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的象征是什么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10-08浏览：1收藏

牛的象征是什么,第1张

牛的象征是什么

牛的象征是什么，从古至今，中华民族牛文化赋予的各种象征意义的佳话、神话、风俗、典故广为流传。那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牛的象征是什么，希望这篇文章对你有所帮助。

牛的象征是什么1

牛的象征意义是吃苦耐劳、力量与倔强、财富。

1、吃苦耐劳

牛在中国文化中是勤劳的象征。古代就有利用牛拉动耕犁以整地的应用，后来人们知道牛的力气巨大，开始有各种不同的应用，从农耕、交通甚至军事都广泛运用。

牛一直都是劳动人民勤勤恳恳的象征。牛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却是奶，工作时任劳任怨，收获时也从不要求主人给予更多的赏赐。

2、力量与倔强

牛的力气大，勤劳苦干的人被称为“老黄牛”，“牛高马大”常用来形容高大强壮的汉子，清朝曹寅有“丹黄横扫八十一，万夫谁敌此牛力”的诗句形容牛的力大无比；倔强执拗的脾气则被称为“牛脾气”。

3、财富

牛在西方文化中则往往是财富的象征。依照《圣经·出埃及记》的记载，以色列人从埃及出奔不久，沿袭在埃及耳濡目染的习俗，利用黄金打造金牛犊，当作耶和华上帝的形象来膜拜，金牛犊因此成为金钱和财富的象征。牛的活动亦象征生产与增值，故股票价格持续上升称为“牛市”。

牛文化

汉族风俗中，有“结牛财亲”一说，流行于湖南一带。在当地，一头牛几户公用的称为结牛财亲，并视作亲戚，牛的所有权一旦换成别人，其“亲戚”关系也到此结束。流行于陕西留坝县等地的“牛王会”，是为老人做寿的称谓，因为牛耕田犁地，有功于人，并且排在生肖的前列，以牛为名给老人祝寿，以表示尊敬。

牛的生活习性：

牛的适应性很强，能够较好地适应所在地气候，其适宜温度为15-25摄氏度。牛吃饱后会停止进食，但还会不住的反刍。牛是素食动物，且食物范围很广，最喜欢吃青草，还喜欢吃一些绿色植物（或果实），如水花生，红薯藤（苗），玉米（苗），水稻，小麦苗等。

牛的象征是什么2

牛象征着勤劳、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忍辱负重。

鲁迅曾说过：“俯首甘为孺子牛”，牛代表一种踏实肯干，任劳任怨，辛勤耕耘的意思。

牛是偶蹄目牛科哺乳动物。依不同牛种而异，其共同点为牙齿32枚，其中有门齿8枚，上下臼齿24枚，无犬齿。上颚无门齿，只有齿垫。胃分瘤胃、网胃、瓣胃和皱胃等4室，以瘤胃最大，反刍。蹄分两半。鼻镜光滑湿润，如出现干燥，即为患病的征兆。

牛科动物的共同特点是体质强壮；有适合长跑的腿；脚上有4趾，但侧趾比鹿类更加退化，适于奔跑；门牙和犬齿都已经退化，但还保留着下门牙，而且下犬齿也门齿化了，三对门齿向前倾斜呈铲子状，由于以比较坚硬的植物为食，前臼齿和臼齿为高冠，珐琅质有褶皱，齿冠磨蚀后表面形成复杂的齿纹，适于吃草。

为了贮存草料、躲避敌害，它们的胃在进化中形成了4个室：即瘤胃、蜂巢胃、瓣胃和腺胃，还具有“反刍”的习性，使食物能够得到更好地消化和吸收。更重要的是它们的角与鹿类有极其明显的区别。

牛的象征是什么3

第一象征意义先祖图腾

世界上有许多以牛为图腾崇拜物的国家和民族。如古埃及人、波斯人视公牛为人类的祖先。而中华民族，从古至今，崇奉炎帝与黄帝为先祖。据发掘考证：炎帝原籍在今陕西省宝鸡县天台山。《史记》记载：炎帝“起于烈山、居姜水”，是姜氏部落首领。他生活在原始社会仰韶文化阶段的早期。据《山海经》记载：炎帝牛首人身，实际上，其部落是以牛为图腾。因此，古代的星回节（年节）活动都与牛祖先的崇拜有关。

在我国，将牛作为图腾崇拜的民族还有许多。藏民族是以牦牛为图腾崇拜物的，藏族的史料记载：藏族的一部分族源来自“古牦牛羌族”。古代羌人“或为牦牛种，越隽羌是也”；芒牛图腾崇拜也是蒙古族的信仰，隆布策仍所撰《蒙古布里亚特史》便记载了有关蒙古族先祖“依都干在贝加尔湖漫游时，与天子芒牛交流传衍世代”的神话传说。作为先祖图腾，其文化流传与民俗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如今，无论是藏区保存完整的有关牦牛题材的原始岩画，还是殷商时期雕刻在青铜器皿上的牛头纹饰，甚至包括日前出土的牦牛青铜器，都可以追溯到远古华人以牛为祖先的图腾崇拜文化中。

第二象征意义创世神话

远古，炎帝率领他的部落在西北方沿着大河游牧渔猎，后来到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他以牛舌的嗅觉尝草，以牛眼的敏感识谷，以牛的气力移山倒海、造田兴农，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山海经》载：炎帝小女儿女娲，游东海“溺而不返”遂化为精卫鸟，从发鸠山（今长子）衔木石“以堙（填）东海”，这就是著名的神话传说“精卫填海”。反映了牛首人身炎帝的创世壮举。

在藏族创世纪神话《万物起源》中亦载：“牛的头、眼、肠、毛、蹄、心脏等变成了日月、星辰、江河、湖泊、森林和山川等。”这是藏族先民将其崇拜的图腾牦牛神化或物化之后，驰骋其丰富想象力的必然结果。如今仍在安多藏族地区广为流传的《斯巴宰牛歌》中记载：“斯巴（含义是宇宙、世界）最初形成时，天地混合在一起，斯巴宰牛时，砍下牛头扔地上，便有了高高的山峰；割下牛尾扔道旁，便有了弯曲的大路；剥下牛皮铺地上，便有了平坦的原野。”

