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学佛的年轻人大多在抱怨佛教典籍难懂难读，那是由于他们看的佛书太少，同时也没有看到大部的佛经。比如大般若经、大涅槃经、华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等，至于阿含经，看的人就更少了。其实，如果真想看佛经，应该先由阿含经看起，接着看法华、华严、涅槃、般若，那么，可能很多人会认为佛教经典比基督教的新旧约要浅显易读。佛经的特长是每以故事体裁的文学笔触，写出佛教的思想与境界——善用形象的描写及比喻来表达抽象的形上理境，所以，胡适以为佛经的翻译作品，要比中国的古文——骈体文率真得多，他说：“因佛教的经典重在传真，重在正确，而不重在辞藻文采；重在读者易解，而不重在古雅。故译经大师以‘不加文饰，令易晓，不失本义’相勉。”又说：“鸠摩罗什译出的经，最重要的是大品般若，而最流行又最有文学影响的却要算金刚、法华、维摩诘三部。”胡适尤其推崇维摩诘经是“半小说、半戏剧的作品，译出之后，在文学界与美术界的影响最大。”又说：“法华经虽不是小说，却是一部富于文学趣味的书。其中几个寓言，可算是世界文学中最美的寓言，在中国文学上也曾发生不小影响。”又说：“佛所行赞经，乃是佛教伟大诗人马鸣的杰作，用韵文述佛一生的故事”，“华严经末篇入法界品占全书四分之一以上，写善财童子求法事，过了一城又一城，见了一大师又一大师，遂敷演成一部长篇小说。”（以上均见“白话文学史”第九及第十章）我们知道，胡适并不信佛，他对佛法的见解，我们无法苟同，但他是近代中国白话文学运动的开山鼻祖之一，他却以为佛教的经典富有语体文学的崇高价值，那么试问：佛经是否真的难以读懂呢？除非你老早存有成见，否则你当不致于点头说“是”。然而，如果读到大小乘诸家的论典，那就真的要使你大伤脑筋了，特别是大小有宗的论著，那些陌生名词，那些精密结构，那些深邃思想，若非有相当高的佛学素养，看了便是仿佛是看的“天书”，纵然是学佛数十年的老佛教徒，如果不曾有过哲学思考及科学方法的训练，也只能望书兴叹而已；正像以一个“武侠小说迷”的读者，突然去读康德与黑格尔的著作，保证你也同样地不得其门而入。那么试问：这样情形的佛典，应该要它呢还是不要呢？除非你仅是一个下层文化中的成员，否则你当不致说一个“不”字。今日佛教文章难懂的问题，我想那是出于少数人的作风而来，比如有些食古不化的“佛学家”，硬是生吞活咽，患着思想的胃肠机能障碍，他们看书不经过大脑，便将书中的文字，断章取义，东抄西摘，凑成他们自以为是的文章，这样的文章，连他们本人也没有弄明白，到了读者眼下，当然要“不知所云”了。至于思想性的佛学论著，那是供给研究用的而不是通俗用的，自然不能要求他们写得像西游记和水浒传一样，虽然近代的日本佛教界，已在试用西方的哲学名词表达佛教思想，但也不能全部西洋化，否则便不成其为佛教而失去了佛教的面貌。总之，若从传播的方式上说，佛教是绝对赞成文艺化或通俗化的；若从研究其思想的理论上说，佛教是不能不深邃化和精密化的。所以，我们固然要提倡通俗，却不该咒诅难懂。作者：圣严法师　　编辑：汪云

许多人称15世纪的抄本，俗称“伏尼契手稿”，是世界上最神秘的书。这本手稿是由一位不知名的作者以未知的笔迹写成的，1912年被珍本书商威尔弗里德·伏尼契(Wilfrid Voynich)重新发现时，它的目的再清楚不过了。手稿在历史上出现过又消失过，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的图书馆到1903年罗马耶稣会的一次秘密书市。这本书的语言难以解读，其精美的插图仍然令人困惑，但它们是美丽的。这是第一次，这个复制，连同精致的折叠部分，让读者探索这个谜的所有令人惊叹的细节，从它的独一无二的“伏尼契”文本，它的插图超凡脱世的植物，陌生的星座，裸女游泳在幻想管和绿色浴缸。

手稿附带的随笔从炼金术、密文、法医学和历史的角度解释了我们对这部作品的了解，但它们几乎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相反，正如《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黛博拉·哈克尼斯在她的导言中所说，这本书“邀请读者加入我们，一起探索神秘的中心。”

写在中欧的最后15或16世纪期间,原点,语言,和日期后的伏尼契Manuscript-named波兰古董书商威尔弗里德·m·沃伊尼克,他获得了1912年——仍在讨论中积极作为其令人费解的图纸和破译文本。被描述为神奇或科学文本的书中，几乎每一页都包含了一个乡土但生动的人物的植物、形象和科学绘图，用充满活力的墨水画出各种深浅的绿色、棕色、**、蓝色和红色。

