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是中国志怪古籍，大体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的楚国或巴蜀人所作。也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奇书。该书作者不详，古人认为该书是“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 杂录《庄》 、 《列》 、 《离骚》 、 《周书》 、 《晋乘》以成者” 。现代学者也均认为成书并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山海经》全书现存18篇，其余篇章内容早佚。原共22篇约32650字。共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5篇、大荒经4篇。《汉书·艺文志》作13篇，未把晚出的大荒经和海内经计算在内。山海经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 [1]

《山海经》也记载了中国古代神话、地理、植物、动物、矿物、物产、巫术、宗教、医药、民俗、民族等，反映的文化现象地负海涵、包罗万汇。除了保存着丰富的神话资料之外，还涉及到多种学术领域，例如：哲学、美学、宗教、历史、地理、天文、气象、医药、动物、植物、矿物、民俗学、民族学、地质学、海洋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等，可谓汪洋宏肆，有如海日。在古代文化、科技和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山海经》是中国记载神话最多的一部奇书，也是一部地理知识方面的百科全书。

最早提到《山海经》的是司马迁，其《史记·大宛列传》中说，《禹本纪》和《山海经》中的内容过于荒诞无稽，所以作史时不敢以为参考。并在《大宛列传》中指出《山海经》与当时现实地理不符。

最早整理《山海经》的西汉刘歆，在其《上山海经表》中认为此书是三代时所作。他说：《山海经》这本书，产生于尧舜禹的时代……禹把天下划分成九州，益与伯翳等人区分万物的本质，写出了《山海经》。刘歆这一说法是受到《列子》的影响。《列子·汤问第五》中，夏革回答汤的疑问，提到了五座大山及山上的特产，此外还有怪异之物，这和《山海经》记载地理、特产以及怪物的写法相似。同时，《列子》中又说这些怪物是大禹治水周行天下时亲眼见过的，他的臣子伯翳了解这些怪物，夷坚听说之后把这些怪物记了下来。因此，这种说法就影响到刘歆以上的论断。其后，王充《论衡·别通篇》、赵哗《吴越春秋》等都持这种观点。

大约是从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叶，楚国和巴蜀地方的人所作，现代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山海经》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是一部上古时期荒诞不经的奇书，也有人认为是古代山水物志。经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编校时，才合编在一起。 [2] 宋人胡应麟认为该书是“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 ， 杂录《庄》 、 《列》 、 《离骚》 、 《周书》 、 《晋乘》以成者” 。

全书18篇，《山经》五篇是为一组，以四方山川为纲，记述内容包括古史、草木、鸟兽、神话、宗教等。依南、西、北、东、中的方位次序分篇，每篇又分若干节，前一节和后一节又用有关联的语句相承接，使篇节间的关系表现的非常清楚。

《海经》中的《海外经》五篇是为一组，主要记载海外各国的奇异风貌；《海内经》5篇为一组，主要记载海内的神奇事物，《大荒经》五篇为一组，主要记载了与黄帝、女娲和大禹等有关的许多重要神话资料，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海经》以上每组的组织结构，皆自具首尾，前后贯串，有纲有目，除著录地理方位外，还记载远国异人的状貌和风俗。第18篇《海内经》是《山海经》地理状况的总结，总结中国境内地理形势分野、山系、水系、开拓区域分布；农作物生产；井的发明；乐器制作；民族迁徙；江域开发以及中国洲土安定发展形成的基本格局。

《山海经》全书记载了约40个邦国，550座山，300条水道，100多位历史人物，400多个神怪畏兽，该书总体按照地区不按时间把这些事物一一记录。所记事物大部分由南开始（《大荒经》由东开始，故有学者认为是南、西、北、东的方位顺序与远古上南下北同，故《大荒经》由东开始，则可能是后人的改动调整），然后向西，再向北，最后到达大陆（九州）中部。九州四围被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所包围。

关于《山海经》全书涉及的地域范围及相关物事虚实，历来众说纷纭。很多学者都认为是一次国家地理大普查之后的文献记载，有一些确实能确定下来，比如黄河、渭河、华山等等，地理位置与现实的大体一致。事实上，即使是《五藏山经》，也与整体格局和现实的山川不合，至今为止，尚未有谁能令人信服地将这些山川一一坐实。就连司马迁写《史记》时也认为：《禹本纪》和《山海经》中的内容过于荒诞无稽，所以作史时不敢以为参考。并在《大宛列传》中指出《山海经》与当时现实地理不符。然而，《五藏山经》所描述的山川有些是存在的，特别是《中山经》里的山，《五藏山经》（即“山经”）本是以一些真实的山川为基础来叙事的，但说到荒远无稽的极地，已是无能为力，只能凭借想象向壁虚构了。到清人编《四库全书》 ，则说其“侈谈神怪 ， 百无一真， 是直小说之祖耳。入之史部 ，未为允也”，遂改列子部小说家类。

