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钱币是我国钱币史上的巅峰，数量大，版本多，而且钱文形式多样，从宋元开始到靖康结束，历经九位皇帝，共铸钱币有三十个种类。

南宋建炎元年，所铸的建炎通宝，铸造量大，版面复杂，有铁钱，篆书，楷书，大字，小字之分。但是建炎重宝不多，多为折三篆书，铁钱和铜钱都有。还有铸造量非常少的建炎元宝，钱文是篆书，属于古钱币中的珍品了。

北宋徽宗于一一零二年至一一零六年开始铸造的崇宁通宝，是徽宗瘦金体留存世间的真实文物，徽宗赵佶时期，是我国钱币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而铁画银钩瘦金体是他独创的书法艺术，这种独创的字体分别展现在大观通宝和崇宁通宝的钱文上。

政和通宝是宋徽宗与政和年间铸造，通宝有篆书和隶书两种钱文，但是他有个特征就是隶书中又混有楷书，所以政和通宝的钱文也可以称楷书。咸平元宝是宋真宗赵恒与公元九九八年至一零零三年所铸的年号钱币。钱文为真宗御笔，直径有二点五厘米，重约四克左右，铜铁钱，咸宁元宝还有罕见的背星版。

宋徽宗赵佶在公元一一零一年所铸的圣宋元宝，是继皇宋通宝之后又一种不以年号命名的钱币。圣宋元宝有小平，折二等多种对钱，钱文有篆书和行书两种。北宋仁宗的皇宋通宝，非年号币，钱文是篆书和楷书，篆书中还有就九叠篆，十分罕见，为古泉大珍。九叠篆虽然盛行于唐宋元明时期，甚至延续到了现在，但是以九叠篆作用于钱文的，皇宋通宝是唯一的。

熙宁元宝铸于熙宁年间，有篆书和楷书，辨别很多，材质一般为铜质。绍圣元宝，北宋哲宗圣元年所铸，钱文有篆书，行书和隶书，有些还有背星月纹。

1书道中兴编辑

清代历二百六十余载，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书道中兴的一代。清代初年，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稳定政治，发展经济文化的措施，故书法得以弘扬。明末遗民有些出仕从清，有些遁迹山林创造出各有特色的书法作品。顺治喜临黄庭，遗教二经；康熙推崇董其昌书，书风一时尽崇董书，这一时期，惟傅山和王铎能独标风格，另辟蹊径；乾隆时，尤重赵孟頫行楷书，空前宏伟的集帖《三希堂法帖》刻成，内府收藏的大量书迹珍品著录于《石渠宝笈》中，帖学至乾隆时期达到极盛，出现一批取法帖学的大家，如乾隆、嘉庆年间的刘墉。

至清中期，古代的吉书、贞石、碑版大量出土，兴起了金石学。嘉庆、道光时期，帖学已入穷途，当时

清代书法

的集大成者有刘墉，邓石如开创了碑学之宗，阮元和包世臣总结了书坛创作的经验和理论。咸丰后至清末，碑学尤为昌盛。前后有康有为、伊秉绶、吴熙载、何绍基、杨沂孙、张裕钊、赵之谦、吴昌硕等大师成功地完成了变革创新，至此碑学书派迅速发展，影响所及直至当代。纵观清代260余年，书法由继承、变革到创新，挽回了宋代以后江河日下的颓势，其成就可与汉唐并驾，各种字体都有一批造诣卓著的大家，可以说是书法的中兴时期[1] 。

2客观原因编辑

从清代书法发展情况，可以看到清代书法发展进程中碑学和帖学的竞争和消长。碑学的兴起在清代是有客观原因的：第一，清代知识分子为了避免文网，走上金石考据的治学道路，而这时汉、魏、南北朝碑刻不断出土，人们除了证经考史之助外，碑刻上的文字也为书法提供崭新的资料，使书法家的眼界顿为开扩；另一方面书写篆、隶需要字字有来历，清代文字学的成就为书法艺术提供了基础，所以清代许多书法家同时又是金石学家。第二，篆刻艺术的发展，也给书法艺术的创新提供了条件。清代书法家多善治印，能将凝练苍朴的金石趣味运用到书法创作中去，使书法有了金石气，这些都是隋唐以来书法艺术中所不曾有的。第三，文人画的发展使得绘画的书法化更为浓厚。所以清代书法无论是用笔、用墨，以至章法都有所创新[1] 。

