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7世纪至19世纪的三百多年间，大规模的乡邦文献纂辑活动在桐城民间持续进行着，这成为桐城地域学术文化的重要表征。这些文献编纂活动多掩藏于文学史的研究架构之下没有得到系统的发掘和重视。笔者通过各类史料钩稽，现将所得桐城通邑性乡邦文献编撰活动及成就择其要者按时代顺序辑录如下，以见明清桐城地方文献之盛。

1 《桐彝》《迩训》，方学渐撰

桐城在明以前人文不显，至明中叶学术大兴，其振兴风教、结社讲学、声名远扬的乡里大师先有何唐，继有方学渐。方学渐（1539—1615），字达卿，世称明善先生，尝主讲东林书院，为东林党人所推重。一生著述颇多，除记录东林讲学的《东游纪》及经学著作《易蠡》《性善绎》《心学宗》等外，还有这两部记录桐城地方先贤事迹的文献。《桐彝》三卷、续二卷，撰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取桐城“忠孝义烈之行，凡耳目所及者，各为立传”（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一），凡五十人，作传二十三篇；《迩训》二十卷，撰成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这部书专载桐城“人物行谊及其先世事可为法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三），分门目为四十一类。桐城派末期作家姚永朴尝谓这两部书“虽所收录甚简，然吾邑正、嘉以前之文献，实赖是而仅存”（姚永朴《〈桐城耆旧言行录〉序》），故方学渐撰《桐彝》《迩训》实开桐城乡邦文献编纂之先河。

2 《龙眠诗传》，姚文燮选撰

姚文燮（1627—1692），字经三，号羹湖，清顺治十六年进士。姚文燮为桐城名宦，尝获赞“干才优裕，兼娴文雅”（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七）。辑录《诗传》之始，姚文燮尚是一清贫书生，但他自认“情深桑梓”，此后数年间，他朝夕与事，勤搜博采，于前贤遗编，“虽断楮残秩，珍若珙璧”（姚文燮《莲园诗草序》），“兢兢乎恐一字一句之或失”（方孝标《龙眠诗传序》）。为尽可能减少疏漏，还一度发起征诗活动，希望能“阐幽攸重，勿令旧句久湮”（姚文燮《龙眠诗传征诗引》）。可能是受姚文燮对尽全龙眠明诗这一近乎苛刻的目标影响，《龙眠诗传》最终未能完整刊刻流传（潘江在《木厓集》卷二十一《雨中手录乡先辈诗还山以诗见赠次韵奉酬》中有“姚生《诗传》海内知，将梓忽辍吾滋疑”句，自注有云“姚经三有《龙眠诗传》之刻不果”；马其昶在《桐城耆旧传》卷七中亦称姚文燮辑《龙眠诗传》“搜采甚勤，犹自病其隘，未遽传书”），因而其规模、体例已不可预见。不过《诗传》之书稿基本编成当无疑义，与姚氏同时期的桐城知名文士方孝标（1617—1697）曾为之撰序，称述有明一朝桐城诗人“专稿选稿行世者多，而汇而集之则自《龙眠诗传》始”（方孝标《龙眠诗传序》）。因此，《龙眠诗传》虽不曾刊布，但作为桐城乡贤诗歌总集编纂的开山之作，其地位当可确立。

3 《龙眠诗选》，亦称《龙眠诗录》，钱澄之选辑

钱澄之（1612—1693），字饮光，晚号田间老人，与陈式（字质生）同为姚文燮《龙眠诗传》校选过程中的直接参与者。在清初桐城诸诗家中，钱澄之是与当时诗坛盟主钱谦益颇有交游且“相与论诗”（钱澄之《龙眠诗录引》）的代表人物。顺治十五年（1658）的一个冬夜，钱澄之与钱谦益在白门（今南京）长干寺僧舍讨论选诗之法（杨年丰《钱澄之年谱简编》），其间钱澄之盛称家乡桐城“称诗几百年，作者如林”，引发钱牧斋“子乡有佳诗而无传本，吾乌乎得而选之”（《龙眠诗录引》）的慨叹。钱澄之遂发“檄诸同志，征辑前辈遗稿”之志，期望借此既弘扬乡邑诗学又补牧斋龙眠选诗乏善之憾。次年，钱澄之得知姚文燮已有《龙眠诗传》诸稿之选，便与姚氏合作，互相校订。不过在选诗原则上，钱姚之间存在着显著分歧，钱氏力主于严而姚氏坚主于宽。故钱澄之随后选择了在《诗传》的基础上，“录其尤者，得若干篇”（《龙眠诗录引》）而成《诗选》。不过可惜的是，钱氏因久在“旅困”，《诗选》同样未能授梓，故亦不见传本。不过钱氏“严选”龙眠诗的职志于此编清晰可见，两百年后徐璈在编《桐旧集》时称钱氏《诗选》亦为“总集佳本”（徐璈《桐旧集引》），当非虚言。

