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其文献记载历数千年而未中断。中华民族的典籍文献，夙称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其数量之丰富，内容之深厚，举世无双。这些丰富的典籍不仅承载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并且对世界文明的进程产生深刻影响，是全人类共有的宝贵文化遗产。保护并继承中华民族文化遗产，要求今人对现存中国古籍作系统整理与研究，首先需要对文献资源作全面调查与清理。在中国历史上，像编纂《中国古籍总目》这样在全国图书馆界、学术界对古籍文献进行深入细致的清理，尚属首次。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出版，具有开创性与总结性，堪称中国古籍整理研究的重大成果。

编纂全面反映中国古代文献流传与存藏状况的总目录，是文献学界、图书馆界多年的共同理想。中国历代有编纂史志目录、公私藏书目录的传统，并重视书目编纂“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指导作用。史志与公藏目录多反映各朝皇家或官府的典籍积累，私家藏书目录则较多反映民间的文献收藏，两者各有局限，互为补充。收罗完备、着录详明、体例精严的总目录，惟有文献典籍大多归于公藏，各地区、各系统图书馆开展联合编目的当代，才有可能产生。近代以来，各大图书馆逐步积累的馆藏古籍记录与各学科专家合作编纂的专科目录，是《中国古籍总目》编纂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编纂的《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大型书目，为《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提供了文献调查与收集、书目汇总与校订的成功范例。

何谓古籍善本？清朝版本目录学家张之洞的解释为：一是足本，没有删节和缺卷；二是精本，精校精注，错误极少；三是旧本，即传世很久的木刻本、传抄本和线装书。当代学者对古籍善本的解释为：一是年代久远而且有文物性；二是印刷插图精美而具有艺术性；三是书籍内容精辟具有学术资料性。国家文物法对古籍善本曾明文规定，凡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以前出品的文物和图书，均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私自出口。于是收藏家们往往将这一时限之前的清代初期或更早期的精刻本和精抄本视为珍宝，因为最起码它的历史文物价值和学术资料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从而决定了其收藏和投资价值也是相当高的。古籍善本由于是纸质品，很容易受到损毁，如水灾、火灾、虫蛀等自然及人为因素的影响，保存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实属不易，这就导致了流传下来的古籍善本十分稀少，许多古书现已绝迹，留存下来的古籍善本中不乏孤品、珍品，有的存世量也不过是寥寥几部，因此，古籍善本的价值珍贵也就不难理解了。

1、文献价值古书籍所描述记载的史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古籍的价值首先体现于它的文献价值。　2、版本价值古籍的版本种类很多，一般来说，稿本（作者的原稿）、旧抄本、原刻本、精刻本、初印本以及各类活字印刷本等版本的价值更高。　3、艺术价值有些古籍字体雕刻精美，印刷水平较高，如精写本、精刻本、各种套印本、红印本、拱花等。　4、学术价值如名家稿本、精校本以及在某一学术领域有独到见解或较为少见的稿本、写本、批校本、过录本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5、文物价值有些古书，抄写或刻印本年代久远，流传又稀少，如宋版书存世不多，无论从纸质、墨迹、印刷技能、装帧水平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文物考古价值。近年来，我国古籍善本在拍卖市场上行情十分走俏，价格不断向上攀升。如一册《唐人写经遗墨》以88万元成交，《续华严经疏》以40万元成交，《四库全书珍本》以29万元成交，明代版《陀罗尼经》成交价9万元，清乾隆年间《汪由敦诗翰》成交价165万元，民国版《朱拓千叶莲花造像》成交价055万元等等，可见古籍善本近年来已成为拍卖会的重头戏，购买者十分踊跃。古籍善本现已成为收藏家们苦苦追求的收藏精品。　目前，市场上的古籍善本价格还在不断攀升，特别是宋版书或更早的古籍涨幅更是惊人，眼下一般宋版书都是按页论价，而不是以本论价。一页品相上好的宋版书市场价大致在1 万元左右，换句话说，一册100页左右的宋版书价值可达到100万元左右。由于宋版书十分珍稀，其市场价格有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元版书市场价与宋版书相差不是很大，市场价也随着宋版书的上扬而升值。明版书市场价要比宋版书低不少，其价格目前还比较平稳，但明版书要比以后的清版书的价格昂贵。明代初期的版本因流传下来的比较少，所以明初版本的升值潜力千万不可小视。明代中叶及明未的各种版本由于尚有一定的存世量，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其市场价格仍将平稳地维持着原状。清版书由于存世量较大，清中叶及晚清的版本，市场价还不是很高。但清初康熙、乾隆年间的版本仍具有很高的收藏和投资价值。清代图书以木刻为主，晚清时有一部分石印版出现。清代版本尽管目前价格不是很高，但在这部分存世量较大的图书中仍不乏精品善本，这就要看收藏者的识别能力了。此外，民国初期的石印版和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一部分铅印版、影印版虽然不属于很珍贵的古籍善本，但也值得投资者收藏。古籍善本由于近年来在收藏品市场上十分受宠，因而各种伪造的古籍善本也应运而生。 

