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的版本类型 自从图书产生以来，特别是自从版印图籍产生以来，从内容、性质、形式等方面派生出许多版本类型和版本称谓。主要有：稿本、写本、抄本、刻本、活字印本、官刻本、坊刻本、私宅刻本、家刻本、自刻本、监刻本、经厂本、内府刻本、藩府刻本、殿本、局本、聚珍本、套印本、百衲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初刻本、重刻本、翻刻本、影刻本、重修本、递修本、朱蓝印本、四库底本、毛抄本。 稿本 古书版本著录中运用稿本概念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指手稿本，二是指清稿本，三是指修改稿本。手稿本指的是由作者自己亲笔书写的自己的作品，判断这个极不容易，没有绝对把握，不敢运用手稿本的概念。清稿本指的是誊清的书本。誊清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由作者自己誊清，这在实际上应该归入手稿本；另一种是由别人誊清，实际上这已不具备稿本性质。故对清稿本概念的运用要特别慎重，不能以今度古，把现代人关于稿子的概念硬加在古稿本的头上去。修改稿本指的是在誊清的本子上又由作者亲笔加以修改。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自己誊清后自己又作修订，这在实际上又应归于手稿本；一种是别人誊清后作者亲笔加以修订，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用修改稿本的概念。这三种概念在通常的古书著录中都见有人运用，但在实践上并不十分确切，且容易造成混乱。国家图书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只用“稿本”一个概念，将作者亲笔书写、誊清、修改的情况，通通包容在“稿本”概念里边。而对由别人誊清的书本，则以“写本”或“抄本”称之；别人誊清作者自己亲笔修改的书本，则仍以“写本”或“抄本”称之，紧接着于其后注明某某校改。 写本 写本是相对于稿本、抄本和印本的名称。在古书版本著录中，凡运用写本概念，大约也有三种情况。一是时代早。唐以前，书籍生产都靠手写传抄，无所谓刻本印本，故统称为写本。人唐以后，刻本书渐行，至宋而盛。然唐宋所处的时代仍是较早，故唐宋时期手写传抄的书籍，仍称为写本。元以后传抄的书籍，便以抄本名之了。二是地位高。无论时代早晚，印本书是否盛行，一书的传抄凡出自名流学者之手，往往也要以写本名之，而不称其为抄本。三是涉及宗教。凡是抄写佛经、道经，抄写者常是为了还愿或做功德，有对宗教的崇信和虔诚包容在里边，故只称其为写经，而绝不称为抄经。至于早期写经生抄写的经卷，虽不是为了自己还愿做功德，而是为了佛门的善男信女们买去还愿，但由于其抄写时代早，也只能以写本名之。至于自己著作，自己抄写流传，那就不论其时代早晚，地位高低，便一律以稿本名之了。 抄本 在古书版本著录中，抄本的称谓经常应用，经常出现。除了写本、稿本之外，凡依据某种底本而再行传写者，均可以抄本名之。 刻本 刻本，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及《经典释文》。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兴，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在发展过程中，因时代不同，又有宋、辽、西夏、金、蒙古、元、明、清刻本的不同称谓；因地域不同，又有浙刻本、蜀刻本、闽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细分，又有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崇化本、平水本、眉山本等不同称谓；因出资和主刻性质不同，又有官刻本、私刻本、家刻本、自刻本、坊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区分，又有内府本、监本、府州军本、仓台本、计台本、殿司郎局本、公使库本、郡斋郡庠本、兴文署本、广成局本、行中书省本、各路儒学本、书院本、司礼监本、经厂本、藩府本、布政司本、廉访司本、殿本、局本等不同称谓；因刻版形态不同，又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技术不同，又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早晚不同，又有初刻本、复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总之，什么时代、什么地区、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刻的书本，就可题为某某时代、某某地区、某某单位、某某部门刻本。 活字印本 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均称活字印本。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南宋的周必大，蒙古太宗十三年至海迷失后三年(1241-1250)时期的姚枢，清道光十二年(1832)的李瑶、二十四年(1844)的翟金生，都曾依据毕昇泥活字印书的原理，自制泥活字，实践并光大了泥活字印书的创举。元大德年间(1297-1307)，农学家王祯又制成了木活字，并印刷《旌德县志》。此后，木活字发展较快，非但有汉文木活字，还有西夏文、回鹘文木活字。进入明、清，木活字书普遍流行，江南各省的祠堂常用木活字排印宗谱。还出现了串乡走镇专为人排印家谱的谱匠。明崇祯十一年(1638)以后，北京朝廷发行的“邸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清代无论官署、私宅、坊肆，木活字印书更为普遍。规模最大的是乾隆时期用木活字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凡134种。金属活字包括铜、锡、铅活字，其中以铜活字印书较多。明朝弘治、正德时期无锡华、安两家的铜活字印书最有名，清雍正年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是规模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著录活字印本，就要根据不同材料的活字，采取不同的著录称谓，如泥活字印本、木活字印本、铜活字印本等。 