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寒假到了，想好带孩子去哪里玩了吗？来这些展览里进行一场古文化的穿越之旅吧！这里有对古代 美食 的介绍，有民间年画的回忆，还有时令文化的清晰梳理，让我们一起走进来，近距离的享受文化的盛宴吧！

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内 ，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正在展出。该展览按 历史 时期分为“先秦服饰”“秦汉魏晋南北朝服饰”“隋唐五代服饰”“宋辽金西夏元服饰”“明代服饰”“清代服饰”六个部分，展出文物近130件（套），配以40余件（套）辅助展品、约170幅和多媒体设施。

中国服饰的源头可以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那时的先民已开始穿衣佩饰，服饰的观念已经出现。

到了商周时期，开始系统化地用服饰来标志穿衣人的等级和地位。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不仅出现了上下身相互连属的深衣，还引进了胡服骑射。

秦汉时期确立了一整套服饰制度，还形成了冠制，用“帽子”作为身份、品阶以至官职的象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经历了文化的融合，南朝的衣冠礼仪制度持续影响着北方的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服饰中的合理成分也被汉族服饰逐渐吸收。

隋代恢复了汉魏冠冕仪制。唐代经济发达、纺织技术进步、对外交往频繁，服饰有了新的特点：当时的长安等城市有大量外国人居住，带来了胡服，胡服的部分特点被唐人吸收，丰富了唐代服饰的款式、色彩和图案。

宋代受“程朱理学”影响，服饰风格崇尚简朴、内敛。与此同时，和两宋并存的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在 社会 、经济、文化上都与中原汉民族之间产生了交融，汉服胡化和胡服汉化是民族交融在服饰上最明显的体现。元代服饰则更多地保留了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特色，并受到汉民族的影响而建立了冠服制度。

明初恢复汉唐传统，承袭唐宋的幞头、圆领袍衫、玉带，奠定了明代官服的基本风貌，并制定了明确细致的服装仪制，以补子、纹样、佩绶、服色、牙牌等来区分官员品级。由于明代政府重视农业，推广植棉，棉布得到普及，普通百姓的衣着也得到了改善。

清朝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废除汉族传统冕冠制度。统治者在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均具有明显的满民族文化特征，在服饰上表现尤为明显，还将汉民族服饰中所包含的礼制思想，以吉祥纹样、色彩等元素融入其中，形成了独特的清代服饰文化。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展览制作了15尊不同时代的服饰复原人像，展出了直接表现古代服饰形制的实物，还绘制了大量线图辅助说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立体版的中国古代服饰简史。

展览时间：正在展出中

展览地点：国家博物馆北18展厅

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

近日，“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在国家博物馆北11展厅对公众开放。人们经常说“民以食为天”，本次展览的200余件（套）展品紧贴百姓，是一个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展览。

本次展览分为“食自八方”“茶韵酒香”“琳琅美器”“鼎中之变”“礼始饮食”五个单元，展出精选文物200余件（套），从食材、器具、技艺、礼仪等不同角度出发，全面呈现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 历史 变迁，真实刻画古代劳动人民充满烟火气息的日常生活，深刻表达中华民族对丰衣足食美好生活的憧憬。其文物数量与承载的信息量较大，既有稻米、点心等食品实物，又有餐具盒、注子等饮食器具，也有揭示烹饪加工技艺的染器、火锅等，还有反映饮食礼仪的青铜礼器、餐具以及记录饮食文化的古籍文献。

本次展览设置有多个互动项目，通过好看的、好玩的、能体验的、能动手感知的内容与展览形式，拉近博物馆与大众的距离，引导观众感知中华民族贯通古今的生活趣味。

展览时间：展出中

展览地点：国家博物馆北11展厅

中国古代书画

“中国古代书画”是国家博物馆立足馆藏推出的又一专题展览。以时间为主线，遴选宋元名家的稀世之作和明清各派的代表作品52件，较为全面地展示出宋元以降中国古代书画的发展脉络。

此次展览共分为宋元时期的绘画与书法、明代的绘画与书法和清代的绘画与书法三个单元。

第一部分为宋元时期的绘画与书法，共展出作品6件。中国书画的卷轴墨迹始于魏晋时期，由于年代久远，宋代以前的名家作品流传甚少。

第二部分为明代的绘画与书法，共展出作品16件。明代是中国书画艺术发展的重要阶段，因循宋元传统而持续演变，流派纷繁，各成体系。

第三部分为清代的绘画与书法，共展出作品30件。清代是中国书画艺术集古今大成的时代，名家之众、流派之丛、技法之新远超前代。

展览中还展出了一批造型独特、制作精巧的文房用具，不仅显示了文房用具与书画创作的密切关联，而且丰富了展览文物种类。同时，展览将通过定期展品轮换、改陈设计等方式，推动馆藏文物不断走出库房、走上展线，让文物活起来，提升观展体验。

展览时间：展出中

地点：国家博物馆南12展厅

中国古代钱币展

中国古代钱币 历史 悠久，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浸润下逐渐演进出系统完整、内容丰富、脉络清晰、内涵博大、个性鲜明的中国古代钱币文化，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钱币史上独树一帜，同时对周边国家及地区货币使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反映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灿烂辉煌的重要代表性物证。

值此辛丑新春之际，中国国家博物馆隆重推出中国古代钱币专题展览，就是要通过钱币这一载体，系统展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 历史 脉络，展示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彰显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增强文化自信。