第三象征意义牛王护神

牛成为民间的保护神，渊源于远古的动物图腾信仰，后来演变为动物神。秦代已有祭牛神的风俗。《水经注·渭水注》引《列异传》称牛王本为南山大樟，被人盗伐，“树断，化为牛入水，故秦为立裙”。《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五四引《蓼花州闲录》：“明中原来者，云北方有牛王庙，画牛百于壁，而牛王居其中间。 ”近代民间供的牛栏神也是拟人化的神灵，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十月一日祭祀。

藏族古籍《创世诸神》还记载：当初天牛神之子聂赤赞普从天而降，“遂来做吐蕃的牦牛部之主宰”。藏族地区“甲戎人供牛头人身像，墙上用白石头嵌牛头、屋顶供奉牛头”。至今，阿坝藏族自治州内的嘉（甲）戎藏族，家中供奉的大神还是“牛首人身”。

第四象征意义椎牛祭神

牛既是神灵，又是祭神的牺牲品。远在史前时代，原始人就已经用牛骨随葬，这是椎牛祭神之始。商周之后，祭神与征战同样重要。《左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当时的最高神灵是祖先及炎帝，祭祀用品就是牛。“贞：……御牛三百。”“丁亥……卯三百牛。”在安阳考古中，也发现了大量杀牛祭祀的遗迹。当时祭天祭社也用牛，用牛等大牲畜祭祀为大牢或太牢，以羊等小牲畜祭祀为少牢。《礼记·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

杀牛祭祖仪式一直流传。民国《昌化县志》卷一黎族“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以牛为药，人牛皆死而后已。”《丽江府志·民俗》：“土人亲死，既人棺，夜用土巫名‘刀巴’者杀牛羊致祭，亲戚男女毕集，以醉为哀。”总之，椎牛祭神，是一种祭祖祭神盛典，又是祭鬼治丧风俗，迎合人们祈求福祉、避邪安康的意愿。

第五象征意义牛鬼阿傍

随着鬼神观念的演变，在牛王信仰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种牛头鬼的形象，又称阿傍，或连称为牛鬼阿傍，是阴曹地府中阎王的鬼卒。据研究有二种传说，一种来源于神农，《外书》：“神农牛首”；一种来源于佛教影响，佛教信仰阎王，他有判官、走卒。《楞严经》卷八谓：“亡者神识见大铁城，火蛇火狗，虎狼狮子，牛头狱卒，马头罗刹。”又《五句辛经》谓：“狱卒名阿傍，牛头人手，两脚牛蹄，力壮排山，持钢铁叉。”可见“牛鬼阿傍”是佛教传说中阴间鬼卒、护法神人的形象。后来为道教吸收，成为牛头马面，或牛头鬼。唐代杜牧用它来比喻李贺诗文风格的虚幻怪诞（杜牧：“鲸祛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后又被引喻为歪门邪道、阴暗丑恶的东西。

第六象征意义鞭牛迎春

中国是农业古国，每年立春日，都十分重视“鞭牛迎春”这一传统活动。《周礼·月令》：“出土牛以送寒气。”《事物纪原》中说：“周公始制立春土牛，盖出土牛以示农耕早晚。”《汉书·礼仪志》中说：“立春日，……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吏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 ” 唐代诗人元稹的《生春》中有“鞭牛县门外，争土盖春蚕”的诗句。宋朝景佑元年，全国颁行《土牛经》。清朝乾隆年间，把立春鞭土牛列为国家庆典。清康熙《济南府志·岁时》中说：“立春日，官吏各具彩杖，击土牛者三，谓之鞭春，以示劝农之意焉。”《义县志·岁时》有“鞭春牛”的唱词：“一鞭曰风调雨顺，二鞭曰国泰民安，三鞭曰天子万岁春。”可见，牛的重要性以及“鞭春牛”的风俗经久不衰。

第七象征意义牛年生人

牛年生的小孩属牛，民间俗称牛人。旧社会流行一幅《丑年生人图例》的画册，标志牛人每月的运气好坏，吉凶祸福。民间信仰认为，牛年勾绞星占宫，做事应小心谨慎，三思而行。太阴星照临，阴盛阳衰，须正道而行，以保一岁平安。不过，今人已不大相信带有迷信色彩的东西了。

第八象征意义儒子精神

吃的是草，挤的是奶，耕的是地，挨的是鞭，割的是肉，流的是血……遇强不示弱，遇弱不逞强，工作最得意时就是被人牵着牛鼻子……这就是牛的儒子精神！而鲁迅先生用“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来表白忠诚于人民的信念，正因如此，他才会有更大的勇气拿起笔做匕首，投向敌人。

盘古国，古时，盘古神话在汉族文典以及瑶族、壮族等各民族中口口相传，有文字记述的盘古国之名最早出现在南朝梁人任昉所著《述异记》中记载的“南海中盘古国”，《述异记》：“今南海有盘古氏墓，亘三百里，俗云后人追葬盘古之魂也；桂林有盘古氏庙，今人祝祀”。

盘古的起源和盘古国的所在地一直是国内神话学者争议的焦点，至今仍未停止，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是盘古神话源自印度佛教东传，其原型是来自古印度创世神话中的梵摩神创生宇宙的故事。也有河南省、广东花都、广西来宾等多个说法。

2005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确定河南省南阳桐柏山是盘古神话的发源地，而桐柏县则被命名为“中国盘古之乡”。盘古神话更入选河南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2010年，在广东花都狮岭举办的中国盘古王文化高峰论坛上，与会专家认为盘古神话应当起源于岭南。不过有其他专家则认为，盘古信仰是随着瑶族的迁徙，从北方传播到华南和西南。

