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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精纪里不仅有火土同源和水土同源，其实两种都对，他们只不过是来源于两种术数模型。我们要知道从鬼谷子禄命术出现后，他的理论体系出自哪？可以追溯到上古黄帝时期，他们的术数模型体系：五运六气，六爻纳甲，纳支和纳音。而水土同源来源于纳甲，戊己土分纳入坎离两卦。坎水与土一宫，离火与土一宫，此乃火土，水土同宫的根源。坎离原本纳壬癸水，坎离也是乾坤，乾坤为体，六卦为用。故纳甲中以乾坤代替坎离纳壬癸并甲乙，所谓“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终”。

从各种资料来看，两说法同时存在，但是宋以前明显是水土一体说为主流，宋之后特别到明代，火土一体说为主流了。这是因为，宋以后子平学说开始占据禄命主流了，而古法逐渐消隐了，因此可以说火土之说是随着子平八字学说盛行而成为主流的。子平之法与古法最大区别就是从注重年柱转移到了日柱之上。这个变化的结果就是论命技法也为之一变：古法从年柱为本，以干禄支命纳音为三命。子平转以日柱为主，以干禄，支命，地支藏干为三元。为什么有这样的技法的转变？还是回到两种五行的区别上来讲，真五行为先天无形之气，十干五行为后天有形之五行。先天为阳，后天为阴。先天五行未分阴阳顺逆，后天五行才分出阴阳顺逆。直接体察无形之气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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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这本书

　开始之前，先看看我们的研究对象。当然，如果你手头上有一本就更好了。

　只要一本简简单单的《周易》就好。翻开它——当然，你需要注意的是，它跟以前的《周易》是有区别滴。

　过去的《周易》是什么样子的？

　下面你看到的，就是一个两千多年前版本的《周易》。

这个版本的《周易》，于1973年12月在长沙的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墓主人是汉初长沙丞相轪侯利苍的儿子，据专家判断，此卷抄写的时间约在西汉文帝初年（约公元前180年至170年间）。由于是抄写在帛上的书，所以叫做“帛书周易”，简称“帛书易”或“帛易”。

　除了抄写在布帛上，《周易》还有抄写在竹简上的。

　1977年，安徽省阜阳市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了抄在竹简上的《周易》。由于墓主是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卒于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所以可以确定，这部《周易》的年纪至少和马王堆的帛书《周易》不相上下，可是不知道这什么，这竹简却比帛还脆弱，烂成了一堆小片片，专家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终于把它的残片七拼八凑的，勉强看出这上面原来抄的是《周易》，真不容易呀！

前面这两部《周易》，都已经是两千多年前西汉时代的版本了，但还不是最古老的版本。

　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上购藏了一批战国楚竹书，是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从这批竹简中，整理出了目前所见最早的一种《周易》版本，其年代为战国晚期。（据说，2008年7月，清华大学通过校友的捐赠，自香港抢救收藏的2388枚战国竹简中也有与《周易》有关的内容，由于专家们在研究完竹简之前是不肯把所有照片公布的，所以，据鄙人观察，目前流出的清华简照片中尚未发现《周易》文本。因此，目前为止，我们可以放心地说，上海博物馆藏的《周易》，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最早版本的《周易》了。）

　下图便是上海博物馆藏的楚简版《周易》

现在，有了上述三个版本的《周易》，我们已经可以放心大胆地说，我们站在了一个很高的起点上。为什么捏？因为这三个版本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问世的，在此之前的众多易学大师和专家们，根本连看到它们的机会都没有。从唐代至今，大家看到的《周易》版本，都是官方公布的正式版本，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市场上可以买到的《周易》，除去排版、注释和繁简字体的区别外，跟一千多年前的唐代读书人手里的教科书是一模一样的。

　话说唐朝初年，印刷术未发达，读书人想找本标准教科书很困难，为了方便大家学习，唐文宗太和四年（公元830年），在郑覃、唐玄度的建议下，皇帝派人花了七年时间，把12部经典在了石头上，这就是有名的“开成石经”。12部经典中，第一部刻在石头上的就是《周易》。

　下图是“开成石经”版的《周易》拓本：

那么，“开成石经”上的《周易》，究竟又是从哪个地方抄来的呢？原来，唐朝初年，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整顿混乱的学术界和教育界，朝廷决定出面撰修并颁布统一经义的教科书。 唐太宗下令，由国子祭酒孔颖达召集当时一些著名的学者，共同撰修《五经正义》。所谓的五经，就是《周易》、《尚书》、《诗经》、《礼》和《春秋》。由于孔颖达精通魏时《王氏易》（王弼曾注《周易》），于是就将王弼注本中的《周易》经文选为《五经正义》的官方版本。贞观十六年(642年)，《五经正义》撰成，王弼所注的《周易》版本从此成为正式版本。“开成石经”上所刻的《周易》，其实也就是王弼版本的《周易》，也就是我们目前市场上所有通行版本的最初面目。

　那么，王弼（公元226－249年）版的《周易》，又跟汉代的周易又有何不同呢？

目前我们能够找到的汉代版本的《周易》，除了前面提到的马王堆帛书版和阜阳竹简版外，还有一个“熹平石经”版。熹平石经刻于东汉熹平年间（172－178年），由东汉著名书法家蔡邕亲自书丹，将《周易》等经典刻于石碑，立于太学。熹平石经是最早的刻于石碑上的官方教科书，比唐代的开成石经要早了好几百年。虽然石碑自汉末以来屡经劫难，如今已经残存不堪，但是经过屈万里等学者的精心搜集，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一部分石经残石上的《周易》。

　下图就是熹平石经的《周易》残片拓本：

经过比对，我们发现，东汉熹平石经版的《周易》和唐代开成石经版的《周易》，虽然同是官方教科书，但是个别字的写法上还是有差异的。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两者最大的不同，体现在排版上面。

　熹平石经中，《周易》的经文原本是与易传分开刻的——所谓易传，就是对《周易》的注释了，包括《彖》、《象》、《系辞》、《文言》等一系列作品。我们看到，在唐代的开成石经中，这些《彖》呀《象》呀的注释，已经全部混在经文里面了（据说最早这么干的人是东汉的著名经学大师郑玄，他觉得这样有助于大家理解）。所以我们今天打开《周易》时，常常会看到经文里夹杂着什么“《象》曰”、“《彖》曰”、“文言曰”的话，请暂时不要理会它们，因为这不是《周易》原本的内容，虽然读了它们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人们是怎么看待《周易》这本书的，但目前为止，我们完全可以抛开别人的注释，不管他是古代某著名圣人或是现代某知名大师，用自己的眼光来看一看《周易》。

