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都会抽出一个月时间，在全国各地转转，每次去一个城市，除了打卡当地著名的景点，还喜欢参观当地的博物馆。

在我看来，博物馆是历史的时间机器，那些经过长期洗礼的灿烂文化最终被收藏在这些博物馆中，让人们可以很好的了解到以前发生的事情。如果想深入了解这座城市，参观博物馆是最直接的方式。

今年上半年去过。这是我国100家一级博物馆里，惟一的县级博物馆。目前看到的是84年易地而建的新馆，建筑传统大气，带有那个年代的痕迹，与整个青州的旅游区建筑颇为融洽。

青海博物馆属于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每周二至周日免费开放，参观时间：夏季：9:00—17:00，冬季：9:30—16:30，周一全天闭馆（国家法定节假日逢周一正常开馆）。里面的藏品非常丰富，足够游览半天，去青海旅游的朋友建议都去看看。

四合围的两层楼展厅，共八个展厅。专题展与编年展结合。

馆藏中，我最喜欢的是龙兴寺佛像。这批佛像，是青州博物馆在青州龙兴寺发掘出来的，上启北魏下至明初，工艺超绝自成一格，最出色的是北魏，北齐的那部分。和那些在露天的著名石窟不同的是，保存得较好，较少被敲掉佛头什么的。此馆的布展和打光也好，适合拍细部，随便贴两张佛像照。

除了佛像，汉代陶俑展也很不错，主要是香山汉墓出土的收藏。

缺点也是有的安保等级不高，有些一级文物不能展出，只能上复制品，但是复制品又没点明身份，这个很不好。

说明较为欠缺，软件尚需加强。总体来说很值得一去，路过青州的话不要错过。喜欢北朝佛雕的人绝对会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有个“之”是因为我不大欣赏作为整体的陕博，不过地下室一侧的唐墓馆还是很推荐。唐墓馆不能拍照（陕博大部分馆是可以拍的），原因很清楚，壁画对光线敏感，有人拍照会用闪光灯，对壁画造成伤害。（这里罗嗦一句，拍画像，彩绘之类的一定不要开闪光灯）。

这个馆是全国最贵的博物馆，日常票价300，节假日和特定活动会对折到150。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小寨东路91号2、营业时间：09:00-17:30(淡季)/08:30-18:00(旺季)，

周一闭馆3、游玩时间：3小时-5小时4、交通攻略：地铁1号线，2号线小寨站下（E口）

其中最出名的，是懿德太子的阙楼图，章怀太子墓的狩猎出行图，客使图，永泰公主的宫女图等。不过这个馆子，只推荐博物馆超级粉丝前去观赏。一来价格贵，二来不少壁画因为年深月久，剥落漫漶，没有画册和复制品看得那么清晰鲜艳。比如阙楼图，我若干年前参观过懿德太子墓，墓道里有此图的复制品，当时很震撼其精美宏大。 玉阙朱栏，远山重叠。唐朝宫室之华美气派跃然墓壁。然而看到真品，却没有达到期望值，画本身很大，画面昏暗，不怎么看得清楚。谈到细节的辨识度大概要趴在上面才能看清楚，但那是不可能的。

两个月前经过成都。此馆太有名，不多介绍了。门票80，不便宜，但值这个价。整个博物馆在一片漂亮的园林中，主要是两个独立的馆子，一个是三星堆的四期文明展，算是个编年展吧，主要陈列玉器和青铜树，另一个是广为人知的青铜器馆。也是我非常欣赏的馆子，建筑虽然有点儿奇崛……但是是专门为三星堆量身定制的，布展与展品融合度很高。说明图例详细，有不少中外文明在同类物件下的比较。作为古蜀国的一大重镇，不可不去。青铜器馆

作为三星堆青铜文化代表的“纵目”青铜大面具和青铜大立人像，电视网络上都见多了。这里贴几个不太常见的。三星堆特有的鱼形璋。礼器，可能反应鱼凫崇。

淡季可直接购票，旺季时需提前在三星堆博物馆微信公众号或官网预约参观门票，博物馆游客中心售票窗口只办理游园票（不含展馆参观）和政策性优惠票。如遇到高峰期，展馆限流是不允许二次进入的开馆时间：08:30 停止售票时间：17:00闭馆时间：18:00门票 72元 需随身带身份证，扫身份证出入可以现场购买，也可以网络购买(携程买的到了现场仍需要排队换票)

成都到三星堆距离不到30公里，交通便利，108国道、成绵高速、成绵乐城际列车、宝成铁路均可达到。高铁：可乘坐成绵乐城际列车，到广汉北站，乘坐1路公交车，在浏阳名苑换乘10路公交车，到三星堆博物馆站。景区直通车：在成都景区直通车武侯祠服务点（每天11:30发车）或大熊猫繁殖研究基地服务点（每天12:30发车）乘坐，一站直达无障碍往返

所以荆州出土的楚汉的漆木器都十分完好而且荆州博物馆馆藏的楚汉漆木器占了全国的五分之三。楚人崇凤，所以很多漆木器都带凤鸟造型。值得一提的国宝级文物有虎座鸟架鼓、凤鸟莲花豆、漆凤鸟羽人。