中国古代钱币展从二十余万枚馆藏钱币中精选出一千八百余件珍品，辅以其他类别文物二百余件，分“泉林漫步”与“圜宇方圆”两部分进行展示。展览的钱币从原始海贝到早期的刀布币和圜钱，再到持续两千年之久的方孔圆钱，直至清末的机制铜、银元，脉络传承明晰，品类繁盛；既有形态各异的金属铸币，也有元代以来各色纸币；既有流通货币，也有反映中国古代民俗文化的镇库钱、宫钱、供养钱、生肖钱、厌胜钱、 游戏 钱等；既有反映中国古代高超书法艺术的代表钱币，也有反映古代造币工艺发展水平的各种钱范、母钱和钞版。

与此同时，展览还推出一些与历代经济 社会 生活密切相关的配套文物，力求全方位立体化呈现中国古代钱币的 历史 演进，同时折射其所承载的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艺术、 科技 等方面的丰富内涵。

展期：展出中

地点：国家博物馆南11展厅

唐山皮影展

日前，由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和唐山博物馆共同主办的“唐山皮影展”在北京鲁迅博物馆正在展出。

皮影戏，又称“影子戏”或“灯影戏”。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皮影，如陕西、山西、甘肃、云南、浙江、广东、湖南、内蒙等地，唐山皮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支。唐山皮影也称为“乐亭影”、“滦州影”、“驴皮影”等，与评剧、乐亭大鼓并称为“冀东三枝花”。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唐山皮影以“驴皮”做材质，经处理后的驴皮具有净亮透明、柔韧性高的特点。“驴皮影”的制作有一套严谨的流程，主要分刮皮、浆皮、选皮、描样、雕刻、上色、上油、组装八大步骤。每一道工序都密切相关，其中以浆皮和雕刻最为关键。

本次展览精选唐山博物馆藏120余件清代末期至民国初期的唐山皮影，另有5套影卷和28个实物唱盘。在欣赏这些艺术品的同时，观众可以了解唐山皮影是如何制作和操纵表演的，感受交融在皮影方寸之间的俗与雅、丑与美、古与今。

展览时间：持续至2022年2月20日

展览地点：北京鲁迅博物馆

“四时风物岁华中”之“日下春和”—北京岁时节令文化系列展

古时的京城有多浪漫？岁末年初，一场“四时风物岁华中”之“日下春和”——北京岁时节令文化系列展在首都博物馆开展，121组件馆藏文物带领观众跨越时空，寻觅古老京城春日时节的人情风物之美。

正月观灯，二月踏青，三月赏桃，四月流觞，把花鸟刻进碗里，将蝴蝶嵌在簪上，以檀木作酒筹，用白玉制插屏……展览中，121组件文物以春节、立春、花朝、清明等时节为序，分“燕京岁华”“祥源肇岁”“瑞启春台”三个部分，向观众详细展示古老京城春日里的节令习俗、文化活动，以及相关遗址遗迹。

刚踏入展厅，悠扬的笙箫管笛声传入耳畔。“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展览起始，汉代黄釉谷仓、东汉绿釉陶井、金代灰陶簸箕等微缩版农业生产器物，生动再现了中国古代农耕 社会 的繁盛景象。

除了农耕器具，辽金时期的鸡腿瓶，金代的只有拇指般大小的“火锅”，明代的青玉童子牧牛，清代的宜兴茶果、宫灯形耳坠和“新年吉庆”鼻烟壶等意趣十足；再往前走，腊八粥食材模型、清代彩绘门神、杨柳青着色吉语年画、景德镇窑红地粉彩“迎祥”云蝠纹挂屏等，满溢着“年味儿”……一件件文物，描绘出一幅京城春日风物图景。

阳春和气动，日下万象新。首博表示，“四时风物岁华中”系列展览是该馆全新推出的体现京味儿文化的展览项目，以春、夏、秋、冬的自然时序为不同时间背景，展示北京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岁时风俗。“日下春和”展览正是此系列展览的开篇之作。此外，为丰富市民新春文化生活，首博还将在新年陆续推出针对不同年龄受众的“迎春纸鸢寄福”“喜上眉梢”等互动体验活动。

展览时间：展出中

展览地点：首都博物馆地下一层A展厅

祈福迎祥—民间年画展

正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祈福迎祥——民间年画展”聚全国多个重要年画产地的优秀年画作品，充分展示民间艺术魅力，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向广大观众献上美好的新春祝愿。

中国民间年画分布广泛，各地区年画从乡土生活中汲取养分，在 历史 长河中不断发展，形成了不同的艺术风格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年画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较多地表现民间生活场景，反映着中国人民的生活态度和道德观念。年画构图饱满、造型夸张、线条简练、色彩对比强烈，有鲜明的民间绘画风格，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

展期：展出中

地点：国家博物馆0层公共空间

异彩纷呈：古代东西文明交流中的玻璃艺术

玻璃是古代最重要的人造材料之一，亦被称为“火与沙”的艺术，大量的玻璃遗存可窥见古代文明的科学技术、原材料、商品、艺术审美的演变、传播和交流。本次展览以时间为轴，以文明交流为主题，展出了日本平山郁夫美术馆收藏的古丝绸之路玻璃器文物300余件套，以及国内十余家文博机构所藏的古代玻璃器文物40余件套，通过玻璃物质材料展现人类的古代世界文明史、 科技 发展史、艺术史和贸易交流史，体现东西文明交流互鉴，以及中华文明的博大包容性与伟大创造性。

