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苑》选段翻译：　

有搞乱国家的君主，没有自行混乱的国家；有治理国家的人才，没有自行治理的法制。后羿的射箭方法并没有失传，但后羿并不能使世世代代的人都百发百中；大禹的法制仍然存在，但夏后氏并不能世世代代称王天下。

所以法制不可能单独有所建树，律例不可能自动被实行；得到了那种善于治国的人才，那么法制就存在；失去了那种人才，那么法制也就灭亡了。法制，是政治的开头；

君子，是法制的本原。所以有了君子，法律即使简略，也足够用在一切方面了；如果没有君子，法律即使完备，也会失去先后的实施次序，不能应付事情的各种变化，足够形成混乱了。不懂得法治的道理而只是去定法律的条文的人，即使了解得很多，碰到具体事情也一定会昏乱。

所以英明的君主急于得到治国的人才，而愚昧的君主急于取得权势。急于得到治国的人才，就会自身安逸而国家安定，功绩伟大而名声美好，上可以称王天下，下可以称霸诸侯；

不急于得到治国的人才，而急于取得权势，就会自身劳苦而国家混乱，功业败坏而声名狼藉，国家政权必然危险。所以统治人民的君主，在寻觅人才时劳累，而在使用他以后就安逸了。《尚书》说：“要想想文王的恭敬戒惧，亲自去选择人才。”说的就是这种道理啊。

对合符节、辨认契券，是用来造成信用的；但如果君主喜欢搞权术阴谋，那么大臣百官中那些搞欺骗诡诈的人就会乘机跟着搞欺诈。抽签、抓阄，是用来造成公正的；但如果君主喜欢偏私，那么大臣百官就会乘机跟着搞偏私。

用衡器来称量，是用来造成公平的；但如果君主喜欢偏斜颠倒，那么大臣百官就会乘机跟着邪恶不正。各种量器量具，是用来造成统一标准的；但如果君主热衷于贪图财利，那么大臣百官就会乘机跟着去多拿少给以致于没有限度地盘剥老百姓。

所以各种有助于治理的器物与方法，只是政治的末流，并不是政治的源头；君主，才是政治的源头。官吏拘守具体的方法条例，君主则保养源头。源头清澈，那么下边的流水也清澈；源头混浊，那么下边的流水也混浊。

所以君主如果爱好礼义，尊重贤德的人、使用有才能的人，没有贪图财利的思想，那么臣下也就会极其谦让，极其忠诚老实，而谨慎地做一个臣子了。

像这样，即使是在卑微的老百姓之中，也不等对合符节、辨认契券就能做到有信用，不等抽签、抓阉就能做到公正，不靠衡器来称量就能做到公平，不需要各种量器量具就能做到标准统一。

所以不用奖赏而民众就能勤勉，不用刑罚而民众就能服从，官吏不费力而事情就能处理好，政策法令不繁多而习 俗就能变好；百姓没有谁敢不顺从君主的法令、依照君主的意志而为君主的事情卖力，而且对此感到安乐。

所以，民众在纳税时不觉得破费，为国家干事业时忘掉了疲劳，外敌发动战争时能拼死作战；城墙不等修整就坚固，兵器的刀口不用淬炼就坚硬，敌国不等去征服就屈从，天下的民众不用命令就能统一行动。

这叫做极其太平。《诗》云：“王道真大满四海，徐国已经来朝拜。”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啊。

《说苑》选段原文：

齐宣王谓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对曰：“人君之事，无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从，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获罪也。大道容众，大德容下；圣人寡为而天下理矣。书曰：‘睿作圣’。诗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孙其保之！’”宣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为鲁公，召而告之曰：“尔知为人上之道乎？凡处尊位者必以敬，下顺德规谏，必开不讳之门，撙节安静以借之，谏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辞，乃择可观。

夫有文无武，无以威下，有武无文，民畏不亲，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亲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谏者得进，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辞。

陈灵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陈其亡矣！吾骤谏君，君不吾听而愈失威仪。夫上之化下，犹风靡草，东风则草靡而西，西风则草靡而东，在风所由而草为之靡，是故人君之动不可不慎也。

夫树曲木者恶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号，垂显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

言出于身，加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动而万物变化。诗曰：‘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此之谓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纵恣焉，不亡必弑。”灵公闻之，以泄冶为妖言而杀之，后果弑于征舒。

此文出自西汉·刘向所著的《说苑》

写作背景：

汉刘向撰。是书凡二十篇。隋、唐志皆同。《崇文总目》云今存者五篇，馀皆亡。曾巩《校书序》云：得十五篇於士大夫家，与旧为二十篇。

晁公武《读书志》云：刘向《说苑》以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法诫、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谈丛、杂言、辨物、修文为目，阳嘉四年上之，阙第二十卷。

