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的一天， 安徽六安市城东某工地上 ，工人们在施工时 意外挖出了颜色特别的泥土。

周围的土壤基本都是深**的，工人们挖出的泥土却有几种不同的颜色。

工地上的管理人员见状，心里“咯噔”一声， 怀疑他们这是挖到古墓 ，于是连忙叫停施工，并通知了当地政府。

该市文物局派出的考古小队赶赴现场勘测后发现，挖出来的泥土是 五花土 ，确定下面的确有古墓。

保护性发掘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考古小队在古墓中发现了 大量精美的陪葬品 。

但是让所有人惊奇的是， 墓主人的棺椁明明保存完好， 他的头颅却不见了踪影。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是被人盗走了吗？

墓主人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死的呢？

2011年，安徽六（lù）安市城东经济开发区准备修建一座游乐园，以此来吸引更多的游客。但是在4月的一天，当工地上的工人们像往常一样开始了日常作业时，却发现今天挖出来的土壤很奇怪。

当地的土壤颜色基本都是深**的，工人们挖出的土壤却不止深**一种颜色。

工人们好奇地围着那些泥土看，工地上的管理人员闻讯赶来，却露出大吃一惊的神色。管理人员也算是见多识广，这类事情就算没有见过，也听说过不少了， 立刻意识到他们可能是挖到古墓了。

管理人员也顾不上其他，连忙将工地上的所有工作都叫停，然后赶紧打电话上报给当地政府。六安市的文物局很快又从当地政府这边获知了消息，迅速派出一支专业性很强的考古小队，火速前往现场。

当随队而来的考古专家看到那些挖出来的泥土后，立刻判断这些泥土是五花土，常见于土坑墓中，并很肯定地表示工地下面确实存在古墓。在进一步实地勘测后，考古小队更加惊喜了， 因为他们发现工地上五花土的分布面积很大，这也意味着下面古墓的面积也绝对不小。

工地工人们的施工已经将古墓的封顶挖开了，考古小队还找到了一个盗洞， 不过这伙不知名的盗墓贼只往下挖了3米就停手了， 若是他们再坚持几米，大概就能找到古墓的主墓室了。

由于古墓已经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于是保护性发掘工作火速展开。

在将下面的古墓挖开后， 考古小队先后发现了两个墓室，彼此之间相隔只有10米。 其中一个墓室长约7米，宽5米，被考古小队暂时命名为 m566 ，另一个墓室长9米，宽6米，被暂时命名为 m585 。

考古专家推测，这座古墓应该是一座夫妻合葬墓，至于是否如此，需要进一步开棺验证。不过在此之前，因为这里泥土比较潮湿，古墓中存有大量积水，在正式挖掘之前，需要先将这里的积水清理干净。

考古小队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先清理了外藏室的积水，发现了大量的陪葬品。

只是它们身上大多裹着淤泥，考古队员们不得不用软毛刷和喷壶一点一点清理，使得这些陪葬品慢慢露出了造型精美的真面目。

根据发掘出来的陪葬品判断，考古专家认为这座古墓建于战国时期，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 历史 了。

那个年代流传下来的史书古籍并不多，我们想要了解那个年代，只能通过发掘同时期的古墓，研究其中的墓葬文物。

而在六安的这座双墓中出土的陪葬品种类丰富，有大量的的陶制品和漆器，其中还有一个非常显眼的陶鼎，是已经出土的其他战国时期陶鼎的两三倍大，这样的大型陶皿在皖西地区还是第一次。

此外，考古小队还发现了5块铜镜， 其中有一块直径27厘米的青铜镜，背后铸有6个变形的“山”字和精美的图案。

这种山字纹镜是战国时期最为流行的铜镜类别之一，六安双墓中出土的铜镜有4块都是山字纹。

六“山”镜纹主要出现在战国晚期，纹饰布局和手法都体现了浓厚的楚国人的审美高度，这进一步印证之前对此类铜镜的一贯判断， 也帮助考古专家确定这是战国晚期楚国人的古墓。

