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诗集 《乐府诗集》为宋代郭茂倩所编。“乐府”，本是掌管音乐的机关名称，最早设立于汉武帝时，南北朝也有乐府机关。其具体任务是制作乐谱，收集歌词和训练音乐人才。歌词的来源有二：一部分是文人专门作的；一部分是从民间收集的。后来，人们将乐府机关采集的诗篇称为乐府，或称乐府诗、乐府歌辞，于是乐府便由官府名称变成了诗体名称。郭茂倩编的这部《乐府诗集》现存100卷，是现存收集乐府歌辞最完备的一部。主要辑录汉魏到唐、五代的乐府歌辞兼及先秦至唐末的歌谣，共5000多首。它搜集广泛，各类有总序，每曲有题解。它是继《诗经·风》之后，一部总括我国古代乐府歌辞的著名诗歌总集。

《乐府诗集》把乐府诗分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和新乐府辞等12大类；其中又分若干小类，如《横吹曲辞》又分汉横吹曲、梁鼓角横吹曲等类；相和歌辞又分为相和六引、相和曲、吟叹曲、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楚调曲和大曲等类；清商曲辞中又分为吴声歌与西曲歌等类。在这些不同的乐曲中，郊庙歌辞和燕射歌辞属于朝廷所用的乐章，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较少可取成分。鼓吹曲辞和舞曲歌辞中也有一部分作品艺术价值较差。但总的来说，它所收诗歌，多数是优秀的民歌和文人用乐府旧题所作的诗歌。在现存的诗歌总集中，《乐府诗集》是成书较早，收集历代各种乐府诗最为完备的一部重要书籍。

《乐府诗集》的重要贡献是把历代歌曲按其曲调收集分类，使许多作品得以汇编成书。这对乐府诗歌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例如汉代一些优秀民歌如《陌上桑》、《东门行》等见于《宋书‧乐志》，《孔雀东南飞》见于《玉台新咏》，还有一些则散见于《艺文类聚》等类书及其他典籍中，经编者收集加以著录。特别是古代一些民间谣谚，大抵散见各种史书和某些学术著作，杂歌谣辞一类所收，多为前所忽视者。至于后来杜文澜的《古谣谚》等著作，则远比此书为晚，显然是在它的基础上编撰的。

它的编次是把每一种曲调的“古辞”(较早的无名氏之作)或较早出现的诗放在前面，后人的拟作列于后面，使读者了解到某些文人诗是受了民歌或者前代文人的影响。例如，“相和歌辞”《薤露》和《蒿里》二曲，在《宋书‧乐志》中，仅载了曹操的拟作，而在此书中却录有汉代古辞。曹操的拟作虽然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技巧都高于“古辞”，然而要说明这种曲调的来源及其本意，就远不如古辞明显，又如《陌上桑》这个曲调，据《古今乐录》本是汉代的“相和歌”中的“瑟调曲”，在《宋书‧乐志》中却只录了曹操、曹丕的拟作和晋乐所奏的一首改写屈原《九歌‧山鬼》的诗；至于《陌上桑》的古辞却列入了“大曲”一类。在《乐府诗集》中，则首先著录古辞，使读者了解曹操等人的作品不过是依古辞的曲调而拟作的新辞。此书还把后人各种拟《陌上桑》而作的诗，都附在后面，如《采桑》、《艳歌行》、《罗敷行》、《日出东南隅行》、《日出行》等等，由此可见，《陌上桑》对后来文人的种种影响。又如，把陆机的求仙诗《东武吟行》和鲍照的《代东武吟》编排在一起，可见同一曲调，可以谱写成内容完全不同的各种诗歌。

《乐府诗集》以音乐曲调分类著录诗歌，对一些古辞业已亡佚，而其曲调对后人有过影响的乐曲，都作了说明。如“汉横吹曲”中的《梅花落》、“杂曲歌辞”中的《行路难》，都只有鲍照的拟作为最早，但编者仍把《梅花落》归入“汉横吹曲”，并在《行路难》的说明中引证了《陈武别传》，指出这个曲调在魏晋以前，就在北方牧民中流行，说明它早在汉代可能已经产生。它反映了民歌对文人诗的影响，以及音乐和诗歌的关系，对各种乐曲的相同题目，它指出了前代乐曲与后代乐曲的继承关系。如“梁鼓角横吹曲”中的《黄淡思》，编者就引用陈释智匠的《古今乐录》，认为即“汉横吹曲”的《黄覃子》。

《乐府诗集》对各类乐曲的起源、性质及演唱时所使用的乐器等都作了较详的介绍和说明。书中这些说明徵引了许多业已散佚的著作，如刘宋张永的《元嘉正声伎录》、南齐王僧虔的《伎录》、陈释智匠的《古今乐录》等书，使许多珍贵的史料得以保存。这对文学史和音乐史的研究都有极重要的价值。但其中有一些可能出于传闻，未可信从。

