祥将被押出监狱前，就写下遗书自我表白，挂在衣带中。那文词写着：「孔子说杀身成仁，孟子说舍生取义，因为已经尽了人臣的责任，所以达成了仁德。读古代圣贤的书，所学的不是成仁取义的事又是什么事呢？从今以后，我差不多就没有愧疚了！」他被押过市区时，气概神色自然，态度从容，观看的人像墙一样团团围住。即将受刑时，他不慌不忙地向执刑的官吏说：「我的事都已做完了。」问市场上围观的人何处是南？何处是北？面向南方拜了又拜，然后受刑而死。不久，有使者前来传令停止行刑，到达时文天祥却已经死了。看到、听到的人，没有不伤心流泪的。

4 含有自今一词的古文

1 《莲池伤足自规》：“自今已往，得一时筋骨轻安，行坐随意，即当思及六道众生苦恼，一心正念。自今已往，虽有人恶骂加我者，非言谤我者，乃至批我颊者，唾我面者，悉顺受之，一心正念。

2 《齐晋鞌之战》：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将为戮乎！

3 汉宣帝诏：“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译：从现在起，儿子包庇父母、妻子包庇丈夫、孙子包庇祖父母，都不再连坐。（这体现了儒家重视家庭和谐的伦理观）

附：自今，'从今往后、从今天开始‘。另用作至今‘到目前为止、从过去到现在’

5 关于宋代将领解元的古文翻译

解元及在高邮/金人来侵/未至三四十里/元先知之/逆料金人翌日食时必至城下/乃伏百人於要路之侧。又伏百人於城之东北岳庙下/自引四百人伏於路之一隅/令曰：金人以高邮无兵/不知我在高邮/即轻易而进/俟金人过/我当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见我麾旗则立帜/以待金人进退无路/必取岳庙路走矣。若果然/则伏者出/众皆诺。又密使人伏樊良/俟金人过则决河岸/以阻其归路/食时金人果径趋城下/元密数之有一百五十骑/乃以伏兵出麾旗以招伏要路者/伏兵皆立帜/以待金人大惊/踌躇无路/遂向岳庙走/元率兵追之/金人前遇伏兵/无所施其技/尽被擒/凡得一百四十八人/及金牌银牌与执事居其半

翻译：

解元赶到高邮时，遇到金国的军队要来打高邮。金人还有三四十里路没赶到，解元已经先知道他们的动向了，他料定金国军队会在第二天中午前必然到达，于是在他必经之路的两侧埋伏了一百人。又在城东北部的岳庙那里埋伏了一百人。自己带领了四百人埋伏在路边，下令道：“金国人以为高邮没有士兵，并不知道我已经到了高邮因此轻易来犯。等到金国军队走过这里时，我当先冲出埋伏地点，余下的人看到我则竖起军旗，等到金人无路可退的时候必定向岳庙方向败走，如果真的如此，岳庙方向埋伏的人就出来痛击他们。众人齐声应诺。他有秘密派遣士卒埋伏在樊良，等金国人前来之后则掘开河岸，使河水漫上阻止敌人的归路。

第二天中午，金国人果然来到城下。解元密派一百五十骑兵冲出埋伏，用旗帜召集其他伏兵，其他的伏兵也都竖起军旗威慑敌人。等到金国军队大惊失措，踌躇无路，只得向岳庙方向逃跑。解元率领士兵追击金人。金军前面遇到伏兵，没有办法逃走，尽数被擒。总共抓到一百四十八人，其中金牌银牌以及执事居然占了其中一半。

大概这样吧。

1、《中庸》

《中庸》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

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宋元以后，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其主要注本有程颢《中庸义》、程颐《中庸解义》、朱熹《中庸章句》、李塨《中庸传注》、戴震《中庸补注》、康有为《中庸注》、马其昶《中庸谊诂》和胡怀琛《中庸浅说》等。

2、《春秋》

《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由孔子修订而成。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

《春秋》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代表作品是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2019年2月报道，从海昏侯墓出土简牍5200余枚，专家释读后发现包括《春秋》在内的儒家经典及其训传。

3、《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

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4、《史记》

《史记》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5、《诗经》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

