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是这么回事。

xxx命、xxx比命、xxx比卖命、xxx美命、xxx尊，这些都是古代日本神话中对天津神的一种称呼，日语都叫做“のみこと”，意思是XXX大仙、XXX大神的意思。

因为古代日本（其实我国也是如此）对神仙不能直呼其名，更何况是那些身份高贵的高天原的天津神们，因此要加上这个，免得对神仙不敬。

另外，由于古代日本天皇也被视作是神，所以他以及他的子女也是可以加上“比命”或者“命”等称呼的

　在中华文明的漫漫历史长河中，无数堪称绝世的艺术珍品诞生在了中国这片土地。然而，天灾人祸，让它们或流离失所，或香消玉殒，保存在中国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许多得以幸存却漂流海外。说到哪个外国国家收藏中国文物最多，答案必然是深谙中国文化的日本了。网友@于双子鱼 就用一张图，为我们清楚展示并讲解了日本收藏的中国十大国宝。

　　日本自隋唐以来，就一直从中国学习文化，并大量输入各种艺术品，到后来列强入侵，中国文物大量流失海外，其中绝大部分也是流入到了日本。据悉，日本1000多座博物馆，从公立到私立，几乎无一例外都收藏有中国文物，数量在数十万件左右。在这些博物馆中，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收藏最为丰富。虽然在战后，日本归还了一部分战时掠夺文物，有158000多车，其中有2000多件较为珍贵，但这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掠夺了中国多少文物呢？要给出一个精确的数字、把它们一一罗列，似乎不太可能。不过，从2012年出版的《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一书中，我们就能体会到这个数字到底有多庞大了：全书只列出了日本所劫掠的中国文物名称及尺寸规格，即便如此，十六开本的《文物目录》，仍分为九卷三大册，共计1423页、180万字。

　　在@于双子鱼 的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这些堪称日本收藏的十大中国国宝的文物，并非全为战时掠夺之物，但还是难以掩饰人们对战火中文物流失的伤痛与遗憾。不过，或许就像网友@长途旅行车 所说：“文物只要能够得到妥善保护，让他能够传承下去，放在哪里，其实是次要的。”

日该国立国会图书馆1959年6月进行机构调整时，成立了藏书构成审议会。1971年依据藏书构成审议会答复馆长咨询的报告，该馆制定了国立国会图书馆图书收集的指导方针（昭和四六年馆长决定第二号）。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图书馆的社会功能也在变化。在这巨大的变化之中，国会馆重新认识自身应起的作用，研讨既定的图书收集方针。1992年5月，该馆成立了收集企画委员会，取代了持续近33年的藏书构成审议会。通过研讨，收集企画委员会就图书收集的指导方针提出委员会报告，经馆长主持的会议讨论，1993年6月1日该馆制定了新的资料收集的指针（平成五年馆长决定第二号），对1971年的收集方针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即确定了新的指导方针。

一、收集的目的和基本方针

为谋求适应时代发展的藏书构筑，有助于达到国立国会图书馆法第二条所规定的国立国会图书馆之目的，进行图书及其它图书馆资料（以下称资料）的收集。国内的资料，作为日本的文化遗产和信息资源，广泛地收集。国外的资料，选择性地收集。

二、国内的资料

新出版的国内资料，除了出版者的赠与、遗赠或依法第二十四条至第二十五条之规定缴送的外，用于使用和保存所必需的复本，依靠购入及其它方法收集。未收入的国内资料，努力通过购入、赠与、调拨和缩微化及其它方法收集。

三、国外的资料

国外的资料，通过购入、国际交换、赠与及其它方法选择性地收集。特别注意收集下列各类：

1 法令、议会资料

2 与日本有关的资料

3 参考图书

4 科学技术及相关资料

5 国际机构与外国政府的有关资料

四、电子出版物等

国内出版的电子出版物或馆外制作者做成的数据库，不拘第2项之规定，进行选择性地收集。在收集国内出版的电子出版物时，通过与发行者及有关机构、团体的协作获得。

五、立法及相关资料

除了第2项至第4项所规定收集的资料之外，为帮助国会议员履行职务所需的资料或情报，不限于其形态、种类，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收集、利用。