中国人从未背弃过海洋，但也从未真正关注过海洋，海洋作为“化外之域”的观念一直扎根于中国人的灵魂深处。那么，中国人是怎样看待海洋的呢？在古代中国人眼中，海洋是一个充满黑暗恐怖的地方，认为“海”字，从水从晦。汉人刘熙《释名》说：“海，晦也。”所谓晦，是指月朔或日暮，昏暗之意。晋人张华《博物志》也说：“海之言，晦昏无所睹也。”与此同时，中国人还把大海与苦难、凶险和荒蛮联系在一起，如把沉重的灾难称之为苦海，把北方西伯利亚荒凉不毛之地称之为北海，把茫茫沙漠称之为瀚海，等等。中国古代曾有“君乘而王，则海夷”的说法，意思说有了君子、好人做君主，海洋就不会泛滥成灾。中国古人把海洋等同于灾难所在，所谓“海夷不扬波”，即大海不起波浪、风平浪静就是天下清平的象征。成语中的“海宴河静”，更是把平静的海洋与不泛滥的黄河作为一种理想的生存条件。

据《山海经》等文献记载，北海之神禺强（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海洋神），其形象是十分凶恶，且地处幽暗，掌管生杀予夺，实际上又是一位死神。上古神话中还有关于大禹巡海、海外异国的奇人奇事等故事，其中《山海经》中记载了大量海外世界的异国奇民的神话，比如其中记述了“灌头国”、“长脚国”、“大人国”、“玄股国”等的生活情况，充满了奇诡怪诞。这些神话折射出中国人对海洋的认识——即海洋是强大、凶险和变化莫测以及不可知的。即使像世人皆知的《精卫填海》神话（最典型的非海神神话：言炎帝之女女娃，失足于东海而被溺死。她死不瞑目，为了与溺死她的凶险大海进行抗争，其灵魂化作一只精卫鸟，每天衔着西山的木头去填大海），它除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征服海洋的雄心壮志外，主要是体现了中国古人的心目中海洋观——海洋是阴森可怖的死亡之所。及至唐宋，伴随着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和兴旺，出现了新的民间海洋神话，最富有影响力的是海上女神天妃妈祖的故事，其主要内容是说妈祖女神经常显灵，解救海上从事捕捞和运输业的人们。这则神话表现的出无非还是人们对大海的畏惧心理以及祈求航海安全的心愿。

出于对大海的恐惧和崇拜，中国古人也祭祀大海，但往往列于江河之后，“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礼记·学记》）。事实上，秦以前，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人很少与海洋发生利害关系，因此人们祭祀的水神除了江河以外，就是湖、泉、井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水体之神。直到秦朝一统天下后，随着疆域的拓展，人们航海活动的增多，才开始祭祀海神。到了汉朝，海神才逐渐被提到了与内陆水神同样的地位。这种河享有独特地位而轻视海洋的倾向，完全出于人们的功利目的——对华夏民族来说，大海所能给予的恩惠远远小于江河；与此同时，古人对海洋的祭祀和崇拜，主要出于对这种自然力的畏惧。可以说，对海洋的畏惧是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之中的。

中国人对海洋的敬畏心理与占统治地位的“四海”说相结合，乃有“海内”、“海外”之别和天涯海角之说。这种认识无非是把海洋与陆地的边缘看作一道自然屏障，屏障之内是可触摸的土地，屏障之外则是虚无缥渺、吉凶难测的未知世界。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形成了中华民族封闭的“海洋地域观”，对中华民族的活动范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海洋的畏惧使中华民族更多地在大陆上纵横驰骋，而很少涉足海洋。长期以来，我们这个民族习惯于“脸朝黄土背朝天”，对苍天厚土甚至贫瘠的不毛之地充满了依恋，能够做到寸土不让；而对像蓝天一样广阔、比土地更加肥沃的海洋或视而不见，或见而不识，或视而不用。中华文明之所以被称为大陆文明，显然与此有直接和重要的关系。

《山海经》是中国一部记述古代志怪的古籍，大体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的楚国或巴蜀人所作。也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奇书。