确定了古墓时代之后并不意味着结束，随后需要确定的，就是墓主人的身份了。

在将外藏室的积水排空后，由于m566规模相对较小，于是考古小队就先从m 566开始入手，先后开启两口棺椁。

让考古小队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先打开的m566棺椁中的遗骨颜色发黑 ，让人第一反应就是该棺材的主人是中毒而亡。 而后打开的m585棺椁中，墓主人的遗骨颜色相对正常， 但他的头颅却不翼而飞。

考古小队再三确认，这口棺椁之前密封完好，没有盗墓的痕迹。 难道说，当年墓主人在下葬的时候，遗体就缺少头颅吗？

怀着疑问，考古队员们开始了进一步的研究。

他们发现，m566中的墓主人年纪大概在35岁，遗骨的盆骨短而宽阔，锁骨和肢体骨骼比较纤细，显然是一位女性，那四面山字纹的铜镜就是她的陪葬品。

m585中缺少头颅的骸骨则显然是位男性，大概在35岁到39岁之间，遗骨拼接起来后显得十分高大。 两位墓主人一男一女，年龄也比较接近，墓中陪葬品又多是成对出现的，看来这处双墓应该就是夫妻合葬墓了。

而在墓室中，考古专家总共发现了10个仿铜陶鼎。这样的仿铜陶鼎在战国年间非常流行，但是10个陶鼎与当时的礼制严重不符合，因为只有天子才能用九鼎，诸侯都只能用七鼎。

不过考虑到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那么这里的10个鼎大概就是男女墓主人一人五个，也就是说对照的是战国时士大夫的规格。

让人疑惑不解的是， 考古小队还在墓中发现了装有动物骨骼和汤水的陶罐。 墓葬保存完好，这些“骨头汤”肯定不是后来跑进来的动物，也就是说这些陶罐是随墓主人一起下葬的。

饶是经验丰富的考古专家，也一时想不清楚这些陶罐是做什么用的， 难道是某种祭祀仪式吗？

经过研究，考古专家发现这些动物骨骼属于牛和猪， 那些汤水也并非“骨头汤”。

大概是在两位墓主人下葬时，主持葬礼的人下令宰了一头牛和猪作为祭祀，然后再将它们分割开，分别装在不同的罐子里，与墓主人一起埋进了墓葬中。

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罐子里的动物肉和内脏都腐烂消失，同时因为当地土壤潮湿，积水慢慢填满了罐子，这就形成了千百年后的我们看到的罐中“骨头汤”了。

而在男墓主人内棺上，考古小队还发现了盖在上面的一层纺织品，考古专家估计这就是经常在先秦典籍中出现的 “荒帷” ，也就是 棺罩 ， 这是对死者生前居室帷幄的一种模仿 ，在两周时期尤为流行。

只不过这种纺织品很难保存下来，因此在以前的考古中，考古专家很少见到这样完整的荒帷。

经过仔细的清洗修复，原本破败暗沉的荒帷渐渐展现出了它原本的模样， 上面的菱形图案还依稀可见，彰显着墓主人当年尊贵的身份地位 ，此物也成为了这次发掘中 举世罕见的珍品 。

此外，在外藏室中，考古小队还发现了大量的兵器和护具，包括青铜剑、铜戈以及盔甲甲片。那把剑上已经全是锈迹，剑鞘上原有的颜色也看不清楚了，但是两千多年的时间依旧没有消磨掉剑刃的锋利，依然闪着凛凛的光。

看到这些，考古专家基本可以肯定， 男墓主人应该是战国末年楚国的一位将领。

那为何他的棺材里会没有头颅？女主人的遗骨又为何会发黑呢？

为了了解他们的死因，考古专家着实花费了一些时间。

他们借用先进的仪器，对男墓主人的遗骨进行了深入分析后发现， 他的脊椎遗骨上有5处比较明显的锐器造成的伤痕 ，而且 主要集中在头部下方的脊关节上 ，其中比较深的伤痕有两处。

考古专家推测，这位男墓主人应该是死于斩首。

而在他的右手臂骨骼上还发现了一处较深的砍痕，应该是被锋利的武器横削的。最关键的是，这处伤口完全没有愈合的迹象， 很有可能是男墓主人在此处受伤后，很快就因为斩首而死亡。

