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一样吗，字数就不一样。

在我国古代，要表述同一件事，用口头语言及用书面语言来表述，是不同的，例如，想问某人是否吃饭了，用口头语言表述，是“吃饭了吗？”，而用书而语言进行表述，就是“饭否？”。“饭否”就是文言文。我国的古代，所有的文章都是用书面语言写成的。所以，现在我们一般将古文称为“文言文”

古白话是唐宋以后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书面语。如唐代的变文，敦煌通俗文学作品，宋人话本，金元戏曲，明清小说等都是古白话的代表。古白话虽说是白话文，但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白话文，一般都是以口头语为基础而夹杂一些文言成分。即使是口语，由于区域性和时代性的差异，今天读起来也不那么容易，因此，我们称之为“古白话”（学术界一般把从晚唐五代开始直至“五四”时期形成的古白话称作近代汉语）。

文言文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作品中的语言。古白话是六朝以后以北方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为历代通俗文学所使用的书面语。文言文是古代汉语学习的主要对象，是我国古代文献资料所使用的一种最基本的书面语形式

汉语自古以来就有文言文和白话文之分，而文言文则是官方的语言，是公卿文人的文字语言。然而中国还存在并行的一套汉语，就是白话文，这是平常老百姓会话所用的语言，平民百姓不懂什么文言文，更不可能用文言文来作为日常会话，这个白话文才是中国历史上占绝对多数使用人口和使用频率的汉语。但同样不能说白话文是没有文字的语言。中国古代文字之多、音域之阔远远超出现代人所使用的狭小的几千个字的范围，现代文就是从这个平行的汉语中演变而来的。我们可以从现存的唐宋白话文文学、元代的戏曲、明代的象《三言两拍》等文学巨著中窥视到古代的白话文跟现代文其实并没有象跟文言文一样的太大的差别。如果不能考证它们的发音，起码它们的语法和文字的使用在纸面上是一目了然的。古代的白话文经五四的现代白话文到现代文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现代人把西方的语法给它做了条理化和增加了很多的词汇。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忽然变成了显学，传统文化忽然遭到学问家们的竭力鼓吹，与此同时，学问家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质疑。1994年7月创刊的《中华诗词》是中华诗词学会的机关刊物，这份刊物的发刊词出自硕学鸿儒之手，发表后被多家全国性媒体全文转载，在海内外造成相当大的影响。这篇文章指出，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文化的否定是矫枉过正了，因为新文化运动的缘故，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断层。出于为传统文化鸣不平的朴素情感而产生对新文化运动的怨念，这本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甲寅》、《学衡》派的流风馀响，并没有新鲜的东西，因此这种怨念依然是情感的而非理智的范畴，也就不可能导致对新文化运动的真正反思。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一件大事。它是一场真正的"灵魂深处的革命"。它向当时青年心中注入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将具有永远不能磨灭的价值，个性解放的精神激励着人们向吃人的集体主义文化传统发起挑战。但是可惜得很，新文化运动不久就转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救亡的呼声淹没了启蒙的呐喊，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最终成为主流。晚年胡适在回忆新文化运动之时，喟叹五四运动没有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当时青年受到多个政党的争取拉拢，都对政治发生了兴趣，从而使得启蒙的效用大大削减了。（《胡适口述自传》第九章）后来的研究者多不以胡适此说为然。一般的观点认为救亡压倒启蒙是由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所决定的，不是哪个或哪些政治势力的问题。我也不能赞同胡适的这个观点，但是我反对的理由与衮衮诸公殊有分别。我认为，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没有完成解放人性、倡导自由的初衷，实是因为它的手段根本就错了，新文化运动的本质，是想通过以白话文运动为先导，对社会最大多数人士进行自由主义的思想启蒙，然而，这种手段却是极端错误的。