《中国古籍总目》作为反映中国古籍流传与存藏状况的最全面、最重要的成果，其编纂特点如下：　　一、完成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调查与著录，第一次将中国古籍书目著录为约二十万种。历来称誉中国古籍“浩如姻海”、“汗牛充栋”，但“海”和“栋”究竟有多大？八万种、十万种、十五万种，众说纷纭。十九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及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代流传的典籍，渐次由私人收藏转为公共收藏。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绝大部分的存世中国古籍，已成为国家及各地公共图书馆、高校及科研机构等图书馆的馆藏。参与《中国古籍总目》编纂的国内各大图书馆，所收藏古籍已涵盖现存古籍百分之九十以上品种，编纂中又吸收图书馆历年编纂的丛书、方志、家谱等联合目录成果，所录古籍收藏机构已逾干家，可以说参与“总目”编纂工作的同行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对现存中国古籍，完成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调查与著录，今天可以给出约二十万种的统计数字，这是这次编纂工作的最大贡献。　　二、著录了港澳台地区及日本、韩国、北美、西欧等地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古籍稀见品种。现存中国古籍的总目录，理应反映全球收藏的中国古籍信息，限于人力物力，此项工作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古籍总目》已利用知见的港澳台地区及日本、韩国、北美、西欧等地图书馆古籍收藏目录，采录大陆图书馆未见著录的古籍品种，并为稀见品种增补了海外收藏机构名称。　　三、著录了现存中国古籍的主要版本。中国古代典籍的撰着与流传，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宋元以来，历代典籍屡经写抄刊刻、汇编选辑，版本极为复杂，人称书囊无底，难以穷尽。《中国古籍总目》的版本著录，不仅包括历代公私写抄、刻印、排印、影印之本，又综录佛道二藏，旁搜秘本僻书，兼及批校题跋，囊括所有版本类型。至如丛刻单刻、汇印选印、增刊补版、抄配补本等版本特征，形式多样，著录歧异，整合归并，多费斟酌。《中国古籍总目》对于所著录古籍的版本描述，已具初步清理之功。　　四、依据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并有所突破。《中国古籍总目》沿用四部分类法类分古籍，并参酌《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增损类目，部居类分，有条不紊。如照应现代图书馆编目及庋藏实际，将“汇编丛书”单列为“丛书部”，与经史子集四部并列，形成五部分类，《中国丛书综录》收录的“类编丛书”，则分归四部之首。又如明清以来方志、家族谱编纂兴盛，清季新学流行，相关译着及著述繁多，遂因书设类，特于史部增设“方志类”、“谱牒类”，子部增设“新学类”，汇录相关书籍，以便读者即目求书。　　五、在编纂过程中注重人才培养。文献整理与研究中，书目指导的重要作用，久已成为共识。古籍编目似易实难，人才培养须经多年历练。近代以来，图书馆界曾涌现大量古籍编目专家，为历次全国性古籍联合目录编纂做出重大贡献。《中国古籍总目》编纂持续多年，参与其事者多经磨练，造就了一批古籍编目骨干。然而，面对全国数千家古籍收藏机构所藏的数千万册古籍，古籍编目力量仍嫌薄弱。而古籍书目编纂是一项逐步积累、不断完善的事业，书目收罗的完备与著录信息的精准，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校核修订，迄无止境。《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完成，不仅为古籍整理与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书目工具，在编纂过程中，又为古籍编目队伍培养了后继人材，其中所积累的经验，有深远的意义。　　六、吸收了古代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国古籍总目》初稿完成，编委会即分邀各学科专家学者参与审稿。参与审稿的数十位专家学者，来自文学、史学、哲学、宗教、军事、地理、医学、科技、艺术、出版等领域，遴选及于台湾及海外。各科专家学有专长，熟精文献，认真审阅，悉心校核，拾遗补缺，多所匡正，及时反映了古代文献研究的新成果，由此提高了《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质量，促进了学术界与图书馆界之间的交流。

