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到底是私人爱好还是文化使命?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4浏览:1收藏

收藏,到底是私人爱好还是文化使命?,第1张

在唐朝以前,收藏都只属于皇室和贵族阶层。 中国书画从南北朝开始兴起,唐代皇室花了很多钱去收藏二王的书法,其中尤以唐太宗李世民费尽心机收藏《兰亭序》的故事最为著名。那时候,中国的收藏都是帝王和贵族阶层,民间是没有这个能力和财力去做收藏的。这个现象在宋代出现了变化。 从打破阶层固化的角度而言,宋代的科举制度可圈可点。一个文人可以通过科举走向仕途,还有机会做到高级官员,就可以改变他所在的阶层。大文人苏轼祖上没有当官的,他的伯父是进士,苏辙和苏轼是家族中第一代当官的,于是就有余力开始收藏名人字画。当文人变成社会主流,开始介入收藏,在写文章传播自己的文化观念的同时,互相组成各式各样的社交圈子互相影响,并将这些影响扩散。苏轼是欧阳修的学生,关联着一大批的文人。 这些文人进入收藏圈以后,他们不仅仅是当成一个私人爱好,而是赋予它一个文化正当的意义。他们觉得,收藏对于经国理政、研究学术和历史都是具有重要意义。于是,收藏从一个个人兴趣爱好行为上升到一个于国于民有利的,可以宣传和鼓励的行为。这个转变对中国后世收藏有着巨大的影响。宋代米芾就写到,收藏有两种人,一种是好事者,一种是鉴赏家。从此,文人们已经将收藏行为正当化了。 赵明诚和李清照夫妇都是收藏的爱好者。赵明诚出身官宦书家门第,又是金石学家,夫人李清照同样出身名门。两夫妇一起做收藏,身家颇丰,逃亡之际什么都可以舍弃,唯独要带上成车心爱的收藏。赵明诚死了之后,李清照二婚后很快又离婚,据说是第二任丈夫图谋她和前夫赵明诚的收藏。离婚后的李清照,余生守着收 自生活。 在周文翰梳理的中国历代藏家中,李清照两夫妇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例子:「 ”从这些士大夫和文人身上可以看到,他们对于文物是一种使命感的存在。此后,中国文化人将收藏转化为一种文化使命,这跟国外藏家的收藏行为是不一样的。” 作为二战后在美国经营中国古董的古玩商代表,安思远极具传奇色彩。年仅19岁的安思远在古董商爱丽丝·庞耐(Alice Boney)的画廊工作并得到其赏识,了解到中国的陶瓷、家具和绘画,并有机会和博物馆、学术界交往,为他之后走上中国文物的收藏之路奠定了基础。1959年,30岁的安思远在纽约曼哈顿的58街开了一家古董店,主营中国文物。除了零星买卖,他最擅长的是积累一系列货品,然后举办展览、出版著作,推荐给最有实力的私人藏家、博物馆。 安思远收藏的《烛台老鼠》,纸本设色,233×322cm,齐白石 这幅画上除了两方齐白石的印章,还有庞耐(Alice Boney)和安思远的印章,这两位喜爱中国文化的古董商也学习中国的鉴藏家一样刻了自己的中文名称印章并盖在经手的藏品上。 安思远是20世纪后期美国权威的亚洲艺术品古玩商和收藏家之一,他率先收藏了一系列明清家具,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明式家具收藏热中的活跃人物。1970年出版了《中国家具——明代与清早期的硬木实例》一书,后把收入书中的数件藏品半捐半卖给了大都会博物馆,入藏艾斯特夫人(Astor)赞助的「 ”艾斯特庭院”。这是美国博物馆中的第一个苏州园林风格建筑,将中国家具这一在当时还不受重视的藏品提升到了显著地位。他在当时的助手吴尔鹿(他后来独立成为古玩商和当代绘画作品的经纪人,以行事低调著称)的建议下关注碑帖藏品,1994年从佳士得购得香港藏家李启严送拍的北宋拓《淳化阁帖》第四卷,1995年从佳士得竞得台湾藏家吴朴新所藏《淳化阁帖》第六、七、八卷。2003年,他将这四卷宋拓《淳化阁帖》以450万美元的价格转让给上海博物馆,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杂果图》册页,纸本设色,308×638cm,1945年,丁辅之,大都会博物馆 安思远1986年捐赠了一批近现代书画为主的藏品给大都会博物馆,他的住所距离这座博物馆不远,他是那里的常客。 安思远最大手笔的买卖出现在1981年。银行家兼收藏家克里斯蒂安·休曼(Christian Humann)逝世以后,遗留的1600件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的艺术珍品被安思远出资1200万美元购入。他转手把一部分卖给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一部分1982年委托香港佳士得拍卖,剩下的部分1990年交由纽约苏富比拍卖。2014年逝世后,他保存在纽约第五大道960号公寓22个房间的数千件藏品举行了7场拍卖会,在全球引起广泛关注。 十年完成初稿,四年修改,周文翰完成了《中国艺术收藏史》,从史前人们收集穿孔贝壳的故事开始,全面回顾了5000年中国文物艺术品收藏的悠久历史,其中既有对商、周、秦、汉以来每个历史时期收藏文化潮流的细微分析,有对当代新兴收藏现象的敏锐观察,也以案例的形式呈现了重要收藏家的经历、思想和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精选近150组中国文物艺术品,包括玉器、青铜器、绘画、书法、碑帖、瓷器,跃然纸上,极具审美和收藏价值。这些流散于世界各地的重要中国艺术品分别来自纽约大都会、台北「 ”故宫博物院”等十余家博物馆,许多都是第一次走进大众视野。 2019年10月12日(周六)晚上19:00 - 21:00,在商务印书馆和佳作书局举办的新书沙龙中,由刘玥妍担任主持,周文翰带着他的《中国艺术收藏史》,与潘采夫一起为你讲述中国文物在大历史中的起伏流转,雅昌艺术网和艺术头条进行独家直播。在直播中,周文翰谈起了他费时多年写作这本书的原因。 周文翰 《中国艺术收藏史》作者、艺术和建筑评论家、博物作家,曾任《财经时报》《新京报》文化记者。 其博物学专著《花与树的人文之旅》获评「 ”2016年度中国好书”。 潘采夫 作家、资深媒体人,曾任新京报文化副刊部编辑、南都周刊主笔。 现任跑题大会FM联合创始人、博雅小学堂CPO。 著有文化批评集《贰时代》、文化随笔集《十字街骑士》。 主持人:刘玥妍 《中国艺术收藏史》图书编辑 2005年,时任新京报艺术记者的周文翰,也亲身感受到了艺术市场的飞速发展,飞往全国各地进行艺术活动报道是工作常态,机场书店成为了他最爱光顾的地方。他逐渐发现了一个问题:那么多关于收藏的书,大多是关于如何鉴赏和成交价格的,而关于人们如何收藏以及收藏中的故事,却很鲜见。 每一件玉器、青铜器、绘画和书法作品之所以能够保存至今,背后都有一段文化、政治、经济因素角力的动人故事。「 ”如若孔子的弟子们编定的《论语》简册在秦始皇焚书令和秦末战乱中全部毁灭,儒家在后世中国社会还能具有那样巨大的影响吗?如果《清明上河图》没有流传下来,今天的人如何重构北宋的都市面貌?” 除了去实体书店,周文翰还在网上进行了搜索,居然也没有。周文翰是个行动派,了解到这个空白之后,他就着手准备了:「 ”可以说,每一件珍贵的收藏品都堪称一座文明的纪念碑,吸引着人们带着崇敬的目光前去瞻仰,而现在,我试图绕到纪念碑的背后、底下,看看它的基座的材质、纹理、成色,推敲一下它的建造和构成,看看它为何矗立在这里,又将如何影响后来者。” 周文翰的收集和整理是放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除了关乎中国历代收藏,周文翰还关注中外收藏文化、收藏家间的对话和交流,诸如清代晚期收藏家端方如何收藏埃及文物艺术品,美国收藏家福开森如何将大量文物「 ”得之于华,公之于华”等等。还想了解更多故事吗?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相信很多人对这首歌词耳熟能详,但这也是人的幸运,能用语言、神态表现出来;栖身在冰冷玻璃柜里面的文物,却没有能力向周围的人诉说自己的思乡之情。

