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年中中外寺庙使用的乐器、节奏、韵律各有异同但为什么都是敲108下?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10-08浏览:3收藏

拜年中中外寺庙使用的乐器、节奏、韵律各有异同但为什么都是敲108下?,第1张

辞旧迎新,每年的新年和除夕,北京城内外的钟楼都会响起响亮有力的108响钟声。钟声洪亮庄严,声波起伏节奏鲜明。敲钟的尾音可持续1分多钟,钟声最远可传至20公里外。

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计时工具,据说钟出现在黄帝颜地时期。自古以来,敲钟击鼓也成为帝王、寺庙和黎族人民祭祀神佛、祈福、保佑、避祸、驱邪的礼俗。

据史书记载,汉代有“黎明击鼓叫人起床,夜晚敲钟叫人起床”的制度。随着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钟鼓与佛教结缘。很多寺院的东西两侧二楼都有钟鼓。钟鼓不仅用于寺院佛教活动的仪式,也曾是旧城镇和村庄的“时间站”。比如北京的古雍和宫,每天和尚去寺里念经,都是敲钟敲鼓,到了印石,敲鼓如雷,一度响彻四九城。

北京城中轴线上,钟鼓楼二层,建于明朝永乐年间地安门大街北端。前后两层垂直摆放,气势恢宏。钟楼上挂着一座63吨重的青铜钟,高479米。467米高的鼓楼里有一个大鼓和二十四个小鼓,共有25个鼓。今天的钟鼓楼是清朝乾隆年间重建的。从明清到民国初年,钟鼓楼二层一直担负着北京内外报时的任务。可以说老北京有一次睡着了,被钟鼓楼的声音惊醒。

清初规定钟鼓楼昼夜报时,乾隆时期后改为守夜人。此后,清代负责钟鼓楼的更夫报时非常有规律,注意敲击的顺序和节奏。清朝末年,民间流传着一句话,“紧、慢、慢、慢”,形容宣彤时期的钟楼、鼓楼中午敲两次钟。每次响54次,两次钟鼓合计108次。

古今中外寺庙拜年所用的乐器、节奏、韵律虽有异同,但都是108拍。根据我国古籍记载,钟是把阳聚集在地下,而敲钟是把阳从地下召唤出来。大约从汉代开始,古人就有了晚上敲钟叫阳,白天击鼓避阴的习俗。古人认为元杂剧之前的除夕是一岁之末,是一年中阴气最盛的一天。除夕子夜时,阴气盛日极高,此时应鸣钟击鼓,避阴气,迎阳气。“敲钟打鼓迎新年”的习俗在中国古代城市一直延续着。

“闻钟,忧淡,智长,菩提生。”为什么除夕夜做爱一定要敲鼓敲钟108次?明朝的郎英在七修类稿一书中说:“敲一百八十下的,一岁。一年有十二个月,二十四天,七十二天,正好是这个数。”佛教也认为108招可以消除108种烦恼。还有一种说法是108包含12个9,易经。九被认为是最大的正数,被认为是数字的极点。九与龙谐音,有高贵、吉祥、持久之意。一年有十二个月,“九”的十二倍正好是一百零八。

一、源远流长的中国钟、鼓文化

传说远在炎帝、黄帝时代就已经开始铸造和使用钟。

先秦古籍《山海经》中,就有许多关于钟、鼓的传说的记载:“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

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

但是,考古发掘证明,远在距今6000至5000年,即公元前3900年至前3000年左右,就已有细泥红陶制成的、光素无纹的钟(或铃)。

该钟(或铃)高约9厘米,直径约5厘米,有柄,其肩部两旁各有一小孔与内腔相通。

其后,又相继在陕西长安县、湖北天门石家河等地,发现公元前2000多年前的陶质钟。

之所以称其为钟,是因为它已具备了后世钟(或铃)的特征:中空、筒形,一端封闭,一端敞口,由外力撞击而发声,或受外力作用,其舌撞击内壁而发声。

它们是人们目前所见的最为古老的钟(或铃)的形态,是中华大地上钟(或铃)的原始雏形。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青铜文化发展的时期,也是青铜乐钟的大发展时期。

