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王建的生平典故~

建（约767－831）字仲初，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家贫，“从军走马十三年”，居乡则“终日忧衣食”，四十岁以后，“白发初为吏”，沉沦于下僚，任县丞、司马之类，世称王司马。他写了大量的乐府，同情百姓疾苦，与张籍齐名。又写过宫词百首，在传统的宫怨之外，还广泛地描绘宫中风物，是研究唐代宫廷生活的重要材料。他写过一些小词，别具一格，《调笑令》，原题为“宫中调笑”，可见本是专门供君王开开玩笑的，王建却用来写宫中妇女的哀怨：“团扇，团扇，美人并来遮面。玉颜憔悴三年，谁复商量管弦？弦管，弦管，春草昭阳路断。”末句斩钉截铁，守望之情，跃然纸上。又如《江南三台》：“扬州池边小妇，长干市里商人，。三年不得消息，各自拜鬼求神。”纯是白描，别有情趣。

唐代诗人。门第衰微，早岁即离家寓居魏州乡间。20岁左右，与张籍相识,一道从师求学，并开始写乐府诗。贞元十三年(797)，辞家从戎,曾北至幽州、南至荆州等地,写了一些以边塞战争和军旅生活为题材的诗篇。在“从军走马十三年”（《别杨校书》）后，离开军队，寓居咸阳乡间，过着“终日忧衣食”(《原上新居十三首》)的生活。元和八年(813)前后,“白发初为吏”（《初到昭应呈同僚》），任昭应县丞。长庆元年(821)，迁太府寺丞，转秘书郎。在长安时，与张籍、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杨巨源等均有往来。大和初,再迁太常寺丞。约在大和三年(829)，出为陕州司马。世称王司马。大和五年，为光州（治所在今河南潢川）刺史，贾岛曾往见赠诗。此后行迹不详。

王建一生沉沦下僚，生活贫困，因而有机会接触社会现实,了解人民疾苦,写出大量优秀的乐府诗。他的乐府诗和张籍齐名,世称“张王乐府”。其诗题材广泛,生活气息浓厚,思想深刻,爱憎分明。如《田家行》、《簇蚕辞》、《当窗织》、《织锦曲》、《促刺词》、《去妇》、《水夫谣》、《海人谣》等，反映了劳动人民备受残酷剥削压迫的痛苦生活，特别对劳动妇女的悲惨境遇深表同情;《白□歌二首》、《羽林行》、《射虎行》等，揭露了君主荒*、权豪凶横和藩镇混战等黑暗的社会现实；《古从军》、《辽东行》、《渡辽水》、《凉州行》等，抨击了给广大人民带来灾难的开边战争，同时也谴责了边将的无能，不知收复失地，表现了既反对穷兵黩武，又慨叹国土沦丧的进步立场。此外，他还有一些作品，如《赛神曲》、《田家留客》等描写了农村风俗和生活画面；《寄远曲》、《镜听词》等，表现了妇女对出门远行亲人的思念之情；《望夫石》、《精卫词》等，歌颂了坚贞的爱情和被压迫者的斗争精神。也有少数作品，流露出人生无常、叹老伤贫等消极情绪。

王建乐府诗，善于选择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事件和环境加以艺术概括,集中而形象地反映现实,揭示矛盾。他很少在诗中发议论，而是运用比兴、白描、对比、映衬等手法，通过各种形象或人物的自白来再现现实；或在结尾用重笔突出主题，戛然而止。用笔简洁峭拔，入木三分，语气含蓄，意在言外。体裁大多是七言歌行，篇幅较短。语言通俗明晰而凝炼精悍，富有民歌谣谚的色彩。用韵平仄相间,往往隔二句或四句换韵,节奏短促，激越有力。这些特色，形成了王建乐府诗特有的艺术风格。

王建又以《宫词》知名。他的《宫词》百首，突破前人抒写宫怨的窠臼，广泛地描绘宫禁中的宫阙楼台、早朝仪式、节日风光，以及君王的行乐游猎，歌伎乐工的歌舞弹唱,宫女的生活和各种宫禁琐事,犹如一幅幅风俗图画，是研究唐代宫庭生活的重要资料。欧阳修《六一诗话》曾指出它的内容“多言唐宫禁中事，皆史传小说所不载者”。诗中的描绘也栩栩如生，因而广为传播，颇有仿作。魏庆之《诗人玉屑》引《唐王建宫词旧跋》说，后世“效此体者虽有数家，而建为之祖”。王建的五、七言近体，有一部分征戍迁谪、行旅离别、幽居宦况之作，因有真实的生活体验，也能“感动神思，道人所不能道”（《唐才子传》）。但这些诗往往杂有消极颓废思想，艺术上也缺乏明显特色。他的绝句，则清新婉约，多可诵之作。还写过《宫中三台》和《江南三台》等小令，是中唐文人词的重要作者之一。

王建的著作,《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皆作10卷,《崇文总目》作2卷。今传刻本有:《王建诗集》10卷,南宋陈解元书棚本；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此为底本，并参照其他刊本校补排印。《王建诗集》8卷,明汲古阁刻本。《王建诗》8卷,《唐六名家集》本。《王司马集》8卷,清胡介祉刊本。《王建诗集》10卷，《唐诗百名家全集》本。《宫词》1卷，有单刻本及明顾起经注本。事迹见《唐诗纪事》、《唐才子》。

二、

王建(847-918) 五代十国时前蜀国的建立者。前蜀高祖。字光图。陈州项城(今河南沈丘)人，一作许州舞阳(今河南舞阳西)人。少时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生，后投忠武军(治许州，今河南许昌)。僖宗为避黄巢起义军兵锋而逃奔成都，王建等五都头率兵入蜀，被号为随驾五都，归宦官田令孜指挥。令孜认其为养子。后分典神策军。宦官杨复恭掌禁军，疑王建，出之为壁州(一作利州)刺史。王建招集溪洞酋豪，组织起800人的队伍，逐步扩大地盘，占领成都西、南诸州。大顺二年(891)，攻占成都。乾宁四年(897)，破梓州(东川节度使治所)，占有东西两川之地。天复二年(902)取山南西道。三年，唐封王建为蜀王。王建北有汉中，东有三峡，割据蜀地的基础稳固。后梁开平元年(907)，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前蜀。武成二年(909)，王建颁《永昌历》。天汉元年(917)，改国号为汉。次年，复号为蜀。当时中原战乱，文士多奔于蜀，王建目不知书而喜与文士谈论。前蜀建立后没有大规模战争，民众得以继续进行生产。