官刻本 官刻本是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中国雕版印书始自唐朝。自五代起，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开官刻本之先河。两宋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司、局、殿，地方各府、州、县、军官署，各府、州、县学，各地仓台、计台、公使库；元代兴文署、广成局、中书省、行中书省、各路儒学、各地书院；明代两京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内府各监，各藩府，各布政使司，各府、州、县衙署，各级各地学校；清代武英殿、内府各监、中央各部、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各省官书局等，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均可称为官刻本。但在著录实践中，历来不采用“官刻本”这种称谓，而是将其分解，具体著录。国子监刻的书就称为国子监本，公使库刻的书就称为公使库刻本，经厂刻的书就称为经厂刻本，武英殿刻的书就称为武英殿刻本等。 坊刻本 坊刻本指唐至清历代各地书坊刻印的书本。书商编刻图书并经营书业的书坊，唐代已经出现，至两宋而兴盛。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都开有很多书坊、书斋、书轩、书林、书堂、书肆、书棚、经籍铺、纸马铺等。四川、两湖、江、浙、皖、赣、闽，尤其是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等，也都有很多书坊。元代四川书坊衰落，山西平阳(今临汾)书坊兴起，福建书坊继续发展。明代南北两京，苏州、扬州、杭州、徽州、常熟、建阳，仍是书坊林立。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印的书，都可以称为坊刻本。但在版本著录的实践上，一般不使用坊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唐刻《陀罗尼经咒》，便著录为“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本”，《十七史》便著录为“明毛氏汲古阁刻本”等。 私宅刻本 私宅刻本指历代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本。私宅家塾刻书的性质，与书坊刻书不尽相同。书坊刻书以出售营利为主要目的，私宅、家塾刻书多出于对圣贤、先辈、师友的崇尚，要推广某种思想和学说。明、清私宅刻书，有时也为了传布某些罕见的版本。但在版本著录实践上，一般并不使用私宅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宋黄善夫家塾之敬室所刻的《史记》，便著录为“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宋蔡梦弼东塾刻印的《史记》，便著录为“宋蔡梦弼东塾刻本”；宋蔡琪家塾之敬室刻印的《汉书集注》，便著录为“宋蔡琪家塾刻本”；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印的《韩柳集》，便著录为“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元代天历间褒贤世家家塾刻印的《范文正公集》，便著录为“元天历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 家刻本 家刻本指历代自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己家人著作的书本。家刻本与私刻本性质不同。家刻本的实施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资委托书坊，按自家满意的版式行款刻印；一种是自备木板，召雇刻印良工上门，让他们按自家的意愿设计行款版式刻印。这两种方式雕刻的书版都归自家所有，自家收藏。故古书雕版处与藏版处不全都一致。家刻本多为家族中晚辈实施，故校勘刻印一般都比较好。 自刻本 自刻本指历代由作者自己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撰的书本。从出资的角度看，与家刻本性质近似；从所刻书的作者看，则与家刻本绝然不同。家刻本的作者范围限在本家族中，自刻本的作者仅指作者自己。自刻本始自五代和凝。《旧五代史·和凝传》说他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五代以后，历代都有自刻本行世。自刻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者自己委托书坊或召雇雕印工匠，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版式行款，施刀镌印；一种是不但自己出资，还要自己写样上板，然后委托书坊或召雇工匠刻印。所以自刻本一般都校勘精审，刻印精良，若是作者自己手写上版，就更为珍贵。清代郑板桥号称诗、书、画三绝，他自己写样上版雕印的自著《板桥集》，堪称艺术珍品。 监刻本 监刻本亦简称监本，指历代国子监刻印的书本。国子监，亦称国子学，简称“国学”，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后唐朝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到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九经》全部刻完，前后历时21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国子监祭酒尹拙奏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经典释文》，刻板印行。宋代国子监的刻书规模和刻印范围，都比五代时要大得多。景德二年(1005)，距建国仅40余年，经、传、正义皆经过校勘，刻板印行。所集书籍版片10万余块。到北宋末年，正史亦由国子监全部校刻行世。南宋国子监所刻的书并非都是本监所雕，很多是本监校勘后下各地镂版。如《七经正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诸书，都是由杭州镂版进呈。