展览时间：2022年1月25日—5月5日

展览地点：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四层13号展厅

《镜图史话》

驻足伽利略望远镜前，带你开启天文学发展的望远镜时代，了解几乎同一时期我国西学东渐的成果；穿过“别出心裁”与“师古不泥”单元，领略超长镜筒的开普勒式望远镜以及“无镜筒”的惠更斯望远镜；仰望“一代巨擘”赫歇尔当时世界最大的12米口径反射望远镜的庞大。

从基于第谷的观测数据、包含一千两百多颗恒星数据的拜耳的《测天图》（《拜耳星图》），到包含一千五百多颗恒星数据、集美学与科学于一身的非凡之作——《天文导览》（《赫维留星图》）；从格林尼治天文台首任皇家天文学家弗拉姆斯蒂德基于其近数十年望远镜观测结果、包含近三千颗恒星数据的高精度的《星图》，到包含一万七千多颗恒星数据、第一次描绘出 星座 轮廓的古典星图巅峰之作——《波德星图》，在这里，你都可以一睹它们的科学之美与艺术之美。

来这里，回眸伽利略如何“发现新宇宙”；来这里，破解数百年前的“土星耳朵之谜”；来这里，体验赫歇尔自制的望远镜中第一次出现天王星的身影；来这里，感受为发现谷神星制造精密天文观测设备的冉斯登的望远镜真迹。

在这里，你将欣赏到古希腊天文学集大成者——托勒密的48 星座 ，它是现如今88 星座 的雏形；在这里，赫维留的“金牛”将变得极具立体感，甚至带有“攻击性”；在这里，超大画幅的波德星图将让你一饱眼福。

展览当然也为小朋友们准备了丰富的互动体验项目，来和爸爸妈妈一起演绎古希腊的擎天巨神——阿特拉斯；一起“消除” 历史 上曾经昙花一现的十数个动物 星座 ；一起与赫维留的金牛来一场3D打卡；一起感受四百多年前的眼镜制造家的孩子们如何在自家花园无意中“发明”望远镜。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展览时间：2022年1月—12月

展览地点：北京天文馆A馆西展厅

古籍，是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图书在古代称作典籍，也叫文献，兼有文书、档案、书籍三重意义。随着时间的进展，将记事类文件加以编排，供人阅读，并达到传播知识经验的目的，便形成了一部图书，图书的内容日益增多，载体趋向多元，制作技术不断改进，为了方便阅读，产生了“简册”、“卷轴”、“册页”、“线装书”等不同的装帧样式。（概述来源1）

卷轴装是一种古老的装订方式，它最早起源于中国古代。相比其他的装订方式（如钉装、缝制等），卷轴装有着独特的特点。首先是其使用寿命较长，能够保存数百年，非常适合保存珍贵的文化遗产、艺术品和古籍等。其次，卷轴装的传统美学价值非常高，是一种极具审美价值的精美艺术品。除此之外，卷轴装的设计常常考虑到可读性和便携性，因此被广泛用于书法、绘画、地图、文学等领域。不过，由于卷轴装需要耗费大量纸张，及其负重较大，保管、传播、保养等方面也有着一定挑战。

卷轴画法如下：

一、步骤：

1、画上两条内凹的弧线连接起来。

2、上下画上两个小方形，并画上弧线装饰。

3、旁边再用相同的方法画上相同的东西。

4、中间再画上两条长弧线。

5、卷轴里面，可以画上自己喜欢的或者字。

6、涂上好看的颜色，卷轴就这样画好了。

二、一卷轴画，是一种在纸和绢上画成的艺术作品。

中国画发展风格演变从战国开始到清朝鸦片战争之前（公元前221——公元1840年）,已经有2000年的时间，历史相当悠久，绘画风格也经历了多次的变化。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公元前221年）楚国帛画《人物御龙图》和《龙凤仕女图》，用笔灵活，人物形象生动，虽然不能叫作卷轴画，但可以感受到当时的绘画水平。随后出土的汉代长沙马王堆的帛画和导引图，造型优美，可以想象当时绘画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

在中国绘画史上，魏晋南北朝（公元420——公元581年）是绘画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当时全国长期战乱，南北对立，使当时的学术思想非常活跃，并促进了艺术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石窟壁画、墓室壁画、石刻、砖刻和漆画等艺术都已具备很高的水平，出现了很多的专业画家、书法家。在这一时期，绘画上被称作画祖的顾恺之和他的卷轴画最有代表性。顾恺之在绘画理论方面也很有水平，他留下来的文字作品有《论画》、《画云台山记》等。他提出的“传神论”成为中国绘画的基本理论之一。根据记载，顾恺之的绘画作品有七十多件，他画过历史故事、神佛、人物、飞禽走兽、山水等。可惜，现在能看到的只有《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和《列女仁智图》三幅卷轴画复制品了，它们是迄今中国发现较早的卷轴画。

竹简，战国至魏晋时代的书写材料。是削制成的狭长竹片（也有木片），竹片称简，木片称札或牍，统称为简，现在一般说竹简。均用毛笔墨书。册的长度，如写诏书律令的长三尺（约675cm），抄写经书的长二尺四寸（约56cm），民间写书信的长一尺（约23cm）。在湖南长沙、湖北荆州、山东临沂和西北地区如敦煌、居延、武威等地都有过重要发现，其中居延出土过编缀成册的东汉文书。竹简多用竹片制成，每片写字一行，将一篇文章的所有竹片编联起来，称为「简牍」。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书籍形式，用于书写文字的木片称木牍，多用于书写短文。古代竹简也是可以用现代工艺来进行体现的。