3顺治康熙年间编辑

清代前期，国势初平，百废待兴，尚无力过多关心书法，因此这时期基本上延续的是晚明书风，大体可以看作三线发展：一是晚明行草书风的新发展，二是传统书风，三是篆隶初兴。

(一)延续晚明行草新书风的主要人物：王铎、傅山、朱耷、许友等

这些书家，多数对晚明时期的行草新书风有切身的体会，有的(如王铎)本身就是其中的主将；有的(如傅山)虽然主要生活在清初，但是国破家亡的伤痛，也使他们无法在一种悠游清和的心境下从事艺术创作，因而对晚明新风有热切的推崇[2] 。

王铎

行书

王铎(1592～1652)，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嵩樵、十樵、石樵、痴庵、东皋长、痴庵道人、雪山道人、二室山人、白雪道人、云岩漫士、嵩淙道人、雷塘渔隐、兰台外史、烟潭渔叟、痴仙道人等，洛阳孟津(今河南孟津)人，生于明万历二十年，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又为南明小朝廷的东阁大学士。1645年南京被破降清，顺治间官授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享年61岁。

王铎学书推重古典，特别强调“宗晋”，认为“书未宗晋，终入野道”(《观宋拓淳化帖》)。他一生坚持一种学习方法，“一日临书一日应索请”，始终让自己的艺术创作保持与古典之间不间断的交流，所以传世临帖作品极多。但他的临帖，常常大量掺入自己的意思加以改造，有些作品明显是根据记忆而背临的，因而有时其实就是一种自我的创造。同晚明的很多书家一样，他在世时就将自己的一些作品刊刻成帖，汇集成书，其中著名的有《拟山园帖》、《琅华馆真迹帖》等。这种做法，大大提高了他的影响力。

王铎楷书，主要渊源是唐，特别是颜柳两家，但是不追求结构的工稳，而独取其生拗古拙的一面，尤其爱用异体字、古体字以增强作品的历史感，因而气息古朴拗峭，在明末清初的楷书中别出一格。

他最有影响的是行草书，晋唐宋兼综，融汇极广泛，又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行书深得《集王圣教》和米芾的精神，在大幅式上纵横驰骋，创造了独特的形式和意味。其书点划粗者，重似千钧；细者既如游丝，也筋力坚韧；有时用涨墨法，形成浓重的墨块，宛如巨石，得厚重之致。结构茂密雄放，或紧结蹙缩，或开拓纵逸，跌宕多姿，无不如意。

他的草书点划与使转兼重，顿挫转折，用意精到，因此脉络清晰，但又绝不安排，总能以意驱笔、因字造型，故浓淡枯湿、随手生发，疾迟衄挫、取次相从，大小、欹正、展蹙、依倚、起伏，无不能顺势调整，宛如宿构。

王铎行草的章法极有特色，倪后瞻说他“以力为主，淋漓满志，所谓能解章法者也”。一般行距大、字距紧，行内因笔法和字形的复杂多变而呈现跌宕起伏的变化，如蜿蜒巨龙腾飞纸上，神妙夭矫，不可端倪，有气贯长虹之势，无轻媚流滑之弊，古韵今情，和合一体，令人目眩神驰、胸豁气畅，开行草书的一种新境界。

王铎书法的这种境界，得到了后人的大力推崇。倪后瞻指出：“北京及山东、西、秦、豫五省凡学书者，以为宗主。”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说：“明自嘉靖以后，士夫书无不可观，以不习俗书故也。张果亭、王觉斯人品颓丧，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岂得以其人废之。”近代以来，更是驰名中外，日本人甚至推许为胜过王羲之，虽是过誉，但是可见他的影响[2] 。

傅山

草书

傅山(1607～1684)，原名鼎臣，字青竹，后改名山，字青主，一字仲仁，号侨山、啬庐、公之它、真山、浊翁、石道人、老檗禅、侨黄老人、朱衣道人等，山西阳曲(今太原)人。他生性刚烈耿介，有义士之称。虽自幼聪颖博学，但却在晚明屡试不第。明亡后，曾秘密参与反清活动被捕，获救后隐居不出。康熙十八年(1679)开博学鸿词科网罗各地硕儒，他被当地政府强行送往北京，却坚辞不入，终未应举。其终于旧朝的行为虽有历史局限，但刚直不阿的气节还是为后人所称颂的。他还是清初的重要学者，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在清代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同时长于医术，尤精妇科。学问道德都为当时所重。