4 《龙眠风雅》，初定名为《龙眠明诗选》，潘江主辑

潘江（1619—1702），字蜀藻，号木厓，世称河墅先生，他是明清之际桐城诗派与文派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人物（章建文《吴应箕与桐城派关系考论》）。潘氏著述多数已散佚，存世者主要有所著个人诗文合集《木厓集》及所辑通邑诗歌总集《龙眠风雅》等。《龙眠风雅》的搜集编纂自顺治末至康熙中历时三十余年，总九十二卷。其中初集六十四卷，康熙十七年（1678）潘氏石经斋刻本；续集二十七卷附一卷，康熙三十年（1691）自刻本。从流传情况来看，《龙眠风雅》称得上是桐城乡邑诗学对后世产生实际影响的一部奠基之作。

5 《龙眠古文》一集，李雅、何永绍辑

李雅，字士雅，号芥须。何永绍，字令远，号存斋。二人均为明末清初桐城诗古文创作群体的重要代表，有诗文集传世。二人最重要的文化贡献是康熙年间合作编刻《龙眠古文》一集二十四卷，表章前哲。收明代及清初作者93人，载文335篇，其中奏疏、论辨、书序、杂记、碑志、辞赋各体皆备。除康熙初刻本，另有道光十五年芸晖馆重刊本。李雅、何永绍与潘江为同时好友，马其昶尝赞“乡先辈诗文得不泯者，潘、李、何三先生力也”（《桐城耆旧传》卷七）。潘江辑录《龙眠风雅》足见桐城诗风之盛，而《龙眠古文》的编选则反映了桐城文风之盛，李、何辑录该选时曾自言“家藏文集无虑千种”（《桐城耆旧传》卷七）且多为明人作品，可以想见桐城文风浓郁，积淀已久。

6 《枞阳诗选》，王灼编选

王灼（1752—1819），字明甫，一字悔生，号晴园。乾隆五十一年（1786）举人，官祁门县训导、东流县教谕。王灼少居枞阳，亲受业于刘大櫆八年之久，深受其赏识，为文秉承桐城义法，为诗亦沉雄雅健，与金榜、程瑶田、张惠言等砥砺诗文。枞阳虽为桐城东南一乡，但桐城诗文大家却多出枞阳，更自钱澄之、刘大櫆而实开枞阳诗派（民国时期教育家孙闻园《题许永璋〈抗建新咏〉》，有“枞阳诗派海峰开”之誉）。因之，王灼尝致力于搜集桐城东南乡枞阳一隅先贤诗作，自清初钱澄之以下迄于嘉庆年间，得二十卷，定名《枞阳诗选》，惜未能刊行。后在张寅（字子畏）、马树华（字公实）等乡人的助力下完成了校刊工作。

7 《古桐乡诗选》，文汉光、戴钧衡辑

文汉光（1808—1859），字斗垣，号钟甫。少贫废学，习贾博微利以养，日坐街衢，“夜则篝灯读书”（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卷一），以文闻于闾里，兼以诗才，刘声木称其“诗尤才调壮逸，气骨高骞，而以沉著出之”（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卷八）。戴钧衡（1814—1855），字存庄，号蓉洲。尝师事同里“姚门四杰”之一的方东树，二十余岁即自刻《蓉洲初稿》，时人“骇为异才”（《桐城耆旧传》卷十一），与曾国藩、吕贤基、罗淳衍、邵懿辰等人结交往还。文、戴二人年龄相仿，幼时共学，志同道合，尝于桐城县北孔城共建桐乡书院，又共辑《古桐乡诗选》。该选凡十二卷，所录人物与《枞阳诗选》在地域上限于一隅相类似，主要选桐城北乡诗人177家，诗作1107首，依时代顺序编次。道光三十年（1850）在同是桐城北乡人的王祜臣慷慨资助下刊刻成书（戴钧衡《王殿襄墓志铭》）。

