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是夏朝之后中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关于商的记载其实在先秦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就有了。最早见于《尚书》还有《诗经》中，但是这些记载中，有关商的部分都十分的简略。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也简略的记载了商，虽然参考来源不详，但是与《荀子·成相》中有关商的记载不尽相同。《周书》中也曾经多次提到商朝的一些君主的名号。系统介绍商朝的文献主要有《竹书纪年》，列举了历代商王的名号和居城。汉代的《史记·殷本纪》是专门讲述商朝历史的篇章，其中整合了许多先秦古籍的记载。

后世史学界真正确认商朝的存在，主要是通过两个重大的发现，一方面是甲骨文，一方面就是商朝旧都城的考古挖掘。甲骨文的发现要等到清朝光绪年间了，据说是在一家药材铺收到了叫做“龙骨”的中药，发现了上面刻有规律的记号，至此发现了甲骨文的存在。

著名学者王国维对甲骨文的释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根据甲骨文资料，对《史记》的记载进行了考订，最终成书《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确定了商朝世系的传承顺序。并且根据《史记·项羽本纪》中提及的商王盘庚迁都到安阳附近的“殷”，也与历史上的记述以及甲骨中的记载相吻合。

1928年的安阳殷墟的发掘可以说是真正的从实物角度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并且是一个成熟的文明，不仅如此，在殷墟也发现了大量的甲骨文，内容涉及广泛，可以说是丰富了有关商代的记述史料，并且真正的被国际史学界以及考古学界所承认。

综上所述，可见商朝的发现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中间从确定，到文献的考证，再到考古挖掘实现的对历史的证实，还有贯穿始终的对甲骨文的发掘以及释读，并非是一蹴而就的。

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特别是失传1700多年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解开了历史上孙子和孙膑是否一人、其兵书是一部还是两部的千古之谜。汉简出土名扬四海，震惊中外，与“马王堆”“兵马俑”齐名，被列为“新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先后发掘一百余座墓葬，大多是西汉前期墓葬。

出土的竹简中有中国古代四大兵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和《墨子》《管子》《晏子春秋》《相狗经》《曹氏阴阳》等先秦古籍。出土的《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是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历谱。

中国史学，是世界最完善、最悠久的史学体系之一。在先秦时期，中国的史学就已经起源了，并取得一定的成就。从远古的口头传说到文字记载的出现，从官方记事到私人撰史，先秦的史学总从无到有，从无意识的行为到有理论的指导，逐渐形成了一个久远的文化传统。本文的主要内容，也就是简要介绍先秦史学的诞生过程。

任何一个国家的史学都可以追溯到神话传说时代。在文字产生之前，历史记载还未产生，人们只能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对历史事件进行追溯，于是出现了神话传说。神话传说的内容大部分都是不可信的，但是其中蕴含着人类改造大自然的思想和行为，如果我们剔除了传说的神化部分，就能够从中得到有价值的史料。

中国古代由于史诗文学不算发达，因而没有形成印度、希腊那种完整的传说体系，中国的神话传说主要是片段式的。我们可以将中国的神话传说分为两类，一类是改造大自然的，如女娲补天、神农氏发明农业、大禹治水、后羿射日、嫦娥奔月、有巢氏发明巢居、燧人氏发明钻木取水等；第二类是部落的事迹，如炎黄、蚩尤、太昊以及三代祖先的故事等。研究上古历史、民族史、文化史等都必须要参考这些神话传说。

目前，中国上古时代的传说主要记载于《山海经》《淮南子》《诗经》《楚辞》《周易》等书籍之中。其中《山海经》是记载上古神话传说最为丰富的一本书籍，该书成书于两汉时代，但是其中许多内容却十分古老，它是研究上古历史、地理、文化、民俗的必读书籍之一。

文字的出现是史学产生的必要条件，出现了文字，历史才能被记载下去。中国至少在商朝时期已经出现了甲骨文，这给上古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一手资料。甲骨文卜辞的内容原本是用于占卜的，但是却能够反映盘庚迁都后的农事畜牧、田猎战争、神祖祭祀、天文历法、王朝世系、国家制度等，其中农业、军事、祭祀方面的内容最多。

甲骨文之后，又出现了金文。金文就是铸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又被称为“钟鼎文”。在商朝末期，金文开始出现，西周时期达到了繁荣状态。金文主要记载周代的内外战争、王公庆赏、贵族纠纷、财产关系等内容。目前比较著名的金文篇章有《大盂鼎铭文》《小盂鼎铭文》《毛公鼎铭文》《散氏盘铭文》等。从这些铭文内容来看，金文具有官方文书的性质，在金文的末尾常有“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说明其具有永久凭证的意义。

从甲骨文到金文，反映了人们的书写材料在变化，也反映了文字的发展在不断规整化、符号化。随着新的书写工具不断出现，甲骨文和金文就逐渐被取代了。在西周后期，竹简、帛书等新的书写材料出现了，于是文字记载的篇幅不断增加，一些具有文学性质、史学性质的著作也开始出现了，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尚书》《逸周书》《诗经》等。