典型的例子,大英博物馆的中国文物,只能静静地伫立着,看着每一个微妙情感变化的中国人,它们与那些人一样,愤懑,又无可奈何。

绝大多数流亡到海外的文物,只有在夜晚默默地凝视这片陌生的土地,面对条条框框的要求,望洋兴叹。

多年后,居于异地的文物,终于盼到了希望。第一次!中国无偿追回被盗至美国的文物;第一次!1100多年前的国宝终于回国。希望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文物,回归祖国的怀抱。

1994年,河北保定西燕川,荒山野岭里,传来不同寻常的声音。这样的声音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最近几天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传出来。住在这里的村民张建虎,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好端端的,怎么会有这种声音呢?他决定某天夜里,寻找问题的答案。

原来,制造声音的人,竟然是一群盗墓贼!他们盯上了村口的一处鲜为人知的古墓,在寂静的夜里,偷偷行动,然后到黑市上变卖,从而牟取暴利。

等到警察过来的时候,盗墓贼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经后期权威专家勘察,被盗的是五代十国的墓,墓主是义武节度使王处直,距现在已经过了1100年。

王处直一家一直住在长安,世代经商,家境殷实,父亲也是节度使,深受朝廷的信任。王处直镇守河北,后来被最亲近的义子欺骗,囚禁在狱中,悲愤而死。

王处直去世的时候,正处于乱世,但是据说他的墓中藏有名贵的画作、雕像。从一个角度说明,他一直过着很好的生活,而这些艺术作品,是后世研究后唐的绝佳材料。

可惜的是,这个墓几乎被盗墓者扫空了,而墓门那个彩色武士雕,也是墓中最具特色的艺术品,已经被盗墓者撬走了。当时的盗墓者十分大胆,带着它坐上了大韩航空的飞机飞向美国,花了14万美元进关。

浮雕惊奇地现身在拍卖行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五年后,有中国学者在美国的拍卖行看到了它的踪影。有住在美国的学者看到一个似曾相识的彩雕正在被佳士得拍卖行拍卖,后被证实正是当年失窃的彩雕。

但是,想要真正要回来并非一帆风顺的事情,当时这位学者联系卖家,卖家狡辩“这是我祖上流传下来的宝物”,双方各执一词,谁也不能说服谁,中国学者也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正处在僵持阶段中,迎来了一线生机,著名收藏家安思远先生联系中国文物局。

他说“现在美国正在拍卖一件文物,好像是5年前失窃的,请你们看看是不是当年的那个”他拍了几张照片过去,中国文物局马上作出了反应,联系美国当局,中断了拍卖。

安思远先生是美国人,从小生活在古董店里,对亚洲古董很是痴迷,青年的时候,他大胆地购入了1500件印度文物,以半数卖出。这让他在国际上一举成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的文物,成为研究中国文物的泰斗,是中国的好朋友。

安思远消息一发出,中国政府马上重视起来了,这正是一个拯救文物的绝好机会!

找到真相很重要,把文物要回去也很艰辛。中国、美国、卖主三方僵持,谁也不肯向前走一步,眼看就要打持久战了,安思远先生站了出来“我收藏的古董中,有一件很相似,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要的,如果与拍卖的是一样的,我就捐给中国。”他又发了一张彩色照片求证,好巧不巧,安先生的和正在拍卖的正是失窃的那一组。

2000年6月26日,安思远先生将自己珍藏的文物献给中国文物局。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门根据1970年的《巴黎公约》相关条例,将拍卖的浮雕正式归还中国。两件文物完好无缺,中国也没什么经济上的损失,简单来说,没有为此花一分钱。

被盗文物的今生

被盗文物完璧归赵,得益于双方的努力,两个浮雕回到家,回到了中国国家博物馆,2001年,两个浮雕得以团聚。

这两个浮雕,是王处直墓前的两个门神,是我们熟悉的、春节贴挥春的时候的两个著名的门神主角---秦叔宝和尉迟恭。与王处直所处的朝代相近,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唐朝之后,秦叔宝、尉迟恭已经成为传统文化符号,守卫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家,守卫着每一个家庭的平安,更是守卫着墓主的安宁。

浮雕与现在的挥春,大同小异。唯一不同的是,1100年前的乱世,尉迟恭与秦叔宝的神情没有像现在那样凶神恶煞,赶跑外来侵犯着,而更像是一种静谧。处在乱世中的人们,身心受到战火的摧残,痛不欲生,是什么样的欲望,勾勒出平静的笑颜?

王处直墓极具艺术价值,我们看到出土的壁画,笔法恣意,像是临时画上去的,但是已经看出画家高超的绘画功底。不同于唐朝注重华丽色彩的渲染,它更偏重于后期的稳重,与后来发展起来的水墨画类似。

在文物失而复得的背后,是祖国综合实力的增强,那时候正好处于中国加入世贸的前后,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影响力,能够要回本该属于的东西,我们相信,流失在外的文物,终有一天会回到祖国的怀抱。

双边协议

  我国已与多国签订文物返还双边协议

  2011年3月11日,美国首都华盛顿外樱花盛开,一场签字仪式正在进行。

  在美国国土安全部与中国驻美大使馆的见证下,14件珍贵的中国文物,结束一年多的“颠沛流离”,正式被返还给中国。

  这14件文物中不乏珍品:距今约1600年的北魏赤陶马、距今近1500年的北齐石灰佛像、距今1400年的隋代骑士陶马,还有唐代马雕像、宋代菩萨头像等。

  它们之所以能够归家,要归功于中美之间的一项双边协议。两国于2009年1月签署了合作打击文物走私的谅解备忘录,并加强了信息共享与执法合作。美国还发起了“长城行动”,专门打击走私中国文物来美的不法行为。

