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论语》

《论语》是中国春秋时期一部语录体散文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

2、《中庸》

《中庸》是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原是《小戴礼记》第三十一篇，作者现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子思及其弟子多人所作。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由儒家学者在战国写成。

宋朝学者对《中庸》非常推崇，而将其从《礼记》中抽出独立成书，朱熹则将其与《论语》、《孟子》、《大学》合编为《四书》

3、《史记》

《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4、《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早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约2300年。

被誉为“兵学圣典”。共有六千字左右，一共十三篇。作者为春秋时祖籍齐国乐安的吴国将军孙武。《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

5、《山海经》

《山海经》是中国一部记述古代志怪的古籍，大体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的楚国或巴蜀人所作。也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奇书。该书作者不详。

古人认为该书是“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杂录《庄》、《列》 、《离骚》 、《周书》、《晋乘》以成者” 。现代学者也均认为成书并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

以上这五种都是我们中国的古代著名的几部书籍这几部书籍讲的都是我们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人情的一些事迹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

江南，字面上的含义为江的南面。但作为一个典型的历史地理概念，江南本意指长江以南的地区。在古代，江南往往代表着繁荣发达的文化教育和美丽富庶的水乡，区域大致划分为长江中下游南岸的地区。江南，它代表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与希望。但是，关于江南一词的定义及其运用，古今中外学者从未统一过。另外，还有江南文化、四大名楼、12风物和名为江南的名人、音乐专辑及歌曲等。

在历史上，“江南”一直是个不断变化、富有伸缩性的地域概念，在今天有关“江南”的所有研究论著中，它也从未有统一的定义和标准。

“江南”的含义在古代文献中是变化多样的。它常是一个与“江北”、“中原”等区域概念相并立的词，且含糊不清。从历史上看，江南既是一个自然地理区域，也是一个社会政治区域。

江南有三重涵义：一是自然地理的江南，即长江以南；二是行政地理的江南，唐代设置江南道，宋代有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清代有江南省，江南的概念历代都有所变化；三是文化江南，在近代以前，基本与唐代江南道的概念一致。

江南随着历史的发展重要性日益凸显。六朝之江南是江南之江南，明清时之江南是中国之江南，近代以来的江南则成为世界之江南。

《江南春》中“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描写的南京自然是江南的代表；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不可否认，有着“堆金积玉地，温柔富贵乡”美名的苏杭也的确是江南的重要部分。

江南含义的历史变迁

在“二十四史”中，最早出现“江南”的记载是《史记·五帝本纪》：“舜……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这里所言“江南”的意义实在太浮泛了。

到秦汉时期，“江南”的含义略显明确，主要指的是今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即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史记·秦本纪》中说：“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黔中郡在今湖南西部。由此可见当时“江南”的范围之大。但据《史记·五帝本纪》，可知其南界一直达到南岭一线。由于江南涵指了湖南、湖北之地，所以王莽时曾改夷道县(今湖北宜都)为江南县。在汉代人的概念中，江南已经十分宽广，包括了豫章郡、丹阳郡及会稽郡北部，相当于今天的江西、安徽及江苏南部地区。以会稽郡北部为“江南”的概念由此产生。当然，在两汉时期，洞庭湖南北地区应是江南的主体，而这一地区又属荆州的范围，所以东汉人常以荆州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北距长江很远的襄阳，概指“江南”。《后汉书·刘表传》载“江南宗贼大盛……唯江夏贼张庄、陈坐拥兵据襄阳城，表使越与庞季往譬之，及降。江南悉平”。其中的“江南”说的就是这一地区。至隋代，“江南”也被用作《禹贡》中“扬州”的同义词，但实际上“江南”还有江汉以南、江淮以北的意思。①因此，《史记·货殖列传》中关于“江南豫章、长沙”与“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描述，在清代人看来，都属湖广、江西地区；而《项羽本纪》云“江东虽小，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中的“江东”，事实上就是清人心目中的“江南”。②江南

较为明确的江南概念应当是从唐代开始的。贞观元年(627年)分天下为十道，江南道的范围完全处于长江以南，自湖南西部以东直至海滨，是秦汉以来最为名副其实的江南地区。显然，这个江南道的范围实在太过广泛，在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朝廷将江南道细分为江南东、西两道和黔中道三部分。唐代对于“江南”一语的用法，常常超出长江以南的范围。韩愈所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的“江南”，其实是指江淮以南、南岭以北的整个东南地区。江南东道(简称江东道)，包括了浙江、福建二省以及江苏、安徽二省的南部地区。唐代中期，又将江南东道细分为浙西、浙东、宣歙、福建四个观察使辖区。其中的浙西地区完全吻合了以后人们对于江南的印象，包括苏州(含明清时的松江、嘉兴二府地区)、湖州、常州的全部及润州、杭州的各一部分。所以明清时江南的核心地区，在唐代仍是用“江东”来表示的。当然，那时江南最确切的含义是指长江以南地区。该地区的繁盛富庶，在唐代就已出现了。北宋朝廷为了财政的管理方便，设置了转运使“路”。至道三年(997年)，全国被分为十五路。唐代的江南东道在此时分为两浙路、福建路、江南东路。③两浙路则包容了以后江南的核心地域，相当于今天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及浙江全境，也是狭义上的江南。

① 参见周振鹤：《释江南》，载《中华文史论丛》第4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另见周振鹤：《随无涯之旅》，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24--334页。

② [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一《江南》，上海书店1983年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复印本，第245页。

③ 参见周振鹤：《释江南》，载《中华文史论丛》第49辑。

从元代开始的官修地理志中，“江南”一词还有被用于行政区划的。如清代所谓的“江南”，主要指的是今天长江以北的江苏、安徽两省地区。但经济意义上的“江南”越来越明确地转指传统的浙西、吴或三吴地区。明代已经将苏、松、常、嘉、湖五府列为“江南”经常性的表述对象，因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已在全国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且备受国家倚重。嘉靖年间的嘉兴府海盐县人郑晓，就是以这些地区来论述江南的。①所以后来有人建议在最为富庶的苏南浙西地区设立专门的行政区，并置督抚专治，称作“江南腹心”。②明清笔记小说中的江南，一般就是指这一地区。有的甚至表示杭、嘉、湖、苏、松、常、镇七府就是所谓的“江南”。③

当然，明清人对“江南”一词的运用还是相当随便的。在他们的意识中，只要与这些地方有关联的，就可指为“江南”，丝毫不会注意有什么界域存在。

① [明]郑晓：《今言》卷三，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9页。

② [明]卢泾才：《上史大司马东南权议四策》，载[明]冯梦龙编撰：《甲申纪事》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影印本。明末清初人顾炎武在其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民国二十五年涵芬楼影印昆山图书馆藏稿本)原编第十一册“浙江上”中所述的相同内容，显系直录卢氏原文。