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清别集书名编号12237的《遗安堂诗文集四卷》，清王连瑛撰，清康熙五十五年王氏治古堂刻本。《征求意见稿》著录同（见集部清别集，书名编号1325）。查善本目录卡片，著录的是“清康熙五十五年永城王氏治古堂刻本”。仔细阅读此书中的序文后，上述著录中的“王氏治古堂”应为“吕氏冶古堂”之误。吕履恒在康熙丙申年即五十五年的序文中，有“先生（注：指王连瑛）既卒，嗣君安甫属（注：“属”通“嘱”）予序而梓之，区为四卷，卷若干首”句。考“冶古堂”，系吕履恒的室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清别集类著录有吕履恒撰的《冶古堂文集五卷》（书名编号12876，清乾隆十五年吕宣曾刻本），系吕履恒去世后，由“淳安方楘如及其门人石屏张汉选定”。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清别集

书名 书名编号

遗安堂诗文集四卷12237

清王连瑛撰

清康熙五十五年吕氏冶古堂刻本

2、《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清别集书名编号12599的《聊斋文集》四卷，清蒲松龄撰，清道光二十九年邢祖恪抄本。该书中有抄者邢祖恪写于清道光“己酉”年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的“自叙”，善本目录卡片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该书版本的著录，应当是据此“叙”的时间而断定的。但笔者认为这种判断似可商榷。根据自叙所言，邢氏曾在“丙午岁（即清道光二十六年，1864年）馆于平舆”时，“同砚绣圃李君”向他出示“在召陵旧家所录”之《聊斋文集》四卷，邢氏当于此时因以抄录成书。据此可知，邢祖恪抄录《聊斋文集》的时间当是清道光二十六年他在“平舆”（注：其地清时隶属于河南省汝南县）坐馆教书期间，而不会迟至三年后他到“苑陵”（古县名，古城在今河南新郑县境）官衙任职之际。所以认为该书版本应著录为“清道光二十六年抄本”。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