8 《国朝桐城文录》，戴钧衡、方宗诚合辑

戴氏事迹见前揭《古桐乡诗选》。方宗诚（1818—1888），字存之，号柏堂，别号毛溪居士。师事同里许鼎及族兄方东树，专心治学作文。同治三年（1864）入曾国藩幕府谋方略治文书，十年（1871）补河北枣强知县，光绪六年（1880）告归闭户著书。方氏文承桐城古文义法，兼治经史百家，其文名政声颇受曾国藩、李鸿章等晚清要员的赞赏。所著多收入自编之《柏堂集前编》《次编》《续编》《后编》等。作为桐城派中兴时期的重要作家，戴、方诸人皆以继承桐城文统为己任，在潜心讲习著述之余，深感自李雅、何永绍《龙眠古文》之选以来，清初至嘉道间二百多年，桐城文士创作如林，惜“集无总名”（萧穆《国朝桐城文征约选序》），于是互相采访，得作者83家、文1300余篇、卷76，汇为《国朝桐城文录》。

9 《桐城诗萃》，姚觐阊编

姚觐阊，姚棻子，姚鼐族侄，字五祺（或曰五琦），号卿门，乾嘉间官兵部武库司郎中，工诗文，与嘉道间戏曲家谢堃等相交游，年五十八卒。据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及谢氏《春草堂诗话》的零星记载，姚觐阊生性旷达，生平酷爱书籍，家藏多善本，且披览不倦，所著有《卿门诗稿》、《爱春轩诗草》等集，未付梓，稿多散佚不存，惟《写山楼诗存》二卷有本传世。其余个人诗作幸有《桐旧集》等收录保存十余篇，亦有为嘉庆己卯年（1819）刻桐城诗人小集《山城春词》所收者。其所编《桐城诗萃》三十二卷，当为桐城一邑之诗选，现仅存目，体例及刊刻情况均不得其详。

10 《桐山名媛诗钞》，吴希庸、方林昌编

吴希庸，字金圃，县诸生。方林昌，字复生，诸生，尝从马复震剿贼有功保训导，所著有《抱膝吟》。二人皆道、咸间人，合辑《桐山名媛诗钞》。该编是一部桐城闺阁诗人的专辑，凡十一卷，收录清初以来桐邑女性诗人近百家。吴希庸自云“吾桐自昔多性癖耽吟之士，而闺阁中亦往然……未闻辑一隅闺秀诗至有百余家者”（吴希庸《〈桐山名媛诗钞〉序》），其人数之多、创作之繁为世所仅见。自《列朝诗集》收录方孟式、吴令仪的诗到《龙眠风雅》兼收闺秀诗人的作品，再到《桐山名媛诗钞》的结集汇纂，足见桐城文献之邦从来都不缺乏女性诗歌创作的身影，亦可谓明清桐城人文繁盛之一道别样景致。

11 《桐旧集》，徐璈编撰

徐璈（1779—1841），字六骧，号樗亭。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授户部主事、阳城知县，历主亳州、徽州书院，与同辈方东树、姚莹、光聪谐等相往还，“自少至老，纂述不辍，人服其精博”（《桐城耆旧传》卷十）。所著有《诗经广诂》三十卷、《牖景录》六卷、《历代河防类要》六卷、《黄山纪胜》四卷、《樗亭文集》四卷，皆刊行。晚年又选乡先辈诗为《桐旧集》四十二卷，“刊未半而阳城卒”（《桐城耆旧传》卷十），后续整理工作则由同里马树华及徐氏外甥苏惇元（字厚子）等接续戮力十载，于咸丰元年（1851）完成全秩的刊刻。《桐旧集》是继《龙眠风雅》之后规模最大的一部合邑诗歌总集。许结先生《〈桐旧集〉与桐城诗学》对该集有详尽深入的整理研究：该集前四十卷以邑中姓氏分卷，各姓诗人则依史编序，后二卷分录列女、方外；编辑体式上因人系诗，并附诗人小传，略述创作本事及相关评价。