③ [清]东鲁古狂生：《醉醒石》第八回“假虎威古玩流殃，奋鹰击书生仗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

当代学者论著中的“江南”

就是在今天，学术界对于江南的界定，也常有歧异。

从傅衣凌等学界前辈研究江南伊始，一大批关于江南的论著从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环境甚至地质构造等各个方面展开了详细的讨论。傅衣凌的《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①、《明清农村社会经济》②、《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③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④，尽管所论多涉江南地区，但尚未对江南作出一个明确的界定。

较早对江南的含义提出讨论的是王家范，在他早期关于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的研究中，认为至迟在明代，苏松常、杭嘉湖地区就已是一个有着内在经济联系和共同点的区域整体，官方文书和私人著述中往往也将五府乃至七府并称，因此，最早的江南经济区(严格地说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事实上已经初步形成，而且这个经济区当时是以苏、杭为中心城市(苏州是中心的中心)，构成了都会、府县城、乡镇、村市等多级层次的市场网络。⑤刘石吉在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表示，江南是指长江以南属于江苏省的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和太仓直隶州，以及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地区。⑥洪焕椿、罗仑主编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书，也对江南下了一个定义：主要是指长江三角洲地区，在明清时期即为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地区，是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三角地区。⑦陈忠平在研究明清江南市镇时，将江南的地域范围界定为长江以南的苏州(含清

①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出版社(北京)1961年版。

③ 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④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⑤ 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一期，第74—84页。

⑥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⑦ 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6页。

代析出的太仓直隶州地区)、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各府所属52个州、县、厅，而各行政单位的区划及其名称一般以清中期为准。①樊树志的《明清江南市镇探微》，所论仅涉苏、松、杭、嘉、湖五府，但统计市镇分布的附表，则广及应天、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金华、太平、宁国、池州、徽州诸地，涵盖了今天江、浙、沪、皖四省市。②徐新吾等对江南土布史的研究，基本上以松江府为中心，旁及常州、苏州、嘉兴、杭州、宁波各府的部分地区，长江以北的南通因手工业比较发达，且在供销方面与江南地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也被纳入江南的范围。③这个江南的范围显然也很大。范金民对江南丝绸、商业史的研究，地域范围出现了收缩，但很明确，即北界长江，南临杭州湾，东濒大海，太湖镶嵌其中，基本上就是一个长江三角洲，包括今天的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上海、嘉兴、湖州和杭州，面积达4万多平方公里。④钱杭、承载所著的《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对江南的划定则更广，包括了明代南直隶的14府4州、浙江布政使司的11府和江西布政使司的13府，清代是江苏、浙江、江西三省。⑤陈学文的《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⑥和《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

① 陈忠平：《论明清江南农村生产的多样化发展》，载《中国农史》1989年第三期，第1—10页。

② 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③ 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④ 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93年版；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⑤ 钱杭、承载：《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⑥ 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北京)1993年版。

与市场网络》①，明确表示讨论的是“狭义的江南地区”或“太湖流域”，范围当以苏、松、常、杭、嘉、湖六府为最合理。

此外，包伟民主编的《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②，蒋兆武的《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史研究》③，李伯重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④，等等，涉及的江南都未超出上述地区。

国外学者对“江南”的理解

在国外学者(主要是日本学者)中，对江南的定义普遍倾向于“江南三角洲地区”一词。从今天的行政区划看，它涉及的范围主要以苏州、上海、常州、嘉兴和湖州地区为主。

黄宗智关于长江三角洲的研究，除了将长江北岸的通州地区纳入这一区域外，没有再作突破。⑤斯波义信讨论的江南范围却相当广泛，包括了宋代长江下游的袁州、徽州、杭州、绍兴、湖州、明州等许多地区。⑥森正夫早期关于荒政与地主佃户关系的著名研究，其论述的地域范围完全限于江南的东部地区，即苏州、松江、太仓与嘉兴。⑦在他后来的研究中，

① 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② 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t949)》，知识出版社(北京)1998年版。

③ 蒋兆武：《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④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⑤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⑥ [日]斯波义信著，方健、何忠礼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⑦ [日]森正夫：《十六一十八世纪にぉけゐ荒政と地主佃户关系》，载《东洋史研究》27．4：69—111．1969。

范围有所扩展，以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作为探讨江南的主题①；在江南市镇的研究方面，也未出这五府范围，不过冠之以“江南三角洲”之名。②滨岛敦俊关于江南农村社会的研究相当著名，对江南的定义十分明确。他认为，所谓“江南”，是指南直隶的苏州、松江、常州三府与浙江的嘉兴、湖州二府，也就是太湖周边五府的领域。③其后，北田英人则是完全将江南称作“江南三角州”，范围与滨岛敦俊的定义相仿。④海津正伦的观点与此接近，也具有浓厚的地理学味道，在地域范围上有所扩大，加进了镇江府。⑤近来川胜守关于江南的研究，较为引人注目。他的新著《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所述“江南”包括了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镇江六府，在范围上又有所拓展。⑥

从总体上看，日本学者对于江南的认识，基本上集中于苏、松、常、嘉、湖、太五府一州之地。在他们看来，这才是江南的核心，或者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江南。

江南概念的厘定

中外学者对于江南的探讨，时段大多集中于明清时期，这不但体现了中外学者个人的学术兴趣，更体现了明清江南地区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他们的论著中，江南的地域概念是不统一的，涉及到江南地区时，或语焉不详，或论述各异，自然也不会有概念意义上的共识。

① [日]森正夫：《明代江南土地制度の研究》，同朋舍，1988年。

② [日]森正夫编：《江南デルタ市镇研究——历史学と地理学からの接近》，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年。

③ [日]滨岛敦俊：《明代江南农村社会の研究》，束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

④ [日]北田英人：《八—一三世纪江南の潮七水利·农业》，载《东洋史研究》第四十七卷第四号，平成元年三月三十一日发行；《“宋元明清期中国江南三角州の农业の进化工农村手工业の発展に関する研究”研究成果报告书》，1988年。

⑤ [日]海津正伦：《中国江南デルタの地形形成》，载《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107号·史学36，1990年。

⑥ [日]川胜守：《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空间工社会形成の历史学》，汲古书院．1999年。