宋代国子监除主刻正经、正史外，还以医方一字差误，其害匪轻，故重要医籍也由国子监分官详校，镂版颁行。如《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宋代国子监都曾校刻行世。元代的中央刻书机构是兴文署和广成局，属秘书监，不属国子监，故无监本之称。明代南京、北京都设有国子监，刻书数量甚多。清代纂修校刻书籍多数在武英殿。清代国子监仅刻过极少的书。对于历代国子监所刻的书，均可著录为各时代的国子监刻本。 经厂本 经厂本专指明代经厂所刻印的书本。经厂是司礼监所属的机构，专管经书印版及印成书籍、佛经、道藏、蕃经等。经厂设掌司4员或六七员。经厂规模随着司礼监的权限及规模的扩大而扩大。洪武时内府有刊字匠150名，每二年一班；裱褙匠312名，印刷匠58名，一年一班。嘉靖十年(1531)，调整精简过内府匠役，实留12255名，著为定额。其中司礼监占有1583名。而专事书籍刻印者为：笺纸匠62名，裱褙匠293名，摺配匠189名，裁历匠80名，刷印匠134名，笔匠48名，黑墨匠77名，画匠76名，刊字匠315名。总为1274名。据极不完全统计，明代司礼监经厂前后刻印的经、史、子书、祖训、圣训，以及《四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等内书堂课本，达168种。经厂本特点是开本大，印纸精，行格疏，字体大，粗黑口，铺陈考究。但由于出自内宦之手，校勘不精，故不为学人所珍重。 内府刻本 内府刻本这个称谓很不科学，很不确切。但历代相沿，版本著录和行文中又常出现这个提法。唐代有内府之役，它是指划归五府三卫和东宫三府三卫管辖的折冲府，下设若干监，分管内廷庶务。所谓内府刻本，并不专指由内务府各监所刻的书本。实际上，历来在运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时，其概念都是指中央各部院衙署和内廷各部门所刻的书本。或者说是指官刻本中，属中央国家机关所刻的那一部分书。所以在使用这个称谓时要特别谨慎，凡能考出具体刻书单位者，均应具体著录，不能轻易使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 藩府刻本 藩府刻本指明代各藩王府所刻印的书本。明代270余年中，皇诸子受封为王的先后共有62人。受封并且建藩者，共50人。其中有的因获罪夺爵，有的无子封除，只有28个王府与明朝相始终。它们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等诸布政行省。 殿本 殿本专指清代武英殿所刻印的书本。武英殿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迤北。据《宸垣识略》记载，武英殿崇阶九级，环绕御河，跨石桥三，前为门三。内殿宇二重，前贮书版。北为浴德堂，即修书处。 局本 局本指清代各省官书局所刻印的书本。清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后，以曾国藩创立的江南书局为起端，先后有淮南书局、苏州书局、浙江书局、崇文书局、思贤书局、江西书局、存古书局、皇华书局、福州书局、广雅书局、云南书局、山西书局等相继建立。这些官书局是清代以前历朝所没有的。在晚清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些官书局刻印过不少书，还联合协作刻印过一些书，如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等。有些书校勘精审，刻印精良。像浙江官书局校刻的《二十二子》，金陵书局张文虎校刻的《史记》，就都很有名。在清末的文化事业上，起过一定推动作用。在版本著录上则分别具体称为某书局刻本。 聚珍本 聚珍本亦称聚珍版。指清乾隆时武英殿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 套印本 套印本指数种颜色套印的书本。中国传统的套印技术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初期阶段是在一块雕好的版片上刷上不同颜色敷印，所以称为敷彩印法。此法起于何时，很难详考。元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江陵(今湖北荆州)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其经文及卷尾无闻和尚注经图中的灵芝等，均用朱色刷印，注文用墨色刷印。表明14世纪中叶，中国已经有了敷彩印刷的作品，而且迄今仍流存于世。 在套色印刷的启发、推动下，将这种技术继续深化，施于版画，恒版印刷技术出现了。“饾版”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块木板，犹如饾饤，故称饾版。然后逐色依次套印或叠印，最后形成一幅完整的彩色图画。这样印出的作品颜色的深浅浓淡、阴阳向背，几与原作无异。在饾版技术兴起的同时，拱花技法也出现了。“拱花”是用凹凸两版嵌合压印，令纸面拱起花纹，使翎毛、山水凸现在纸面上，看去更富立体感，更具真实性。像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吴发祥的《萝轩变古笺谱》，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所有上述这些套印出来的书，都可称为套印本。且几色套印，就称几色套印本。惟朱墨两色套印，国家图书馆习惯上著录为“套印本”，其他各方面的人习惯上多称为“朱墨套印本”。 百衲本 百衲本，是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起来的书本。这是个借喻性的版本称谓。衲，原义补缀。百衲，指用零星材料集成一套完整的东西。王隐《晋书》说“董威辇于市，得残缯辄为衣，号曰百衲衣”。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唐济公者号善琴，乃自聚灵材为之，曰百衲琴”。蔡君谟《画锦堂记》说“每字作一纸，裁截布列，连成碑形，谓之百衲碑”。足见“百衲”具有杂拼之义。故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而成的书本，也就名为“百衲本”了。 书帕本 明代官员上任或奉旨归京，官员朋友之间例以一书一帕相馈赠，当时将这种书就称为“书帕本”。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引证《金台纪闻》评论元、明刻书优劣说：“元时州县皆有学田，所入谓之学租，以供师生饩廪，余则刻书。