傅山工书，与其为人一样，反对矫饰造作，“不信时，但于落笔时先萌一意，我要使此何如一势。及成字后，与意之结构全乖，亦可知此中天倪，造作不得矣”(《字训》)，尤其不喜赵孟頫一路优美妍媚的风格，而崇尚拙朴率真的书风，有谓“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率真毋安排”(《作字示儿孙》)，既可以说是晚明书风的理论总结，也对后来兴起的篆隶有深远的影响。他的实践，楷书学颜真卿，得其厚密朴质；行草受王铎影响，同时深研阁帖，易王铎的方折为圆转，更加重视点划之间的缠绕盘旋，因而气势更加饱满、风格更加恣肆。但是他学古不如王铎全面深入，创作时又比王铎率意，因而在技巧的丰富和严谨方面有所未逮。他同时也涉猎篆隶，虽然尚未得法，却可谓清代复兴篆隶的先驱[2] 。

朱耷

朱耷(1626～1705)是明宗室、宁王朱权后裔。号雪个、雪衲、八大山人、个山、驴屋、人屋、何园、书年、驴汉、刃菴、破云樵、驴屋驴等，明亡后为僧，以享名于世。他于书曾于黄庭坚用力甚勤，得其蹙伸欹侧之妙，而增益以秀雅；又受董其昌影响，得其灵动秀美之致。60岁前后开始，逐渐形成独特的个人面目：用笔凝练如篆，泯去起收形态变化，代之以圆浑含蓄，行笔以中锋圆劲、婉转流动为主，不计提按粗细的变化。结构极重视疏密的对比，并常常因此造成字势欹正、展蹙的诸多变化，从而进一步形成章法的跌宕起伏。形简而势满，神清而意长，意境高远，气质浑穆，与其绘画同一机杼，有很高的审美价值[2] 。

许友

清初人（约1620年－1663年，生卒年说法各异，约清圣祖康熙十三年前后在世。）诸生。原名采，曾名宰。父许豸，因闽音宰与豸同，有忌者称许友改名宰犯家讳，以不孝责之，遂更名友，字有介，又更名为眉，字介寿、介眉，又名友眉，号瓯香，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明崇祯间举孝廉，以诸生终，入清不仕。

许友工书善画，诗尤孤旷。时称“三绝”的草书、山水和诗文。书少师倪元璐学。晚慕米芾为人，构米友堂祀之。他的草书清逸超隽，山水松竹挺拔不群，诗文词赋清旷脱俗，钱谦益尝录其诗于《吾炙集》中。王士祯、朱彝尊亦称赏之。书法风格近于王铎。其书在笔力上不如王铎的雄健，而妙在其章法的借鉴。其作品传世不多，日本澄怀堂美术馆所藏之《七绝二首诗轴》是其代表作。此作就妙在章法的的奇崛：七行书大小错落，布白空间聚散如山水画般曲折有致，真有“岩花生得山斋满”之生趣盎然，为书法的章法布白开了一个新生面。

(二)传统行草书风的延续：董、赵书风的笼罩

这一风气的形成，既是董其昌影响的自然延续所致，也与清初几位皇帝的引导有关。康熙在位六十一年，酷爱董其昌书风；乾隆在位六十年，喜欢赵孟頫书风。由是，整个清朝前期的朝廷官员书法，多数都受董、赵书风的笼罩。

其中也出现过一些水平较高的书家如查士标、姜宸英、沈荃、孙岳颁、查升等。这些书家主要受董其昌风格影响，但因为学力或性情的限制，未能充分发挥董书的妍雅清逸，或过于拘谨，或过于软弱，气息上都不很高明，尤其是创造性相对王铎、朱耷等人有较大的差距，所以虽然一时获誉甚高，却终究没有开辟新境。

(三)篆隶书法

清初的篆隶，在晚明基础上有一些进展，声势渐壮。除傅山外，善于隶书的还有戴易、郑簠、王时敏、朱彝尊等，实绩渐有可观[2] 。

王时敏

王时敏(1592 - 1680) , 字逊之，号烟客等，江苏太仓人。明末曾官太常寺少卿，明亡后不仕。善绘事，隶书点划工整、结构沉稳，气息渊静古穆，颇有魄力[2] 。

郑簠

郑簠(1622 - 1693) , 字汝器，号谷口，上元(今江苏南京)人，是清代第一位专攻隶书的书家，终生未出仕，主业行医。学汉隶垂30年，得《郑固》、《史晨》、《曹全》之意，又参以行草笔法，自成飘逸潇洒的格局，后人认为他与朱彝尊是“汉隶之学复兴”的首要功臣[2] 。

