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资料 发战争财

伍家与官府关系密切。官府为筹军饷，加税派捐，商民不愿多交，引起不少纠纷，伍崇曜致力于调解，均妥善解决，所以官府认为他是劝捐的得力者。

伍家与外国商人联系甚密，特别和英国大鸦片商查顿-马地臣行、美国在华最大鸦片商旗昌洋行，关系更深。嘉庆十四年起至取消公行时止，英国驻华历任商务监督，都必须与伍家打交道。因此伍家与外国的外交代表、军政官员常有来往，熟悉外国商界情况。道光十八年冬，伍崇曜得知钦差大臣林则徐即将来广州禁烟的消息，便暗中告知义律与旗昌洋行，于是英美鸦片贩把鸦片趸船从香港开到大屿山南部隐蔽。林则徐到广州后，于道光十九年二月初四（1839年3月18日）传讯伍崇曜等行商，指斥他们包庇外国鸦片交易，并责令他们传谕外国鸦片贩缴烟具结。伍崇曜等人暗地与鸦片贩商议，建议缴烟千箱以蒙混过关，保证以后由十三行行商照价赔偿。三天后，伍崇曜带着外国鸦片贩拼凑的1037箱鸦片送官府。林则徐看穿他们蒙混过关的伎俩，对伍崇曜加以严斥。二月初九，把伍崇曜革去职衔，逮捕入狱。随后又释放他，令其督促外商缴出全部鸦片。但伍崇曜阳奉阴违，在林则徐封锁商馆对外国商人断绝粮、水供应时，还与行商派人送去食物与用水。后来伍崇曜与义律商定缴烟数时，私许同行商把烟价偿还给外国鸦片贩。以后琦善与义律私议的《穿鼻草约》中的赔款600万和奕山在《广州停战协定》中定的“赎城费”600万元，实际上是这时议定的烟价。

林则徐被撤职时，伍崇曜和父亲立即与投降派串通，成了与外国侵略者谈判的主要牵线人。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英军攻占广州城外炮台后，靖逆将军奕山和两广总督祁缗晒阒葜府余保纯出城，由伍崇曜陪同与义律谈判，签订《广州停战协定》。以后，耆英任两广总督办理战后对外交涉时，用伍崇曜为重要助手，并认为他熟悉外国情况，向清 推荐，委任他为“洋务委员”。

《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开放五口通商，广州的公行制度随之取消，伍崇曜由封建兼买办性官商转化为买办商人。道光二十九年春，广州反对外国侵略军入城斗争 时，两广总督徐广缙请伍崇曜向英国新任驻香港总督文翰及英商解释，伍崇曜表示暂时停止与外商贸易，要求英军放弃入城要求。后来英军慑于广州人民抗英力量的强大，不再坚持入城要求。反入城斗争胜利，使徐广缙及广东巡抚叶名琛晋爵受封赏。徐广缙同时奏请皇帝褒奖伍崇曜，说他“向为夷华各商所推重”，广东商界能够齐心“停贸以制夷，实该郎中伍崇曜一人之力”。因此，伍崇曜被皇帝“著加恩以道员不论双单月归部选用”，并“赏给三品顶带”。

咸丰四年（1854），广东天地会响应太平天国起义，起义军围攻广州时，伍崇曜带头捐款助军饷，并召募壮丁协助清军镇压起义军。这期间，伍崇曜“以输助军饷及调和中外事宜”有功，被清 赏给二品顶戴花翎及布政使衔。咸丰七年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广东巡抚柏贵令番禺知县李星衢请伍崇曜与联军议和。后柏贵成了地方傀儡政权头目，宠信伍崇曜。伍为联军统治出力不少。同治二年（1863）伍崇曜在广州病逝，死的时候市民“佥以死一大汉奸为幸”。

伍崇曜好画画，喜诗文，著有《茶村诗话》、《粤雅堂诗钞》。当时刻书的风气很浓，伍崇曜也雇请南海举人谭莹校刻《岭南遗书》59种343卷、《粤十三家集》182卷、《楚庭耆旧遗诗》74卷、《粤雅堂丛书》180种千余卷及《舆地纪胜》200卷等，总数达2400余卷。其所辑的多属广东地方文献及当时不传本，故有益于古籍的保存与流传。