商代的青铜器制作技艺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且出现了大量的青铜礼乐器和兵器。

西周则是先秦礼乐制度形成和确立的时期。

青铜钟铃的铸造技术也在此时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到了两汉,铜器的铸造主要由官府控制,并设专门的机构来管理青铜的冶炼和铸造。

南北朝至明清,则是佛钟、道钟、更钟、朝钟盛行的时期,同时也是铁钟大量出现的时期。

公元前2年,西汉哀帝在位时,西域大月氏派伊存出使中原。

当时,他曾向博士弟子(官名)景卢口头传授佛教经典——《浮屠经》。

这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会议1998年3月确定的,作为“佛教初传标志”。

其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郎中蔡信等18人赴西域学习佛法……佛教的传入导致了佛经在中国的出现,并在客观上促进了我国钟鼓文化的发展。

北京地区的佛教文化历史也颇为悠久。

大约在公元4世纪初,就已由中原传入。

辽在北京建陪都南京,金继而又建中都城,元新建大都城,明永乐帝又在其基础上改建、扩建北京城。

都城是政治、文化中心的所在,上述各代帝王又都崇尚佛教,致使佛教文化在北京地区得到迅速的发展。

明朝更是其大发展时期。

佛钟,也称“梵钟”。

由于它是佛教寺院中不可或缺的物器,与僧尼朝夕相伴,寺院的生活几乎都是由“钟”而定。

它既是佛乐的乐器,寺院的报时器,更是重要的法器。

在隋唐时期,佛钟在寺庙里已十分普及,尤其是汉传佛教,几乎是无寺不有钟,无钟不言寺。

钟的声音深沉、浑厚而且绵长,洪亮而且辽阔,佛教徒甚至将其视为与天国神灵沟通的圣器,成为广大佛教徒崇拜的圣物。

二、象征意义是钟、鼓文化的灵魂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

祭祀和战争是古代社会最大的两件事,因为它们是获得和维护统治权力最重要的途径。

而从考古出的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也主要是祭祀礼器和兵器。

张光直先生在《宗教祭祀与王权》一书中这样说:“在一个充满争夺的社会中,兵器的威力不言而喻。

但拥有礼器时权力的积聚和巩固,更会产生更大影响。

”于是,“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用以祭祀。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祭祀礼器的拥有,就意味着对权力的拥有。

先秦统治阶层之所以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铸造各种各样的铜钟,不仅是因为铜在古代是一种贵重的金属,更重要的是,在人们的心目中,钟和鼎一样,都是权力、地位的象征,甚至成了战争是否取得最后胜利的标志。

而在钟、鼓文化所涉及的领域,诸如宗庙的祭祀、宴享娱乐等,钟、鼓之乐规模的大小、数量的多寡、制作的精良程度等,也都成了权力、地位的象征。

周武王伐纣灭商,并在商朝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更完备的政治制度和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

这同时也是先秦礼乐制度的形成和确立的时期。

大量的青铜礼器和乐器,自然也应运而生。

钟鼓之乐是国家繁荣昌盛的象征。

而钟、鼓的权力象征意义在先秦时期被确立之后,在钟鼓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一直被承袭下来,并为历代统治者所沿用。

秦统一中国之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销天下兵器,聚之咸阳,铸了六口象征专制统治的大朝钟。

朝钟在皇帝受百官朝贺时鸣响,并由是开启了帝王专用的朝钟铸造史。

历代帝王所铸之钟,以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所主持铸造的永乐大钟最为有名。

大钟铸满了文字(汉、梵文共存的佛教经、咒计100多种,共23万多字)。

有明成祖御制的《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还有其它一些涉及明初社会现状的相关铭文。