书 名 书名编号

聊斋文集四卷12599

清蒲松龄撰

清道光二十六年邢祖恪抄本

傅增湘还乐于传布古籍。他自己集资刊刻了《双鉴楼丛书》、《蜀贤丛书》，以及《周易正义》、《资治通鉴》等近十种单行本，这些书多为自己所藏善本。他还为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提供古籍善本数十种影印出版，以广流传。其中《四部丛刊》初编、续编有他提供影印的善本三十余种。《百衲本二十四史》中有多种取自双鉴楼。他还为朱祖谋、董康、陶湘、徐世昌、吴昌绶、王大隆等提供书籍刊印。正如余嘉锡所说：“先生尝恨学者读书不见善本，故于所藏书，既择其罕见者若干种，付之剞劂外，尤不各通假。近涵芬楼所印之《丛刊》，底本多假自先生。犹以不能尽刻其书为憾，则手写校记，将次第为书，以示学者。”（《藏园群书题记续集》余序）这与那些专以秘藏善本，不肯示人，甚至连书目也不肯公之于众的藏书家比起来，相距何啻千里！ 傅增湘也是现代的一位成果卓著的目录学家。他每得一书，就撰写题跋一篇，每见一善本，也写一书录。在这些作品中，它辨版本之异同，校字句之 误，穷搜宋代刻工姓名、避讳字样等资料，以资鉴别版本之佐证。其学识既精且博，往往发人所未发，详人所不能。他曾说，他所作藏书题识于版本校雠之学，能开自来目录学家所末开。余嘉锡评论他所作的题记等作品时说：“四部九流，无所不备，以视陈仲鱼《经籍跋文》，精密相似，而博瞻过之矣。”（《藏园群书题记》余序）他的著作有：《双鉴楼善本书目）四卷，《双鉴楼藏书续记》二卷，《藏园群书经眼录》十九卷，《藏园订补 亭知见传本书目》二十三卷，《藏园群书题记》二十卷、附录二卷，《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一卷，《藏园游记》十六卷，均已公开出版。又有《藏园续收善本书目》四卷，《双鉴楼珍藏宋金无秘本书目》四卷，《藏园校书录》四卷，《藏图诗稿》四卷，稿藏于家，尚待出版。通计平生著作近四百五十万言。

东方图书馆主事者十分重视馆藏图书收集、购买。不惜重金、不怕艰难，持之以恒。四处收集、寻觅、收购大量古今中外名著，古籍中善本、珍本、孤本等图书、资料。馆长王云五历游欧美时，购进公元15世纪前所印的西洋古籍多卷，堪称珍品。张元济从民国7--25年，几乎每天下午5点左右，接待旧书店外勤人员，回家仔细阅读送来的书籍，精心鉴别，批示价格，予以收购、收藏。在大量藏书中，有当时荷兰出版的《通报》、英国亚洲文会出版的《学报》、香港出版且已绝版的《中国汇报》、《哲学评论》、《爱丁堡评论》等著名期刊，多为难得珍本。德国《李比希化学杂志》初版全套期刊，为远东唯一孤本，尤为著名。国内出版报纸、杂志更为齐全，上海《时报》、《神洲日报》、《民国日报》，天津《大公报》、《益世报》，清光绪至宣统年间《京报》等著名报章、杂志均手为馆藏。至1931年，实藏普通中文书268万册，外文书8万余册，图表、照片等5千余种，内有梵蒂冈罗马教皇所藏末唐王只太后、王后、王太子及司礼监太监畈依天主教、上教皇书之影片及中国古画10余轴，均由张元济购入，以供编辑考订古代制度、俗尚之用。此外，如德、英、美诸国所出版地质地图、人体解剖图、西洋历史地图、油画及照片之原底，尤为不可胜数。更为珍贵的是古籍四部（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各书及藏有22个省整套相当数量的方志书籍，2641种，25682册，其中元本2种，明本139种，府、厅、州、县志2081种，入馆1752种，占84%。全馆总藏量达463万余册（不含照片、图表），蔚成巨观，当时堪称国内无匹。