新文化运动是从文学领域的白话文运动开始的。白话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胡适本人并不懂文学，他也没有什么文学的才华，无论是对文学作品的赏会还是自身的创作，都只能表明他是一位文学的门外汉。胡适在本质上是一位政治哲学家，他之所以要选择掀起一场文学领域的革命，是因为从他的实用主义世界观出发，认定文学是对大多数人进行宣传教育的最好的工具，要想很好地宣传他的信仰，就只有进行文学语言的变革。因此，白话文运动的实质不是文学领域的风格转型，而是一种语言推翻另一种语言的政治意味十足的暴烈的行动。白话文运动意味着，大众的语言要取代知识精英的语言成为统治的语言，知识精英必须放下架子，投入到向人民大众语言学习的热潮中去。而正是白话文运动的这一本质，决定了新文化运动必然要陷入泥沼，也决定了此后八十年中国的历史。�

无论是早先的林纾还是后来的吴宓、梅光迪，他们对于文言文的维护和对于白话文的抨击都集中在文言与白话孰优孰劣的问题上，他们错误地认为白话文运动是一场文学运动，因此文言与白话孰优孰劣的问题最终就变成文言和白话孰更适宜文学表达的问题，这样文不对题当然不可能赢得论战的胜利。胡适们的倡导白话文，其实何尝有改革文学的志向？他们所希冀的，是知识精英都写人民大众看得懂的文章，这样，人民大众也就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知识精英的优秀思想，从而上升到和知识精英一样的层次。然而，这只能是一种传教士式的天国梦想。

没有任何实例能够支持大众可以被启蒙的见解。就算少数才智卓绝的人士可以通过接受良好的教育而接近真理，大多数平庸之辈在面对优秀的思想时显得冥顽不灵地固执。文言文是一种需要长期的训练和大量的知识阅读才能掌握的语言，这样，操文言者与操白话者之间就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阶级鸿沟，文言文为知识精英和无知大众之间划清了界限。本来，由于文言文这个堡垒的存在，知识精英和无知大众之间根本没有交流的可能，但白话文运动却拆除了这个堡垒，使得知识精英和无知大众处在同一屋檐下。叔本华指出："每个社交聚会一旦变得人多势众，平庸就会把持统治的地位。社交聚会之所以会对才智卓越之士造成伤害，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获得了平等的权利，而这又导致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提出了同等的权利和要求，尽管他们的才具参差不一。接下来的结果就是：人们都要求别人承认他们对社会作出了同等的成绩和贡献。所谓的上流社会承认一个人在其他方面的优势，却唯独不肯承认一个人在精神思想方面的优势；他们甚至抵制这方面的优势。社会约束我们对愚蠢、呆笨和反常表现出没完没了的耐性，但具有优越个性的人却必须请求别人对自己的原谅；或者，他必须把自己的优越之处掩藏起来，因为优越突出的精神思想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对他人的损害，尽管它完全无意这样做。因此，所谓‘上流'的社交聚会，其劣处不仅在于它把那些我们不可能称道和喜爱的人提供给我们，同时，还不允许我们以自己的天性方式呈现本色；相反，它强迫我们为了迎合别人而扭曲、萎缩自己。"（《人生的智慧》146页，韦启昌译，上海人民 2001年9月）正是这样。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就好像是一次聚会的召集者，知识精英只能为了迎合无知大众而扭曲、萎缩自己。陈独秀和胡适到晚年都认识到了这个严重后果，但是他们没有想到，那是白话文运动种下的恶因。�

胡适们仅仅把语言看作是交流的工具，他们并不知道，语言本质上表现为一种权力关系。语言是有阶级性的，由于用文言文作为统治阶级的专用语言，这样中国社会就保证了社会的主流话语始终掌握在知识精英的手中。白话文运动的胜利不但是一种语言类型的胜利，更是一个阶级的胜利，在无知大众胜利的同时，知识精英被赶出了本由自己统治的语言圣殿。如果说那些失去了自己的国家的民族，没有了自己的语言，也就没有了自己的民族记忆，知识精英没有了自己的语言，也就不再能够作为独立的阶级存在。从白话文运动胜利的那一刻开始，知识分子就只能作为依附阶级而存在。而对于一个健康、合理的社会来说，知识分子绝对应该是社会的唯一的统治阶级。�

白话文运动的胜利，即是民主思潮的胜利。在文言文尚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作为统治阶级的知识精英只要对天命负责，而白话文成为僭主后，民众的意欲是社会是非的唯一指向。殊不知西方所谓的民主，是公民（burgess）当家作主，而公民和中产阶级（bourgeois）同义，公民当家作主，是与贵族专制相对立的概念，是作为知识人的中产阶级要求更多政治权利的观念的集中体现，而中国的政权从来都对所有知识精英开放，只有有知与无知的对立，没有世袭特权与永被奴役的对立，中国的民，不是和贵族对立的burgess，而是和知识精英对立的愚民。白话文运动让这些愚民有了自由言说的权利。既然他们在人数上占了压倒多数，他们就可以自由地发表那些愚昧的见解，并将之定义为真理，他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欲选择迎合他们低级趣味的观点，而对真正优秀的思想说三道四，甚至往往对优秀的人物杀之而后快。白话文运动的最终结果，就是这些无知大众当家作主，这就好比把一个重病人交给跳大神的神汉去治疗，安得不受其害！

首先要明白一个概念噢。

文言文一般是指以汉语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而形成的书面语，所以看起来很高大上，但是在日常生活中说出就显得不搭调了。

白话文则是更贴近于口语，更生活化，没有经过什么加工，所以看起来很好理解。

三国演义是小说，属于白话文。当然其中有部分情节也是用了文言文的，但是还是以白话文为主。

而与之相对的三国志，也是完全的文言文，毕竟它是比较严谨的史料，所以语言措辞需要更多的加工

有问题继续问

古代人说话用白话文。

古人的普通话与我们现在有很大的不同，不仅是发音方面，词汇的组成和含义也有很大的差别。

先秦时期的文学著作非常精简，例如《春秋》记录了鲁国三百年的历史也不过一万八千字，古代的文言写作技巧掌握在读书人手里，而古代的识字率大多在10%以下，先秦的时候也就在2%左右，大多数老百姓根本不懂文言文，不会文言文也要说话交流，用的就是当时的白话文。

到了后来口语发生变化，才渐渐的从日常生活中消失，变成了专门用来书写的文体。唐朝时期开始文白参半就开始流行起来，所以白话文开始逐步走进文学作品之中。明清时期的话本小说里面的文字就已经比较白了。

西晋到宋朝期间，因为北方一直被异族统治，南方汉人也是和少数民族杂居，所以中国人的口音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北方人的语言开始被胡化，到隋唐南北统一时期，虽然他们语言还是文言文，但学习文言文的难度已经很大了。

明清时代，古汉语与现在的发音已经很小了，语法区别也不大，这个时期士大夫们书面语还是文言文，难度与现在一样，但是底层文人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也就是典型的古白话。

扩展资料：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不主义”，倡导“活文学”，是整个白话文运动的滥觞。同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与之呼应。

1920年1月，依当时的教育部颁令，凡国民学校年级国文课教育也统一运用语体文（白话）。

-白话文

-文言文

1 胡适在和自己学生辩论文言文和白话文哪个更简洁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最早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之一，由于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白话文是新生事物，当时社会上对此的反对异常激烈，反对白话文运动的有大学者吴宓、黄侃、林纾、梅光迪、章士钊等人，尤以黄侃为最。

黄侃乃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大弟子，恃才傲物，其狂妄与尖刻是出了名的。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胡适问他何出此言，黄侃正色回答道：“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名叫‘胡适’，而应该名叫‘到哪里去’。”此言一出，他仰天打三个哈哈，胡适则气得脸都白了。

又一次，黄侃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文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仅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这一次，胡适回击了，而且巧妙得令人拍案叫绝。也是在课堂上，胡适大讲白话文的好处时，有位同学不服气地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一点缺点都没有吗？胡适微笑道：没有。这位学生想起黄侃关于文言文电报省钱的论调来，反驳道：怎会没有呢，白话文语言不简洁，打电报用字就多，花钱多。胡适说：不一定吧。要不我们做个试验。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便发电报拒绝了，复电便是用白话文写的，而且非常省钱。同学们如有兴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拟一则电文，看看是白话文省钱，还是文言文省钱。