  这14件文物,就是“长城行动”中的成果,由美国执法部门在纽约、阿拉斯加州和新墨西哥州三地查获的。

  国际社会已制定了一些旨在打击文物犯罪、促进非法流失文物返还的国际条约。如,1954年的《海牙公约》,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简称“1970年公约”),以及1995年通过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和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简称“1995年公约”)等。其中“1970年公约”迄今已有一百多个国家批准加入,是目前最重要的控制文物非法流转的国际公约。

  多边国际公约影响大,但也有缺点:针对性较差。“多边公约是各方博弈的结果,条文规定大都较抽象,没有溯及力。所以近年来,我国与美国等18个国家签订了关于防止文物非法出入境以及促进文物返还的双边协议,并从美国、澳大利亚、丹麦等国成功实现了多批珍贵文物的返还。”霍政欣介绍。霍政欣多年来聚焦海外流失文物追索工作,是去年中国携手多国发布的《关于保护和返还非法出境的被盗掘文化财产的敦煌宣言》的主要起草人。

  跨国诉讼

  历时1年半,五代时期“武士”终归国

  当协议不成时,则要诉诸法律。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国宝级文物“五代王处直墓彩绘浮雕武士石刻”,就是经历了一年多惊心动魄的跨国诉讼,才最终回归。

  2000年初,国家文物局接到了一个消息,美国佳士得拍卖行将在3月拍卖一件中国文物——五代时期节度使王处直墓甬道处被盗的彩绘浮雕武士石刻。

  1994年,一伙盗墓人用炸药和挖竖井的方法盗开了王处直墓,洗劫了随葬品,并将镶嵌在甬道和前室四壁的十块浮雕盗走,其后贩卖到中国香港。六年间,这批文物不知辗转至何方,直到2000年,出现在纽约的中国文物拍卖会上。

  国家文物局与公安部立刻与美国方面联系,希望其阻止拍卖活动,并将文物返还中国。美国政府同意协助,但需中方提供法律文件和证据证明这件拍品是被盗的文物,比如失窃现场勘察报告、照片、警方立案报告等等。

  在收到中国方面提供的证据后,纽约州南区美国地方法院于2000年3月21日通知克里斯蒂拍卖行停止对这件拍品的拍卖,同时下达了民事没收令,授权美海关总署纽约中心局没收武士像。一周后,美国海关官员查扣了这件中国文物。

  不过,拍品委托人辩称此武士浮雕为其祖传文物,已拥有10年以上的历史。对此,河北省出示了包括浮雕与被盗现场遗留痕迹尺寸相同的证据,并出具了考古专家的证明。美国司法部门决定依法起诉这个香港货主,国家文物局代表中国政府参与诉讼。

  在大量的证据面前,美国司法部门最终做出裁决,将浮雕武士像无偿归还中国政府。2001年5月26日,王处直墓的彩绘石雕武士像返回中国。

  “法律的诉讼渠道,是不得已但也是很有用很重要的手段。”霍政欣介绍说,在绝大部分国家,诉讼需要一审二审三审,而且受制于当地民法善意取得和取得实效的限制,所以“诉讼耗时耗力”。但诉讼也有其好处,“一旦打起民事诉讼,会对对方尤其是机构和专门从事文物交易的文物商形成很大的压力。他们不仅要应对诉讼,还要面临买卖非法流失文物的信誉下降风险。”

  巨资回购

  “竞拍文物会赋予非法流失文物合法性”

  数据显示,目前国际海外文物的回流,有90%是靠回购,即个人或者机构参与国际市场上的商业拍卖,将文物买回来;我国也成立过流失文物的回购基金会。

  1957年我国花巨款回购了著名画家韩湟的《五牛图》。2002年国家启动了珍贵文物征集转向资金,并花了2999万元买回了国宝级文物:宋代米芾的《研山铭》手卷,此后又先后花费2亿多元买回了包括战国虎形佩等在内的多件文物。机构和企业、个人也回购过不少文物:上海图书馆1998年花450万元从佳士得拍卖行买回了《翁氏藏书》;保利集团2000年斥巨资买回了圆明园牛首、虎首和猴首三件铜像。

  但这种方式也引发了争议,并抬高了回购价格。仅以青铜兽首为例,上世纪80年代一只兽首最高成交价也只有25万美元,保利集团2000年回购的牛首、猴首,两个花去了1593万港元;随后一只虎首耗资1544万港元,此后青铜马首的价格飙升至6910万港元。

  霍政欣对采取回购方式让流失文物回家并不认可。他认为,应该禁止或者至少不鼓励国有机构参与非法流失文物的拍卖,对国有企业回购的行为也不应该提倡。“如果国有文博机构参与非法流失文物的商业拍卖,会给外界留下中国对这些非法流失文物合法性认可的证据,在法律上对今后的追索不利。”霍政欣说,“几年前中国流失的文物在国外拍卖,最后是中国两个机构在竞价。”

  回赠、谈判

  互惠安排换回被盗菩萨立像

  2013年,皮诺家族向中国捐赠了价值连城的青铜鼠首和兔首,热极一时。

  2000年,中国追索王处直墓彩绘浮雕武士石刻的事情,被纽约的收藏家安思远了解到。他也曾在香港买过一件尺寸相同的武士浮雕,于是他主动联系国家文物局,并将彩色照片寄到中国,请求验证。经比对,这幅浮雕的雕刻手法、彩绘及石料加工与拍品一样,正是一对。经磋商后,安思远同意将这件文物无偿捐赠给中国。

  但通过这种方式回家的文物,毕竟是少数。

  除了上述四种方式之外,霍政欣还介绍了一种方式:直接谈判,即我国的文物机构和对方的博物馆等机构谈判。山东博兴县1994年被盗的精美北朝菩萨立像,就是这么回归的。

  2000年时,国家文物局了解到这尊被盗菩萨像出现在日本美秀博物馆的展览中。

  “日本当时没有加入这方面的国际公约,而且美秀博物馆提供的证据也表明,当初是善意购得,所以从法律上追回来很难。”霍政欣回忆到,当时国家文物局通过各种渠道和美秀博物馆展开了谈判,而后者也非常希望今后能和中国有更多的文化交流。经过一年左右谈判,美秀博物馆同意把文物无偿地返还给中国。

  “我们也做了互惠安排,当时美秀博物馆迎来建馆70周年的活动,我们同意其延展纪念,等活动结束后再给我们。”2008年1月,这尊菩萨立像在完成日本7年借展后,终于从日本回归祖国,并入藏山东省博物馆。

  除此之外,霍政欣介绍说,国外一些国家,如埃及、希腊、意大利、土耳其等国也通过第三方斡旋的方式要回流失文物。他介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个关于促进文物返还及归还原属国的政府间委员会,主要是协助两个国家解决现存国际条约没有办法适用情况下,相关文物的权属纠纷问题。

  各国如何追讨文物?