曾子固所得之二十篇，正是析十九卷作修文上下篇耳。今本第十法诫篇作敬慎，而修文篇后有反质篇。陆游《渭南集》记李德刍之言，谓得高丽所进本补成完书。则宋时已有此本，晁公武偶未见也。

其书皆录遗闻佚事足为法戒之资者，其例略如《诗外传》。叶大庆《考古质疑》摘其赵襄子赏晋阳之功孔子称之一条，诸御已谏楚庄王筑台引伍子胥一条，晏子使吴见夫差一条，晋太史屠馀与周桓公论晋平公一条，晋胜智氏后阖闾袭郢一条。

楚左史倚相论越破吴一条，晏子送曾子一条，晋昭公时战邲一条，孔子对赵襄子一条，皆时代先后，邈不相及。又介子推、舟之侨并载其龙蛇之歌，而之侨事尤舛。黄朝英《缃素杂记》亦摘其固桑对晋平公论养士一条，《新序》作舟人古乘对赵简子。

又楚文王爵筦饶一条，《新序》作楚共王爵筦苏。二书同出向手，而自相矛盾。殆捃拾众说，各据本文，偶尔失於参校也。然古籍散佚，多赖此以存。

如《汉志》《河间献王》八篇，《隋志》已不著录，而此书所载四条，尚足见其议论醇正，不愧儒宗。其他亦多可采择。虽间有传闻异词，固不以微瑕累全璧矣。

作者简介：

刘向（前77一前6），原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苏省沛县)人，汉高祖之弟楚元王的四世孙，西汉时文学家、经学家。他主 张“天人感应”学说，与其子刘歆一起，为古代图书的编目整理工 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著作有《洪范五行传论》《七略别录》 《新序》《说苑》《列女传》等。

唐纪八唐高祖武德九年（丙戌，公元626年）

九月，突厥颉利可汗进献三千匹马、一万头羊，唐太宗推辞不受，只是下诏令其归还所掠夺的中原人口，并征召上一年被突厥俘虏的温彦博回到朝中。

丁未（二十二日），太宗带领各卫将士在显德殿庭院练习箭术，并当面训话道：“自古以来就有周边的戎狄等族的侵扰，值得忧虑的是边境稍微安宁，君主就放逸游荡，而忘记战争的威胁，因而一俟敌人来犯则难以抵御。现在朕不让你们修池榭筑宫苑，而是专门熟习射箭技术。闲居无事时，朕就当你们的老师，一旦突厥入侵，则做你们的将领，这样，中原的百姓也许能过上安宁的日子！”从此，太宗皇帝每日带领数百人在宫殿庭院里，教他们射箭，并亲自测试，射中箭靶多的士兵赏赐给弓、刀、布帛，他们的将领考核成绩时列为上等。许多大臣劝谏道：“依照大唐律令，在皇帝住处手持兵刃的要处以绞刑。现在陛下您让这些卑微之人张弓挟箭在殿宇之旁，陛下身处其中，万一有一个狂徒恣肆妄为，就会出现意外事故，这不是重视社稷江山的办法。”韩州刺史封同人假称有事，骑驿马来到朝廷直言苦谏。大宗均听不进去，他说：“真正的君主视四海如同一家，大唐辖境之内，都是朕的忠实臣民。我对每个人都能推心置腹，以诚相待，却为何要对保卫朕的将士横加猜忌呢？”从此人人想着自强自励，几年之间，都成为精锐之士。

太宗曾说过：“我从小南征北战，东略西讨，颇知用兵之道。每次观察敌军阵势，即知道它的强弱，并常以我军弱旅抵挡其强兵，而以强师击其弱旅。敌军追逐我方弱旅不过走数百步，我军攻其弱旅，一定要突至其阵后乘势反击，敌军无不溃败奔逃，这就是我的取胜之道！”