12 《龙眠识略》，马树华辑

马树华（1786—1853），字公实（一字君实），号篠湄，为马其昶伯祖。嘉庆十二年（1807）副榜贡生，官至河南汝南府通判。师事姚鼐，受古文法，“为文博稽典章制度，清雅有韵”（《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卷四），颇传桐城古文要旨。一生撰著辑录极丰，“于先朝掌故及邦邑家世旧闻，捃摭尤勤”（《桐城耆旧传》卷十一），曾据明季殉节诸臣传记、野史、私家别集录为《阐幽汇记》四卷，自著《可久处斋诗文集》十六卷等。对于桐城乡邦文献，马树华毕生最注心力、用功尤多。首先他助人校刊无算，先者接续校刻王灼《枞阳诗选》而成“定本”，继而直接参与编纂整理徐璈《桐旧集》并最终完成刊刻之务。此外他自编自刻的地方文献同样种类丰富，譬如自辑先世遗集为《马氏诗钞》七十卷、征考桐城科场掌故别为《桐城选举记》十卷、又编《太仆奏略》《族谱》《家传》等数十卷。最重要的是他还自辑了一部合邑文献《龙眠识略》十二卷，以补“邑志芜杂寡要”（《桐城耆旧传》卷十一）之缺。有清一代桐城两修县志，其中道光续修本在桐城学者文人看来并不尽如人意，志体芜杂，于前贤事迹亦多疏漏，故马树华、方宗诚等人多方搜罗，以期补正。方宗诚曾自撰多篇志稿存于《柏堂集》，尤赞马树华《龙眠识略》可“补桐城志书之遗而正其误”（方宗诚《重刊〈历阳典录〉叙》），并为之作传纪事。他称马树华“以邑志为文献所关，义例不正大无以成章，事迹不征实无以传信，因取前志稿，援古证今，纠讹订误，易义例而推广之，以存其实”（方宗诚《马公实传》）。从以上事迹皆可见马树华表彰先贤诗文的诚挚之心、保存乡邑文献的殷拳之意。

13 《龙眠丛书》，光聪谐辑

光聪谐（1781—1858），字律原，号栗园，晚号遂园。少时“家窭贫”，借书苦读，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官至直隶布政使，后“引疾归”（《桐城耆旧传》卷十）。光聪谐早年师事姚鼐，文章学术皆得其传，并陆续结交同里才俊刘开、张聪咸、姚莹、徐璈等人，相与论学。中年辞官归里，专事藏书与著述，聚书三万余卷，所著传世颇多，有《稼墨轩诗文集》《有不为斋随笔》等数种。除此，光氏尤致力于乡先辈著述搜集整理，汇“百数十种为《龙眠丛书》”并自刊刻，“刊未竣”而咸丰兵起，按马其昶言实刻九十余种（《桐城耆旧传》卷十）。该编汇辑宋元以来龙眠先贤遗著，编排上不以时代为序，选录尤以清代为重，如方苞《望溪奏议》二卷、姚鼐《惜抱轩书录》四卷、钱澄之《田间集》十卷等。此前桐城地方文献“隆替绝续”（《桐城耆旧传》卷十）者以总集、别集居多，而光氏《龙眠丛书》则首次以丛书形式“作为一县文献的结集”（胡适《致张秉钊》），尽其全备，呈现数百年间桐城文人著述创作之大观。

