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印度的典籍之多，真是孙悟空也背不回来

成书于公元前六世纪的荷马史诗，可谓是古希腊文明的源泉，为古希腊人保留了很多历史记载、神话故事和文学诗歌。古希腊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后世的西方学者，经常引用荷马史诗，从中汲取营养、智慧和佐证。我国古代的《诗经》也有类似的作用，但诗经的篇幅无法与荷马史诗相提并论。诗经共311篇，而两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共48卷，约2万8千行。

而印度史诗《梨俱吠陀》规模更为宏大，有4万多行诗。并且成书年代要远远早于荷马史诗和《诗经》，一般认为在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它是人类保持至今最早的诗歌集。

《梨俱吠陀》是雅利安人在祭祀、祭神时用以唱诵的，早先没有文字，靠世代口口相传，成书为后世笔录。“梨俱”意为“赞颂”，“吠陀”本意是“知识”或“明”，可理解为“赞颂明论”。

《梨俱吠陀》之后还有三部吠陀：《娑摩吠陀》（歌咏明论）、《耶柔吠陀》（祭祀明论）、《阿达婆吠陀》（禳灾明论）。

《娑摩吠陀》是歌曲集，有1549首圣歌。《耶柔吠陀》是祭祀用的祷文集，共84章。《阿达婆吠陀》是密语和符咒的总集，共20卷，731首诗。

这四部吠陀称“吠陀经”。吠陀经的注解书是“梵书”。“梵书”又分为《仪规》、《释意》、《极意》。其中《极意》最为重要，《极意》有多部，以《森林书》为最重要。《森林书》又有多部，以《奥义书》为最重要。印度各教派哲学大多从《奥义书》来，相传有108部。

《森林书》是哲人们栖居于森林深处苦思冥想后撰写的，属宗教哲学书。（印度通用的季节分法是三季：暑季、雨季、凉季，暑季酷热，人们常躲进树林乘凉）。《奥义书》是探索宇宙奥秘和吠陀启示的精华之作，意味“深奥的论述”，是关于自然现象与事务的神学推理，是关于至上灵魂（梵天）的性质的推理。

吠陀文献的最后一部分是《经书》，是研究吠陀各学科的简明论述，可独立出来。经书又分广义、狭义两种。广义六类：声调学、音律学、文法学、难字集解、天文学、礼学；狭义（礼学）三类：所闻经、家范经、法经。从生到死、从此生到彼生都包括了。

以《法经》为例，讲述人们的社会职责、行为规范和宗教义务，可以说是印度最古老的法律学著作。《法经》中有部分叫《法论》，以韵文写成，现存八十多部。《法论》中论政事的叫《实利论》，共五派十三部。

吠陀文献的编成可分为三个时段。第一阶段是《梨俱吠陀》的前九卷。第二阶段是《梨俱吠陀》的第十卷和另外三吠陀经、梵书成型期，形成于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600年。《经书》编成最晚，在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后200年。

吠陀文献还只是印度古代典籍中的一类。以史诗为例，印度史诗是讲故事的形式，吠陀用梵文写，而史诗用俗语写成。以对句构成，每句分16音节，两句为一对，末尾有抑扬的声韵。

史诗数量很多，最重要的是两部：《摩柯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其中《摩柯婆罗多》共10万对句，8倍于荷马史诗。这部史诗主要描写部落战争，也叫“大战争史诗”。《罗摩衍那》有24000对句，讲述一个王子复仇的故事。

公元前后，有许多的仿两大史诗的历史著作，称为《往世书》，有十八部。

这些印度古籍记录了印度古代历史的方方面面。如种姓制度的二分格式（皮肤颜 别，分割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最早见于《梨俱吠陀》第九卷。第十卷则已经可以看到种姓制度的四分格式。

印度古代典籍对我们现代的生活也有影响。如“业”、“轮回”这两个概念，最早见于《奥义书》。来生是幸福是悲惨，取决于今生，与西方的上帝支配人不同，印度人和中国人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一个到印度取经的中国人是东晋高僧法显，他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名僧，也是一位卓越的佛教革新人物，他是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

法显3岁出家，于东晋隆安三年（399年）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敦煌以西的沙漠到焉夷（今新疆焉耆附近），向西南穿过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抵于阗（今新疆和田），南越葱岭，取道今印度河流域，经今巴基斯坦入阿富汗境，再返巴基斯坦境内，后东入恒河流域，达天竺（今印度）境。