同学们果然纷纷拟稿，最后胡适从电稿中挑出一份字数最少的且表达完整的，其内容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胡适念毕，不无幽默地说：“这份电稿仅12个字，算是言简意赅，但还是太长了，我用白话文只需5个字：干不了，谢谢。”随后胡适解释道：“干不了”，已含有才学疏浅、恐难胜任的意思，而“谢谢”既有对友人费心介绍表示感谢，又有婉拒之意。可见，语言的简练，并不在于是用白话文，还是用文言文，只要用字恰当，白话文能做到比文言文更简练。

胡适一番精辟的阐述，是对黄侃“文言文电报省钱”之论调的回马一枪。同学们听后不由得纷纷点头赞同。在胡适等的不懈努力下，白话文最终取代了文言文。

2 文言文与白话文

一、文言是以先秦时期口语为基础形成的书面语，词汇特点是单音节词为主，因此文句显得简短精炼。译成双音节词为主的现代汉语（白话文）时，自然白话文的字数要多出许多。

二、语言随时代发展而发展，但文言成为书面语后就逐步与口语脱离。形成口语与书面语相背离的状况，时代越晚，与口语的距离越大。人们用当时口语思维，而要用古代书面语表达，自己在大脑里就需要一个翻译转写的过程，这个过程还需要长期的学习训练才能较好掌握。你现在学习文言就是这样的过程。而人们在表达时还是希望书面语和口语接近一些，因此，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我们就可以见到一些作品加入了大量的口语成分，形成了和文言文不同面貌的书面语——古白话。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就逐渐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书面语体系。

三、清朝中晚期，中国积贫积弱，受尽西方列强欺凌。人们在反思和寻求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人们最直接的交际工具、思维工具——语言。张中行《白话和文言》里说：“五四”文学革命，攻击文言是死文字，主张改用白话写。白话和口语究竟是什么关系，没有明确说。但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里有这样的话：“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现在看来，有些意思，当时大概没有想清楚，或至少是没有说清楚。例如反对文言，问题的核心是，用笔写，应该不应该脱离通用的口语。如果不应该，那就大至写国史，小至写便条，都应该用白话；张口闭口总是“文学”，是把问题缩小了，或者看偏了。其次，即使照口语写是好作品的条件，也只能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足条件；只要是白话作品必优越的看法分明是偏见。这里还是只谈言文一致问题，他们一再推崇“言文合一”，可见他们心目中的一致是“道理上”应该一致。

言文一致，不让书面语脱离口语，有可以加快学习文化进度，可以更好的表达思维，有利于开发民智等好处，这对当时文盲遍地的社会状况的确有针对性。

还是张中行《白话和文言》里说：“挑起白话的大旗，扬言不再用文言，是从民国初年开始。这样做，是旧的一团糟，因为君主专制的结束，西方文化所谓德、赛二位先生的输入，而成为更加明显。糟，要挽救，办法当然是除旧布新。旧的包括许多方面，有些知识分子看到文言，当时称为“文学”，觉得内容和表现形式都很坏，于是主张改用白话。这样，白话起兵反对文言，动力其实有内外两种；如果分为远近，内因是远的，外因是近的。这近因，直截了当地说，是觉得西方言文不分家的办法好，我们应该照办。如胡适在《逼上梁山》（见《四十自述》）一文里说：“若没有各国的活语言作新工具，若近代欧洲文人都还须用那已死的拉丁文作工具，欧洲近代文学的勃兴是可能的吗？”此后不久，他就提出九点意见，其中第一条是“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第二条是“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他说这些话是在美国，时为1916年。差不多二十年之后，他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言》，说到白话文学运动的三种最重要的原因，第三种是：“我们的海禁开了，和世界文化接触了，有了参考比较的资料，尤其是欧洲近代国家的国语文学次第产生的历史，使我们明瞭我们自己的国语文学的历史，使我们放胆主张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学革命。”“和世界文化接触了”这句话说明了革新的动力是外来的。其实，当时的起兵以及其后的胜利，专就参与的人说，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因为那绝大多数是喝过洋墨水的。这外来的动力有厌恶一切传统文化的色彩，而突出地表现为反对文言，如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八不主义”，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不做“无病 ”的文字，不用典，不用套语烂调，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不摹仿古人，不避俗话俗字，就是对文言说的。”