工程浩大者，则数处合力为之，故雠校刻画颇有精者。明洪武初年，将此项学租皆收归国子学，故县学、书院缺乏余资，刻书已不精审。隆庆、万历间，承嘉靖余风，皆喜刻书。但大率刻而不校，甚或妄加删削，以之馈遗当道官员，附之一帕，故有一书一帕之称，是为书帕本。”可见书帕本是明代例行官样礼品，只注意表面装潢，不注重文字内容。 巾箱本 巾箱本，指古时开本极小可以装在巾箱里的书本。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箧。《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五“王母巾箱”条引《汉武内传》，说帝见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书，盛以紫锦之囊。晋葛洪《西京杂记》后序说：“洪家遭火，书籍殆尽，惟有抄本二卷在巾箱中，常以自随，故得犹在。”《南史·齐·衡阳王均》说他“手自细书《五经》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南宋戴埴《鼠璞》说：“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萧均)手写《五经》置巾箱中。”可见无论是手写本书，还是刻印本书，只要是开本较小，于随身携带的巾箱小箧中能够装下，就都可以称为巾箱本。在实践上，与袖珍本概念极难区分。 袖珍本 袖珍本亦指开本较小，便于随身携带的书本。其取义，盖因其开本极小，可藏于怀袖中携带。清代内府刻书集中在武英殿进行。历年雕印经、史所用版片极多，这当中有不少裁截下来的小块木料或版片。“高宗以校镌经、史，卷帙浩繁，梨枣解材，不令遗弃，仿古人巾箱之式，刻袖珍版书。”后世将当时遵照高宗旨意，于乾隆三十年(1765)用零材短板刻成的小版框小开本的《古香斋十种》，就称为袖珍本。直到今天，对小开本书仍常以袖珍名之。 初刻本 凡第一次镌刻的书均可称为初刻本。 重刻本 重刻本是相对于原刻本而言的。凡确知一书是重刻于某本，方可称为重刻本。然其情况复杂，与初刻本相关，没有确切的把握，不能随便运用重刻本的概念。且重刻与翻刻(覆刻)意义相近，容易混淆。重刻本就是将经过校勘的底本重新雕刻，其行款版式可与原底本同，也可以不同。翻刻虽也是重刻，但翻刻则是依底本原式照翻，非但行款字数一仍其旧，甚至讳字、刻工姓氏也照样翻雕。所以在运用重刻本称谓时，一方面要注意它是重刻某本，一方面还要注意它是否为翻刻。 翻刻本 翻刻本也称覆刻本。 影刻本 影刻本是以某一版本为底本，逐叶覆纸，将原底本的边栏界行、版口鱼尾、行款字数等，毫不改变地照样描摹或双勾下来，然后将描摹好的书叶逐一上版镌雕。这样雕印出来的书，因为版样是影摹下来的，对于那个原底本来说，就称为影刻本。影刻本书多发生在影刻宋元本书上。因为宋元本书传至明末清初，已属罕见。为了保存传本，流布久远，便常常采用这种影刻的办法。由于它能保持原底本的风貌，故历来为藏书家和版本家所珍重。 重修本 重修本也称为修补本或修补版。古书版片由于多用梨、枣等硬木，故可流传使用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其间由于屡经刷印或遭受其他灾害，又很容易造成版片的缺损，所以再要进行刷印时，对其中缺损的版片就得重新加以修补。用这种修补过的旧版片刷印的书，在版本著录中就称为“×朝××年××人刻×朝××年重修本”。经过修补的版片，因为时代、刻工、技术的不同，呈现出来的版框、版心及字体风格等，与未经修补的就不尽相同，甚至墨色也显得不同。所有这些都是比较容易鉴别的。 重修本运用在家乘、地志等书时，要特别注意其另外的含义。中国地志之书浩如烟海。每换一任或几任地方官，就常常重修一次该地的方志，载入风土民情、山川地理、物产资源、名胜古迹、建置沿革、地亩四至、先贤仕宦、历朝贡举等新内容，以便掌握该地情况，实施封建管理。但有时因初修不久，有时因财力不敷，没有必要或没有能力另纂新志时，也常常修补旧志版片，或在旧版片的相应内容下增刻新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分别著录：只是修补旧版重新刷印的，应著录“×朝××年刻××年重修本”；若是在旧版本相应内容下增刻了新的内容，就得著录为“×朝××年刻××年增修本”。在著录志书重修本和增修本时，还要特别注意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这是极易发生混乱的地方。就是在版本著录为“重修”或“增修”的两种情况下，其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都只能是原来纂修的时代。若是志书书名前已明确冠有“重修”字样，则这里的重修决非重新修补版片之义，而是此志已经重新纂修之义。 递修本 凡一书版片经过两次及两次以上修补而重新刷印出来的书本，均可称为×朝××年刻×朝××年递修本。这种递修重印的古书在现存的中国古籍中为数还不少。有名的如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的《六经正义》，多数到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就曾两次递修重印过。又如南宋绍兴年间蜀中眉山地区所刻的《眉山七史》，其版片元代以后递有修补。明洪武年间版片移入南京国子监，一直到正德、嘉靖、万历时，还曾修补重印。到清代顺、康、雍、乾时，这套版片还存贮于江南布政使司衙门库中，嘉庆时才毁于火。明南京国子监刻的《玉海》，其版片自正德、嘉靖以后即屡经递修。万历十六年(1588)赵用贤、康熙三十六年(1697)李振玉、乾隆三年(1738)熊木，都曾修补重印。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递修本。 朱蓝印本 朱蓝印本，是指古代书版雕完，在正式刷印之前常要试印，以检查是否有错字和着墨是否均匀，以便进行修整。这时使用的颜色常用红或蓝色，目的在于醒目，便于发现版面上的问题。此种试印的书，红颜色者，就称××刻朱印本；蓝颜色者就称××刻蓝印本。这种印本因为是新版初试，字画清晰，刀法剔透，初印精美，加上印数少，传世罕，历为版本家和藏书家所看重。 四库底本 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卷帙浩繁的大丛书，共收3507种，79337卷。在开馆纂修前及整个纂修过程中，广征天下遗书，故从全国各地进献的图籍数以万计。书到北京，全都送到翰林院点收，加盖翰林院关防，以备选用。有人将这些都称为四库底本，这是不对的。确切的概念，四库底本指的是被《四库全书》收入而作为誊抄底本的那些书，而不是指进过翰林院，钤有翰林院关防，实际却未被《四库全书》录入的书。

