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79年，西晋咸宁年间，一个名叫班的盗墓贼在战国时期盗掘魏王襄墓时，发现了几十张满是古籍的竹简。晋人奉命整理散落的竹简，并用当时的俗语研究和修订《释义》，记载了夏商年间的13部史记，被称为《编年史》，后人称之为《竹书纪年》。

1、纪年史书：

这是一部纪年史书，记载了从夏朝到魏晋湘王的重要历史史记。这本书的期限大约是公元前300年。它是由战国时期的金魏史官组成的。这比司马迁的史料早了两百年，对研究先秦史有很大帮助。从某种意以上说，具有研究价值的竹编年鉴在史学界应该具有很高的地位。

2、颠覆了我们的历史观：

事实上，《竹志》并没有得到传统史学界的认可，历代史记都嗤之以鼻，认为它是一本“另类的书”。因为竹志的内容太骇人听闻，几乎与史料背道而驰，完全颠覆了我们的历史观。例如，在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在史料中，它是一种美丽和平的治国之道。

3、政治服务的可能性：

史料记载的先秦时期太过理想化，古代先民比后人文明，这是不对的。至少在我看来，人类的发展永远不会从文明到野蛮，从高雅到血腥。历史的车轮会停一小会儿，或者向后退一点。它永远不会倒退。在没有先进的生产方法、食品和道德理论的情况下。在古代，先民的时代应该是黑暗的，是血腥阴谋的残酷斗争，是生命危险的斗争，这是符合人性的。关于儒学史记，如《史记》有许多问题，但不能断定《竹志》是真的。因为《竹志》也有主观编纂的嫌疑，其记载的内容不排除为政治服务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竹志》由《春秋》三传时期的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的魏国史官编撰。历史上，《春秋》三传战国时期，礼乐崩塌，诸侯尽可能早地隶属于皇帝。作为魏国的参与者，它很可能通过《竹志》来宣传自己的合法性。因为根据竹书记载，古代没有退位，只有血腥政变。自古就有。就这样，赵、魏、汉三家分晋甚至独立自主地成为了国王，说他们的行为符合史记大局，合理合法，没有道德谴责。虽然竹志比儒家史书更接近人性，但其真实性也值得怀疑。

解读《史记》的史料来源

　《史记》内容的博大与其史料的来源是不无关系的。笔者在反复研读《史记》和相关研究沦著的基础上，认为《史记》的史料来源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

　 一、书籍

　元封三年司马迁任太史，至天汉三年遭李陵之祸，出狱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司马迁先后任太史公、中书令的特殊经历，使得他得以广泛地接触到各种文书档案，这在《史记》中有明显的反映。

　譬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侯国国名、侯功、户数、始封年月日、益户、徙封、莞嗣、诛兔、侯第等，非常具体:《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载诸侯王的`始封、徙王、入朝、除国、诛灭、自杀、莞嗣、溢号等，详尽且系统:《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诸篇，记载侯国基本情况，亦颇详明《惠景间侯者年表》云“太史公读列封至便侯”，“长沙王者，著《令甲》”。作者所读史料，都属于国家档案一类，《史记》王侯诸表，应是依据这类资料整理而成书籍。司马迁自幼受其父的影响，博览古籍经书，无所不读，可以说，凡汉代以前古书，如经书、国语、国策、楚汉春秋、诸子、骚赋等都是他写史的主要来源。《六国年表》序言云:“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

　从这段文字可知，诸侯史记也是司马迁着重阅读，获取史料的来源。秦火之后，诸侯史记基本上都己损失，但无疑这些资料对司马迁创创《史记》是至关重要的，故而司马迁曾专门外出寻求诸侯史记。据卫宏《汉旧仪》云:“司马迁父谈，世为太史，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虽原始史料与现在《史记》中所记内容有所出入，但那都是经作者改写熔铸而致。资料来源于诸侯史记是确凿的，孙德谦曰:“《史记》本纪、世家，其间多有称‘我’者，如:《秦本纪》桓公三年‘晋败我一将’，昭襄王三十一年，‘楚人反我江南’，《吴世家》‘吴伐楚，楚败我师’，诸如此类，或以为史公删之未尽者，不知既用旧文，当留存之，有不必刊削者也。盖周时列国诸侯各有国史，一国之史言‘我’，所以别于人，故谓之‘我’者，为其国史之旧可见矣。”父司马迁在《史记》中载录各国事件时，常用第一人称代词“我”字，我们从中不难断定主方和客方，因而确定作者是依据哪国史记来写定这些文字的。