结合这些研究，考古专家推测， 男墓主人生前应该是楚国的某位高级将领 ，他在一次领兵作战中，与敌人短兵相接，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最后很有可能是受伤被俘，最后被杀。

敌人将他斩首后，带着他的头颅回去邀功，他的身体就被楚国的士兵带回去交还家人，再安葬在了这处墓葬中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两千多年后打开墓葬，他的头颅不见踪影的原因。

而至于女墓主人的死因，考古专家最初因为她的遗骨发黑而认为她是中毒而死，是来给男主人殉葬的。但是随后的发现却推翻了这一判断。

这位女墓主人墓室中的陪葬品做工更加细致精美，在当时一定代表了极高的尊贵。此外，考古小队还在她的墓室中发现了 一座人形铜灯 ，这就说明 女墓主人的身份极有可能比男墓主人还要高，她不可能给丈夫殉葬。

之后，考古专家也研究了她的遗骨， 发现她并未中毒。 遗骨之所以发黑，是 因为长期浸泡在积水中，她的衣物慢慢分解融进水中，又与尸骨发生了化学反应 ，这才有了现在的模样。

截至这里，考古专家们能从古墓中发现关于两位墓主人的信息就只有这些了，至于两位墓主人究竟是谁，他们却无从判断，因为可用信息实在太少，年代又实在久远。

不过，不肯否认的是，这处战国双墓的出现，还是给研究这段 历史 的学者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人们也再次见识到了那个年代高超的技艺。

至于两位墓主人究竟是何许人也，只能寄希望于以后发现的古墓和文物了。

从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史记》中的《扁鹊仓公列传》来看， 扁鹊是出现在我国正史上的第一位医家，有“神医”之名。 但细究史料就会发现，关于“扁鹊”的记载真假难辨。

扁鹊治疗赵简子不幸病症、巧医虢太子“尸厥症”、望齐桓侯之疾、在咸阳遭秦太医李醯妒忌杀害等事迹的时间横跨三百多年，而且他的行医足迹遍及如今的山东、河北、河南、陕西等地。

这些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关于扁鹊到底是不是真人，历来争议颇多。

为了力求客观严谨，2017年修订的中学 历史 课本去掉了关于扁鹊的介绍，考古却有了新的发现。2013年四川成都的老官山汉墓出土了9部医书竹简，专家们研究数年后发现， 其中就有失传2000多年的扁鹊医派的典籍。 广大网友看到新闻后不禁惊呼： 神医真的存在！

被 历史 教科书“除名”的“扁鹊”其实是指 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医秦越人（秦少齐）， 他与华佗、张仲景、孙思邈和李时珍一起并称我国古代五大医学家，后世尊为“医祖”。

相传他创立了“望、闻、间、切”四诊法，奠定了我国中医理论的基础。

综合分析《史记》《战国策》《说苑》等众说纷纭的古籍记载来看， “扁鹊”这个称号更像是以秦越人为代表的一些医术高明的医家及其弟子的总称。

他们的行医足迹遍布各地，“随俗为变”，作为医、药、技全科精专的“神医扁鹊”而名扬天下。

相传秦越人亡故以后，由于他亲撰的遗作散佚，弟子为了纪念老师，把所做的《难经》冠以了“扁鹊”之名。 “扁鹊到底是谁” 之谜由此愈发扑朔迷离，争论不休之下，这个 历史 人物就从中学生的课本里消失了。

从传世典籍来看， 扁鹊及其传人堪称中医史上的第一医学学派，在战国、秦汉时期产生过不小的 社会 影响。 早期的扁鹊医派坚持巫、医分离，以重视脉诊、针石疗法为核心特色，在传承中逐渐成为历代医家的“公器”，如涓流汇聚入海一般，形成了中医疗法的特色。

《黄帝内经》是中医现存最早的医典，其底本就是“黄帝、扁鹊脉书”，原是扁鹊医派弟子秘传的典籍。 传自汉代淳于意时，他因为触犯了刑律被押送到长安受肉刑，小女儿淳于缇萦勇敢上书救父，感动了汉文帝，不仅赦免了淳于意，还废除了肉刑。