为此，李伯重对“江南”概念曾作过一个比较科学的界定。他指出，对江南的地域范围作界定，在标准上不但要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而且在人们的心目中应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据此，江南的合理范围应当包括今天的苏南浙北，即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后来由苏州府划出的太仓直隶州；这八府一州之地不但在内部生态条件上具有统一性，同属于太湖水系，在经济方面的相互联系也十分紧密，而且其外围有天然屏障与邻近地区形成了明显的分隔。①这与刘石吉在《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一书中的界定，基本一致。②但在另外一篇文章《“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中，李伯重又回到了地理学中的江南概念，即江南平原或太湖平原地区，范围大致涵盖了宋代浙西路的平江府(苏州)、常州、秀州(嘉兴府)、湖州与江阴军。③在后来学者们关于传统市场的探讨中，涉及江南的大多受到了李伯重的影响，采用他的观点，将江南定义为上述八府一州之地。④

李伯重对江南概念的界定，同样也为本书的区域界定提供丁有益的启不。

① 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一期，第100—105、107页。

②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

③ 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一期，第177—192页。

④ 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成熟形态的探讨——江南地区市场研究的学术史回顾》，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十期，第12—21页。

　　古都长安

　　1、历史地位：

　　长安，意为“长治久安”，现今西安城的旧称，是我国七大古都之首。与开罗、雅典、罗马并称“世界四大古都”。

　　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10世纪左右，先后有周、秦、西汉、隋、唐等13个朝代或政权在长安建都及建立政权，历时1100余年。 在长达千余年的历史中，长安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其辉煌的历史闻名于世。并历来为地方行政机关——州、郡、府、路、省的治所。

　　明代洪武二年（1369年）将长安改为“西安府”，并在唐长安城皇城的基础上，修建了城墙，奠定了今日西安城区的风貌。

　　2、汉唐长安：

　　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置县，七年，定都于此。

　　汉长安是在秦咸阳遗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史记》：“汉长安，秦咸阳也”，张衡《西京赋》云：西汉长安“乃览秦制，跨周法”，《三辅黄图·序》也云：“武昭，治咸阳，因以汉都”。

　　《旧唐书 地理志》说：“京师，故秦之咸阳，汉之长安也。” 秦咸阳从惠文王以后，就不断向南扩展，在渭河以南修建了章台、兴乐宫、甘泉宫、信宫、阿房宫及七庙等建筑。刘邦夺得天下后，经娄敬、张良等的劝说，建都长安。先修缮秦的兴乐宫而改为长乐宫，然后在秦章台基础上建未央宫；惠帝时筑城墙，并建东西市；武帝时建光明宫、桂宫、北宫、建章宫，汉长安初具规模。即汉长安城是在秦都咸阳基础上建立的，说明在都城选址上是汉承秦制的。 汉朝宫阙均在今西安市汉城保护区内，位于北二环以北，而汉代的武帝文帝景帝陵墓，在今咸阳市境内。

　　此后西汉、东汉（献帝初）、西晋（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皆定都于此，东汉、三国·魏、五代·唐皆以此为陪都。西汉末绿林、赤眉，唐末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曾建都于此。汉唐时代，又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心。西汉时城内有专为外人而设的居住区，唐侨居的外人，来自亚洲各地，远至波斯、大食，多时数以万计。

　　隋开皇二年（582）在汉长安城东南建新都大兴城，入唐后改称长安，仍为都城，仅作了局部修建和扩充。唐长安城唐长安城鸟瞰复原图周长达3556公里，面积约84平方公里，是现在西安城面积的97倍，汉长安城的24倍，北魏洛阳城的12倍，隋唐洛阳城的18倍，元大都的17倍，明南京城的19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公元447年所修君士坦丁堡的7倍，公元800年所修巴格达的6．2倍，古代罗马城的7倍。至盛唐，长安为当时规模最大、最为繁华的国际都市。

　　唐长安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唐长安的人口中，除居民、皇族、达官贵人、兵士、奴仆杂役、佛道僧尼、少数民族外，外国的商人、使者、留学生、留学僧等总数不下3万人。当时来长安与唐通使的国家、地区多达300个。唐的科技文化、政治制度、饮食风尚等从长安传播至世界各地。另外，西方文化通过唐长安城消化再创造后又辗转传至周边的日本、朝鲜、缅甸等国家和地区。唐长安成为世界西方和东方商业、文化交流的汇集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大都会。

　　唐长安城由外郭城、宫城、皇城3部分构成，总面积80多平方公里。外郭城平面长方形，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17米，周长367公里。每面有3座城门，除南面正门明德门为5个门道外，其余皆为3个门道。宫城位于廓城北部中央，平面长方形、南北1492米，东西2820米。中部为太极宫（隋大兴宫），正殿为太极殿（隋大兴殿）。东为皇太子东宫，西为宫人所居的掖庭宫。皇城接宫城之南，有东西街7条，南北街5条，左宗庙，右社稷，并设有中央衙署及附属机构。后来，李世民为其父所修避暑的大明宫，李隆基时又把自己当临淄王时的王府改扩建成了兴庆宫，三座宫殿合称三大内。

　　长安城以宽达155米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11条南北向的大街和14条东西向的大街,把外郭城划分为100多个整齐划一的里坊。

　　古都洛阳

　　洛阳（英译：Loyang 汉语拼音：luòyáng）

　　历史用名：（“洛邑”“雒邑”“雒阳”“成周”“新大邑”“神都”“雒京”“中京”）等。

　　洛阳位于河南省西部、黄河南岸。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世界“四大圣城(耶路撒冷、麦加、洛阳、雅典)”之一、是“丝绸之路”（洛阳、西安）起始点之一、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被命名为“神都”的城市、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早、建都时间最长的城市、也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感动世界的中国品牌城市”。洛阳因地处古洛水之北岸而得名。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洛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永怀河洛间，煌煌祖宗业”。中国古代伏羲、女娲、黄帝、帝喾、唐尧、虞舜、夏禹等神话，多传于此。帝喾都亳邑，夏太康迁都斟鄩，商汤定都西亳；武王伐纣，八百诸侯会孟津；周公辅政，迁九鼎于洛邑。平王东迁，高祖都洛，光武中兴，魏晋相禅，孝文改制，隋唐盛世，后梁唐晋，相因沿袭，共十三个王朝。汉魏以后，洛阳逐渐成为国际大都市。“崤函帝宅，河洛王国”，洛阳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内，曾经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亦是道路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

　　西周初期，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大公路网，洛阳是其中心，驰道驿路，其直如矢，无远不达；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在洛阳建都，下令开凿大运河，至此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北、东南辐射总长达2000多公里的南北水运网；

　　洛阳是中华文化的读本。史学考证知，文明首萌于此，道学肇始于此，儒学渊源于此，经学兴盛于此，佛学首传于此，玄学形成于此，理学寻源于此。圣贤云集，人文荟萃。洛阳还是姓氏主根、客家之根。