朱彝尊

朱彝尊(1629 - 1709) , 字锡鬯，号竹垞，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康熙时应博学鸿词科，任翰林院检讨，撰修《明史》。他是清初重要的金石学家，隶书主要得力于《曹全》，临习之功极深，能够形神兼备地临摹《曹全》而不受唐以后隶书的影响，非常难得，标志着当时学者对于汉隶笔法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但是他自作时却不能完全坚持《曹全》的规范，稍嫌板滞[2] 。

4雍正道光年间编辑

乾隆、嘉庆前后，董、赵的影响渐弱，文人们向古代传统的追寻逐步深入，这使得篆隶书法的复兴步伐加快了，对晋唐宋元明传统的学习范围也大大扩展，由此成为两股基本的力量。

(一)对晋唐宋元明传统学习的深入

这一派书家有的仍以学习董、赵为主的，但更多的则是向宋、唐、晋的大师们取法，代表人物有王澍、张照、刘墉、梁同书、王文治、梁巘、翁方纲、钱沣、永瑆、铁保等，其中翁、刘、梁(同书)、王有“清四家”之称(亦有一种说法是翁、刘、成、铁)[2] 。

刘墉

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石菴、石盦、木菴、青原、香岩、勗斋、东武、溟华、日观峰道人等，山东诸城人。他是乾隆年间的重臣，历任翰林院编修、江苏学政、内阁学士、湖南巡抚、左都御史、工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嘉庆初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少保，卒谥文清。著有《石庵诗集》。他的书法由董、赵入手，而后遍临晋唐宋诸家，尤得力于苏东坡、颜真卿和晋唐小楷，融会贯通，自成格局。其书点划丰腴处短而厚、细劲处含而健，对比强烈；结字内敛拙朴，而决不拥塞，端重稳健中透出灵秀；章法轻重错落，舒朗雍容。整体风格含蓄蕴籍，精气内敛，浑若太极，貌端穆而气清和，有硕儒老臣的持重，无恃才傲物的轻佻，似乎包有万象而莫测高深，洵然可敬。因为喜用浓墨，时号为“浓墨宰相”[2] 。

王文治

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今镇江)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探花，曾任翰林侍读等，以事被黜，执教各地书院。擅诗文，著有《快雨堂题跋》等。他的书法出于董其昌，上溯米芾、李北海，多用侧锋取妍，笔致翩翩，结构舒展秀逸，纵横挥洒，以文人才士的佳致见长。因喜用淡墨，与刘墉恰成对照，故时称他“淡墨探花”[2] 。

翁方纲

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忠叙、彝斋、覃溪、苏斋等，北京大兴人。他于乾隆十七年(1752)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江西等地省试考官及广东等地学政，官至内阁学士。他的主要活动也在乾隆年间，和刘墉齐名，但是主要精力都放在鉴赏、考证和题跋碑帖上。他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著有《两汉金石记》、《粤东金石略》、《汉石经残字考》、《焦山鼎铭考》、《庙堂碑唐本存字》、《苏斋题跋》、《苏米斋兰亭考》等诸多著作。在书法学习上，翁方纲主张学习古人，强调每一字一笔都有来历，一生致力于欧阳询，严守法度，以精工为尚。其楷书，得欧阳询的结实端谨，而乏其清新精巧；行书稍活泼，而仍然过于拘束，缺乏逸韵高情。严格地讲，其金石研究比书法实践影响更大。

(二)对秦汉北朝传统的重新发现与取法

在篆隶与北碑领域，情况却有所不同。经过书家、学者的共同努力，篆隶的审美价值不断得到深入的认识，许多杰出人才投身于此，从而使篆隶领域出现了巨大的飞跃和突破，对北碑的学习也开始起步。总体上看，对这一传统的关注已成燎原之势，形成了与晋唐宋元明传统一翼足可抗衡的局面。

涉足这一领域的艺术家中，有不少画家，如名列“扬州八怪”的郑燮、金农、汪士慎等人，他们疏离于主流文化圈之外，而与市民阶层有较密切的联系，艺术思想、创作倾向带有一定的叛逆性。在书法上，对晋唐以来传统采取一种比较主动的反叛姿态，而对秦汉传统则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从而成为秦汉传统复兴的一批重要力量[2] 。