法显的著作《法显传》又称《佛国记》、《佛游天竺记》等，书中对所经中亚、印度、南洋等约30国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物产、风俗乃至社会、经济等都有所述及，是中国古代关于中亚、印度、南洋的第一部完整的旅行记，在中国和南亚地理学史和航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扩展资料：

《法显传》对印度的影响：

1、印度古代缺少真正的史籍，因此研究印度古代历史，必须乞灵于外国的一些著作，尤以中国古代典籍最为重要，而在这些典籍中，古代僧人的游记更为突出。

2、僧人游记数量极多，而繁简不同，时代先后不同。《法显传》是最古的和最全的之一，一向被认为与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鼎足而三。研究印度古代史的学者，包括印度学者在内，都视之为瑰宝。

-法显

在印度传入中国的宗教中，以佛教为独盛，中国古人的脑袋中，几乎将佛教当了印度文化的别名，凡从印度传来的东西，常常委之于佛教。对于印度成分的东西皆被笼统地看成佛教的术语和思想，然而这是不正确的。婆罗门传入中国的时间更在佛教之前，为佛教的雏形。

东汉永平年间佛教传入中国。伴随着许多佛门高僧相继来中国布道，一些婆罗门教士来到中国。据《高僧传》载，有名有姓可考的具备婆罗门身份的高僧就有如下几人：

“佛陁耶舍，此云觉明，罽宾人，婆罗门种，世事外道。”[3]

“求那跋陀罗，此云功德贤，中天竺人，以大乘学故，出号摩诃衍，本婆罗门种。幼学五明诸论，天文书算，医方咒术，靡不该博。后遇见阿毗昙杂心，寻读惊悟，乃深崇佛法焉。其家世外道，禁绝沙门，乃舍家潜遁，远求师范，即投簪落发，专精志学，及受具戒，博通三藏。……元嘉十二年至广州。”[4]

“元有南天竺波罗奈城婆罗门姓瞿昙氏，名般若流支，魏言智希，从元象元年至兴和末，于邺城译正法、念圣、善住、廻诤、唯识等经论，凡一十四部八十五卷。”[5]

以上列举的3人，原先皆是婆罗门，后改奉佛法。因为《高僧传》所记皆是佛教高僧，对婆罗门教士不感兴趣。那么，汉唐之际，有没有纯粹的婆罗门教士来到中土呢？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在《全唐诗》里找到一首清江写的《送婆罗门》诗，其诗云：“雪岭金河独向东，吴山楚泽意无穷。如今白首乡心尽，万里归程在梦中。”[6]诗人跟远道而来的婆罗门教士有应酬交往。

唐代诗人刘禹锡患眼疾，大概是白内障，经婆罗门教士用金蓖术治好，故有赠婆罗门僧诗一首传世。其诗曰：“三秋伤望远，终日泣途穷。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蓖术，如何为发朦？”[7]

婆罗门的医术，当时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并介绍到中国。《隋书》经籍志载有《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婆罗门药方》五卷，便是最好的佐证。由此推断，先后来到中国的婆罗门教士决非一人二人。

在《隋书·经籍志》 中，有一些冠以“婆罗门”名义的典籍，这里姑且称之为婆罗门典籍。它们主要分布在《经籍志》的子部和经部里、史部里也有，即：

《婆罗门书》[1]一卷；

《婆罗门天文经>>二十一卷，婆罗门舍仙人所说；

《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三十卷；

《婆罗门天文》一卷；

《婆罗门算法》三卷；

《婆罗门阴阳算历>>一卷；

《婆罗门算经》三卷；

《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

《婆罗门药方》五卷；

《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五卷；

南诏曾信奉婆罗门教

南诏是公元7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存在于云南大理一带的由彝族和白族先民建立的地方政权。南诏的宗教信仰十分复杂，有原始的巫教，后又传入佛教密宗和道教。最近有人又从《南诏德化碑》和《南诏图传·文字卷》中找到南诏曾经信奉婆罗门教的证据。

《南诏德化碑》现存大理城南15里之太和村，建于唐大历元年（766年），碑高3·02米，宽2·27米，厚0·58米，正面是碑的正文，约3800字，背面是职衔和姓名，约1000余字，汉文书写，是研究南诏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南诏德化碑》云：阁罗凤在当王储之时“不读非圣之书，尝学宇人之术。”温玉成先生认为，“宇人”即应是《摩登伽经》所译的“仙人”，或“初人”。“宇人之术”的“术”，专指婆罗门教《四吠陀》之四。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二云：“其婆罗门学《四吠陀》，一曰寿，谓养生缮性；二曰祠，谓享祭祈祷；三曰平，谓礼义、占卜、兵法、军阵；四曰术，谓异能、伎熟、禁咒、医方”。由此可知，阁罗凤亦学习婆罗门教之《吠陀》也。