　说到此，我们手上已经拥有了五个版本的《周易》，依年代分别是：

　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版（战国后期）

　西汉马王堆帛书版（公元前180－前170年）

　西汉阜阳竹简版（公元前165年以前）

　东汉熹平石经版（公元175年）

　唐开成石经版（公元830年）

　经过对这五个版本的比较，专家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周易》的经文（除去传文后）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最早的版本（上海博物馆版）与目前的通行本，基本没有经过任何删节和改动。唯一不同的是字的写法：前一种是用战国时的楚国文字抄写，而我们手中的通行本子上是简化字。

　其他证据也表明，至少在战国时期，《周易》的经文内容就已经定型了。据《晋史》载，西晋武帝时（约公元280年左右），一个伟大的盗墓贼在汲郡(今河南汲县)的一座战国古墓中，发现了一大批竹简古书（即著名的“汲冢古文”），其中就有古本《周易》。

　这个伟大的考古发现被官方得知，并派出荀勗、和峤、卫恒、束皙等学者对这些古籍进行整理。由于这批古书都是用战国文字书写，西晋时人已经不易辨认，所以颇花了好些年功夫，后来，据《晋书 束皙传》载，专家组整理出“《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虽然专家们还在争论汲冢的墓主人究竟是魏安厘王（公元前243年卒）还是魏襄王（公元前296年卒），但我们已经可以肯定，战国后期的《周易》在内容上已经和我们今天看到的没有什么两样，除了它是用一种蝌蚪样的文字抄写下来的。

　所以，丢开易传等注释后，我们就得到了原汁原味的《周易》，一部至少从战国晚期就完完整整地流传到了今天的古书。如果你觉得看专家大师们的解释不够过瘾，你也可以直接找到这部书两千多年前的最原始版本，自己来读它。

　有人会觉得，啊呀，这太难了，蝌蚪文写的，怎么看得懂啊？

　没有关系，因为事实上，古文字专家们读起这个原始版本的《周易》时也是头疼无比，他们时常拿着现在的版本跟那一堆发黄的竹片对比半天后，恍然大悟地说：“啊，原来古时候这个字以前是这样子写的呀！”而大部分的易学大师们，相信我，他们在阅读蝌蚪文方面的能力并不比我们强多少。

　有人又会问：既然所有版本的内容其实没有变化跟，为什么不直接看通行本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不同版本的文字写法差异太大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乾坤的“坤”字，在东汉时熹平石经上的写法居然是“巛”，而“乾”字在西汉时马王堆帛书上的写法居然是“键”！如果你仔细比对过以上五个版本的《周易》，就会发现百分之八十的字都出现了不同的写法！

　以马王堆帛书版为例，下图中很小块文字中就出现了八个与今天写法不同的字：

有人会问：为什么会这么混乱啊？难怪要把标准版的经文刻碑了。

　没错，这种文字混乱的现象，学名叫做“通假字”。所以，身为一个对国学有兴趣又不想被忽悠的人，首先第一件要记住的事情，就是：

　……古代所有的错别字都是通假字，是合理而且合法的。

阎崇年：《清十二帝疑案》、《明亡清兴六十年》、《康熙大帝》、《我读经典之〈明经读史 感悟人生〉》 易中天：《易中天品三国》、《汉代风云人物》、《先秦诸子 百家争鸣》、《我读经典之〈我读先秦诸子〉》 于 丹： 《于丹〈论语〉心得》、《于丹〈庄子〉心得》、《于丹〈论语〉感悟》、《我读经典之〈在成长中感悟〉》 王立群：《汉代风云人物之项羽》、《汉代风云人物之吕后》、《王立群读〈史记〉之汉武帝》、《我读经典之〈强势由人〉》、《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千古中医人物之华佗》、《王立群读〈史记〉之文景之治》（录制中）、《王立群读〈史记〉之刘邦》(录制中) 纪连海：《正说和珅》、《正说纪晓岚》、《正说多尔衮》、《正说鳌拜》、《正说吴三桂》、《大太监李连英》、《正说刘墉》、《我读经典之〈感悟孔孟〉》、《千古中医故事之孙思邈》 钱文忠：《玄奘西游记》、《解读〈三字经〉》、《我读经典之〈独特的启蒙〉》、《千古中医故事之李时珍》、《班墨传奇》、《我的老师季羡林》(即将播出)、《解读《弟子规》》 金正昆：《身边的礼仪》、《金正昆谈现代礼仪》 张望朝：《杨子荣》、《抗日名将杨靖宇》 蒙 曼： 《武则天》、《太平公主》（出书时改名《乱世红颜》）、《长恨歌》 乔 良： 《新解三十六计》 康 震： 《唐诗的故事》(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我读经典之〈庄子的人生境界〉》、《唐宋八大家之韩愈》、《唐宋八大家之柳宗元》、《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即将播出)、《唐宋八大家之曾巩》(录制中)、《唐宋八大家之三苏父子》》(即将录制)、《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即将录制) 孟宪实：《玄武门之变》、《贞观之治》、《唐高宗真相》、《我读经典之〈君子与小人〉》 隋丽娟：《慈禧》 孙立群：《吕不韦》、《李斯》、《范蠡》、《我读经典之〈解析<韩非子>〉》、《千古中医人物之扁鹊》 毛佩琦：《明十七帝疑案》、《郑和下西洋六百年祭》、《我读经典之〈毛佩琦七解<中庸>〉》、《大明第一谋臣刘伯温》 马 骏： 《二战人物》、《我读经典之〈有用与无用〉》 刘心武：《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秦可卿、贾元春、妙玉、林黛玉、薛宝钗、贾宝玉、史湘云、八十回后真故事） 孔庆东：《孔庆东看武侠小说》、《走近鲁迅》、《我读经典之〈<论语>的魅力〉》 孙丹林：《楹联的故事》、《唐伯虎》、《陆游的故事》、《我读经典之〈无形中的指引〉》 姚淦铭：《老子与百姓生活》 马瑞芳：《马瑞芳说聊斋》、《我读经典之〈感悟孔孟〉》 方尔加：《孔子眼中的“仁义礼智”》、《汉代国策风云》 李 蕾： 《红旗渠的故事》 马未都：《马未都说收藏》（家具篇、陶瓷篇、玉器篇、杂项篇） 喻大华：《道光与鸦片战争》、《喻大华评说嘉庆王朝》、《苦命皇帝咸丰》、《末代皇帝》（录制中） 段怀清：《中国四大爱情传奇》（白蛇传奇、梁祝传奇、孟姜女传奇、牛郎织女传奇） 周岭： 《周岭解密曹雪芹》、《奏折的秘密》（录制中） 曾仕强：《胡雪岩的启示》、《易经的奥秘》、《易经的智慧》（即将播出） 鲍鹏山：《鲍鹏山新说水浒》（林冲、武松、李逵、鲁智深、宋江）、《孔子是怎样炼成的》 袁腾飞：《两宋风云》、《塞北三朝》（辽、金（即将播出）、西夏（即将播出）） 赵晓岚：《李煜》、《金戈铁马辛弃疾》 江英：《回首开国大典》、《重庆谈判》（即将播出） 郦波：《大明名臣 风雨张居正》、《大明名臣 抗倭英雄—戚继光》（正在播出）、《大明名臣 救时宰相—于谦》（即将播出）、《大明名臣 清官—海瑞》（即将播出）、《曾国藩家书》（录制中） 莫砺锋：《诗歌唐朝》、《蜀地探秘之杜甫草堂》、《白居易》 傅佩荣：《孟子的智慧》 翁思再：《伶界大王谭鑫培》、《梅兰芳》 吕立新：《水墨齐白石》 董平：《名相管仲》《王阳明》（即将播出） 商传：《永乐大帝》 于涛：《走进曹操》 吴桐祯：《成语趣谈》 梅铮铮：《蜀地探秘之武侯祠》、《解码关公》 王树增：《军旅作家王树增讲长征》、《大决战》（即将播出） 周思源：《周思源评说红楼梦》、《正说三国人物》、《正确看待康乾盛世》、《周思源也说秦可卿》 吴建民：《吴建民论国际风云》、《吴建民看中国外交》、《吴建民盘点2004国际形势》、《吴建民盘点2004中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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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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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发展史由两大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讲八卦到六十四卦，《周易》经和传的形成。