要全面把握这个问题，需要更深入的学习和思考。建议先读一读上面两次提到的张中行先生的著作《白话和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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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言文与白话文

一、文言是以先秦时期口语为基础形成的书面语，词汇特点是单音节词为主，因此文句显得简短精炼。

译成双音节词为主的现代汉语（白话文）时，自然白话文的字数要多出许多。 二、语言随时代发展而发展，但文言成为书面语后就逐步与口语脱离。

形成口语与书面语相背离的状况，时代越晚，与口语的距离越大。人们用当时口语思维，而要用古代书面语表达，自己在大脑里就需要一个翻译转写的过程，这个过程还需要长期的学习训练才能较好掌握。

你现在学习文言就是这样的过程。而人们在表达时还是希望书面语和口语接近一些，因此，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我们就可以见到一些作品加入了大量的口语成分，形成了和文言文不同面貌的书面语——古白话。

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就逐渐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书面语体系。 三、清朝中晚期，中国积贫积弱，受尽西方列强欺凌。

人们在反思和寻求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人们最直接的交际工具、思维工具——语言。

张中行《白话和文言》里说：“五四”文学革命，攻击文言是死文字，主张改用白话写。白话和口语究竟是什么关系，没有明确说。

但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里有这样的话：“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

“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现在看来，有些意思，当时大概没有想清楚，或至少是没有说清楚。

例如反对文言，问题的核心是，用笔写，应该不应该脱离通用的口语。如果不应该，那就大至写国史，小至写便条，都应该用白话；张口闭口总是“文学”，是把问题缩小了，或者看偏了。

其次，即使照口语写是好作品的条件，也只能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足条件；只要是白话作品必优越的看法分明是偏见。这里还是只谈言文一致问题，他们一再推崇“言文合一”，可见他们心目中的一致是“道理上”应该一致。

言文一致，不让书面语脱离口语，有可以加快学习文化进度，可以更好的表达思维，有利于开发民智等好处，这对当时文盲遍地的社会状况的确有针对性。 还是张中行《白话和文言》里说：“挑起白话的大旗，扬言不再用文言，是从民国初年开始。

这样做，是旧的一团糟，因为君主专制的结束，西方文化所谓德、赛二位先生的输入，而成为更加明显。糟，要挽救，办法当然是除旧布新。

旧的包括许多方面，有些知识分子看到文言，当时称为“文学”，觉得内容和表现形式都很坏，于是主张改用白话。这样，白话起兵反对文言，动力其实有内外两种；如果分为远近，内因是远的，外因是近的。

这近因，直截了当地说，是觉得西方言文不分家的办法好，我们应该照办。如胡适在《逼上梁山》（见《四十自述》）一文里说：“若没有各国的活语言作新工具，若近代欧洲文人都还须用那已死的拉丁文作工具，欧洲近代文学的勃兴是可能的吗？”此后不久，他就提出九点意见，其中第一条是“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第二条是“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

他说这些话是在美国，时为1916年。差不多二十年之后，他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言》，说到白话文学运动的三种最重要的原因，第三种是：“我们的海禁开了，和世界文化接触了，有了参考比较的资料，尤其是欧洲近代国家的国语文学次第产生的历史，使我们明瞭我们自己的国语文学的历史，使我们放胆主张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学革命。”

“和世界文化接触了”这句话说明了革新的动力是外来的。其实，当时的起兵以及其后的胜利，专就参与的人说，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因为那绝大多数是喝过洋墨水的。

这外来的动力有厌恶一切传统文化的色彩，而突出地表现为反对文言，如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八不主义”，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不做“无病 ”的文字，不用典，不用套语烂调，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不摹仿古人，不避俗话俗字，就是对文言说的。” 要全面把握这个问题，需要更深入的学习和思考。

