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文言文就能无障碍的阅读古籍了吗？这个问题因人而异。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典籍都是文言文写作的。我们阅读这些宝贵的古籍，肯定是需要文言文功底的。但是光是学会了文言文，阅读古籍还是有困难的。因为古籍距离我们年代久远，又因为古人在引用，转述别人的观点的时候往往比较随意，并不是依据原文内容来引用的。这与我们现在的学术论文引用有天壤之别。我们在阅读时，不能仅仅认为学会了文言文就能阅读古籍。文言文的精髓在于他的一些特殊句式，重点实词的多种意思。掌握了特殊句式，积累了足够的词义才算是基本掌握了文言文。

要想学会文言文之后无障碍阅读古籍，还需要在基本掌握文言基础知识外，仍然需要借助前人的注释。比如《孟子》一书对《诗经》的引用。孟子在《孟子》中引用《诗经》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忽略了《诗经》原来的意思。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现代的阅读习惯，那就是每段话都很懂，但是不知道在表达什么？这需要历代专家学者的解读，比如对于《孟子》我们可以阅读东汉赵歧的《孟子》注，还有南宋朱熹的《孟子章句》，以及近代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而对于其他古籍也是如此。

一些古代特有的文化现象也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这类文化现象很繁琐，学无止境，我们需要大量的积累。所以即使懂了文言文，也不一定能看懂古籍。如何能看懂这些古籍呢？我们就需要翻阅前人的注解。在前人了解的基础上，多方考证，最终会得到满意的答案。（来自网络，版权属原作者所有）

表面上看,这种主张两全其美,既坚持了简体字,又保留了繁体字。仔细想来,殊无必要。

 试想一下,如果大家写的都是简体字,书刊报纸也都是简体字,认识繁体字又有何必要呢认识了不使用,如同买了一个工具却闲置,久而久之,只能被忘记或者丢弃。有人说,认识繁体字可以读古书,可以传承文化。其实,读古书读的是古人书中道理,而不是他书写的文字。现代人读不懂古人的书不是因为繁体字还是简体字,而是因为不懂古代汉语,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还包括古代文化知识等一大套学问。因此,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苏培成曾说过:读古书的门槛不在文字,而在语言。语言文字是向前发展变化的,在语言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情况下,以为认识繁体字就能读懂古书的思路未免简单了些。相反,如果一个人懂得古代汉语,即使简体字版的古书,理解起来也不会有阻碍。说到底,能不能读懂古书,关键在自己的学问,不能读不懂就归咎于简体字。

当然,我们说汉字应用无需强调“识繁”,并不是反对识繁体字,识字,无论繁简,当然是越广博越好。如果从个人文化修养的角度来讲,认识繁体字,甚至认识小篆、大篆都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在日常语言生活应用中,则无需强调必须认识这些,以免增加不必要的学习负担。

汉字是一种交流工具,工具必然追求更方便合理的使用。简化是汉字自身发展演变的一个客观规律。新中国建立之初,成人文盲率占80%以上,汉字繁难,应当改革,是当时有识之士的共识,推行简化字成为必然。据统计,《简化字总表》第一、二表繁体字的平均笔画数是每字16画,简化后平均笔画数每字为8画。笔画减少后,书写效率明显提高,为当时扫除“文盲”、普及教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应当说,简体字在国民教育水平提升及社会生活便利方面功莫大焉。现在,在简体字通行、稳定的使用状况下,提出恢复繁体字或者退一步提倡认识繁体字都是没必要的折腾,除了给学习者带来负担外,还会影响交流,进而可能会对国家的经济、文化、教育、国际交流、信息化等事业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首先要说明的是古代藏书家的藏书观念是封闭的。

许多大藏书家如范钦天一阁，都会制定藏书训藏书约，禁止藏书往外流通与借阅，一直到明清清代藏书家互相借阅传抄之风气才渐渐盛行。总的来说古代藏书家把藏书当成古董或是宝物或者是比钱财更重要的家产。

清代著名藏书家钱曾，其藏书丰富数十万卷，其族叔钱谦益大家都清楚，有藏书楼绛云楼，藏书卷帙浩繁，和柳如是那一段韵事家喻户晓～钱谦益死后，藏书一大部分为钱曾所讹，对于钱曾的人品我们不多做评价，来说说其对藏书的吝啬程度。

他根据自己的藏书著成目录学著作《读书敏求记》，这本书至今也是我们研究古籍版本不可或缺的材料来源，里面记载古书版本卷数成书及作者情况等等，是灰常出色的一部目录学著作。但是他把《读书敏求记》写好之后，任何人借阅他都不愿意，这就是封闭的藏书观念，使他认为这是宝贝，很珍贵，借给别人容易搞丢失或者损坏。

一天他的好友约他喝酒，称其喝酒之时偷偷拿走这本稿本《读书敏求记》抄录备份，钱曾得知之后虽然很生气，但是也无可奈何。正是因为喝酒事件，我们今日才得以见到《读书敏求记》的真面目。