二、唐宋时期私人藏书

1、唐代私人藏书情况：这一时期有些藏书家在藏书数量，特别是对藏书进行认真校勘方面，甚至超过了宫廷藏书。如唐代苏弁“聚书二万卷，手自雠定，当时称与秘府埒”（见《新唐书》本传）。又如韦述“蓄书二万卷，皆手校定，黄墨精谨，内秘书不逮也。古草隶帖、秘书、古器、图谱无不备”（见《新唐书》本传）。

这一时期藏书的特点是：

A、许多人做了校勘工作，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其藏书的质量。

B、通过建楼藏书（如田弘正、张建章）和改良藏书办法（即用不同颜色的装帧材料来区分藏书的类别）等，使图书的保管工作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2、宋代私人藏书情况：两宋私家藏书事业空前繁荣。

A、首先是人数多，见于文献记载的，据不完全统计有160人（见方建新《宋代私家藏书补录》）；

B、其次是分布广，除江浙为藏书家集中的地区外，从中原到边远的地区皆有藏书楼；

C、再次是藏书家收书的范围很广，根据自己的专长与爱好，呈现出了较为鲜明的个性（如苏过于《斜川集》卷四《夷门蔡氏藏书目叙》中所言）；

D、第四，在校勘方面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如贺铸等）；

E、第五，开始用题跋的形式来写读书和藏书的感受，如（陆佃、陆游）；

F、第六，编写藏书目录成风（参见汪辟疆《目录学研究》）

北京文渊阁、沈阳文朔阁、承德文津阁、杭州文澜阁

北京文渊阁:文渊阁位于故宫东华门内文华殿后，原明代圣济殿旧址。清朝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公元1774—1776年）建成，是皇家收藏《四库全书》的图书馆。

世界上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曾藏在这里，以非常考究的楠木书箱盛装，安置在书架上。另外，故宫文渊阁还存放过康熙时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考证》、《古今图书集成》和大量的古代文化典籍，至今仍有重要的使用价值。

文渊阁为三层楼房，仿宁波天一阁规制，楼上通为一间，楼下分为六间，取“天一生水，地六承之”，意在防火。文渊阁的园林布局，十分精致。阁前设长方形水池，周置石栏，以石拱桥与文华殿后殿联为一体，池中养殖鱼藻。大型叠石假山环列阁后，假山山路、山洞上下穿行，就连阁的左右门道阶梯也增加叠石艺术处理，使文渊阁的气氛更加浓厚。阁内悬有乾隆御书“汇流澄鉴”四字匾

沈阳文朔阁:文溯阁建于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专为存放《文溯阁四库全书》而建，另有《古今图书集成》亦存于阁内。阁后是仰熙斋，东西有抄手游廊，是皇帝读书之所