建议先读一读上面两次提到的张中行先生的著作《白话和文言》。from=like&retcode=0。

4 语文教材《胡适的白话电报》原文是

三十年代初，胡适在北京大学任教授讲课时他常常对白话文大加称赞，引起一些只喜欢文言文而不喜欢白话文的学生的不满 一次，胡适正讲得得意的时候，一位姓魏的学生突然站了起来，生气地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毫无缺点吗？”胡适微笑着回答说：“没有”那位学生更加激动了：“肯定有！白话文废话大多，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胡适的目光顿时变亮了轻声地解释说：“不一定吧！前几天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请我去 部门工作，我决定不去，就回电拒绝了复电是用白话写的，看来也很省字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个意思，用文言文写一个回电，看看空间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胡教授刚说完，同学们立刻认真地写了起来 十五分钟过去，胡适让同学举手，报告用字的数目，然后挑了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电报稿，电文是这样写的： “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白话文的意思是：学问不深，恐怕很难担任这个工作，不能服从安排 胡适说，这份写得确实不错，仅用了十二个字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五个字： “干不了，谢谢！” 胡适又解释说：“干不了”就有才疏学浅、恐难胜任的意思；“谢谢”既对朋友的介绍表示感谢，又有拒绝的意思所以，废话多不多，并不看它是文言文还是白话文，只要注意选用字词，白话文是可以比文言文更省字的。

5 白话文好还是文言文好

那按照你说的，我也讲个故事吧。

五四时期，胡适积极倡导白话文运动。一次，胡适在北大讲课，有位同学站起来责难道：“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丝毫的缺点吗？”胡适微笑着回答：“没有的。”那位同学反驳道：“肯定是有的。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

胡适依旧柔声细气地说：“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复电是用白话文写的，看来也很省字省钱。同学们如有兴趣，可根据我不愿意从政的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咱们比较一下，看看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

十分钟后，大家挑选出一份用字最少、表意完整的文言文电稿，其内容是：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不无幽默地说：“这份复电写得确实简练，仅用了12个字，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

随后，胡适解释说：“‘干不了’即含有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之意；‘谢谢’则既含有对友人费心介绍的感谢之情，又有暗示拒绝从政之意。可见，语言的精练与否，不在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差别。”

6 对于白话文替代文言文,你是否同意,请说明理由

不同意，文言文应该代替白话文九十多年前的这个时间，中国作为一只臃肿的猪在众多的外国的屠刀下经历着各种各样的难以忍受的和我们羞以启齿的灾难在那样的情况下，胡适挥舞着白话文的大旗招徕诸多文人骚客对文言文开战他也许不知道自己对伟大的中华文明造成了多大的创伤，是的，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了，但历史知道，也一定会给他的这一莽夫的行为作一个极为客观的评价其实，在今天，一些东西已经表现出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特别是典籍，却已真的走道了绝境的地步我希望这是处于绝地而后生，而绝非新疆虎灭迹前的那一场风沙我多么希望我言过其实，是杞人忧天然而恰恰不是自从鲁迅，矛盾，巴金，冰心，老舍，当然还有胡适，林雨堂，梁实秋这诸多国文大师羽化后，中国的大师级任务还有几名诺贝尔文学奖又何曾垂青过我们这东方千年繁荣文化的泱泱大国那李敖不过象我们**界去冲击那奥斯卡似的，一相情愿，自以为是；犹如美女给你的一个想入非非的眼神不知道自己干多少活，还不清楚自己吃几碗干饭吗？这一切其实都源于胡适的那一场牛X烘烘的白话文运动你想一下：他们自己接受的什么文化教育，难道是白话文教育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宁愿愚蠢的无条件的去接受这白话文运动，而绝没有半句这看似牢骚般的肺腑之言胡适小时，熟读经书，在浓厚的文言文的教育环境下长成，那个时代的哪位大师级人物，不是先读中华优秀文化典籍，后或发奋或潜力挥发，才成为以文化扬名于那一时代，甚至名垂千年的他们只是博学的象征，只是文化的代表，是文化的权威但他们没有权利剥夺了我们甚至还要远久的后人的接受文言文教育环境的机会，不要以为你在一方面可以，就认为你在任何方面都行然而，他们却这样办了，而且，还要也功臣的地位自居，这是历史上又一巨大的欺骗，让我们去揭露那弥天的谎言，给他以真实的面目不要再让罪恶的人去拥有花环，给他应有的镣铐文言文，我们千古文化的结晶，它是将语言文字浓缩到极至且不失丰富的含义，而且琅琅上口，这么优秀的传统的东西，我们不去珍惜，不去掌握，非得等它消失了再去流那几滴悔恨的和鼻涕差不多的东西吗而白话文，我们整天都在说，都在讲，一辈子都在用实践去学习的东西难道还要将大量的时间在浪费在上面吗！而作为艺术宝库的文言文即使将每天花在语文课的时间都用在这都不足为过要传承好历史的东西，你自己都没有掌握好，怎么承以先人，传以后代做前人文化的好子孙，只有这样了也许，有人还认为，语文教育中有关于文言文的教育但那些东西够吗？今年的还没记住，去年的却早已忘光，这样犹如黑大瞎子掰棒子似的学习，就是你在聪明，你能确保文言文再传千年吗？到那时，会读几首唐诗的人就会成为一代大儒了语文课，应是文言文的殿堂语文教育，文言文代替白话文教育刻不容缓。