己酉，（二十四日），太宗与群臣当面议定开国元勋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田邑，命陈叔达在宫殿下唱名公布，太宗说：“朕分等级排列你们的功劳赏赐，如有不当之处，可以各自申明。”于是各位将领纷纷争功，议论不休，淮安王李神通说：“我在关西起兵，首先响应义旗，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只是捉刀弄笔，功劳却在我之上，我感到难以心服。”太宗说：“叔父虽然首先响应义旗举兵，这也是自谋摆脱灾祸。等到窦建德侵吞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次纠集余部，叔父丢兵弃甲，望风脱逃。房玄龄等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使大唐江山得以安定，论功行赏，功劳自然在叔父之上。叔父您是皇族至亲，朕对您确实毫不吝惜，但不可循私情滥与有功之臣同等封赏。”众位将领于是相互议论道：“陛下如此公正，即使对皇叔淮安王也不循私情，我们这些人怎么敢不安本分呢。”大家都心悦诚服。房玄龄曾说：“秦王府的旧僚属未能升官的，皆满腹怨言道：‘我等跟随侍奉陛下身边，也有许多年了，现今拜官，反而都在前太子东宫、齐王府僚属的后面。’”太宗说：“君主大公无私，因此能使天下人心服。朕与你们平日的衣食，都取自百姓。因此设官吏定职守都是为了百姓，理应选择贤才加以任用，怎么能以新人旧人来做为选拔人才的先后顺序呢？如果新人贤能，故旧不才，怎么可以放弃新人而只取故旧呢！现在你们不论其是否贤能而只是怨声不断，这岂是为政之道？”

太宗下诏；“民间百姓不得私自设立妖祠。除了正当的卜筮术，其余杂滥占卜，一律禁绝。”

太宗聚集经史子集四部书二十余万卷藏于弘文殿，并于殿旁设置弘文馆。遴选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国内精通学术之人，以原职兼任弘文馆学士，让他们轮流值宿，皇上在听政之暇，领他们进入内殿，讲论先哲言行，商榷当朝大政，有时要到午夜时分才结束。又选取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充任弘文馆学生。

冬季，十月，丙辰朔（初一），出现日食。

太宗下诏追封已故太子皇兄李建成为息王，谥号为隐；皇弟齐王李元吉谥号为剌，以皇家丧礼重新安葬。安葬那一天，太宗皇帝在宜秋门大哭一场，显得十分哀痛。魏徵、王上表请求陪送灵车到安葬地，太宗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命令原东宫和齐王府的旧僚属都去送葬。

癸亥（初八），朝廷立中山王李承乾为皇太子，时年仅八岁。

庚辰（二十五日），唐朝初步规定功臣实得食邑封户的等级差别。

起初，萧向高祖荐举封德彝，高祖任命他为中书令。到了太宗即位，改任萧为尚书左仆射。封德彝为右仆射，二人商定将要上奏的事，到了太宗面前封德彝屡次变易，由此二人之间产生隔阂。当时房玄龄、杜如晦刚当权，均疏远萧而亲近封德彝，萧愤愤不平，于是上密封的奏章理论，辞意凄凉，由此触犯圣意。适逢萧与陈叔达又在太宗面前含怒争辩，庚辰（二十五日），萧、陈叔达皆以对皇上不恭敬的罪名，被罢官免职。

甲申（二十九日），民部尚书裴矩进言：“对遭受突厥暴虐践踏的百姓，请求每户赐给绢帛一匹。”太宗说：“朕以诚、信二字统治下属，不想徒有抚恤百姓的名声而没有实在的东西，每户中人数多少不等，怎么能整齐划一，赏赐都一样呢？”于是计算人口以它为赏赐的标准。

起初，高祖想以加强皇室宗族的力量来威镇天下，所以与皇帝同曾祖、同高祖的远房堂兄弟以及他们的儿子，即使童孺幼子均封为王，达数十人。

为此，太宗语气和缓地征求群臣的意见：“遍封皇族子弟为王，对天下有利吗？”封德彝回答道：“前世只有皇帝的儿子及兄弟才封为王，其他宗亲如果不是有大功勋，便没有封王的。太上皇亲善厚待皇亲国戚，大肆分封宗室，自东西汉以来都没有如此之多。封给的爵位既高，又多赐给劳力仆役，这恐怕不能向天下人显示自己的大公无私吧！”太宗说：“有道理。朕做天子，就是为了养护百姓，怎么可以劳顿百姓来养护自己的宗族呢！”十一月，庚寅（初五），将宗室郡王降格为县公，只有功勋卓著的几位不降。

丙午（二十一日），太宗与群臣讨论防盗问题。有人请求设严刑重法以禁盗，太宗微笑着答道：“老百姓之所以做盗贼，是因为赋役繁重，官吏贪财求贿，百姓饥寒交集，所以便顾不得廉耻了。朕主张应当杜绝奢移浪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老百姓吃穿有余，自然不去做盗贼，何必用严刑重法呢！”从此经过数年之后，天下太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商人旅客可在野外露宿。