承德文津阁:文津阁位于避暑山庄平原区的西部，建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是仿浙江宁波天一阁建造的。它不仅是清代的重要藏书之所，也是一处很有特色的小园林。 清乾隆年间，为了庋藏《四库全书》，在全国修建了7座皇家藏书楼，其中北京故宫内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和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又称北方四阁或内廷四库。乾隆为文津阁题诗中写道：“渊源如欲问，应自此寻津。”在诗注中又说：“山庄建阁，以文津名之，御园之文源，大内之文溯，皆由此津逮也。”大意为：追寻文化的源流，继承文化遗产，繁荣和发展现代文化，先要找到它的济渡处。文津即是在文化长河上由此岸达彼岸的济渡处。 从外观上看，文津阁是一个二层楼阁，实际上是三层楼阁，中间有一暗层。暗层全用楠木造壁，能防虫蛀，是藏书之处。此阁在设计上按《易经》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说法，将一层的六楹隔为六个单间，而将顶层的六楹相通为一大间，用“地六”、“天一”来克火。 文津阁有围墙环绕，坐北朝南，三面临水，从南往北为门殿、假山、水池、文津阁、碑亭。文津阁建成以后，1782年，《四库全书》成书，共誊写了7部，其中一部藏于文津阁。7部《四库全书》随着中国的命运沉浮，只有文津阁内的藏本保存完好，并于1915年运往北京，现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 阁的东北部有水门与山庄水系相通，阁前池水清澈，人在阁前特定位置向池中望去，只见池中有一弯新月，随波晃动，而天空却是艳阳高照。原来这是造园家在池南的假山上，开出一个半圆形如上弦月的缝隙，利用光线，在水中形成下弦月的倒影，构成“日月同辉”的奇特景观。水池南岸是一座造型别致的假山，怪石嶙峋，气势雄浑。假山占地约800平方米，用石3279立方米，由浆石和鸡骨石等堆叠而成。假山石洞，前后各有两门相通，结构也颇具匠心。洞内山石遮掩，可分厅、堂、窗、孔、穴等，洞壁用鸡骨石镶嵌，幽深曲折。有几个大小不等的窗孔，透进幽幽的光线，使洞中的峭壁怪石若隐若现。山上横岭纵峰，沟桥岗壑，各自争奇。有棒槌山、罗汉山、双塔山等十大名山的缩影，更有“十八学士登瀛洲”的造型，还有仿米芾“宝晋斋”的园林布局。文津阁东为碑亭，四角攒尖顶，上覆黄琉璃瓦，内竖石碑一座，通高5．34米，碑正面镌刻着乾隆题《文津阁记》，其余三面刻有乾隆作的3首诗。 每逢中秋佳节之际，天高气爽，登临“月台”赏月，但见园内，老树苍劲，枝杈纵横。一轮明月冉冉升起，把一片银辉洒向大地，山庄顿时银装素裹，更显得清澈静谧。文津阁假山的造型艺术，集中了米翁宝晋斋和范氏天一阁之长，运用传统叠山技法，结合北方雄壮的特点，风格一反南方小巧玲珑之态，而是雄伟、浑厚、气势磅礴的艺术作品。 《热河志》中写道：“文津阁与紫禁、御园三阁遥峙，前为趣亭，东侧月台，西乃西山，盖仿范氏之成规，兼米庵之胜概矣。”

杭州文澜阁:文澜阁位于杭州西湖孤山南麓，浙江省博物馆内。初建于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是清代为珍藏《四库全书》而建的七大藏书阁之一，也是江南三阁中唯一幸存的一阁。

文澜阁是将杭州圣因寺后的玉兰堂改建而成的，建成于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改建的各项工费均由浙江商人捐办。据时人记载：“阁在孤山之阳（南麓），左为白堤，右为西泠桥，地势高敞，揽西湖全胜。外为垂花门，门内为大厅，厅后为大池，池中一峰独耸，名‘仙人峰’。东为御碑亭，西为游廊，中为文澜阁”。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文澜阁焚毁，部分藏书散失。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开始重建，并把散失、残缺的书籍收集、补抄起来；辛亥革命后又几经补抄，文澜阁的《四库全书》才恢复旧观。建国以后，书阁经过多次修缮，面貌一新。

文澜阁是一处典型的江南庭院建筑，园林布局的主要特点是顺应地势的高下,适当点缀亭榭、曲廊、水池、叠石之类的建筑物，并借助小桥，使之互相贯通。园内亭廊、池桥、假山叠石互为凭借，贯通一起。主体建筑仿宁波天一阁，是重檐歇山式建筑，共两层，中间有一夹层，实际上是三层楼房。步入门厅，迎面是一座假山，堆砌成狮象群，山下有洞，穿过山洞是一座平厅，厅后方池中有奇石独立，名为“仙人峰”，是西湖假山叠石中的精品。东南侧有碑亭一座，碑正面刻有清乾隆帝题诗，背面刻颁发《四库全书》上谕。东侧亦有碑亭一座，碑上刻清光绪帝题“文澜阁”三字。平厅前有假山一座，上建亭台，中开洞壑，玲珑奇巧。方池后正中为文澜阁，西有曲廊，东有月门通太乙分清室和罗汉堂。全部建筑和园林布局紧凑雅致，颇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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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下能找到的全部资料了……