　在阅读诸侯史记之外，司马迁还广泛阅读了其它书籍，这在《史记》的许多篇章里都有明确的说明。如《三代世表》中说“余读《谍记》，皇帝以来皆有年数……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皇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管晏列传》中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司马攘直列传》中说“余读《司马兵法》，阂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竞其义”:《五帝本纪》中说“护观《春秋》、《国语))"《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降》等等。

　 二、档案

　司马氏家族世为史官，司马谈曾任太史公，后来司马迁又继任父职《太史公自序》云:“(司马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铀史记石室金之书”铀，是缀集的意思:石室、金，都是国家藏书之处太史一职，为司马迁充分利用国家图书资料提供了便利。因此，汉初档案如诏令救命、记功册，臣下百官的书奏议疏等都能见到，并且用作写史的资料。这一点，也可在《史记》中得到证明。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说“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儒林列传》中说:“余读《功今》，至于广厉学官之路”等等。《随书·经籍志》云:“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相，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密室之府”《太史公自序》云:“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秘府藏书丰富，司马迁可以自由翻阅查检，这是《史记》能够顺利撰写的一个重要前提。

　 三、游历

　为了著《史记》，其游历是极其丰富的《太史公自序》云:“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游于沉、湘:北涉注，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峰:厄困都、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邓、竿、昆明，还报命”可见太史公游历范围之广。从《史记》各篇来看，太史公到过的地方也是非常多的。如《五帝本纪》中说“余尝西至岭蛔，北至琢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河渠书》中说:“余登庐山”:《魏公子列传》中说:“吾过大梁之墟”:《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适长沙”:《龟策列传》中说:“余至江南”:《伯夷列传》中说:“余登箕山”:《蒙恬列传》中说:“吾适北边……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等等这些反映了他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同时也说明了他周游各地与’弓作《史记》的密切关系。

　王国维云:“史公足迹，殆遍宇内，所未至者，朝鲜、河西、岭南诸初郡耳。”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太史公的游历，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扩大了见闻范围，这为完成《史记》创作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四、见闻

　《史记》中所载的一些内容，是作者亲身经历所得的材料司马迁所任太史公、中书令二职，地处枢要，侍从皇帝左右，有机会参与一些重大的事件。如《封禅书》载:“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医无所不至，不愈。游水发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其事秘，世莫知也。”文中指出:神君之事极其秘密，“世莫知”，而作者却对神君的言沦，行动了如指掌，这其中的原因司马迁在《封禅书》的赞语中为我们作了解释:“太史公曰:余从巡驾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沦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据此可知《封禅书》所记载的内容也与作者亲历有着很大关系。

　此外，《史记》中所载的有些人物是与司马迁有过交往的。如《屈原贾生列传》云“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张释之冯唐列传》云“(冯)遂字王孙，亦奇士，与余善”:《田叔列传》云“仁与余善，余故并沦之” 这些从见闻中得来的材料，不仅增加了史料来源，而且增强了《史记》内容的真实性。

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说的是《史记》这部典籍。

我国古代正史史书，多是按朝代划分，用纪传体记载，后人合称二十四史。按照各史所记朝代的先后排列，分别为《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

若将《清史》加入，则为二十五史。其中《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

《史记》传承

今本《史记》一百三十卷，篇数跟司马迁自序所说的相符。《史记》有两部，一部在司马迁的工作场所（宫廷），副本在家中。在汉宣帝时期，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开始把该书内容向社会传播，但是篇幅流传不多，很快就因为杨恽遇害中止。

司马迁创作的《史记》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东汉朝廷也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表明东汉皇室依然不愿全部公开《史记》，只让杨终删为十多万字发表。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