第二部分：讲汉代以来各家学说对《周易》经和传的解释。

所谓“易学”即时指研究《周易》经和传流传和演变的学问。

是探求宇宙万物变易规律的学术，是理、气、象、数的统一体，是通过对《周易》占筮体例，卦爻象的变化，卦爻辞的解释，以及对这些解释的再解释而展开的。

《周易》被儒家尊为“六经之首”，道家奉为“三玄之冠”，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经典。

第一部分：

一、易意，释“易”即“易”的本义，“易”学者对“易”的解释有以下四种：

（1）《说文解字》云：“易”蜥蜴（易）、象形字，易古称“易”，俗称四脚蛇，其身外表可随十二时辰变色，是为“易”变。

（2）会意字，日月为“易”，其义为阴阳变化，日月合体义“易“明”二字，说明古人对天文的认识，日月行天，一来一往，一升一落，是为易变。

（3）在甲骨文、金文中“易”的象形字：“ ”简：“ ”像是一盛水器倾入另一器中之状，倒、分、亦含易变之义。

（4）今人黄振华经过考证，提出“日出为易”，甲骨文（殷代）有“ ”日出地平线，光芒下射，象征阴阳变化。

唐代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序中说“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

二、“易”在“易学”是有三义：“简易、变易、不易”，此说由西汉末年学者提出。

（现发展变化、亦有四义，五义之说）

（1）“简易”是方法观，讲同一性,规律性。

简易也是最高原则，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只要我们了解了它，掌握了它，一切就变的简单了。

（2）“变易”是运动观，讲万物永恒运动而有生化，也是讲宇宙间万事万物，没有一样是不变的。

（3）“不易”是相对观。

讲万物相对稳定（不变）才具定性。

另一概念讲永远不变的是一个上帝、神、佛、本体、功能等。

三、“易学”早期经典：《连山》、《归藏》、《周易》等，一般说法，都认为《连山》、《归藏》古易已失，故以研究《周易》为对象。

（1）《连山》以“艮”卦为六十四卦之首，艮为山，故称《连山》，象山之出云，连绵不断。

《连山》亦有称“神农易”（现为新的说法此起彼伏）。

（2）《归藏》以“坤”卦为六十四卦之首。

坤为地，万物以地致养，言万物莫不归于其中，《归藏》亦有称“黄帝易”。

（3）《周易》以“乾”卦为六十四卦之首，乾为天，“易”又为日月。

四、《易卦》也称八卦，它由简单的符号组成。

而在《周易》中，除了八卦符号，还有另一部分是由文字组成。

“卦画”（即符号）和文字不同，本身没有确定意义。

从卦象到爻辞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1） （1）八卦，是用“— 、－－”两个基本符号组合，以三个为一组排列组合而成八个符号（八卦），由八卦再生则为六十四卦，至于“— 、－－”两个符号和八卦的原始意义，古往今来，说法较多：有说“— 、－－”代表天地、阴阳、蓍草长短、男阳、女阴、奇数、偶数有说:“— 、－－” 表示结绳记事，龟卜兆纹等。

（2）远古时期，占卜十分盛行，各部落生产、建造房屋，作战等，无不占卜，观察鸟类行踪进行占卜，为“鸟占”。

根据天象来占，称“星占”随着各部落民族之间的交往、融合、逐渐形成了一种最流行的占卜符号，称八卦。

五 “卜筮”之说：

（1）“卜”亦称“龟卜”，是较早的占卜方式，它主要是运用龟的腹甲和背甲以及兽骨（主要是牛的肩胛骨），并对其加工修治成固定的形状，然后进行钻凿，占卜时，卜者用火烧灼已制好的钻，插入凹孔，于是听见轻微的卜卜声，凹孔周围裂现一些“卜” 字形细纹，这些细纹称作“兆”或“卜兆”。

根据卜兆，推断吉凶。

（2）“筮”，用蓍草占卜叫作“筮”，“筮”必须记数，这些应用了数学概念，而数字的排列与组和，产生了六十四卦。

这时期数字系统的产生领先于世界，然而它并没有向进发展。

（筮草占卜方法略）。

（3）卜到筮不仅是占卜方法的演化，而且也是文化的演进。

“卜”至“筮”是一个从象到数的伟大过程。

因此《周易》的哲学本质，就在筮法之中。

六、《易图》，《河图、洛书》是什么样，千年间没能说清，直到宋初，隐居在华山的道士陈抟忽然拿出了完整的《河图、洛书》、《太极图》等，一出世，马上引起轰动。

（1）《河图》中一到十的数字，两两组成，分别四方及中央，它的构成完全符合《周易系辞》中的数字观念，“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2）《洛书》也称九宫，由一到九数字组成，它的特点是奇数在正位，偶数在斜位，奇妙的是，不论是沿正方位还是沿对角线，每三个数的和都是十五，拿现在的数学语方说，这是一个三阶幻方。