1、定义不同

古代汉语：古汉语分为书面语和口头语两种，由于古代人民的口头语言，现在已经无法听到，我们常说的古代汉语只指书面语言。

古白话文：古白话是汉魏以来，随不同时代实际语言发展而变化的较切近口语的语言。如唐代的变文，敦煌通俗文学作品，宋人话本，金元戏曲，明清小说等都是古白话的代表。

2、特点不同

古代汉语：言简意赅。字少但表达的意思明确，准确，不罗嗦、不赘述。单音词占优势，向双音词发展，一词多义的现象极为普遍。

古白话文：比白话小说精炼。

3、起源不同

古代汉语：古代的汉语的书面形式从有文字记载到五四运动，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一般可以把古汉语分为远古、上古、中古、近古四个时期。

远古指从殷商时期，上古指的是周秦两汉时期，中古指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时期，近古指的是元明清时期。

古白话文：古白话是唐宋以后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书面语。如唐代的变文，敦煌通俗文学作品，宋人话本，金元戏曲，明清小说等都是古白话的代表。

古白话虽说是白话文，但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白话文，一般都是以口头语为基础而夹杂一些文言成分。即使是口语，由于区域性和时代性的差异，今天读起来也不那么容易，因此，我们称之为“古白话”。

参考资料：

-古代汉语

参考资料：

-古白话

　　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的区别，只有语言有所不同，在内容和题材方面都是相同的。

　　1、相对文言文而言， 白话文是接近日常生活语言的文字表达方式。从词汇、句法、韵味等方面看，显然与文言有区别的，是白话。

　　2、汉语自古以来就有文言文和白话文之分，而文言文则是官方的语言，是公卿文人的文字语言。然而中国还存在并行的一套汉语，就是白话文，这是平常老百姓会话所用的语言，平民百姓不懂什么文言文，更不可能用文言文来作为日常会话，这个白话文才是中国历史上 占绝对多数使用人口和使用频率的汉语。但同样不能说白话文是没有文字的语言。中

　　3、国古代文字之多、音域之阔远远超出现代人所使用的狭小的几千个字的范围，现代文就是从这个平行的汉语中演变而来的。我们可以从现存的唐宋白话文文学、元代的戏曲、明代的象《三言两拍》等文学巨著中窥视到古代的白话文跟现代文其实并没有象跟文言文一样的太大的差别。如果不能考证它们的发音，起码它们的语法和文字的使用在纸面上是一目了然的。古代的白话文经五四的现代白话文到现代文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现代人把西方的语法给它做了条理化和增加了很多的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