《南诏德化碑》云：阁罗凤派兵击败唐节度使鲜于仲通，乃是“先灵冥佑，神炬助威，天人协心，军郡全拔”。其中的“神炬助威”一句，尤值研究。“神炬”者，神火也。依婆罗门教的“祭祀万能”论，举行“修陀罗摩尼祭”（“火祭”之一种），可以“摄伏”敌人，得到火神的助力。

《南诏德化碑》云：赞普钟三年（754年），阁罗凤命击溃云南郡都督、侍御使李宓等人时，“伏尸遍毗舍之野”。毗舍即吠舍（Vaisya），是印度种姓制度中，次于婆罗门、刹帝利的第三种姓，指农民、商人及手工业者阶层。此碑文用语，有力暗示南诏国受婆罗门教影响之深。

《南诏德化碑》云：阁罗凤安定大局后（765年），“坐南面以称孤，统东偏而作主。然后修文习武，官设百司，列尊叙卑，位分九等。阐三教，宾四门，……”。其中“阐三教”者，就是在礼制建设中，把阐扬儒、佛、梵三教定为国策。[10]

除《南诏德化碑》外，《南诏图传》是现存南诏时期的另一重要历史文物，画于南诏中兴二年（898年），现藏日本东京都有邻馆。《南诏图传》前半部分是画卷，后半部分是文字。图画的内容可以分为三部分：一、巍山起因，也就是梵僧化斋的故事。二、铁柱记，即祭铁柱的故事。三、西洱河记，舜化贞为立王霸之业“用牲牢而享祀西洱河（洱海）”。

有人认为，《南诏图传》中的巍山圣僧是一位婆罗门教徒。因为梵僧头戴“赤莲冠”，有胡须，似非佛教徒之像。而且梵僧在巍山顶向蒙细奴逻妻及儿媳“受记”时，“左有朱鬃白马，上出化云中有侍童手把铁杖；右有白象，上出化云中有侍童手把方金镜，并有一青沙牛。”这里应是虚构的一个婆罗门教祭祀场面。马神陀第克罹（Dadhikra）、象神、湿婆之子犍尼萨（Ganesa）均以侍童面貌出现。湿婆神之牛，名难陀（Nanda），用青沙牛代表。[11]

《南诏图传》第四化里被杀害的梵僧颈下挂一条白带子，就是婆罗门教中学通“五明”的学者（班诘）所佩用的“项带”。《真腊风土记》曰：“为儒者呼为班诘，……于颈上挂白线一条。……颈上之线终生不去。”班诘，读音Pandit,源于梵文，今泰文沿用其音，指有学问的人。真腊时期被称为班诘者，多为婆罗门教士，因为当时知识被婆罗门垄断，一般民众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中说：“由班诘入仕者，则为高上之人”。由于他们是婆罗门教士，所以他们颈上那条标志婆罗门身份的白线终身不去。[12]

除此而外，南诏时期滇池、洱海一带广泛存在的对大黑天神的崇拜，也证明婆罗门教一度经蜀身毒道由印度直接传入云南。大黑天神梵名“摩珂迦罗”（Mahakala），摩珂是大，迦罗是黑，故大黑天神是意译。他的原型就是婆罗门教崇拜的大自在天王湿婆。白族和彝族把大黑天神当作“本主”和“土主”，即“本境之主”和“本土之主”，是他们保境安民的土地神。现今滇池、洱海地区仍然保留着许多供奉大黑天神的本主庙和本土庙。这是婆罗门教与当地巫教进行融和的证据。

传播

以上证明了有不少婆罗门教的成分在隋以前曾传人到东土，并显示了它们在古代中国的存在，当然在规模上是远远不能和同时代的佛教相比。那么如此情况能不能视作婆罗门教已经传人了中国这就涉及到如何看待宗教的传播和如何认识宗教存在的标准。