（3） 两种图的出现，得到了认可,它被称为无字之易，先天之学。

朱熹把《河图、洛书、先天图（太极图）》列到传说的文王八卦图之前，承认它们是《周易》的始祖，此说至今仍争论不休。

但基本肯定：先有易图后有经传，图是易之源头。

据考证：《河图》是气候图，《洛书》是判定方位与方向的罗盘。

先天八卦，后天八卦，从古籍记载和历代易学家之说来看，是古代贤哲从《河图、洛书》中得到启发，进而推演出来的实用八卦阵。

七、《易》与《周易》，《易》象是《周易》的基本概念。

这一概念的形成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沿革的。

（1）《周易》和《易》在质方面的区别：《周易》用九用六。

《周易》的爻有变爻规律。

《周易》的爻用数字有下而上注明爻次，“九六”区分阴阳。

《周易》的爻和卦全部配上了相应的卦爻辞，这些都是易所不及的。

（2）《周易》和《易》在量方面的区别：《易》每卦只有三爻，三爻的容量小，无法表现丰富的内容。

《周易》每卦六爻就有了最佳的表现余地。

卦爻不是越多越好，六爻是最佳定位。

《周易》每卦六爻，正好构成一个周期，为表现一个重要哲学定律和波粒二象性等科学提供了有利条件。

《周易》六爻一卦，共计六十四卦，在量方面这是最佳选择。

在内容方面内涵了客观世界中的万事万物。

《易》在这方面是无法同《周易》相比的。

（3） 史料证实，《周易》完成于周代。

《周易》两字有二义：周代之易，周普、周始、周及之易。

《周易》中的内容，有一部分是文王被囚时完成的。

而并非一人完成。

八、《经》和《传》

（1）《经》，《易经》是一部占筮书，以“卦”为单位，共六十四卦，每卦由“卦象、卦名、卦辞、爻象、爻辞”五部分组成。

（2）《传》的形成是经过较长的时期。

《传》（又称《大传》“十翼”）是最早解释《经》的著作。

《易传》分七种共十篇：即《彖》、《象》、《文言》、《系辞》、《说卦》、《序卦》、。

其中《彖》是上、下篇，《象》上、下篇，《系辞》上、下篇。

史料证实，《易大传》并不是产生于一个时代，更非出于一人之手。

从符号到文字的发展，从象到数的哲理变化，从八卦到六十四卦的形成，从“经”到“传”的完成，从“易”到“周易”的完善，无不说明《周易》生生不息，无穷变化的哲理。

至春秋，一部完整的《周易》诞生了，围绕《周易》而展开的众多解释、论著、揭开了《周易》历史发展新的一页。

第二部分

一、 汉代易学

“易学”是研究《周易》经和传的流传和演变的学问，汉代是易学研究发展的第一阶段。

1 汉代易学有三个特点：

（1）《易经》被定为五经之首，易学成为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研究《周易》学派众多，除了儒家，还有其它学派思想家。

（3）易学成为有明晰师承脉络的专门之学。

从师承看，皆认为汉易开山祖是一个叫田何的人，田何传于周王孙、丁宽、服生等，再后又传给杨何。

丁宽又传田王孙，田王孙又传给施仇，孟喜、梁丘贺。

史载《易》“有施、孟、梁丘之学”即指这一体系。

之后孟喜传给焦延寿，焦氏又影响了京房、于是“《易》有孟京之学”。

此外，汉易还有费高易学体系，指费直和高相，属民间之学说。

汉易逐渐形成两大派系、即孟、梁、京房今文易学派，费高古文易学派。

2汉代易学解经的方式有三种

（1）以孟喜，京房为代表的官分易学，以奇偶之数和八卦所象的物象解《周易》经传文，以卦气说解《周易》原理，卦气说即以八卦或六十四卦配一年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讲阴阳灾变。

（2）以民间费高易学为代表，反对阴阳灾变说，重述《周易》中的易理。

（3） 以黄老道家的易学为代表，重讲阴阳变易的哲学道理。

三派之中，以孟京易学影响最大，史称“象数之学”。

3西汉末年，由于神秘主义思潮的影响，易学出现了《易纬》之类的著作，其中代表著作有《乾凿度》《稽览图》《是谋类》。

这些著作将卦气说和象数说进一步理论化，神学化，提出了“易一名而含三义”说，即简易、变易、不易。

太极元气说等。

这些学说对后世易学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4五行生成说

东汉时期，孟京易学势力衰弱，而民间易学派的费氏易学兴盛，逐渐出现了，费氏与孟京合流趋势，形成了以五行的生数和成数解释《周易》中的象和数的五行生成说。

汉代易学重点是“象数易学”。

5东汉末，道家黄老学派逐渐演变为道教，其易学也逐渐与炼丹学说结合起来，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开始以《周易》原理解说炼丹的理论和方法，是为道教易学的先驱。

二、 晋唐易学

魏晋隋唐时期，易学开始了新的转向。

由两汉的重象数特点转向了

晋唐重易理的特征。

玄学派的易学派成为晋唐的主流。

1 晋代两大家

（1）王弼，玄学易学创始人，著《周易注解》，师承古文经学解易学风，文字简明，义理通畅，师《易经》成为玄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忘象以求意”说解释易学中的取义学说。

寻求《周易》经和传的抽象原则。

（2）韩康伯，将《系辞》、《说卦》、《序卦》、《杂卦》等传加以注解，从义理高度概括出新的命题：“八卦备天下之理”，通过《周易》可以把握天下之理和变易之道。

易学的玄学化，使《周易》、《老子》、《庄子》相并列而成为“三玄”之一。

2 唐代两大家

（1） 孔颖达，著有《周易正义》一书，提出了“易合万象”，“不可一例求之，不可一类取之”的原则，以阴阳二气来解释乾坤二元，以元气说来解释太极，提出以气为核心的世界观。

并以“自然无为”来解释“一阴一阳之谓道”，提出“无阴无阳谓之道”的新命题。

（2） 李定祚，著有《周易集解》一书，此书没什么新观点，但汇集了汉易以来各系统的注解，对易理派的观点亦不加评析地收集其中，是一部很好的资料汇集。

以上两部易学巨著的出现，表明易学正走向融合的新动向。

三宋明易学

1 这一时期，是古代易学哲学高度发展的时期，北宋初期，易学有四大流派。

（1）以陈抟为鼻祖的图书学派，后传至周敦颐，提出太极图说，论述宇宙形成的过程。

（2） 是邵雍的数学派，提出先天学。

（3）是由胡瑗倡导的易理派，后传至程颐，著《伊川易传》，创立了理学派的易学体系。

（4）是张载的气学派，他吸收唐代孔颖达的气论学说，著《横渠易说》和《正蒙》。

2 南宋时期，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易学哲学体系，著有《周易本义》一书，成为后世研究的重点。