这方面资料好少……

　　一、唐宋时期国家藏书

　　1、国家藏书目录：一称官修目录，即官簿，是由政府主持对国家藏书进行整理后所编制的一种目录。唐宋两代的官修目录有：

　　唐 《群书四部录》二百卷，唐元行冲、殷践猷等著，已佚。

　　唐 《古今书录》四十卷，唐毋煚著，已佚。

　　宋 《崇文总目》六十六卷，宋王尧臣著，残。

　　宋 《中兴馆阁书目》三十卷，宋陈骙著，已佚。

　　宋 《中兴馆阁续书目》三十卷，宋张攀著，已佚。

　　2、唐代国家藏书情况：

　　根据记载，唐武德初年，国家藏“有书八万卷”（见《隋书》），毋煚《古今书录序》称，开元盛时，秘阁所藏，“凡四部之录四十五家，都管三千六十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其外有释氏经律论疏，道家经戒符籙，凡二千五百部余，九千五百余卷。”

　　此外，弘文馆、集贤院、史馆等处藏书也相当丰富。如《唐会要》中称：武德九年（626年）“九月，太宗初即位，大阐文教，于弘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

　　开元时，根据玄宗旨意，集贤院认真整理了所藏书，“总八万九千卷。经为一万三千七百五十三卷，史库八千八百二十卷，子库二万一千五百四十八卷，集部一万九千八百六十九卷”。

　　3、宋代国家藏书情况：

　　据《宋史·艺文志》，北宋时国家藏书卷数：“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万九千一百四十二卷。次仁、英两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次神、哲、徽、钦四朝，一千九百六部，二万六千二百八十九卷。三朝所录，则两朝不复登载，而录其所未有者。四朝于两朝亦然。最其当时之目，为部六千七百有五，为卷七万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南宋于汴京建立政权后，“屡优献书之赏，于是四方之藏，稍稍复出，而馆阁编辑，日益以富矣。当时类次书目，得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宁宗时续书目，又得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视《崇文总目》，又有加焉。”

　　二、唐宋时期私人藏书

　　1、唐代私人藏书情况：这一时期有些藏书家在藏书数量，特别是对藏书进行认真校勘方面，甚至超过了宫廷藏书。如唐代苏弁“聚书二万卷，手自雠定，当时称与秘府埒”（见《新唐书》本传）。又如韦述“蓄书二万卷，皆手校定，黄墨精谨，内秘书不逮也。古草隶帖、秘书、古器、图谱无不备”（见《新唐书》本传）。

　　这一时期藏书的特点是：

　　A、许多人做了校勘工作，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其藏书的质量。

　　B、通过建楼藏书（如田弘正、张建章）和改良藏书办法（即用不同颜色的装帧材料来区分藏书的类别）等，使图书的保管工作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2、宋代私人藏书情况：两宋私家藏书事业空前繁荣。

　　A、首先是人数多，见于文献记载的，据不完全统计有160人（见方建新《宋代私家藏书补录》）；

　　B、其次是分布广，除江浙为藏书家集中的地区外，从中原到边远的地区皆有藏书楼；

　　C、再次是藏书家收书的范围很广，根据自己的专长与爱好，呈现出了较为鲜明的个性（如苏过于《斜川集》卷四《夷门蔡氏藏书目叙》中所言）；

　　D、第四，在校勘方面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如贺铸等）；

　　E、第五，开始用题跋的形式来写读书和藏书的感受，如（陆佃、陆游）；

　　F、第六，编写藏书目录成风（参见汪辟疆《目录学研究》）

奎虚书藏为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奎虚书藏，位于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大明湖路257号，北临大明湖，东临遐园，为原山东省立图书馆藏书楼，建于1935-1936年，为现代建筑风格。山东省图书馆的前身为山东省立图书馆，馆址位于大明湖西南岸，落成于1909年12月，建筑布局仿浙江宁波的藏书楼天一阁，当时被称为遐园，主要建筑包括海岳楼、宏雅阁等。

1928年日本以保护日侨为由出兵济南，山东省立图书馆因与中国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接壤而受到战火波及，大部分建筑被毁，原藏书楼楼顶被洞穿，基础亦遭到震动破坏。1929年后，藏书量亦多至原藏书楼不能容纳。因而于1934年筹建新藏书楼，命名为“奎虚书藏”，其意为“奎星主齐，虚星主鲁，以二星之分野，括齐鲁之疆域”。

在1984年新阅览楼建成前，奎虚书藏一直为该馆的主体建筑，长期用于图书的采编、收藏和借阅，其藏书包括善本古籍、普通古籍、海源阁藏书及其故物等（现多迁至二环东路的山东省图书馆新馆）。2004年，该建筑曾被整修维护，其功能也由藏书楼向自习室、阅览室转换。

另外，该建筑在1945年曾作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部大礼堂使用，并在此举行了侵华日军山东战区签降仪式，当时的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曾题有“我武维扬”匾以纪念这一历史事件。