宗教的传播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地域到站住脚跟之间的历程往往很长，其中甚至还有曲折和反复。就拿佛教进入中国来说，其传人之起始，史家或是放在西汉元帝元寿二年（前2年）大月氏使臣伊存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或是东汉明帝在永平七年（64年）某夜梦见金人而派遣郎中蔡悄等出使西域探访佛道，或是蔡悄等将中天竺僧人摄摩腾、竺法兰及佛像等带回洛阳在寺中居住。不管以上那一种说法成立，佛教在西、东汉之间传人中国，已成了学界之共识。如果以这个作为一个外来宗教传人中国的标志，那么隋以前婆罗门教在中国的存在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标准。甚至可以说，魏晋以前关于佛教在中国显示存在的史料也是非常少的，至少不比本文所列举的隋以前婆罗门教在中土的史料多。而且，就像中国古代分不大清楚婆罗门教与佛教之间的区分一样，“汉代佛教道家本可相通，而时人也往往混为一谈也”[45]，蒙上其它宗教色彩来进入一个新文化地域是宗教传播中常见现象。因此，即使婆罗门教由于种种原因，后来没有在中国站住脚跟，形成整体规模，也应该视作它在隋以前传人过中国。否则的话，按同样标准，那佛教传人中国的时间只能下延到东汉末，甚至在两晋之间，因为直到西晋末动乱之后的东晋十六国时，官方才允许汉人出家。

其实婆罗门教到中国后，也不是在隋以前昙花一现。来自婆罗门教的音乐、绘画、雕塑、医药、天文、数术、占卜术、咒术等等，对中国文化起着重大而持久的影响。虽然这些往往是和佛教的文化影响混淆在一起，但还是能够分得清的。如石窟或寺庙中的多首多臂像都是源于婆罗门教，虽然后来是以佛教的名义出现，至于我们在《隋书·经籍志》中所见到的婆罗门典籍，更是非常清楚了。在几百年后的《宋史·艺文志>>里，我们还可以发现诸如《婆罗门僧服仙茅方》一卷这样的书籍的存在与流传，证明婆罗门教还顽强地保持着它的一些特性。

即使从宗教的角度讲，婆罗门教在中国笼罩了佛教，但由此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佛教本身，至少对密宗在中土的流播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于这种佛教与婆罗门教之间的相通成了佛教后来在其本土被印度教吸收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不在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但足以说明婆罗门教在宗教信仰中的潜影响。因此婆罗门教在中国的存在是能够和摩尼教、袄教等相比较的，而不应该被我们所漠视。

隋唐时期是中印金丹术交流的高峰时期。据《隋书·经籍志》卷三十四所录印度医方有：《龙树菩萨药方》四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西域婆罗门仙人方》三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四卷，《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婆罗门药方》五卷，《龙树菩萨养性方》一卷。由于这些方书的翻译，印度金丹术的某些知识也同时介绍到我国。如《千金翼方》记载有耆婆大士治人五脏六腑内万病及补养长生不老丸和耆婆汤等都是源于印度，王焘《外台秘要》天竺经中介绍了印度早已应用于眼科的矿物药如硫酸铜、硼砂、明矾等。印度八分医方中，列为第七的是长命药科论。唐代帝王酷好长生药，除请教道家的金丹术士外，也多方向印度寻求灵药。《酉阳杂俎》卷七记载，在六四八年，“王玄策俘中天竺王阿罗那顺以诣阙。兼得术士那罗迩娑婆，言寿二百岁。太宗奇之，馆于金飙门内，造延年药。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言：‘婆罗门国，有药名畔茶亻去水，出大山中石臼内。有七种色，或热或冷，能消草木金铁，人手入则消烂。若欲取水，以骆驼髑髅沉于石臼，取水转注瓠芦中”。唐太宗还派人到全国各地采怪药异石，甚至派使者到印度去采访名药。但那罗延娑婆寐造的药并无奇效，太宗只好听任去留，但他因年老体衰无法返国，死在长安。高宗即位，又从东天竺迎来卢迦逸多，任怀化大将军，派往印度，寻求长生不老之药。可见，印度金丹家那罗延娑婆寐和卢迦逸多在长安和中国宫廷名医、金丹家有过一定来往，曾共同研制一种新药，以求返老还童，但没有成功。公元716年，因为印度人要求唐玄宗派使者前去采购珠翠奇宝，宣称狮子国有灵药和养医之妪，玄宗便叫监察御史汤范臣和印度商人出使斯里兰卡。之后，屡宾、克什米尔、吐火罗等国多次进献精制药物，这些药物无非是所谓的长生不老灵药，其主要来源地是阿富汗和印度次大陆。隋唐时期中国金丹术在印度也很有吸引力，受到印度金丹家的普遍赞扬。公元647年唐太宗下令由玄奘法师合同道士蔡晃、成英组成一个三十多人的译经班子，将老子《道德经》逐字逐句译成梵文。这部梵文《道德经》在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印度时就送到了东天竺迦摩缕波国童子王的手中。阿萨密的许多习俗和礼仪从此染上了道教的风气，几乎与道教仪式并无两样。随着道教在印度的流行，作为道教组成部分的中国金丹术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里说：“神州药石，根茎之类，……香气茅郁，可以蠲疾……长年之药，惟东夏焉……四海之中，孰不钦奉。”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中国的金石药物和草药就可以免除疾病，至于长生不老的丹药，更是只有中国的最灵，因而备受印度人的推崇。