  不少文明古国曾经历侵略掠夺,在现代社会之中他们通过努力追回,其中有许多成功的实践。

  被盗文物

  对馆长提起刑事诉讼

  为追回被盗文物,意大利的手段可以说最为严厉。2005年,意大利正式对美国著名博物馆盖蒂博物馆的馆长特鲁厄提起刑事诉讼,指控其购买被**的意大利文物。盖蒂博物馆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博物馆很快解雇了特鲁厄,还花了1600万美元的律师费,和意大利达成协议:将来源有问题的40件博物馆藏品归还给意大利,远超意大利当时所追索的文物数量。此案之后,美国的主要博物馆都“怕了”意大利,次年在没提起刑事诉讼情况下,各大博物馆也纷纷将来源有问题的藏品归还给意大利: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返还意大利20件文物;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返还意大利13件重要文物……

  战争损毁

  抵还等量类似文物

  欧洲有比较成体系的文物返还实践,一战结束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中明确提到了这一问题,规定德国和奥地利等战败国,必须无条件归还从其他国家劫掠的文物。德国必须在比利时政府提出要求的三个月内,重建在战争中被德国焚毁的鲁汶大学图书馆;对于战争中焚毁的珍贵手稿、图书、地图及其他文物,德国必须依据“以书还书,以手稿还手稿”原则,以同等数量,相同或相类的其他文物相抵还。

  二战掠夺

  民间组织发起谈判

  日本也劫掠了不少朝鲜半岛的文物。1965年日韩签订《日韩基本条约》,双边关系恢复正常化。日本此时向韩国返还了大量文物。韩国民间组织“收回朝鲜王朝实录委员会”同东京大学进行了多次谈判,2006年成功要回了东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的韩国古籍朝鲜王朝实录,为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解决二战期间被日本掠夺文物的返还树立了很好的先例。

  二战后,德国根据法律和协议,归还给了犹太人很多文物;此后美国和苏联又将原属于德国的部分艺术品和文物归还给德国。

  侵略掠夺

  租借方式“归还”

  公元1866年当时的法兰西帝国出兵朝鲜半岛,战败撤退时掠走朝鲜王朝大批外奎章阁图书(奎章阁是朝鲜时代的王宫图书馆,外奎章阁是其分阁)。韩国政府从1991年就开始与法国交涉,要求其归还。但法国称,图书现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已属法国国有财产。1993年法国时任总统密特朗访问韩国。当时韩国要建高铁,法国希望能够为合作创造良好气氛,于是当时密特朗将其中一本书租借给韩国。此后韩国不断谈判,2010年G20峰会在韩国召开,李明博和萨科齐再次谈到了归还古书一事。随后双方签订协议,法国同意把所有外奎章阁图书以租借方式还给韩国,每个租期为5年,到时自动续期,相当于无限期地归还给了韩国。

  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下专门成立了文物归还管理局。2002年起,埃及通过与世界各个国家的博物馆、各大拍卖行以及个人收藏者的沟通、交涉或协商,已从瑞士、美国、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等国追回了5500多件流失的文物。2009年,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主席宣布,在法国卢浮宫博物馆归还流失的文物以前,埃及将中止与卢浮宫博物馆的一切合作。当年法国文化部就此回应称,法国政府已决定将卢浮宫博物馆收藏的古埃及法老时期的5件文物归还给埃及。

佛像是中国久远的雕塑艺术,佛像代表古代中国的雕塑体系,反映着一个时期的工艺和审美。在众多艺术品门类里,佛造像作为立体雕刻艺术的一个品类,流传时间长久,从最初的石刻大佛发展到泥塑佛像、木雕佛像、铜鎏金佛像等,可谓种类繁多。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东汉时传入我国。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发展,大量的佛教艺术品被制作,其中鎏金铜佛像以其优美的造型,绚丽的纹饰,宝光四射的魅力,在给人们艺术享受的同时,还起到抚慰心灵的作用。作为一个较特殊的收藏品类,佛像以其浓郁的宗教色彩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受到佛教信徒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青睐。

纽约佳士得2015春季亚洲艺术周“锦瑟华年——安思远私人珍藏”系列拍卖举槌。第一部分拍卖总共呈现57件安思远珍藏,包括印度、喜马拉雅及东南亚工艺精品,以及中国与日本工艺精品。在以华人收藏家为主的大咖们的集体助阵下,首场旗开得胜,总成交额逾611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81亿元),总成交率达100%,斩获“白手套”佳绩,并创下4项世界纪录。沪上收藏大佬刘益谦再度出手,以4869万美元,拍得西藏十一/十二世纪铜瑜伽士坐像。

佛像近年来的成交记录

拍品名称估价成交价拍卖日期

明铜鎏金药师佛像25,000,000-28,000,00039,952,4382011-04-29

明宣德铜鎏金无量寿佛像5,500,000-6,500,00027,500,0002007-06-03

明宣德铜鎏金双修佛像3,000,000-5,000,00011,000,0002011-06-05

15世纪铜鎏金佛像绿度母座像9,000,000-10,000,00010,925,0002007-02-11

15世纪铜鎏金佛像金刚总持座像9,000,000-10,000,00010,925,0002012-06-03

鎏金是古代金属器物的镶金方法,就其加工方法和工艺原理而言也称火锻金。在我国其始于战国,其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和独特的工艺技巧,是我国古代技术的光辉成就之一。中国的鎏金技术文化,自战国以来即大放光彩,尤以两汉最为普遍,其制作方法是将金与银混合熔化后,涂上铜器表面,经温烤后固著,再加以打磨即成,华贵璀璨经久不褪。

明清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影响极大,特别是明清诸帝大力推崇藏传佛教,大兴藏传佛教寺庙,在皇宫设立造像机构,使藏传佛像艺术在内地得到了广泛传播,带动了汉藏佛像艺术的深入交融,从而成就了我国古代又一个铸佛塑像的高峰。这一时期的造像在承袭宋元时期传统造像的风格特点外,融入当代审美观念,形成了头大面宽、体态丰腴的新型造像模式,更贴近生活,但却近人而不俗。

明代的佛像整体来说,较之宋元时代略有逊色,但官作佛像异军突起,明政府为了联络西藏地方的宗教上层人士,在皇家的监制下,制作了许多精美的佛像,作为礼品赐给西藏寺庙。明廷制作的藏式佛像约始于永乐六年,带款的目前只见“大明永乐年施”和“大明宣德年施”两种。

这个时期佛的面相丰满端正,宽额,脸型呈方圆,五官位置匀称,眼睑略俯视,表情静穆柔和,略含笑意。若再细分,永乐的佛像似乎更秀美,表情更含蓄,高鼻薄唇,略蕴柔媚之态。而宣德造像脸型较之略趋端庄、丰颐,嘴唇较之永乐造似乎略显厚,鼻梁、鼻翼似略显宽,相较之下,灵动之气似略逊永乐造像

信札趣谈·启功

《启功》:启功(1912-2005),字元白,又字元伯。北京人,满族,爱新觉罗氏。书画家、教育家、文物鉴定家、诗人。曾先后任辅仁大学教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九三学社宣传部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主要著作有:《论书绝句》《启功书画选集》《启功论书札记》《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古字体论稿》《启功絮语》《启功韵语》《启功赘语》等。