六、由复制而成的藏书维护

收集到的国内资料，在有必要作为藏书的原始资料保存或提供适当的利用时，通过缩微化、电子化及其它方法进行复制。

七、与图书馆等单位的协作

进行资料收集时，力求与全国各类图书馆或资料收藏机构交换必要的情报，建立收集的协作体制。

八、资料收集方针书的作成

以本指导方针为依据，对应当收集的资料形态、种类、范围、语种、主题和优先次序以及在进行其它资料收集时必要的事项，在资料收集方针书中另行规定。

九、指导方针的修正

对应利用者的需求、出版物的多样化、印刷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本指导方针大约每五年重新予以审视，进行必要的修正。

在这个资料收集的指针中，该馆首次使用了电子出版物数据库等词汇，表明电子化的浪潮越来越波及图书馆以及国会馆适应这种形势要求的姿态。1995年该馆依据资料收集的指针作成收集工作的指南资料收集方针书，1997年作为补充版策定了面向21世纪的藏书紧急整备计划，制定关西馆（暂称）、国际儿童图书馆（原支部上野图书馆）应收集的资料，外国资料、电子出版物整备的基本方针与实施计划。 现行的出版物呈缴制度

日本现行的出版物呈缴制度是在1948年2月9日颁布的《国立国会图书馆法》中确立的。该法在规定了国会馆设立的目的、任务、组织机构的同时，也规定了国内的出版物须向该馆呈缴，并对呈缴出版物的范围和数量、呈缴的义务人、呈缴的免除、国会馆对呈缴义务人的补偿以及违法的处罚等进行了规范，由此确立了日本的出版物呈缴制度。

近几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出版物显著增加，加以收集和保存便成为国会馆迫切的课题。面对在呈缴制度创立之初无法想象的CD-ROM、DVD等电子媒体大量出现的状况，2000年4月7日，日本制定并颁布法律，对国立国会图书馆法作了部分修正。即呈缴制度在时隔50年之后进行了修订。并于同年10月1日开始施行。 主要有以下内容：

·呈缴出版物的范围·

图书；小册子；连续出版物；乐谱；地图；**胶片；录音制品、以印刷及其他方法复制而成的文书或图画；唱片；通过电磁方法以及通过人的知觉无法认识的方法记录文字、图像、声音或程序的物品。

作为应当向国立国会图书馆呈缴的出版物，新修订的呈缴制度增加了通过电磁方法以及通过人的知觉无法认识的方法记录文字、图象、声音或程序的物品。将这些固定在有形物上的电子化媒体出版物称之为封装（package）型电子出版物。

·呈缴的义务人·

国家机关及地方政府、公共团体出版物的发行者和民间出版物的发行者。

·呈缴出版物的数量·

国家机关、地方公共团体等的出版物发行时直接向国立国会图书馆呈缴最多不超过30部，以供馆内使用、与外国政府出版物的交换及其他国际性交换。由馆长根据需要决定都道府县出版物呈缴5部以下、市（含特别区）出版物呈缴5部以下、街村出版物呈缴3部以下的具体数量。

为文化遗产的保存及其利用，民间团体及个人发行的出版物，在出版物发行的30日以内，向国立国会图书馆呈缴内容完整的最佳版1部。

·呈缴的免除·

按照机密处理的、以及公文格式的和过于简易的国家机关出版物；再版出版物与前版或初版内容没有增减或变更，并且前版或初版已呈缴或捐赠、遗赠。

暂时免除**胶片的呈缴。

·国会馆对呈缴义务人的补偿·

国会馆对依法进行民间出版物呈缴的义务人支付相当于通常所需费用的补偿金。补偿金是实施呈缴所需各项费用的累加，包括1、出版费用（图书及录音制品定价的4成以上6成以下；胶片摄影资料定价的5成以上7成以下；盲文出版物的4成以上8成以下；连续出版物的4成以上5成以下。2、邮寄出版物所需的最低费用3、为呈缴所需的所有事务代理费用4、包装费用。