太宗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仰仗百姓。剥削百姓来奉养君主，如同割下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而身死，君主富了而国家灭亡。所以君主的忧虑，不来自于外面，而常在于自身。凡欲望多则花费大，花费大则赋役繁重，赋役繁重则百姓愁苦，百姓愁苦则国家危急，国家危急则君主地位不保。朕常常思考这些，所以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十二月，己巳（十五日），益州大都督窦轨上奏，声称当地的獠民造反，请求朝廷派兵讨伐。太宗说：“獠民依仗山林，时常出来做些小偷小摸的事，这是他们的平常习惯。地方官如果能以恩信安抚，他们自然会顺服。怎么可以轻易动干戈，捕、打獠民，把他们当做禽兽一般？这难道是当百姓父母官的本意吗！”最后没有准许出兵。

太宗对大臣裴寂说：“近来很多上书言事的奏章，朕都将它们贴在寝宫的墙壁上，以便进出时观看，朕时常思考为政之道，有时要到深夜才能入睡。希望你们也要恪尽职守，与朕的这一心意相称。”

太宗励精求治，多次让魏徵进入卧室内，询问政治得失。魏徵知无不言，太宗均高兴地采纳。太宗派人征兵，封德彝上奏道：“中男虽不到十八岁，其中身体魁梧壮实的，也可一并征发。”太宗同意。敕令传出，魏徵固执己见加以反对，不肯签署，如是往返四次。太宗大怒，将他召进宫中责备道：“中男中魁梧壮实的，都是那些奸民虚报年龄以逃避徭役的人，征召他们有什么害处，而你却如此固执！”魏徵答道：“军队在于治理得法，而不在于人数众多。陛下征召身体壮健的成丁，用正确的方法加以管理，便足以无敌于天下，又何必多征年幼之人以增加虚数呢！而且陛下总说：》‘朕以诚、信治理天下，欲使臣下百姓均没有欺诈行为。’现在陛下即位没多久，却已经多次失信了！”太宗惊愕地问道：“朕怎么失信了？”魏徵答道：“陛下刚即位时，就下诏说：‘百姓拖欠官家的财物，一律免除。’有关部门认为拖欠秦王府国司的财物，不属于官家财物，仍旧征求索取。陛下由秦王升为天子，秦王府国司的财物不是官家之物又是什么呢？又说：‘关中地区免收二年的租调，关外地区免除徭役一年。’不久又有敕令说：‘已纳税和已服徭役的，从下一年开始免除。’如果退还已纳税物之后，又重新征回，这样百姓不能没有责怪之意。现在是既征收租调，又指派为兵员，还谈什么从下一年开始免除呢！另外与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都是地方官，日常公务都委托他们办理；至于征点兵员，却怀疑他们使诈，这难道是以诚信为治国之道吗？”太宗高兴地说：“以前朕认为你比较固执，怀疑你不通达政务，现在看到你议论国家大政方针，确实都切中要害。朝廷政令不讲信用，则百姓不知所从，国家如何能得到治理呢？朕的过失很深呐！”于是不征点中男做兵员，并且赐给魏徵一只金瓮。

太宗素闻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的大名，便召他进宫，问他为政之道，张玄素答道：“隋朝皇帝好独揽各种政务，而不委任给群臣；群臣内心恐惧，只知道禀承旨意加以执行，没有人敢违命不遵。然而以一个人的智力决断天下事务，即使得失参半，乖谬失误之处已属不少，加上臣下谄谀皇上受蒙蔽，国家不灭亡更待何时！陛下如能慎择群臣而让他们各司其事，自己高拱安坐、清和静穆，考察臣下的成败得失据以实施刑罚赏赐，国家还能治理不好！而且，我观察隋末大动乱，其中想要争夺天下的不过十几人而已，其余大部分都想保全乡里和妻子儿女，等待有道之君而归附。由此可知百姓很少有好作乱的，只是君主不能使他们安定罢了。”太宗欣赏他的言论，提拔他为侍御史。

前幽州记室参军、直中书省张蕴古，呈给太宗一篇《大宝箴》。大略写道：“圣人上承天命，拯黎民于水火，救时世之危难。所以以一个人来治理天下，而不以天下专奉一人。”又写道：“内廷重屋叠室、宽大无比，而帝王所居住的不过一片狭小之地；他们却昏庸无知，大肆修筑瑶台琼室。席前堆着山珍海味，而帝王所吃的不过合口味的几样；他们却忽发狂想，堆糟成丘、以酒为池。”又写道：“不要无声无息、糊里糊涂，也不要苛察小事，自以为精明，应该虽有冕前的垂旒遮住双眼却能看清事物的未成形状态，虽有纩挡住耳朵却能听到尚未发出的声音。”太宗深为嘉许，赏赐给束帛，任命他为大理丞。