《尚书》是一本汇集了商周两代誓、命、训、诰等言辞，说简单点就是一些对话录或者语录。该书后来成为了儒家《五经》之一，是科举必考的经典。然而，由于战争等原因，此书的原版早已消失。流传后世的有《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两个版本，《古文尚书》25篇，流传至今，是后人伪作；《今文尚书》28篇，或许是先秦文献，但是散佚了。2008年，清华大学收藏了一大批的战国竹简，根据学者研究，其内容出自《尚书》。《尚书》记载的都是两代的大事，如盘庚迁都、周公东征、营建东都、封邦建国等，但是由于该书侧重于记言，忽视了记时，导致其叙述的历史脉络不够清晰。

另外一本主要的著作是《逸周书》，主要记载周代的言行。古代认为《逸周书》是孔子删定《尚书》后所剩下的篇章，是为“周书”的逸篇，故得名。现在研究发现《逸周书》的篇章主要是战国时代出现的，还经汉代人改易或增附。《逸周书》的体裁和风格和《尚书》类似，对于研究周代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诗经》是一本出现于西周到春秋时代的诗集，按照内容可以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的《大雅》记载了大量关于商周两代的历史诗集，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生民》《公刘》《緜》《皇矣》歌颂了周代先王披荆斩棘，艰难创业的历程；《下武》《假乐》歌颂了太平的“成康之治”；《崧高》《江汉》等歌颂了“宣王中兴”时期的赫赫武功；《桑柔》《召旻》等对周朝的衰亡进行了哀叹。《颂》是周代贵族祭祀祖先时期的宗庙之乐，是对其祖先功绩的歌颂，也具有史料价值。但是《诗经》只是诗歌，并非史书，因而其中的记事十分笼统，且带有夸张、神化成分，因而不能全信。

除了以上的书籍之外，春秋战国出现的《周礼》《礼记》《周易》《战国策》等都是一些史料性很强的书籍。其中的《战国策》是纵横家言说的汇集，被很多人误以为是一本史书。该书记载的大体上都是辞令，善于铺陈叙述，文学价值很高，但是其中的虚假夸张成分也十分多。1973年，考古学家在长沙马王堆发现了类似于《战国策》的辞令帛书，被命名为了《战国纵横家书》，两书可以参照阅读。

根据史料记载，至少在春秋早期，中国的官方史学记载已经出现了。春秋诸国开始设置专门的官职来记载本国的历史，一般而言，这些史书统称为“春秋”，《墨子》曾说当时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等。古人以一春一秋作为一年，因此“春秋”具有时间记事的含义。一般而言，“春秋”只记载时间、地点、事件、人物，对于具体的过程很少记载，这或许是当时书写较为困难所致。

这些记载历史的家族就成为了专门的史家，他们世代相传。从《左传》等文献的记载来看，春秋时期的史家已经有了如笔直书、书法不隐的基本素养，这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基本传统之一。如晋国的太史董狐敢于写下“赵盾弑其君”，齐国的史官宁愿被杀也要写下“崔杼弑其君”。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求真的精神，使得中国的史学的可靠性很高。当然，史家的作品也会受到其时代局限和思想观念的影响，我们在阅读时候也需要用理智去甄别。

春秋时期最著名的史书也就是孔子编订的《春秋》，该书除了记载鲁国的历史之外，还涉及他国的历史，因此成为了研究春秋时期历史的最重要史料。孔子是按照自己的尊卑等级观念在编订《春秋》，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人们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因此难免也有一些思想上的偏见。在《春秋》基础上，又出现了阐释春秋“微言大义”的作品，比较著名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其中《左传》侧重于记事，对《春秋》中的历史事件有详细的补充，因而其史学价值最高。

左丘明

除了“春秋”系列之外，春秋战国还出现了《国语》《竹书纪年》等史书。《国语》是一本按照国别撰写的书籍，严格来说《国语》还不算是史书，而是从《尚书》传统上发展而来的记言文体，也是后来《战国策》的先锋。但是《国语》的记载相对比较严谨，长期也被当做历史书来看。

《竹书纪年》是一本战国魏国史官书写的编年体通史，其内容涉及夏商周三代和晋国、魏国历史。此书在西晋时期出土，可惜后来散佚了，目前流传于世的是后人的伪作，被称为《今文竹书纪年》。另外，有王国维等整理的《古文竹书纪年辑证》，虽然缺失很多，但是可信度很高。

总体来说，先秦史学还处于中国史学的萌芽阶段。该时期虽然出现了史书，但是还未产生真正的史学批评，而是文、史、哲混杂在一起的学科。但是先秦史学作为中国史学的开端，已经奠定了中国史学的基本传统。先秦形成的一系列史学观念，深刻地影响着后世的史学发展，并且得到了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