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

《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古代文史典籍

对灶神的祭祀起源很早，远在周代，上自天子，下到庶民，对灶神都非常崇祀。据古籍《礼记·礼器》孔颖达疏：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祀为灶神。《庄子达生》记载：灶有髻。司马彪注释说：髻，灶神，着赤衣，状如美女。《抱朴子微旨》中又记载：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这些记载，大概是祭灶神的来源吧。还有，或说灶神是钻木取火的燧人氏；或说是神农氏的火官；或说是黄帝作灶的苏吉利；或说灶神姓张，名单，字子郭；众说不一。

一、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最初称《诗》，因为汉代儒家学者把它奉为经典，于是叫做《诗经》。《诗经》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雅”是正声雅乐，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是“五经”之一。诗经距今已有2500年的历史。《诗经》表现手法上分为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六义”。

二、先秦散文

我国古代散文的发端，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商朝的甲骨卜辞中，已经出现不少完整的句子。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有的长达三、五百字，记录贵族事功、诉讼原委或赏赐情由等等，记叙的内容已经相当丰富。这些可以看作是古代散文的雏形。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散文蓬勃发展的阶段，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散文著作，这就是文学史上的先秦散文。先秦散文分为两种，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前者包括《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后者是儒、墨、道、法等学派的文章，其中如《论语》《墨子》《孟子》等，是孔丘、墨翟、孟轲的弟子对其师言行的记录，《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则为本人的著作。先秦诸子散文风格多样，或气势磅礴，或雄辩锐利，或浪漫奇幻。诸子散文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楚辞

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歌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楚辞的创作手法是浪漫主义的，它感情奔放，想象奇特，且具有浓郁的楚国地方特色和神话色彩。与《诗经》古朴的四言体诗相比，楚辞的句式较活泼，句中有时使用楚国方言，在节奏和韵律上独具特色，更适合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

　　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四、汉赋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是古典文学中影响深远的体裁。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杨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五、南北朝民歌

由于南北朝长期处于对峙的局面，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南北朝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情调与风格。南朝民歌清丽缠绵，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北朝民歌粗犷豪放，广泛地反映了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风习。南朝民歌中的抒情长诗《西洲曲》和北朝民歌中的叙事长诗《木兰诗》，分别代表着南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南北朝时代，也像汉代一样，设有专门的乐府机关，采集诗歌，配合音乐演唱。这些乐府诗中有民间歌谣，也有贵族文人的作品；其中民歌部分更为新鲜活泼和艺术的魅惑力量。

六、唐诗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

　　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的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般。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的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

　　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

　　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

七、宋词

词，诗歌的一种。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始于唐，定型于五代，盛于宋。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风神，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盛。

词最早起源于民间，后来，文人依照乐谱声律节拍而写新词，叫做“填词”或“依声”。从此，词与音乐分离，形成一种句子长短不齐的格律诗。五、七言诗句匀称对偶，表现出整齐美；而词以长短句为主，呈现出参差美。词有词牌，即曲调。有的词调又因字数或句式的不同有不同的“体”。比较常用的词牌约100个。词的结构分片或阕，不分片的为单调，分二片的为双调，分三片的称三叠。按音乐又有令、引、近、慢之别。“令”一般比较短，早期的文人词多填小令。“引”和 “近”一般比较长，而“慢”又较“引”和“近”更长，盛行于北宋中叶以后，有柳永“始衍慢词”的说法。依其字数的多少，又有“小令”、“中调”、“长调”之分。

　 宋词的派别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柳永、李清照、秦观、晏殊、晏几道、周邦彦、姜夔等。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弃疾、苏轼、岳飞、陈亮等。婉约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窄狭。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就以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豪放派的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和字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北宋黄庭坚、晁补之、贺铸等人都有这类风格的作品。南渡以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蔚然成风，辛弃疾更成为创作豪放词的一代巨擘和领袖。豪放词派不但屹然别立一宗，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沾溉词林后学，从宋、金直到清代，历来都有标举豪放旗帜，大力学习苏、辛的词人。

八、元曲

继唐诗、宋词之后蔚为一文学之盛的元曲有着它独特的魅力：一方面，元曲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一方面，元代社会使读书人位于“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政治专权，社会黑暗，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极为夺目的战斗的光彩，透出反抗的情绪；锋芒直指社会弊端，直斥“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的社会，直指“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的世风。元曲中描写爱情的作品也比历代诗词来得泼辣，大胆。这些均足以使元曲永葆其艺术魅力。元代是元曲的鼎盛时期。一般来说，元杂剧和散曲合称为元曲，是元代文学主体。不过，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单指杂剧，元曲也即“元代戏曲”。元曲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体现了独有的特色，和唐诗宋词鼎足并举，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三座重要的里程碑。