“稍痊当趋指承教” ——给陆宗达教授的信

启功先生谦逊而幽默是出了名的。在北师大校园内,“师”门弟子爱戴、尊敬先生,见面总爱称他为 “博导”。先生便言: “老朽垂垂老矣,一拨就倒、一驳就倒,我是 ‘拨倒’,不拨 ‘自倒’ 矣! ”他被任命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后,有人祝贺说,这是“部级”呢。先生则利用谐音风趣地说:“不急,我不急,真不急!”66岁的先生正健之时,就自撰其《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这封写给陆宗达教授的信,是由时任文艺记者鲍文清女士带给陆教授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谦厚和诙谐,体现了先生一贯的处世原则和达观率真的天性。

该信是这样写的: “颖老先生: 贵恙大痊,甚为欣慰! 兹有鲍文清同志专往拜访,敢希惠予延见。鲍同志系外文局《中国建设》之编辑、记者,为报道专栏知名作家,采访名流,积稿甚多,皆曾在国内外发表。因仰我公为今学术界之灵光,亟有报道之要。渠与功相稔颇深,知公初愈,亦不敢久事打扰,暂作望门识荆,以后何时可以详谈,敬请当面指示,春寒仍望多加珍摄!功节前大病,感冒未愈,未敢叩起居。稍痊当趋指承教! ”落款“弟功敬上 初五”。据鲍文清女士讲,这是10多年前她在启功先生家再次采访,启功先生认为在教学方面他不值得采访,让她去采访陆宗达教授,并且亲自写了这封信,让她带着去找陆教授。对此,鲍文清颇有感慨。她说:“我去采访陆教授,他并不知内情。后来过了许久,才偶然了解到真实情形,陆教授很感动。启功先生淡于名而重友情,于此可见一斑。”

“《淳化阁帖》第4、6、7、8卷共4册为海内孤本”

——写给张文彬局长的信

启功先生的这封信写于1996年,信的背后揭示了一个富有传奇性的故事。

1995年3月,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立梅,要赴美协商“中华文明五千年文化艺术” 展的事宜。行前,启功先生找到她说: “你这次去美国,能不能去找个叫安思远的美籍华人,据说他手中藏有北宋《淳化阁帖》3卷,请他拿到北京展览,我不见到北宋刻真本,死不瞑目。”

启功先生为何如此看重这一《淳化阁帖》呢 原来《淳化阁帖》一直是收藏家梦寐以求的珍品。它全名为《淳化秘阁法帖》,是中国法书丛帖之祖。所谓法帖,就是古代名书家的墨迹经双钩描摹后,刻在石版或木版上,再拓印装订成帖册。元代大书家赵孟頫曾这样评价 《淳化阁帖》: “书法之不丧,此帖之泽也。”《淳化阁帖》原刻本经历千余年的劫难,流传至今已是凤毛麟角。

启功提到的这个叫安思远的人并非美籍华人,他出身英国的名门望族,名叫R·H·Ellswoyth,因从小钟情于东方艺术,起了个中国名字安思远。他住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斜对面的公寓里。王立梅几经周折,才找到了他。通过交谈,王立梅得知,安思远收藏的《淳化阁帖》第4卷和第6、7、8卷是他在1994年和1995年两次拍卖会上通过竞拍高价买到的。

安思远对王立梅说: “我也可以将《淳化阁帖》让给你们,但不是无偿,我们可以交换,我可以不要等价。”“你对交换的文物有目标吗 ”王立梅问。“可以交换故宫收藏的清代朝珠。” 安思远说。

回到北京,王立梅立即向国家文物局领导汇报了有关情况。文物局的领导很重视,马上和故宫博物院联系,请故宫选择可以交换的朝珠。另一方面又积极筹备《淳化阁帖》6、7、8卷及第4卷来北京展览的事情。故宫博物院挑选了3串朝珠。王立梅将朝珠的照片送给启功先生看后,启功先生专门给当时国家文物局张文彬局长写了这封信。

启功先生在信中写道:“美国安思远先生所藏著名古帖拓本若干种,曾在故宫展出,观者甚多。经我国专门研究者鉴定,其中宋《淳化阁帖》第4、6、7、8卷共4册为海内孤本。在我国列为一级文物(所展其余碑帖总和可抵此帖1册),极值收藏。”先生信中又写道: “窃念我故宫所存清代珠宝之属甚多,只有经济价值,而与历史文物不可并论。倘略出够资格之珍珠宝石物品,出手方不寒俭。”

张文彬局长接到此信后,又要求故宫博物院再次挑选可供交换的朝珠。王立梅又专程去故宫博物院,和当时任副院长的杨新到故宫珠宝库房挑选。王立梅说: “本来以为故宫所藏朝珠一定很多,结果确实可供选择的还真不多,好一些的都是典章制度中有记载的,不宜拿出交换,其他的真不够档次。我只好问安先生可否改换其他文物。”安思远提出故宫收藏的翡翠或家具也可以,但都未能成功。

2003年,经王立梅女士的积极斡旋,这件国宝级文物——“北宋祖刻淳化阁帖 ”最善本被上海博物馆以450万美元巨资从国外购得,最终回到了祖国。

启功画像 李延声

如今有不少的人都是在网络上购买黄花梨摆件,而且在买回来之后发现摆件表面十分的油亮,使得有不少的人都以为是通过上漆或者是打蜡造成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下面我们就来了具体的了解下。

一、为什么网上黄花梨摆件油亮呢?

原因一:黄花梨摆件因为本身的油性是比较好的,所以在制作成各种的摆件,并经过很好的打磨工序以后,就会更加的亮光,这主要就是因为黄花梨本身的木头属性导致的。而且如果是颜色越深的黄花梨在打磨了以后就会显得更加的油亮,但是如果是颜色比较浅的黄花梨在油性上会稍微的弱一些,所以所打磨出来的摆件,在油性上就没有深色的那么的亮了。

原因二:除了木头本身的属性导致的之外,网上所购买的黄花梨摆件比较油亮也有可能被上了蜡,在判断的时候主要就是看下所购买的商品上面有没有棕眼,所谓棕眼就是很细的凹下去的树木的“血管”,是黄花梨的一种自然的生理结构,如果说没有棕眼存在的话,那么就可以判断是打蜡的了。

二、打蜡的黄花梨摆件就一定不好吗?

这个方面真的只能说是要看个人的喜好问题了,有很多的西方人反而是喜欢在黄花梨摆件上打蜡,没过一段时间就会定期的打蜡,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保存住黄花梨摆件的本色。而现在有很多的收藏者也是会喜欢打蜡的,更好的来保护黄花梨摆件。

三、怎样的黄花梨摆件是优质的?