同时期，有扬万里的太极元气说，之后，扬简的心学易学等，对后来易学发展都有重大影响。

3 元明两代，宋易向普极和纵深两个方面发展，先后出现了一大批阐述《周易本义》的著作。

（1） 元代道教大师雷思齐承刘牧，邵雍易学学脉，推衍出许多图式。

他以九宫为核心解释《周易》原理，主先有数而后有象说。

而俞琰、张理和箫汉中等人，以亦图式解易，但主先有象而后有数的观点。

（2） （2）明代易学家葵清，著《周易蒙引》，主张理象合一，成为明代易学中“气本论”的倡导者。

（3）明代易学中“心学”较为流行，他们主要以内心道德修养方法和精神境界解释《周易》卦爻象和卦辞，代表人物是湛若水。

（4）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对宋明易学做了一此大总结，他继承宋明气学和象学传统，修正义理易学批判心学易学，著有《周易外传》、《周易内传》等著作，完成了“气本论”之说，结束了宋明易学。

四、 清代易学

清代易学是复兴汉易的时代，清人解易著作十分丰富，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内容和倾向都很复杂。

清代易学主要有两派。

一派以惠栋和张慧言为代表，倡导汉易，不敢发挥，淡化《周易》的哲学价值。

一派以焦循为代表，力图会通百家，独辟蹊径，建立自己的易学体系。

从总体倾向来看，清代易学缺乏对哲学问题的探讨，理论思维很薄弱，是古代易学哲学的衰落时期。

至此，有一说，汉易象数，魏晋义理，宋儒理气，清代杂说。

五、 近人易学

二十世纪初至七十年代，《周易》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归纳起来有以下四点。

1 注重对《周易》经传的文字文化史的注释，其中经高亨注释的《周易古经今论》，《周易大传今注》水平最高，他将经与传分开，认为经是卜筮之书，传是哲学著作。

2 重视考证，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周易》卦爻辞中的事件，有郭沫若、闻一多、李镜池等人的著作。

3 注重对易学史上的著作评述而寓己见于其中，使易学研究出现了新面貌。

4 用现代科学证《易》，但有一个显著特点，都是以科学比附《周易》，还未能以《周易》的思维方式，去推动科学，或在此思维启发下进行科学发明创造。

　　蒙学经典：《蒙求》 《百家姓》 《千字文》 《三字经》 《小学诗》《鉴略妥注》 《了凡四训》 《声律启蒙》 《训蒙骈句》 《颜氏家训》《幼学琼林》 《增广贤文》《朱子家训》

　　四书：《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

　　诸子百家：《老子》、《庄子》、《管子》、《列子》、《墨子》、《荀子》、《尸子》、《孙子》、《孔子集语》、《晏子春秋》、《吕氏春秋》、《贾谊新书》、《春秋繁露》、《扬子法言》、《文子缵义》、《商君书》、《韩非子》、《淮南子》、《文中子中说》、《山海经》、《阴符经》、《关尹子》、《亢仓子》、《鬻子》、《公孙龙子》、《鬼谷子》、《子华子》、《尹文子》、《鶡冠子》、《穆天子传》、《十洲记》、《列仙传》、《抱朴子》、《握奇经》、《尉缭子》、《曾子全书》、《子思子全书》、《盐铁论》、《说苑》十、《独断》、《傅子》、《神异经》、《博物志》、《神仙传》文、《六韬》、《司马法》、《吴子》、《邓析子》、《慎子》本）；、《孔子家语》、《孔丛子》、《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太玄经》、《新语》、《新序》、《白虎通德论》、《风俗通义》、《论衡》、《潜夫论》、《申鉴》、《中论》、《人物志》

　　廿五史：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 、《旧唐书》 、《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宋书》、《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

　　四大名著：《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

　　另外:《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

　　三言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醒世恒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等等

　经学典籍的主体——“十三经”

　　经学研究的核心是被历代儒者奉为经典的“十三经”，宋明理学虽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等“四书”为重，但《大学》《中庸》终归是《礼记》中的篇章，《论语》《孟子》也在“十三经”之内，因而经学的主要典籍仍为“十三经”所包括。两千余年的 经学史，大致是围绕着这十三部经书的确立、考订、阐发和注解不断延深、反复纠辩、曲折发展的。十三部经书是经部典籍的主体，其他浩繁的经部书籍，都是由此 而派生的著述。因此，了解“十三经”是把握经部典籍的关键。“十三经”中各经的大致情况如下：

　　《周易》

　　全文 24000余字，原称《易》，又称《易经》，本是占筮书，后被儒家奉为讲究哲理的经典。相传古代占卜用的易书本有三种：一种是夏代的易，叫《连山》；一种 是商代的易，叫《归藏》；一种是周代的易，就是现存的《周易》。前两种已经失传，而《周易》则流传至今。《周易》中用‘—’和‘——’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代 表阳和阴；把这两种符号迭列三层，如三（乾）、三（坤）等，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称为八卦；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迭，又能组合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每卦又 有六爻。六十四卦每卦有卦辞，每爻有爻辞，分别阐述各卦各爻的意义，卦辞和爻辞是《周易》的经文。许多研究《周易》的学者认为卦辞、爻辞是西周初年的作 品，因为它所记的内容有殷商祖先的故事，也有周初的史实，但无后代任何色彩。

　　除卦辞、爻辞外，还有《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解释经文的传，合称“十翼”。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十翼对《周易》经文的解释未必都能符合原意，因此不能依赖它们去理解正文。

　　研究《周易》的“易学”历来有两派，一派重象数，卜筮灾异，如汉代的易学；一派重义理，阐发思想，如三国时王弼的易学。

　　《尚书》

　全文2500余字，原称为《书》，是夏、商、周时代一些历史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后来成为儒家宣扬二帝、三王及周公、孔子治道的圣典。《尚书》的内容 有所谓今文、古文之分。今文《尚书》为西汉初山东伏生所传，共28篇。西汉中期以后，又多次发现用周秦六国文字书写的古文《尚书》。古文《尚书》在汉朝未 能立于学官，以致西晋以后全部散失，现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称。

　　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根据一些散逸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 书》25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他又吸收了原今文《尚书》，将其离析为33篇，两者拼凑，以符合刘向、郑玄校注的古文《尚书》58篇之数，向 朝廷呈献。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收在如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中，它实际上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合并的。因此，现传《尚书》，只有今文 才是真本，古文则是梅氏伪造的。《十三经注疏》中还有梅赜伪造的《尚书孔氏传》13卷，说是西汉孔安国解释《尚书》之作。梅氏编选的这些伪书，直到清代阎 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时才被彻底揭穿。古代对《尚书》的研究，除了《十三经注疏》中的注疏外，宋代蔡沈的《书集传》也是《尚书》研究的重要成果。