　　中华民族最早的历史文献“河图洛书”就出自洛阳。被奉为“人文之祖”的伏羲氏，根据河图和洛书画成了八卦和九畴。从此，周公“制礼作乐”，老子著述文章，孔子入周问礼，班固在这里写出了中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司马光在这里完成了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程颐、程颢开创宋代理学，著名的“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金谷二十四友”曾云集此地，谱写华彩篇章，左思一篇《三都赋》，曾使“洛阳纸贵”，张衡发明地动仪，蔡伦造纸，马钧发明翻车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化和河洛文明，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源头，构成了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别注释： 洛阳的历史上的情况比较复杂，容易引起误解。 1 商、周、汉、魏诸朝都有多次迁都的历史，洛阳是其中的一个。2 出于战略上和经济上的需要，一些巨大王朝会设立陪都，例如唐，举世公认其首都为长安，洛阳之所以称为其都，是因为唐代统治者定洛阳为其行宫和巡幸之地，并与长安享有相同建制，而部分皇帝更长时间留在此地，故有“东都洛阳”之称。虽然在对整个皇朝之影响和地位上不能和长安相提并论，但毕竟有别于一般的地方行政单位。

　　十三朝古都

　　朝代 名称 都城位置 所居帝王 建都时间

　　夏 斟鄩 偃师二里头 太康、仲康、孔甲、帝皋、夏桀 前2070年—前1600年

　　商 西亳 偃师尸乡沟 商汤、外丙、仲壬、太甲等 前1600年—前1046年

　　西周 洛邑、成周 瀍河两岸 成王、康王、昭王、穆王等 前1046年—前771年

　　东周 洛邑 王城（涧河两岸） 平王至赧王，共25王 前771年—前256年

　　东汉 雒阳 汉魏故城 光武帝至献帝，共12帝 25年—190年

　　曹魏 洛阳 汉魏故城 文帝至元帝，共5帝 221年—265年

　　西晋 洛阳 汉魏故城 武帝至愍帝，共4帝 265年—313年

　　北魏 洛阳 汉魏故城 孝文帝至孝武帝 共七帝 493年—534年

　　隋朝 东都 隋唐故城 炀帝、恭帝 606年—618年

　　武周 神都 隋唐故城 武则天 公元690年-905年

　　后梁 西都 隋唐故城 太祖、郢帝、末帝 909年—913年

　　后唐 东都 隋唐故城 庄宗、明宗、闵帝、末帝 923年—936年

　　后晋 西京 隋唐故城 高祖 936年—938年（约2年）。

　　洛阳，从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开始、先后有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十三个”朝代在此建都，是中国建都最早，朝代最多，历史最长的都城。

　　十五朝古都

　　“十三朝”古都是官方一直沿用的说法，但根据史书记载和考古发现，最确切的说法是在“十三朝古都”的基础上加上西汉、武周两个朝代的都城，这是目前学者普遍认可和接受的事实。

　　十七朝古都

　　在“十五朝古都”基础之上加上北宋、民国两个朝代。

　　三十一个朝代依史书记载和依建都时间，洛阳先后有帝喾、夏、商、西周、东周、战国韩、秦末河南王、西汉、更始、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李魏、郑、唐、武周、燕、后梁、后唐、后晋、中华民国等二十三个政权，同时加上新莽、后赵、东魏、北周、后汉、后周、北宋、金等八个陪都政权，因此共有三十一个政权。所以，无论从建都的朝代，或者是从政权的数量，洛阳都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最早、朝代最多、时间最长的都城。注释：

　　1公元前202年二月初三，刘邦在定陶称帝，史称西汉或前汉。刘邦称帝的当月，从定陶来到洛阳。《资治通鉴》记载：“帝置酒洛阳南宫。”评功论赏，文臣武将，皆大欢喜，遂定都洛阳。五月间，齐人娄敬路过洛阳，劝说刘邦迁都长安。经过一场辩论，刘邦才决定将都城西迁至长安。

　　2 洛阳曾经是中华民国的陪都，“一·二八”淞沪之战和八年抗战中,曾两次迁都,前一次迁洛阳为“行都”,第二次迁重庆为“陪都”,南京作为中华民国法定首都的地位不改。

　　北京

　　建于1420年的天坛是北京最为著名的古迹之一早在七十万年前，北京周口店地区就出现了原始人群部落“北京人”。而北京建城也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公元前1045年北京成为蓟、燕等诸侯国的都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北京一直是中国北方重镇和地方中心；自公元938年以来，北京又先后成为辽陪都、金上都、元大都、明、清国都。1949年10月1日正式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

　　距今70万年，北京猿人生活在北京西南郊周口店的山洞里，北京是人类发源地之一。

　　北京最早见于文献的名称叫做蓟。公元前十一世纪时，蓟国是统治中国北方的西周王朝的一个分封国。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中期，位于蓟国西南面的另一个封国燕，吞没了蓟，并迁都于蓟城。从这时起，直到公元前226年燕国被强大的秦国所灭，蓟城一直是燕的都城。据考古学家考证，当年的蓟城就在现北京城区的西南部。

　　公元938年，蓟城成为辽的陪都。辽是崛起于中国东北方的少数民族契丹人建立的。因为蓟位于它所辖的疆域的南部，所以改称南京，又叫燕京。一个多世纪以后，另一个少数民族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将辽灭亡，并于1153年迁都燕京，改名中都。1214年，金朝因受到新兴的蒙古族军队的进攻，被迫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第二年蒙古铁骑入占中都。1267年，蒙古族首领忽必烈下令在中都城的东北郊筑建新城。四年后这位首领即在兴建中的都城内登上皇帝的宝座，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元朝。1276年新城全部建成，这便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称之为“世界莫能与比”的元大都。从此，北京取代了长安、洛阳、汴梁等古都的地位，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并延续到明、清两代。1911年10月10日，中国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第二年二月清帝被迫宣告退位。至此，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溃亡，北京作为帝都的历史到此结束。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中国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出任，首都迁至北京。

　　在此后的30多年里，北京历经苦难：先是连年不断的军阀战争，使当年的帝都变得衰微破败；1937年日本侵略军侵入，古城在血与火中苦熬了8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管这座城市。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成为新生的共和国的首都。