三、

收三千里河山，高丽太祖－王建

公元九世纪初，立国已经900余年的新罗王朝王权衰落。随着“安史之乱”以后唐的日益衰败，新罗的统治同样陷入了危机之中。

新罗经历了“弓福之乱”后，在公元880年新罗王朝中心金州迎来了个回光返照的“城中无草屋”的兴盛期以后终于无可奈何的衰落下去了。公元887年第五十一代真圣女王即位，这时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已经十分微弱了。

同大唐的衰落原因极其相似，以元宗、哀奴起义为开端，农民暴动再掀起高潮，各地地方豪族势力乘机纷纷自称将军、城主，凭武力据地设置独立的权力机构，新罗王室所领被不断的蚕食，最后只相当与以金州为中心的一个地方政权了。

在弱肉强食的兼并战争中，甄萱与弓裔脱颖而出，剪除了其他势力与新罗平分天下。 甄萱，尚州农民出身，军人起家。他最初不过是一介步卒，后因累积战功而被新罗朝廷拔擢为将军。他在朝鲜半岛西南沿海地区积聚实力，准备举兵。真圣女王六年（公元892年），甄萱乘农民起义之机起兵，纠集一群亡命之徒袭取了武珍州（全罗南道光州），后又据完山州（全罗北道全州）自立，初时号称“新罗西面都统治指挥兵马制置、持节都督全武公等州军事、行全州刺使兼御使中丞、上柱国、汉南郡开国公”等，公元900年称王。声称要复兴被新罗所灭的百济，定国号百济，史称后百济。

弓裔，公元899年起兵自立之初，自称新罗王室出身，乃宪康王之庶子。孝恭王五年（公元901年），弓裔放弃正统，在开城建都称王，声称复兴高句丽，定国号高句丽，史称后高句丽。公元904年改国号为摩震，独自建元。公元905年迁都铁圆（江原道铁原郡），复改国号泰封。随即向新罗展开激烈攻势又出兵北方，更从海路南下袭百济后背，一时间所向披靡，锐不可当。但弓裔的统治没有一点仁政的味道。他因为仇视新罗，就试图杀死所有的新罗人。弓裔利用佛教来维系自己的统治，他自称弥勒佛，头戴金帻，身披方袍，以长子为青光菩萨，以季子为神光菩萨。他曾经自述“佛经”二十余卷，其中全是为自己歌功颂德的歪理邪说。有僧人释聪批评弓裔所授皆为“邪说怪谈”，弓裔听说以后，立即将释聪逮捕，用铁锥活活打死。和世界上一切暴君一样，弓裔对自己的部下百般猜忌，有许多人因为他的无端怀疑而被诛杀。为了震慑人们的心理，弓裔宣称自己具有洞察别人内心世界的神力，结果搞得他的部下人人自危。弓裔的倒行逆施终于导致了他的垮台，从而使他的心腹大将王建登上了朝鲜的历史舞台。

王建字若天，松岳郡（京畿道）人，生于唐僖宗乾符四年（公元877年）。王建在弓裔部下累任松岳城主、铁原太守，因战功而成为弓裔的最得力的将领，统率西南海域的水军，实力渐增。关于王建的出身，史籍上众说纷纭，不乏疏漏。《高丽世系》一书记载了高丽时代流传的许多关于王氏祖先的传说。此书略云，太祖王建之先名虎景、自称圣骨将军。虎景生康忠，康忠有子宝育，天资慈惠，入知异山修道。宝育之女配唐贵姓，生作帝建，作帝建晚年居俗离山长岬寺，常读佛典卒。作帝建之子曰隆建，即世祖而太祖之父也。时桐里山有道誢，与世祖相见如旧识，同登鹄岭究山水之脉，上观天文，下察地理，筑松岳之新第，预言将一统三韩，诞生英主云云。然而，这种说法其实是出自高丽毅宗王时金宽毅的《编年通录》，是后人的假作。据《松京志》云： 《丽史》论曰，金永夫、金宽毅皆毅宗朝臣也。宽毅作《编年通录》，永夫采而进之。其剳子亦曰宽毅访集诸家私畜文书，其后闵渍作《编年纲目》，亦因宽毅之说。独李齐贤援据《宗族记盛源录》，斥其传讹之谬。齐贤一代名儒，岂无所见而轻有议于时君世系乎？（中略）《太祖实录》乃政堂文学修国史黄周亮所撰也。周亮仕太祖孙显宗朝。太祖时事，耳目所及，其于追赠，据实书之。以贞和为国相之配，以为三代而略无一语及于世传之说，宽毅乃世宗时微官，且去太祖二百六十余年，可舍当时实录，而信后代杂出之书邪？（《松京志》卷七）

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王氏源于开城西面的礼成江下游的礼成港。这里在八、九世纪时是一个水陆交通的枢纽，也是一个商贾云集的都会，朝鲜半岛前往中国大陆的贸易就是以此为起点的。现在估计王氏原本是依靠贸易起家的巨商，其后逐渐壮大为开城地方颇有势力的豪强。王建的父亲王隆建控制了开城并将其作为据点，公元896年王隆携子王建归附了弓裔，此后的王建便成为了弓裔部下的得力干将。新罗景明王二年（公元918年）弓裔部下军官起事，王建的心腹骑将洪儒、裴玄庆、申崇谦和朴智谦驱逐弓裔拥戴王建为王（弓裔在出亡的路上被杀）。《东国通鉴》卷十二并《高丽史•太祖本纪》云，太祖二年，迁都松岳郡，升郡为开州，创建宫阙。王建同样自称为高句丽的后继者，定国号为高丽，定年号为天授。至此，朝鲜半岛后三国的局面正式形成了。 高丽与后百济迅速陷入了对峙与战争中。