　　《诗经》

　全文39000余字，原称《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分“风”“雅”“颂”三类，其中有庙堂之诗，卿大夫之诗，也有民歌，时代从西周到春秋中 叶。春秋战国时，诸子各家都曾习《诗》用《诗》，但各家相比，以儒家对《诗》的整理水平最高，传授最成系统，《诗》渐渐成为儒家专门的经典。《诗经》在汉 代有齐、鲁、韩、毛四家传授，前三家属于今文诗学，立于学官，但至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亨、毛苌所传的毛《诗》属于古文诗学，流传至今，共310篇，其中 六篇仅存篇名而无诗文。历代《诗经》学研究的成就，除《十三经注疏》中的毛传、郑笺、孔颖达正义外，南宋朱熹的《诗集传》，清代陈奂的《毛诗传疏》、马瑞 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王先谦的《三家义疏集》等，成就也较突出。

　　《仪礼》

　　全文 57000余字，原称《礼》，汉代又称《士礼》、《礼经》，晋代以后称《仪礼》，它是现存最早记载古代礼仪的书。《仪礼》成书于东周时期，但书中所载的各 种典礼仪式，应在此书之前就存在了。孔子办私学时，通过对古礼的整理编辑形成了《礼》的教材，礼是孔子讲学的重要课程，也是儒学的重要内容。

　西汉初，由鲁高堂生传下《仪礼》17篇，在西汉中分为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普三家礼学，它们都属于今文经学，立于学官。1959年在甘肃武威 发掘出汉代抄在木简上的《士礼》多篇，属庆普传本，为研究《仪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流传至今的《仪礼》是由东汉郑玄注释的刘向《别录》本，其篇目与西汉 学官的《仪礼》相同，都是17篇，包括士冠礼、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礼、士丧礼、既夕礼、士虞 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等。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礼古经》56篇，是古文《礼经》，其中有17篇与今文《礼经》基本相同，另外 39篇汉代称为《逸礼》，已经失传。《仪礼》研究，除《十三经注疏》中的郑注、贾疏外，南宋朱熹的《仪礼经传通释》、清人张尔岐的《仪礼郑注句读》、凌廷 堪的《礼经释例》、胡培晕的《仪礼正义》，都是较重要的著作。

　　《礼记》

　　全文99000余字，又名《小戴礼记》。 先秦礼学家们传习《礼》的同时，也传授一些相关的参考资料，这种资料叫作“记”，是对《礼》的内容进行解释、说明和补充。西汉时《礼经》立于学官，礼学博 士在讲《礼经》时也选用一些“记”作为辅助教材。东汉中期，注讲《礼经》的“记”只存两种：一是戴德选辑的85篇本《大戴礼记》；二是戴圣所编的49篇本 《小戴札记》。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于是传习它的人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这就是流传至今的《礼记》。由于郑玄也给《仪礼》《周礼》作注，所以三书 并称“三礼”。

　　东汉以后，《礼记》的地位逐步上升，这是由于《仪礼》仅仅记载了一些礼仪制度，而《礼记》则更多地论述了这些典礼制度 的意义和作用，从理论上阐述了儒家的“礼治”思想，更利于统治者发挥和利用。于是到了唐代，《礼记》从原来经传的地位升格为正经，并代替《仪礼》进入唐代 “五经”。

　　《礼记》作为一部儒学杂编，内容很庞杂。有不少内容是专门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等，这些篇章探讨了制礼的深 义，是研究儒家礼治思想的重要依据；有些篇章谈到儒家对国家、社会制度的设想，如《王制》《礼运》；有的篇章讲人生哲学和道德修养，如《大学》《中庸》和 《儒行》；有的篇章借孔子之名阐述儒家理论，如《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还有讲教育的《学记》，讲音乐的《乐记》。此外，有不少篇章是杂记各种礼制、 礼仪规则及丧服丧事的。除《十三经注疏》中对《礼记》的郑注、孔疏外，注释《礼记》较有名的著作还有宋代卫湜的《礼记集说》，清代朱彬的《礼记训纂》、孙 希旦的《礼记集解》。

　　《周礼》

　　全文45000余字，原名《周官》，西汉末年刘歆将它改名为《周礼》。这是一部记 述政治制度的书，由战国时期的儒者以周王室及春秋各国的官制为基础，并根据儒家的政治理论，设计了一套理想化的制度作为全书内容。《周礼》分天官冢宰、地 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部分，其中“冬官司空”已亡佚，汉人用先秦古籍《考工记》补入。全书记载300多种职官，并对其职掌作 了介绍，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周代政治制度的如实记录，因此《周礼》仍是研究古制的重要典籍。

　　据《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记载，西汉景帝时，河间献王在民间搜集到古本《周官》，因此《周礼》属于古文经书，汉末立于学官。《周礼》除《十三经注疏》中的郑注和贾疏外，清代孙诒让的《周礼正义》是研究此书的重要著作。

　　《春秋》及三传

　“春秋”曾作为东周各国国史的通称，现存《春秋经》是东周时鲁国国史的专称。它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4年的鲁 国历史。孔子曾对《春秋》进行修订和整理，列为“六经”之一，作为在私学传授历史知识的教材。《春秋》经文对史事的介绍十分简短，全书不过16000余 字，所以分别出现了一些解释《春秋》的“传”。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解释《春秋》的有五家，即左氏、公羊、觳梁、邹氏、夹 氏。但邹氏无师，夹氏无书，实际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左传》《公羊传》和《姅梁传》。《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著，在司马迁《史记》中称为《左氏春秋》，东 汉班固作《汉书》才使用《春秋左氏传》的名称。在汉代尊经的情况下，它和《公羊传》《觳梁传》一起被视为解释《春秋》的传。事实上，《左传》是参考《春 秋》经而作的史著，并不单为解释《春秋》。西汉时，《左传》作为古文经，一直在民间流传，未立于学官，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汉书·刘歆 传》），并力争将《左传》立于学官，遭到今文经博士的反对，理由之一就是它不传《春秋》。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后，才将《左传》拆开附于《春秋》各 条经文之下，合为一书。两书合并后，可看出《左传》编年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比《春秋》经多出17年。合并后的《春 秋左氏传》中还有不少“无经之传”，则原《春秋》不载而《左传》有文。以隐公元年为例，经有七条，都有“传”；“传”有14条，其中7条是“无经之传”。

　在《春秋》三传中，《左传》以叙事为主，而《公羊传》、《姅梁传》则以释经为主，叙事极少，因此后两传不能作为史书，而只能作为纯粹的经书来读。汉代 《公羊传》和《觳梁传》都立于学官，属今文经，汉代以后儒者常利用此两传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因此这两部经传，特别是《公羊传》，在经学史、思想史上也具 有很大影响。