太宗召见傅奕，赐给他食物，对他说：“你六月所奏金星出现在秦的分野，秦王当有天下，差一点害我遭殃，不过今后凡有天象变化，你应一如既往，言无不尽，不要心有余悸，总记着过去的事。”太宗曾对傅奕说：“佛作为宗教，道理玄妙可以师法，为何惟独你不明悟其道理？”傅奕答道：“佛是胡族中的狡诈之人，欺言诳世炫耀于西域。中国的一些邪避之人，择取庄子、老子玄谈理论，用妖幻之语加以修饰，用来欺蒙愚昧的民众，这既不利于百姓，更有害于国家，我不是不能明悟，而是鄙视它不愿意接触它。”太宗颇以为然。

太宗担心官吏中多有接受贿赂的，便秘密安排身边的人去试探他们。有一个刑部的司门令史收受绢帛一匹，太宗得悉后想要杀掉他。民部尚书裴矩劝谏道：“当官的接受贿赂，罪的确应当处死；但是陛下派人送上门去让其接受，这是有意引人触犯法律，恐怕不符合孔子所谓‘用道德加以诱导，以礼教来整齐民心’的古训。”太宗听了很高兴，召集文武五品以上的官员，对他们说：“裴矩能够做到在位敢于力争，并不一味地顺从我，假如每件事情都能这样做，国家怎么能治理不好呢！”

臣司马光曰：古人说过：君主贤明则臣下敢于直言。裴矩在隋朝是位佞臣而在唐则是忠臣，不是他的品性有变化。君主讨厌听人揭短，则大臣的忠诚便转化为谄谀；君主乐意听到直言劝谏，则谄谀又会转化成忠诚。由此可知君主如同测影的表，大臣便似影子，表一动则影子随之而动。

这一年，将皇子长沙郡王李恪升为汉王，宜阳郡王李升为楚王。

新罗、百济、高丽三国之间世代结怨，相互攻伐，战事连绵，太宗派遣国子监助教朱子奢前去传达圣意，劝他们讲和，三国都上表谢罪。

唐太宗贞观元年（丁亥，公元627年）

春季，正月，乙酉（初一），改年号。

丁亥（初三），太宗大宴群臣，席间演奏《秦王破陈乐》。太宗说：“朕从前曾受命专行率兵征伐，民间于是流传着这个曲子。虽然不具备文德之乐的温文而雅，但功业却由此而成就，所以始终不敢忘本。”封德彝说：“陛下以神武之才平定天下，岂是文德所堪比拟。”太宗说：“平乱建国凭借武力，治理国家保持已取得的成就却仰赖文才，文武的妙用，各随时势的变化而有不同。你说文不如武，此言差矣！”封德彝磕头道歉。

己亥（十五日），唐朝廷下制文：“从今以后，中书省、门下省以及三品以上官员入朝堂议事，都应让谏官随行，有失误立即进谏。”

太宗让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与学士、法官重新议定律令，宽减绞刑五十条，改为断右趾，太宗仍嫌其苛刻，说道：“肉刑废除已经很长时间，应当用其他刑罚代替。”蜀王府法曹参军裴弘献请求改断趾为加服劳役的流放，流放到三千里外，刑期三年。太宗下诏依此办理。

太宗认为兵部郎中戴胄忠诚清正耿直，提升他为大理寺少卿。当时许多候选官员都假冒资历和门荫，太宗令他们自首，否则即处死。没过几天，有假冒被发觉的，太宗要杀掉他。戴胄上奏道：“根据法律应当流放。”太宗大怒道：“你想遵守法律而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回答道：“敕令出于君主一时的喜怒，法律则是国家用来向天下人昭示最大信用的。陛下气愤于候选官员的假冒，所以想要杀他们，但是现在已知道这样做不合适，再按照法律来裁断，这就是忍住一时的小愤而保全大的信用啊！”太宗说：“你如此执法，朕还有何忧虑！”戴胄前后多次冒犯皇上而执行法律，奏答时滔滔不绝，太宗都听从他的意见，国内没有冤案。

太宗令封德彝荐举贤才，很长时间没有选荐一个人。太宗质问其原因，答道：“不是我不尽心竭力，而是现在没有奇才！”太宗说：“君子用人如用器物，各取其长处。古时候使国家达到大治的君主，难道是从别的时代去借人才的吗？正应当怪自己不能识别人才，怎么能诬蔑整个时代的人呢？”封德彝羞惭地退下。

