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也不能说对他们一点描述也没有,有些还是有具体叙述的~可能咱用的教材不大一样~有些叙述的确很少或没有我认为应该从2点解释:

首先,中华民族是以汉民族为主干的,在最早的中国大陆是由炎黄,东夷,苗蛮3大种族构成,炎黄后代主要就是汉族,其他2个后代主要就是后来的少数民族,从中国大陆的发展史来看主要都是汉民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的历史虽然有时候在军事发面并不一定占主导,到总体的经济文化政治都深深影响着其他少数民族,并且今天中华民族大部分也都是汉族,而且关键一点在于当今的统治方为汉族政权,对这方面的描述自然比较多!

其次,从少数民族看,他们后来出名的几个民族受汉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都很大,这些历史都有记载那些小的少数民族本身影响很小,并且有些由于自身没有语言或是文字根本就没有记载下任何的记录,或是有记录也都遗失了!现在的关于少数民族的记录还大部分都来源于汉族政权的记载,并且后期随着民族的大融合,很多很多少数民族都被汉族给同化而消失了那时候汉族政权把他们看作蛮族,对他们记录也不够详细和全面!

总之,你说的事情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汉民族自己的原因也有少数民族自身的原因~

杀伤力强悍的弩

弩是装有托柄和释放装置的弓。中国古人将弩的托柄形象地称为“臂”。弩臂均为木质，呈长条形，其前端与弓的中部相结合，犹如人手握住弓弣，不同的是，人张弓时，是竖着的，弩弓则为横姿，与臂呈水平之态。在弩臂的后部设有释放装置，可以扣住张开的弓弦，并控制弦的回弹，中国古人称之为“机”。弩臂的顶面上刻有矢道，这是与箭杆形状相似的长条形箭槽，用以搁放箭矢，这就是弩的基本结构。

一

古人精辟地将之概括为：“横弓着臂，施机设枢。”其通常的用法是：先将弓弦张开，用弩机扣住，然后用左手托住弩臂，将箭矢搁在矢道上，然后左手托弩臂，右手扣弩机，瞄准，发射。

可以看出，弩与弓的最大区别在于：弓完全凭人手操纵，张满即发，无法久持。弩则依靠一套机械装置，实现了张弦和发射的分离，可以长时间地保持住张开的弓弦，延时发射。

如果说弓是世界性的，弩则具有浓厚的东方色彩。关于弩的最早记载，只能从中国的古籍中找到，而且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用弩最为广泛而持久的地区，因此，人们探讨弩的起源，多把目光投注于中国或东亚地区。

弩的发明时间现在还是一个谜，但借助于民族学材料，可以了解到的较原始的形态。

中国东北外兴安岭一带的鄂伦春人，直至20世纪中期仍然使用下地弓（或称地箭）的方法狩猎，土语称作“阿兰阿”，意为地上的弓箭。其法是将一根木臂固定在地上，木臂前端顶住弓，木臂后部设一短小的别棍，卡住张开的弓弦。箭矢平置于木臂的顶面，尾端抵于弓弦，别棍上套一根长绳，沿着箭头射击的方向引去，然后拴在较远的树枝上，离地约1米左右。当在林中行走的野兽绊到引绳时，触动别棍，导致弦收矢发，正好射在野兽身上。

类似的狩猎方法，也见于中国边远地区长期保持着原始状态的许多其他民族，如东北的鄂温克人，西南地区的苗族、瑶族、傣族、拉枯族、纳西族、独龙族，等等，但在许多民族中，地弓已发展为地弩，其撑弦置箭的本臂已与弓固定联结在一起。

二

中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如哈尼族、独龙族、景颇族、忽族等，还广泛使用手持弩狩猎。他们的弩的制法大同小异，皆以木为臂，木前端安装竹质或木质单体弓，臂面上刻出矢道，并在矢道之后的臂面上挖出横向的槽口，用以卡弦。机大体有两种形式。