基本介绍中文名：盘古国文献记载：《述异记》：南海中有盘古国盘古国介绍,遗迹分布,研究考证,主流观点,其他观点, 盘古国介绍盘古国的名字，最早出现在南朝梁人任昉所著的《述异记》中，书中提到：南海中有盘古国。盘古神话更入选河南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河南省桐柏县和泌阳县分别被授予“中国盘古之乡”和“中国盘古圣地”之名。盘古传说最早出现在三国吴人徐整的《三五历记》。盘古国，最早出现在南朝梁人任昉所著的《述异记》中，书中提到：南海中有盘古国。这本奇异的书不仅对盘古神话的流传地域、来源作了具体明确的记述，还对“盘古国”的特征进行了描绘：“今南海有盘古氏墓，亘三百里，俗云后人追葬盘古之魂也。桂林有盘古氏庙，今人祝祀。南海中有盘古国，今人皆以盘古为姓。” 盘古开天辟地 盘古的起源和盘古国的所在地一直是国内神话学者争议的焦点，至今仍未停止，目前有河南省、广东花都、广西来宾等多个说法。在中国古老的传说中，盘古是开天辟地之神。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遍布中华大地，不仅在汉族地区，而且在少数民族地区，都可以寻觅到盘古大帝的遗踪。在中国众多的典籍、史志中，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也比比皆是，重要的有《绎史》、《历史名画记》、《历代神仙通鉴》、《后汉书南蛮传》、《录异记》、《广博物志》、《盘古开天辟地演义》等数十种著述。这些典籍详细地记载了盘古兄妹历洪水劫难、滚磨成亲、抟土造人、开天辟地的故事。 2010年，广东花都民间学者陈棣生在中国盘古王文化高峰论坛上，提出《述异记》中记载的“南海中盘古国”就位于花都，这一提法得到不少与会专家的认同。花都一带在古代曾经是瑶族的居住地，瑶民的先祖将盘古作为始祖崇拜，在狮岭镇的炉山山麓建起了盘古庙，每年在盘古的生日（农历八月十二）举行“盘古节”庆祝活动。因此，不少专家认定古代南海“盘古国”就在现在的花都。今广东的瑶族聚居在连南、乳源、连州等粤北地区，还保留着祭祀盘古的盘王节。而瑶族是从北方迁入岭南的少数民族。秦汉和南北朝时期，瑶族聚居在湖北、湖南地区；隋唐时期，瑶族主要分布在今天的湖南大部、广西东北部和广东北部山区；到了明代，广东、广西成为瑶族的主要分布区；明末清初，部分瑶族又从两广向云南、贵州迁徙。因此有专家认为，盘古信仰是随着瑶族的迁徙而从北方传播到华南和西南，盘古庙和盘古地名分布地区，正好与瑶族历史上迁徙、回旋和现今居住的地区吻合。后来，有学者经过研究指出瑶族盘古文化是来自汉族的影响。汉文典籍最早记载了盘古神话，并通过汉文化的影响广泛传播了盘古神话。近年来，有专家经过研究指出，神秘的盘古国可能并不在花都。他们认为，任昉的《述异记》里提到的“南海”不是指当时的南海郡，而应该像许多史书所记载的那样，指的是今天的华南地区。由此推测：在古代的华南珠江流域，曾经存在着一个以盘古信仰为核心的盘古国。专家们调查发现，在三国时期吴国所属的桂林郡所辖地带，也就是现在的广西来宾市一带，共有盘古庙28座。而且在广西来宾市，各地都盛行祭祀盘古诞辰庙会活动，如演盘古戏、唱盘古歌等。这跟《述异记》所记载的“桂林有盘古祠，今人祝祀”不谋而合。此外，在来宾市兴宾区和秦代桂林郡郡治所在地贵港市等十几个县市，有许多“以盘为姓”的壮族居民，并有纯盘姓的壮族村落。这里民间不仅盛传各种版本的盘古故事、盘古歌谣、戏曲，而且冠以“盘古”之名的事物随处可见，形成了群落性的地名文化景观。专家还指出，花都瑶族流传的盘古神话中并没有“垂死化生创世”之说，而广西壮族盘古神话中有“碎胎化生创世”说，其内涵与盘古的“垂死化生创世”极为相似。由此专家们判断，《述异记》中所说的盘古国极有可能就是广西壮族人所建。河南的研究者认为盘古神话起源于中原人聚居地带，也一直试图证明盘古国位于河南。这种说法也得到了不少专家学者的支持。早在中国北朝时期，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明确记载：“泌阳故城，城南有蔡水，出盘古山，亦曰盘古川；西北流注于泌水”。据相关历史资料记载，河南省泌阳县在南北朝时期就兴起了盛大的祭拜盘古活动，每年三月初三盘古生辰这天，人们都会到盘古山祭祀、祈福。周口市西华县现存有盘古寨遗址、盘古井、盘古墓等遗迹，以及流传的盘古神话传说。遗迹分布目前已知的盘古实物年代最早者，为山东、河南出土汉墓盘古像，两省共7处。其中山东平邑南武阳皇圣卿阙为公元86年之物，是现知最早的盘古像。其次，是四川益州讲堂石室的盘古像，据饶宗颐先生考证，为公元194年之物。文字记载有年代可考之最早者，为公元222年的《魏大飨记残碑》。这也是盘古信仰在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一个例证。最早出现在中原的盘古神话，已经形成两个系统：山系的桐柏山、太行山，水系的淮河流域、黄河流域。在流布过程中形成了盘古神话群，盘古胜迹遗存众多，如盘古山、盘古庙、盘古石、盘古像等。河南省泌阳县在南北朝时期就兴起了盛大的祭拜盘古活动。广东花都在清嘉庆初年（公元1796年），当地在狮岭炉山的半山腰发现一块石碑，上刻“初开天地盘古大王圣帝神位”，于是重新修建了盘古庙，炉山终于改名为“盘古王山”。这种奉盘古为神的祭祀圈，其范围至少包括西江、北江和东江地区。如肇庆北岭秀台的盘古庙，四会市的盘古坛，花都新华镇的盘古岭和盘古神坛，深圳的盘古石，高要、郁南的盘古村，以及博罗石臼的盘古庙，惠东白云嶂的盘古宫等。现在的广西来宾市一带，共有盘古庙28座。而且在广西来宾市，各地都盛行祭祀盘古诞辰庙会活动，如演盘古戏、唱盘古歌等。此外，在来宾市兴宾区和秦代桂林郡郡治所在地贵港市等十几个县市，有许多“以盘为姓”的壮族居民，并有纯盘姓的壮族村落。这里民间不仅盛传各种版本的盘古故事、盘古歌谣、戏曲，而且冠以“盘古”之名的事物随处可见，形成了群落性的地名文化景观。广东的盘古庙和盘古地名方志记载在全国各省份中是最多的，已发现220多个坛庙，14个地名，分布于51个县市内，广西也有30多个县市有100多个盘古庙和盘古地名。此外，盘古遗迹较为密集的省份包括湖南、江西、海南、云南、贵州等。研究考证主流观点虽然学术界对于盘古创世神话一直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就有确凿的史料根据和较严谨的分析论证而言，学界的主流观点仍大致同于吕思勉的观点。