御史大夫杜淹上奏道：“各部门的公文案卷恐有稽延错漏，请求让御史到各部门检查核对。”太宗征求封德彝的意见，封德彝回答说：“设官定职，各有分工，如果真有错失，御史自当纠察举报。假如让御史到各部门巡视，吹毛求疵，实在是太繁琐。”杜淹默不作声。太宗问杜淹：“你为什么不加争辩呢？”杜淹回答说：“国家的事务，应当务求公正，从善而行。封德彝讲的话深得大体，我心悦诚服，不敢有所非议。”太宗高兴地说：“你们如果都能做到这样，朕还有什么忧虑呢？”

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接受别人送的绢帛，事情暴露，太宗说：“长孙顺德如果能有益于国家，朕与他共享府库的资财，他何至于如此贪婪呢！”太宗仍爱惜他有功于大唐，不予惩罚，反而在宫殿上赐给他数十匹绢帛。大理寺少卿胡演说：“长孙顺德贪脏枉法，犯下的罪不可饶恕，为什么又要赐他绢帛呢？”太宗说：“如果他有人性的话，得到朕赐给绢帛的羞辱，远甚于受到刑罚；如果不知道羞耻，不过是禽兽而已，杀他又有何用呢？”

辛丑（十七日），天节将军、燕郡王李艺占据泾洲反叛朝廷。

李艺当初进入朝廷时，居功自傲，秦王李世民身边的人到他的营地，李艺无缘无故地殴打他。高祖皇帝大怒，将李艺关进牢里，不久又释放他。太宗即位后，李艺内心不安。曹州邪恶的巫师李五戒对李艺说：“郡王您已然面呈贵相！”劝他反叛。李艺于是假称奉皇帝密诏，带兵前来朝廷。李艺带领兵马到豳州城下，豳州治中赵慈皓出城迎接，李艺入城占据了豳州。太宗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为行军总管，率兵讨伐。赵慈皓听说官兵即将到来，便秘密与统军杨岌商议谋取李艺，事情败露，李艺囚禁了赵慈皓。杨笈在城外觉察到变化，便率兵攻城，李艺手下兵将溃逃，李艺抛下妻子儿女，准备投奔突厥，到了乌氏城，身边的人将他杀掉，送首级回长安。李艺弟李寿，官做利州都督，也受牵连被处斩。

起初，隋朝末年天下大乱，英雄豪杰蜂拥而起，据地拥兵，各自称雄一方。唐兴起后相继归附，高祖为他们分置州县，施以荣禄，由此州县的数目，大大超过隋朝开皇、大业年间。太宗认为官多民少，想革除弊端。二月，下令州县大加合并，依山川地势条件，将全国分为十道：“一关内，二河南，三河东，四河北，五山南，六陇右，七淮南，八江南，九剑南，十岭南。

三月，癸巳（初十），皇后带领着后宫妃嫔及宫外有爵号的妇女举行躬亲蚕事的典礼。

闰三月，癸丑朔（初一），出现日食。

壬申（二十日），太宗对太子少师萧说：“朕年轻时喜好弓箭，曾得到十几张好弓，自认为没有能超过它们的，最近拿给做弓箭的弓匠看，他说：‘都不是好材料。’朕问他原因，弓匠说：‘弓子木料的中心部分不直，所以脉纹也都是斜的，弓力虽强劲但箭发出去不走直线。’朕这才醒悟到以前对弓箭的性能分辨不清。朕以弓箭平定天下，而对弓箭的性能还没有能完全认识清楚，何况对于天下的事务，又怎么能遍知其理呢！”于是下令在京五品以上官员，轮流在中书内省值夜班，太宗多次接见他们，询问民间百姓疾苦和政治得失。

凉州都督、长乐王李幼良，性情暴躁，身边一百多人，都是无赖之徒，侵扰残虐百姓，又和羌、胡等族人开展互市贸易。有人上告太宗说李幼良存有二心，太宗特派中书令宇文士及急速前往，暂代理职权，并按察其事。李幼良身边的人恐惧，密谋劫持李幼良到北方胡虏之地，又想要杀掉宇文士及，占据河西地区。不久又有人将其密谋上告朝廷，夏季，四月，癸巳（十二日），太宗赐李幼良自杀。

五月，苑君璋率领手下兵马投降。起初，苑君璋勾引突厥兵攻陷马邑，杀掉了高满政，退兵据守恒安。他的士兵都是中原人，大多脱离他投奔唐朝。君璋十分害怕，便也主动投诚，请求让他防守北部边疆以赎罪，高祖允诺。君璋请求订契约，高祖派雁门人元普送给他金券。颉利可汗又派人来招降，君璋犹豫不决，恒安人郭子威劝他说：“恒安地势险要城墙坚固，突厥正强盛，正应该依靠它再观察形势的变化，不宜束手受制于人。”苑君璋于是拘捕元普送到突厥，又一次与突厥联合，并数次入侵唐帝国。到了五月，看到颉利可汗政事混乱，知道突厥不足以依靠，于是率兵马投降。太宗封苑君璋为隰州都督、芮国公。