接着汉文帝宣召了淳于意，他被问及师承时，奉上了本门的医书。到了汉成帝时，“黄帝、扁鹊脉书”经官方修订为《黄帝内经》《外经》、《扁鹊内经》《外经》（相当于如今的上册、下册），事实上都是扁鹊医派的著作。 今本《黄帝内经》由此阐发补充而来。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是司马迁为扁鹊与淳于意一并所立的传记，其中记载最详细的扁鹊治好虢太子“尸厥症”，让他“起死回生”的医案、明确提出“信医不信巫”的医学理念等， 都可以在《黄帝内经》中得到印证。 从扁鹊传承至淳于意的这一医派，即使放眼世界史，也可以与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斯、古罗马医学家盖伦相提并论。

在2013年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的951支的医简出土之前，中医史上至关重要的考古发现就是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医帛 ，让世人一窥《黄帝内经》之前的古代医学概貌。

经过四年的钻研，专家们从老官山汉墓的医简文物中，整理出了9部未见诸史册的医书，并推断其中有5部虽然不是战国时失传的扁鹊亲撰之作，但基本可以肯定 是隶属于扁鹊医派的典籍，是《黄帝内经》的本源。

从实物来看，这批医简上的字体有篆书、有隶书，明显是古代医家一代一代经年传承下来的。而从医简的主体部分抄录时间来判断，汉墓主人应该是淳于意的弟子。

所随葬的这批医简的所属标志就是多次出现的 “敝昔曰” ， “敝昔”正是“扁鹊”的通假字，证明了医简是扁鹊医派的珍贵资料，堪称“扁鹊医简”。

这五部扁鹊医派的医书现在已经识别出了约两万字， 在中医现存的古籍中，内容、体系的丰富、完整性堪称翘楚。

相比马王堆医书所载一两味药的药方更有中医方剂的，无论在理论还是临床使用上都极具现实价值。而其中望诊、脉诊、经络循行、针灸针法、方剂配伍及疾病的论述， 都是现存《黄帝内经》可回溯的本源记载。

其实，在中医史上，战国、秦汉是扁鹊医派的鼎盛期，囊括了丰富临床经验的珍贵医药典籍基本上都是代代秘传的手抄本，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发展壮大。

因此 随着系统理论性更强的《黄帝内经》经官方书府广为流传，到宋代版印书籍蔚然成风时，世人就已经普遍知黄帝医派而不知扁鹊医派了 ，对于“扁鹊”此人更加莫衷一是。

历史 的发展有自身的逻辑，中医自然也不例外。作为早期的古老医派，扁鹊一系的发展方式主要是医家口授和带徒， 渐渐滋生了防治病救人的秘技外泄的严苛保守风气，非常容易失传。

东汉名医华佗遇害前才将毕生心血所著的“可以活人”医书交付狱卒，对方不敢收，他竟将医书焚毁……由于绝大多数著作都不幸失传了，扁鹊医派的衰微也就无可避免了。

老官山汉墓出土的扁鹊医简研究成果确实冲击了公认的以《黄帝内经》（《素问》《灵枢》）成书为标志的中医理论体系，以及由《伤寒论》成书为标志的中医临床辨证体系。

早在战国时期，扁鹊秦越人（秦少齐）及其弟子就已经系统性地开创了中医的理论及实践体系。

《黄帝内经》由“黄帝、扁鹊脉书”衍生而来，而《伤寒论》由“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整理集结而成，从文献记载来看， 张仲景应该也是扁鹊医学的传人。

从以上推论也可以看出， “扁鹊医派”的存在毋庸置疑，但“神医扁鹊”作为一个凝聚了一派医家事迹的神通广大符号，更胜于一个真实存在的 历史 人物。

中学 历史 教科书出于审慎务实的史观，去掉一个半仙式的名医传奇，其实是无可厚非的。

我们研究历史，就是想把已经失去的世界再找回来。历史犹如大浪淘沙，有些东西冲走了，有些东西留了下来。留下来的历史是文献古籍的记载和湮没于地下的遗存，而两者所提供的信息并不是完全对等的，有的是文献有载而未见遗存，有的是文献无载而有遗存发现，当然也有的是既有文献记载又有遗存发现，这就是常说的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可以相互印证。考古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它能“穿越时空隧道”，将“古”、“今”的距离缩小，让我们重见古代，触摸古代。