　　市名

　　北京在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称谓，大致算起来有二十多个别称：蓟（公元前11世纪）、幽州（最早见于《尚书·舜典》）、幽都（唐代）、南京（五代时，公元938年）、燕山（北宋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中都（公元1153年）、大兴（金代）、大都（元九年，公元1272年）、汗八里（元时）、北平（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北京（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京师（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此外还有：蓟城、燕都、燕京、京城、汗城、宛平。前人一般用“京师”来称呼北京。此外，北京的别称还有长安、春明、日下、帝京、京邑、京国、京华等。北京历史上除了用过上述名称外，还有秦汉之时，北京曾是广阳郡的治所；隋大业年间，曾是涿郡的治所；唐天宝年间，曾是范阳郡的治所；辽代时曾是析津府的治所；明清之时，曾是顺天府的治所，于是广阳、涿郡、范阳、析津和顺天府也成了北京的别称。

　　文化艺术

　　冰糖葫芦:从800年前的宋代流传至今的美食北京是有着三千年历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北京在历史上曾为五代都城，在从辽朝起的800多年里，建造了许多宏伟壮丽的宫廷建筑，使北京成为我国拥有帝王宫殿、园林、庙坛和陵墓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城市。其中北京故宫又称紫禁城，这里原为明、清两代的皇宫，住过24个皇帝，建筑宏伟壮观，完美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古典风格和东方格调，是我国乃至全世界现存最大的宫殿，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天坛以其布局合理、构筑精妙而扬名中外，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和“祈谷”的地方，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古代祭祀性建筑群，也是世界建筑艺术的宝贵遗产。颐和园是北京著名的旅游景点圆明园是我国最有名的皇家园林，园中山青水绿，在中外园林史上享有盛誉，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被誉为“万园之园”。明十三陵是北京最大的皇家陵寝墓群，内有明代13个皇帝的陵墓，尤其是现代发掘的明定陵，规模浩大，极为壮观。

　　传统文化

　　庙宇

　　北京的宗教寺庙遍布京城，现存著名的有：佛教的法源寺、潭柘寺、戒台寺、云居寺、八大处等。道教的白云观等。伊斯兰教的北京牛街礼拜寺等。藏传佛教（喇嘛教）的雍和宫等，天主教西什库天主堂、王府井天主堂等。基督教的缸瓦市教堂、崇文门教堂等。

　　胡同

　　胡同是最具北京特色的民居之一，最早起源于元朝，“胡同”一词在蒙古语中是“小街巷”的意思。北京的大小胡同星罗棋布，数目达到7000余条，每条都有一段掌故传说。胡同的名称五花八门，有的以人物命名，如文丞相胡同；有的以市场、商品命名，如金鱼胡同；有的以北京土语命名，如闷葫芦罐胡同等。经调查，北京最古老的胡同是三庙街，至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最长的胡同就是东西交民巷，全长65里；最短的胡同，长不过十几米；最窄的胡同要数前门大栅栏地区的钱市胡同，宽仅07米；而位于东城区的南锣鼓巷，现在已经成为北京八条特色商业街之一。

　　四合院

　　四合院就是东南西北四面建房，合围出一个院子，院子的外墙又组成了胡同的边墙。院内北房为正房，东西两侧为厢房，除大门外，没有窗户或通道与胡同相连。四合院里宁静、封闭，是老北京的传统民居。散落在市区的名人故居和王府一般都是比较正宗的四合院，如前海西街的恭王府。近年来北京的高楼大厦越建越多，四合院已经不多见了，现在只有在二环路里还有两片较完整的四合院区。

　　中轴线

　　北京中轴线是指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北京的城市规划具有以宫城为中心左右对称的特点。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长约78公里。从南往北依次为，永定门，前门箭楼，正阳门，中华门，天安门， 端门， 午门，紫禁城， 神武门，景山， 地安门，后门桥，鼓楼和钟楼。从这条中轴线的南端永定门起，就有天坛、先农坛；太庙、社稷坛；东华门、西华门；安定门，德胜门以中轴线为轴对称分布。中国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曾经说：“北京的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 永定门、中华门、地安门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拆毁，而近年来又重新修建了永定门城楼。

　　城池

　　北京城池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两代王朝明和清的都城城防建筑的总称，由宫城、皇城、内城、外城组成，包括城墙、城门、瓮城、角楼、 敌台、护城河等多道设施，曾经是中国存世最完整的古代城市防御体系。北京城门是明清北京城各城门的总称。根据等级以及建筑规格的差异，分为宫城城门、皇城城门、内城城门、外城城门四类。明清北京城有宫城城门四座（一称六座）、皇城城门四座（一称六座、或七座）、内城城门九座、外城城门七座，在民间有“内九外七皇城四”的说法。清朝灭亡后，北京城池逐渐被拆毁，除宫城保留较好外，现皇城城门只有天安门被保留，内城仅存正阳门、德胜门箭楼、东南角楼以及崇文门一段残余城墙，外城则完全被毁，只有永定门被重建。

　　京剧

　　京剧是地道的中国国粹，深受京城老百姓的喜爱，走在北京的街头，经常可以听到路边传来抑扬顿挫的京戏段子。京剧的源头还要追溯到几种古老的地方戏剧，1790年，安徽的四大地方戏班——三庆班、四喜班、春公班、和春班——先后进京献艺，获得空前成功。徽班常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演出，于是，一种以徽调“二黄”和汉调“西皮”为主，兼收昆曲、秦腔、梆子等地方戏精华的新剧种诞生了，这就是京剧。在200年的发展历程中，京剧在唱词、念白及字韵上越来越北京化，使用的二胡、京胡等乐器，也融合了多个民族的特色，终于成为一种成熟的艺术。京剧集歌唱、舞蹈、武打、音乐、美术、文学于一体，与西方歌剧有类似之处，所以被西方人称为“peking opera”。除京剧外，北京还有双簧、 相声、评书、京韵大鼓等，样样堪称国粹。

　　燕京八景

　　燕京八景指北京旧时的八个景观，包括蓟门烟树（西土城）、卢沟晓月（卢沟桥）、金台夕照（金台路）、琼岛春荫（北海公园）、居庸叠翠（八达岭）、太液秋风（中南海）、玉泉趵突（玉泉山）和西山晴雪（香山、八大处）。北京地区八景的说法最早见金代古籍《 明昌遗事》，此后历代方志包括《 宛署杂记》（明）、《 宸垣志略》（清）等对燕京八景均有提及，早期的燕京八景与之后的燕京八景略有出入，至清乾隆年间，乾隆皇帝亲自主持修订了燕京八景的说法并下旨建造御书燕京八景碑，燕京八景的景观和描述才固定下来。