根据绘图的主题，该手稿的内容分为六个部分:1)包含113种未知植物的绘图;2)天文学和占星术的绘图，包括星象图的辐射圆，太阳和月亮，黄道十二宫符号，如鱼(双鱼座)，公牛(金牛座)，弓箭手(射手座)，裸体女性从管道或烟囱，和宫廷人物;3)一个生物部分，里面有无数的微型女性裸体素描，大多数都有肿胀的腹部，沉浸在液体中或涉水而过，奇怪地与相互连接的管道和胶囊相互作用;4)由九枚精美的宇宙圆形图案组成的阵列，其中许多图案画在几张折叠的对开纸上，描绘了可能的地理形态;用红色、蓝色或绿色的罐子或容器描绘了超过100种不同的药用植物和根的药学图纸，以及6)连续的文本页，可能是食谱，在每一个条目的空白处都有星形花标记。

和手稿的内容一样，伏尼契手稿的所有权历史也存在争议，并填补了一些空白。这份法典属于德国皇帝鲁道夫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76-1612)，他花了600金币购买了它，并认为它是罗杰·培根的作品。很可能鲁道夫皇帝从英国占星家约翰迪(1527-1608)那里得到了这份手稿。迪伊显然拥有这份手稿和其他一些罗杰·培根的手稿。

此外，迪伊声称他在1586年10月有630达克特，他的儿子指出，迪伊在波西米亚时拥有“一本书……里面没有任何屁股象形文字，他的父亲在那本书上花了很多时间:但我听不出他能读懂。”鲁道夫皇帝似乎已经把手稿交给了雅各布·霍西基·德·特佩内茨(1622年)，根据只有在紫外线照射下才能看到的第1r页上的铭文:“雅可比·德·特佩内茨。”

1666年，克朗兰的约翰内斯·马库斯·马尔西把这本书送给了阿塔纳西乌斯·基彻(1601-1680)。1912年，威尔弗里德·m·伏尼契从罗马附近弗拉斯卡蒂的耶稣会学院购买了这份手稿。1969年，从威尔弗里德·伏尼契的遗孀埃塞尔·伏尼契(Ethel Voynich)的遗产手中买下这本法典的克劳斯(hp Kraus)把它交给了拜内克图书馆(Beinecke Library)。

日文汉字（日文：汉字、真名，罗马字：Kanji），是书写日文时所使用的汉字。日文汉字的写法基本上与中文使用的汉字大同小异。但日文中有一部分独创的汉字，则称为“日制汉字”或“和制汉字”。

《诸桥大汉和辞典》是最大的日文汉字字典，共记载接近5万个汉字，古典日文中的汉字则与繁体汉字无异。二战后，日文汉字进行了一系列的简化与合并，汉字传入于日本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世纪（弥生时代中期后半）。考古学家在当时的墓葬中发掘出西汉时制造的直径为74厘米的连弧文镜，上有铭文“久不相见，长毋相忘”；同时还发现了王莽新政时传入的“货泉”、“货布”等刻有汉字的货币。当时的日本并没有自己的文字，《隋书》中记载倭国“无文字，唯刻木结绳。敬佛法，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日方的史料也确认了这一观点。汉字是随佛教经朝鲜半岛正式传入日本的。虽然具体传入的年代如今已不可考，但是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汉籍最早在五世纪初流入日本。

日本最早诗歌集《万叶集》中的汉字

汉字并非由中国本土直接进入日本的，而是通过日本所谓渡来人或称归化人（即朝鲜与中国来到日本的侨民）带入的。应神十五年（404年）百济国（朝鲜半岛一国家）派阿直岐赴倭教太子菟道稚郎子汉文，次年王仁来日本，成为太子师傅。这说明当时社会上层已注重汉字、汉文的学习。[1]

究竟汉字什么时候传到日本没有定论，不过一般认为，汉字是于公元5世纪随着一些佛教僧侣将中国的经书带到日本而传入的。这些经书的汉字当初是模仿中国僧侣的发音来读的，不过一套称为“汉文”的书写系统开始得以发展。汉文主要是中文文章插入日语独有的助词，让日语使用者可以依从日语的语法去阅读汉字写成的文章。

日文汉字

后来发展出一套源自《万叶集》、称为万叶假名的表音系统，万叶假名使用的是一套指定的汉字，纯粹假借它们的发音来表记日文诗歌。以草书书写的万叶假名后来演变成今日的平假名。当时不被允许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也能使用这套平假名来书写日文。平安时代大部分的女性文学都是以平假名来书写的。片假名也是从差不多的方式发展的：寺庙里面的学生把汉字的其中一部分分拆出来成为片假名，用来标注汉字的发音，还有汉文里的日语助词。

随着日文书写系统得以成熟和发展，如今汉字用于大部分名词、形容词和动词，而平假名则用来书写动词词尾（送假名）、纯日语词汇、或者表记汉字难写的词汇。平假名也用于标记日文汉字的读音（振假名）、和书写给汉字水平不够的人为对象的读物，如小孩、日语学习者的书籍。

片假名则由于它的方形结构，用于象声词和外来语。片假名用来书写外来语的习惯来的比较晚，外来语原先是用汉字书写表意的，如“烟草”代表“tabako”。不过现在反过来有许多外来语词汇正在代替一般词汇。有语言学家估计现今常用日语有3分之1是外来语及和制英语。代日文中常用汉字为2136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