如饶宗颐在1986年发表《盘古图考》一文，举出：“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无画有名’条记：‘《益州学馆记》云：献帝兴平元年，陈留高朕为益州太守，更葺成都玉堂石室，东别创一石室，自为周公礼殿，其壁上图画盘古、李老等神及历代帝王之像。’”据此，饶宗颐认为，“以盘古作图，汉末蜀中已流行之，则盘古之神话，最迟必产生于东汉”。两年之后，饶宗颐又作有《围陀与敦煌壁画》一文，其中引证东汉末年译出的《摩登伽经》有云：“自在天者，造于世界，头以为天，足以为地，目为日月，腹为虚空，发为草木，流泪成河，众骨为山，大小便利，尽成于海。斯等皆是汝婆罗门妄为此说。”据此，饶宗颐认为，“‘自在天’神话入华可断自东汉末年。梁任昉《述异记》引证盘古诸说，已将大自在天道类被佛徒议为婆罗门的妄说，纳入盘古事迹之中，三国徐整的《三五历记》和另一《五运历年记》(马骕《绎史》引)都说及盘古故事，似乎都受到印度外道之说所影响。” 按《摩登伽经》的史料，在吕思勉的《盘古考》和《先秦史》中已引用之(只是译本有不同)。饶宗颐据《益州名画录》中有盘古图画的记载，虽认为盘古神话“最迟必产生于东汉”，但又根据《摩登伽经》是由东汉末安世高初次译成汉文的事实，认为“‘自在天’神话入华可断自东汉末年”，《述异记》、《三五历记》和《五运历年记》中的盘古神话“都受到印度外道之说所影响”，此与吕思勉认为盘古神话是在佛教东传之后“杂彼外道之说而成”观点相同，然则盘古神话“最迟必产生于东汉”实为其不应早于东汉末年。何新在《诸神的起源》一书中引用了饶宗颐的《盘古图考》，亦认为盘古神话在华夏的出现时间“不会早于东汉末季”。何新又引证印度古婆罗门教的《摩奴法典》、《奥义书》以及佛教的《外道小乘涅槃论》和《摩登伽经》的几段史料，认为盘古神话的原型“实是来自古印度创世神话中的梵摩神创生宇宙的故事”(13)，此亦同于吕思勉和饶宗颐的观点。叶舒宪在《中国神话哲学》中引述了日本学者高木敏雄(1876-1922)的观点，此学者在1904年完成的《比较神话学》中就已提出盘古开天地的卵生型创世神话源于印度，“最早见于印度的《吠陀》诗中”。同时，叶舒宪也详引了吕思勉《盘古考》的观点，认为其与高木敏雄“所见略同，不期而遇”。由此，叶舒宪断言：“中国典籍中最早出现的盘古神话……均因印度佛经影响而产生，这个问题已由中外学者在几十年前做了结论：盘古神话的来源已经不是什么谜了。” 以上可谓学界对盘古创世神话的主流观点。当然，除此之外，还另有他说。如认为盘古即是伏羲或槃瓠的“一音之转”，前者是从后者演变而来；又有学者认为盘古传说本源于我国苗、瑶、侗、黎等西南少数民族，或本源于我国中原河南地区，等等。这些观点虽也有一定的根据，但是从中国哲学史发展的脉络看，都不足以说明“盘古开天地”的创世神话在老子哲学之前就已发生了。其他观点 2010年，在广东花都狮岭举办的中国盘古王文化高峰论坛上，与会专家认为盘古神话应当起源于岭南。根据任昉的《述异记》中盘古国的记载及考证，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著名神话学者刘宗迪则认为：这显然是任昉对其同时代人之真实见闻的实录，它足以说明，盘古神话不是源于中原文明，而是南方百越族中土生土长产物，其源头应该能够追溯到古代百越族的民间信仰和宗教祭祀活动。只是在三国之后，由于中原动乱，百姓南迁，中原与南方的文化相互交融，盘古这个本来不属于中原文化的神话才在华夏神话中登堂入室，后来居上，取代伏羲、女娲等，成为华夏神话中的开辟之神。湖南省文联研究员、神话学者龙海清指出：“大量的田野调查发现，凡是有盘古文化遗存的地方，都与苗瑶古代先民曾经活动过或迁徙经过的地方有所关联。”盘古神话应当起源于岭南。虽然对于盘古神话的具体起源和发展流变专家们尚有许多大相迳庭的意见，但对于其起源于“百越之地”这一说法，基本上达成了一致。在专家们看来，被视为中华民族创世神话的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应当起源于古代“百越”之地；而岭南，甚或说广东先民，有可能就是这个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神话之一的创造者。不过有其他专家则认为，盘古的信仰是从北方传到南方来的，但瑶族的确在其中发生了关键性的作用。深圳市民协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曾祥委认为，盘古信仰密集分布在两广瑶、汉、苗、畲、壮、黎等族居住的地区，而如果深入分析，这些地区都有瑶族文化背景。大量资料表明，瑶族历史上的迁移，经历由北至南的过程。在南方的路线大致是：从江淮地区到江西，又从江西到广东、湘南，再由广东、湘南到广西，以至云、贵地区，还有一部分在粤、桂、湘、赣四省结合部回旋。密集大量的盘古庙和盘古地名分布地区，正好与瑶族历史上迁徙、回旋和现今居住的地区吻合。由于瑶族是由北向南迁徙的——有资料表明苗瑶族群先人的势力曾达到陕西以东，山东西部，河北一部的中原地区，后来不断南迁，经过华中、华东，从江淮到江西，到两粤，再走向云、贵。因此，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湖北，特别是古扬州地区和江浙地区，还有华南、西南的盘古庙、盘古遗迹，以至东南亚和美洲的盘古信仰分布都可以得到解释。由此似乎可以得出结论：盘古信仰随着瑶族的迁徙传播到华南和西南。后来，有学者经过研究认为瑶族盘古文化是来自汉族的影响。湖南学者彭官章的《盘古即盘瓠说质疑》以瑶族文献《过山榜》为依据，指出在瑶族中，唐以前盘古、盘瓠两相分明互不混同，瑶族信仰中只有盘瓠而没有盘古。唐初，盘古名字纳入《过山榜》，宋初，盘古成为瑶族崇拜对象之一，并被纳入瑶族祖先行列。他认为，“盘古只是瑶族信仰的外壳，而盘瓠才是瑶族信仰的核质”。湖南另一位学者、出身瑶族的李本高的《盘瓠与盘古刍议》也指出：瑶族也祭祀盘古，但只把盘古作为象征性的神祇加以祭祀，瑶族祭祀盘古的时间也较晚，据《评王卷牒》载瑶族祭祀盘古始于宋代，有些地区还要晚。彭、李两位学者文章均认为瑶族盘古文化来自汉族的影响。汉文典籍最早记载了盘古神话，并通过汉文化的影响广泛传播了盘古神话。