建筑坐西面东，平面呈山字形，楼后使用回廊相连，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分为两层（当时亦考虑便于随时增筑），上层最初为书库六间，书架为木质，下层最初为阅览室、展览室等共十六间，正中的大阅览室可容纳400人。东立面呈五段式划分，稍突出南、北两端和中间部分，中部女儿墙为叠落状马头墙处理，正中为由傅增湘题写的“奎虚书藏”四字，南、北两端的女儿墙亦采用相似的手法，与中间部分取得了呼应。

　　1、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

　　明代：晁的《晁氏宝文堂书目》

　　明末清初：钱谦益的《绛云楼书目》

　　清代：孙星衍的《孙氏祠堂书目》、徐乾学的《传是楼书目》，

　　2、私人藏书而又编制藏书目录，大概开始于南朝宋齐之时。私人藏书而有书目见于史籍记载的，当以梁代任昉（460---508）为 最早。《梁书·任昉传》记载： ”昉坟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昉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 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 昉所著文章数十万言，盛行于世。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体例完备，有小序与解题（《直斋书录解题》不为总序，间或有小序），最为后人所推重。私家藏书目录对图书的分类不尽采用四分法，细类划分比较灵活，如清代孙星衍的《孙氏祠堂书目》分12大类，徐乾学的《传是楼书目》史部分37细类。

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在什么地方？

天一阁位于宁波市中心龙湖西岸，是中国第一家私人图书馆。它建于明治四十年（1561年），由当时的军人范钦主持。范钦一生喜欢收集古文。然后，他得到了李世万卷楼的藏书遗物，银县。藏书7万多册，其中以《志志》和《邓可记》最为罕见。

区别于第二代厨师修警示SA VII四库百科全书，孙凡茂八柱梵琴金仙638藏书，然后从DSM迟天翼高活动、终身作图的家居，印度蜀楚古驰风格，并建有著名的“七世南北岛”供收藏修复，由七世库百科全书、天涯今明文全国。范钦制定了严格的规则来保护藏品。世世代代都在认真地遵循“一代又一代不尊重书”的说法。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有很多书丢失了。

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掠夺了几十本古书，其中包括一本书。咸丰年间，盗贼再次潜入城堡，偷走了许多藏书，卖给法国传教士和造纸商。后来，它经历了许多变化，到了二十九年（1940年），展馆的藏品只剩下1591册，即13038册。新中国成立后，政府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来保护天一嘎库，原有藏书3000余册，加上当地藏家捐赠的古籍，使游客流失。现藏正版真书8万多册。

清康熙四年（1665年），潘钦的孙子范文光在池边堆石，修亭建桥，种花草，使整个亭子和周围看起来像是江南的私人花园。今天的天一阁是一座集图书馆文化、社会历史与艺术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它是中国最古老的私人图书馆，也是世界三大图书馆之一。它被誉为“南国书城”。整个博物馆由藏书文化区、园林休闲区、展览区三个功能区组成。

藏书文化区，以图书馆建筑为核心，包括东明草堂、范故居、尊景阁、明州碑林、钱金贾等新图书馆；展区包括秦始皇祠、弘洲和新写字楼；园林游憩区内已建成明池、岩石、长廊、碑林、百鹅亭、土惠塘等一系列旅游景区。书是记载和传递知识的重要工具，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以藏书著称的《天一歌》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是一个集书、集书、传书于一体的智力中心，而且凝聚了范佳为知识而集书的顽强意志，这是一种能够超越时代、被现代人欣赏和分享的意志。

随便举几个======

藏书楼

庐山五老峰白石庵----北宋建昌人李常(字公择)，将自己的李氏山房藏书九千卷捐于庐山五老峰白石庵僧舍，供众阅读，苏子瞻曾撰《李氏山房藏书记》表扬之。

明代---兵部右侍郎范钦---天一阁。

明末清初----徐火勃的红雨楼、周永年的籍书园、孙衣言的玉海楼、张金吾的爱日精庐、国英的共读楼、黄澄量的五桂楼等，

清代----丁雄飞的古欢社、陆心源的守先阁、黄树谷的广仁义塾、张敦仁的六一堂、孙星衍的孙氏祠堂等。。。。

清末民初更多。。。

藏书家

1魏晋南北朝崔慰祖。《南齐书，文学传，崔慰祖》记载：“(崔慰祖)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尝为辞”。

2五代石昂，“家有书数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无远近，多就昂学问，食其门下者或累岁，昂未尝有怠色”。

3宋代宋敏求，家有藏书三万余卷，多精审之本，其豁达肯借著称于时。

4宋代闻人滋，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称其“多蓄书，喜借人。自言作门客牙，充书籍行”。

5明清岳浚，为抗金名将岳飞九世孙，积书万卷不吝借人，故“一时名士多游其门”。

。。。。。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