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是中国的别称之一。古代中国人将全国划分为九个区域，即所谓的“九州”。根据《尚书·禹贡》的记载，九州分别是：徐州、冀州、兖州、青州、扬州、荆州、梁州、雍州和豫州。

“九州”最早见于《禹贡》，相传古代大禹治水时，把天下分为九州，于是九州就成了中国的代名词。（又有 一说，为黄帝始创“九州”之说）

而西域应该是公元前60年西汉汉武帝时期张骞通丝绸之路后才建立的西域都护，西汉设西域都护管理西域(即今新疆地区)，保护商旅往来。那时西域都护的设置，标志着西域开始正式归属中央政权。

也就是说楼上亲们说的九州这一词汇出现时西域还没有正式归属中央政权。

　　郑和 他下西洋，算地理学的航海家吧

　　至少从公元前2 世纪至公元15世纪，中华民族享受着极高的生活水平，超过地球上任何民族。①实际上，中国的佛教徒“发现”欧洲和印度大大早于基督教旅行者来到东方的时间。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5世纪之间，中国文化“在把自然知识应用到有益目的上是世界上最有效的②。中国地理学的研究同其他学术领域一样，在那时已有长足的进步，超过基督教欧洲所知道的任何东西③。可以毫不夸耀地说，中国古代地理学在世界上是居于领先地位的。但是，中国古代地理学也有其特点和不足的一面，那就是受中国儒教文化“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支配。中国古代地理学较重于对人生事物、自然事物的地理观察，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融于自然之中的，不存在一个事先制定法则创造世界的神，对脱离人的自然界和地球整体的法则很少考虑。博学的孔子曾经遇到这样的难题：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一儿曰：“日初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这个例子很生动地说明了中国文化特点，地理学也毫不例外地受其影响，我国的地理著述极为丰富，对地理事物的发生过程分析也相当深刻，但关于地球的数理知识研究却很不够。

　　（一）春秋战国时期

　　这是诸子百家争鸣时期，是我国古代学术史上最为活跃的时期。我国最早出现“地理”一词见于《周易·系辞》中，有“仰天以观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之句。其“地理”即指地球表面之意思。

　　最早的地理著述主要有：《山经》是《山海经》一书中写作时间最早和地理价值最大的部分（《山海经》是由《山经》、《海经》和《大荒经》组成，《海经》和《大荒经》是后人增补的。《山经》可能在战国前后，《山海经》可能是汉朝形成的，全书21 万多字，承袭了自古以来所积累的地理知识。它记述了400 多座山，先按南、西、北、东、中五区，每区分若干山系，每个山系又连接许多山岳。记述以山岳为纲，综合记述了水、动植物、矿产、特产、神话传说等，其中还提到了潮汐和月亮的关系。其记述的范围远及黄河和长江流域以外的广大地区。虽然《山经》中不免有失实和错误之处，但对那么久远的历史时代来说，堪称是一部有价值的地理著述。

　　《禹贡》成书于战国前后，虽全书只有1189 字左右，但它做为一部地理著作来看，其学术价值在《山经》之上。全书由“九州”、“导山”、“导水”、“水功”、“五服”五部分组成。“九州”假托大禹治水时划分的疆界，将全国分为冀、青、徐、扬、荆、豫、梁、雍、兖等九州，实际上是以河流、山脉、海洋等自然分界划的，带有自然区划的萌芽。九州至今还是中国的代称之一，其中的州名在现今的地名中有的仍在沿用。“导山”部分记述山岳，“导水”部分专写河流，“水功”记述大禹治水的功绩，“五服”部分以都城为中心由近及远分为甸、候、绥、要、荒等五服，从整体区域角度记述政治和社会生活。

　　除上述两部专门的地理著述外，在《尚书》、《周易》、《诗经》、《周礼》、《左传》、《管子》、《孙子兵法》等早期著作中还有不少地理方面的内容，如《管子》中“地图篇”、“地员篇”、“度地篇”等关于地图，关于土壤、生物、水文诸地理因素的关系，论述得很有深度，有“或高或下，各有草土”之说，称得上是对土壤、生物空间地理规律的最早认识。

