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仁爱思想是：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

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孔子的政治学说：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遵循等级制，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为治者与被治者。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鲁国，这时周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名存实亡，诸侯间相互争战不断。

社会矛盾的激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些共同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仁”与“礼”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儒家思想高扬“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倡导“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个人健康人格,提出了“舍生取义”的人生最高道德标准,从而打造了全民族的强健精神支柱和充满浩然正气的民族性格,完整地构建了全民族的道德体系,加上儒家“德治爱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仍渗透在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一直是中华民族在人文理想方面的宝贵精神财富

虽然儒家也讲过“无为”,但无论是道家的“无为”还是儒家的“无为”,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效果儒者本身也积极入世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儒家哲学处处体现出积极的“入世”精神,以孔子为突出代表而对于道家哲学来说,虽然老庄派出同源——“道”,但从其与统治阶层关系角度来看,老子哲学与庄子哲学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两个方向：前者是入世的,但后者既不是入世也不是出世,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的游世

春秋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社会等级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一部分原来身为下层贵族的士丧失了贵族身份而沦为庶民,而拥有一技之长的庶民则晋升到士的行列来；另一方面,周天子的权力不断下移,失去了至高无上的权威,诸侯竞相争霸,变王天为私田、变分封为郡县,整个社会处于礼崩乐坏的状态之中孔子这时提出的“克己复礼”、“正名”与仁爱的思想就是为了挽救周王朝的统治,为了维护奴隶社会里的等级秩序“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礼记·礼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儒家关注的是社会、人伦,其思想是完全入世的

从为学的角度来看,孔子从小聪敏好学,他自己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然而,在他的意识里,“入仕”才是他学习的最终目的,也是学习的最大动力,所谓“学而优则仕”,因为他对分崩离析的社会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并想将其施展开来,企图改变现状,这自然就把“志于学”和“志于仕”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孔子为学,其实是为为仕作准备,为其服务

“为学”是修身的过程,是完善个人情志的途径,从而向仁人靠拢自己做好了,可以影响更多的人,然而孔子最想左右的却是君王的思想,想利用其推行自己的“仁政”,从而恢复礼乐秩序有人曾问孔子为什么不做官,他说：“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他的想法是,推行孝顺之道与兄弟友爱,再把这种风气影响到政治上,也算是参与政治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在个人、家庭中提倡“孝悌”、“仁”、“爱”的背后,其实有着更远大的打算即使不能为官,也想从其他方面掺入到国家政治中

从为仕的态度来看,孔子对其的渴望更是明显从孔子周游列国的行径也可以看出,他总是期待进入并干预这个社会,介入国家政治生活,借助君主来实现自己政治抱负子贡问孔子：“有美玉于斯,韫匮而藏诸求善者而沽诸”孔子亟不可待地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借美玉喻己,渴求得到善者（君主）的赏识,其对入世的迫切之情跃然于纸上即使是后来如孟子的儒士,也都在徘徊齐梁之间表现出这种热烈的救国之心由此可知,儒家其实是有着强烈的入世情怀的

从其思想来看,儒家哲学一直是主动、积极地为统治者指出为国之道首先是劝诫君王自己要“仁”,要“德”,进而在国家事务管理上劝导君主实行仁政、德政“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倡导修己安人这些主张在《论语》中是以孔子的口直接讲出来的,即使在统治者面前也不拐弯抹角他恨不得自己就位于高位,快速直接地付诸行动,而不用再“累累如丧家之犬”地游走于各国之间,担忧着遭受迫害的同时又放不下理想,在君王面前费尽口舌

孔子就是怀着这颗澎湃的入世之心而开创了儒学的,后来的学派发展者都无不朝着这个方向向前迈进曾子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是整个儒家学派的共识

此外,孟子主张“仁政”,注重民本与教化的思想,荀子“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的礼乐思想,也无一不体现了治国安邦的政治目的所以说,儒家的思想主要表达了一种协调社会关系以使之和谐的政治主张,其目的乃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统治,维护社会秩序的安稳,是积极的、入世的

而道家同样产生于乱世的背景下,从本质上说来,其目的其实也是为了寻求一条解救动荡混乱的社会的道路《道德经》所讲的就是“君人南面之术”（《汉书·艺文志》）,即告诉君主统治百姓、治理国家的方法与途径,即使谈到了无为、隐逸,仍没有脱离政治空谈隐遁,而是为了达到安邦的目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侯王若能用之, 万物将自化”就是主张侯王应该以“无为” 治国以达到“无不为”的效果,谈的仍是国家；“其政察察, 其民缺缺”（《老子·五十八章》）他反对“食税之多”（《老子·五十七章》)、“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七十七章》）更是直接谈论政事、关心民生问题这些言论思想都体现了道家并非远离政治,而是关心国事,对人民充满了深深的关怀道家虽然对人伦社会表现出超脱,但是其思想在根本上仍是关心人世、关心民生的在这一点上,道家与儒家完全相同,即儒道两家都怀着一颗救世之心,儒道两家的思想都包含了政治哲学的内涵,保持着积极入世精神