1、手感方面

油脂含量高,在触摸黄花梨摆件的时候手感润滑,如果是有这样的手感,则表明是一个比较优质的黄花梨摆件。

2、木质方面

优质的黄花梨摆件的木质往往是十分坚韧的,细腻和稳定,这样的木质导致了不会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即便是有影响也是比较小的。

3、颜色方面

在判断黄花梨摆件是否优质的时候,还可以通过颜色方面来进行判断,我国一直以来就有“姚黄魏紫”的说法,也就是说**和紫色是大家最为喜欢的颜色。诸色之中,最为尊贵的就是**了,代表着皇室的九五至尊。之后才是紫色,给人一种十分富贵的感觉,而在黄花梨中是以偏紫色为最上等品,所以从颜色可以判断黄花梨摆件的优质程度。

为什么网上黄花梨摆件油亮,现在大家都清楚了吧,那么在进行收藏和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学会分辨,从而买到优质的。

精品黄花梨摆件鉴赏及成交价格:

1:明晚期黄花梨高束腰马蹄足霸王枨香几,尺寸:565×53×695厘米 (22 1/4×20 7/8×27 3/8 in),估价:RMB 2,200,000 ~ 3,200,000,成交价: RMB 3,105,000 ,成交时间:20191117,拍卖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中国嘉德2019秋季拍卖会。

此几接近方形,牙脚沿边的碗口线,精致高超,令人爱不释手。

黄花梨纹理清晰美观,包浆自然。几面沿边设圆格角相交的拦水线,内部为瘿木板独板面心,纹理璀璨耐看,如观云卷云舒,边抹中部收敛凹进。高束腰结构,腿足上截露明。牙、脚圆格角相交,沿边的碗口线婉约流畅,技艺精湛。面下和腿足间接霸王枨,加固联结。四足微有侧脚,十分美观,底收矮扁的马蹄足,坚实有力。

整器光素无文,其高度、比例都恰到好处,视觉舒适。造型纯朴,素雅脱俗之。此类几用途较广,如若在上陈置香炉、香插等香具或文房用品,皆有雅意。

2:明黄花梨云头牙板香案,尺寸:102×40×80厘米,估价:RMB 2,000,000 ~ 2,800,000,成交价: RMB 3,105,000 ,成交时间:20130420,拍卖公司:厦门翰风国际艺术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3年春季古董珍玩书画拍卖会。

黄花梨木制,通体光素无纹饰,牙条与腿为夹头榫结构,牙头锼出云头形,四腿外面做出素混面,两侧腿间装双横枨,圆柱形直腿。造型简练,纹质清晰自然,尽展黄花梨木质纹理的典雅华丽。

3:明末黄花梨圈椅,尺寸:642×622×99厘米,估价:HKD 1,550,000 ~ 2,550,000,成交价: HKD 3,068,000 ,成交时间:20170530,拍卖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中国嘉德香港2017春季拍卖会。

圈椅成对,取材黄花梨,扶手五接,两端出头回转收尾,上方拍平。三弯靠背板上方雕如意云头纹开光,内饰麒麟纹,并有和靠背板连造的托角牙子。后腿上截出榫纳入圈形弯弧扶手,下穿过椅盘成腿足。三弯形鹅脖出榫纳入扶手下方及椅盘抹头,扶手与鹅脖间打槽嵌入小角牙。扶手左右支以三弯形上细下大的圆材联帮棍。椅盘为标准格角攒边,四框内缘踩边打眼造软屉,边抹素混面,至底压线,下有穿带支承。正面壸门牙板上铲地浮雕卷草纹,两侧则素牙子。腿间施步步高赶枨。

圈椅的椅圈通常有两种基本式样:其一,椅圈沿鹅脖一顺而下成为椅腿,或是在鹅脖处出头形成扶手。此图所载,便属后一类型中的精品。椅圈五接,接法标准,每个接口是将两片榫头交接后用楔钉固定。椅圈由前后腿的上截支起,后腿穿过椅面,一木连做。前腿结构与后腿相似,祇是座面以下呈方形。椅腿与扶手下部榫接,扶手与鹅脖交接处镶起线雕花角牙。S形的联帮棍上细下粗,亦为支撑扶手。椅圈与椅座边框间S形的雕花靠背板,饰高浮雕如意形团花,内有矫健而象征好运吉兆的神兽麒麟与双缨葫芦。团花部位的靠背板两侧设雕花牙子并起阳线。

椅座为标准的攒边打槽结构,且仍存有为软屉而设的钻孔。现已换成硬面的椅座下仍有两根弯带。座面外沿出冰盘沿线脚,并在抹头上露出榫头。

管脚枨属典型的步步高赶枨,全为明榫。券口牙子斜接并起尖叶形阳线。上部刻有缠枝卷草纹,椅腿两侧为仅起阳线的素面牙条。正面牙条系出榫卯进椅腿并与座面大边下部平接。两侧牙条的设计与结构与正面相同。落地枨下的牙条榫接在两条椅腿内侧。

4:清黄花梨如意云纹板足小翘头案,尺寸:长495厘米;宽195厘米;高17厘米,估价:RMB 500,000 ~ 800,000,成交价: RMB 3,047,500 ,成交时间:20161115,拍卖公司: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6秋季拍卖会。

翘头小几造型颇简,主要有三块黄花梨板为之,配合牙板、翘头,即成一器,但各处细节变化多端,非常富有装饰性。其翘头不做尖角,圆润可爱,素冰盘沿,下端隐有压边线。两板为足,用较厚的黄花梨料挖成往外弧突状,下端又往外撇出,变化微妙,侧面看为三弯腿外翻马蹄式样。板足侧面又镂雕如意云纹开光,大小适度,简练可爱,打破独板带来的沉闷感。细微之处在于板足从侧面看,自上往下渐渐挓出,至下端又自然收敛,变化自然,视觉上更觉敦厚可爱。牙板挖去甚多,以便与板足曲线柔婉相接。此类造型的翘头小几多出在苏北地区,作放置古玩或者小型盆景之用,安思远旧藏有相同制式者,《维扬明式家具》亦收录有与此件尺寸造型几乎相同的实例。翘头案黄花梨料泛红,皮壳干洁,整体造型挺括优美,甚为可人。

5:清早期黄花梨五屏风龙纹图案镜台,尺寸:55×39×92厘米,估价:RMB 2,600,000 ~ 2,800,000,成交价: RMB 2,990,000 ,成交时间:20171105,拍卖公司:上海匡时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7秋季拍卖会。

镜台一种梳妆工具,宋代时就开始流行,南宋绘画《靓妆仕女图》中就描绘有一具折叠式的镜架,镜台比镜架更为复杂,另一幅宋画《半闲秋兴图》中则描绘了一件扶手椅式镜台。这件黄花梨五屏风龙纹镜台比起常见的款式更崇饰增华,台座两开门,中设抽屉大小四具。座上安五屏风,式样和座屏风相似。屏风的脚和座面榫卯连接,植插稳固。五屏风中间最高,左右递减,并且依次向前兜转,有围合之势。中扇上端透雕双龙戏珠,左右上端各透雕龙纹,绦环板从上而下透雕有“麒麟送子”、“文王访贤”等图案,台座上有围栏,立柱上端各有一只圆雕的狮子,两扇门心板子浮雕云纹和行龙。台座上有镜子支架,下端和台座相接,上端搭在中扇,如蛟龙出海,气势如虹。

6:清黄花梨荷叶形笔海,尺寸:高41厘米,估价:RMB 1,000,000 ~ 1,200,000,成交价: RMB 2,990,000 ,成交时间:20180620,拍卖公司: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专场:2018春季艺术品拍卖会。