第一象征意义先祖图腾

在我国，将牛作为图腾崇拜的民族还有许多。藏民族是以牦牛为图腾崇拜物的，藏族的史料记载：藏族的一部分族源来自“古牦牛羌族”。古代羌人“或为牦牛种，越隽羌是也”；芒牛图腾崇拜也是蒙古族的信仰，隆布策仍所撰《蒙古布里亚特史》便记载了有关蒙古族先祖“依都干在贝加尔湖漫游时，与天子芒牛交配传衍世代”的神话传说。作为先祖图腾，其文化流传与民俗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如今，无论是藏区保存完整的有关牦牛题材的原始岩画，还是殷商时期雕刻在青铜器皿上的牛头纹饰，甚至包括日前出土的牦牛青铜器，都可以追溯到远古华人以牛为祖先的图腾崇拜文化中。

第二象征意义创世神话

第三象征意义牛王护神

第四象征意义椎牛祭神

第五象征意义牛鬼阿傍

第六象征意义鞭牛迎春

第七象征意义牛年生人

第八象征意义儒子精神

嫦娥奔月中国嫦娥号飞船探月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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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上古神话

作者:聂石樵李炳海文章来源: 更新时间: 2007-06-12 11:57:00 收藏该文章

神话是原始先民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它的内容涉及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既包括世界的起源，又包括人类的命运，努力向人们展示“自然与人类命运的富有教育意义的意象”。神话在后世仍然具有文学魅力，同时也启发了后世的文学创作。

第一节中国神话的产生和记录

神话的概念、产生和功能出土资料和文献资料《山海经》的神话学价值

神话以故事的形式表现了远古人民对自然、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愿望，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神话通常以神为主人公，他们包括各种自然神和神化了的英雄人物。神话的情节一般表现为变化、神力和法术。神话的意义通常显示为对某种自然或社会现象的解释，有的表达了先民征服自然、变革社会的愿望。只有当人类可以凭借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表达对自然和社会的领悟的时候，神话才有可能产生。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面对难以捉摸和控制的自然界，人们不由自主地会产生一种神秘和敬畏的感情，而一些特殊的灾害性的自然现象，如地震、洪水，还有人类自身的生老病死等等，尤其能引起惊奇和恐慌。人们由此幻想出世界上存在着种种超自然的神灵和魔力，并对之加以膜拜，自然在一定程度上被神化了。神话也就由此产生。神话对于原始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人们讲述神话，为的是保持社会习俗及社会制度的意义和合理性。神话在维系人们的社会性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其次，由于生产力低下，尤其是面临着令人敬畏的自然界，个人必须把自己溶入氏族之中才能生存。神话是把个人和集体联系为一体的一条强有力的精神纽带。再次，先民们在神秘而悲喜莫测的日常劳动和生活中，积聚了相当多而强烈的情绪体验，神话故事可以使难以理解的现实呈现出种种戏剧性的属性，人们在对世界假想性的把握中宣泄了种种令人不安的情绪。

中国在远古时代曾有过丰富的神话传说。在已出土的远古资料中，我们发现了大量的神形刻绘，如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中的彩绘女神头像；阴山岩画中“有巫师祈祷娱神的形象，也有拜日的形象”；在连云港市将军崖岩画中，“天神表现为各式各样的人面画，……包括太阳神、月神、星神等”。又如随县擂鼓墩1号墓内棺上“有一些手执双戈戟守卫的神像，有的长须有角，有的背生羽翼，富于神话色彩”，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上的十二月神形象，“ 或三首，或珥蛇，或鸟身，不一而足，有的骤视不可名状。”此外，出土的大部分动物形的刻绘也与神话有关。由此可知，中国上古时代的神话思维相当发达，已经产生众多的神灵和相应的传说故事。由于时代的久远，再加上儒家对神话采取排斥态度，致使上古神话在文献古籍中载录甚少，资料零散不全，不像古希腊神话那样被完整而有系统地保留下来。中国古代文献中，除了《山海经》等书中记载神话比较集中之外，其余则散见于经、史、子、集等各类书中。这些材料往往只是片段，有完整故事情节的不多。

《诗经》、《楚辞》是两部诗歌总集，其中多有取材于神话的诗篇，如《诗经》中的《商颂·玄鸟》和《大雅·生民》就记录了商部族始祖契和周部族始祖后稷诞生的神奇经历。《楚辞》中保留的神话材料较多，尤其是《天问》这一篇，作者运用了大量的神话作为素材，其中有些材料较他书所载更接近于神话的原始面貌，因此很有价值。但由于作者采用了问句的形式，提及某个神话时往往只是只言片语，过于零碎，有些难以理解。还有一些神话保留在一些史书之中，比如《左传》、《国语》、《逸周书》等，这些史书中的神话大多数经过史家的改造，借以说明古代的史实，但我们仍能从中看出原始神话的蛛丝马迹来。如《左传》中一段文字谈到高辛氏的两个儿子因为不能和睦相处，被高辛氏迁往两处，分别掌管商星和参星。这则神话实际上是初民对商星和参星永不见面的自然现象所作的神话解释。《穆天子传》中关于穆天子见西王母的故事，神话色彩最为浓厚。由于神话本身具有深刻而简明的寓意，它也受到先秦诸子的重视。诸子中以《庄子》援引神话最多。《庄子》自称“寓言十九”，其中有些寓言即是神话，另一些则往往是古神话的改造，如鲲鹏之变、黄帝失玄珠、倏忽凿浑沌等。《孟子》、《墨子》、《韩非子》等书中也保留了一些神话材料。《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分别成书于秦汉两代，由众人编纂而成，两书中都保存了不少神话。尤其是《淮南子》一书，对神话的搜罗相当宏富，如《地形训》就有关于海外三十六国、昆仑山、禹、以及九州八极等神话。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神话：女娲补天、共工触山、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就是保留在《淮南子》中的。西汉及此后的其他文献中仍不断有新的神话出现，或是对旧有神话进行补充。