儒家采取了直面社会、直击现实的积极行动；而道家则表现得比较消极出世,主要通过哲学表达其在乱世里的救国情怀因此,在行动上,儒家依然是入世的,而道家则是出世的了

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动乱,儒家直接投身于乱世之中,企图通过“人”这一群体的主观努力实现政治的和平在政治上,一方面主张克己复礼,恢复社会等级制度；另一方面,主张统治者实行“仁”政,“为政以德”在社会人际关系上,则推行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仁”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而“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运》) ,则“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 并且,儒家还鼓励人民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来,“学而优则仕”,为国家社稷的建设做贡献由以上可知,儒家的思维空间完全是关乎社会人伦的,主张积极的的入世践行

这种积极的入世践行观还表现在,即使儒家思想在先秦时期未得到统治者的赏识,儒家并没能为官为政,可是他们却依旧不改入世情怀,对社会人生充满关怀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孟子更是毫不逊色,直接扬言“如欲平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毫无逃世退隐之意他们把人生关怀视为己命,躬身践行于社会中,一言一行都体现了爱民忧国的情怀,是谓“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相比之下,道家则恰恰相反,道家选择了明哲保身的避世之法,这就深深地为他们打上了隐逸出世的烙印“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庄子·胠箧》）构建了道家的理想王国,主张国家清静无为,相互之间互不叨扰,这实际上就是以消极避世应对乱世“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写的就是一个隐逸者的态度,因为道家认为人民只有保持着这种隐者式的封闭生活,不交往才可以杜绝纷争,天下才可以太平,企图通过出世的方法维护正常的秩序、社会的安稳

再如,道家主张“绝仁弃义”（《老子·二十章》）“绝学无忧”（《老子·二十章》）这是说躲离政治纷争即无为,是实现社会平和的有效的治国之道 “绝仁弃义”不仅仅是企图说服统治者放弃可以推行仁义的做法,“仁”、“义”代表的更广泛的一层意义是普遍的政治手腕,即“术”“绝仁弃义”意思就是说统治者应该怀着隐逸者那种心态去治理国家,而不是使用“术” ,然后天下能太平而民众置身事外于政治的办法是“绝学”,不学习四书五经直接断绝了进入到政治生活的途径人民不参与政治,君王不耍弄“术”, “ 塞其兑, 闭其门； 挫其锐, 解其纷；和其光, 同其尘”(《老子·五十六章》),这些都体现了道家追求一种隐者式的作风

道家认为统治者的刻意“有为”是社会动荡的根源,“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十八章》）因此,道家认为隐逸式的封闭社会才是最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平和,希望通过消极出世以达到社会和谐的理想

最后,在对待人、自然与社会的态度上,儒家更关注的是人以及现世社会,为入世思想；而道家则侧重于阐发宇宙自然,看上去似乎是出世的,但其哲学阐述最后又都落在了政治层面上,因而实际上也是入世的

道家的思想充满了哲学意味,主要探讨了宇宙本原、福祸相依,柔可以克刚等哲学问题,但是这却是为阐明为政之道而发例如,道家先阐明“道”是宇宙的本原,证明“道”的合法性,但继而转入用“道”治政治“道生之, 德畜之, 长之育之, 亭之毒之, 养之覆之”(《老子·五十一章》) ,“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64 章) ,意思就是“道”能生养万物,统治者对人民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再如,老子先阐明了有无、长短、音声、高下、先后、美丑、刚柔、静躁、荣辱、祸福、奇正等可以对立转化的哲理,尔后把这些哲理应用到政治上来,阐明 “无为”之治道因此,道家是站在哲学的高度上阐释复杂的社会人伦关系

再看儒家,儒家也谈到了宇宙,同样那也是为突显人的价值、宣扬人本位服务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天地之性人为贵”（《孟子·尽心下》）“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孔子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及 “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这些言论都体现了儒家思想对在社会占重要地位的人这个角色是极其关怀的,重视人的现实实践意义此外,儒家还肯定人的享乐追求和对欲望的追求,“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孔子教诲学生的条件,就是让人送他一条干肉