·以捐赠方式的呈缴·

国会馆将定期编制的全日本出版物目录（载有捐赠出版物的）免费邮寄给捐赠者或捐赠者的继承人。

·违法的处罚·

对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呈缴义务的发行者，处以出版物零售定价5倍以下滞缴金。如果发行者是法人，则处罚对象是法人代表。 国家机关出版物（政府出版物）

由国家机关、地方公共团体等的出版物发行者直接向国立国会图书馆呈缴。政府各省厅和最高裁判所发行的出版物通过设在各自机关的属国会馆的35个支部图书馆进行收集。每周1次由在各支部图书馆间的巡回联络车向本馆呈缴。其他政府机构、地方公共团体、国家和公立大学等出版物每次发行时通过邮寄呈缴。

民间出版物

1、通过经销途径呈缴

通常，日本出版流通渠道的形式是出版社委托书籍经销商和零售书店发售，通过经销商配售给全国的零售书店，3个月后收回售出的书款，剩下的书也由经销商送还。因此，从1953年起，对民间团体及个人发行的出版物，国会馆委托日本出版经销协会通过2家图书经销商ト-ハン株式会社（东贩，原名东京出版贩卖株式会社）和日本出版贩卖株式会社（日贩）以半年为单位，轮流承担收集新版图书代为发行者呈缴业务。对接收的新版书，每周2次向国会馆呈缴。以此种方式呈缴的约占全馆呈缴的民间出版物总量的65%。针对由于种种原因造成漏缴的情况，国会馆与日本出版经销协会、东贩以及日贩共同协商，1991年开始通过这2家经销商向全国的出版物发行者散发宣传品，督促呈缴。为了改善以往用传统的手工作业调查经销商新版图书来确认漏缴的状况，1992年国会馆引入并实施通过经销途径的呈缴本调查、兼有复本书的选书、订购、接收业务机械化系统　BACCAS（Book Acquisition and Checking Computer Assisted System）。由东贩和日贩提供出版和呈缴本情报，系统确认漏缴， 1998年该系统升级为可以管理所有民间出版物的系统国内出版物收集管理系统。新系统可以将各经销商的情报联机读取，从而大大提高了查漏催缴的效率，迅速掌握呈缴的情况。

2、其它民间出版物的呈缴

不通过日本出版经销协会代办呈缴的地方出版物、直接发售的出版物、自费出版物、各团体的出版物，由发行者直接呈缴。但由于没有象东贩和日贩那样代为呈缴的组织，发行者对呈缴义务也不一定完全清楚，所以国会馆采取了以下做法：

对地方出版物，委托地方和小型出版物流通中心代理呈缴业务。以每月2次的频率进行收集。此外还依靠都道府县图书馆提供的该地区出版物信息以及读者、各图书馆、本馆职员提供的信息进行督促呈缴。

对自费出版物，由于大多为歌集、文集、自传和回忆录，其出版制作大部分由出版服务商承揽。因此，国会馆请各出版服务商将其经手的出版物代为委托者呈缴。

3、唱片的呈缴

主要经加盟日本唱片协会的各公司呈缴，1991年已有27家。现在以呈缴CD为主。

4、连续出版物的呈缴

大部分由发行者直接呈缴。

5、电子出版物的呈缴

在新的呈缴制度实施之前，加盟日本电子出版协会（JEPA）的各公司的出版物，由该协会进行呈缴，主要以书目、辞典类为主。目前国会馆正在与发行者、著作权者探讨新的呈缴制度规定的作为呈缴对象的封装型电子出版物 呈缴的途径及补偿金等问题，以建立适应电子出版物发行渠道的呈缴方法。

