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编的《别录》是中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

他死后，刘歆子承父业编辑《七略》是我国第一部分类法。

东汉的班固十分赞赏刘向目录思想，在《七略》基础上编著《汉书 艺文志》，开创史志目录的先例。

魏晋南北朝时，荀勖依刘向《别录》整理宫中图书，编著《中经新簿》，开创了中国古代图书四部分类法和史部在目录分类体系中的独立设置。

到南宋时，郑樵对目录学又有新的发展，他的学术思想为“会通”，“求是”和“创新”，其目录学思想主要表现在《通志》的《校仇略》，《艺文略》，《图谱略》中，提出“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形成详明图书类例。

清代朝廷编纂《四库全书总目》，在目录体例、提要撰写、文献考订方面有独特成就，在文献分类方面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对后来的目录学以颇大影响，为今人查考古代文献提供方便，一些学者把阅读该书视为读书治学的门径。章学诚是中国古代目录学思想集大成者，他的哲学思想是“道不离器”，学术观点是“六经皆史”，他的《校仇通义》是目录学理论专著。章学诚继承和发扬刘向、刘歆、郑樵的目录学思想，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高度概括中国古典目录学的精华，他提出撰写类叙和提要、编制索引、采用互著和别裁等方法，提高目录学的价值，推动了目录学的理论研究。

中国近代目录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目录学的影响，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图书分类体系，对所译西学书分类、编目，以崭新的近代学科类别作分类标准，打破传统著录法，在分类方面：分西学、西政、杂类三大类，打破“四分法”永制，具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图书的雏型，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在中国近代目录学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现代目录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当属姚名达，他提倡主题目录，精撰解题，排架目录与寻书目录分开，前者按分类，后者按主题。在其《中国目录学史》中批评现代目录学效西方之法，而把中国古代的目录学优点丢失，主张中西兼容，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开创发展中国目录学。余嘉锡在其《目录学发微》中发展了章学诚的观点，认为在目录体例中，篇目、小序、叙录等都是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目录必须具备这些内容，才能发挥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杜定友等受国际影响，具有目录学的纲纪群籍，薄属甲乙之学，注重目录学的检索思想。中国现代早期目录学主要是对国外目录学的学习及中国古代目录学思想总结。

开宝四年(971年)，皇帝发布“访医术优长者诏”以集中著名医学家；太平兴国六年(981)发布“访求医书诏”，大量“购求医书”，并明确规定凡献书在200卷以上者，均给奖励；公元1026年，宋政府又下令全国，再次征集医药书籍，并令医学家、目录学家于国家图书馆内予以整理。《宋史·艺文志》等所收载的医药卫生保健书目达590部，3327卷之多。这些措施使国家藏书在多年战乱之后，又达到了更加丰富的水平。为了能使如此众多的医药书籍更多地为宋代的医药卫生事业服务，他们召集知名医学家在全面整理编目的基础上，于公元1057年由政府正式下令在京城设立了“校正医书局”，这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的创举。

越来越多的古籍向公众开放，得益于古籍数字化的不断推进。

1、古籍数字化简介

数字化是古籍再生性保护的重要手段。古籍数字化是对古籍或古籍内容的再现和加工，属于古籍整理的范畴，是古籍整理的一部分，代表着古籍整理的未来方向。

2、古籍保护的类型

古籍保护主要有两种：一是原生性保护，二是再生性保护。

原生性保护是指不改变原件载体情况下，对古籍进行修复、加固及改善藏书环境；再生性保护是指通过现代技术、数字化手段将古籍内容复制或转移到其他载体，以达到对古籍长期保护与有效利用之目的。

3、古籍数字化未来发展的趋势

按数字图书馆模式对古籍数字化进行组织；建立古籍整理的自动完成集成系统；检索系统和支持系统研究将成为重点；国家对数字化古籍资源进行整体规划，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人才培养势在必行；古籍数字化项目的国际性合作将是未来发展的目标。

古籍数字化的意义

一、保护和保存文化遗产

古籍档案数字化可以将珍贵的古代文献和书籍转化为数字形式，使其得到更好的保存和保护。数字化可以减少原始文献的使用和磨损，从而降低文献的损坏和丢失的风险，保护珍贵的文化遗产。

二、方便公众获取和使用

通过数字化，古籍文献和书籍可以在互联网上进行公开发布，公众可以方便地获取并使用文献和书籍。数字化形式也提供了更好的搜索和索引功能，让读者可以更快地找到需要的信息。

三、促进学术研究

数字化的古籍文献和书籍可以为学者和研究人员提供更多的研究材料，以便更深入地研究历史、文化、语言、社会等方面。同时，数字化也提供了更好的方式来存储和共享学术研究成果，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

四、推动文化交流

数字化的古籍文献和书籍可以为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更好的途径。数字化可以消除时空限制，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不同文化的精髓，推动跨文化交流和理解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