综合以上比较可知,道家思想和儒家都同时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哲学,但是,道家思想比儒家思想站在了一个更高的阶层上——道家思想是世界观,站在哲学的高度去阐释一种理想的治国之道；而儒家思想则是方法论,直面社会现实,针对现实而提出一系列具有强烈务实思想的具体措施因而,道家就显得出世,而儒家往往表现得更为入世然而,即使儒家和道家分别表现出了积极入世与消极出世两种不同的态度与行动,但他们本质上却都是为了寻求一条治国安邦的有效途径,都体现了积极入世的精神,因而说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都是入世的

《道德经》

道教认为天地万物以及人的处世都要按道行事，无论是天道和人道都是柔弱谦下，彼此相容而不害的，因此，学道者应该返本还元，避而不争。

《道德经》述及“不争”思想的地方很多。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句曾经高度概括称“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不争”思想，是与“道”的“柔弱”的特性相联系的。由于道是“柔弱”的，因而“道”也是谦下而不争的。当然，“道”的不争，并非是一种消极逃避，百事退让。因为，《道德经》还称“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六十六章）；“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七十三章）。由此可见，《道德经》中所说的“不争”，是一种“善胜”的“争”，是“天下莫能与之争”的符合天道之“争”。另外，《道德经》还说到老子的“三宝”，即“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六十七章）。这里的三宝，是针对社会存在的“仇恨”、“奢侈”和“争名夺利”的现象而提出的个人道德规范，在治国之策上，他则要求“不尚贤，使民不争”（三章），意思是不尊崇贤才高能，就可以让民众不争夺功名。西汉时的《淮南子·兵略训》称“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群居杂处，分不均，求不淡，则争。争，则强胁弱而勇侵怯”。《诠言训》还指出“善有章则士争名，利有本则民争功”。意思是世人相争是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或因物质财富不足，或因分配不平等，等等。不过在《原道训》中仍然认为“达于道者，不以人易天”，就是说得道的人可以应付外界事物的变化，而内心之中却不能失去按道行事的本性。又称“以其无争于万物也，故莫敢与之争”，则“天下归之，好邪畏之”。

《通玄真经》

即《文子》 认为“好事者，未尝不中；争利者，未尝不穷。善游者溺，善骑者堕，各以所好，反自为祸”，认为过分的追求和争夺，将适值其反，而遭到灾祸。“得在时，不在争；治在道，不在圣。土处下不争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争疾，故去而不迟。是以圣人无执故无失，无为故无败”。就是说地处于低下的位置不争高势，所以平安而无危险。水从高处向下流，不争速度，然而流而不慢。人要有所得，主要是因为有得的时机，而不在人的争利的愿望。治理国家依靠的是道，而不在于是否是圣人。

《老子想尔注》

五斗米道在《老子想尔注》中，继承道家的“不争”思想，称“水善能柔弱，象道。去高就下，避实归虚，常润利万物，终不争，故欲令人法则之也”。人如果仿效水的不争，“终不遇大害”。它认为“人”有二类，一类是圣人，一类是俗人，圣人要处柔弱，“不与俗人争，有争，避之高逝，俗人如何能与之共争乎”？这里的“圣人”与儒家的“圣人”不同，乃指学道之人。《老子想尔注》称：“求长生者，不劳精思求财以养身，不以无功劫君取禄以荣身，不食五味以恣，衣弊履穿，不与俗争，即为后其身也。”