对于民间出版物，法律规定国会馆应给呈缴者补偿金，并对各类出版物明确了具体的额度。但国会馆在实施中进行了简化，原则上补偿图书销售价格的50%，再加上邮寄费和包装费等。

国会馆通过以上的呈缴方式进行国内出版物收集达到相当可观的数量。以1999年度图书为例，该馆新入藏日文图书146，702册；呈缴的政府出版物图书31，290册，民间出版物图书101，085册，呈缴的图书占90%。 宪政资料 收藏了日本自19世纪后叶以来的近代政治发展史的文献资料和日本近代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及其官吏和实业家等日本近代政治人物所收藏的日记、书信、备忘录草稿和办公文件等，计23万件。此外还有太平洋战争后日本被占领时期联合国司令部的全部重要文件计3000万页的缩微胶片。

法令、议会资料 包括日本在内的30个国家的国会议事录和约100个国家的政府公报、法令集、判例集、条约等重要资料。其中日本资料16万册，外国资料19万册。

科技资料 除收藏国外科技期刊25,500种外，还收集PB、AD报告，原子能与能源报告、外国博士论文、学会出版物以及标准等。

地图资料 收藏有40万张地图。其中有日本明治时代至今由官方制作的地形图、地质图、航海图和地形图。还有住宅图26,000张。

音乐资料 收藏约45万张唱片，占日本收藏之首。

有关日本的西文资料 即外国人著述的有关日本的资料。其中包括16世纪初期基督教传教士的报告书。

古籍图书 除收藏日本古籍25万册外，还收藏许多中国历代特别是清朝的文献、族谱及地方志。

亚洲资料 收藏了36万册亚洲、中东、北非地区有关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资料。中朝文资料占主要部分。有中文图书25万册、期刊2,800种、报纸230种。

3馆藏数量

截至到2000年3月，国立国会图书馆的藏书量为：

图书7,312,178 册 （日文图书5,153,408册; 西文图书 2,158,770册 ）。

连续出版物163,097种（国内期刊102,796种，报纸6,906种； 国外期刊51,877种，报纸1,518 种）。

非书资料为缩微胶卷278,126卷； 缩微胶片6,412,923 张； 唱片455,430张； 光盘15,258张； 国内博士论文36万份；文书类253,070件； 报纸剪辑资料2,009,226张； 地图419,049张。

晚清、民国年间中国古籍流入日本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构成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侧面。一般来说，近代中日书籍交流之路的打通当在甲午战争之后。进入20世纪，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这一时期，内藤湖南、田中庆太郎、长泽规矩也是三位有代表性的来华访书学人。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对于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学者来说，大谷文库是一个绕不开的名词，尤其是在明清小说的研究者眼中，大谷文库更是无法取代的经典。可以说，大谷文库已成为公认的一座中国古典小说的宝库，而这座文学宝库最初的建立者，竟然是一位日本僧人。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偏爱文化考古的日本僧人

旅顺口区的太阳沟，在伪满时期，曾经一度是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今，在太阳沟随处可见的古建筑里，我们仍能依稀领略到它昔日的繁华。

与肃亲王府、关东州厅等宏大的建筑物相比，太阳沟深处，山坡上那栋俄式风格的二层小楼并不十分起眼，但却非常别致。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坐在小楼阳台上，可以看到不远处海湾里的海鸥是如何觅食的。不过现在这座小楼已经久无人居，显得格外破败，以至于当地文保部门不得不对其进行紧急修缮，好维持它不至于坍塌。但若时光倒退到百余年前，这座小楼却一派风光，是许多政要名流们出入的场所，因为，那时这里曾居住着一位特殊的主人，日本佛教界最重量级的人物：大谷光瑞。

大谷光瑞1876年出生，因为他们家族世代为西本愿寺法主，所以大谷光瑞一出生，就注定要成为僧人。资料显示，大谷光瑞10岁出家，20岁之前，一直是西本愿寺里规规矩矩的宗教领袖继承人。改变发生在1899年，这一年大谷光瑞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中国内地游历一个多月。这次中国之行，深刻影响了大谷的一生，让他从一位超然世外的宗教领袖，不知不觉间变成一个贪婪的掠夺者。