一为上翘式。将弦槽下挖空，用竹质轴销安装一个很短的活动杠杆，多为骨质。弓弦卡入弦槽时，这个小骨片的前端被压在弦下，后端起于臂面之上，只要用手压下后端，前端便自然抬起，将弦挤出弦槽，弦收矢发。一些弩的木臂较狭窄，弦槽处不挖孔，而将活动杠杆装于木臂的一侧。

二为下垂式。将弦槽下整个挖透，将活动杠杆垂直安装在孔内，其末端垂于臂下，将之往后扳，弓弦就被挤出弦槽。这些通常采用单体弓、只有简易扳机机构的手持弩，人们习惯上依弩弓的材质而称之为“木弩”或“竹弩”。以独龙族的手持弩为例，有大中小之分，大者长110厘米，射程150米，中型臂长90厘米，射程100米，小型臂长65厘米。箭长30-40厘米。

为更有效地杀伤猎物，西南少数民族还普遍将弩箭涂上毒药。他们的用弩习惯，自古而然，早在两千年前已见记载，后来历朝历代的文献中屡有记述，近代的旅行家游记和人类学调查报告中也多有反映。直至今天，射弩的风习在这个地区的少数民族中依然存在，但狩猎应用越来越少，而普遍变为一种体育竞赛活动，成为定期举行的少数民族运动会的固定项目。

三

以上种种，为探讨弩的起源提供了某种启示。也许，这种武器与远古的丛林狩猎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丛林狩猎，尤需张弦设伏，待机而发，这必然促使人们去解决弓的持久张弦、延时发射问题。中国古人曾把弩视为掌管山林的“虞人”的专用武器，也是一个佐证。

一些研究者将中国弩的出现上溯到了新石器时代，认为仰韶、龙山、齐家诸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些长条形小骨片，形状与西南少数民族手持弩上的骨扳机很相似，可能就是同样的物件。

又有学者认为，弩可能是中国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发明的，在东亚，早期弩的传播可能是自周边而向心。这种推论完全依赖今天的民族学材料，显然忽略了数千年前长江中下游地区甚至黄河中下游地区也是丛林密布、野兽出没、部族错杂、狩猎盛行的地区。

原始形态的弩今天之所以仍然存在于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中，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生存方式长期停留在较为原始的状态。

然而，我们也许更应当把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弩的起源，并把东南亚也包括在范之内。因为历史上这个广大区域的生态和人文环境非常接近，其土著皆有用弩的习惯，只不过一些地区开发较快，土著用弩习惯逐渐消失，一些地区开发较迟，土著用弩习惯至今犹存而已。

　　 土族研究已经走过100年。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国外一些探险家、旅行家、博物学家和传教士来到青海、甘肃一带，对土族民间文学、语言文化、历史起源、婚姻家庭、宗教信仰等多方面进行了考察和研究。主要学者有坡塔宁、柔克义、鲁鸠阿恩克、施罗德、许让等。其中，比利时神父许让撰写的《甘肃土人的婚姻》、《土族的起源、历史及社会组织》等四部著作影响深远。

　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国内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记者、学者从土族的人口分布、民俗风尚、土司制度、民族族源和宗教信仰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并撰写出了大量的游记、报道文章。如《青海之土人》、《青海互助县土人调查记》、《青海土人的婚姻与亲族制度》、《青海佑宁寺及其名僧》、《互助县风土调查记》等。这些资料为我们研究当时土族的状况提供了许多重要情况与线索。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陈永龄、宋蜀华、照那斯图等一些学者先后深入土族地区调查，相继撰写完成《青海土族社会调查总结初稿》、《青海土族的政治演变》、《土族语概况》等研究成果。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土族历史、民间文学、语言等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学者们搜集整理完成《土族文学专辑》、《土族民间故事选》等，土族族源形成“吐谷浑说”、“蒙古说”、“土达说”等多种观点。1986年12月，新创制土族文字在互助土族自治县试行。此外，《土族中的萨满教遗俗》、《“会”及其来源探索》等文章通过详细的田野调查对土族原始信仰进行了拓荒性研究。