根据《左传》、《史记》等文献记载，中山是春秋时期由北方民族建立的一个小国，建国时称为“鲜虞”，以后改国名为时口山。大约在公元前409年，中山国被魏国所灭，但随后中山国又将魏人赶走，收复了自己的国土。大约在公元前296年，中山国再次被赵、齐、燕等国所灭。文献记载战国时期的中山国国都灵寿故城在现今的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一带。1974—1978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在此处发现了战国时期中山国的都城灵寿故城，并发掘了1号、3号、4号、5号和6号等战国时期的墓葬及其附属的车马坑和陪葬墓。其中，在灵寿故城以西2公里处的1号墓即是中山国王的陵墓。灵寿故城内西北部的6号墓也是一座中山国王陵，但尚不能确定墓主为哪位国王。

1号墓和6号墓的上部都有夯筑的高大封土，其上再建“享堂”。其中1号墓的封土保存较好，南北长110米，东西宽92米，高约15米，呈三级台龙形玉佩阶状，第1级台阶的内侧有宽约1米多的砾石散水，第2级台阶有壁柱和柱础等遗迹，顶部的第3级台阶则有叠压成鱼鳞状的瓦片堆积，可复原为一座周绕回廊、上覆瓦顶的三层台榭式建筑——“享堂”。两座墓的附近都有陪葬墓和车马坑。1号墓的东侧有陪葬墓2座，北侧有1座，西侧有3座；东南侧有车马坑1座；西侧由东向西依次排列有车马坑、杂殉坑、葬船坑各1座。6号墓的东侧有陪葬墓2座，西侧有1座；南面的两个坑可能为车马坑。

两座墓葬的形制基本相同，平面均呈“中”字形，中间为近方形的墓室，南北为两条墓道。墓壁抹草拌泥并用白粉涂饰。椁室均居墓室中部，平面近方形，其中1号墓的椁室用厚约2米的石块砌成。两座墓的椁室均被扰乱，从残存的痕迹看，1号墓的椁室内有4层套棺。1号墓全长110米，椁室南北长149米，东西宽135米，深82米。6号墓比1号墓规模略小一些。在两座墓的椁室两侧均另设放置随葬品的器物坑，其中1号墓椁室东侧有2个坑，西南侧有1个坑：6号墓椁室东、西侧各有1个坑。

两座墓葬出土的随葬品主要放置于椁室两侧的器物坑中，数量惊人，总数竞达19000多件，包括青铜礼器、乐器、生活用器、雕塑以及玉石器、漆器、陶器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号墓出土的两件铜壶和1件铁足铜鼎，被誉为“中山三器”。这3件铜器上刻有铭文1099字，主要内容是对嗣王的告诫和嗣子对先王的悼词，以及对中山国军队征伐燕国时所立功勋的赞颂。这些铭文不仅确切地说明了这座墓的主人是中山王，更重要的是记录了中山国的一些史实和中山王的世系等。铭文追述了公元前316年燕王被迫让位的事，谴责燕王哙让位于燕相之子，告诫要警惕类似事件在中山国发生。传世文献只记载当燕国国君让位时，齐国乘机入侵燕国并攻破了燕都，并未提及中山国。但中山国铜器上的铭文却说明，当时中山国的军队也参加了这场攻打燕国的战争，并在战争中立功。铭文记载了六代中山国国王，加上《史记》所载的最后一个中山国国王，我们由此得知七代中山王的世系。

出土遗物中同样令人关注的是，1号墓出土的1件错金银青铜兆域图版，长94、宽48、厚约1厘米，是一幅王陵建筑平面规划图，详细注明了陵园中居中的王堂，两侧等级较低的王后堂、哀后堂、夫人堂，四周的内宫垣、中宫垣等建筑的方位布局和各部位的尺寸。它是中国现知最早的建筑规划图。经推算和实测，规划图与实地情况大体相符。中山国这种以国王墓为中心的葬制与后来的秦始皇陵的布局很接近。