其次 我国雕版印刷勃兴于宋代，宋以前以写本为主，这就决定了书籍流通只能靠手抄，流通艰难可以想象。有了雕版之后，藏书家们的藏书才更容易一些，明清时候藏书家们酷爱藏宋元版本（宋元时期版本精校精刻质量高），但是藏书家们依然将这些书视为宝贝，物以稀为贵，很多人不愿意将自己的宝贝借于他人抄录。

为什么现在很多书是孤本？

一是因为纸这种书写材料保存时间本就不如甲骨石头之类的材料易保存，埋在地下会腐烂，藏在家里还有火灾 人祸 兵火 蠹虫等各种使藏书毁坏的因素。故而就算宋到现在也有一千多年，纸不易保存，这大大影响了书籍的流传。

二是藏书家藏书观念，物以稀为贵，封闭的藏书观念使他们不愿意拿出孤本，复印传抄流通于世。

从古至今，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如何去伪存真，是每个时代都需要解决的问题。就算在科技文化相对落后的古代，老祖宗们也是想尽了妙招来防伪。正是这漫漫历史长河里，人类智慧的不断积淀和发展，才有了当下发达的防伪技术。

不妨，我们来看一下，古人是如何防伪的。

虎符相合

秦未统一天下前，四处割据，战乱不堪，掌握军权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可以发号施令，调兵遣将。为了防止有人假传军令，古人发明了“虎符”，铜铸虎形，背刻铭文，分左右各半。帝王派兵之前将完整的虎符一分为二，其中一半交由主帅。

精巧之处在于，两半专门设计了“子母扣”，验证时必须完全吻合，成为第一层防伪。虎符上面，制作有不规则的凸起、凹点和纹路，如同密码，成为第二层防伪。此外，虎符上还有错金铭文，就是先在上面刻好阴文，再将金丝嵌在阴文之中，最终将整体打磨光亮，形成铭文。有了这几重防伪措施，别人想要伪造虎符，就没那么容易了！



虎符

签字画押

通讯不发达的古代，书信是传递信息的重要渠道。每个人字迹差异，特征不同，古人日常生活中采用简单的字迹防伪，而在商业贸易和法律中，又上升到签字画押防伪术。

虽然，彼时没有现代高超的指纹识别技术，聪明的人们却已发现，每个人的指纹和掌纹不一样，于是成为身份的一种标识。古人商品交易的字据、认罪伏法的罪状，都要签字、摁手印。这种方式，我们现在也还在延用呢，无非就是，数据库从纸上演变到了网上。

书画防伪

唐代文人墨客众多，诗词书画艺术独领风骚。为了证明“原创”，许多书法家、画家会在作品上做一些暗记或者盖上专属印章。据传，唐代画家戴嵩擅于画牛，一次在水塘边观察牛时，发现牛的眼睛中有一个牧童的影子，于是后来他画的牛眼中都有不易察觉的小牧童，和当今的微缩技术十分相似。



戴嵩画的牛

用这种方法的艺术家，不止戴嵩一人。许多书法家也会雕刻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印章，在完成作品时盖上。

古人的“身份证”

最早的“身份证”出现在秦国，商鞅发明了“照身帖”，竹板上写有持证人的姓名、职业、画像和公章。据说，商鞅逃亡时也正因为拿不出自己的“照身帖”，遭人举报被抓。

到了唐代，“身份证”式样丰富起来，免符、鱼符、龟符、龙符等。其中，鱼符最为流行。鱼符分左右，左符放在内廷，作为存根，右符由持有人随身带着，作为身份证明。宋代高承编撰的《事物纪原》中曾有记载。

为防止“身份证”被盗用，还发明了个防伪标记——给鱼符配个鱼袋或制作不同质地的“身份证”来代表不同的人，有符的同时，还必须有袋才能证明身份。后来，武则天改鱼符为龟符，唐诗中有：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这里面的金龟婿就是指拿着金龟符的人。

纸币防伪

古代没有安全线、水印等防伪技术，钱币是如何防伪的呢？宋代商品经济发达，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交子”在四川发行。为了防止假钞，宋代选用 “楮皮”川纸专门用于印钞，不准民间采购——这就是特殊纸张防伪法。

交子图案“用屋木人物”组成，外做花纹边框，图形复杂，造假者不易摹仿。后来，又用红、蓝、黑等色，套印花纹图案及官方印章，这大约就是双色及多色套印的开始——图案防伪法。

到了元代，纸币不仅采用特殊材质、特殊图案和管理机构的印章，还在中央明显位置印上了“伪造者斩”的警示语，起到震慑作用。



交子图案

商标防伪法

随着商品经济的萌芽和发展，一些初级的“商标”也出现了。据传，宋代有个名叫任一郎的鞋匠，技术高超，生意红火。但是，很快就出现了假货扰乱市场，为了打击假冒伪劣，任一郎在制作的鞋子里面藏了一块布条，布条上不仅写着鞋子的制造时间，还有相应的编号，简直就是现代的防伪商标啊。这一“商标防伪法”，也被商界模仿。