伍崇曜（1819～1863）

清著名藏书家、实业家。原名元薇，一名绍荣。字紫垣，一字良辅。南海（今广州市）人。府学廪生。咸丰间因办理畿辅赈捐而赐举人。捐官为布政使和荣禄大夫等衔。父伍秉鉴，以洋商起家。家资巨富。他好学嗜古，遍收四部图书，建藏书楼有“粤雅堂”、“远爱楼”，藏书丰富，与康有为“万木草堂”、孔广陶“岳雪楼”、潘仕成“海山仙馆”合称“粤省四大家”。曾编纂有《远爱楼书目》，但未见其流传。广搜本省乡邦文献，于咸丰中辑有《岭南耆旧遗诗》、《岭南遗书》、《粤十三家集》。约请谭莹为之鉴别古籍，并协助他汇刻有《粤雅堂丛书》3编30集，收书159种（一说为180种）。自道光三十年（1850）至光绪元年（1875），陆续刊行，是清后期综合性大型丛书之一。每书均附跋文，叙述书记源流和作者生平。《粤雅堂丛书续集》收书50种，《岭南遗书》收书62种，《粤东十三家诗》182卷，《楚庭耆旧集》74卷等。还翻刻过元版王象之《舆地纪胜》200卷。刻印精雅。谭莹还为之撰有《粤雅堂记》、《南海伍氏所刻书跋总目》10卷，录其所刻四部书共259篇，现庋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编纂有《楚庭耆旧诗前集后集》、《茶村诗话》、《粤雅堂诗钞》等。

人物简介

嘉庆二十四年（1819）举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后赴贵州先后任荔波、贵筑知县，兴义、贵阳知府，再任广西左江、湖北安襄荆郧道员。河南开归陈许道任职。在河南时，每逢黄河

汛期，便率众督促加固堤坝，视察汛情，使当地百姓免受水患。后升任两淮盐运使、甘肃按察使、陕西布政使。在陕西时，与陕西巡抚林则徐友谊甚笃。道光二十九年（1848）升为江南河道总督兼漕运总督。咸丰五年（1855）卒于于江苏清江浦任所。

道光十八年（1838）为父守丧，家居时开始建“海源阁”藏书楼。服阕，调任河南开封陈许道员，后转任两淮盐运使、甘肃安察使。升任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后又代理陕甘总、江南河道总督。为官先重教化，后施刑政，人称有“两汉循吏风”。谥号“端勤”。葬于聊城城西田家庄。

杨以增一生热爱藏书。早在读书时即秉承父业立志藏书。道光五年（1825），开始收藏宋、元珍本秘籍。步入仕途后，多次易地任职，广交文士，接触和收集许多珍本古籍，道光十八年（1838）为父守丧，家居时开始建“海源阁”藏书楼。1840年 (道光二十年) ，家居为父守丧时得到文学家梅曾亮、包世臣协助，筹建藏书楼，取《学记》中“先河后海”语，为藏书楼取名“海源阁”。当时，清 统治腐败，社会动荡，官僚豪门历代收藏的典籍，常有散乱失落于民间者。杨以增利用居外为官之便，辗转于吴越间，将当地数百年保存的重要文献几乎尽数收集起来，以船沿运河运至聊城。杨以增还通过各种关系和不同渠道，不惜巨资购得不少私人珍贵藏书。太平天国起义时，他正在江苏清江浦任职，购得苏州著名藏书家黄丕烈大部藏书。黄氏系乾隆年间举人，喜欢藏书，搜集宋本图书百余种，专藏一室，名曰“百宋一廛”，又称“士礼居藏书”。杨以增得黄氏藏书，为海源阁藏书初步奠定了基础。之后，他又得鲍氏“知不足斋”、秦氏“石研斋”、惠氏“红豆山庄”、方氏“碧琳琅馆”藏书以及江都汪容甫、海宁陈仲鱼、阳湖孙渊如、大兴朱竹君等海内名家部分藏书，别辟书室曰“宋存书室”，藏天水旧籍，以元本、校本、影宋抄本附之。后又得宋本《毛诗》《三礼》《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命其室曰：“四经四史之斋”，使海源阁藏书日渐宏富。