竹简产生的背景

早期的文字刻在甲骨和钟鼎上，由于其材料的局限，难以广泛的传播， 所以直至殷商时期，掌握文字的仍只有上层社会的百余人，这极大地限制了文化和思想的传播，这一切直到竹简的出现才得改变。

竹简的制作过程

现代： 裁、煮、烘，切竹，刮青、书写、钻孔、编。

古代：裁、切、烘（杀青）、书写、钻孔、编。

竹简的涵义

竹简多用竹片制成，每片写字一行，将一篇文章的所有竹片编联起来，称为“简牍”。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书籍形式，用于书写文字的木片称木牍，多用于书写短文。

简牍是中国古代先民在纸张发明之前书写典籍、文书等文字载体的主要材料，是我国最古老的图书之一。简牍与甲骨文、敦煌遗书、明清档案一同被列为二十世纪东方文明的四大发现，目前简牍学也以惊人的速度形成了世界性学科，它从史学、考古、古文字学、文献学、书法等，多角度多领域，为中国历史文化学术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简牍几乎与甲骨文、金文同时出现，春秋到东汉末年是简牍最盛行的时期，纸张发明后，竹木简牍又与纸张并行数百年，直至东晋末年恒玄下令，简牍制度方告结束。

竹简的影响

竹简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书籍形式，是造纸术发明之前以及纸普及之前主要的书写工具，是我们的祖先经过反复的比较和艰难的选择之后，确定的文化保存和传播媒体，这在传播媒介史上是一次重要的革命。它第一次把文字从社会最上层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以浩大的声势，向更宽广的社会大步前进。所以，竹简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它的出现，才得以形成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同时也使孔子、老子等名家名流的思想和文化能流传至今。

影响

竹简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书籍形式，是造纸术发明之前以及纸普及之

前主要的书写工具，是我们的祖先经过反复的比较和艰难的选择之后，确定的文化保存和传播媒体，这在传播媒介史上是一次重要的革命。它第一次把文字从社会最上层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以浩大的声势，向更宽广的社会大步前进。所以，竹简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它的出现，才的以形成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同时也使孔子、老子等名家名流的思想和文化能流传至今。

书法价值

竹简是研究战国楚文字和西汉初年书法的重要资料。先秦时代，文字从应

用性走向艺术性。这时的书法与文字的 变革紧密联系着，它从稚拙阶段渐趋完美，从而奠定了在中国书法史上的特殊地位。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竹简千余枚，上为墨书秦隶。从考古发掘出来的材料来看，战国和秦代一些木牌和竹简上的文字，已有简化篆体，减少笔划，字形转为方扁，用笔有波势的倾向。这是隶书的萌芽。西汉时，书法中隶体的成分进一步增加。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画《老子甲本》已有了明显的隶意。竹简的字体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常见于楚国简帛，字形结构是楚国文字的本色，书法体势则带有“蝌蚪文”的特征，可以说是楚国简帛的标准字体；第二类出自齐、鲁儒家经典抄本，但已经被楚国所“驯化”，带有“鸟虫书”笔势所形成的“丰中首尾锐”的特征，为两汉以下《魏三体石经》、《汉简》、 《古文四声韵》所载“古文”之所本；第三类用笔类似小篆，与“古文篆书

”比较接近，应当就是战国时代齐、鲁儒家经典文字的原始面貌；第四类与齐国文字的特征最为吻合，保留较多齐国文字的形体结构与书法风格。竹法俊朗，疏密得宜，对研究中国书法史有很重要价值。

简册，“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西周和春秋时期有竹木简上记事的方式，战国时期的竹简发现很多。战国中晚期的竹简，内容为遣册、古书和卜筮记录。秦木牍和秦简上的隶书字形正方、长方、扁方不拘，笔画肥、瘦、刚、柔，极尽变化。点面有明显的起伏和波势，用笔有轻、重、疾、徐的区别，是考证隶书发展 的极为珍贵的资料。

战国的竹简是手写。这些字的笔画具有弹性，起止处较尖锐，中间或偏前的

部分略粗，充分表现了毛笔书写的特色。这与金文随形轻重和因接搭凝结的笔画形态不同，已由迟重变为流美，笔画和体式也较篆文更为简略。可见早在秦始皇推行小篆之前已有初期的隶书在流行。“”是近年在中国书法界兴起了一支流派（又称“竹法”）。这是一种仿效秦汉竹简和帛书的“古隶”体式，即效仿先秦、两汉时代在竹片、木片和丝织物上的古文字的书法，即以独特的国画颜料配制古朴赭**，以板刷在生宣纸上刷出类似竹竖条，字体就写在这赭色“竹简”条上，别有一番古雅特色，适应了现代审美装饰情趣。 对色彩变化瞬息之间的精确把握，使书法获得了“随类赋彩”之妙。这种书法呈现出活泼，具有生机的形象。“”这一书法艺术于图与文的抽象共性中彼此和谐。使我们在欣赏书法艺术的同时，又驰骋在色彩和图案带给我们无限想像的空间里。

1 1953年7月，湖南长沙仰天湖古墓出土竹简42支，最长的22厘米，宽

12厘米，篆文，每简2-10字，为战国之物。

2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发现《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约五千枚。

3 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一千一百多枚。为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之物。