木制笔筒的造型千变万化,以圆形最为多见,其次为方形、倭角方形、葵花形、菱花形等,亦有一类笔筒为随形的天然木式笔筒,然如此件样式者,目前尚未见第二例。

其形为取黄花梨大料一段,依据其自然形态雕琢打磨,恍若一片卷曲波折的荷叶,以大漆补制木结子处,边缘又雕琢为细致的碗口线,追求虽有人作,宛自天开的效果。黄花梨形成干**皮壳,纹如山水,干洁美丽。

笔筒附有原装底座,随形而制,大打洼撇出,独具匠心的是腿足雕为双螭龙捧寿形。底座的设计甚好,与笔筒整体造型呼应,其筒身虽不设一纹,但边缘曲折变化较为繁复,故螭龙纹装饰,能与之形成呼应关心,颇为恰当。

大型笔筒,是用来用放置卷轴等杂物,一般都呼为笔海。

  专家估算了一下,目前在47个国家的2000多个博物馆中,中国流失的文物大约有167万件。在全球,中国至少有数百万件文物流落异域。有的是战争时期掠夺来的,有的是外国探险家以科学考察的名义窃取的,有的是盗墓贼或文物贩子走私出去的。

  中国文物流失是在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后开始的。1860年10月18日,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是中国文物史上最大的劫难。圆明园自康熙以来历代帝王庋藏的纯金、镀银、玉雕、铜铸佛像达10万尊以上。法国文豪雨果说过:“即使把我国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但是,这座艺术宝库被彻底洗劫一空,大量稀世之宝,包括《永乐大典》和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最早募本等都散失殆尽。

  目前,在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总数多达23万余件,珍品如山。其中我国古画有数百件之多。被八国联军从圆明园掠走的《永乐大典》、《女史箴图》、中国波罗蜜佛经最早版本和“考察队”窃取的敦煌画卷就收藏于此。这里的中国馆是1990年香港商人何鸿卿爵士捐助200万英镑(约2700多万人民币)改建的,改建的目的是便于对文物进行保护和展览。大英博物馆一向被认作是在中国之外藏有最多最好的中国文物的博物馆。事实上,大英博物馆某些类别的收藏还要优于中国,例如敦煌画卷与经卷(经卷现已随大英图书馆一起搬出)。

  大英博物馆的文物除少数为爱好者捐赠外,绝大部分为大英帝国全盛时期大肆掠夺而来。近年许多国家纷纷向英国政府交涉,希望能够取回属于他们的展品。希腊为争取古代巴特农神庙埃尔金大理石雕的归还,至今仍在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流失到日本的中国文物数量也非常大,且品种丰富。日本1000多座公私博物馆几乎都收藏有中国文物,数量大概在数十万件。法国枫丹白露宫中的中国馆收藏了中国历代名画、金玉首饰、瓷器、香炉、编钟、宝石和金银器等3万多件。巴黎卢浮宫国立博物馆分馆——吉美博物馆藏品的一半以上都是中国文物,达3万多件。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是以收藏中国文物为主的博物馆。其中陶瓷部有2000多件,始于新石器时代,迄于清。玉器部有1200多件,为世界上收藏中国玉器最丰富的博物馆。青铜器部约有800件。

  就地方志和古籍而言,美国最多,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有4000多种地方志;全美有古籍善本3000多种,家谱2000多种。就甲骨片而言,日本是收藏最多的国家,在我国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甲骨片中,日本有近13万片。就敦煌宝藏而言,而今敦煌遗书在我国国内仅存2万件,仅占3成,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有6000件;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所12万件。

  面对如此多的中国古代艺术瑰宝,我们在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杰出创造力感到自豪的同时,也为如此众多的无价之宝流落海外而感到痛惜和惭愧。

  文物走私猖獗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非法文物交易价格不断攀升,仅次于毒品和军火走私的巨额利润,导致全球性文物犯罪活动日益猖獗。据国家文物局提供的资料,河南、山西、陕西等文物大省,群众性的盗墓挖坟以及贩卖文物之风屡禁不绝,甚至在一些地方形成行业。青海某地在短短几个月时间被毁古墓1000余座,5000多件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珍品被哄抢一空。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发生在全国各地的盗挖古墓案有10万余起,被毁古墓20余万座。在英国倒卖中国文物的犯罪嫌疑人住宅里,挂着一张中国地图,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地点被标注出来,形同“作战地图”。这些唯利是图的文物贩子们是中国文物流离失所的源头,也是屡禁不止的文物犯罪的祸首。据海关总署统计,1991~2000年,全国海关缉获走私文物10多万件。1997年5月,天津海关查获一起用集装箱偷运文物案,集装箱内共有文物5000余件。2003年8月,深圳海关对外宣布,该关成功破获一起走私国家珍贵古生物化石的走私团伙,截获国家一级文物等国家限制出口文物共计2165件。这一案件是建国以来海关系统查获的最大一宗古生物走私案件。这批走私化石数量之多,级别之高,品种之全,国内罕见。

  因管理不善或监守自盗而造成的文物流失,已成为中国文物走私市场仅次于古墓盗掘的第二大来源。2003年6月18日,在因坐拥避暑山庄而久负盛名的河北承德,共有158件文物被从门禁森严的文物仓库中盗出,其中数件为堪称中国国宝的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其余为国家二级或三级保护文物。案件所涉文物数量多,品级高,业内人士认为,这很可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博界第一大案。2003年10月9日,江西省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管理文物的办公室副主任陈迪宽,因涉嫌贪污文物被当地检察机关逮捕,之后又有两名工作人员被刑事拘留。这个馆5000多件文物不翼而飞,也没有报案,主管部门也未作深究。2003年11月27日晚,央视《焦点访谈》“访谈”了江西省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一个经营了近20年的博物馆连一个完整的账目都拿不出来,出现文物大量流失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此之前,也报道过故宫字号文物被盗流失的事,流失的原因也是难敌“家贼”。

  长期以来,资金和人手不足是中国文物博物馆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国客流量最大的上海博物馆,每年2000万元的门票收入仍不足以使其自足。有的博物馆则因为新文物的出土,不得不在既无人员补充又无资金注入的情况下,背上看守墓葬的沉重负担。近几年来,全国诸如周口店遗址这样的国宝级文化遗产,由于缺乏维护、保护资金,都纷纷陷入了困境。文物保护经费的巨大缺口在全国已是一个普遍现象。目前国内许多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都多少有些收入,有的单位如秦俑博物馆等的门票收入都过亿元。这些收入大部分上缴当地政府,上缴的部分返还给文物部门很困难,实际上很难做到专款专用。

  海底“沉宝”“守业”难

  2004年3月1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市的佳士得公司拍卖大厅,有1700余件精美的中国瓷器被同时拍卖。这些产自明朝万历年间的漳州瓷器是越南渔民几年前在南海的一艘中国古沉船上发现的。如此大量的中国海底文物在境外被批量拍卖已经不是头一遭。中国南海的古沉船应该超过2000艘。由于船的装载量大,因此在文物市场上形成了“一艘船十个墓”的说法。通常一艘普通中型商船就能装载10万件以上的瓷器。