杨以增收集、购买书籍时，特别注意鉴别书籍的真伪和收藏价值，大多经过梅曾亮、高均儒、吴熙载等文人、鉴赏家的鉴别，因此，所收购书籍大都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泾县包世臣结为文字交，后又聘请包世臣入其幕府，为他鉴定古书、字画。先后所收书达10余万卷，藏书楼为“海源阁”，取“涉海而能得所归者”之意。楼上藏宋元精椠，楼下为宋、元、明和清初版、殿版、手抄本；另将帖片、古物、字画贮于阁的后院，凡五间，皆至充栋。另辟有“宋存书室”，因得宋版书《诗经》、《尚书》、《春秋》、《仪礼》、《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遂称“四经四史之斋”。咸丰年间，江浙藏书家多不能自守，他乘机购得著名藏书家黄丕烈大部藏书，又得鲍氏“知不足斋”、秦氏“石研斋”、惠氏“红豆山庄”、方氏“碧琳琅馆”藏书以及江都汪容甫、海宁陈仲鱼、阳湖孙渊如、大兴朱竹君等海内名家部分藏书，并借主管河道之便，用粮船运至鲁，由此改变了我国藏书以江南为中心的格局，成为中国藏书史上与江南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搂”并峙，时称“南瞿北杨”。

子杨绍和撰有《楹书偶录》，刊有《海源阁丛书》，江标为其《宋元本书目》作序，洵一时之盛。藏书经杨绍和、杨保彝至杨敬夫，1930年被军阀、土匪掠劫损失大半，流散于他人者亦不少。经王献唐等人整理，归于济南市图书馆。陈登原在《古今典籍聚散考》中考其聚散流亡甚详。傅增湘著有《海源阁藏书纪要》。藏书影响

尤其得苏州黄丕烈“士礼居”藏书最多。其“海源阁”亦和陆心源“z宋楼”、瞿绍基“铁琴铜剑楼”、丁国典“八千卷楼”，并称为近代四大藏书楼。曾辑印《海源阁丛书》。杨以增之子杨绍和、之孙杨保彝均致力于藏书事业，“禀承家学， 一专于书， 搜罗典籍，不遗余力，孤本珍籍、精校名抄，乃悉集于聊城。”其子杨绍和，曾任翰林院编修、侍读，又得清室弘晓“乐善堂”藏书。其孙杨保彝，曾任山东省通志局会纂，又使藏书有所增加。(刘阶平《杨氏海源阁藏书楼概略与劫后之保存》)，使海源阁藏书在杨以增收藏的基础上益加宏富。 至清末，海源阁藏书达3236种，20余万卷，成为闻名中外的中国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

藏书印有“杨东樵读过”、“东郡杨氏鉴藏金石书画印”、“关西节度史”、“杨氏伯子”、“至堂”、“瀛海迁班”、“四经四史之斋”等数十枚。著《退思庐文存》，后人辑有《杨端勤公奏疏》。

海源阁所藏图书，在军阀兵乱和日军侵略中大部散失，少部辗转北京图书馆、山东图书馆保存。1986年，聊城（今东昌府区）市人民 在杨氏宅院故址重建海源阁。

清藏书家。字子贞，号东洲，一号猿叟（一作蝯叟）。道州（今湖南道县）人。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历充广东乡试考官、提督，擢四川学政，后被罢官。晚年主山东泺源、长沙城南、苏州扬州诸书院，提携后进颇多，博涉群书，于六经子史，皆有论述。尤精小学，旁及金石碑板文字。书法自成一家，上溯秦两汉古篆隶，下至六朝南北碑，皆心摹手追，草书尤为一代之冠。自父何凌汉（1772～1840）字云门，号仙槎，官至吏部、工部、户部尚书，曾收藏有北京朱筠的旧藏不少，建有藏书楼为“云腴山房”，收藏图籍万余卷，何氏藏书由此起源。至绍基时，南北藏书旧家，广为搜罗，一度藏书达到10万余卷，建有“云龙万宝书楼”、“惜道味斋”、“东洲草堂”。他既藏书又读书，考订有《礼经》、《水经注》，于《说文》考订尤深。校有《曝书亭记》。所藏书在辛亥革命后被变卖给长沙书贾谭厚坤，另一部分为叶启勋兄弟所收。著《惜道味斋经说》、《说文段注驳证》、《水经注勘误》、《东洲草堂诗文集》。子何庆涵（1821～1892），字伯源，继承藏书，作有《眠琴阁遗文》。何氏藏书印先后有“何凌汉印”、“道州何氏云腴山房”、“东洲草堂藏书画记”、“何绍基鉴藏”、“猿叟”、“眠琴阁珍藏”等。 何绍基虽出身官宦世家，然具有中国文人悲天悯人，关心民间疾苦的人文情怀，其诗作也富含朴素的哲学观点。　　