竹简不仅在古代文化史、书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印刷术也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简牍的形式，即为卷轴

装的前身，为早期的雕版印刷所广泛使用。现代竹简更多的是收藏和家居

42001年 湖北楚天绿采用激光雕刻在优质楠竹材料上雕刻，字体隽永清晰，笔峰刚劲而富神韵 其竹简笔筒,竹简名片座更是将竹简工艺向家居装饰做得很好。

5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一千一百多枚。为秦昭王元年（

公元前306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之物。

竹简，一种将文字、图象或其他各种特定的符号写绘于事先加工过的竹片上的书籍形式。竹简渊源:早期的文字刻在甲骨和钟鼎上，由于其材料的局限，难以广泛的传播，所以直至殷商时期，掌握文字的仍只有上层社会的百余人，这极大地限制了文化和思想的传播，这一切直到竹简的出现才得改变。

竹简是中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书籍形式，是造纸术发明之前以及纸普及之前主要的书写工具，是我们的祖先经过反复的比较和艰难的选择之后，确定的文化保存和传播媒体，这在传播媒介史上是一次重要的革命。它第一次把文字从社会最上层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以浩大的声势，向更宽广的社会大步前进。所以，竹简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它的出现，才的以形成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同时也使孔子、老子等名家名流的思想和文化能流传至今。拓展生活，共享闲适与激越！

介绍

当人类社会出现文字的同时，书籍也就出现了。当时的书籍形式和现代的书籍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这样定义书籍的概念，即将人们的经验和事件用文字和图象的形式记载于一定的物体上，以便于保存、传播，那么，商代的甲骨文，就是最早的书籍了。另外，在树叶和树皮上也可以刻写文字。 《旧唐书》上就记载："天竺国书于贝多树叶以记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贝叶经。另外，铸在青铜器上的金文，也可以称为一种早期的书籍。 除了甲骨、青铜器、石刻外，在古代用作记载文字的材料还很多，如陶器、砖瓦、兽皮等，它们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放射过灿烂的光辉。然而，更接近于今天书籍形式的，是从竹简开始继而出现了书写于织物上的缣帛。

书

中国古代真正的书籍形式，是从竹简和木牍开始的。竹简和木牍所开创的书籍形式和制度，对后来的书籍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册"、"卷"、"编"等书籍的单位、术语，一直延用至今。 竹简和木牍在形式和用途上不完全相同。

竹简用的是皮薄而节长的竹子，先将圆竹锯成一定的长度，再破为一定的宽度，削光整平后，即成为简片。然后再用丝绳、麻绳、细皮条等分上下两道编连简片，即可用来书写文字。也有先写字，然后再按顺序编联成册的。

竹子的外皮不易着墨，为了书写方便，须将竹子的最外皮削去，或在内里面书写。把竹子烘干这个工序称为"杀青"。

竹简是中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书籍形式。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册"字，象征着一捆简片系二道书绳，而金文中的"典"字则表示"册"在几上。说明简策制度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商代，但其战国以前的简续实物，今天还未有发现，在周代的文献中有许多关于用简读传递命令及公文的记载。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在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局面，竹简成为各家着书立说的主要形式。这时关于使用竹简的记载就更多了。例如，孔子晚年读"易"，致使"韦编三绝"，说明由于反复的阅读，致使编系竹简的绳子断了三次。

竹木简

将字写在用竹、木削成的片上，称“竹木简”，如较宽厚的竹木片则叫“牍”。竹木简是古代用竹简和木简写成的书，是我国最早的书籍。竹子和木头都是常见而易得的东西，古代缺少合适的书写材料，人们就把竹子和木头削成狭长的小片，在上面写字着书。用竹子削成的狭长小片叫“竹简”，用木头削成的叫“木简”。每根简上通常只写一行字，多少不一，最多的有40多字，最少的只有一二字，一般写20多字。

现在的书籍开本有大有小，古代的竹木简也有长有短，最长的3尺，最短的只有5寸。写一部书要用很多简，把这些简编连起来就成为书了。编连竹木简多用麻绳，也有的用丝绳（称“丝编”）或皮绳（称“韦编”）。一册书根据简的长短，决定用几道编，一般用二三道编，多的用四五道编。现在的“册”字，就是一个象形字，很像一根根简用绳子编连起来的样子。

《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典”指的就是用竹木简做成的书。商代的甲骨文中，

也有这样形状的字“〓”，即“册”字。可见，竹木籍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

春秋、战国和秦汉时，人们已经普遍用竹木简做书籍了。约春秋、战国之际，还出现了写在丝织品上的书——帛书。帛书比竹木简轻便，而且易于书写。不过丝织品价格昂贵，所以帛书不及竹木普遍。东汉时出现了用纸抄写的书籍，纸既轻便又易于书写，价格也比较便宜，于是逐渐流传开来。到了晋代，纸书完全取代了竹木和帛书。

竹简，战国至魏晋时代的书写材料。是削制成的狭长竹片（也有木片，称木简），牍比简宽厚，竹制称竹牍，木制称木牍。均用毛笔墨书。册的长度，如写诏书律令的长三尺（约675cm），抄写经书的长二尺四寸（约56cm），民间写书信的长一尺（约23cm），因此人们又称信为“尺牍”。在湖南长沙、湖北荆州、山东临沂和西北地区如敦煌、居延、武威等地都有过重要发现，其中居延出土过编缀成册的东汉文书。