　　首先要说一句，四大文明古国，或者说文明摇篮，这个概念是成立的，西方历史学界也有类似概念。

　　看看现在的埃及、伊拉克，被异族统治，邪教洗脑，完全抛弃祖上的璀璨的文明，真为他们感到羞耻啊。其实中华文化并非没有灭亡的危机，五胡乱华的时候，中原大地上匈奴、鲜卑、羯、羌、氐、汉等民族相互厮杀，最后剩下来谁呢？第一是鲜卑，这个很好理解，因为北魏和北周成为中国北方的统治者，而他们都是鲜卑人；第二个就是汉族。一向柔弱的汉人，在匈奴、羯、羌、氐等少数民族都被杀光了之后，居然幸存了下来，而且还是主要民族。。以至于孝文帝都要实行汉化改革，向汉人看齐。

　　另外那几个文明古国都是四战之地，被各种外敌洗来洗去，也不光是几个文明古国，多少强国几千年下来都洗没影了。中国东边南边有大海，西边有大山，北边纬度高，生存条件恶劣，综合起来说地理屏障决定了亚欧大陆上的其它强大文明难以轻易插足，而中国本身地理规模够大，人口也多，形成了统一的文化之后，相对于外部文化来说体量优势巨大，就算政权被政府了，文化也能延续。

　　就是汉文化很长一段时间是很开放的，能够吸收外来种族和文化的精髓。看多少外来食物，家具，乐器就知道了。还有佛教要不是经过汉文化的淬炼，也不会变成现在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功不可没。你看欧洲那么屁大点地方，语言都那么多种，英德意西葡法，统一都没办法，还怎么在接下来几千年延续。

　　加上汉文化对周边压倒性的文化和人口优势，对于周边文明来说简直就是噩梦。

　　古代中国地理相对封闭，文化先进，人口众多，所以一次次挺过来了。

　　1、中国地理环境优越，相对独立和封闭，在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中很占优势，所以会有很多人去从事文学及其创作，也就必然会产生很多好的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中国古代一直是农耕文明占主导地位，中国有黄河，文明的发展必然要有河的参与，比如古印度的恒河，古埃及的尼罗河。

　　2、物质决定意识，因为中国一直存在，所以其作为物质附属品的文化也会随之流传。

　　3、中国在古代经理了较多的战乱，战乱中，汉族以及许多杉树民族会相互接触，文化也会发生碰撞，碰撞的结果必将是优胜劣汰，这也会使中国增加很多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

　　4、中国古代的文化大多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比如儒家文化等等，所以必然会得到统治者的支持。

　　5、中国有较多的解释估计的注释书，比如各种训诂学，《尔雅》、《说文解字》等等。所以对于现代人对于古籍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主要是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文化传承！

　　另外，中国每个朝代的更替都有写很好的写史书，为了吸取前朝的经验教训，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都由于外族的入侵而失去了独立，中断了古代文明。

　　历史上的印度饱受外来势力的侵扰，而且绝大多数侵略者往往是进去了就不想走，比如16世纪末，西方列强向东方扩张，荷兰、葡萄牙、法国、英国都入侵过这个国家。因此印度文化受外族影响过深，不易保存!

　　古埃及也是如此，从公元前4000多年开始直到公元前332年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而结束。

　　公元前1595年古巴比伦被赫梯灭亡。

　　我们祖国不仅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之一，而且是世界上唯一文明传统未曾中断的国家。长期以来，我们的祖国一直是世界文明的先驱，领先了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使我们祖国成为世界上文化发达的最早国家之一，对世界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充分证明了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智慧的民族，是一个具有特别旺盛生命力的伟大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