金农

漆书

金农(1687～1763)，字寿门，又字司农、吉金，号冬心、古泉、、金牛、老丁、百研翁、耻春翁、寿道士、冬心先生、稽留山民、曲江外史、龙梭仙客、百二砚田富翁、昔邪居士、心出家盦粥饭僧等，浙江仁和(今杭州)人，著有《冬心先生集》、《冬心先生杂著》等。精诗词、鉴赏，喜收藏，绘画为一代宗师。于书专攻《华山碑》，后自出机杼，不受束缚，以倒薤法作撇，以方整宽阔笔作横、细劲笔作竖，号称“漆书”，古拙朴厚，时涉谐趣，形成极其强烈的个人风格，并由此衍生出独具特色的行书和楷书[2] 。

郑燮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板桥道人、风子、樗散人、红雪山樵等，江苏兴化人，著有《板桥全集》。他以画竹著称于世，又对传统行草有相当的造诣，但因世人好奇，遂不满于此，而有意以篆法、隶书、楷书与行草杂糅，自称“六分半书”，这种探索精神当时即为他博得了很高声誉，但是由于篆隶本身的复兴并不充分，事实上融合篆隶楷行草于一体的时机并不成熟，因而板桥的作品，往往是一种偏于简单的拼凑，无法深入到其精神实质，故总体上并不成功。但他的影响，对于人们重视篆隶的审美价值，仍然是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的[2] 。

丁敬

丁敬(1695～1765)，字敬身，号钝丁、砚林、研林外史、梅农、丁居士、龙泓山人、孤云石叟、胜怠老人、玩茶叟、玉几翁等，浙江钱塘人，是一代著名印家，“浙派”的领袖，对篆隶有精深的研究。与篆刻别开天地不同，他在书法上相对中和平正，风格古朴雅致，得秦汉书法的简净精神[2] 。

钱坫

钱坫(1744～1806)，字献之，号十兰，嘉定人。在篆书方面极为自负，自诩二李之后一人，其篆书专攻铁线，出规入矩，确有古人风范，晚年右手病废，以左手作书，结构不能完全如意，然而却增添了一种自然之致。就铁线篆来说，钱坫确实是一代高手[2] 。

桂馥

桂馥(1736～1805)，一作(1733～1802)，一名复，字未谷，一字冬卉，号雩门、老苔、老菭、渎井、渎井复民、肃然山外史等，山东曲阜人。他博涉群书，一生精力萃于小学，著述宏富，为“说文四大家”之一，著《说文义证》。亦工诗书画印，所辑《缪篆分韵》一书，为学习汉印之必备。尤以隶书为一代之雄，时人推许为直接汉人，甚至认为是百馀年来第一人，足以超唐越宋。其字用笔肥而不臃、深沉厚重，结字方严广博、朴质端谨，气势雄伟浑穆、堂堂煌煌，确实可以说是深得汉人隶书醇古朴茂、博大饱满的精蕴。只是稍有习气，未能尽善[2] 。

邓石如

邓石如(1743～1805)，初名琰，字石如，避嘉庆帝讳，以字行，改字顽伯，号完白、完白山人、古浣子、完白山民、游道人、龙山樵长、凤水渔长、笈游道人等，安徽怀宁人。他生于乡鄙，终生为布衣，但自幼即喜刻石，仿汉印颇工，至南京梅镠家，居八年，遍临所藏金石善本，由此而篆、隶、楷、印皆臻大成之境。乾隆五十五年入京，刘墉延为宾客，声振当代名公。其篆书融秦汉于一炉，又出以隶笔，遂使篆法活脱生动，摆脱了铁线的拘滞，不唯字形阔大磅礴，而且笔势丰富多姿，墨色流溢灿然，大大拓展了篆书的艺术表现力。其隶书笔致健拔苍劲，结体疏宕俊逸，用墨苍古，亦可谓深入汉人堂奥。晚清书论名家包世臣、康有为、杨守敬等对他无不推崇备至，竞相推许为国朝第一、集篆书大成等。这都是因为他成功地实现了两大传统的转换，表明酝酿已久的秦汉北碑传统的复兴高潮的来临和两大传统的对峙、融会的真正的开始[2] 。

伊秉绶

伊秉绶(1754～1815)，字组似，号墨卿、默庵、南泉、秋水，福建宁化人，著有《留春草堂集》。他能诗文、绘画、治印，但以书法为最著名，工小楷，行书、楷书均宗颜真卿，通篆法，而以隶书为一代之雄。其隶书从《衡方》等碑化出，笔划含凝厚重，波磔不显，似有篆意，字形方整宏大，有颜真卿气度，因而形成气势磅礴、拙朴茂密之格，有清一代，隶书浑厚一路，无出其右，康有为许为“集分书之成”，不为过誉[2] 。

