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尚书·禹贡》和《史记·夏本纪》《禹贡》是《尚书》(一作《书经》，简称《书》)中的一篇。汉马融说： “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①唐孔颖达说： “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故曰尚。《尚书》是我国现存史书中最古者，系上古历史文件和政史论文的汇编，儒家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尚书》相传由孔子所测定，实际上有些篇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禹贡》篇者，历代学者一般设为贡赋之法。其说导源于是书“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汉孔安国就“任土作贡”释作“禹制九州贡法”。后之学者注释大致类此。窃谓贡考，功也，以记禹导山浚川，敷土作贡之功。是篇既以浚川——治水为主，而贡赋仅占很小份量(在全文257个短句1193字中，直接间接说贡赋者不过57句299字，所占比重较小)，如此理解似更为合情顺理。中国学术界多称中国拥有5000年的文明史，而国际学术界却只认可中国拥有3600年的历史，这主要是在夏朝的承认上有分歧。夏朝，中国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建立于公元前2070年，而商朝则建立于公元前1600年，中国学术界的主要证据来自于中国的一本史书——汉朝司马迁的《史记》。

我们是华夏儿女，这是大家的共识。也知道我们的第一个朝代是夏。这是我们普遍的一个认知，但这却不是史学界乃至世界的认知。关于这个距今已有4000的历史的朝代到底是真是假，一直在史学界都颇有争议。因为关于“夏朝”可以考证的历史文献实在太少。可以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的夏朝文物出现。应该说，中国有比较准确的历史记载，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之前的记载，即使是商朝和西周，也都比较模糊。但却有商朝和西周的具体文物出现。至于夏朝，只能说有商朝之前的文物出现，但无法证实这些文物是夏朝这个国家的。因此关于夏朝是否存在过，国内外不少专家对此都抱有怀疑态度。

首先是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从商朝的甲骨文当中，找到任何关于夏朝的史料，而夏朝历史大多来自周朝的西北各少数民族“戎”文化中，关于商夷的神话传说。包括《尚书》的《康诰》《召诰》《多士》《君奭》《多方》《立政》等记载夏朝的史料，经考证也都来源于西周初年。

杨宽先生认为“夏”的称呼，是出自《诗经·商颂》第四篇《长发》中的一句诗：“禹敷下土方”，因为“下”“夏”经常通“假”，所以大禹成了夏朝的开国国君，陈梦家先生认为夏朝很可能是来自商朝的世系分化而来，大禹实际上是商朝的祖神。考古学家陈淳先生则认为“夏是西周统治者杜撰的朝代”。其次上承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下启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安阳殷墟文化中，都提到商汤都城西亳就在偃师。1959年夏，72岁高龄的徐旭生亲自奔赴豫西地区，对“夏墟”进行实地调查，踏察了告成、石羊关、阎砦、谷水河、二里头等重要遗址，这处遗址的断代大致是公元前1950—前1700年。

但在已经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也没有任何文字记载中提到过夏朝，起初史学界认为二里头是夏都。

后来在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队在河南偃师县城西发现了一处商代早期的都城遗址“偃师”，由于二里头文化遗址距商都城“偃师”的遗迹只有7公里，因此很有可能它只不过是商朝早期的文化遗址而已。2008年7月，清华大学收藏的战国楚简中《厚父》一文中记载了“厚父”和“王”对话的故事。“厚父”则是“王”的臣子，他对“王”讲述了夏朝的兴衰。

其中就提到兴起的大禹以及衰落的孔甲。但这个“王”是谁我们不得而知，有人认为是商王太甲，也有人认为是周武王。不管怎么样，就但从目前的考古来看，能证明最早的一个王就是“禹”。历史学家晁福林先生说“禹是站在文明时代门槛上的伟人。他为英雄时代做了总结，又为文明时代铺平了道路”。

无论如何，即使“禹”是存在的那也不代表夏朝就存在，如胡适、顾颉刚和郭沫若，就认为夏朝不应该存在，而是周朝为了推翻商朝，证明自己合法地位，故意杜撰出来的产物。但我们的不能确定事情，却在一本书上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公元279年，西晋人在战国魏襄王的墓中发现了一本史书《竹书纪年》，这本书一共13篇，讲述了夏商、西周、春秋和战国的故事。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现存《竹书纪年》分为“古本”和“今本”两个体系。“古本”为辑佚本，其纪事起于夏代，终于公元前299