《清静经》

《清静经》有“上士无争，下士好争”之语。杜光庭在为该经作注时认为“争”是为了求得清静。而上士和下士的“争”又是不同的，其区别在于是否“执见”。上士“不执有见”所以“不著于耳目鼻口身意之病，亦不著于咸苦辛甜之味，亦不著于宫商角徵羽之音”，如果“执见”，就是追求“耳目鼻口身意”的享受，就成为“下士好争之理”。人只要能够“不执”而“无争”，就是“清静”。杜光庭另在《道德真经广圣义》中注解“三宝”时称：“慈以法天，泽无不被也；俭以法地，大信不欺也；让以法人，恭谦不争也。此三者，理国之本，立身之基，宝而贵之，故曰三宝”，意思是慈、俭是天道的特性，而不争是人道的特性，三者都是“道之用”也。金代的侯善渊认为“上士”知道天命，“处于无侣太空，天真妙道，寂然不动，无所争讼”，因此，“静室居闲坐，清空任便行”。而“下士好争强”，“动生人我，竞起是非，发于争讼矣”。如果下士能“闭目凝神室，开睛混太阳。自然知古道，心地得清凉”。元代全真道士李道纯在《清静经》的注解中有明显的三教融一思想，认为“遵儒书不争之言，行释经无争之行，此一法出于无法，洞观冥契，是名上士也。下士则不然。”下士好胜，自满自见，做了一点好事，就“矜伐”而“致争”。李道纯认为上士和下士的最大区别在于各有“照心”和“妄心”，要“常灭妄心，不灭照心”。所谓“妄心”就是“一切不止之心”；“照心”即“一切不动之心”。认为“妄想一萌，邪正分；枢机一发，荣辱判，可不勉哉。妄心不止，生种种差别因缘。至于涉秽途，触祸机，落阴趣，未有不始于妄心也”；而“妄念始萌，不自知觉，神为心役，心为物牵，纵三尸之炽盛，为六欲之扰攘，岂得不著物耶。著物之故，贪求心生。既生贪求，即是烦恼”，“所以妄想之心，轮回之根本也。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为妄想心不灭，所以然也”。唐代道士王玄览在《玄珠录》中称“上善若水，水性谦柔，不与物争”，仍然承袭《道德经》的思想，同时，又对如何实现“不争”，提出了“行者之用，处物无违，于中万施，详之以遇”的要求，即接触事物要审慎，不可逾限。他认为：“智莫过实，行莫过力，则能互相优养，各得其全。若过则费而且伤，大者伤命，小者成灾。”结果“违天背道，法所不容”。因此“不争”就是要“适足”，这才是“用天之德”。金元全真道的一些高道都将“不争”作为全性保真的重要的行为规范。

王重阳的弟子刘处玄在他的《仙乐集》的《五言绝句颂》中，反复颂赞“不争”，称“善觉不争空，忘尘见道功”，“大悟不争空，至明万事容”，“得道不争空，混尘众垢容”，“坚志不争空，真明万慧通”，“世外不争空，身青如万松”，“无争道性强，保命浊情忘。永免轮回苦，真归蓬岛乡”等等。刘处玄还认为：“上士无争，应物常平。不贪外宝，道合真灵。理明正教，敬信来听。方圆随顺，救死哀生。有心忘世，无意生荣。六铢无赐，换却伪形。完全功行，胜殢声名。了真归去，朝现三清。”他对于“不争”的要求就是“应物常平”，同王玄览的“于中万施”一脉相承，但是刘处玄从全真道的“绝欲”出发，进一步提出“有心忘世，无意生荣”，只求“了真归去，朝现三清”。

元以后的全真道士都以不争名利同超脱生死相联系，洞明子《西云集》中有《示众》诗，其中二首意在警戒世人“不争”名利。一曰：“日夜经营名利事，朝昏整顿幻躯身。直饶紫绶金华贵，争及无名闲道人。”一曰：“生死途中人度岁，轮回路上客流年。可怜错把身心用，不学长生久视仙。”认为把身心耗费在“名利”和“幻躯”上，就脱离不了生死轮回的苦难。只有做个“无名闲道人”，才能“长生久视”，羽化登仙。道士姬志真的《警世》诗说得更为透彻明白，诗道：“春去秋来不暂停，两轮催促太无情。蜗牛角上争名利，石火星中寄死生。阎老判句难抵当，酆都决去没期程。有条坦坦分明道，争奈迷人不肯行。”争名争利的人都是走向地狱的“迷人”。只有抛弃名利才能走上长生的“坦坦分明道”。

“不争”在道教规戒中也成为道士的一项行为规范。《老君二十七戒》，分道戒为上中下三行，要求行无为，行柔弱，行守雌勿先动，行知足等。每行各有九戒，明确规定：“戒勿与人争，曲直得失，避之”。并且称“九行”（二十七戒）备者神仙，六行（十八戒）备者寿，三行（九戒）备者增年”。

一、以仁为本的战争观

　　这一思想大约形成在奴隶社会的初期，到奴隶社会的末期基本成熟。以仁为本的战争观，主要包括两层含义：　1、战争支柱——以仁为本。《司马法·仁本第一》开宗明义：“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为正。正不获意则权。”仁者使人亲，义者使人悦。此二者，才是战斗力的凝聚核，才是赢得战争胜利的基础。　2、战争准则——师出有名。《礼记·檀弓下》主张“师必有名”，认为师出无名，必将遭到众人的反对，定成败局。