丰富、珍贵的藏书，受到读者青睐。1929年，阅览人数近3万人。是年底，底层设流通部，采购新书万册，吸引读者更多。1930年，阅览人数为36万人。

我国传统出版业历史悠久，历代遗留下来的典籍浩如烟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许多珍贵的古籍善本书不仅是新出版业不可多得的出版资源，而且以皕宋楼藏书外流日本为凶兆 ，帝国主义对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觊觎之心不可小觑。有鉴于此，张元济对古籍和善本书的收购，倾注了极大的心力，并且一开始就得到我国著名目录版本学家缪荃孙、傅增湘的协助。北京位居京城，故家藏书多，琉璃厂书肆更是古籍善本的渊薮，张元济谈及此时曾说道：“每至京师，必捆载而归。贾人持书售求，苟未有者，辄留之。”私家藏书聚散无常，因而是张元济的重点求购对象。从20世纪初年起，由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介绍，张元济以商务印书馆的名义收购了绍兴熔经铸史斋的全部藏书，接着购买了长州蒋氏秦汉十印斋的藏书，广东丰顺丁氏持静斋的藏书，以及清宗宝盛氏意园藏书数十种，其中有影元钞定本《元秘史》、影宋钞《事实类苑》、《公孙谈圃》、明覆宋《宣和遗事》、嘉靖本《长安志》等，后又亲自到太仓，购入顾氏闻斋的藏书。顾氏所藏，大多为黄荛圃、汪阆源两家故物，其中有不少是稀世之宝。昭文张金吾所辑的《诒经堂续经解》，也是从闻斋得来的。后来阳端氏、巴陵方氏、荆州田氏、南海孔氏、海宁孙氏、江阴缪氏的藏书先后散出，张元济辗转搜求，颇有收获。如宋刊本《六臣注文选》，得之阳端氏；宋黄善夫刊《史记》、南北宋刊合配的《南华真经》，得自荆州田氏；宋刊元修的《资治通鉴》，得自南海孔氏；宋庆元刊《春秋左传正义》、抚州本《春秋公羊传解诂》、 宋绍兴刊《后汉书》，得自海宁孙氏。此后又陆续收藏了乌程蒋氏密韵楼藏书，扬州何氏藏书。在这两批书中有不少精本。《永乐大典》十余册，就是从密韵楼得来的。这十余册《永乐大典》之所以可贵，是因为武英殿聚珍本《水经注》所自出的前半部，即在其中。除搜购之外，张元济还采取其他形式向公私藏家移录副本，或分别借照。如通过缪荃孙从江宁图书馆移录钱塘丁氏八千卷佳椠；从傅增湘借影《冷斋夜话》、《老学庵笔记》、《避暑录话》、《曲洧旧闻》、《白虎道德论》；从平湖葛氏传朴堂借抄地方志，等等，数量都很可观。

西学东传与西籍中译对我国现代文化的启蒙与现代出版业的萌生有着不可抹煞的催生作用。因此，张元济亦极其重视对世界各国名著及报刊资料的收集与利用。据曾在商务印书馆从事编辑工作的茅盾回忆，在1918年左右，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已经藏有不少英文名著，如《人人书库》、《新时代丛书》等。这些丛书里收集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名著和英国以外的文史名著英译本，从希腊、罗马时期的著作到易卜生、比昂逊等人的著作，都应有尽有。著名的外文报刊，如荷兰出版的《通报》，英国亚洲文会出版的《学报》，出版长达一百余年的德国的《李比希化学杂志》，都藏有全套。此外还收藏了15世纪以前的西洋古籍多卷。在收藏的中，有罗马教皇梵蒂冈宫所藏明末唐王的太后、王后、王太子及其司礼监太监皈依天主教上教皇书的影片。这是张元济在欧美考察时所收购，尤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在广泛搜集中外图书的基础上，为纪念商务印书馆创业30周年，商务印书馆所主办的东方图书馆于1926年5月3日举行开馆仪式，1927年正式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时的藏书量，据《东方图书馆概况》记载：共计藏书33万余册，中外杂志900多种， 中外报刊45种， 地图约2 000幅， 各种照片约10 000余张。后又经多年搜求，在1932年11月28日东方图书馆毁于日军炮火之前，东方图书馆共计有藏书518万余册，图表照片5 000多册。除普通书籍外，善本书中，有宋版书129种，2 514册；元版书179种，3 124册；明版书1 419种，15 833册；清代精版书138种，3 037册；抄本1 460种，7 712册；名人批校本288种，2 126册；稿本71种，354册；杂志31种，383册(以上数据不包括1931年购进的扬州何氏藏书四万余册，因其部分版本尚在整理)，从而使东方图书馆成为当时中国藏书量首屈一指的公共图书馆，涵芬楼(东方图书馆之组成部分)亦成为以收藏善本书而驰誉海内外的著名藏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