　　（二）秦汉——明清时期

　　秦汉以后我国较长时间形成了繁荣统一的大国，为地理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地理知识丰富、地理典籍、书籍数量和地理实践方面在世界上都居领先的地位。虽然我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受佛教、道教等思想的影响，但主体的还是“君权神授”的儒家思想，基本上是人治社会，比起15 世纪以前欧洲的“神治的社会”思想，学术环境要宽松得多，地理科学同其他领域一样在世界舞台上还是佼佼者。但是也应看到与诸子百家时代比起来学术思想仍受到一定束缚。

　　1地理探险与游记体地理著作

　　公元前138 年以后，张骞奉汉武帝之命二次出使西域。第一次从陇西（今甘肃临洮）经河西走廊、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锡尔河流域）、大月氏、大夏（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山以北）取道昆仑山北麓回长安（图6-6），中间两次被匈奴捉获，历尽千难万险，耗时13 年之久。这次出使获得了丰富的地理知识。除亲身经历外，还间接了解到乌孙（伊犁河、巴尔喀什湖一带）、奄蔡（咸海、里海以北）、安息（伊朗高原）、条支（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等地的情况。

　　公元前119 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到乌孙后，分遣副使数十人分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印度）、于阗（今和田）、扦罕（即扦弥，今于田克里雅城）等地，公元前115 年回长安。张骞之行丰富了中国人民和当时西域各国人民的地理知识，扩大了中国人民的地理视野，直至罗马的东徼、印度的北部。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从此以后双方使者商人往来不绝，所以张骞西域之行的意义不局限于其本身，而且对地理学的发展、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6 年）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他足迹遍及当时中国的名山大川，北起河套南至湖南，东起会稽西达川蜀。饱览了祖国的河山壮丽景色，体察了各地风土人情，搜集了许多外国地理、区域地理资料。其巨著《史记》堪称一部历史和地理的百科全书，其中的《货值列传》称得上是我国最早的完整的经济地理记述。另有《律书》、《河渠书》等气候、水文方面的自然地理专门记述，以及《大宛列传》、《秦本记》等外国地理和国内区域地理记述，在人物列传和其他部分也都广泛地记述了地理知识。

　　公元76 年到102 年，班超（32—102 年）在西域进行了友好活动。公元97 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至波斯湾受阻。这是中国旅行家第一次到达波斯湾头。班超的儿子班勇继父志出使西域，几乎一生都在西域渡过，写成《西域记》一书，至今仍为研究西域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

　　汉朝时候我国的地理视野已相当广阔。几乎是对整个亚洲了如指掌了。如《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了从广东到印尼、缅甸、印度、斯里兰卡的航线。

　　东汉时还开辟了从云南经缅甸去印度的陆上交通“永昌道”。《后汉书·东夷传》中记述了日本“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土宜禾稻、麻紵、蚕桑⋯山多丹土。气温腝，冬夏生菜茹。”

　　晋代高僧法显（约337—422 年），65 岁时从长安出发经玉门至印度又南下锡兰、苏门答腊绕行南海回国（图6-7），历经12 年之久。回国后撰写《佛国记》一书，记述了西域、印度和南洋诸国的自然、社会经济情况。他笔下的沙漠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帕米尔地区的风光是“草木果实皆异，唯竹及安石榴、甘蔗三物与汉地同耳”；斯里兰卡岛是“无冬夏之异、草木常茂，田种随人，无有时节”；海上航行“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风逐去，亦无准，当夜暗时，但见大浪相搏，晃然火色，鼋鳖、水性怪异三属。”其生动、壮观的地理风光跃然纸上，不愧为绝唱般的地理佳作！