5咸丰清朝末年编辑

嘉庆、道光前后，阮元、包世臣倡兴碑学，从理论上鼓吹秦汉北碑传统在书法史和书法美学系统中的地位，使之成为一时显学。但深入实践的许多书家，并未完全舍彼取此，而是各取所长，自觉不自觉地寻求融合之道，使两大传统都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因此，晚清书家，大体可分作三类。

(一)以晋唐传统为主的书家：林则徐、翁同龢等[2]

没有。

秦朝人使用纸书写，这句话在秦朝说没错，当时有的人把绸缎就叫做纸，真正的纸张出现在西汉时期。

发明者

造纸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是谁发明的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是东汉宦官蔡伦发明的。主要依据是《后汉书·蔡伦传》的记载。

书上说：“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即按书写需要裁好的丝织品)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发明、创造)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因此，后来的一些中、外著作，都据以尊东汉时代的蔡伦是纸的发明者，把他向汉和帝刘肇献纸的公元105年，作为纸的诞生年份。

在史籍里，早在蔡伦以前，也有一些关于纸的记载。如《三辅旧事》上曾说：卫太子刘据鼻子很大，汉武帝不喜欢他。江充给他出了个主意，教他再去见武帝时“当持纸蔽其鼻”。

太子听从了江充的话，用纸将鼻子掩盖住，进宫去见壏帝。汉武帝大怒。此事发生在公元前91年。又如《汉书·赵皇后传》记载：汉成帝宠妃赵飞燕的妹妹赵昭仪要害死后宫女官曹伟能，就派人送去毒药和一封“赫蹄书”，逼曹伟能自杀。

据东汉人应劭解释，“赫蹄”即“薄小纸也”（后来称为丝棉纸）。再如《后汉书·贾逵传》说，公元76年汉章帝令贾逵选二十人教以《左氏传》，并“给简、纸经传各一通“。以上有关纸的文献记载，都早于公元105年，即蔡伦向汉和帝献纸那一年。

扩展资料：

一、古代造纸方法

参照右方，明朝造纸术有五个主要的步骤。从图中可知当时中国的造纸业已经相当成熟，每道工序的专家各司其职，并且已开发出一些造纸专用的工具。图中所示的造纸方法为中国古代广泛流传采用的抄纸法，抄纸法制造速度较快。

斩竹漂塘：砍下竹子置于水塘浸泡，使纤维充分吸水。可以再加上树皮、麻头、和旧鱼网等植物原料捣碎。 煮楻足火：把碎料煮烂，使纤维分散，直到煮成纸浆。

图中可见大锅中的碎料用大石压住，有助于完全煮烂。 荡料入帘：待纸浆冷却，再使用平板式的竹帘把纸浆捞起，过滤水分，成为纸膜。

此一步骤要有纯熟的技巧，才能捞出厚薄适中、分布均匀的纸膜。 覆帘压纸：捞好的纸膜一张张叠好，用木板压紧，上置重石，将水压出。 透火焙干：把压到半干的纸膜贴在炉火边上烘干，揭下即为成品。

另外在《天工开物》及各种古籍中并未记载但是流传至今、比抄纸法历史更久远的造纸方法为浇纸法。浇纸法主要为傣族、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所小范围采用。与抄纸法相比，浇纸法所制的纸更加粗糙，制造速度更慢。

二、意义与价值

造纸术——尤其是东汉蔡伦改进的造纸术（又称“蔡侯纸”），是书写材料的一次革命，它便于携带，取材广泛不拘泥，推动了中国、阿拉伯、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化发展。

有了文字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很好的载体。古代埃及人利用尼罗河的纸草来记述历史；在古代的欧洲，人们还长时间地利用动物的皮比如羊皮来书写文字；而中国，在造纸术发明以前，甲骨、竹简和绢帛是古代用来供书写、记载的材料。

但是甲骨、竹简都比较笨重，秦始皇一天光阅读奏章，就要整整一车；绢帛虽然轻便，但是成本非常昂贵，也不适于书写。到了汉代，由于西汉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甲骨和竹简已经不能满足发展的需求了，从而促使了书写工具的改进——纸被发明出来了。

造纸是一项重要的化学工艺，纸的发明是中国在人类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上，所做出的一项十分宝贵的贡献，是中国史上的一项重大的成就，对中国历史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造纸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