山海经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

《山海经》具有非凡的文献价值，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的研究，均有参考，其中的矿物记录，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 《山海经》版本复杂，现可见最早版本为晋代郭璞《山海经传》。但《山海经》的书名《史记》便有提及，最早收录书目的是《汉书·艺文志》。至于其真正作者，前人有认为是禹、伯益、夷坚，经西汉刘向、刘歆编校，才形成传世书籍，现多认为，具体成书年代及作者已无从确证。 对于《山海经》的内容性质，古今学者有着不同的认识，如司马迁直言其内容过于荒诞无稽，所以作史时不敢以为参考 ，如鲁迅认为“巫觋、方士之书”。现大多数学者认为，《山海经》是一部早期有价值的地理著作。

从古至今，对于《山海经》这本先秦奇书的分类争议，从来没有停止过，因为《山海经》这本上古奇书，涉及了众多的领域与行业，《山海经》全书十八卷，《山经》五卷，《海经八卷》、《海经》八卷，《大荒经》四卷，《海内经》一卷，记载了100多个国家，500多个山名，100多条水道，不仅从全书的结构来看，是一本标准的上古时期地理书，同时书中还提出了世界是有极限的理念。

我们的祖先在远古时代已开始海洋捕捞。在山东省胶州市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遗址中，有大量海鱼骨骼和成堆的鱼鳞。经鉴定，它们分隶于鳓鱼、梭鱼、黑鲷和蓝点马鲛等3目4科。说明约在4000～5000年以前，中国沿海先民已能猎取在大洋和近海之间洄游的中、上层鱼类，人们对海洋鱼类习性的认识已有一定的水平。记述公元前11～前6世纪周朝情况的《诗经》中，多次出现“海”字，并有江河“朝宗于海”的认识。西汉时期，已开辟了从太平洋进入印度洋的航线。据记载，三国时出现了中国第一篇潮汐专论──严畯的《潮水论》（已佚）。唐宋时期，中国的潮汐研究已达到很高水平。明代时，出现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地区性海产动物志──屠本畯的《闽中海错疏》。1405～1433年，明朝郑和 7次下“西洋”，最远到达赤道以南的非洲东海岸和马达加斯加岛，比哥伦布从欧洲到美洲的航行(1492～1504)要早半个多世纪，而且在航海技术水平和对海洋的认识上，也远远超过当时的西方。可见，在古代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对海洋的认识和利用在世界上是居于前列的。

中国古代对海洋的认识和研究主要集中在海洋地貌、海洋气象、海洋潮汐和海产生物4个方面。同时，为了利用滩涂和抵御海洋自然灾害，在海岸防护和围垦工程方面，也取得许多成就。

海陆分布和海洋地貌知识战国时代，齐国的邹衍(公元前305～前240)曾提出一种海洋型地球观──大九洲说，阐述了世界海陆分布的大势。他认为世界很大，像中国这样大的陆地有81个，彼此被“裨海”相隔，又都被“大瀛海”环绕，再外面才是天地接壤之处。这里所说的“裨海”和“大瀛海”，分别相当于今日的“海”和“洋”。

晋代葛洪在《神仙传》一书中，提出“东海三为桑田”、明确地表达了海陆屡有变迁的思想。

中国古代主要采用地文导航，所用的水路簿、针经和海图，均尽可能地详载航线上可用于导航的地貌：山形、水势、岛屿、暗礁、港湾和海底泥等。例如保存至今的明代胡宗宪《筹海图编》中的《沿海山沙图》、《沿海郡县图》、《登莱辽海图》，《郑开阳杂著》中的《万里海防图》、《海运全图》，茅元仪《武备志》中的《海防图》和《郑和航海图》等。其中，记载海洋地貌最为详尽的是《郑和航海图》，该图是中国传统绘图方法绘制海图的高峰， 较正确地绘有中外岛屿846个，并分出岛、屿、沙、浅、石塘、港、礁、硖、石、门、洲等11种地貌类型。

中国古代海塘图实际是河口海岸地貌图，如清代方观承《两浙海塘通志》和翟均廉《海塘录》中的图。图中明显可见海塘分布并不连续，低平的海岸有海塘分布，塘外有大片滩涂；而海岸山地则没有海塘。

海洋气象知识中国古代有关海洋气象知识的书籍很多，仅《汉书·艺文志》中提到西汉时海中占验书就有136卷，其中《海中日月彗虹杂占》有18卷。至元、明两代，人们把水手和渔民的天气经验用五言和四言的韵语表达出来。如明代张燮《东西洋考》中记有“乌云接日，雨即倾滴”，“迎云对风行，风雨转时辰”，“断虹晚见，不明天变，断虹早挂，有风不怕”等。