有人上书请求除去奸佞之人，太宗问：“谁是奸佞之人？”回答道：“臣我身居草野，不能确知谁是奸佞之人，希望陛下对群臣明言，或者假装恼怒加以试探，那些坚持己见、不屈服于压力的，便是耿直的忠臣；畏惧皇威顺从旨意的，便是奸佞之人。”太宗说：“君主，是水的源头；群臣，是水的支流。混浊了源头而去希冀支流的清澈，是不可能的事。君主自己做假使诈，又如何能要求臣下耿直呢！朕正以至诚之心治理天下，看见前代帝王喜好用权谋小计来对待臣下，常常觉得可鄙。你的建议虽好，朕不采用。”

六月，辛巳（初一），右仆射密明公封德彝去世。

壬辰（十二日），又任命太子少师萧为尚书左仆射。

戊申（二十八日），太宗与大臣议论周朝、秦朝的政治得失，萧说：“殷纣王无道，周武王讨伐他。周朝及六国均无罪，秦始皇分别灭掉他们。取得天下的方式虽然相同，人心所向却不一样。”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周朝取得天下，更加修行仁义；秦朝取得天下，一味崇尚欺诈、暴力，这就是长短得失的不同。所以说夺取天下也许可以凭借武力，治天下则不可以不顺应民心。”萧钦服不已。

山东大旱，诏令各地赈济抚恤，今年的租赋不必交纳。

秋季，七月，壬子（初二），任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无忌与太宗早年为布衣之交，加上皇后兄长的外戚身份，又有辅佐太宗即位的大功，太宗视为心腹，对他的礼遇无人堪比，几次想重用他为宰相。文德皇后固执地请求：“我身为皇后，家族的尊贵荣耀已达到顶点，实在不愿意我的兄、弟再去执掌国政。汉代的吕、霍、上官三家外戚都是痛彻骨髓的前车之鉴，望陛下体恤明察！”太宗不听，最后还是予以重用。

起初，突厥族风俗淳厚，政令简质疏略。颉利可汗得到汉人赵德言，加以重用，德言恃势专权，大量地改变旧有风俗习惯，政令也变得繁琐苛刻，百姓们大为不满。颉利又信任各胡族人，而疏远突厥本族人，这些胡族人贪得无厌，反复无常，干戈连年不息。又赶上大雪天，雪深达数尺，牲畜多冻死，加以连年饥荒，百姓都饥寒交迫。颉利费用不足，便向各部落征收重税，由此上下离心，怨声载道，各部落多反叛，兵力渐弱。唐朝大臣们议事时多请求乘机出兵，太宗问萧和长孙无忌：“颉利君臣昏庸残暴，必然面临危亡。现在出兵讨伐，则刚刚与突厥订立盟约，师出无名；不出兵，恐怕又要失去机会，怎么办呢？”萧请求出兵。长孙无忌说：“突厥并没有侵我边塞，却要背信弃义、劳民伤财，这不是正义之师的所为。”太宗于是没有出兵。

太宗向公卿大臣询问使国运长久的办法，萧说：“夏、商、周分封诸侯而统治时间长久，秦国不分封诸侯而迅速灭亡。”太宗认为有道理，于是有分封诸侯王的动议。

黄门侍郎王有密奏要上报，交给侍中高士廉转呈，士廉搁置起来没有转达。太宗得知后，八月，戊戌（十九日）这一天，调走高士廉，任命为安州大都督。

九月，庚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辛酉（十二日），中书令宇文士及降职为殿中监，御史大夫杜淹参预朝政。宰相以外官员参预朝政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杜淹推荐刑部员外郎邸怀道，太宗问他有何才能，杜淹答道：“隋炀帝将要驾临江都，召集百官询问去留之计，怀道当时官居吏部主事，只有他一人坚持认为不可去江都。这是我亲眼所见。”太宗说：“你称赞邸怀道做得对，你自己为什么不正言劝谏？”杜淹答道：“我当时地位卑微，不任要职，又知道劝谏也不会听从，徒然一死毫无益处。”太宗说：“你知道炀帝不可进谏，为什么要在朝为官，即然在朝为官，又怎么能不进谏？你供职于隋朝，姑且可以说位卑言轻，后来供职于王世充，地位尊显，为什么也不进谏？”杜淹答道：“我对王世充不是不进谏，只是他听不进去。”太宗说：“王世充如果贤明又能讷谏，便不应亡国；假若残暴而又拒谏，你怎么能够免于灾祸呢？”杜淹答不上来。太宗说：“现在你的地位称得上尊贵了，可以进谏吗？”杜淹回答：“甘愿冒死强谏。”太宗笑了。