在古代，也陆续出现了一些立法打击假冒伪劣。比如唐朝，对食品安全监管就有较为全面的监管，对造假者制定了详细的惩罚措施，甚至还有“退货”制度。

水印

明清时代，防伪技术就更高端了，尤其是对“圣旨”的防伪。圣旨的布料十分考究，均为上好丝锦，绣法精妙，圣旨两端有翻飞的银色巨龙作为“防伪”标志。绢布上印满祥云图案，就像今天的防伪水印一样。而且，所有的圣旨开头的第一个字，必须是印在右上角第一朵祥云上。为了表明圣旨的真实性，还会加盖皇帝的印章。印章的材质、印文篆法、布局都极为精细，除非盗用，一般难以伪造。



明代圣旨

密押

清代的晋商采用了密押技术以防伪。密押，简单说就是一种汉字代表数字的密码法。设定一套看似不相关的语言体系，外人看来是不知所云的天书，实则暗藏玄机，可以通过一定规律读出日期、银两数量等等隐秘情报。隔一段时间，密押还会变更，增加破译难度，从而达到“防伪”效果。

例如，日升昌票号自1826年至1921年的九十五年间总共换了三百套密押，据史料记载，没有发生过一起被冒领的现象。

现代防伪

古人运用丰富的智慧和缜密的思维，不断完善防伪技术。到了现代，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商品批量大规模生产，防伪技术也就显得更为重要。

与古代相比，现代的防伪技术更是丰富，更新迭代速度更快，并与溯源“硬绑定”，大大提升了品牌保护和防伪能力。比如，出现了激光标签、温变标签防伪，还有查询式数码防伪标签，消费者可以通过电话、短信、网络查询数码标签的防伪，以及现在市面上普遍使用的二维码标签防伪。

从这些历史防伪故事上，我们不难发现，几乎所有技术都在设立“门槛”，防止被复制和模仿。然而实际上，哪怕是如今，大多数防伪技术仍旧没有真正实现“易于识别，难以模仿”的效果

“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1）知识信息； （2）著作方式；

（3）文字；

（4）物质载体；

（5）文字制作技术；

（6）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著名书史学家钱存训指出：书籍的起源，当追溯到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学术观点：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 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法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下再细分为四十四类：

经部，以儒家经典及其释作为主，例如《御笔诗经图》，也收录古乐、文字方面的书籍。

史部，主要收录各种体裁的史书，另纳入地理、政书及目录类图书。

子部的范围比较广，诸子百家、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军事、艺术、宗教、占卜、堪舆、命算、笔记、小说、类书等，皆入子部。 集部，则录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个人著作称“别集”，集体创作称“总集”（例如：《六家文选》）。 中国印刷术的演变：

雕版印刷发端于唐代，宋代以后成为传统中国图书制作生产重要方式。较早的雕版，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称为“单印”；若将规格完全一样的几块版面，分别在不同的部位着上不同的颜色，重复迭印，就可产生二色、三色、四色，甚至五色的效果，称为“套印”；以套印技巧印制的书，就称为“套印本”，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彩色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用铜铸或木造成一个个独立的字体，再拼成版面印刷（图4《御制数理精蕴》），乾隆皇帝将宫中以木活字印刷的书称为“聚珍版”。石板印刷是西洋技术，在清末传入中国，因有快速、价廉的优点，很快地通行起来。 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定的名称。

1．书衣：俗称书皮，也称封皮。（修复技术规范228）是为保护书而在书的前后加的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2．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修复技术规范229）

3．书叶：按文稿顺序排列的书写、印制的单张纸叶。（修复技术规范29）

4．封面：位于护叶之后、所有书叶之前。常镌刻书名、作者、刊刻时间及地点等项内容。（修复技术规范218）

5．护叶：也称副叶，用以保护书芯或连接书衣。（修复技术规范219）一般是一张空白纸。在书名叶或前或后。

6．书芯：指书衣以内或未上书皮以前已订在一起的书册。（修复技术规范220）

7．书脑：书芯订捻、缝线以右的部分。（修复技术规范224）即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

8．书背：又称书脊，与书口相对，上下封皮相隔或连接的部分，相当于书籍的厚薄度。（修复技术规范225）即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所以称书脊。

9．书头：书籍上端切口处。修复技术规范221）又称为书首。

10．书根：（修复技术规范222用的术语叫“书脚”，解释为：书籍下端切口处，亦称书根。）有些古籍在书根上有书名、卷数、册数，但书根上这些题名不一定准确，有些是刻板时印上，有些是藏书者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护而写上去的，多半是简名。 11．书角：天头和地脚右端。（修复技术规范227）

几乎根本找不到木版印刷的，一般都是石印和铅印的，石印的比较早，铅印是在清末才有的，如何区分石印铅印最简单的办法是看书的边框如果连上的就是铅印，如果美联上的就是石印的。关于断代说几个简单的方法一要从字上入手，字比较大的一般比较早。二是要看纸质了，一般清末和民国的纸质差不多比较薄，而之前的由于是草纸可以看到一些纹理。三要从题材上看，一般佛经比较早。当然你要想收藏古籍的话也要注意收藏的门类。

补充：木板由于是活字印刷所以字体大小不一，而且印出来的字幽深有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