公元920年（高丽天授三年）王建首先向新罗景明王发出联合的信息，向新罗聘使，同年，甄萱攻陷新罗西部的大耶城，进军高丽南端的进礼城，新罗向王建求救。 随之开始了长达16年的统一战争。战争初期双方互有胜负形成了拉距，双方都积极的向外界寻求援助。公元922年百济遣使日本希望日本加入半岛的战局，但日本回绝了。于是甄萱又入贡后唐，换取了“持节都督全武等州军事行全州刺使海东西面都统指挥兵马制置等事百济王食邑二千五百户、检校太尉兼侍中判百济事”。此外弓裔早在公元900年刚刚称王时就向吴越派遣了使节（实际上公元896年他就向当时还未称王的浙东节度使钱镠派遣过使节）。但后百济的外交活动并无助其在战争中取得优势。（当时的中原王朝本身的实力就很有限，所谓的封号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而江南割据政权的力量就更弱了。）

公元926年，高丽与百济之间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决战。9月后百济直取金州，10月城陷，城陷之时，景哀王正与妃嫔游鲍石亭、摆曲水宴，结果俱为百济兵所获。王建亲自领兵赴援，大败而归，王建仅以身免。景哀王自尽，甄萱虽然取胜，自是付出相当代价的，于是12月甄萱主动向王建提出休战。王建于翌年3月表示同意。甄萱利用几个月的时间加紧整军备战，获得喘息的机会。5月起在庆尚北道北部，忠清北道南部再开战端。公元929年后百济在庆尚北道势如破竹，进展迅速。同年甄萱又一次向日本请援，又被拒绝。

从公元930年开始高丽展开了反击，这一年王建在古昌郡大破后百济。公元933年王建遣使入后唐朝聘，得封为高丽国王。同年，王建废自立年号“天建”，开始采用后唐所赐的年号“长兴”。得到中原王朝册封的王建获得了正统的名义，得以名正言顺的取代新罗统一半岛。公元934年，高丽大军南下忠清道，甄萱再次以“和亲”为名向王建提出休战的请求。当时，军中诸将大都以为甄萱势孤请和，进言王建允准“和亲”，惟独老将瘐黔弻力言不可不战。王建采纳了瘐黔弻的意见，派遣精锐骑兵数千，奇袭后百济军，大获全胜。高丽在运州取得了对后百济决定性的胜利 ，熊津以北之地尽入高丽。

公元935年后百济发生内乱，甄萱长子神剑联合二子良剑和三子龙剑幽禁其父于“金山佛宇”，弑杀被甄萱立为储君的四子金刚，自立为王。公元935年夏六月，甄萱带着最小的儿女“奔罗州，请入朝”，向老对手王建俯首称臣。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对于这一事件《高丽史》中有一段记载：“冬十月壬戌(10月30日)新罗王金傅，遣侍郎金封，请入朝 十一月甲午(12月1日)，新罗王率百僚发王都，士庶皆从之香车宝马连亘三十余里，道路填咽、观者如堵。沿路州县供亿甚盛，王遣人问尉。 己未（26日），罗王上书曰：‘本国久经危乱，历数已穷，无复望保基业，愿以臣礼见！’不允。 十二年辛酉（29日），群臣上奏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一国二君，民何以堪？愿听罗王之请！’ 除新罗国为庆州。” 这里所记载的是新罗末王敬顺王金傅向王建臣服的史实。9年之前朴氏出身的景哀王为甄萱所杀，后百济王在金州烧杀抢掠之余并未灭亡新罗。他将金氏王族后裔金傅扶上了新罗国王的宝座，身为傀儡的金傅眼看国土日窘、仅剩金州一隅，决定向王建臣服。他的儿子反对道：“当与忠臣义士谋，收合民心以死守国。”（《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然而，新罗的江山毕竟已经无可挽回，不过臣服后的金傅和新罗的王室还是受到了王建的礼遇。王建将长女乐浪公主许给金傅为妻，封金傅为乐浪王仍以新罗旧都庆州交其治理。

公元936年夏六月后三国的历史在一件戏剧性的事件中划上了句号。甄萱主动向王建请兵去讨伐自己的三个不孝子，他说“愿仗威灵，以诛贼子”（《高丽史•太祖本纪》）。王建当然不可能错失良机，他与甄萱“亲率三军赴天安，进次一善。神剑率文武官僚出降。得逆臣能奂，数罪诛之。”（《东国史略•高丽纪》）老子打儿子来成全别人的天下，这样的事情在世界史的舞台上也是罕见的。不过王建以神剑“为人所胁且归命乞罪”将其赦免。不久以后，甄萱“忧懑发疽，数日卒于黄山佛舍”。 王建将良剑和龙剑流放晋州，不久便将二人杀死。同时任命甄萱之婿朴英为规爵佐丞，以示对甄氏的怀柔之意。

统一半岛之后，王建面临着两大难题的考验：对内如何巩固高丽王朝的统治；对外如何面对新近崛起的强邻——契丹。王建参照泰封、新罗和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为新兴的高丽王朝初步确立了中央政府的架构。高丽置三省：内议、广评和内奉省，其中又以广评省的地位最为重要。广评省下辖选、兵、民刑、礼、工六官，分管国家的各种事务，可以说是高丽王朝的中枢所在。高丽的最高军事机关为循军部，军队由从自耕农当中征发的府兵组成。此外，驻扎在都城开京的六军，具有禁军地位，直接由国王掌握。从高丽王朝朝廷的结构来看，它在表面上完全承袭了中原隋、唐帝国的中央集权利制度。然而表面上的类似无法掩盖高丽王朝和中华上国社会基础上的巨大差异。王建所建立的高丽王朝归根到底是在地方豪族支持下建立的（其实王建的家族也是众多豪族中的一员），高丽王国的统一程度是无法与中原王朝相比的。