年，无规整的体例。“今本”记事起于黄帝，终于魏襄王二十年( 前296)

，有较为完整的体例。这本书明确记载了“夏朝”统治期间从禹至桀共有17位帝王，将有王与无王合起来计算，共计471年。由此可见史学家的考古发现还有很靠谱的，最起码说明“禹”是夏朝的开国国君这点是对的。

但唯一和《竹书纪年》出入大的就是，此书说夏朝是真实存在的，但史学家却认为夏朝要么是商朝的世系分化而来，要么是周朝为了推翻商朝，证明自己合法地位，故意杜撰出来的产物。这点和《竹书纪年》上的区别就很大了，那么这本书到底靠不靠谱呢？我们不妨从能证明的部分来进行推敲就不难知道了，根据第10、11、12卷记载的东周时期晋国、魏国到魏襄王20年、周隐王16年。即公元前770—公元前299年共472

年之史事，史学家经过对于这一时期的史事考察，发现不但和《竹书纪年》的记载相吻合，甚至这本书还为他们解答了一些古籍解决不了的难题，因此战国史家皆认为《竹书纪年》所记是真实的。可如今这本书到现在史学家的手中，其真实性就难免不被人怀疑，因为年代相差太远谁知道有没有人修改过？然而有史学家拿《竹书纪年》的内容和《史记夏本纪》对比过，发现其内容基本相同。

就连考古，在宋代宣和时期临淄出土的一组春秋青铜器叔夷钟的铭文上，记载的就是成汤讨伐夏朝的故事。这也和《竹书纪年》中：“

汤灭夏，以至于受。”的说法相同。由此可见夏朝是存在的，虽然《竹书纪年》对于夏朝的资料确实算不上太详细，但它也是目前来说最具权威，最有说服力，也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此书开篇是以君主纪年为纲目，上下记载了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这本书在史学界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R丶克洛洛 对夏朝的介绍很全面了，关于夏朝存在的证据，传统文献中关于夏朝的记载较多，但由于都成书较晚，且迄今为止又没有发现公认的夏朝存在的直接证据，如夏朝同时期的文字作为自证物，因此近现代历史学界一直有人质疑夏朝存在的真实性。在河南省西部、山西省南部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具备了属于夏文化的年代和地理位置的基本条件，但由于一直未能出土类似殷墟甲骨卜辞的同时期的文字记载，夏朝的存在性始终无法被证实。但许多中外历史学家认为，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的全期或第一、二期，有可能是夏朝都城的遗迹，不过目前仍在寻找确凿的依据来厘清。另外，同样被认为是夏朝遗址还有龙山文化，但是专家们仍有争论，目前大概有14种说法

　　学者们至今还对二里头四期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是否归属夏文化持有分歧。主要观点有以下十四种[

　　① 仰韶文化便是夏文化。

　　② （典型）龙山文化是夏文化。

　　③ 灰陶文化是夏文化。

　　④ 齐家文化是夏文化。

　　⑤ 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文化。

　　⑥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一期是夏文化。

　　⑦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属于早商文化。

　　⑧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全四期属于夏文化。

　　⑨ 二里头一至三期属夏文化，四期则属早商文化。

　　⑩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一至三期属夏文化，四期则属早商文化。

　　⑪ 东下冯类型与陶寺类型文化是夏文化。

　　⑫ 良渚文化是夏文化。

　　⑬ 二里头四期全属夏文化，而河南龙山文化不属于夏文化。

　　⑭ 目前尚未发现夏墟，二里头文化实际是夏时期的早商、先商文化。

　　世界有证据的文明时间

　　四大文明古国一般用来指代古巴比伦、古埃及、中国、古印度等四个人类文明最早诞生的地区。但对由于古文明缺乏准确的文献纪录，其具体诞生时间学术界尚有争论。人类今天所拥有的很多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都可以追溯到这些古老文明的贡献。