　　唐代名僧玄奘（公元602—664 年）于公元627 年西行求法，从瓜州（安西）出玉门关，越莫贺延沙漠取道伊吾（哈密）到高昌（吐鲁番），沿天山南麓，越过葱岭北隅的凌山经大清池（伊塞克湖）北岸而西，然后到素叶（即碎叶，今托克马克附近）、千泉（麦尔吉）、赭时国（塔什干）、飒秣建（撒马尔罕），出铁门关（今杰尔宾特西约13 公里处）过大雪山到印度。在印度玄奘游遍五天竺、恒河及印度河流域。归途越葱岭后改为南路，经佉沙（喀什）、瞿萨旦那（和田）、敦煌、瓜州而回长安（图6-8）。用了18 年的时间，经历了110 多个国家，行程5 万余里。回国后按其口述编成《大唐西域记》，全面介绍了所经诸邦和国家的面积、都城、气候、地形、水利、物产、交通以及风俗习惯等，可谓“推表山川，考采境壤，详国俗之刚柔，系水土之风气”①，不但在中国地理学史上，就是在世界地理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后世以玄奘西行为底线，演义成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西游记》，译成几十国文字，唐僧玄奘的名字，可谓世界上妇儒皆知。

　　唐朝为我国历史上的盛世，国际交往十分频繁，地理实践最为丰富，不仅陆路与西部各国有文化经济交流，海上交通也十分发达。唐朝的远洋船泊以船身大而坚固，航海技术纯熟而闻名于世，往返于国际贸易的阿拉伯商人都乘中国船。《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广州通海夷图”详述了从中国到波斯湾的海上航程，足见当时地理视野之广阔。对北部的情况，《新唐书·回鹘传》中有“其地北距海，去京师最远，又北度海则昼长夜短，日入烹羊胛，东方已明，盖近日出处也”，所记之海即指贝加尔湖，“日入烹羊胛”“日明熟”的昼长夜短的程度，已是远离贝加尔湖的北极圈附近了。

　　宋代时罗盘用于航海，海上交通贸易更为发达。宋朝与日本间航行甚为频繁，几乎没有间断过一年。同时对南洋、印度以西的航行也极为发达。周去非和赵汝适搜集当时地理资料分别写成《岭外代答》和《诸蕃志》，其范围涉及到南海、东南亚、南洋群岛、南亚、西亚、非洲和西班牙等广大地域。元代时，成吉思汗的远征使欧亚大陆广大幅员中的中西交通更为便利。忽必烈在中原建立元朝后，耶律楚材（1218 年）、长春真人（1221 年）、常德（1259 年）等出征、出使或旅行于西域各地。周达观（1297 年）从海上去柬埔寨，汪大渊（1341 年）去南洋诸岛、印度洋沿岸、东非各国。这些人写的游记都是重要的地理文献。早于西方“地理大发现”半个世纪，明代三宝太监郑和（1371—1434 年）七下西洋，访问了南洋诸岛、印度、阿拉伯、东非等几十个国家（图6-9）。

　　郑和领导的由200 余艘船组成的船队其中有大船60 余艘，各长44 丈、宽18丈，可载千人，船员最多时达27000 多人。这是哥伦布、麦哲伦几十人几百人的“地理大发现”船队所无法比拟的。随行的马欢、费信和巩珍记述了这七次航行盛况和见闻。马欢的《瀛涯胜览》记载了19 国，费信的《星槎胜览》记载了40 国（其中亲见22 国），巩珍的《西洋番国记》记载了20 国的风土人情。这些记载的丰富程度是空前的。最后一次航行制作的《郑和航海图》是以南京为起点最远到达非洲东岸的蒙巴萨，图中收入500 多个地名，在当时的世界上称得上首屈一指了。遗憾的是由于封建思想的束缚，郑和的航行目的主要在于向海外宣扬皇帝的德威，而没有更多地注重用于发展工商业和海上贸易，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近代中国肯定会早于西方发达起来的。

　　综上所述，我国地理实践的历史是悠久的，规模是宏大的。要说“发现”的话，中国人可以毫不夸赞地说，早在西方所谓“地理大发现”很久以前，是中国人首先发现了印度，发现了非洲，发现了后来才“发现”我们的欧洲人。