地方豪族势力的兴起和新罗后期各地军镇的建立有着直接的联系。新罗朝廷设置军镇是为了扼守战略要冲以保卫国土，前期军镇主要设在北部边境以防御渤海国。但是随着海贼的骚扰对海上贸易的威胁日益严峻之后，新罗朝廷开始在南部沿海地区建立一系列的要塞。张保皋（即弓福）镇守的清海镇、位于今日南阳的官城镇和江华岛上的穴口镇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三镇。和张保皋一样，这些镇将所掌握的武装大都是以其家族成员为核心的私兵。他们在事实上世世代代控制着远离京城金州的大部分新罗国土，这些地方望族在他们的地盘上广筑城池，因此他们也被称为“城主”。这些城主大都以官军的名义驻扎一方，并从自己的`属民当中征募士兵，所以在史籍中他们往往被称为“将军”。城主的社会背景是复杂的，张保皋那样起于草莽的自不待言，有些城主也是从具有京城贵族背景的人中产生的。这些金州的贵族有些出身于真骨贵族、有些则出自身份较低的六头品，他们因为犯罪或是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而被逐出了京城。不过，更多的城主则是在地方上的豪门望族。有势力的家族把周围的土地和百姓置于自己的控制后，大大的扩充了自己的势力。这两类城主逐渐代替了由朝廷委派的地方官，成了地方上的“土皇帝”。

王建的统一标志者王朝战争的结束，但是地方上的城主们和他们的城寨依然保持着独立和半独立的地位，这一点和后三国时期并无区别。早在王建登位之初，就有许多豪族前来依附，据《高丽史》太祖十三年二月乙末条记载：“是时，新罗以东沿海州郡、部落皆来降。自溟州至兴礼府、总百十余城。”这些豪族的归附对于当时力量较弱的王建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因而在他定鼎天下之后，是不能不加以回报的。此外，那些跟随王建出生入死的将领们在地方上的权势是受到朝廷认可的，太祖在地方上的统治还得靠他们的维系。为了安抚地方的豪族，并将他们纳入王朝的统治体系，王建采取拉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地方豪族连姻的策略，是为了巩固王室和豪族之间的关系，促使在他们为了高丽政权的强化、社会的安定上作出贡献。王建和全国二十多个大族有姻亲关系，比如贞州柳氏、平山瘐氏和朴氏、广州王氏。另一方面，王建按照地方豪族对王朝的功勋、他们多领城邑的大小、多寡，将全国大小豪族的领地相应的设置成府、州、县，执掌这些府、州、县的官员依然是原来的豪族，这样一来他们就被王建纳入了高丽的国家机器中，高丽的郡县制由此而来的（高丽的地方政区设置沿袭我国的唐朝，包括道、府、州、郡、县这五级，王建时代府、州、郡、县仅仅是一个开端，至高丽成宗十四年（公元995年），地方政区的设置才告一段落）。尽管王建想方设法笼络地方豪族，他们仍然不愿安分守己（王建政策的本身也有从容豪族的缺点），王建死后两年就爆发了“王规之乱”，差点没颠覆高丽王朝，这场叛乱宣告了王建怀柔策略的失败。

如果说在对待国内豪族的问题上，王建采取了怀柔和推恩的策略，那么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建在朝鲜半岛的北部积极进取的战略。在王建经略北境的全盘战略里，平壤的重要地位是值得一提的。自公元668年被唐军攻破以后，平壤逐渐荒废，王建以防御女真侵扰为由将平壤升格为西京，派遣从弟王式廉为长官驻守。在高丽王朝的早期，西京平壤的长官拥有很大的权力，他只需要对国王本人负责，其部下官员的任免完全由长官自己决定。与此同时，王建采取了移民实边的策略，将大量的人口从半岛的南部迁往北部。王建的这些措施增强了高丽北部的边防力量，大大拓展了国土面积。

高丽太祖天授八年（公元925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兴兵灭亡渤海国，并以皇太子耶律倍为人皇王，在渤海故地建立了“东丹国”。到公元928年，由于契丹用兵中原的需要和渤海遗民的不断反抗，“东丹国”被迁移到了辽东，一时间广袤的渤海故地成了无人过问的空地。渤海的灭亡，使高丽与契丹的关系迅速紧张，契丹与后百济的盟约更使王建不能不有所防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高丽开始主动的吸纳渤海的遗民，自天授十一年（公元928年）三月“渤海人金神等六十户来投”起，渤海人便源源不断的涌入了高丽境内。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天授十七年（公元934年）“渤海国世子大光显率众数万来投”，四年后“渤海人朴升以三千余户来投”，景宗献和王四年（公元979年）“渤海人数万来投”。公元942年，契丹再次遣使高丽为修复国交做最后的努力，结果失败。据《高丽史•太祖世家》所载：“壬寅二十五年冬十月，契丹遣使来遗橐驼五十匹。王以契丹尝与渤海连和，忽生疑贰，背盟轸灭。此甚无道，不足远结为邻，遂绝交聘。流其使三十人于海岛，系橐驼于万夫桥下，皆饥死”。于是，高丽与契丹的关系彻底决裂。与此同时，王建经略北边的步伐一刻也未停止，到他统治的末期，高丽的北境已经远及今咸境南道的永兴和清川江的南岸，疆域大大超过了新罗。

高丽文化的一大特色是佛教的兴盛，这一点和独尊儒术的李朝是截然不同。既然提及高丽佛教，太祖王建对佛教的热忱是不能不提的。据《东国通鉴》卷十儿并《高丽史•太祖本纪》记载，太祖二年，迁都松岳郡，升郡为开州，创造宫阙。又建法王、慈云、王轮、内帝释、舍那、天禅、新兴、文殊、圆通、地藏十寺于京内，此乃高丽官办寺院之始。纵观王建一朝，他在全国各地广建寺院、佛塔，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开京内所立之七层宝塔和平壤所建之九层宝塔。王建推崇佛教的原因，除去他个人的宗教信仰以外，也有维系国家稳定的考虑。李齐贤所撰之《开国寺重修记》中记载：“天授十八年，太祖用术家之言，造开国寺，募卒伍为工徒，破戈盾充结构，所示偃兵息民也。”由此可见，王建利用宗教为己所用的用意。晚年的王建因为对死亡的恐惧而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白云山内院寺事迹》有云：“太祖敕诸州，建丛林，设禅院，造佛造塔，凡至三千五百余所”王建此举，如果不是出于真诚的信仰，是很难做到的。

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43年），高丽太祖王建薨，年六十七。王建传给惠宗义恭王遗训十条，兹抄录一二如下：