两座墓葬出土的巨大的“山”字形铜器。是前所未见的仪仗性器物，是王权的象征。1号墓出土的5件均高119米，6号墓出土的6件均高143米，下部銎内都存有木质。有些器物异常精巧，是稀世珍品。如错金银龙凤形铜方案，器足以4只伏卧的小鹿承一圆圈，圆圈之上是蟠绕成半球形的四龙四凤，龙顶又各有一组斗棋上承方案。十五连盏铜灯，高845厘米，形似大树，树上攀援着嬉戏的群猴，树下还有二人仰面戏逗。银首人俑铜灯高664厘米，男俑头部用白银精心制作，左手握螭蛇连接的两层灯盘，右手高举螭蛇连接的另一灯盘。几件错金银的青铜动物形器座，造型逼真，有错银双翼神兽和牛、犀等形象，其中以虎噬鹿形象最为生动。这些精美的器物，除银首人俑铜灯出自6号墓外，其余均出于1号墓。这些文物充分说明了当时中山国能工巧匠们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另外，1号墓出土的带暗纹的磨光黑陶鼎等，也有一定特色。

关于中山国的历史发展和族属问题，一直存在不同意见。一般认为，战国中山是春秋鲜虞的延续，是姬姓白狄建立的国家。墓中出土的大量文物，如青铜礼器、陶礼器等都与同时期的赵国、韩国和魏国墓葬出土的文物相近，具有中原文化的特点，但是墓中同时出土了许多反映游牧生活的帐幕构件、巨大的“山”字形青铜饰件和动物造型的错金银青铜饰品。这说明在战国时期，由于不同民族的长期交往和共同生活，原来文化上的差异逐渐缩小，民族融合不断加深。

中山王陵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历史文献记载的不足，但中山王陵不可能告诉我们这个古国全部的历史和文化。因为不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遗存，留下来的仅是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根据这些资料去寻找回来的历史，需要考古和历史学者将一个个“碎片”整合，向不断接近历史的真实这一目标不断迈进。

丽江发现春秋战国时代古墓群的过程是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大具乡为都村在修建中学球场时发现的 ，古墓群最早发现时间是在今年年初，都中学翻新球场，挖掘中发现了古墓，文物保护所在接到消息后，准备进一步发掘时，因遇到疫情，所以搁置到最近才进行深入的发掘。

考古工作人员根据实地勘察土坑和石棺墓的形状和样式，初步判定此次发现的古墓群为春秋战国时期古墓群。据报道，截止到8月11日，已经清理完成和正在清理的墓葬共59座，根据土坑和墓葬的形状共分4个类型，有圆形的、长方形的、不规则的和竖穴，排列紧密，年代久远，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们生产生活的一些状况。而就墓葬而言，这群墓葬最大的特点是一个墓坑分层埋葬，且每一层都有一到两具遗骸，旁边还有很多二次葬。

丽江发现的古墓群还有一个特点是墓葬遗骸都比较的完整，专家推测这可能和墓葬的土质有关，每个墓葬中都有相应的陪葬品，多为生活用品也有少量的首饰，这为后期探查古人的生活习惯和葬俗都有着很高价值，在云南考古史上较为罕见 。

看了很多相关的报道，感觉特别欣慰的是，在整个古墓群的发现过程中，几乎没什么破坏现象。建设施工对地下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如有损坏也属正常。但是丽江的古墓群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一经发现立即上报，不仅体现了现在人们的整体综合素质不断提高外，人们保护文物古迹的意识也在不断的增强。

目前，丽江古墓群正在进一步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还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古墓群又将展现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哪些特点，值得让人期待。

然而，甘肃挖出一座古墓，出土文物在颠覆蔡伦造纸的历史之余，却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在战国时代，中国就已经有了纸张？

1986年，在甘肃天水北道区放马滩，考古专家发现了一些古墓。在5号古墓中，考古专家有了震惊世界的发现：出土了一张纸质地图（见下图），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用于书写的纸张实物。

当时，这一西汉天水放马滩纸地图位于墓主胸部，由于受潮地图呈现碎块状，没有办法完美复原。但从纸张表面来看，纸面光滑平整，纸质薄软而有韧性，结构紧密，表面有一些细纤维渣。显然，说明当时已有不错的造纸工艺了。