在所有的古代文献中，以《山海经》最有神话学价值。《山海经》约成书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之间，应是由不同时代的巫觋、方士根据当时流传的材料编选而成，实际上是一部具有民间原始宗教性质的书。《山海经》是我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全书共分山经五卷、海外经四卷、海内经五卷、大荒经四卷，内容极其驳杂，除神话传说、宗教祭仪外，还包括我国古代地理、历史、民族、生物、矿产、医药等方面的资料。

《山海经》中保留的神话是相当古老的，但严格地说来还是神多于神话。《山海经》中有大量的对山神形貌的描述，它们往往是奇形怪状的动物，或兼有人和动物的形体特征，如龙首鸟身或人面马身等，这里或许含有自然崇拜或图腾崇拜的意识，反映了人类早期的思维特征。海经、大荒经的神话色彩是全书中最浓的，记录了一些异国人的奇异相貌、习性和风俗，如贯胸国、羽民国、长臂国、不死国、大人国、小人国等等。其中有不少想象奇特的神话，如鲧禹治水、刑天舞干戚等，都深入人心，流传广远。《山海经》中的神话虽然也是片断的，但不少故事已具有清晰的轮廓，有的经过缀合，甚至可以得到相当完整的故事和形象，如夸父逐日，大禹、帝俊和西王母的传说，以及圣地昆仑山的神奇景象等。总之，《山海经》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神话的一座宝库，对我国神话的传播和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二节中国神话及其蕴涵的民族精神

创世神话始祖神话洪水神话战争神话发明创造神话忧患意识厚生爱民意识反抗精神

神话的内容丰富而复杂，简要分类如下：

一、创世神话

中国古代的创世神话，以盘古故事最为著名：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艺文类聚》卷一引徐整《三五历纪》）

这是一则典型的卵生神话，认为宇宙是从一个卵中诞生出来的，这种看法在世界各地的原始初民中普遍存在。卵生是一种普遍的生命现象，先民们由此设想宇宙也是破壳而生的。宇宙卵生神话对中国的阴阳太极观念有极重要的影响。同时，宇宙生成的人格化、意志化过程也反映了先民对人类自身力量的坚定信念。

盘古不仅分开了天和地，同时也是天地之间万事万物的缔造者。另一则神话说他死后，呼吸变为风云，声音变为雷霆，两眼变为日月，肢体变为山岳，血液变为江河，发髭变为星辰，皮毛变为草木……。这种“垂死化身”的宇宙观，暗喻了人和自然的相互对应关系。中国古代关于宇宙万物的神话还有多种表达形态，如帝舜的妻子羲和生育了十个太阳，帝俊的妻子常羲生育了十二个月亮等。《山海经》中所记录的烛龙之神，他的生理行为就直接引发了昼夜、四季等自然现象。这些都表明了先民对宇宙等自然现象积极探索的精神。

二、始祖神话

就像关心宇宙的起源一样，人们对人类自身的起源也有极大的兴趣。而有关人类起源的神话，则首推女娲的故事。女娲补天，显示出她作为宇宙大神的重要地位。《淮南子·览冥训》载：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水。

女娲经过辛勤的劳动和奋力的拼搏，重整宇宙，为人类的生存创造了必要的自然条件。女娲不仅有开辟之功，她也是人类的创造者。《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风俗通》云：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絙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絙人也。

这一则神话意蕴丰富，它不但虚构了人类的产生，同时也试图阐释人类为什么会有社会地位的差别。有关女娲的神话主要应是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女娲补天和造人的不朽功绩，既反映了人们对女性延续种族作用的肯定，同时也是对女性社会地位的认可。以上神话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有着奇异神通而又辛勤劳作的妇女形象，她所做的一切，都充满了对人类的慈爱之情。

除了人类共同的始祖外，各部族又有自己的始祖神话。商民族始祖契是简狄吞食燕卵而生，周民族始祖后稷的诞生和经历更具传奇色彩。后稷神话记录在《诗经·大雅·生民》中：姜嫄因踩到天帝的足拇指印而受孕，顺利的产下稷姜嫄觉得不祥，便把他丢弃在窄巷、树林、寒冰等处，但稷分别得到牛羊、樵夫、鸟的奇迹般的救助，成活下来，并迅速表现出种植农作物的天赋，最终成为周人的始祖。这类神话几乎各部族皆有，而且不少在情节或结构上有相似之处。它们反映了部族成员对自己祖先的追念，表现出民族自豪感。

三、洪水神话

以洪水为主题或背景的神话，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学术界对洪水神话的成因也提出了种种解释。曾经有过的洪水灾害是如此的惨烈，在人类心灵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成为一种集体表象，伴随着神话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提醒人们对自然灾害保持戒惧的态度。

国外的洪水神话，大多是表现这样一个主题，即天帝对人类堕落的失望，洪水是对人类的惩罚，而洪水之后人类的再造，反映了对人性的反省和批判。而保留在中国汉民族古代文献中的洪水神话，则主要把洪水看作是一种自然灾害，所揭示的是与洪水抗争、拯救生民的积极意义，看重人的智慧及斗争精神。在这些洪水神话中最杰出的英雄当数鲧禹父子。

《山海经·海内经》载：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腹）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鲧为了止住人间水灾，而不惜盗窃天帝的息壤，引起了天帝的震怒而被杀。他的悲惨遭遇也赢得了后人深切的同情和尊敬，如屈原作《离骚》就为他鸣不平：“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鲧由于志向未竟，死不暝目，终于破腹以生禹，新一代的治水英雄由此诞生了。