其一曰，我国家大业，必资诸佛护卫之力，故创禅教寺院，差遣住持焚修，使各治其业。后世奸臣执政，徇僧请揭，各业寺社，争相换夺，切宜禁之。

其二说，诸寺院皆道誢推占山水顺逆而开创。道誢云，吾所占定外，妄加创造，则损薄地德，祚业不久。朕念后世国王公侯、后妃朝臣，各称愿堂，或增创造，则大可忧也。新罗之末，竞造浮屠，衰损地德，以底于亡，可不戒哉？（《高丽史》卷二）

可见，王建对于佞佛事的危害并非没有认识，但是他的后世子孙终究还将为此付出代价。不过，王建对此已经无能为力，因为这位文武双全的好国王安息了。

高丽（lí）（918年－1392年），又称王氏高丽。是朝鲜半岛古代王朝之一。王建所建，定都开京（今朝鲜开城），是朝鲜（南朝鲜，北朝鲜）历史上第二个统一政权（第一个是新罗）。新罗末年，尚州甄萱建立后百济国。918年泰封部将王建杀弓裔自立，建立高丽国。935年灭新罗，936年灭后百济，基本统一朝鲜半岛。1392年被李氏朝鲜取代。佛教是高丽国的国教。历经16年时间雕刻成的高丽大藏经是世界瑰宝之一。

王建以高丽为国号。高丽时代阿拉伯商人将此名称传播到欧洲世界。 佛教是高丽国的国教。高丽大藏经是世界瑰宝之一。高丽被今天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是朝鲜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国家。 但很多学者并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朝鲜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是统一新罗，如韩国学者李基白就表示：“毕竟是统一的新罗的领土和人民，在那里形成的社会文化构成了后来韩国历史的主流”。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也曾在文中提及统一的新罗为韩国历史的源头。

纵观东北亚地区的 历史 ，凡是强盛的大一统王朝， 几乎都有越过鸭绿江到朝鲜半岛作战的 历史 ，甚至北方的游牧和渔猎民族也多次南下进攻过朝鲜半岛。

而其中就有一个非朝鲜半岛政权，就因为跨过鸭绿江夺占了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就被如今的韩国当做祖宗，拍了很多电视剧和**来渲染甚至是虚构它的强大。这个政权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高句丽。

韩国人拍的电视剧，讲高句丽时代的 历史

那么高句丽这个中国东北部的地方政权，是如何越过鸭绿江进行扩张的呢？

高句丽是西汉后期（公元前37年），由东北濊貊、扶余人和部分汉人，在今天 辽宁省东北部的浑江流 域建立的政权。

它的民族构成，和今天朝鲜半岛上之朝鲜民族的祖先三韩部族完全不同。

韩国人据考古资料绘制的高句丽人卡通形象，实际上高句丽是中国地方政权，和今天的韩国完全不沾边

西汉时期，汉军越过鸭绿江，灭掉了当时旧燕国势力建立的卫氏朝鲜，在辽东和朝鲜半岛设立了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临屯郡四个郡，后合并为玄菟郡和乐浪郡。 初建的高句丽政权不是独立的，而是归属于玄菟郡管辖。

西汉时期的汉四郡

我们今天都知道，鸭绿江是中国与朝鲜的界河。但是在一千多年前，鸭绿江不但和界河没有任何关系，还经常被其他政权当成争夺的对象。

壁画上的高句丽士兵

原因是鸭绿江流域地区地处长白山余脉，气候湿润，土地肥沃，适合居住和发展农业生产，临海的位置也便于海上贸易。

如果新兴的高句丽政权能够夺占鸭绿江流域，那么就可以获得一大片优秀的耕地和水源地，还能同中原地区和朝鲜半岛上的居民进行海上贸易，更有利于族群的发展兴盛。

李氏朝鲜时代的半岛地形图

从高句丽建国之初的国际形势来看，高句丽西部和西北部的辽东地区，常年被强大的中原王朝占据，它们武力强大，高句丽通常是惹不起的，只能向流寇一样抢一把就走而无法夺占。

北部和东北部的扶余人是高句丽的本家，高句丽本身就是扶余贵族南逃到浑江流域建立的政权。

仇敌在北，而且受到中原王朝的保护，自然也不方便再北上。只有南进鸭绿江和朝鲜半岛东北部的山岭，欺负一下濊貊、沃沮那群 “弱鸡”部族 比较靠谱。

这就好比赤壁之战时期的刘备，曹操和孙权的地盘都没法打，只有西进夺取巴蜀才能成三足鼎立之势。

综合自然环境和国际形势的因素，往鸭绿江方向扩张，比较符合高句丽的发展需要。即便在后来中原地区发生战乱，高句丽人有机会夺取辽东地区时，其“南进”政策也没有放弃。

高句丽的都城和统治中心，也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一步步地从今日的辽宁转移到了鸭绿江以南的今朝鲜首都平壤地区。

公元前8年，朱蒙被西汉朝廷封为高句骊（丽）侯，相当于朝廷承认了高句丽政权的存在。

政权建立之初，虽然实力弱小，人口不多，远远不能称作一“国”，但是却赶上了一个有利于高句丽扩展生存空间的时候。

这时的西汉王朝政局混乱，外戚王莽篡权，对边疆的控制力减弱，朝鲜半岛上的玄菟郡和乐浪郡的力量也遭到削弱，时常受到周边部族的侵扰。

而朝鲜半岛东北部山岭地区的濊貊族人更是菜得不行，一打就垮。所以高句丽人在“独汉以强亡”的两汉年间，却初步奠定了高句丽政权的基础。

王莽于公元9年篡位建立“新朝”，惹得国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周边异族也开始叛乱。朱蒙也不甘寂寞，发起了反叛行动，不料实力太弱，很快就被王莽的将领严尤诛杀了，余下的高句丽人马上归降。