　　饮食

　　北京的风味小吃历史悠久、品种繁多、用料讲究、制作精细，堪称有口皆碑。清代《都门竹枝词》云：“三大钱儿卖好花，切糕鬼腿闹喳喳，清晨一碗甜浆粥，才吃茶汤又面茶；凉果炸糕甜耳朵，吊炉烧饼艾窝窝，叉子火烧刚卖得，又听硬面叫饽饽；烧麦馄饨列满盘，新添挂粉好汤圆……”这些小吃都在庙会或沿街集市上叫卖，人们无意中就会碰到，老北京形象地称之为“碰头食”。京味小吃的代表有豆汁儿、豆面酥糖、酸梅汤、茶汤、小窝头、茯苓夹饼、果脯蜜饯、冰糖葫芦、艾窝窝、豌豆黄、驴打滚、灌肠、爆肚、炒肝等。

都江堰（Dujiang Dam）

都江堰简介

都江堰坐落于成都附近，位于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都江堰水利工程在四川都江堰市城西，建于公元前256年，是全世界至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都江堰附近景色秀丽，文物古迹众多，主要有伏龙观、二王庙、安澜索桥、玉垒关、离堆公园、玉垒山公园和灵岩寺等。

都江堰水利创建时的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宝瓶口引水口三大主体工程和百丈堤、人字堤等附属工程构成，科学地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水流量等问题，消除了水患，使川西平原成为“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两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防洪灌溉作用。截至1998年，都江堰灌溉面积已达40余县，灌溉面积达到到6687万公顷。

都江堰水利工程充分利用当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理条件，根据江河出山口处特殊的地形、水脉、水势，乘势利导，无坝引水，自流灌溉，使堤防、分水、泄洪、排沙、控流相互依存，共为体系，保证了防洪、灌溉、水运和社会用水综合效益的充分发挥。最伟大之处是建堰两千多年来经久不衰，而且发挥着愈来愈大的效益。都江堰的创建，以不破坏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为前提，变害为利，使人、地、水三者高度协合统一。都江堰工程至今犹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灌区范围的扩大，从1936年开始，逐步改用混凝土浆砌卵石技术对渠首工程进行维修、加固，增加了部分水利设施，古堰的工程布局和"深淘滩、低作堰"，"乘势利导、因时制宜"，"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等治水方略没有改变，都江堰水利工程成为世界最佳水资源利用的典范。

根据联合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一条第二款有关文化遗产定义的规定：“建筑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价值的单体或连接的建筑群”。都江堰水利工程以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布局合理、运行科学，与环境和谐结合，在历史和科学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2000年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4届大会上都江堰被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名字由来

秦蜀郡太守李冰建堰初期，都江堰名称叫“湔堋”，这是因为都江堰旁的玉垒山，秦汉以前叫“湔山”，而那时都江堰市的主要居住民族是氐羌人，他们把堰叫做“堋”，都江堰就叫“湔堋”。

到三国蜀汉时期，都江堰地区设置都安县因县得名，都江堰称“都安堰”。同时，又叫“金堤”，这是突出鱼嘴分水堤的作用，用堤代堰作名称。

到唐代，都江堰改称为“楗尾堰”。因为当时用以筑堤的材料和办法，主要是“破竹为笼，圆径三尺，以石实中，累而壅水”，即用竹笼装石，称为“楗尾”。

直到宋代，在宋史中，才第一次提到都江堰：“永康军岁治都江堰，笼石蛇决江遏水，以灌数郡田。”

为什么又叫都江堰，都江是哪条江呢？《蜀水考》说：“府河，一名成都江，有二源，即郫江，流江也。”流江是检江的另一种称呼，成都平原上的府河即郫江，南河即检江，它们的上游，就是都江堰内江分流的柏条河和走马河。《括地志》说：“都江即成都江”。从宋代开始，把整个都江堰水利系统工程概括起来，叫都江堰，才较为准确地代表了整个水利工程系统，一直沿用至今。

修建过程

岷江是长江上游的一条较大的支流，发源于四川北部高山地区。每当春夏山洪暴发的时候，江水奔腾而下，从灌县进入成都平原，由于河道狭窄，古时常常引起洪灾，洪水一退，又是沙石千里。而灌县岷江东岸的玉垒山又阻碍江水东流，造成东旱西涝。

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和他的儿子，吸取前人的治水经验，率领当地人民，主持修建了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的整体规划是将岷江水流分成两条，其中一条水流引入成都平原，这样既可以分洪减灾，又可以引水灌田、变害为利。主体工程包括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和宝瓶口进水口。

首先，李冰父子邀集了许多有治水经验的农民，对地形和水情作了实地勘察，决心凿穿玉垒山引水。由于当时还未发明火药，李冰便以火烧石，使岩石爆裂，终于在玉垒山凿出了一个宽20公尺，高40公尺，长80公尺的山口。因形状酷似瓶口，故取名“宝瓶口”，把开凿玉垒山分离的石堆叫“离堆”。

安澜索桥又名“安澜桥”、“夫妻桥”。始建于宋代以前。位于都江堰鱼嘴之上，被誉为“中国古代五大桥梁”，是都江堰最具特征的景观。索桥以木排石墩承托，用粗竹缆横挂江面，上铺木板为桥面，两旁以竹索为栏，全长约500米。明末（公元17世纪）毁于战火。现在的桥为钢索混凝土桩。

宝瓶口引水工程完成后，虽然起到了分流和灌溉的作用，但因江东地势较高，江水难以流入宝瓶口，李冰父子又率领大众在离玉垒山不远的岷江上游和江心筑分水堰，用装满卵石的大竹笼放在江心堆成一个形如鱼嘴的狭长小岛。鱼嘴把汹涌的岷江分隔成外江和内江，外江排洪，内江通过宝瓶口流入成都平原。

为了进一步起到分洪和减灾的作用，在分水堰与离堆之间，又修建了一条长200公尺的溢洪道流入外江，以保证内江无灾害，溢洪道前修有弯道，江水形成环流，江水超过堰顶时洪水中夹带的泥石便流入到外江，这样便不会淤塞内江和宝瓶口水道，故取名“飞沙堰”。

为了观测和控制内江水量，李冰又雕刻了三个石桩人像，放于水中，以“枯水不淹足，洪水不过肩”来确定水位。还凿制石马置于江心，以此作为每年最小水量时淘滩的标准。

都江堰的三大部分，科学地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水流量等问题，消除了水患。成都平原从此沃野千里，成为“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

历史事件

李冰创建都江堰

秦昭王后期李冰任蜀郡守期间(约公元前276～前251年)，在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前人治水经验的基础上，精心选择在成都平原顶点的岷江上游干流出山口处作为工程地点，团结和组织西蜀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奋斗，终于在公元前256年前后建成都江堰。实践证明，历2000多年效益不衰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地理位置优越、合理，工程布置适合自然规律，分水堤、溢洪道、宝瓶口三项工程相互制约、相辅相成，联合发挥引水、分洪、排石输沙的重要作用。都江堰至今仍然发挥着巨大的效益。