那次短暂的中国之行，让这位年轻的僧人对中国古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正在伦敦留学的他，很快便出资组建起一支探险队，以探寻佛迹为名，从喀什米尔高原深入到了中国的新疆地区。

事实上，探寻佛迹与文化考古只是一个幌子，大谷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掠夺。大量的古城、古墓遗址，遭到大谷探险队的盗掘，他和瑞典人斯文·赫定的探险队一道，在中国新疆地区展开了一场“夺宝大战”。

需要说明的是，与斯文·赫定不同，大谷光瑞和他的探险队员们并没有受过任何考古训练，他们只懂得掘墓，却连最基本的记录工作都不懂得怎么去做。以至于在挖掘过程中，大量古迹遭到毁灭性破坏，还有很多珍贵文物连出土地点都说不清。

大谷曾先后组织过3支探险队，在中国掠夺走了数以十万计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多数是通过大连港登船运往日本，其中占比重最大的当数汉籍图书与碑拓。据说这些图书中仅孤本、珍本就多达数千册，而总数则超过40000册。可以说，3次探险让大谷收获颇丰，可巨大的探险经费与后期分类研究费用，也让大谷陷入了沉重的财政危机。再加上大谷一心忙于在中国探险，导致寺规松弛，僧侣贪腐现象泛滥，大谷也因此受到舆论指责，被迫于1914年辞去法主和伯爵的爵位，并于第二年定居到大连，成为满铁公司的文化与宗教事务幕后顾问及大东亚建设审议委员会委员。

大量稀世珍宝被装船运至日本

大谷光瑞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是日本殖民当局奉行扩张、掠夺政策的先锋人物。

1938年，他针对“七七事变”后的时局，写下《中国事变后对策》一书，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这本书也一度被日本关东军高层奉为经典，要求高级将领人人研读。此外，大谷还主编出版有《兴亚计划》《兴亚论丛》等丛书，不遗余力地鼓吹“南进”政策。

除了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外，大谷还有一个嗜好，那就是收集中国的古籍文献，大量珍贵的汉籍都成了他强取豪夺后的收藏品。在敦煌，他手下的干将吉川小一郎买通王道士，得以顺利地将敦煌藏经洞里的古籍洗劫一空。在楼兰，他手下的另一干将橘瑞超沿着斯文·赫定提供的地理坐标，找到楼兰古城，并从古城里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李柏文书》。《李柏文书》是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标本，文书中出现的李柏其人，也是在楼兰所发现的全部文书中唯一一位史籍有载的人物。学界普遍认为，《李柏文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价值，同时也是堪与《兰亭序》相媲美的书法艺术精品。并且，作为与王羲之同时代的人物，李柏高超的书法技艺也改变了我们过去“书法帖学起源于江南”的认识，侧面证明西北可能也是“帖学”的发源地之一。

但可惜的是，这些稀世汉籍多数已被大谷光瑞一船一船地运回日本，其中一部分被他占为己有，另一部分捐赠给了韩国总督府博物馆、日本京都博物馆、龙谷大学图书馆，以及日本各地的美术馆，还有一部分被卖给了文物商人。以《李柏文书》为例，如今已是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品。

大谷不仅是一个中国文物的贪婪掠夺者，同时还是一个疯狂的破坏者。由于他本人并不懂考古，他使用的考古队员也都是对考古一窍不通的年轻僧侣，比如发现《李柏文书》的橘瑞超，当时只是一个不满20岁的小僧人，他不懂得对出土时的情况做记录，以至于后人在研究《李柏文书》时，有很多疑团已无法破解。这些年轻僧侣在所谓的考古过程中，往往会雇用当地老百姓乱挖乱掘，其对遗址古迹所造成的破坏，甚至比盗墓贼还要严重。