　从1995年开始，土族族源历史形成了吐谷浑、蒙古两种说法，分别以《土族史》和《河湟蒙古尔人》两书为代表。此外，土族文学、政治经济制度史方面的著作和相关论文纷纷发表，《土族文学史》成为一部研究土族文学发展历史的领头之作。《土族〈格萨尔〉》、《福羊之歌》、《三川土族婚礼歌》等一批土族民间文学相继得到挖掘和整理。土族民间信仰和民间艺术的研究成果也较为突出，主要著作有《人神狂欢——黄河上游民间傩》、《土族音乐文化实录》、《土族文化艺术》、《土族口头传统与民俗文化》、《青海、甘肃河湟地区民族杂居地土族民歌研究》、《土族民间信仰解读》等。

　土族地区田野调查也得到继续深入，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云南大学等单位先后与青海学术界合作，对青海省同仁县藏族和土族“六月会”、互助土族村落、民和土族纳顿等进行了深入调查，完成《中国少数民族村寨调查丛书——土族·大庄村》、《互助县·土族卷》、《中国少数民族重点节日的调查与研究子课题：青海土族“纳顿”节调查研究》等成果。

　此外，青海省民宗委、文化厅、社会科学院等部门先后组织人员完成《中国民间音乐集成·青海卷》、《中国舞蹈集成·青海卷》、《青海省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丛书》、《青海土族史料集》、《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土族卷撒拉族卷》、《土族语言文字的应用与保护》等论著和项目。民和、互助等县搜集整理出《民和歌谣集》、《土族婚丧习俗》、《土族赞歌》、《土族情歌》等土族民间文学资料。

　1992年青海土族研究会成立后，创办了《中国土族》杂志，构筑起了一个土族研究的交流平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兰州大学、青海民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先后培养了一批关注土族研究的硕士和博士生，完成《不同情景中的群体认同意识——基于三个土族社区的人类学对比研究》、《音乐文化交融环境中的个性与共性——青海互助土族民歌的调查与研究》、《土族民间信仰研究》、《土族文化传承与变迁研究》、《性别语境中的土族民间叙事研究》等一批优秀硕博论文。

　纵观百年来土族研究，前半个世纪主要是国外学者和国内汉族学者对土族语言、宗教信仰、历史渊源、民俗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进行了客位的描述和研究。由于土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绝大多数土族民众汉文化水平不高，鲜有土族知识分子从主位角度表述本民族文化内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培养了许多本土研究人才，尤其改革开放以后土族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当前土族学者已成为土族研究队伍中的中坚力量，形成李克郁、席元麟、吕建福、马光星、秦永章、星全成、马占山、吕霞、李美玲、乔生华、文忠祥、祁进玉、杨卫、王国明、白晓霞、胡芳、邢海燕、何吉芳、胡廷、鄂崇荣等老中青结构较为合理的土族研究队伍，他们在主位研究土族语言、历史、文学、宗教、音乐等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土族研究的发展过程中，许多著名学者的参与、倡导与鼓励功不可没。1949年以前，杨堃、韩儒林、陈寄生、卫惠林、许让、施罗德等一些国内外学者对土族历史、婚俗、宗教等问题的研究，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1949年后，费孝通、宋蜀华、陈永龄、顾颉刚、照那斯图、周伟洲、芈一之、潘乃谷、高丙中、薛艺兵等国内知名学者对土族的关注和研究，提高了土族研究的学术水准，培养了一批土族学者。

　目前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开拓，本民族科研队伍业已稳定，但要使土族研究不断创新、持续发展,还须不懈地努力，今后须进一步加强国内外学术界相互交流，深入田野调查，开展多学科、交叉性研究等方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