14 《国朝桐城文征》《国朝桐城文征约选》，萧穆纂辑

萧穆（1835—1905），字敬孚，起于耕读之家，却以一介寒儒“孜孜一生于典籍的收藏、整理、校刊”（刘尚恒《一介寒儒出荒乡，满腹经纶名沪滨——记清末安徽文献学家萧穆》），最终成为晚清安徽藏书家、文献家的翘楚。虽然他在仕途上屡试不售，但因博综群籍、勤于问学，往来于南京、上海、武昌、开封等通都大邑，一生访学访书不辍，“相识遍天下”（《桐城耆旧传》卷十一），结交名流无数，其中既有乡贤故老如文汉光、马复震、方宗诚、徐宗亮、吴汝纶等，亦有时贤硕学如曾国藩、李鸿章、钱泰吉、汪士铎、莫友芝、黎庶昌、孙诒让、缪荃孙、岛田重礼等，交游切磋间学问愈加博洽精进。萧穆酷爱藏书，以微薄之俸禄积书至两万卷，其中有不少清人著述和古籍珍本。同时萧氏以其深厚的文献学功底助人精心校刊书籍百余种，如《历朝诗约选》《孔子家语》《古文辞类纂》等。此外他自编自撰书稿不下四五百卷，如《敬孚类稿》十六卷、《杂抄》《日记》《尺牍》数部，更依广搜博采的桐城先辈遗著藏书着手编纂乡邦文献巨著《桐城文征》。萧穆自称在藏书、校书、著书的过程中“于故乡人文亦未尝不时时在心目间”（《国朝桐城文征约选序》），故其益加留意乡邦文献，甚至达到了“叩以前闻轶事，其所不知，未有能知者”（《桐城耆旧传》卷十一）的境界。方宗诚称其“年少而文高，学博而识远”，为“桐城后起之英”（李濬《敬孚类稿序》），故其辑《桐城文录》未逮而屡遭兵燹，便郑重托业于他以臻完备。萧穆将藏书处命为“文征阁”，当是他编书之志的体现。随后他以《文录》所采83家为选录基础，竭三十余年心力，广加搜伐，又得70余家。复以李雅、何永绍《龙眠古文》所选明代人文仍有颇多遗漏，故广录有明一朝至清同治间作者230家，文4380余篇，共264卷，定名为《桐城文征》。《文征》的编选原则显然是“宽选”之法，按萧穆所言，即“凡有关于义理、经济、考证、词章，诸体纷出，分镳并驱，有一可凭，均为详载”，“大旨在存五百余年一邑文献”（《国朝桐城文征约选序》），故卷帙颇显浩繁。正因为此，以萧穆当时拮据的经济状况，《文征》的刊刻几乎很难实现。不过《文征》的编纂还是引起了萧穆当时交往文人圈的热情关注，在友人的督促和帮助下，萧穆决定以《文征》稿本为基础，以“清真雅正、文从字顺者为宗”，选录清初至同治间作者57家、文580余篇，共26卷，是为《国朝桐城文征约选》。萧穆以一人之力整理桐城乡邦文献，竟汇成一总集、一选本，厥功至伟。

15 《桐城耆旧传》，马其昶撰

马其昶（1855—1930），字通伯，晚号抱润翁，马树华族侄。少承家学，师从戴钧衡、方东树、吴汝纶、张裕钊等多位名家，为文恪守桐城古文义法，被称为桐城派的“殿军”。曾主庐江潜川书院山长及桐城中学堂、师范学堂教习，宣统间充京师大学堂教习，后归里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复任清史馆总纂等职。著有《周易费氏学》《庄子故》《抱润轩文集》等若干卷。受伯祖马树华热衷整理乡邦文献的影响，加之马氏为桐城望族、家藏典籍丰富，马其昶“少有志乡邦文献”（《桐城耆旧传》卷首），立志编撰一部汇集桐城先哲事迹的史传著作。经二十余年的收罗散佚、拾掇补遗，既而删繁集萃、重编目次，撰成了《桐城耆旧传》这部“堪称典范的桐城学术史著”（许结《从〈桐旧集〉到〈耆旧传〉》）。该著凡十二卷，以姓氏为纲，采用主传与附传相结合的形式辑录桐中59姓，主传123篇，全面反映了桐城各家族的嘉言懿行和文献成就。

[本文系安徽省高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重点项目（2013 SQRW045ZD）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安庆师范大学人文与社会学院）

1、李景林，1885年出生于直隶枣强，近代武术大师、军事将领、武当剑术传人、山东国术馆创始人1931年去世。

2、军人荣臻，1889年出生于河北省枣强县新屯乡，1945年4月12日任伪河北省省长，不久，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保定绥靖公署主任，1960年病逝于北京。

3、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1911年12月6日出生于河北省枣强县，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2013年10月22日去世。

董姓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周朝大夫辛有的儿子，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春秋时期，周王朝有个大夫叫辛有，辛有的两个儿子都在晋国任太史，负责董督(考察并收藏之意)晋国的典籍史册，以官名称为董督。

在史籍《左传·昭公十五年》中记载：“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适晋为大史，籍黡与之共董督晋典，因为董氏。”