辛未（二十二日），幽州都督王君廓密谋叛乱，中途被杀。

王君廓在幽州时，骄横自恣，无法无天，后被征召入朝。幽州长史李玄道是房玄龄的外甥，托王君廓捎信给房玄龄。君廓私下拆信，不认识草书字体，怀疑他告发自己的罪过，走到渭南，杀死驿站吏卒逃跑，将要奔往突厥，途中被野人杀死。

岭南部落首领冯盎、谈殿等人互相争斗，很久没有入朝。各地方州府前后十几次奏称冯盎谋反，太宗命令将军蔺等人征发江、岭数十州兵马大举讨伐。魏徵劝谏说：“中原刚刚平定，岭南路途遥远、地势险恶，有瘴气瘟疫，不可以驻扎大部队。而且冯盎反叛的情状还没有形成，不宜兴师动众。”太宗说：“上告冯盎谋反者络绎不绝，怎么能说反叛的情状还没有形成呢？”魏徵答道：“冯盎如果反叛，必然分兵几路占据险要之地，攻掠邻近州县。现在告发他谋反已有几年了，而冯氏兵马还没出境，这明显没有反叛的迹象。各州府既然怀疑冯氏谋反，陛下又不派使臣前去安抚，冯氏怕死，所以不敢来朝廷。如果陛下派使臣向他示以诚意，冯氏欣喜能免于祸患，这样可以不必劳动军队而使他顺从。”太宗于是下令收兵。冬季，十月，乙酉（初六），派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掩持旌节往岭南慰问冯盎，冯盎则让他的儿子冯智戴随着使臣返回朝廷。太宗说：“魏徵让我派遣一个使者，岭南就得以安定，胜过十万大军的作用，不能不加赏。”赐给魏徵绢帛五百匹。

十二月，壬午（初四），尚书左仆射萧因事犯罪被免职。

戊申（三十日），利州都督李孝常等图谋反叛，被处死。

李孝常因上朝办公务，留在京城，与右武卫将军刘德裕及其外甥统军元弘善、监门将军长孙安业相互议论受命于天的征兆，密谋借助皇宫警卫部队叛乱。长孙安业是长孙皇后的同父异母哥哥，嗜酒如命，不务正业。其父长孙晟死后，弟弟长孙无忌与长孙皇后均年幼，安业把二人赶回他们的舅舅高士廉家。等到太宗即位，皇后不念旧怨、不记前嫌，对安业的礼遇仍十分优厚。等到谋反的事被查觉，皇后哭着向太宗请求说：“安业所犯罪行，实在是罪该万死。但他以前对我不好，国人都知道，现在处他以极刑，大家必然认为是我存心报复，这恐怕也会使圣朝受牵累。”安业由此得以免死，流配到州

早在《易经·系辞》中，先贤们就已把管理经济、理财，作为“聚人”的重要环节。在《尚书·洪范篇》所开列的“八政”中，也把“食”、“货”放在首位。“食”、“货”是“生民之本”。只有“食足货通”，才能“国实民富，而教化成”，一直是明君、贤臣和智者的共识。

西周的姜尚即有“富”为一切之本，“不富无以为仁，不施无以合亲。疏其亲则害，失其众则败”，“人君必从事于富”的思想。

孔子认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荀子有“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上下俱富”，才能“富国裕民”的观点。

管子强调：“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宋初的李觏认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盖城郭宫室，非财不完；羞服车马，非财不具；百官群吏，非财不养；军旅征戍，非财不给……礼以是举，政以是成，爱以是立，威以是行。舍是而克为治者，未之有也。”

明朝学者丘浚认为：治理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养民”，“养民”的第一条原则就是国家的一切设施应服务于经济发展这个中心，从而使民“得以安其居，尽其力，足其食，而厚其所以生”。

清代的王源为鼓励商人纳税，提出按税额授官的办法，不论何等商人，只要纳满2400贯即授以“登仕郎九品冠带”，再满2400贯又增一品，至五品为止，以此引诱商人多纳税而增加财政收入。这一时期的一些思想家认为富人有功于社会，把富商大贾的利益与封建国家的利益统一起来，提出“豪右之利，亦国家之利也，何必夺之”。著名思想家王船山则是大呼：“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顾炎武更是把财产私有制看成是杜绝纷争和促进生产的决定因素。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患贫”。因为穷，所以国势积弱，久受列强欺凌；只有人民富裕起来，国家才能兴旺发达。而要富民，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大力发展生产。“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是他的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