　　元曲的兴起对于我国民族诗歌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卓越的贡献，元曲一出现就同其他艺术之花一样，立即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不仅是文人咏志抒怀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且为反映元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崭新的艺术形式。元曲的兴起与发展，有着复杂的原因。首先，先代的社会现实是元曲兴起的基础，元朝疆域辽阔，城市经济繁荣，宏大的剧场，活跃的书会和日夜不绝的观众，为元曲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其次，元代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化，促进元曲的形成；再次，元曲是诗歌本身的内在规律及文学传统继承、发展的必然结果。

元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初期：元朝立国到灭南宋。这一时期元曲刚从民间的通俗俚语进入诗坛，有鲜明的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和犷放爽朗、质朴自然的情致。作者多为北方人，其中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王小军、白朴等人的成就最高，比如关汉卿的杂剧写态摹世，曲尽其妙，风格多变，小令活泼深切，晶莹婉丽，套数豪辣灏烂，痛快淋漓。马致远创作题材宽广，意境高远，形象鲜明，语言优美，音韵和谐，被誉为元散曲中的第一大家“曲状元”和“秋思之祖”。中期：从元世祖至元年间到元顺帝后至元年间。这一时期的元曲创作开始向文化人、专业化全面过渡，散曲成为诗坛的主要体裁。重要作家有郑光祖、睢景臣、乔吉、张可久等。末期：元成宗至正年间到元末。此时的散曲作家以弄曲为专业，他们讲究格律词藻，艺术上刻意求工，崇尚婉约细腻、典雅秀丽，代表作家有张养浩、徐再思等。总之，元曲作为“一代之文学”，题材丰富多样，创作视野阔大宽广，反映生活鲜明生动，人物形象丰满感人，语言通俗易懂，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不可缺少的宝贵遗产。元曲四大家：一说法是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另一说法则是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

九、明清小说

在魏晋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小说的基础上，中国古典小说开始进入成熟阶段。小说伴随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发展起来。宋代前後﹐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带来了都市的繁荣﹐为民间说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场所和观众﹐不断扩大的市民阶层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又大大地刺激了这种发展﹐从而产生出新的文学样式──话本。话本已初具小说规模﹐在以后的流传过程中又不断加入新的创作﹐逐渐成熟。明代经济的发展和印刷业的发达﹐为小说脱离民间口头创作进入文人书面创作﹐提供了物质条件。明代中叶﹐白话小说作为成熟的文学样式正式登上文坛。

明清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从明代始﹐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充分显示出其社会作用和文学价值﹐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垄断﹐在文学史上﹐取得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的地位。清代则是中国古典小说盛极而衰并向近现代小说转变的时期。

明代文人创作的小说主要有白话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两大类。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收集白话短篇作品较多而且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明末天启年间冯梦龙编辑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其后，凌蒙初模仿“三言”创作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三言”、“二拍”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更直接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其中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占很大的分量，这类作品反映了市民阶层的进步的爱情婚姻观念，批判了封建礼教的不合理性，歌颂了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和幸福生活的斗争。明代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

清代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给小说创作以深刻影响。清初至乾隆时期是清小说发展的全盛时期﹐数量和质量﹑内容和形式﹑风格和流派与前代相比都有较大发展。清代小说基本是文人的创作﹐虽有历史﹑传说等素材的借鉴﹐但作品多取材於现实生活﹐较充分地体现了作者个人的意愿﹐在结构﹑叙述和描写人物各方面也多臻於成熟的境界。乾隆年间产生的《聊斋志异》和《红楼梦》﹐分别把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的创作推向顶峰。文言小说自唐传奇以後虽历代续有新作﹐但多叙事简单﹐文采不足﹐至《聊斋志异》则如异峰突起。作者蒲松龄用文言如白话﹐颇有传神之笔﹐小说主人公多为狐鬼﹐但形像可爱﹐富於人间情趣。它代表了文言小说的最高成绩。

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到了明清时期步入了成熟期。就文学理念、文学体式和文学表现手段而言，明清小说以其完备和丰富将叙事文学推向了极致。从明清小说所表现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丰硕的艺术创作成果和丰富的社会政治理想而言，明清小说无疑铸就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后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