王莽直接将高句丽改名为 “下句骊（丽）” 。待到王莽的新朝政权被推翻，高句丽人趁着中原大乱，诸侯逐鹿，开启了一段比较顺利的扩张进程。

公元1年的辽东和朝鲜半岛

此时高句丽的首领大武神王无恤，首先把矛头指向了自己东北的老邻居扶余人。

他之前做王子的时候，就曾在鹤盘岭之战中就曾击败过扶余人。继承了首领之位后，他于公元22年将东扶余王杀死，占领了一块地盘。

随后南进朝鲜半岛北部的山岭，收拾了一顿濊貊人和沃沮人，平定了他们所建立的盖马国、句茶国。

公元32年，无恤继续南进，先后越过鸭绿江和清川江（当时称“浿水”），进攻原乐浪郡地区的崔理割据政权，并在37年推翻它。

很明显，无恤就是想趁东汉政权尚未稳固在辽东的统治时，占领原汉朝乐浪郡的地盘，把生米煮成熟饭。

公元37年夺取乐浪郡后的高句丽

可是汉光武帝刘秀是何许人也，不可能等你把饭煮熟。公元44年，刘秀派兵东进朝鲜半岛，占领了原乐浪郡的大部分地区，重建乐浪郡，把高句丽人的势力驱逐出清川江以北。

公元49年，高句丽人壮着胆子入侵辽东地区，反而被辽东太守祭彤招降。

但是东汉王朝在历经两汉动乱后，国力远未恢复，且北匈奴势力重新崛起，给东汉王朝北境带来的威胁很大，所以刘秀权衡利弊，不再试图恢复西汉时期汉四郡之地，放弃了对岭东之地（即朝鲜半岛东北部和今吉林省南部的山区）的直接管辖，而是让当地民族区域自治。

这就给了高句丽稳固自己在鸭绿江流域统治的机会。朝鲜半岛形成了鸭绿江下游地区到乐浪郡由东汉管辖，清川江以北和鸭绿江中上游地区由高句丽占领的局面。

古墓壁画上的高句丽人

扶余人摄于高句丽人的威势，主动抱东汉的大腿，让高句丽不敢对自己动手。

而高句丽摄于东汉之威，暂时不敢大规模地侵占岭东之地和入寇东汉州郡（史书称“寇钞”），同时也向东汉称臣纳贡。

但是它只要有机会，就会蚕食岭东地区，也多次联合鲜卑等游牧民族，去玄菟郡和辽东郡过过抢劫犯的瘾。

到了高句丽太祖大王时期，高句丽已经基本完成了对岭东地区各部族的征服工作。到了东汉后期，高句丽在对中原王朝屡战屡败情况下，坚持斗争，终于算是在鸭绿江流域站稳了脚跟。

到了东汉末年，又是朽木为官，禽兽食禄，社稷变为丘墟，苍生饱受涂炭之苦的时代，高句丽以为自己又迎来了第二个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中国古籍上记载，高句丽人喜欢蹲着，这是韩国人据史料绘制的高句丽人

不料这时候的辽东郡出了一个猛人军阀家族——公孙度家族，再次阻截了高句丽的南进之路。

公孙度是玄菟郡小官吏出身，被把持朝政的董卓于公元190年任命为辽东郡太守。

公孙度及其子公孙康在辽东任职期间，通常避免参与中原争夺战，而是着力经营东北边境，处理与周边部族的关系。高句丽想要入侵玄菟郡、乐浪郡和辽东郡的地盘，结果被公孙家打的大败亏输，不得不臣服于公孙家。

公孙度父子除了武力打击高句丽人之外，还采用 政治 和 外交 两手锁死高句丽人的扩张之路。

在政治方面，公孙度将偌大的辽东郡拆分为辽东和辽西两郡，在乐浪郡南部地区设立新的带方郡，大力予以经济和军事建设，阻挡高句丽南进和西进之路。

在外交上，公孙度父子采用各种手段，拉拢高句丽人的劲敌扶余部落为自己所用，又分化鲜卑人和高句丽人的同盟关系，让高句丽的发展处处掣肘。终公孙家统治辽东四十余年，高句丽人也没翻出什么大浪来。

公孙家族统治辽东时期的朝鲜半岛

但是到了公孙渊这一代， 公孙家开始把主意打到了逐鹿中原上，想要联合孙权干一干曹魏，结果却惹来了司马懿的大军，兵败身死，基业归人。

高句丽人也参与了这次行动，趁机瓜分了部分公孙家的资产。曹魏灭完公孙家后又忙着去应对吴蜀的挑战，辽东出现了一个军力空窗期，高句丽野心膨胀起来，于公元242年集合军力击破辽东的西安平地区。

事实证明，高句丽人再一次打错了算盘。曹魏闻之消息震怒： 收拾不了吴蜀，我还收拾不了你高句丽？ 曹魏于公元244年派大将毋丘俭率领步骑数万人，一路平推碾压高句丽人，直接摧毁了高句丽经营多年的首都丸都城（今吉林省通化市集安市地区）。

毋丘俭充分发挥了“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一路追高句丽东川王追到位于今天黑龙江省境内的沃沮北境，看到了日本海的日出才返回。

高句丽政权这回算是遭遇到了毁灭性打击，包括鸭绿江流域在内的所有地盘都丢掉了。

为什么汉末三国如此混乱，周边部族依旧无法入侵中原？公孙家和毋丘俭就提供了一份标准答案。

等到西晋政权建立，不久之后又爆发了“五胡乱华”事件，高句丽人重新聚集回血，重建了丸都城。这时的中原比起汉末时期更加混乱不堪，高句丽人觉得自己又行了。不料辽东地区这时迎来了新的强人势力——鲜卑人慕容廆建立的前燕政权。

开始时，慕容廆在立足未稳的情况下，两次进攻高句丽都被击退，说明高句丽此时已经恢复了一定的实力，但也与前燕政权重心在参与中原争夺有关。

高句丽虽然击退了进攻，也多次试图寇钞玄菟郡和辽东郡，但是在面对前燕政权时依旧是劣势局面。

于是高句丽美川王玩了一手转进，于公元313年和314年南下，先后越过鸭绿江、清川江和大同江，偷袭乐浪郡和带方郡这两位一两百岁、久病缠身的“老同志”， 这次是着实得把两郡拿在了手中，和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和新罗两位小兄弟接洽上了。

高句丽这一手，正是为了防止慕容家变成另一个公孙家，再次压制自己数十年而实施的，属于战略上的妙棋。

高句丽甚至向东晋称臣纳贡，想要联合东晋的力量一起对付前燕。但问题是，前燕的下一任元首慕容皝是一个狠角色，他很清楚的认识到高句丽人势力的发展对自己的威胁，自己有必要以毋丘俭为榜样，再对高句丽人来一次“犁庭扫穴”。