汉简，系汉代木简和竹简的总称。 汉代的简牍分很多种，最常见的就是平时用于书写记录的竹简。除了平时所说所见的抄录文献的之外还有一种简牍的数量也极多，就是遣策。遣策野叫告地书，都是在墓葬中的，也就是古人死后到阴间的“介绍信”，一般记载了墓主的生卒年月、生前的官职爵位，墓中的随葬品数量、种类、馈赠之人，还有寄托了死者家属的愿望，即希望阴间的管理者能给他一个相当于他在世时的官爵的工作。

纸的出现并不是在东汉，而是在西汉初期，距今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不过西汉的纸很粗燥，并没有被广泛运用，而造纸术经东汉的蔡伦改良后，才被逐渐推广。说了完了纸，我们接着说纸上谈兵。

这个词语几乎是家喻户晓，意识就是在纸上进行打仗很厉害，也就是打仗的理论很丰富，但是实战却不行，现在比作空谈理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是贬义词中的VIP。

我们都知道“纸上谈兵”这个成语，说的是赵括。但是我们没有想过的是，在赵括所处的年代，并没有纸的发明。那么纸上谈兵是怎么来的呢？

据考证，我国西汉时期就有了纸的制作，到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蔡伦改进造纸术，进一步提高了纸张的质量，纸洁白，细腻，柔软，匀密，色泽光亮。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才开始流传，广泛为人们所使用。

纸上谈兵，我们都知道说得是赵国大将赵括因为只知道看着兵书打仗而不会灵活变通，导致赵国军队大败。蔺相如评价赵括说：“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这话的意思就说，赵括虽然能读懂兵书，但是不懂得灵活运用。《史记》之中司马迁记载赵括，有表达纸上谈兵的意思，但并未应用“纸上谈兵”一词。

“纸上谈兵”并非出自战国赵括，纸上谈兵的雏形出现在唐宋，正式作为成语出现在清代，但都指书生用兵，当时没有贬义的意思。关于所谓赵括纸上谈兵的最早记载出现在《上下五千年》的第40节“纸上谈兵的赵括”。

终上所述，“纸上谈兵”一词，不过是后人结合赵括打仗只按兵书，不会变通的情况，给他“就号入座”。“纸”已经引申为承载知识的一切媒介！

卷轴，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画的特点，也是中国画的独有形式。长卷的画幅是横向展开的，虽然画幅的高度不可能很大，而宽度可以充分延伸，画面容量之大，是其它绘画形式难以比肩的。长卷有它的特殊难度，难处就在于它的“长”。没有画家的“心象”思维和高度艺术概括能力，不可能有《千里江山图》，用如实表现对象的思维方式和科学透视规律作画，也不可能产生《长江万里图》。长卷里的场景转换、结构的衔接、笔墨的变幻等等，都比其它艺术形式更复杂，也更难驾驭一些，中国画的特点，在长卷中也体现的淋漓尽致，正所谓“笼天地于形内，借万物于笔端”是也。　中国画简介：国画一词起源于汉代，汉朝人认为中国是居天地之中者，所以称为中国，将中国的绘画称为“中国画”，简称“国画”。主要指的是画在绢、宣纸、帛上并加以装裱的卷轴画。国画是汉族的传统绘画形式，是用毛笔蘸水、墨、彩作画于绢或纸上。工具和材料有毛笔、墨、国画颜料、宣纸、绢等，题材可分人物、山水、花鸟等，技法可分具象和写意。中国画在内容和艺术创作上，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社会及与之相关联的政治、哲学、宗教、道德、文艺等方面的认识。

卷轴制度书籍，包括帛书和纸卷书两种形式，它们有共同之处，也有各自的特点，现分别论述如下：

（一）帛书的起源和历史

帛书是写在缣帛等丝织品上的书籍或文章，它的出现，晚于简册。简册虽然是我国最早的书籍形制，长时期内广泛使用，但有不少缺陷。除了因编绳散断，容易导致“脱简”、“错简”外；书籍也很笨重而不便阅读。如战国学者惠施，就曾用五辆车来运载笨重的书籍（《庄子·天下》）；秦始皇每天批阅公文，“至以衡石（一百二十斤）量书”（《史记·秦始皇本纪》）。西汉东方朔上书，用奏牍三千，汉武帝让两个壮汉尽力持举，从上方阅读，“二月乃尽”（《史记·滑稽列传》）。与这种简册相比，丝织品的帛书有不少优点：缣帛质地柔韧，吸墨性强，既便于书写，又可随意卷舒，阅读和收藏都比较方便；帛书的分量很轻，携带方便；帛书的篇幅宽长，书写时可据书籍内容长短裁剪，又不会有简册散断错乱的毛病。因此，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人用缣帛写书，并在很长时期内与简牍并用。

帛书究竟何时开始出现？目前尚难确考。不过在春秋末期至战国文献中，已时有记述。《论语·卫灵公》说：“子张书于绅。”“绅”，《说文》说是“大带”，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是下垂的带，总之是一种丝织品。《墨子·明鬼》说：“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韩非子·安危》篇也说：“先王寄理于竹帛”。《晏子春秋·外篇第七》说得更为明确：“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谷，其县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诸侯”。如果其言可信，那么在公元前七贷纪的齐桓公时代，就有帛书了。但由于丝织品比竹木更易朽坏，目前考古发现的帛书，大多出于汉代，先秦的较少。