宿商家林

闻说频年苦旱荒，商家林子气苍凉。连宵滴透深秋雨，想到饥年饼饵香。

慈仁寺荷花池（四首录一）

坐看倒影浸天河，风过栏干水不波。

想见夜深人散后，满湖萤火比星多。

山雨

短笠团团避树枝。初凉天气野行宜。

溪云到处自相聚，山雨忽来人不知。

马上衣巾任沾湿，村边瓜豆也离披。

新晴尽放峰峦出，万瀑齐飞又一奇。 以下是部分书法作品展,供参观和了解

以下摘自《杭州市志——藏书家》

五、清　代

清代杭州的藏书事业进入鼎盛时期。赵氏“二林”（兄谷林、弟意林）的小山堂藏书数万卷，其中多精品，人称“谷林小山堂图籍埒于秘省”。

瓶花斋主吴焯，藏书既丰富又精良，在当时的藏书家中颇有声望。他搜集的《江湖集》有64家、95卷之多，所藏之书宋、辽、金、元、明五代齐全。吴焯死后，其子吴城、吴玉墀亦好藏书。乾隆修《四库全书》时，吴玉墀进呈佳本305种。

道古堂主杭世骏，“藏书之富，甲于武林”。王瞿《道古堂集序》说：“堇浦于学无所不贯，所藏书拥榻积几，不下十万卷”。他还建补史亭作藏书之用。

振绮堂主汪宪，乾隆年间著名藏书家之一。其子汪汝王粟继承父志，亦好藏书，乾隆修《四库全书》时，他呈书219种。据《振绮堂书目》载，汪家藏书有3300余种，65万卷之多。

知不足斋主鲍廷博，家藏书主要依靠收购和抄录当时两浙著名藏书楼的珍本异籍，藏书达万卷。乾隆修《四库全书》时，他命子进呈藏书626种。　

寿松堂主孙宗濂，以藏善本、精本闻名于世，所藏《汉书》（宋刊本）为当时仅见。孙宗濂死后，其子仰曾亦酷爱藏书，家藏益富。乾隆修《四库全书》时，应诏进呈藏书230种。

八千卷楼主丁丙为当时全国四大藏书家之一。八千卷楼是其祖父丁国典有感于北宋的先人丁顗有书八千卷而营建。历经父亲丁英和丁丙、丁申兄弟，藏书总数达20万卷，分建几处以藏之。丁丙兄弟在社会上影响最大的便是抢救和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

清末，杭州刘庄主人刘学恂也酷爱藏书，只要版本好，装帧考究，他就不惜重金收买。嘉定廖寿丰光绪年间在杭州做官，先后购及古籍200箱。另外，清代藏书家还有东啸轩主郁礼，掀托斋主汪日桂，开万堂主汪启淑，塘栖丹铅精舍主劳格，思茗斋主宋太樽，蒋村草堂主蒋炯，结一庐主朱学勤等。

六、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杭州收藏大户有70余家，其中最为著名有10余家。

杨复于民国10年(1921年)起收藏古籍，尤重全国府、县志书，共收善本5700多种，48,000多册。20年，其藏书出让给清华大学图书馆，清华为这批书特建专室珍藏。

东海藏书楼主徐则恂，有藏书2176种，5万余册。其中元刊本3种，明刊本300种，编有《东海藏书楼书目》。

九峰旧庐楼主王绶珊，收藏方志2800余部，其中明代编印的《山东通志》、《八闽通志》、《浙江通志》、《绍兴府志》、《宁波府志》、《湖州府志》等为世所罕见。

寒柯堂主余绍宋，曾主修《浙江通志》，藏书最盛时有五万余卷，多丛书和方志，尤重本省方志。

马一浮，亦极富藏书，其中不少来自岳父汤寿潜的赠予。他在其住处花港蒋庄设有专室，经、史、子、集俱全，中外图书皆藏，尤以佛学、经部为多。他去世后，所藏分别被中山大学、浙江图书馆、杭州图书馆收藏。

叶景葵是近代有影响的实业家，其家素有藏书。民国16～17年(1927～1928年)间，他购得吴昌绶出售的明刊旧抄40余种。其藏书中最为珍贵的稿本、校本为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手稿，钱大昕的《演易》手稿，惠栋的《周易本义辨证》手稿，王念孙、王引文父子合校的《管子》，顾千里的校《列子冲虚至德真经》等。

民国时期著名的藏书家还有诒庄楼主王修、铁如意馆主张宗祥、含嘉室主吴士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