此外,钟体上还铸有百喻经中的佛经故事等。

大钟所铸铭文字体工整、隽秀,相传为明初书法家沈度所书。

其铜质优良,工艺极佳。

钟体布满佛经,虽意在此钟声象征佛祖宣讲法音、传播四方,但却是永乐皇帝所拥有专制权力、至高无上的最好诠释,即以此向世人昭示他帝王权力的确立,并祈祷“大明一统”,长治久安。

修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的钟、鼓二楼,均筑于高大的城台之上。

钟楼通高约48米,全为砖石结构,精致而坚固,灰筒瓦绿剪边歇山顶,四面开券门,楼内悬挂大铁钟一口(后改为悬铜钟);鼓楼高约47米,重檐、重楼黄瓦歇山顶,楼两层,面阔五间,楼内置鼓一面。

钟、鼓二楼虽为全城的报时中心,但更是明永乐帝一统江山、皇权永固的象征。

三、保护钟、鼓二楼及其周围地区的原生态文化

在上古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人类的命运受着大自然的主宰。

他们慑服于自然界的威力而崇拜自然,将由于自然力降于人间的祸福看成是某种神力的作用。

而在这整个宇宙的“众神”之中,又有一位至高无上的主宰者,那就是“帝”、“上帝”,或者说是“天”、“天帝”。

因此,古人总是把天象的变化和人间的祸福联系起来。

“帝天之义,莫大于承天”。

所以,《仪礼》说:“天,至尊也”;“君,至尊也。

”孔子更把所谓的圣明君主比喻成众星拱卫的“北极星”,并由此形成了“正朝仪之位,辨其贵贱之尊,王南向”。

主体建筑面南、中轴对称,成为历代帝都宫殿建设所必须遵循的法则。

明清的宫殿建筑,便是严格遵循这一法则,在都城规划建设上本着“天子至尊”的思想,确立了宫、城一体,择中立宫,即以宫城南北中轴线为全城主轴线,构成中轴突出,两翼对称,呈“回”字形的总体布局。

而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并以南京宫城为蓝本改造、扩建而成的。

元大都城的总体结构,就是宫为主体,居于城南部中央,自郭城正南门——丽正门,皇城正南门棂星门,宫城正南门崇仁门,北经万宁桥直达万宁宫中心阁,都在一条中轴线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条中轴线之西129米处,还有一条与之相平行的南北轴线,其位置相当于今天的旧鼓楼大街。

这条南北轴线以钟、鼓楼为标志,正好把元大都城的北半城划分成东西面积大致相等的两部分,即城的中分线。

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攻下大都城。

为便于防守,而将北城墙南缩五里。

明永乐帝迁都北京,即以此作为北城墙。

与此同时,又将原大都城南城墙南扩二里,以原大都城的规划建设中轴线为明北京城的规划建设中轴线,废除原位于今旧鼓楼大街南端的钟、鼓二楼,并把它们建在了北京规划建设中轴线的北端,从而形成了南自丽正门(后改称正阳门)、北至钟鼓楼这样一条统领全城规划建设的中轴线。

其间经大明门,过天安门、端门、午门,穿紫禁城,出玄武门,越景山,直达钟、鼓楼。

这是世界都市中一条最伟大的中轴线。

而把象征皇权至上、一统江山的钟、鼓楼也都建在北京城规划建设的中轴线上,并作为它的终结点,这是我国都城规划建设史上的一大创举。

现在的钟、鼓楼虽为清乾隆年间所建造,但是其高耸、沉稳、敦实,“飞檐杰阁,翼如焕如”的形制不变。

无论是站地仰望,抑或是前后并峙,互为相望,都能给人以由小到大,由近及远的透视效果。

也因于此,其周围包括街道、胡同、四合院在内的一个范围甚广的历史文化生态环境汇成了钟、鼓楼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也只有在这样一个全息历史的环境之中,才能解读得出钟鼓楼象征文化。

一旦失去这样的历史文化生态环境,钟、鼓二楼没有了胡同、四合院的支撑,没有了居住在那里的老北京人的文化气息,也就成了被现代高楼所遮挡的古董——孤零零地戳在那儿的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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