这两个董督的后代世袭晋国史官，一直担当晋国的太史令，其后裔子孙遂以先祖的官称为姓氏，称董氏，世代相传至今。其中一个叫董狐的，时为晋侯史官，其后代则世代为侯氏。

扩展资料

董姓名人：

1，董仲舒

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他对以"天人三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为汉武帝采纳，开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

其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串在一起，形成封建神学体系。提出"天人感应"说和"三纲五常"说。

2，董和

董和，字幼宰、枝江董市人蜀汉掌军中郎将；与诸葛亮共事多年，许多建议被诸葛亮采纳，为官二十余年，外牧殊域，内干机衡，清正廉明，深受人民信任和爱戴。

-董姓

“雒”，是左“炎日”，右“火雀”。左边，下＂日＂上“炎”。右边，“隹”为“雀”鸟。本义，是太阳神鸟，“日鸟”崇拜。而后演变为，朱雀，玄鸟。故商人也以雒为尊，自称＂天命玄鸟，而生商”。

雒字，很古老，与夏商有关。

夏族人崇拜太阳，以＂华”为尊，因太阳光芒华盖万物而生命生长，是对生命的敬畏。而后演变为对“日鸟”的崇拜，“夏”即“日”，“日”即“金乌”，是太阳黑子。“雒”，就是“日鸟”，鸟崇拜，由此而形成鸟崇拜文化，又称“雒文化”。

“雒文化”，包括了有：雒国、雒王、雒侯、雒将、雒民、雒田、雒土……后世，有雒国。另，在越南有秦灭西蜀之后，蜀国王子逃至越南建国，瓯雒国，称安阳王。其国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候。立诸郡县，县多为雒将……

古代以“雒”命名，与“雒”有关的地名，是“雒阳”、“雒城”。“雒阳”，后改名“洛阳”，因秦始皇为水德之皇，尚水，故改雒为洛。洛阳之旁，洛水流过。而“雒城”，指四川广汉，三星堆之旁＂鸭子河”为“湔江”，流经石亭江而汇入长江，古称“雒水”，所以，雒水流经的广汉，有“雒邑”，秦时称“雒县＂，汉时称＂雒城”。至今有还“洛水镇”“雒城镇”这两个现代地名。

而“雒”姓，来源于古代居住在“雒水”“雒河”“雒国”“雒土”的族民。他们以雒为姓，称为雒氏，后简称为洛姓，世代相传至今。

1、来历有五个

源于姬姓，出自古代黄帝之子任，属于以国名为氏。

源于嬴姓，出自古代北雒河流域，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源于蚕丛氏，出自古代安南瓯雒国，属于以国名为氏。

源于回族，出自元、明之际蒙古族月乃和，属于以居邑名称汉化改姓为氏。

源于地名，出自古代雒水流域，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雒水，就是洛水，后称洛河。

2、分布

雒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姓氏群体，但在今中国大陆的姓氏排行榜上未列入百家姓前一千位，在台湾省则名列第八百九十一位，多以广饶为郡望。

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户县、周至县、宝鸡市岐山县、凤翔县、扶风县，咸阳市泾阳县、三原县、礼泉县、淳化县，铜川市黄堡镇、榆林市清涧县、绥德县，山东的宁津县、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辽宁省的大石桥市沟沿镇，甘肃省的张掖市、兰州市、白银市靖远县平堡乡、金塔县、天水市秦安县、甘谷县，河北省的辛集市，山东省的德州市、即墨市、胶州市、东营市、青州市、青岛市，河南省的鹤壁市浚县善堂镇、平顶山市、焦作市武陟县北郭乡、郑州市巩义县，山西省的太原市尖草坪区、运城市芮城县、吕梁市离石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奇台县，北京市的顺义区，广东省的深圳市，重庆市等地，均有雒氏族人分布。

　然而“关东”并非朱氏家族的初次迁徙之地，他们的先祖是在600多年前“明初大移民”的浪潮下从北直隶冀州枣强县（今河北省枣强县）迁至山东，并定居下来。朱氏家族的根在今天的河北省枣强县。　　元末明初，中原地区战乱纷繁、旱涝蝗灾频至，统治者为解决这一地区人口过稀、无人垦植的问题，推行了以强制和鼓励相结合的迁徙政策，大量山西人、河北人自愿或被迫移民到山东等地广人稀之地。据《中国移民史》五卷记载“在洪武年间山东接受移民共184万，其中来自河北35万，占19%，来自河北者大多数自称来自河北枣强。”据山东省有关地名资料记载统计，今山东省近60个县（市、区）的自然村落里，均有枣强移民村落分布。山东省章丘市官庄乡的朱家峪村就是枣强移民村落的其中之一。