二、“不战则已，战则必胜”的指导原则

　　1、重站思想。《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大声疾呼：“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认为战争是关系到国家民众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不能不认真研究和对待。　2、慎战思想。即慎重对待战争，不轻易言战。《孙子兵法》中这样写道：“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　3、备战思想。其意就是未雨绸缪。孙子受当时形势的影响和思想的熏陶，提出了必须重视备战的思想，并告诫人们思想上时刻不要忘记战备，做到“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4、善战思想。就是要会用兵打仗。　一是注重以“道”为首要因素的多因素制胜论。“道”就是政治，是“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当然，在注重道的同时，其他四个“天、地、将、法”因素也不可忽视。　二是庙算制胜论。庙算，是古代开战前在庙堂举行军事会议，商讨与谋划战争的一种方式。《孙子兵法》主张战前要算，要对战争全局进行计划和筹划，定出可行的战略方针。　三是“诡道”制胜论。《孙子兵法》里讲道：“兵者，诡道也”。因此，他提出了“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的诡道之法，进而达到“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目的。

三、“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战争指导思想

　　《孙子兵法·谋攻篇》中写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这不仅仅对战争有指导意义，而且对政治、外交、经济乃至工作生活都有一定帮助。

四、“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

　　自古以来，战争的直接目的就在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最高和最理想的目标就是以“全”争胜——“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中指出：“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因此，“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站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五、因情用兵的作战思想

　　其主要表现在：“致人而不制于人”，夺取主动权。强调的就是要根据战场的具体情况，灵活且有针对性的采取制胜方法。

六、孙子在用兵上强调奇正

　　他说：“凡战者，以正合（合力攻击），以奇胜（奇兵制胜）”。奇正是我国古代一对重要的军事矛盾，历代兵家多有阐述和运用。奇正的含义广泛，一般说来，常法为正，变法为奇。分而言之：在兵力使用上，守备、钳制的为正兵，机动突击的为奇兵；在作战方式上，正面进攻、明攻的为正兵，迂回、侧击、偷袭的为奇兵；在作战方法上，按一般原则作战的为正兵，采取特殊战法的为奇兵。奇正充分体现了用兵的机动灵活性，出奇制胜的高妙之处，在于攻击敌人无备与虚弱之处。

七、选贤任能的用将之道

　　选贤任能，不仅是古人的用人之方，也是用将之道。　1、重将思想。《投笔肤谈·军势第七》指出：“三军之势，莫重于将”。并且认为，“大将，心也。士卒，四肢百骸也”。我们现代所说的“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2、选将思想。在古代，选将标准有五，《孙子兵法·计篇》中明确提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3、用将思想。古人认为，将帅使用的原则，就是信任和放手。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出现，使得我国传统文化包罗万象。数千年的演变与沉淀，让古代思想文化一步步深邃，而历史长河出现的典籍中，我认为最能代表古代思想文化精髓的典籍莫过于《红楼梦》。

红楼梦从第二回就借着冷子兴的口讲述了四大家族的背景。四大家族之间互相结下姻亲，涉及社会的各个阶层，有在朝为官的，有为皇家经商的，有在天子脚下做官的，也有外派的。可谓是林林总总，但又互相牵连。一家荣则四家具荣，一家损则四家具损。这便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家族文化精髓的展现。

家族内部与家族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休戚与共。比如贾家到了贾宝玉一代，靠的是在宫中做贵妃的元春。而薛家虽然贵为皇商，但一代不如一代，只能依靠中表之亲的贾家，将薛宝钗嫁给贾宝玉做维系。

《红楼梦》中有大量的诗词展现，无论是第五回中金陵十二钗的判词，还是大观园里众**结诗社做下的诗词，亦或是贾宝玉奉命所做的文章，都是传统文学艺术的展现。曹雪芹站在不同的人物立场上所写的诗词也同样千差万别，比如林黛玉因为父母双亡，所做的诗词都已抒写愁绪居多；而探春生性爽朗，下笔自然也是意气风发。

宗教在传统文化中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在《红楼梦》中同样有一定分量。有一心沉迷修道的贾敬，有时常去庙里打醮的贾母，还有代发修行的妙玉，也有最后遁入空门万念俱灰的惜春与黛玉。这都说明宗教渗透在古代中国的日常生活中。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精粹，它所蕴含的文化精髓并非三言两语能说清，值得后人反复品鉴。

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

儒家思想内容丰富，从个体来讲有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等德目，为历代儒客尊崇。

儒家思想核心，是仁义礼智圣德性论“五行”思想；就社会而言，是德道思想，即博爱、厚生，公平（涵盖“中”）、正义（涵盖“正”），诚实、守信，革故、鼎新，文明、和谐，民主、法治等，它是我们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基石。

儒家注重“人道大伦”

儒家，注重“人道大伦”，希望推衍“爱与敬”。儒家中道思想注重以人为本，以人性为主体，儒家是孔子所创立、孟子所发展、荀子所集其大成，之后延绵不断，为历代儒客推崇，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学术流派。

儒家原先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一，其创始人是孔子。儒家在先秦时期和诸子百家地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