更为惊人的是，专家学者经过研究，有两个重大发现：这一纸质地图出现于秦晚期至西汉初年，最迟西汉初年；通过对这一地图的研究，根据纸张工艺技术的发展规律推测，中国最早的纸张，应该出现于战国时代。

毫无疑问，这一结论颠覆了蔡伦造纸的历史，说明早在蔡伦之前200多年，中国就已经有了造纸技术，只是当时技术一般，所以没能大范围推广应用，蔡伦只是改进造纸术。但专家推测认为中国最早的纸张，出现于战国年代，这一结论是不是靠谱呢？

其实，专家这一推测不仅靠谱，甚至可能有所保守！至于保守的原因，就在于没有确切的考古证据。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中国，结束了持续200多年的战国时代。但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可见，从战国到西汉，实际只有20余年的时间差，非常短暂。所以，从技术发展角度来看，西汉天水放马滩纸地图的出现，说明造纸术很可能出现于战国时代。

然而，中国南方的一些考古发现，却可能将中国造纸术的出现时间，向前大大推进。

自上世纪90年代，考古专家在环珠江口包括香港、深圳等区域，出土了大量石拍。其中，在深圳的咸头岭遗址，更是出土了不同时期的石拍，距今有6800多年。这些石拍的作用，主要是用于制作树皮布（见下图，身上穿的就是树皮衣）。如今，海南黎族还有古老的传承，一些老人还会制作树皮布，穿着树皮衣。

众所周知，纸张的主要成分，其实就是植物纤维。树皮经过石拍使劲拍打之后，就是留下植物纤维。两者有共同之处，所以在这一过程中，古人可能就已经发明了纸。

当然，由于没有确切的考古证据，所以无法说明中国造纸术早于战国年代，但南方的树皮布和石拍出现，却说明了纸张和树皮布之间，很可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树皮布在植物上采用构树(楮树)、榕树等，前者也是中国造纸所采用重要的植物。树皮布和造纸有相似的拍打和加工工具我们认为，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纸张，很大可能是起源于中国南方，和树皮布文化有密切关系。

对于树皮布和纸张的关系，香港学者邓聪这么评价。如果证实了造纸术源于树皮布，那么造纸术的出现时间，还真有可能大幅度向前推进，甚至春秋时代就有纸张也不稀奇。

只是由于纸张保存不易，所以不少纸张消失了，唯独少量纸张保存了下来，比如西汉天水放马滩纸地图，以及可能还埋在地下等待发现的纸张。

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发现了一个大型战国时期墓群。据报道，墓群可能是魏国早期的公共墓园，出土了较为精美的墓葬物品。出土的青铜编钟是在三门峡建成后发现的第一个战国时期的青铜编钟。据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商务室主任严飞介绍，建筑面积已钻探600多座古墓，已挖掘出170多座古墓，出土古墓包括战国、西汉、东汉、唐、明、清等时期的古墓。据估计，距今2000多年的战国时期最珍贵的陵墓群超过200座。

 战国时期墓葬的布置较为有序有序，彼此之间没有断裂现象。大多数坟墓都是矩形的，有垂直的坑，有陪葬品。有一个人是直腿下葬的。人们发现了更精美的陪葬品，包括青铜鼎、铜器和铜船。铜车、车把、车名等。青铜矛、戟、斧及其他武器。铜鼎、铜鬲、铜舟等还有其他乐器，以及玉石柱子，石圭、骨钉等，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目前发现的墓穴最大的尺寸是一个沉甸甸的棺材，墓主伸直了双腿，女性，墓葬器物中有五个青铜鼎，推测身份高贵，但具体身份信息尚未确定。此外，还出土了铜板、玉珠、煤炭、玛瑙串饰品。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出土的铜制编钟是三门峡城建成后发现的第一个战国时期的铜制编钟。

据史料记载，战国时期，三门峡地区被魏晋、秦汉占领。墓园或早期魏国公共公墓。该墓园的发现，为研究豫西先秦时期的历史文化特征，探索当时人民的物质生活资料，探索战国初期墓园的布局，研究魏国的势力变化，研究秦、韩 时期的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并突出了这一地区重要的地理和军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