  关于海底沉宝的归属问题,根据国家文物局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对于遗存于中国领海内以及依照中国法律由中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内的文物,无论其起源于中国或起源于外国,均属中国所有。为了获得中国文物并逃过法律制裁,海上盗宝者们使出了各种招数。比如探宝者在获得菲律宾国家博物馆的许可证后就可进行海底打捞工作,只须按协议与其共同分享打捞上来的宝物即可。但是有些探宝者利用这些国家的许可证作幌子秘密在中国海域进行打捞。外国盗宝者们将其打捞沉船的经纬度作为最高机密,从不对外公布,使外界无法找到其违法的证据。国际公约中有“无人认领的沉船允许拍卖”的规定,于是他们钻国际法的空子,将从中国海域打捞上来的文物藏匿一段时间,等过了法律规定的确认期限,再将其堂而皇之地送往拍卖行拍卖。

  由于受到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制约,中国目前还无法对南海海域的中国沉船进行保护性打捞。尽管沉船数量很多,但是由于分布在浩瀚的大洋中,水下打捞无异于一场巨额赌博。打捞一艘比较深的沉船动辄需要几千万元。中国曾经组织过一次对一艘日本近代沉船“阿波丸”的大规模打捞工程,结果前期开支预算就高达1�2亿元。

  海底沉船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其装载的文物值钱与否,人文价值才是最重要的。近年来,中国海底文物严重流失的现象已经引起了中国有关部门的注意,目前中国正在着手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以采取更有效的措施遏制这一现象。

  文物回归不惜血本

  我国的综合实力与日俱增,人民生活开始步入小康,许多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物陆续回归。这原本是自己的东西,拿回来却花了大量血本。2003年9月,香港信德集团董事局主席何鸿斥资700万元,以物业发展项目名义,购入圆明园乾隆御制錾花铜猪首并将其赠送保利艺术博物馆。2003年4月,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的书法国宝《淳化阁帖》最善本四卷被上海博物馆以450万美元从美国收藏家手中购回。据说这还是占了大便宜,此前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比利时的博物馆、日本的藏家以及中国的一些拍卖行等都想要这一阁帖,出价均不低于这个数,日本人开的价是1100万美元。这四卷《淳化阁帖》在上个世纪40年代曾经在上海出现过,后来就流出国门。20世纪80年代,在香港的一次艺术品拍卖会上,为美籍犹太人安思远以30万美元拍下。

  2002年12月6日,散轶多年的北宋大书法家米芾的行书《研山铭》被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从海外征集回国。国家文物局依据文物保护法有关规定,指定《研山铭》采取定向拍卖方式,在12月6日拍卖会上,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依法参加竞买,最终以2999万元购回《研山铭》,并由该中心代接代管,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存放保护。这是国家设立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后收购的第一件珍品。故宫近几年在文物拍卖市场已经展示好几次大手笔了:1800万元收购张先《十咏图》、400多万元收购清石涛《高呼与可图卷》、600余万元收购沈周的《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2200万元收购《出师颂》。

  近年来,国内各大拍卖公司的拍品中有30%左右为海外回流品。看到国人为购回国宝而奔忙不止,并且时有所获,我们在庆幸之余,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如果按照这些价格,数以千万计的大量流失文物,今后又将如何收回。一件件以巨款赎购根本就不现实。正因为经费短缺问题,不少国宝我们眼睁睁看着让人家买走,我们出不起那么大的价钱。2003年7月12日,康熙御用传世玉玺被海外神秘人士以600万元拍去。华辰公司在征集2003年春拍物品时,从一位海外收藏家手中征集到了这件国宝。这枚玉玺被称为“康熙御笔之宝”,仅印面就有9�5厘米见方,是康熙年号玉玺中尺寸、体积最大的一枚,在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遗失海外。康熙共有120方印章,大部分在这次国难中流失。玉玺这种文物本身所具有的综合收藏价值不同于一般文物,它拥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政治价值、学术价值以及艺术价值。

  从2002年开始,国家财政第一次设立了“国家文物征集专项经费”,一般安排5000万元。只能有所选择,“买回一件算一件”,以“填补文物空白”为要。大部分只能眼睁睁看着被人家买走。乾隆的《大阅图》有三件,第一件在故宫。前些时候第二件拿出来拍卖,故宫曾想以500万元收购,但人家的底价已是800万元,最后拍到了2000多万元。《康熙南巡图》一共12卷,故宫有几卷,卖方的开价高也没有买。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故宫的心理价位是1000万元,当叫到2300万元的时候,都不敢举手了,只好看着国外买家拿下了,后来进了美国的博物馆,估计永远不会再出来了。

  立法保护有待加强

  对非法出境的文物,世界各国少有重金赎回的先例。普遍的做法是依据法律和道义的原则,锲而不舍地竭力追索。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甚至不惜采用强硬的外交手段。2003年6月17日,美国向中国归还了6件走私文物,这是中国通过法律程序追索文物取得的一项成果。2000年3月,我国墓葬文物武士浮雕像出现在纽约克里斯蒂拍卖行,在中美两国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成功阻止拍卖,最终得以按照司法程序将这件文物没收为国家财产,并无偿归还给中国政府。武士浮雕像的胜利追索,开创了中美两国政府共同合作,打击非法出口文化财产,返还被盗文物的先河。追寻文物还有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依靠国际刑警组织,协助各国追回被盗文物。我们现在追寻文物的主要法理依据是《国际流失文物返还公约》。但有一个问题存在,返还文物至公约生效以后实行,不溯及以往。当然,国际公约也没有肯定以前的非法流失文物的合法性。

  被帝国主义列强掠夺的文物无偿返回祖国,是中国政府面临的艰巨任务,也是中国人民的殷切企盼。国宝回归的前提是必须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按照国际公约,于情于理,无可辩驳的是属于中国人民的财富。若“不惜重金”赎回,确有损于中国人民的颜面和自尊,有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格。但2002年12月9日,大英博物馆、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18家欧美博物馆联合发表《关于环球博物馆的重要性和价值的声明》,表示反对将艺术品,包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依靠掠夺等非正当手段获取的文物艺术品归还给原属国。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相抵触。按照规定,任何因战争原因而被掠夺或丢失的文物都应该归还,没有任何时间限制。这里所说的“没有任何时间限制”,就是不论战争何时发生,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出归还要求。中国政府多次声明,决不放弃追索被盗和非法出口的文物。

  为了打击文物走私,中国对文物出境实行许可证制度。这是国际上普遍实行的一种文物出境管理制度,未经我国文物出境鉴定机构审核许可,以任何方式携运文物出境都是非法的,是走私文物出境,都要受到法律追究。我国在禁止非法发掘、禁止文物的非法交易和严厉打击文物走私方面也作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如果能得到严格执行,文化遗产受破坏的情况就会有很大的改变。针对国际文物走私猖獗的现象,亚欧一些文化官员呼吁制订一部国际公约,打击文物走私,防止文化遗产流失。目前许多国家都有针对文物走私而制订的相关法律规定,但国际社会需要一部更为详尽可行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以确保人们不会掠夺其他国家的文化遗产,同时保证被掠夺的文化遗产能返还给其原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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