　　在古代，游历探险是推动地理学发展的主要形式，也是地理学家可贵的传统。我国古代那么多把一生都献给游历探险事业的使者、僧侣、文学家和地理学家，正表现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优秀品质。

　　在现代，世界很多地理学家仍然保持着这种精神，几乎每年都在进行高山探险、洋底探险、两极探险和边远地区考察，他们从事着被人类注目和崇敬的事业，献身于人类对未知世界的了解上。建国后，我国进行的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神农架野人考察、长江漂流科学考察、南极考察等，都体现了地理学家不惧艰险的传统精神，反映了人类伟大的探索求知的品质。对今天的地理工作者来说，学习和继承这种精神是尤为重要的。

　　2理论性地理著作

　　上面讲的游记主要在于介绍观察地区的山川、物产、风土、人情，当然其中也包括一些可贵的地理观察和分析推理。在古代这两者往往是融为一体很难分开的。相对地说，当时也出现了一些专门论述探讨地理现象成因与发展规律的理性较强的著作，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郦道元的《水经注》，沈括的《梦溪笔谈》和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

　　《水经》一书大约成书于三国时代，是一部专门记述水道的著作。它继承发展了《禹贡》的“导水”部分，专记水系，由《禹贡》时的35 条增加为137 条，丰富了我国水系分布知识，但多限于源流和脉络，仍较简略。北魏的郦道元（466—527 年），继承了古代学者对水重视的传统，认为水流是“万物无所不润”的客体，决心为《水经》作注，他补充增加到1252 条河流，全书达20 余万字，长达40 卷，是我国当时对陆地水文知识的一次大综合。他本着“因水而证地”的精神，“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缠，访渎搜渠，缉而缀之，经有谬误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载”①，以河流为线索对流经的山、湖和注入的海洋进行连贯记述，对河流变迁进行了考证，并对时前的黄河三次改道都作了考证，对水系区的水汛、泥沙、岩溶、季节变化也都详加分析考证，被后世学者②赞为“其注水经，妙绝古今”。遗憾的是郦道元在某些河源（如黄河）仍然承袭了传统的错误观点。

　　沈括（1031—1095 年）是北宋一位博学的科学家。他写了综合科学著作《梦溪笔谈》，其中有很多对自然地理的论述。在气候方面，他指出了气候的水平和垂直分布规律，他说：“岭峤微草，凌冬不凋；并，汾乔木，望秋先陨；诸越则桃李冬实，朔漠则桃李夏荣，此地气之不同也。”意思是说，南岭的小草冬天不凋而山西的大树秋则落叶，闽粤沿海桃李冬天可以结实，北方沙漠地区却只有夏天才可结果，这完全是温度的地理分布之故。虽然有些地方有点言过其实，但总的来说还是道出了自然分异规律的大势，这在近千年以前的宋代是很不简单的。沈括还指出了气温随高度降低的规律，正确解释了白居易的“人间四月芬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道理。在自然环境变迁方面，他根据化石解释了沧海桑田的变化，他说：“予奉使河北，边太行而北。山崖之间，往往衔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海已千里，所谓大陆者皆为浊泥所湮耳。尧殛鲧于羽山，旧说在东海中，今乃在平陆”。沈括这段对华北平原成因之论述可谓精辟之至了。

　　沈括的思路很宽，他用潮汐和月亮在时刻上的对应“候之万万无差”的道理强调月亮是潮汐形成的主要原因。他说：“予常考其行节，每至月正临子、午，则潮生，候之万万无差。此以海上候之，得潮生之时。去海远，即须据地理增添时刻”，这与现在所说的“港口平均高潮间隙”是完全一个意思。在制图方面，他编修了天下州县图，采用“二寸折百里”的大比例尺制图，还用面糊木屑、熔蜡为材料制作过地形模型。在矿物方面，他最早记述了石油的性质、用途，把当时所称的“石液”定名为“石油”。