慕容皝（297—348）

公元342年，慕容皝亲率4万精锐从南陕进发，讨伐高句丽，又派慕容翰和慕容家最能打仗的慕容垂率领一万五千军队，从北置进发。

两把尖刀直插高句丽的心脏，慕容垂初战便展现了过人的军事才能，将高句丽王的军队轻松拿下，追亡逐北，高句丽王仅以身免。慕容皝的亲军也像毋丘俭一样攻破丸都城，把高句丽先王的尸体和国王家眷都一股脑带走。

位于今吉林省集安市的高句丽王城（丸都城）遗址

这是高句丽再次遭遇的一场毁灭性打击，不过前燕军队忙于搜索国王残部，没有去重新收取乐浪和带方郡。

高句丽人也被慕容皝吓得畏畏缩缩十几年，不敢提南进和寇钞之事。不过从战果来说，慕容皝没有取得彻底消灭高句丽的战果，高句丽恢复实力也比曹魏时期快得多。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高句丽尽管遭到多次重大打击，但是已经占领鸭绿江中上游流域很长时间了。

而在接下来的 历史 阶段，高句丽将要彻底拿下包括鸭绿江、清川江、大同江三江流域的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甚至要南进汉江，与百济和新罗两位“年轻人”比试一下。

慕容皝的继任者慕容儁也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君主，但是他在位期间着力与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和东晋作战，没有继续削弱高句丽。

在他死后，前燕政权也开始陷入风雨飘摇之中，被新兴的前秦苻坚政权灭亡。

高句丽又是抓住了这个战略机遇期，巩固自己在乐浪、带方二郡的统治后，从带方郡继续南下，与试图北伐的百济和新罗展开了一系列遭遇战。

前秦与东晋对峙的同时，高句丽与百济对峙

百济和新罗政权由三韩民族组成，之前也曾试图北进攻取带方郡和乐浪郡。

从公元369年开始，百济人和高句丽人就乐浪和带方的所有权问题，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军事冲突与对峙。

百济的近肖古王也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对内修齐庶政、整军经武，使得国力迅速强大，在与高句丽人的作战中多次击败对方，甚至杀死过高句丽国王，把战线推到了礼成江流域，一度进攻平壤城。

高句丽和百济分别朝贡前秦和东晋，也是想借大国力量制约对方。

而新罗就比较鸡贼了，在高句丽和百济争战不休时，闷声发大财，兼并了周边的三韩部落。

高句丽和百济都派出使者拉拢新罗，新罗权衡利弊后，觉得高句丽更有发展前途，于是加入了高句丽一方共同对付百济。

而百济也拉拢倭国（日本）和作为自己的盟友，对抗高句丽和新罗联盟。

前期的冲突中，百济对高句丽占上风

公元383年，东晋在与前秦的淝水之战中取胜，使得朝鲜半岛各国纷纷改抱东晋的大腿。

历经小兽林王和好太王两代君主的大力经营，高句丽的实力有了质的提升，战争天平也由此打破。

公元391年，好太王整顿数万精锐部队，发动了对百济的征伐，一鼓作气夺取了汉江以北的十几个城镇。

百济人想要找回场子，多次对高句丽发动反击，不料每次都大败，惹得国内震动，被迫召唤倭国和伽耶部落盟军前来帮场。

公元400年，好太王面对百济-倭国联盟，同新罗军一起发动了庚子之役，将倭国人追杀得哭爹喊娘。

倭国人在吃败仗后又做了一次努力，于404年入侵带方郡，结果又被好太王狠狠削了一顿，被迫退出了朝鲜半岛。高句丽通过对百济和倭国、伽耶的一系列征战，把国土扩张到了临津江一线。

高句丽好太王（374—412）

淝水之战后，慕容垂在辽东建立了后燕政权，于参合陂一战中击败了北魏道武帝拓跋珪。

但是在慕容垂死后，后燕在面对新兴的北魏政权时处于下风，被连连击败，导致对辽东的统治空虚。

好太王抓住这个机会，于公元407年偷袭辽东郡，终于实现了高句丽人三百余年攻取辽东的梦想。好太王顺便还把北部边境新诞生的契丹和库莫奚部族也教训了一顿。

好太王碑（公元411年）的拓片

虽然夺取了辽东，但是高句丽人仍然十分害怕强大的中原政权前来攻打自己，再次上演当初两次被攻破丸都城的惨剧，于是在 一边加紧西部防御的同时，一边开始做统治中心难移的工作，指导思想是离中原王朝越远越好。

于是在高句丽长寿王时期，鉴于对百济的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高句丽首都于公元427年南迁越过鸭绿江，搬到了今天的朝鲜首都平壤城。

到了5世纪后期，高句丽连着对百济和新罗一通揍，不过没有灭亡它们。这时的高句丽国力和版图都处于鼎盛时期，朝鲜半岛北部的三江地区以及汉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都稳稳地抓在自己手里了。

纵观高句丽越过鸭绿江，南下朝鲜半岛的 历史 ，可谓是一波三折、不屈不挠了。

645年，唐朝与高句丽战争的行动线路图

韩国很多人把高句丽人认作祖宗，可能也是因为它是朝鲜半岛上出现过的最强势的政权了吧。毕竟能够让隋唐两朝集四代君王之力才灭掉，也确实有两把刷子的。

隋朝士兵

1、据《武侯庙略史》中的记载，如今韩国各地的武侯庙、祠，都有特定的祭礼日及详尽、盛大的祭拜流程。到祭礼日时，各地的信徒会穿着盛装，按照严格的流程进行祭拜。而诸葛亮的忠实信徒们还给被神话了的诸葛亮起了一个颇具特色的雅号——“白月天师”，这与中国人习惯称诸葛亮为“卧龙”可谓大相径庭。

2、诸葛亮的形象进入韩国的时间非常早，从现存的资料看，大概是在公元六世纪的高句丽政权时期。高句丽是东北亚地区的一个强大帝国，范围涵盖了如今我国东北的部分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从公元一世纪建国到七世纪灭亡，历时七百多年。高句丽的历代国君，对教育和军事两方面都非常重视，所以，在我国当时的北方地区实力非常强悍。这从隋、唐两朝在七十余年时间里面，数次举重兵北征高句丽的过程就能看出来。