禹继承了鲧的遗志，开始也是采取“堙”（堵）的方法，但仍难以遏止汹涌的洪水，于是改用疏导的方法。为疏通水路，禹不辞辛劳到处控察河道、地形，据《吕氏春秋》载，他向东走到海边，向南走到羽人裸民之乡，向西走到三危之国，向北走到犬戎国。在治水过程中，“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孟子·滕文公上》），“疏河决江，十年未阚其家”（《尸子》孙星衍辑本卷上），“股无胈，胫无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史记·李斯列传》），可谓历尽千辛万苦。除此之外，他还要和诸多恶神展开艰苦的斗争，如诛杀相柳（《山海经·大荒北经》，《山海经·海外北经》）、擒服水怪无支祁（《太平广记》卷四六七“李汤”条）等。他的精神也感动了诸多的神灵，传说河伯献出河图（《尸子》孙星衍辑本卷下），伏羲帮助他丈量土地，还有一条神龙和一只灵龟帮助他从事劳动（《拾遗记》卷二，《楚辞·天问》）。总之，弥漫天下、祸害人间的洪水终于被大禹制服了，而一个不辞辛劳、为民除害而又充满智慧的英雄形象在中国文化史上树立起来。洪水神话集中反映了先民在同大自然作斗争中所积累的经验和表现出的智慧。

四、战争神话

黄帝和炎帝是活跃在中原的两个大部族的首领，分别兴起于相距不远的姬水和姜水，他们在向东发展的过程之中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史记·五帝本纪》载：

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猿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这一则神话中所言“诸侯”、“修德”等，很明显是出于后世儒者的附会。但黄帝和炎帝在阪泉之野确实发生过一次残酷的战争，《新书·益壤》称当时的战场是“流血漂杵”。而黄帝居然能驱使熊、罴等猛兽参加战斗，为这次战争增添了神奇的色彩。这些猛兽可能是某些部落的图腾，它们分别代表不同的部落跟随着黄帝参加战斗。阪泉之战以黄帝的胜利而告终，它导致了炎黄两大部族的融合，华夏民族由此而正式形成，并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成分。这则神话实际是对一次历史事件的记录和解释。

炎黄汇合后，另一次著名的大战是发生在黄帝和蚩尤之间：

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日魃，雨止，遂杀蚩尤。（《山海经·大荒北经》）

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人皆惑，黄帝乃令风后法斗机作指南车，以别四方，遂擒蚩尤。（《太平御览》卷十五引《志林》）

蚩尤属于南方的苗蛮部族，他有81个铜头铁额的兄弟，这可能是暗示他们的军队已经装备了金属盔甲，一些文献上提及蚩尤冶炼金属作兵器，这与当时冶金术的发展程度是相适应的。这场战斗十分激烈，涉及风伯、雨师等天神，而风、雨、旱、雾等气象也成了相互进攻的利器。这两则神话不仅涉及古代的祈雨、止雨巫术，还涉及一些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发明，内涵较为丰富。

黄帝正是在对内兼并和对外抗御的两场战争之中，大显神威，确立了他作为中华民族始祖的形象。出于对中华民族始祖的爱戴，后世又把许多文化史上的发明创造，如车、陶器、井、鼎、音乐、铜镜、鼓等，归功于黄帝，或是黄帝的臣子。黄帝在神话中又成了一个善于发明创造的文化英雄。

五、发明创造神话

黄帝之后，神话进入了一个英雄的时代。人们把自身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各类重大发明，以及对各种自然、社会障碍的克服，都加在一个个神话英雄身上，并把他们看作是本部族的理想的象征。自然神从而被人类自己的神所代替。它标志着人类自身的主体性突出了，这是社会进步的结果，历史上相继出现了大量有关文化英雄的神话，这些神话的主人公通常是人的形象，他们都有着神异的经历或本领，他们的业绩在于创造和征服，如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仓颉、后稷等等。

后羿是神话传说中弓箭的发明者，也是一个神射手。弓箭的发明是初民生活中的大事，因此人们把无上的勇力和荣誉都赋予了这个弓箭的发明者。而后羿正是凭着自己发明的弓箭和神技，为民除害，造福人类。死于羿的弓箭之下的害人妖孽有凿齿、九婴、大风、猰貐、修蛇、封豨等。不过，羿最为辉煌的业绩，还要数射落九个太阳。据《山海经·大荒南经》和《大荒东经》载：“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这十个太阳住在树上，轮流出现，“一日方至，一日方出”。《楚辞·天问》王逸注引《淮南子》云：“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于是羿弯弓搭箭，“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乌皆死，堕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人间的秩序又得到了恢复。十个太阳都是天帝俊的儿子，羿要射落九日，不仅需要神技，还要有超人的胆略。

除了以上这些类型的神话外，还有一些神话显示了人类英雄突出的个性、勇气，显示了人类对自身不可动摇的信念，如：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山海经·海外北经》）

夸父为何要与日逐走，已不得而知了，但他那强烈的自信心，那奋力拼搏的勇气，以及他那溶入太阳光芒之中的高大形象，构成了一幅气势磅礴的画面，反映了古代先民壮丽的理想。而他渴死道中的结局，又为整个故事涂上了一层浓厚的悲剧色彩。

另一则与自然抗争的悲剧神话，发生在一个纤弱的女子身上：

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叫）。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山海经·北山经》）

女娃被东海淹死，化而为鸟，坚持以弱小的生命、菲薄的力量，向浩瀚的大海复仇，这是何等的悲壮！正是这种明知徒劳仍要抗争的精神，支持初民走过那险恶而艰难的年代。夸父和女娃的神话，讴歌了人类顽强的生命力。

中国古代丰富多彩的神话，是远古历史的回音，它真实地记录了中华民族在它童年时代的瑰丽的幻想、顽强的抗争以及步履蹒跚的足印。同样，它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族精神的形成及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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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神话之所以散失，除了它没有受到文人的重视之外，神话的历史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所谓神话历史化，就是把神话看成是历史传说，通常的做法是把天神下降为人的祖神，并把神话故事当做史实看待，构成了一些虚幻的始祖以及它的发展谱系。这一文化现象在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史中或多或少都出现过。