秦汉以来，缣帛更普遍地应用于书写，《汉书·艺文志》中已有相当的图书用“卷”来统计，其他文献也常有反映。如西汉高祖刘邦，曾“书帛射城上”（《史记·高祖本纪》）；扬雄《答刘歆书》说自己编纂《方言》时，“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一种光滑的白绢）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于椠”（《全汉文》卷五十二）。东汉末年董卓作乱，挟献帝西迁长安，把洛阳城内东观、兰台、石室等处所藏缣帛图书抢出，“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滕囊”（《后汉书·儒林传》），“所收而西，犹七十余载”（《隋书·经籍志》）。可见汉代朝廷收藏的帛书十分丰富。1973～1974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西汉初年帛书，包括《老子》甲、乙本和《战国纵横家书》、《周易》、《春秋事语》、《经法》。《十大经》、《称》、《道原》等二十多种书籍、文章，还有三幅古地图，更使得这个问题明朗化。

总起来说，春秋以来开始用缣帛写书、绘画，西汉时期普遍使用，魏晋以后仍然有人使用。但由于丝织品价格昂贵，不能像竹木及纸那样广泛普及，所以帛书始终未有一个独立使用阶段。它的前期伴随着竹木简册的盛行而兴起，后期则伴随着纸书的兴起而衰落，从公元前四五世纪到公元后三四世纪，大约有近千年的时间。

（二）帛书的形制

帛的长短不一，一般说来，标准尺度是40尺，所以在40尺内，不需缝接。但抄写书籍时，还要根据内容长短剪裁或缝接。唐人徐坚《初学记》卷二一说：“古者以缣帛，依书长短，随事截之”。所以帛书的长度，短的有一尺至数尺，长的则有数丈，东汉董卓的官兵因此用来做滕囊和帷盖。考古发现的帛书也是长短不一，如长沙子弹库的十二神像帛书，长38．7厘米，帛画长37．5厘米；陈家大山帛画长31厘米；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长约192厘米等等。

帛书的宽度，古籍记载以一尺为常制，但根据考古实物，实际上也并不一致。马王堆帛书，有一种是用整幅的帛来书写的，宽约48厘米，如《老子》等；另一种则用半幅的帛来书写，宽约24厘米，如《周易》、《战国纵横家书》等。子弹库的帛书、帛画分别为宽47厘米和28厘米；陈家大山帛画宽22．5厘米。本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东汉初年级帛书信，其一约9厘米见方，另一件长15厘米，宽6．5厘米，可见帛书的宽度也是经常根据需要来裁截的。

帛书的书写格式，往往仿照简册。开卷一般留有空白，如同“赘简”。帛书文字也是由上而下书写，每行字数没有一定。为使各行文字书写整齐，有的帛书仿照简册形制，用朱笔或墨笔画上界栏。如马王堆帛书《老子》，各行间就有用朱砂画成的红色界行。帛书的界栏，早期大多为手画，当帛书盛行以后，为使用方便，也为了美观，于是有人用赤丝或黑丝事先在缣帛上织出界栏，如同今日稿纸，专门供书写之用，后人称之为“朱丝栏”、“乌丝栏”。

缣帛的质地柔韧，可以随意折叠或卷舒，所以早期的收藏方式是折叠与卷束并用。如子弹库十二神像帛书，就是经过8次折叠，然后放在一个竹匣中（商承柞《战国楚帛书述略》，《文物》1964年9期）；马王堆帛书中，用整幅帛写成的，也是折叠成长方形，再放在一个漆盒下层的格子里；而用半幅的帛写成的，则用一长方形木片为轴，卷成一卷（晓菡《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概述》，《文物》1974年9期）。折叠收藏的帛书，天长日久，折叠处难免破损断裂，所以后来的帛书，大多采用卷起来收藏的方式。一部书可以卷成一卷或几卷，所以“卷”就成为计算书籍篇幅的单位，一直沿用到今日。不过，古时所说的“卷”，最早指一册，今日也还有这种用法，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等，卷就是一册。但在旧印本书籍中，卷的篇幅往往比册小，一册中常有若干卷。

帛书的卷束，形式与简册不同。帛书与后来的纸卷，质软而薄，卷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轴，粘连在卷子的末端，以此为中心，从左向右卷。而竹木的简册，质硬且厚，最末一根简就起着轴的作用，所以无须另用轴。这也是卷轴形制书籍之所以不包括简册的原因之一。卷轴制书籍所用的轴，要比卷子的宽幅稍长，卷起之后两头在外。其质料早期不过是竹木片，后来通用漆木。皇帝及王公贵族，常用贵重的质料制轴，如琉璃、象牙、玳瑁、珊瑚、黄金等。除卷、轴之外，据古籍记载，卷轴制的帛书及纸卷，还有裸（包首）、带、帙（书衣）、牙签等附属品，以便保护书籍或便于查阅。但今日发现的秦汉帛书中却很少见到这类物品。它们很可能是草创于帛书卷轴，而大备于纸书卷子，所以我们放在下面“纸卷的形制”中一并说明。

（三）纸卷的形制

纸卷的形制初期是沿袭帛书卷轴，古代文献的记载和敦煌卷子等实物都证明了这一点。到了后期向册页制转化时，才演进为独特的形制，即经折装、旋风装。

纸卷如同帛书卷轴，以轴为中心，从左向右卷束。纸卷一般由多张纸连接而成。连接以后的卷子，长度通常9至10米，甚至数十米。每一卷是一个单位，一本书可以由一卷或几卷组成。