古籍幸运地大规模回流

疯狂的掠夺，让大谷迅速成为“当时世界上私人拥有汉籍图书最多的人”，为妥善收藏这些图书，大谷甚至还斥巨资，在神户修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私人书库“含秀居”，被当时人称为“山上图书馆”。

谁也不会想到，这些被大谷掠夺走的古籍，却因为一个特殊机缘，竟幸运地迎来一次大规模回流。

那是1915年4月，大谷光瑞再一次到达大连，出席本愿寺关东别院的落成典礼。在满铁高层的极力邀请下，这个刚刚辞去法主职务不久的日本名流，当场决定不再回国，从此定居大连。

很多珍贵宋元医书孤本流落海外 专家呼吁应引起国人重视

　　“近几个月来，已经有五六批来自国外的客商，向我提出收购中国古代医书的意向了，虽然价钱稍低，但需求的量非常大——几乎是凡精品必收。虽然古代医书在旧货市场中很常见，但这么大量地被外国人收购，我总觉得心里有点不是滋味。”近日，古旧书商刘先生向记者如是说。而著名中医文物收藏家张品超先生则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很多外国藏家在华大量搜集中医文物，应该引起国人的重视。

　　内幕

　　德国藏家搜集800个古药瓶

　　刘先生向记者表示，有一位日本人兼田先生，已经从他这里卖走近10万元的古医书了，大约100多本。而据他所知，与兼田做这种医书生意的不止自己一人，而自己同时也向其他四五批外国收藏家供货物。古医书收藏为何突然火热起来了？为何外国藏家要大量收购？记者请教了著名中医文物收藏家张品超先生。

　　张品超透露，中医文物的收藏，在海外早已火热。外国藏家大量收购中医文物，是他们认识到了其中所蕴含的价值和商机，而这些是我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大约在10年以前，就有日本人、韩国人甚至是欧洲人，凭着他们在文化方面的敏感性——也可以说是前瞻性，早已开始了他们在中医史文物方面的搜求工作。譬如，德国有位文树德先生，这是他的中国名字，夫妇俩都是日耳曼民族。文先生先后在中国等地收集了800个古中药瓶，不但专门办了展览，而且编图出版。

　　还有一次，大约在五六年前，在古玩城三楼某店有一套中医古籍，是手抄本医籍。书法精美，插图艳亮，可见当年的作者是下了大工夫的。古玩商也很重视，放在展柜正中显眼的地方。见到这么稀见的东西，当然想买下来丰富自己的收藏。一问价，对方答曰：“对不起，这是给韩国人留的。”

　　三种途径广收中医文物

　　就目前所知，现在颇有一些“外人”在这方面用心、下工夫。他们通常通过三种途径来收集中医文物。第一是自己亲购或委托洋人同胞；第二是通过中国国内专业人士；第三就是通过国内的文物贩子。在关系上，结为友好或盟友；在经济上互惠，你得钱我得东西。说来真使人心里难受，很多实力雄厚的外国藏家不问东西，不看质量，一年也罢，半载也罢，给国内的文物贩子留下个几万几十万的“小钱儿”，过一段时间来收取货物。只要是中医古籍、中医文物就行。

　　藏界

　　中医古籍不受重视

　　长久以来，我国的藏书界一直不大关注医书的收藏。著名藏书家韦力表示，按照我国传统的藏书价值观来讲，医书的收藏价值并不大。1000多年来，我国藏书家关注的往往是子、经、史、集等书目，这些用今天的话来讲，是社会科学的范畴。而古代医书属于实用类的书籍，有的是医生看病的手记，有的是记载治病的药方或偏方，有的是中医理论著作。而医学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断进步的，比如眼科，10年前研究眼科的著作，今天看起来就显得有些落后了——在中国古代也是一样。所以1000多年来，医书一直不受主流藏书界的重视。