中国的神话历史化，是史家、思想家们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一般认为，古代神话形象经历了从动物形、半人半兽形到人形这么一个发展过程。在正统的史家或儒家的典籍中，那种半人半兽形的神性形象被抹杀殆尽了，因为这种形象很难被纳入历史谱系之中，而且也违背了理性化的原则。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触犯了理性化原则的神话，也都遭到删削。如司马迁所说：“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史记·五帝本纪》）相当一部分神话因此得不到史家的认可，因而没有进入载籍。这些，我们已无从考察了。有些有幸被文人笔录，但在此后的流传过程中，又被无情地删削。如《列女传》古本所录舜的神话中，有二女教舜服鸟工龙裳而从井廪之难中逃脱的情节，今本《列女传》中就荡然无存了。再如《淮南子》古本载嫦娥奔月神话时说嫦娥“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今本《淮南子》亦不存。其原因可能都是“不雅驯”。

神话历史化的另一个方法就是改造。即对神话进行歪曲的解释，使其成为某种现实事件，从而成为构筑远古历史的一块基石。这种例子，在儒家传统典籍中比比皆是，从《尚书》、《左传》、《国语》，一直到《史记》、《吴越春秋》、《越绝书》，都是如此，宋代罗泌所作《路史》是其集大成之作。改造的结果是使神话大量消亡，历史向前延伸，各氏族的谱系更加严密。比如《左传·昭公十七年》载：

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睢鸠氏，司马也；鳲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量度，夷民者也。

我国东方部族中很多是以鸟作为图腾的，其中也必然流行着不少有关鸟的神话。而在这里，这些有关图腾鸟的神话则被改造为一系列的官名，并按照后世的社会官僚系统组织起来。

神话历史化在春秋早期就已开始了，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孔子就曾说：“不语怪力乱神”，还直接参与了对神话的改造。据《尸子》（孙星衍辑本）卷下载，当子贡向孔子提及黄帝有四张面孔的神话时，孔子说：“黄帝取合已者四人，使治四方，此谓之四面也。”四张面孔被解释为四个人面朝四个方向，“黄帝四面”的神话就变成了一件有关治理天下的史实。另一则有关夔的神话，在孔子那里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作为圣人的孔子对待神话的态度对后世文化有着重大的影响。

中国古代神话发展变化的另一条道路，是被道教改造，成为仙话的一个来源。仙话一般讲述的是通过修炼或仙人导引，以达到长生不老或幻化成仙的故事。在仙话中，我们能发现不少古代神话人物，其中最突出的是黄帝和西王母。《史记 ·封禅书》所记黄帝在荆山脚下铸鼎，鼎成，有龙垂胡髯在鼎上，迎他骑龙升天一事。这则故事有着明显的仙话的痕迹。而黄帝战胜蚩尤，在仙话中则被归功于 “九天玄女”“授（黄）帝以三官五意阴阳之略，……灵宝五符五胜之文，遂克蚩尤于中冀”（《广博物志》卷九引《玄女法》）。同样，窃药奔月的嫦娥、操不死之药的西王母，也是仙话中的重要人物。神话转变为仙话是有限的，它一般集中在特定的几个人物身上，且有类似于修炼、服药、升天不死的情节。但仙话的文化意蕴要比神话淡薄得多，在仙话中，那些神话人物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审美品质，都被严重地削弱了。

古代神话对后世作家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在文学中，我们能看到神话精神的延续、光大。神话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一是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表现手法、欣赏效果等。

中国神话以其广博精深的意蕴，生动活泼的表现力，为后世文学奠定了基础。神话除了被后人直接载录之外，还为各类文学作品提供素材。在先秦散文中，《庄子》一书以“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缥缈奇变”（《艺概·文概》）著称，《庄子》说理的精妙和文风的恣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神话。如《逍遥游》之鲲鹏变化，《应帝王》之“凿破混沌”，这两则神话为全文抹上了变幻奇诡的浪漫色彩。至于曹植采用洛水女神宓妃的形象，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洛神赋》，更是利用神话素材进行的一次成功的创作。用神话入诗的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比比皆是，如《诗经·大雅·生民》描述了后稷的种种神迹，楚辞《离骚》中各种神灵纷至沓来。此后的诗人，尤其是浪漫主义诗人常常以神话入诗，如李商隐《瑶池》诗云：“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就是对神话意象的妙用。小说、戏曲采用神话作素材的也很多，它主要是借助于神话的奇特的想象，利用神话形象或神话情节进行再创作。如唐代李朝威的小说《柳毅》，创造了一个优美的爱情神话。明清神魔小说对神话的采用和重塑，达到了此类文学的最高点，其代表作为《西游记》，孙悟空、猪八戒以及他们的腾云驾雾、七十二般变化成了中国文学中最有影响的故事之一。从孙悟空身上，我们不难看到“石中生人”的夏启、“铜头铁额”的蚩尤、“与帝争位”的刑天以及淮涡水怪无支祁的影响。此外，如《聊斋志异》、《镜花缘》、《封神演义》、《红楼梦》中也有不少发人深省的神话情节。可以说，古代神话作为素材，遍布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每一个角落，它经文学家的发掘、改造，在新的作品中重新散发出光芒，使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神话作为原始先民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先民对自身和外界的思考和感受，包孕着浓郁的情感因素。这些神话意象在历史中固定下来，通过文化积淀，在一代代人的心底流淌，并总是不失时机地通过各种形式，在后代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也就是说，神话对于文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文学家的素材，更为重要的是，那些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神话原型的作品，都可以把作者或读者领入先民曾经有过的那种深厚的情感体验之中，从而缓释现实的压力，超越平凡的世俗。神话作为原型的意义要比它作为素材的意义更为重要。当屈原在现实世界中屡遭打击而悲苦无依的时候，他就毅然地转向古老的神话：龙凤结驷，巡游天界，四方求女。是神话世界巨大的力量，使他从现实世界中超越出来，支持他的人格，抚慰他心灵的创伤。同时，由《离骚》所抽象概括的某些意象，由于它深沉的神话背景和屈原创造性的提炼，而成为一种稳固的神话原型，在中国文学史上，在一代代作家的笔下传递。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则不仅是将神话看作素材，而是当成全部的精神寄托，是对这个不公平的世界的厌弃和对神话感情、神话世界的皈依。正如荣格所说的那样，“一个用原始意象说话的人，是在同时用千万个人的声音说话。……他把我们个人的命运转变为人类的命运，他在我们身上唤醒所有那些仁慈的力量，正是这些力量，保证了人类能够随时摆脱危难，度过漫漫的长夜。”可以说，屈原、蒲松龄等作品都体现了神话原型的精髓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