3、高句丽的国君重视教育，在全境普及的教育机构中，中国经典古籍就成了官方的指定教材。据《中国高句丽史》中的记载可以得知，在高句丽作为教材的中国经典古籍当中，就包含有《三国志》和《昭明文选》两部著作。众所周知，《三国志》是在公元三世纪末的西晋时期编著成书，《昭明文选》则是在六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由南朝梁国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了一部分文人，历时五年编著成书。

其实道理很简单：

当隋唐中国达到鼎盛的时候，高句丽也达到鼎盛。

隋文帝、隋炀帝PK的是高句丽一代名将乙支文德将军。唐太宗PK的又是高句丽的一代名将苏文盖渊将军。

除了以上两个主要原因之外还有就是次要原因。次要原因：1隋文帝出奇兵走海道进攻高句丽，结果遇到大风暴。2隋炀帝第一次征讨高句丽简直是闹剧。行军摆开一字长蛇阵。每军之间相隔40里各自相互不知对方发生什么事。根本无法相互支援。隋炀帝的诏书把自己的排兵布阵、兵力多少全部公布天下尽知。随军人员居然包括妇女、和尚、道士和戏子、艺人还有各国使节文武百官。隋炀帝第二次征讨高句丽遇到杨玄感造反。隋炀帝第三次征讨高句丽隋朝全国到处都在造反。这是隋炀帝。唐太宗征讨高句丽唐太宗根本不听部将的意见一意孤行用重兵攻坚城。既不断敌粮道又不围城困敌。而是死打硬拼。唐太宗还美其名曰叫王师之战。根据《朝鲜通史》记载唐太宗在第三次征讨高句丽被乱矢射中一只眼睛导致一只眼睛失明。这点我个人不敢苟同。但说明唐军损失很大这是事实。

隋朝、唐朝对高句丽之战是不义的侵略战争，高句丽抗击隋唐是正义的保家卫国战争。道义上高句丽占据制高点。政治上、舆论上高句丽得到人民支持。

综上所述因此隋唐讨伐高句丽很难取胜。

高丽[lí]，王建所建，定都开京（今开城），是朝鲜半岛政权。王建立国时打出“高丽”的旗号，依违“高句丽”而希冀赢得政治筹码，其实与高句丽并无必然关系。新罗末年，新罗王族弓裔建立泰封国，尚州土豪甄萱建立后百济国。918年泰封部将王建杀弓裔自立，建立高丽国。935年灭新罗，936年灭后百济，基本统一朝鲜半岛。1287年起高丽国王兼任征东行省达鲁花赤，成为元朝附属国，1356年恭愍王恢复独立直到灭亡为止。1392年被朝鲜王朝取代。佛教是高丽国的国教。历经16年时间雕刻成的高丽大藏经是世界瑰宝之一。 高丽被今天的朝鲜政府认为是朝鲜族历史上首个统一国家。宋代以来的史家由于认知的浅薄，往往错将高丽与高句丽混谈作为高丽；为了将其与中国历史上的地方政权高句丽区分开来，，此高丽特指王氏的高丽，史称其为王氏高丽，以正清史实。

九世纪末，新罗由于农民反对封建残酷剥削的斗争，逐渐衰落下去。在此过程中，西南地区的甄萱和北部地区的弓裔，分别成立了后百济国（900—936）和后高句丽，从而朝鲜半岛被分裂成了“后三国”。后三国各自扩张领土，展开角逐，空前加强封建剥削和压迫。土地改革，新官僚机构的形成，佛教的衰弱，以及儒教的形成，这些发生在15世纪初的事件都是新王国诞生的一部分。

918年，后高句丽的王建被部将拥立为王，迁都开城（松岳），为了利于统治，使各部归附，王建将所建高丽王朝自称继承高句丽，改国号为“高丽”。实际二者完全没有继承关系，一个已经灭亡了250年的国家，人早已分徙各地。高丽有来源于论语“山高水丽”的附会。高丽的英文名“Goryeo”源于高句丽的英文名“Goguryeo”。而三韩的英文名“Korea”是高丽英文名“Goryeo”的变形。实际上，“Goryeo”和“Goguryeo”均是唐代传入新罗的汉字音读，来源于中国历史古籍。935年，灭新罗；936年，灭后百济。

高丽建国初期北边大概在今大同江以北龙兴江一线与渤海国对峙。936年-943年，高丽北扩到今朝鲜元山市。993年，高丽西北部到达鸭绿江。 高丽蒙古战争后，高丽北部的东界、北界被蒙元占领，成为元朝的双城总管府和东宁府，隶属于元朝辽阳行省。济州岛也长期成为蒙古人的直接管辖地“耽罗军民总管府”负责防倭和高丽海外侨民事务。元末期，高丽积极北拓，收复北部被蒙古占领的土地。1388年，在明朝击败东北地区的北元军队后的第一年，明朝明太祖建立铁岭卫以取代元朝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的开元路。由于高丽声称对开元路朝鲜半岛北部地区拥有主权，明朝放弃了开元路朝鲜半岛北部的领地，并将铁岭卫改置于辽东奉集堡（今辽宁沈阳东南奉集堡）。 1393 年，铁岭卫又从奉集堡移至银州（今辽宁省铁岭市）。高丽末年和朝鲜王朝初期，李成桂对朝鲜半岛图们江流域加强了管理，招抚居住在该地区的女真人，最终使图们江和鸭绿江成为中朝两国的界河。

993年，高丽与契丹战争后王氏高丽按协议与宋朝断交，契丹人对鸭绿江以东故地保州地区作出让步。并在以后两次战争中击退契丹的入侵。1170年和1173年，以武将郑仲夫为首，发生两次政变，政变军人废立国王，大杀贵族文官，最终建立了武将崔忠献挟持国王的“都房”政权。1231年，蒙古入侵高丽，高丽国王逃至江华岛；1258年，崔氏政权跨台，国王投降蒙古，蒙古则答应撤军。元朝建立后，不肯降元的三别抄继续发动抗元战争；1273年，元军占领济州岛，高丽与蒙古战争结束。王氏高丽成为元朝的藩属国，直到1356年高丽朝廷才重新掌握统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