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大营镇焦村的历史记载：

1、枣强县大营镇，史属冀南古镇，因明代燕王南征在此设大营而得名。

因商末丞相国神比干在此制裘，故这里是中国皮毛业和裘皮文化的发源地。

悠悠3000载，辉煌贯古今。

古之皇封“天下裘都”，今之闻名全国“皮草之乡”。

2、据县志记载：殷商末年，“比干制裘于广郡”（广郡即今枣强大营一带）。

相传，商末丞相比干，曾在大营一带为官。

当时此处，遍地荆棘，野兽肆虐，比干贴出告示，励众打猎食肉，将剩下的兽皮收集起来，进行反复泡制，终于发明了热皮技艺，使生硬的各种兽皮变成柔软的皮张。

进而将不同色泽、不同毛眼的皮 张分类缝制成衣服，是为裘服。

他将这一技艺传授乡里，造福庶民，为人乐道。

3、古典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中，比干将狐狸皮熟制后做成袍袄献给纣王御寒的故事，就是比干制裘的佐证。

后比干进朝为相，忠言谏君，声望极高。

因纣王荒*无道，听信妲己谗言，被逼剖腹摘心而死。

乡民们不仅对比干的忠烈赤诚精神所感动，更为他传授制裘技艺而或感恩戴德。

曾于公元前841年在大营村北修“比干庙”一座，以示纪念。

比干发明的熟皮制裘技艺，延续了3000年，至今惠及大营一带百姓。

皮毛从业者奉比干为裘祖，世代供奉。

1994年大营镇 投资重修比干庙，使之香火不断。

在全国几处比干墓、比干庙遗址中，大营比干庙是唯一以“裘祖”而祭祀纪念的。

因此，大营无疑是中国皮毛业的发源地。

比干制裘时，曾在枣强县大营镇比干公园用这口古井的水熟制了世界上最早的皮张，因此枣强大营是世界上熟皮技艺传播最早的地方。

4、“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流传久远，妇孺皆知。

秦始皇封“裘都”的故事就来自于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

秦朝时，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抵御匈奴，征百万农夫修长城，并派大将蒙恬监督。

孟姜女的丈夫范喜良，被征去修长城，春去冬不回。

孟姜女徒步千里送寒衣。

途经大营遇上大雪，因冻饿昏倒在磨棚里，被大营南街一皮匠所救。

恢复健康后，大营父老送孟姜女上路，不仅送她一身皮衣，还让她给丈夫带去一身裘服。

孟姜女到长城后，听说丈夫已死被垒进长城，便号淘大哭，哭倒长城四十里。

秦始皇巡长城时，听蒙恬说到这一奇事，亲见孟姜女，并欲纳她为妃。

孟姜女机智多谋，假装答应，向秦始皇提出三个条件，其中之一，就是为感谢大营父老救命之恩，要求封大营为“天下裘都”。

秦始皇点头答应，并下诏。

从此，大营便有了“天下裘都”的美称。

5、明、清两代几百年是大营裘皮的兴盛时期。

元末明初，大营周围上百个村庄就相继发展起了裘皮业。

这时的大营裘皮已小有名气，成为朝廷“贡品”，有“一品窝道，二品貂”之说。

大营因皮毛名扬天下，皮毛因大营奕奕生辉。

6、郑和下西洋时，“营皮”就与苏州绣品、景德镇瓷器等一同漂洋过海，到达沿途各国，并以“皮板柔软、毛眼遂适、做工考究、款式新颖、色泽协调”的特点，赢得欧亚上流社会的赞誉。

7、清道光20年（1840年）“营皮”进入鼎盛时期，全国各地皮货商人云集大营，售生买熟，出皮购裘。

可谓“四海商贾集大营，举步可得天下皮”。

呈现了“街巷无处不经商，铺天盖地是皮张”的繁华景象。

英、俄、德、法、葡等10多个国家的客商在大营设立货栈、商行，从事交易，使大量的“营皮”远销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