司马迁考察都江堰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司马迁奉命出使西南时，实地考察了都江堰。他在《史记·河渠书》中记载了李冰创建都江堰的功绩。后人在其西瞻蜀之岷山及离堆处建西瞻亭、西瞻堂以示纪念。

张陵传道青城山

东汉顺帝时（公元126～144年），张陵从洛阳越秦岭到鹤鸣山修道，汉安二年（公元143年）七月一日，率弟子来青城山结茅传道。张陵在青城一带山区传道13年，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在青城山羽化，葬第三混元顶。青城山成为天师道的发祥地，常道观被称为"仙都众奥之妙，福地会昌之域，张天师羽化处焉"。历代龙虎山的天师多来青城山朝拜祖庭，为汉天师张陵扫墓。

诸葛亮设兵护堰

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北征，以都江堰为农业之根本、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征集兵丁1200人加以守护，并设专职堰官进行经常性的管理维护，开以后历代设专职水利官员管理都江堰之先河。

马可·波罗游历都江堰

元世祖至元年间（公元1264～1294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从陕西汉中骑马，行20余日抵成都，游览了都江堰。后在其《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说："都江水系，川流甚急，川中多鱼，船舶往来甚众，运载商货，往来上下游。"

李希霍芬考察都江堰

清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4年），德国地貌学家、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来都江堰考察，以行家的眼光，盛赞都江堰灌溉方法之完美世界各地无与伦比。曾于1872年在《李希霍芬男爵书简》中设专章介绍都江堰。李希霍芬是把都江堰详细介绍给世界的第一人。

修建成灌马路

成都到灌县公路于1913年动工，从灌县一端建成2公里"示范路"即告停止。1923年，四川省督理委林火良青为总办，改官办为官商合办，1925年全线建成，1926年1月1日通车。是四川省第一条公路。

创办合资企业

1919～1920年，灌县人姚宝姗在小金县长卸任后，集会省中经营界人士，与法国基督教士谢安道合资，兴办森茂伐木公司。公司以灌县为基地，在理番（今阿坝州理县）等地砍伐大山原木，加工成方料，经小沟入岷江漂运至灌县紫坪铺收漂，再扎成大筏，水运成都销售，获利甚巨。是为都江堰市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叠溪洪水

1933年8月25日，岷江上游茂县境叠溪发生75级地震，山岩崩塌，横断岷江及其支流。10月9日，岷江被堵塞断流45天后,干流小海子溃决，积水一涌而下。10月10日1时许，洪水进入都江堰市境，洪峰流量约每秒102万立方米，冲毁都江堰金刚堤、平水槽、飞沙堰、人字堤等水利工程及安澜索桥。内、外江水汇成一片，汪洋无际。16个乡镇受灾，毁农田1000公顷，死亡5000余人。紫坪、白沙岷江沿岸1万余立方米木材、1000多吨煤炭及药材漂没无遗，都江堰以下各河流沿岸房舍、桥梁、碾磨冲毁无数，流离失所的灾民在万人以上。�

黄炎培都江堰办学

1941年，黄炎培到都江堰选定城东郊丰都庙为校址。翌年暑假，委派重庆职业学校校长陆叔昂来灌县购置水田、耕牛、农具，为教学实习准备条件。1944年2月，"都江实用职业学校"开学，由沈肃文任校长，黄炎培偕夫人姚维钧到灌县主持开学典礼，并亲为学校制定"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的校训。学校提倡"手脑并用"的学风，注重学生思想修养、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的培养。学校建立董事会，黄炎培任董事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于1945年10月交由灌县地方接办。�

林森主持都江堰开水典礼

1942年清明节，四川省政府及灌区14县官员齐集都江堰举行开水典礼，典礼由当时正住在灌县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主持。开堰前先在伏龙观祭祀李冰，向李冰神像顶礼膜拜。祭毕，林森及其从祭人员乘轿直赴二王庙祭祀李二郎。祭毕，林森及其从祭人员又转赴都江堰鱼嘴，在鞭炮和万众欢呼声中，亲视开堰放水。冯玉祥捐资建亭

1941、1942、1945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数次在灌县、青城山居留。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冯玉祥寓居青城山真武宫。1945年8月11日晨,当他听到抗战胜利、日本投降的消息时,当即捐资在真武宫侧建亭，取名"闻胜"，并撰书刻碑一通立于亭中。

解放军抢修都江堰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四川，入川后贺龙司令员指出，要先抢修都江堰，把已延误的岁修时间抢回来。并决定从军费中拨出专款，确定由王希甫负责，由驻灌县解放军协助抢修。12月29日，成立都江堰岁修工程临时督修处。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拨款3万银元作抢修经费。驻灌县解放军184师1500余人在师长林彬、政委梁文英指挥下参加抢修工程。整个岁修工程于1950年3月底全部完工。4月2日,按照都江堰传统习惯,举行了开水典礼。�

都江堰建堰2250周年庆典

1994年4月5日，由四川省政府、国家水利部主办，成都市政府、都江堰市政府、都江堰管理局承办的"中国四川都江堰建堰2250周年庆典"在都江堰渠首隆重举行。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69个使团到会祝贺并参加庆典活动，与会人士缅怀李冰父子的丰功伟绩，盛赞都江堰灌区由50年代的灌溉19万多公顷发展到67万多公顷，成为全国最大的灌区、效益巨大的水利工程。纪念活动期间，与会人士观看了富于民族特色和地域文化特色的舞蹈、仿古祭祀仪式及砍杩槎放水活动。

主要景观

鱼嘴分水堤：“鱼嘴”是都江堰的分水工程，因其形如鱼嘴而得名，它昂头于岷江江心，把岷江分成内外二江。西边叫外江，俗称“金马河”，是岷江正流，主要用于排洪；东边沿山脚的叫内江，是人工人工引水渠道，主要用于灌溉。

飞沙堰溢洪道：“泄洪道”具有泄洪徘砂的显著功能，故又叫它“飞沙堰”。 飞沙堰是都江堰三大件之一，看上去十分平凡，其实它的功用非常之大，可以说是确保成都平原不受水灾的关键要害。 飞沙堰的作用主要是当内江的水量超过宝瓶口流量上限时，多余的水便从飞沙堰自行溢出；如遇特大洪水的非常情况，它还会自行溃堤，让大量江水回归岷江正流。另一作用是“飞沙”，岷江从万 山丛中急驰而来，挟着大量泥沙、石块，如果让它们顺内江而下，就会淤塞宝瓶口和灌区。 古时飞沙堰，是用竹笼卵石堆砌的临时工程；如今已改用混凝土浇铸，以保一劳永逸的功效。