　　《论语》

　　这是一部记载孔子和他少数学生的言论行事的书。“论语”一词，最早见于《礼记·坊记》，说 明《论语》在西汉以前就已流行。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论语》是在孔子身后由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将平时的记录汇纂成书的。它在西汉时还被看作是 传、记一类著作，只作为经书的辅翼。东汉以后才作为正式经书列入“七经”。《论语》全书12000余字，分20篇，书中保存了孔子大部分丰富的思想内容， 是研究孔子及孔门弟子的必读书。西汉流行的《论语》有古《论》、齐《论》、鲁《论》三家，前者属于古文经学，后两者属今文经学。自汉代开始，《论语》就受 到高度的重视，历代研究著述层出不穷，较重要的研究著作有《十三经注疏》中的何晏集解和邢禺疏，还有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刘恭冕的《论语 正义》。

　　《孟子》

　　这是一部孟轲言论行事、包括他和门人弟子相互问答的记录。《孟子》一书主要由孟子的门人万章、 公孙丑两人所记，孟子本人亲自润色过，成书于战国晚期。全书34000余字，分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七篇，每篇又分上下。班固 《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凡十一篇”。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穷通篇》说：“孟子著书十一篇，七篇为中，四篇为外。”与应劭同时的赵岐认为外书四篇 文义肤浅，怀疑是后世伪作，因此他作《孟子章句》只作内书七篇。后来，赵岐作注的七篇流传下来，而外书四篇则逐渐亡佚了。在汉代，《孟子》同《论语》一 样，仅被看作是传、记类著作，直到宋代，才被作为经书列入“十三经”之中，《孟子》一书是最后进入“十三经”的。它反映了孟子系统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历史 观，其中“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重民思想非常可贵，而明太祖朱元璋则对此极为不满，他下令删节《孟子》中有关重民内容的章节85条，书称《孟子节 文》，并不准士人学习这些删掉的内容。

　　对《孟子》的研究从汉代就已开始，《十三经注疏》中赵岐的章句和孙爽的正义是重要成果。此外，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则被推为清代注《孟》书中最高水平的著作。

　　《孝经》

　　今传《孝经》1700余字，分18章，是“十三经”中最短的一部。基本内容是讲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等各类人如何行孝，由讲孝进而劝忠。《孝经》在东汉时被列入“七经”之一，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

　　经学者考证，发现《孝经》的内容有些是抄袭《左传》《孟子》《荀子》的。又根据《吕氏春秋·察微篇》中引《孝经》之文，可知《孝经》成书于战国末期。汉代曾有古文《孝经》，但在南北朝时亡佚。

　　《尔雅》

　《尔雅》是“十三经”中较特殊的典籍，实际上它本身不是“经”，其内容并无经义可言，只是一部古代训诂资料的汇编。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十二经”，才把 它上升为“经”的地位。后世经学家只是利用它的训诂知识来解释经书。《尔雅》共19篇，全文10900余字，从它所涉及的文献和利用的制度、史实来看，它 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杂采几代诸家的训诂材料汇编起来的。此书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汉代经典传注发达起来后，经过增补才成为现在的状况。除《十三经注 疏》中的郭注、邢疏外，清代又有两部研究《尔雅》的重要著作，郝懿行的《尔雅义疏》重在对郭注的证实和补充，邵晋涵的《尔雅正义》则从经学的角度对《尔 雅》进行发挥。

　　经学的解经典籍

　　经学中的正经仅13部，总计字数不过65万，一部《十三经注疏》才416卷，而历 代解经典籍的数量则要超出数百倍。仅据《四库全书总目》与《贩书偶记》正续编收载的经部典籍就有3900余部，近5万卷，这是大致流存且经著录的经部书 籍，未见著录者当不止此数，历代散失的经学典籍更无法统计。因此，绝大多数的经学著述都是解经典籍。

　　古代解经典籍的体例最为多样，居 各种典籍之冠。一部儒家“正经”，经过历代学者以各种体例和形式的注解、发挥，产生几百部乃至近干部著作，是不足为奇的。我国注经典籍繁富的体例，在唐以 前就基本齐备了，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传、故、笺、注、说、微、通、章句、条例、集注、集解、集释、集义、音、解、解说、解谊、通解、疏、讲疏、义 疏、训、释、撰等著作体例在当时都已出现，唐以后基本沿习，少有改变。

　　传“传”有传述之意。据说《周易》中十篇解释经文的文字，就是 孔子写的传，因此又称《易大传》，这是注释正经最早的传。后世采用“传”这一体例注解经书的著述极多，就一部经书来说，由于注解的角度不同，各种传的内容 差别也很大。如《春秋左传》主要在于论证本事；而《春秋公羊传》、《春秋毂梁传》则主要在于阐述经义。传的形式也有多样，有的是照经文一字一句解释的，如 《毛诗诂训传》；有的是杂引他说，借经义以证事理的，如《韩诗外传》。

　　注“注”的本义是用水灌注，使之畅通。引申为对古书中难解字句加以解释、疏通。东汉郑玄曾遍注群经，今存尚有《仪礼注》、《周礼注》、《礼记注》。这种体例经郑玄推扬光大，成为后来最常见的一种解释、疏通文义的形式，经部中以“注”而称的典籍也较多。

　说“说”是释讲的意思，大致以阐说大义为主。“说”的体例起源也很早，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易》有《五鹿充宗略说》，《书》有《欧阳说义》， 《诗》有《鲁说》《韩说》，《论语》有《齐说》《鲁夏侯说》《燕传说》，《孝经》有《长孙氏说》《江氏说》。清人惠世奇撰《礼说》，不载经文，但按经文顺 序编列，对古音古义疏通说明。

　　笺“笺”是表识的意思，这种体例由郑玄首创。郑玄治《诗》尊崇《毛传》，如《毛传》有隐晦不清之处，便 记下自己的见解，标识其旁，成为“笺”。在郑玄《毛诗笺》之后，以“笺”解经的著述历代不绝，仅清代就有胡永珙的《毛诗后笺》，会钊的《周官注疏小笺》， 万斯大的《礼记偶笺》，俞樾的《礼记异文笺》，刘逢禄的《公羊何氏解诂笺》，赵坦的《春秋异文笺》，潘维城的《论语古注集笺》等。

　　解 “解”是剖析解释的意思。“解”这种体例起源很早，春秋战国时诸子著作中就有解，如《韩非子》中的《解老》，便是解释《老子》的名篇。后人沿用这一体例来 解经，或称“解谊”，或称“解诂”，如东汉服虔的《春秋左传解谊》，贾逵的《周官解诂》《左氏传解诂》，保存至今的是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