在海事活动中，风是至关重要的天气要素，所以在古代对风的认识较为深刻。中国古代水手、渔民知道用各种方法预测海洋风暴。他们把一年中海上常有风暴的日期记下来，称为“暴日”或“飓日”。一些航海书籍中记有全年暴日及其名称，如《顺风相送》中有逐月恶风条。并总结出暴风季节发生的规律和暴日在不同时节的频率，从而找出海上活动的危险期和安全期。古代预测台风的一种办法是观察海洋现象。海洋长浪有很高的运动速度，台风还在外洋时，其形成的长浪已传播到近海，形成涌浪，造成潮汐异常、海底淤泥搅起、海水发臭、海洋动物表现异常等现象。人们把上述现象称之为“天神未动，海神先动”，并把这种无风的涌浪称为“移浪”或“风潮”。

中国很早就以风作动力，用帆助航。东汉时，利用季风航海已有文字记载，把每年梅雨后出现的东南季风称为“舶风”。唐、宋以后，利用季风航海十分广泛。明代郑和7次出海， 多在冬、春季节利用东北季风启航，又多在夏、秋季节利用西南季风返航，说明他们已较充分地认识和利用了亚洲南部、北印度洋上风向和海流季节性变化的规律。在航行途中他们观察日月星辰的出没和位移、风向、天色、云状、霾雾、气温及洋面波涛的变化，预测海洋气象、水文潮汐的变化趋势，保证了航行的安全。

海洋潮汐知识中国殷商时代已出现涛”字(　)，这个字后来被解释为“潮”字的同义词。现见中国古籍最早对海洋潮汐现象做出科学解释的，是东汉王充。他在《论衡·书虚》篇中提出“涛之起也，随月盛衰”，对潮汐和月亮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西晋杨泉，唐朝窦叔蒙和封演，宋代张君房、燕肃、余靖、沈括，元末明初史伯璇等，坚持发展了王充的理论。东晋葛洪和唐代卢肇引进了太阳在潮汐中的作用。窦叔蒙指出，“以潮汐作涛，必待于月。月与海相推，海与月相期”；对潮汐周期的推算，也很有见地；并绘制理论潮汐表“窦叔蒙涛时图”（图1）。

封演用“潜相感致，体于盈缩”的论点解释潮汐成因。张君房在《潮说》中，最早定出潮时逐日推迟数为3363刻（古时一昼夜为100刻）。燕肃则提出潮汐“随日而应月，依阴而附阳”的理论，并改进理论潮时的推算，指出潮时逐日推迟数有大尽（一朔望月30天）和小尽（29天）之分，定大尽为372刻，小尽为3735刻。沈括坚持“应月说”，最早对“平均高潮间隙”下了明确的定义，并主张用高潮间隙来修改地区性潮汐表。

中国古代对喇叭形河口涌潮的成因，也有深刻的认识。王充在批驳关于伍子胥冤魂驱水形成涌潮的迷信说法后，指出潮汐在大海中只是“漾驰而已”，进入殆小浅狭的河口后，才激起涌潮。葛洪则提出潮汐的“力”和“势”。卢肇提出江水和海潮在狭窄的河道相遇，激而为斗，形成涌潮。燕肃则更确切地提出，钱塘江涌潮是由于河口存在拦门沙坎所致。清代周春注意到钱塘江潮有南潮、北潮之分。两潮交叉重叠处正好在海宁塘靠岸，因此海宁成为观潮的胜地。

实测潮汐表在中国发展也很早。东汉马援在琼州海峡两边建有“潮信碑”（今无存）。现存北宋吕昌明于1056年编制的“浙江四时潮候图”，曾被刻成石碑立于钱塘江畔供渡江用。它比欧洲现存最早的潮汐表──大英博物馆所藏的13世纪的“伦敦桥涨潮时间表”早得多。明清还出现许多潮汐实测表。

中国古代对潮汐的研究，至宋代达到高峰。由于古代潮汐研究的论述很多，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也较多，仅专论就不下数十种。其中，清代俞思谦编辑的《海潮辑说》、翟均廉《海塘录》等收录保存了古代不少潮汐著作。

海洋生物知识中国古代对海洋生物的认识和研究，多集中在物种的形态、生态、分布和利用方面。其中，不少种类的名称沿用至今。从远古时代至16世纪，中国有关海洋生物的知识，主要散见于医书和沿海地方志中。16世纪末以后，出现了叙述海洋生物的专著。