为了使字体整齐美观，写书纸上一般要画出界栏。四周的叫“边”或“阑”（也写作“栏”），各行字之间的直行叫“界”。唐人称之为“边准”，宋人称为“解行”。后人也有采用帛书中的名称，称为“乌丝栏”、“朱丝栏”。纸卷各行的字数也不固定，从实物看，十几字到几十字的都有。卷子一般是一面写，也有两面都写字的。如敦煌卷子里，经书的注疏往往抄在背面，叫“背书”。

书籍的注解有的不写在背面。写在正面天头上，叫作“眉批”；有的写在正文行间，叫“夹注”。写在正文行间的注释，为了有所区别，有多种形式：或者用大小两种字体分别写——正文用单行大字，注解用双行小字；或者正文顶格写，注解低一二格写；或者注文仍作单行，但字体略小，写在正文的下面。这后一种方法，抄书者一不小心，往往会使古书的正文与注解混淆，产生类似“错简”的错误。六朝以来还出现用朱、墨两种颜色写成的卷子，正文用朱笔写，注解用墨笔写，这是后代套色印刷的先驱。

纸卷写错了字，自然不能像简册那样刮削修改，古人或用纸贴，或用粉涂，效果都不理想，于是有人发明用雌黄来涂改。雌黄又名鸡冠石，可用作绘画颜料，用来涂写错字，不仅颜色与黄纸相仿，而且错字“一漫即灭，仍久而不脱”（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一）。这种涂改法至迟在南北朝时期已有了，贾思勰《齐民要术》在“染潢及治书法”后，就有“雌黄治书法”一节；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也有“以雌黄改‘宵’为‘肎”’的记载。后人于是讥讽曲解古书、妄加评论者为“信口雌黄”。

纸卷的质地远不如缣帛柔韧结实，所以更需要保护。于是，在帛书卷轴上已开始采取的一些保护措施，到了纸卷时代，便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纸卷的卷头，除了自身留有空白“赘简”外，往往要加一块“包首”（后称“包头”），来保护书卷。包首或者用坚固的硬纸，或者仿效帛书，用绢帛之类的丝织品，古人又称为“裸”。裸的中间系上一根带子，用来捆扎卷子，叫“带”。带一般是丝织品，古代也是很讲究的。有人还用不同颜色的带子，来区分不同门类的书籍。有些大部头的书籍有许多卷，为避免与他书混淆，并保护卷子不受摩擦损伤，还要用“书衣”包裹，叫作“帙”，又写作“袠”。《说文》说：“帙，书衣也。袠，帙或从衣”。用帙包书，只包裹卷身，卷子两边轴头仍露在外，放在书架上，只看见轴头。架上的卷轴如果很多，为便于寻找，就在轴头上挂一个小牌子，上写书名和卷次，叫“签”。考究的用象牙制成，叫作“牙签”。唐代集贤院所藏四库图书，就分别用红、绿、碧、白四色牙签，区分经、史、子、集四部。一般的也有用木、纸或帛的。这样，褾、带、帙、签连同卷、轴，就构成了卷轴形制书籍的各个组成部分，这种卷轴形式一直沿用到唐代木年，才演化为折叠形制，如经折装、旋风装，并进而发展为散页装订，导致了我国书籍形制上的一次革命。

（四）卷轴形制的演进——由卷轴到折叠

卷轴形制适合于缣帛和纸的柔软特性，而且后来发展为一套相当完善的制度，但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其缺点也就日益明显起来。卷子一般都比较长，甚至可长达数丈，这样长的卷子，阅读时要边拉开、边读、边卷，读完后再卷回去。倘若临时需要查阅其中的某些章节，就更为不便。特别是魏晋以至隋唐，经济、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工具书，如类书、字书、韵书等。这类工具书一般不是从头到尾阅读，而是供人随时查阅，解决问题的。如果需要的资料不在卷子的开头，而是在中间甚至末尾，查找起来不胜其劳。于是有人对卷轴形制作了改进：不再把长长的卷子用轴卷起来，而是一正一反地折叠成长方形的折子，再在卷子的前面和后面加上较硬的纸，以免书籍损坏，这样就成了一叠书。这种折叠而成的“折本”，与从印度传来的梵文佛经的装帧形式有些相像，所以又称为“经折装”或“梵夹装”。经折装的书籍不用拉开和卷起，可以随时翻阅，比卷轴方便得多。这是书籍形制的一大进步，是由卷轴到册页的过渡形式。但经折装的书籍厚厚一叠，阅读时容易散开成而为长长的纸条，于是又有人将一张大纸对折，作为书皮，再把经折装书籍的首页和末页都粘连在书皮内，读时就不会散开了。用这种方法装成的书籍，从第一页可以翻到最后一页，还可再接连翻到第一页，回旋往复，不会间断；而且迅急如风，所以称为“旋风装”，它是经折装的改进型。

经折装和旋风装大约出现于唐代后期，一直沿用到北宋。由于它们都是折叠的形式，折叠后的长方形折子有点像树叶，所以又称为“叶子”或“叶”；折叠以后成为厚厚的一叠，又称为“册”或“册子”（“册”又写作“策”）。折叠形制的书籍启发了后来的散页装订，形式上也有些相像，所以书籍的册页形制，实质以经折装、旋风装为开端。“叶”、“册”这些术语，后来散页装订时依然沿用，不过“叶”字大多改写为“页”，意义上也由像树叶转变为单页、一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