　　不过韦力透露，现在也有人专门收藏古代医书。比如天津一位陈姓藏家，就有不少珍贵的古代医书。这位陈先生本身是著名中医，他收藏医书的目的，是从中寻找古代秘方，并加以研究，运用到工作中去。不过像陈先生这种收藏家，在收藏界中实在是太少了，试问中国的收藏家有几个是深谙中医精髓的？从另一个角度讲，陈先生的收藏目的与一般藏家也有很大不同。

　　珍贵中医古籍流失海外

　　历史上，各朝各代都印了很多医籍，但由于战乱等原因，尤其帝国主义列强对旧中国的侵略瓜分，所以流传下来的东西不是太多，而且很多珍贵的中医古籍流失海外。美国国会图书馆、大英博物馆等海外著名博物馆都有收藏。张品超介绍，现在国内能见到的针灸明堂图(供悬挂)，一般都是清代、民国时期的。但大英博物馆有一张残图，是唐代的，出自敦煌，堪称是举世无双的孤品。但是从全球整体来看，收藏中医古籍水平最高的是日本藏家，其整体质量胜过中国。很多珍贵的宋元版古籍大体都在日本，我们无法匹敌。比如像中医里不可或缺的《外台秘要》和《备急千金要方》，我们连明版的都很稀见，而宋元版在日本。其中南宋版的《备急千金要方》在20世纪末，日本人精印后，送每位驻日大使一部。中国前驻日大使符浩同志也得一部。

　　张品超还透露，我国中医文化研究的著名权威李经纬老先生近日说，不管是中医、中药，包括中医古籍，的确到了非挽救不可的程度了。譬如说，宋元版的中医古籍大都在日本，那么明清这一块就一定要大力守住。中医科学院图书馆的明清医书已很少了。但民间及许多中医师还保有很大部分。现在不加以保护、抢救，未来我们研究自己老祖宗的文化还要到日本去“取经”吗？

　　价值

　　古医书记载中医传承史

　　数千年来，我国的中医在施展医术时，多是以个体的形式出现。宋代出现了太医院，但它还不是中医药实施活动的主体形式。那么他们的学习、连接、交流、传续靠什么，是靠医籍图典。搞任何研究的人都知道

几百万。

内容简介

明朝皇帝朱允炆离奇失踪后，他的后人都去了哪里？朱允炆逃走的时候带走的大量宝藏又藏在哪里？故事基于明朝著名历史谜团，以江西滕王阁、长沙天一阁、鹳雀楼等古建筑为特色，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悬疑世界，给读者带来爆炸式的全新体验。

北斗七星阳派古建筑传人王看山，因为一次陌生人的拜访，卷入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寻宝谜案，在这个过程中，他意外发现自己的父亲也参与其中，而且江湖上不为人知的神秘组织“缺一门”逐渐进入视野。

在追查宝藏的过程中，王看山逐渐了解到了这次寻宝的真实目的，更让他惊讶的是，原来，自己的身世和这个宝藏有着莫大的联系！而“缺一门”“北斗七星”等组织，似乎与自己也有着莫大的关联。

作者简介

糖衣古典，本名褚红生，天津作协会员，已出版作品：《我们爱到悲伤止步》《徐霞客死亡游记》《寻龙诀》《魁星踢斗》系列六部。

日本新天皇将于明年5月1日即位，与之相应的年号也将改变。据日本媒体报道，围绕改元一事，日本政府正讨论改变此前年号出自中国古典作品（汉籍）的习惯，将日本古典作品也列入选项范围。报道称，日本政府有意将《古事记》、《日本书纪》这些作品将成为候选年号来源。 

日本年号原本来源于中国，日本共同社报道指出，自645年“大化改新”开始采用年号至今1300多年，日本的年号均出自汉籍，没有采用日本古典作品的例子。除去早期来自于“祥瑞”之物，如“神龟”，“宝龟”等都是由“灵龟”而产生的年号以外，大多出自中国古代典籍。日本是否会出现第一个源自日本古籍的年号目前尚未知晓。 《尚书》最受青睐 