　疏“疏”即疏通之意。这种体例最早起于南北朝时的“义疏”，梁朝皇侃在《论语义疏》的序中分析其特点是“引取众说，以示广闻”。到唐代，对于汉人的经 解，唐人看起来已不甚明了，于是出现“疏”这种新的注解形式，疏不仅给正文作注释，而且还给前人的注解作注释，形成了经、注、疏三个层次。一般来说，疏不 违反注的意思，所谓“疏不破注”。唐代官修的义疏称为“正义”，如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及后来的《七经正义》。私人的注释之作仍称“疏”，如贾公彦的《周 礼疏》、《仪礼疏》。

　　章句“章句”主要是分析经文的章节，盛行于西汉，为经师讲经所习用。先秦古籍，整篇直述，既不分章，也不断句， 后来儒生进行分章断句，在分章断句中也表述了对内容的理解，汉人的“章句”保存至今的有赵岐的《孟子章句》，可以从中看出章句的特点。这种著作体例后代也 有所沿用，如南宋朱熹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都很著名；清代则有焦循的《易章句》，任启礼的《礼记章句》等。

　　集解“集解”这种体 例是汇集诸家之说来进行注释。《十三经注疏》中的何晏《论语集解》、范宁《春秋姅梁传集解》是这种体例的代表作，而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则不属这种体 例，其注释仍是杜氏一家之言。集众家之说荟萃一处的方法，不仅有集解，还有集说、集注、集讲、集要、集意、集传等等，被广泛运用于各种注释领域之中，数量 甚多。以“集传”而言，宋代较有名的著述就有朱熹的《诗集传》、蔡沈的《书集传》、苏辙的《春秋集传》等。

　　丰富的解经典籍是随着经学 的发展逐步积累起来的。春秋时只有“六经”。战国以后，儒家著述中解释“六经”大义的传、记开始兴起，《周易》的彖辞、象辞等“十翼”就是《易传》； 《礼》所附的“记”以及《春秋》各传，都是早期的解经著作，只是到了汉代才升格为“正经”。西汉时经学家所写的传、注等，以阐述经义为主，如《尚书大 传》、《韩诗外传》、《春秋繁露》等。但这时有些解经著作则开始出现了繁琐的弊病，东汉桓谭在《新论》中就记载说，《书经》大师秦延君竟然用十多万字来解 释“尧典”两字的含义，这种流弊在以后的解经著述中时有出现。东汉以后，注经典籍逐渐转向通训诂、究名物的方向，主要是解释字义和考证名物制度，发展了章 句训诂之学，出现了像许慎、马融、郑玄等有名的注经学者。流传至今的有《毛诗传》《三礼注》《公羊传解诂》《孟子注》等，后世称为古注。

　魏晋以后，随着音韵学的发展，解经典籍中的音注著作大量增加，晋代的徐邈对“五经”都作了音训，成为当时诸经音注的典范。为经书作音注声训的传统，到唐 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为经文注音的解经典籍，其中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成就最大，他的音训做到音与义结合，注一不同的音，即表达一种不同的解释。 全书36卷，搜采汉魏以来凡230余家而遍注群经，“十三经”中仅缺《孟子》，是因为唐时《孟子》还未进入“正经”。后来宋儒刊刻《十三经注疏》时，将 《经典释文》内容散于各经注释中，称为“陆德明音义”。

　　宋代注经典籍的数量迅增。在南宋时，经学学者将汉以来注解“十三经”的一批重 要解经典籍确定下来，刊成封建时代通行的《十三经注疏》。这套注疏典籍中，古注除《孝经》为唐明皇所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义疏部分是由唐宋人完成 的。大体而言，其内容注多宗汉，疏多宗唐，倾向于训诂名物的汉学，与当时理学诸儒注经的方式迥异。宋儒的解经典籍虽然进入《十三经注疏》者很少，但有不少 著述的成就是为历代学者公认的。例如，《易》注方面，程颐的《易传》、朱熹的《周易本义》皆有新意，尤以程颐的《易传》为清代朴学大师顾炎武所推崇。《尚 书》注方面，蔡沈的《书集传》、宋末元初金履祥的《尚书表注》不亚于《伪孔传》和孔颖达的“正义”，后来学者多所利用。《诗》注，则有欧阳修的《毛诗本 义》，往往能探本诗人之旨。《三礼》方面，朱熹晚年所作的《仪礼经传通解》，就《仪礼》分章分节，眉目清楚，并引《礼记》内容进行注解，溯本追源。朱熹的 《论语集解》和《孟子集解》，虽然重在义理的阐发，但词句简明，便于初学，可与何晏的《论语集解》、赵岐的《孟子章句》配合起来阅读。明代的解经典籍虽然 数量不少，但多承宋学，未能有突破性的进展。

　　清代解经典籍成就辉煌，不仅数量多，而且在许多经学领域的研究超越了汉唐。择要而言，首 先是在对经书的辨伪上意义重大。清代学者万斯同的《周礼辨非》、《仪礼商》，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惠栋的《古文尚书考》，胡渭的《易图明辨》，都是 当时疑经辨伪的力作。特别是《古文尚书疏证》一书，引经据典，共列128条，一一陈述《古文尚书》的矛盾，彻底揭穿东晋梅颐对《古文尚书》和《尚书孔传》 的伪造，使遗留千年的问题成为定案。其次，清儒的解经典籍几乎遍注群经，“十三经”中除《礼记》和《毂梁传》外，每部经书皆有数种新注新疏，这些著述对经 文经义的考证和注释，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达到全新水平。清末学者章炳麟曾对清人解经典籍加以研究，从中选出一批著作定为“群经新疏”，颇有代表性 意义。其所列举：《易经》有惠栋《周易述》，江藩、李松林《周易补述》，张惠言《周易侯氏义》；《尚书》有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 疏》；《诗经》有陈奂《毛诗传疏》；《周礼》有孙诒让《周礼正义》；《仪礼》有胡培晕《仪礼正义》；《左传》有刘文淇《左传正义》；《公羊》有陈立《公羊 义疏》；《论语》有刘宝楠《论语正义》；《孟子》有焦循《孟子正义》；《孝经》有皮锡瑞《孝经注疏》；《尔雅》有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 疏》。这些著述可以大致反映清代经学研究的水平。此外，清人还对经书注释典籍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康熙年间由纳兰性德刊刻的《通志堂经解》1860卷，由 徐乾学、何烽主编，编者收集了唐、宋、元、明人关于《易》《书》《诗》《春秋》《三礼》《孝经》《论语》《孟子》等解经典籍146种，其中尤以宋元诸儒著 述居多，收罗宏富，颇多罕见之本。此外，清儒还对当代的解经著作进行总结，如阮元所编《皇清经解》和王先谦所编《皇清经解续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