　　明末徐霞客（1586—1641 年）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地理学家。他的伟大首先在于他把实地考察方法放在首要地位。正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所评述的那样，他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使地理学向新的阶段的发展前进了一步”①。徐霞客自幼热爱祖国大好河山，博览了大量地理书籍。22 岁时开始出游，三十年如一日，游历了祖国名山大川。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只身走险，“登不必有径”、“涉不必有津”，写下了69 万字的巨著《徐霞客游记》。他努力采集植物、岩石和化石标本，直到临终之前还在病榻上研究远游带回的岩石标本，是献身于地理事业的伟大学者。徐霞客研究最多的是石灰岩地貌。他考察湘、桂、黔、滇用去3 年，计976 日，占其全游日数1463 日的大半，字数达56 万字、占全游记的2/3，这四省区正是岩溶发育最好的地区（图6-10）。他的研究比欧洲最早研究喀斯特地形的爱士信尔（Esper）早100多年。徐霞客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贡献卓著：

　　（1）确定岩溶地形的类型和名称它把漏陷地形分为：“眢井”（落水洞）、“盘洼”或“环洼”（圆洼地、漏斗），用“石山”代表峰林地形，将石芽、石沟、干谷地等地形称为“石脊”、“石齿”和“枯涧”。此外，还采用了“天生桥”、“丸石”等俗名。

　　（2）指出岩熔地形发育的地区性差异如对峰林地形他就生动地指出了滇、黔、桂三省区的不同特点：“粤西之山，有纯石者，有涧石者，各自分行独挺，不相混杂。滇南之山，皆土峰缭绕，间有缀石，亦十不一二，故环洼为多。黔南之山，则界于两者之间，独以逼耸见奇。”

　　（3）对岩溶地形成因进行了分析指出“盖其地中二、三丈之下，皆伏流潜通，其上皆石骨嘘结，偶骨裂土迸，则石出而穴陷成穴焉。”说明岩洞顶塌落而成峡谷和落水洞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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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传统地理 学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先秦时期、秦汉 南北朝时期、隋唐宋元时期、明清时期。

1) 先秦时期是我国古代传统地理学的萌芽时期。

《尚书· 禹贡》、《山海经》是世界上较为古老的地理学著作， 这两部著作都是典型的区域地理学著作。《尚书· 禹贡》 共1193字。 《禹贡》主要是以分区的方法描述了各 区的自然地理现象以及治水的丰功伟绩。把天下分为九 州，即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

2)秦汉南北朝时期是古代传统地理学的建立时期。

在这个时期，我国正式出现了地理学著作。

东汉时期的班固编撰的《汉书· 地理志》就是一篇颇好的地 理学著作。《汉书· 地理志》以行政区划为纲，记述了各区域的 户口、山川、水泽、水利、特产、工矿以及古今重要聚落、关 塞、名胜、古迹、疆域等等。

《汉书· 地理志》记述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西汉的范围，而且 秦代以至夏、商、周等朝都给予记载。追述了汉代以前的地理 状况。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正史中记载了有关沿革地理的 内容。

3)隋唐宋元时期是我国传统地理学的发展时期。 在这一时期内，地理学著作的突出特点，是全国 地理总志的编纂和沿革地理的发展。

例如，唐代李吉甫著的《元和郡县图志》（我国 第一部全国地理总志）、宋代乐史著的《太平寰宇 记》、欧阳忞著的《舆地广记》、王象之著的《舆 地纪胜》等著作，都是这一时期的著名地理著作， 这些地理著作的特点都是由今溯古，重视地理学。

4)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传统地理学的鼎盛时期。

明代徐霞客坚持30多年野外考察，写出了力作《徐霞客游 记》。

清代顾炎武“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致力为社会服 务，耗费了毕生精力，形成了《天下郡国利病书》（这本书是 顾炎武生前经过查阅大量资料，主要是志书和实地考察，经后 人整理而形成的）。

清代，我国沿革地理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突出表现在 大量的历史地理资料的发掘整理和疆域、政区、水道等研究著 作的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