据新华社资料，年号在日本被称作元号，年号的使用最早可以上溯到中国古代的汉王朝。据《日本书记》记载，日本最早的年号出现在645年“大化改新”时，当时以“大化”作为年号。在7世纪中后期断断续续出现新的年号的记载。直到701年，文武天皇5年，建元“大宝”，此后，年号才作为一个固定的纪元方式被沿用至今。 

记者查阅相关学术论著发现，自 645年孝德天皇使用“大化”年号以来 ,1300多年间 ,日本天皇年号的总数为247个，其中大多来自于中国古代典籍。 

据学者统计，这些年号大约出自于106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日本天皇年号出自典籍最多的是《尚书》，达37次；其次是《周易》，达27次；再次是《诗经》，达15次。 此外如《礼记》、《孝经》、《周礼》等典籍也都产生出日本天皇的年号。

以明治维新以来的几个年号为例：目前的“平成”年号来自《尚书·大禹谟》中的“天平地成”，此前的“昭和”年号来自《尚书·尧典》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大正”取自《易经·临》中的“大享以正，天之道也”;而“明治”的出处则是《易经·说卦传》“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 

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访问中国，在访问西安期间，明仁天皇曾专门参观了西安碑林博物馆，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年号“平成”的出处。

日本天皇年号除了多来源于中国古代典籍，一些年号甚至直接照搬中国年号。由于中国长期领先于日本，特别是在唐代，日本积极向唐朝学习，包括一些唐代帝王的年号。如唐太宗的年号是“贞观”,日本清和天皇也把自己的年号定为“贞观”；唐德宗的年号是“贞元”，日本圆融天皇也把自己的年号定为“贞元”。 

1300年年号仅用72个汉字

据资料显示，明治维新以前，对于年号变更并无太过严格规定，除新天皇登基之外，还会因某些自然现象变更年号，从而导致一个天皇往往有几个年号。而自明治维新以后，《改元诏书》宣称“从今往后，改革旧制，一世一元，奉为永式”，明确规定此后只有在新天皇即位时才能更改年号。

根据政府的年号选定手续，日本首相需选择“很有见识”的数名学者，由他们提出2至5个新年号备选方案。新年号固定为两个字，应易读且从未用作年号。在经过与参众两院议长商量后，由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新年号。

据报道，1979年新成立的《元号法》中规定，平成时期改元的程序为：先由政府委托的学者提出方案，再由官房长官进行探讨，在首相的指示下选择数个草案。之后举办恳谈会，从各界有识之士中征集意见，然后再听取国会众参正副议长意见。最后，全体阁僚会议共同商讨，由阁僚会议决定结果。

1989年裕仁去世后，皇太子明仁即位，昭和天皇逝世当日以内阁决议的方式宣布新年号。明仁天皇的“平成”年号正是按照上述程序产生的首个年号。

日本的年号在汉字使用上，与中国相同，最多的是两个字的年号，据学者统计，占年号总数的98%。此外也有四个字的年号。

此外，学者统计发现， 日本年号所使用的汉字是很有限的，只使用了72个汉字。即:大、万、久、天、云、元、中、长、仁、化、历、文、正、平、弘、白、永、字、鸟、老、至、护、亨、同、吉、成、庆、贞、朱、安、观、齐、兴、寿、灵、应、龟、延、武、明、昌、国、和、宝、享、治、承、昭、泰、胜、政、保、养、康、建、祚、神、乾、宽、祯、祥、授、禄、铜、喜、景、雉、感、福、嘉、德、衡。

其中，用于字头的汉字有43个字(其中“天” 字是用于字头最多的字，共出现27次)。用于字尾(中)的有59个字(其中“和”与“治”字是用于字尾最多的字，达18次)；同时用于字头和字尾的有30个字(其中“永”字用于字头和字尾合在一起为出现最多的字，达29次)。在这些汉字中，只出现一次的有30个字，约占41%;而出现两次以上的则有42个字，约占59%。

来源：澎湃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