公元前3世纪问世的《黄帝内经》，已提到海洋软体动物乌贼和鲍。公元1世纪的《神农本草经》，记载了马尾藻和羊栖菜，以及近江牡蛎等6种海洋软体动物的形态、产地、食疗性质和利用方法。宋代寇宗#93;编辑的《本草衍义》中，收入的海洋生物药物有海狗、海蛤、玳瑁、牡蛎和乌贼等十多种。

古代对海洋生物的生态习性有不少记载。三国吴人康泰《扶南传》提到：南海珊瑚洲洲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也。三国沈萤《临海异物志》，叙述了招潮（一种小蟹）的活动与潮汐周期同步的生物节律。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一书，记载了船蛆“攒木食船”；寄居蟹“寄居之虫……本无壳，入空螺壳中载以行”;飞鱼“鱼长一尺，飞即凌云空，息即归潭底”；乌贼“遇大鱼，辄放墨，方数尺，以混其身”等。

明清时期出现了不少地区性的海洋生物专著。主要有明代屠本畯的《闽中海错疏》和清朝郭柏苍的《海错百一录》，重点记录了福建沿海的海洋生物。清朝郝懿行和李调元分别编写的《记海错》和《然犀志》，前者记录山东沿海的海洋生物，后者记录广东沿海的海洋生物。

对海洋生物生态习性的了解与掌握，促进了中国古代海产养殖业的发展。据已发现的文献记载，早在宋代就已养殖牡蛎、珍珠贝和蛏，鲻鱼的养殖历史也很悠久。

海岸工程海塘中国沿海特别是东南沿海，风暴潮灾十分严重。据史载初步统计就有 213次。为了保护生命财产，发展农业生产，古代沿海地区普遍修筑起海塘，其中以江浙海塘气势最雄伟、技术最复杂。它和万里长城、大运河一起成为中国古代三项伟大工程。

海塘起源很早。史载东汉已开始有江浙海塘，唐代具有较大的规模。以后，技术不断改进，先后出现板筑法、竹笼实石法、坡陀法、纵横叠石法等，并出现备塘河、坦水等附属工程。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历代工程基础上，动员较大人力修建了从金山卫到杭州的石塘。

潮闸中国古代出海河口常设潮闸。北宋时修建的莆田木兰陂是一座大型水利工程。建陂前溪海不分，潮汐往来，泻卤弥天，农田旱涝频繁。建陂后，下御咸潮，上截淡水，灌田万余顷，至今仍发挥着水利效益。

水城山东蓬莱古水城（图2），水城内有小海，风平浪静，为宋元明清海防要地，至今犹存。它始建于1043年，扩建于1376年。水城有平浪台、防波堤、水门等，彼此配合，有效地遏止涌入水门的潮汐和风浪。水城码头高程设计也很合理。

山海经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

《山海经》还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在中国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

除了保存着丰富的神话资料之外，《山海经》中的内容还涉及到多种学术领域，例如：哲学、美学、宗教、历史、地理、天文、气象、医药、动物、植物、矿物、民俗学、民族学、地质学、海洋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等，可谓汪洋宏肆，有如海日。

《山海经》作为一部地富海涵、包罗万象的奇书，却因其对于地理环境的撰写与当时的实际地理不符，曾被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直言“山海经难可信耳“。

尽管后来的研究证明了这本书的神话学、民俗学、古代地理等方面的价值，无数文人学者对《山海经》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但相比于绝大多数的古籍，《山海经》依旧是其中最为神秘莫测的一本。

而同时，《山海经》中记载的那些千奇百怪的奇珍异兽和神话传说，也曾无数次作为原型在后来的无数文艺作品中出现。

扩展资料：

《山海经》具有非凡的文献价值，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的研究，均有参考，其中的矿物记录，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 

《山海经》版本复杂，现可见最早版本为晋代郭璞《山海经传》。但《山海经》的书名《史记》便有提及，最早收录书目的是《汉书·艺文志》。至于其真正作者，前人有认为是禹、伯益、夷坚，经西汉刘向、刘歆编校，才形成传世书籍，现多认为，具体成书年代及作者已无从确证。

对于《山海经》的内容性质，古今学者有着不同的认识，如司马迁直言其内容过于荒诞无稽，所以作史时不敢以为参考 ，如鲁迅认为“巫觋、方士之书”。现大多数学者认为，《山海经》是一部早期有价值的地理著作。

——山海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