《乐府诗集》也存在较多的缺点。现在列举几个：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就曾指出本书把某些文人诗列入乐府题目之中不大恰当。此外，由于它重在曲调，因此所录歌辞往往和关于曲调的叙述不太一致，如近代曲辞中的《水调歌》，编者认为是隋炀帝游江都时制，而书中所录“唐曲”，并未注明作者。其实这些曲辞，恐怕是杂取唐人作品而成，如其中“入破”第二首，显然是杜甫的诗。

关于此书的分类，近代学者也曾有过争论，如书中的相和歌辞和清商曲辞的界线，梁启超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认为“清商”乃汉魏时的“清商三调”，郭茂倩把“吴声歌”、“西曲歌”称为“清商曲辞”，而把汉魏的“清商三调”归入“相和歌辞”是承袭了南宋郑樵《通志》之误。黄节不同意梁说，他认为汉代“清商曲”已散佚，魏晋“清商三调”中包含有“相和歌”十一曲，至于隋唐以后，魏晋“清商曲”的曲调亦已不传，所以郑樵所列“清商”，只录晋以后的南方民歌(《〈宋书‧乐志〉相和与清商三调歌诗为郑樵〈通志‧乐略〉相和歌及相和歌三调之所本》及《答朱佩弦先生论清商曲书》)。

《乐府诗集》的版本，有明末汲古阁刊本，清翻刻本和《四部丛刊》影印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宋刊残本，所缺卷帙，用元刊本和旧抄本配补。今通用1980年中华书局标点校勘本。

卷一:

（《乐记》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是以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

王异世，不相袭礼。”明其有损益。然自黄帝已后，至於三代，千有馀年，而其

礼乐之备，可以考而知者，唯周而也已。《周颂·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之乐

歌也，《清庙》，祀太庙之乐歌也，《我将》，祀明堂之乐歌也，《载芟》、

《良耜》，藉田社稷之乐歌也。然则祭乐之有歌，其来尚矣。两汉已后，世有制

作。其所以用於郊庙朝廷，以接人神之欢者，其金石之响，歌舞之容，亦各因其

功业治乱之所起，而本其风俗之所由。武帝时，诏司马相如等造《郊祀歌》诗十

九章，五郊互奏之。又作《安世歌》诗十七章，荐之宗庙。至明帝，乃分乐为四

品：一曰《大予乐》，典郊庙上陵之乐。郊乐者，《易》所谓“先王以作乐崇德，

殷荐上帝”。宗庙乐者，《虞书》所谓“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诗》云“肃

雍和鸣，先祖是听”也。二曰雅颂乐，典六宗社稷之乐。社稷乐者，《诗》所谓

“琴瑟击鼓，以御田祖”。《礼记》曰“乐施於金石，越於音声，用乎宗庙社稷，

事乎山川鬼神”是也。永平三年，东平王苍造光武庙登歌一章，称述功德，而郊

祀同用汉歌。魏歌辞不见，疑亦用汉辞也。武帝始命杜夔创定雅乐。时有邓静、

尹商，善训雅歌，歌师尹胡能习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

夔总领之。魏复先代古乐，自夔始也。晋武受命，百度草创。泰始二年，诏郊庙

明堂礼乐权用魏仪，遵周室肇称殷礼之义，但使傅玄改其乐章而已。永嘉之乱，

旧典不存。贺循为太常，始有登歌之乐。明帝太宁末，又诏阮孚增益之。至孝武

太元之世，郊祀遂不设乐。宋文帝元嘉中，南郊始设登歌，庙舞犹阙。乃诏颜延

之造天地郊登歌三篇，大抵依仿晋曲，是则宋初又仍晋也。南齐、梁、陈，初皆

沿袭，后更创制，以为一代之典。元魏、宇文继有朔漠，宣武已后，雅好胡曲，

郊庙之乐，徒有其名。隋文平陈，始获江左旧乐。乃调五音为五夏、二舞、登歌、

房中等十四调，宾祭用之。唐高祖受禅，未遑改造，乐府尚用前世旧文。武德九

年，乃命祖孝孙修定雅乐，而梁、陈尽吴、楚之音，周、齐杂胡戎之伎。於是斟

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唐乐，贞观二年奏之。按郊祀明堂，自汉以来，有夕牲、

迎神、登歌等曲。宋、齐以后，又加裸地、迎牲、饮福酒。唐则夕牲、裸地不用

乐，公卿摄事，又去饮福之乐。安、史作乱，咸、镐为墟，五代相承，享国不永，

制作之事，盖所未暇。朝廷宗庙典章文物，但按故常以为程式云。）

看本《今古奇观》（又名《拍按惊奇》）都是些小故事，不长，意韵深。想修身一定看看《大学中庸》，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尤其是当今社会，修身有德有心胸的人不多，也就更可贵！《世说新语》故事短且发人深省。爱诗词的，《唐诗三百首》《人间词话》《宋词三百首》，少读情词艳赋

‍‍《古文献学基础知识丛书》是由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全国唯一一套古文献学学科教材，其编者均为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学校古典文献学方面的名师，是一套名副其实的古文献学入门书籍。丛书中有经、史、子、集四部要籍概述，读后可以掌握四部基本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