　　但是，很多文章都采用了如下说法：古巴比伦是世界最早的文明——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希腊语的意思是两河之间的土地）文明（又称两河文明）。它发源于底格里斯河（Tigris）和幼发拉底河（Euphrates）之间的流域——苏美尔（Sumer）地区（中下游地区），这个地区没有天然险阻可以抵挡入侵者，所以有着多样性的民族文化。美索不达亚是古巴比伦（Babylon）的所在，在今伊拉克（Iraq）共和国境内。

　　楔形文字，汉莫拉比法典等等考古学的发现都可以证明古巴比伦，即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存在。

　　Ps：另有一说，古埃及的诺姆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文明

　　但是，我个人观点是，古巴比伦较早。原因是，诺姆是公元前3500年左右,而苏美尔文明的开端可以追溯至公元前4000年，约结束在公元前2000年。

目前为止还没有出土确凿的考古证据，但夏朝应该是存在的。

夏朝是中国传统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在中原地区实行世袭制的朝代。一般认为夏朝是一个部落联盟形式的国家。依据史书记载，夏、商、周三代皆为奴隶制世袭王朝，君主与诸侯分而治之，而夏朝是第一个世袭的氏族封建制王朝。夏时期的文物中有一定数量的青铜和玉制的礼器，其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初期。

　　由于流传下来与关夏代有关的史料十分匮乏，所以历史上是否有夏代存在，曾被许多人怀疑。但是《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的夏代世系与《殷本纪》中记载的商代世系一样明确，商代世系在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得到证实，因此《史记·夏本纪》中所记的夏代世系被多数学者认为是可信的。这样，在考古学家对安阳殷墟、郑州商城等商代的物质文化遗存有了进一步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夏文化探索的研究课题，希望用考古手段去找到夏代的物质文化遗存，进而恢复夏代历史。

　　古史学家依据文献资料，提出有两个地区可能是夏人的活动地区：一个是河南西部嵩山附近的登封、禹县和洛阳平原；一是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地区。因为传说中夏代的都邑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大多同这两个地区有关。1959年开始“夏墟”调查，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四十年来在豫西、晋南开展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使夏文化探索的目标逐渐缩小。多数学者认为：以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包括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和豫西地区的“龙山文化”是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并对夏文化问题发表了各种看法。惟因缺乏文字等直接证据，学术界对哪种遗存是夏代文化还没有形成共识。但是无论是豫西地区的“龙山文化”还是“二里头文化”，均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它为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据传宋代宣和年间临淄出土的一组春秋时期青铜器叔夷钟（作器者叔夷乃宋穆公后裔，齐灵公时任齐国正卿）有铭文追述宋人祖业说：“……隙成唐，又严在帝所，溥受天命，删伐夏司，败厥灵师，以少臣惟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也就是“威武的成汤，敬畏天帝，接受天命，讨伐有夏，打败其军。在小臣的辅佐之下，囊括九州之地，占有大禹之都。’这段铭文同西周以来文献中关于夏和殷（商）是前后承替的两个王朝、‘殷革夏命’的说法完全一致，成为两周史籍有关夏王朝记载的有力佐证”。鉴于记述夏王朝与夏商更替的文献史籍没有早到西周者，所以春秋铜器叔夷钟恐怕还是无法成为“西周以来”或“两周史籍有关夏王朝记载的有力佐证”。[124]

　　2002年面世的遂公盨属西周中期，其上有“天命禹敷土，堕山浚川”的字样。铭文记述大禹采用削平一些山岗堵塞洪水和疏道河流的方法平息了水患，并划定九州，还根据各地土地条件规定各自的贡献。在洪水退后，那些逃避到丘陵山岗上的民众下山，重新定居于平原。由于有功于民众，大禹得以成为民众之王、民众之“父母”。遂公盨的发现，将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提早了六七百年，是所知年代最早也最为详实的关于大禹的可靠文字记录。但文中并无“夏”的字样，禹似乎还具有神格而非人王，因而这篇铭文似乎并不能被看作是夏代“大禹治水传说最早的文物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