宝瓶口：宝瓶口起"节制闸"作用，能自动控制内江进水量，是湔山(今名灌口山、玉垒山)伸向岷江的长脊上凿开的一个口子，它是人工凿成控制内江进水的咽喉，因它形似瓶口而功能奇持，故名宝瓶口。留在宝瓶口右边的山丘，因与其山体相离，故名离堆。离堆在开凿宝瓶口以前，是湔山虎头岩的一部分。由于宝瓶口自然景观瑰丽，有“离堆锁峡”之称，属历史上著名的“灌阳十景”之一。

伏龙观：伏龙观位于都江堰市离堆公园由,其下临深潭，因李冰降伏孽龙伏在离堆之下，故于北宋初年改祭李冰，取名“伏龙观”。伏龙观又名老王庙、李公词、李公庙等。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四川巡抚祟实以为：“于虽齐圣，不先父食。况以公之贤：又有功于蜀，其施力程能固无待乎其子。今乃数典忘祖，于掩其父得无紊钦”

二王庙：位于岷江右岸的山坡上，前临都江堰。是纪念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修建者李冰父子的庙宇，原为纪念蜀王的望帝祠。二王庙古名“崇德庙”，建于公元494-498年，建筑群分布在都江堰渠首东岸，规模宏大，布局严谨，地极清幽。是庙宇和园林相结合的著名景区。占地约5万余平方米，主建筑约1万平方米。二王庙分东、西两菀，东菀为园林区，西菀为殿宇区。全庙为木穿逗结构建筑，庙寺完全依靠自然地理环境，依山取势，在建筑风格上不强调中轴对称。上下重叠交错。宏伟秀丽，环境幽美。

安澜索桥：又名“夫妻桥”，位于都江堰鱼嘴分水堤之上，横跨内外两江，长500米。始建于宋代以前，明末毁于战火。古名"珠浦桥"，宋淳化元年改"评事桥"，清嘉庆建新桥更名为"安澜桥"，原索桥以木排石墩承托，用粗如碗口的竹缆横飞江面，上铺木板为桥面，两旁以竹索为栏，全长约500米。坐落于都江堰首鱼嘴上，被誉为中国古代五大桥梁，是都江堰最具特征的景观。索桥在四川西部地区起源较早。安澜索桥修建具体年代已不从所考，但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李冰“能笮”。《水经注江水》载“涪江有笮桥”，证明至少安澜桥的修建，不会晚于修筑都江堰的年代。笮，意为竹索，这是川西古代索桥的主要建筑材料，故安澜索桥又被称为竹桥、绳桥、竹藤桥等。现在的桥为1974年重建，下移100多米，将竹索改为钢索，承托缆索的木桩桥墩改为混凝土桩。

相关问题

都江堰为何举世闻名

硕果仅存的古代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规模宏大、布局科学、费省效宏，代有兴建，历经2260而不衰，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成功的水利杰作，也是世界水利史上设计施工最完美、最先进、最科学独一无二的无坝式引水枢纽，更是古代水利工程沿用至今，“古为今用”、硕果仅存的奇观。与之兴建时间大致相同的古埃及和古巴比仑的灌溉系统，以及中国陕西的郑国渠和广西的灵渠，都因沧海变迁和时间的推移，或湮没、或失效，唯有都江堰独树一帜，有兴建源远流长，至今还滋润着天府之国的万顷良田。

可资借鉴的治水哲学思想和管理经验。都江堰源远流长，惠泽后代，其奥秘除了巧夺天工的工程布局外，更主要的是遵循了“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的治水指导思想、“岁必一修”的管理制度，“遇难弯截角、逢正抽心”的治河原则，以及“砌鱼嘴立湃缺，深淘滩、低作堰”的引水、防沙、泄洪之管理经验和治堰准则。而“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的指导思想，其实质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治水哲学，它强调的是要充分掌握河流的流势和其它自然条件，加之利用和正确引导，利用有利条件消除不利因素，同时要随时间、地点和具体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采取不同的措施把工程做好。这一治水哲学思想不仅对过去，而且对我们今天的水利工作都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独具特色的都江堰水文化。由都江堰而产生的具有强烈地域色彩的都江堰水文化包括水文学、水文物、水神学等，诸如“二王庙”、“伏龙观”、“观景台”等处的人文景观；改建鱼嘴挖掘出土的东汉李冰石像和“饮水思源”石刻；歌颂李冰父子降龙治水的民间传说和具有一定宗教神学色彩的祭祀活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祭水、祭神、祭人的诗、词、书画的水文学等，在中国历史文化上占有一席之地。

都江堰不仅是举世闻名的中国古代水利工程，也是著名的风景名胜区。1982年，都江堰作为四川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名单。2007年5月8日，成都市青城山--都江堰旅游景区经国家旅游局正式批准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李冰父子 功高仰止

都江堰建于公元三世纪，是中国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率众修建的一座大型水利工程，是全世界至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2200多年来，至今仍发挥巨大效益，李冰治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不愧为文明世界的伟大杰作，造福人民的伟大水利工程。成都平原能够如此富饶，被人们称为“天府”乐土，从根本上说，是李冰创建都江堰的结果。所以《史记》说：“都江堰建成，使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懂，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2000多年来，李冰父子凿离堆，开堰建渠为天府之国带来的福泽一直为世人所崇敬、感激，二王庙从古至今不但香火鼎盛，而且在历史上一直都有官方以及民间的祭典活动和祭祀活动。形成了以李冰父子为主题人物的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和六月二十六日为中心的庙会活动。

都江堰市概况

都江堰市是四川著名的旅游胜地。都江堰市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都江堰市是山水园林城市，都江堰渠首傍城，五条河穿城而过，灵岩山城区矗立，山水城林堰相融，拥有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级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市域林木覆盖率达70%，被评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年平均气温152℃，空气质量和水质常年保持国家一级水平。

古书籍大全经典读物如下：

1、儒家经典：《四书五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孝经》、《弟子规》、《四书集注》、《增广贤文》等。

儒家经典又称儒家典籍，是儒家学派的典范之作，被世人奉为“经”，受到历代帝王的推崇。主要指十三经，同时也包括历代儒家学者的评注和解说。

2、史书：《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左传》、《战国策》、《公羊传》、《读通鉴论》等。

史书指古籍中专门记载历史的书，在四库分类之中就是史部。早期的史书都是以编年史的形式存在，晋朝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