荆州博物馆作为煌煌楚文化的缩影，公元前689年，“楚”，这个后来被定为国号的字眼，起先只是长江沿岸最不起眼的会玩火，董天象的“蛮夷”之邦，直到了不满周王朝的分封后，决定自己开始搞事业，便一路南征，灭掉了随国，迫使随侯投降后，自立为楚文王，迁都于郢，此后411年的建都史为荆州留下了极为可观的地下宝藏。1978年和2000年发掘的天星观楚墓、1982年发掘的马山1号墓都成为中国考古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尽管出土的文物各有侧重，但凤鸟的形象却始终是不变的主题。也许是楚人崇尚尊凤尚赤、崇火拜日、喜巫近鬼，所以在楚人心目中，凤鸟为至高无上的神鸟，其地位堪比中原威力无边的神龙。

在荆州博物馆内藏着一件古老又神秘的文物---战国玉覆面，是一块整玉制成的丧葬面具，是古代贵族丧葬时常用的随葬之物，西周称之“冥目”，汉时称“覆面”，出土时覆于死者面部，五官比例协调，刻划出头发、眉毛、胡须。已发现的先秦玉覆面一般为若干块薄片玉器连缀而成，象这样用一块整玉制成的覆面，目前仅见这一件。

楚文化，既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荆楚文化以其特有的风貌，泽被后世。又与中原文化形成互补。为自身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不仅丰富了楚文化自身，也为楚文化滋养后世奠定了基础。

荆州火车站（公交站）乘坐21路、15路至（五医站）下车向西步行（445米）到达荆州博物馆。

乘坐12路、14路、15路、1路、20路、21路、23路、26路、32路、33路、34路、47路、51路至（五医站）下车向西步行（445米）到达荆州博物馆。

乘坐18路、20路、33路、19路到市妇幼保健院（西门）站，往回东步行（200米）到达荆州博物馆。

以上就是国内值得一去的博物馆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玩一玩、看一看，亲身感觉中华文化的文明发展史。

　　图书的起源

　　一、汉字产生

　　汉字产生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汉字是怎样产生的，是什么人发明的？对于这个问题，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最为流行的是："仓颉"造字说。

　　（一）"仓颉"造字

　　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早在战国时期已经广泛流传。《韩非子》、《淮南子》、《说文解字》等书中都认为仓颉创造了文字。司马迁、班固等史学家认为仓颉是黄帝的史官。还有的史籍，如《论衡》中说仓颉长着四只眼睛，"仰观奎星圆曲之势，府察龟纹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文"。但是，对于一种独立发展又有相当久远历史的文字来讲，它是不可能由一个人在较短的时间内发明的。在原始社会，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平都极为低下，文字的产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任何人都无法经历如此之长的过程，所以，仓颉造字之说是不可信的。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早期文字成于众人之手；而非一人独创。中国的早期文字，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金文，都有许多异体字。也就是说，同一个字有几种甚至十几种不同的写法，如果是仓颉一个人发明，他为什么要给自己和别人制造这么多麻烦苟子就曾经认为，古时候，创造文字的人很多，文字是众人发明的，而仓颉的名字为什么单独流传下来呢因为他做了一些整理文字的工作。也就是说，在仓颌以前，文字已经产生，不过当时的文字还在初期阶段，殊体异形，没有定制，而仓颉的功劳正在于对这种形体不一的文字进行了整齐划一的工作，因此他的名字世代被人们称颂。

　　从"仓颉是黄帝的史官"这一说法，我们还可以分析出，文字记录与古代的史官关系密切。至于仓颉的活动范围，现在，在山东寿光，河南开封，河北南乐；陕西长安和白水等地都有仓颉墓、仓颉庙和仓颉造字台等遗迹。其中以陕西白水县的仓颉庙规模最大，长安县的仓颉造字台保存尚好。尽管这些古迹都是后人根据传说附会后造出来的，但是也从另一侧面说明，造字活动波及地域之广，以及人们对文字发明者的崇敬。

　　仓颉本人曾被人们神化。《论衡》说仓颉长四只眼睛，《淮南子》中说仓颉造字时天上下小米，夜里鬼哭泣。这种想象虽离奇荒诞，但其中却孕育着深刻的含义。人都只有两只眼睛，而仓颉却比普通人多生了一对眼睛，无怪乎他能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辨鸟兽之迹，见常人之所不见，造出文字来。仓颉造因文字后，人的能力空前提商。人们利用这位比常人多一双眼睛的仓颌的发明，不仅能看到千百里之外发生的事，而且能够看到千百年前发生的事。这岂不是给世人也多添了一对神奇的眼睛吗？至于"天雨粟，鬼夜哭"，则是对文字的威力的形象化的赞歌。文字的发明，使千百万人的经验得以流传，也使那些在黑暗中活动的魑魅魍魉无所逃其形，无处隐其身。在文书上，历史上，永远记录他们的劣迹、罪恶，鬼怎能不躲在黑暗的角落里流泪哭泣呢因此，我们既不能将仓颉作书当作史实，也不能把它当作迷信简单地完全摒弃，而应把它看作对现实事物所作的非现实的反映。这反映了人民对发明文字的祖先的无限景仰和钦佩，也表达了对文字产生及其价值的高度评价。把发明文字的功劳归于仓颉，正像说伏羲发明畜牧，后羿发明弓箭，神农后稷发明种植，夏禹的父亲鲧发明筑城一样、并不是在他们之前没有这些活动和成果，而是后人将祖先的创造力人格化，赋于一身，这些传奇才如此神奇动人，流传不断。

　　(二)文字产生的基础

　　我们认为文字的产生，首先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它必须有两个基础：即语言和实物。没有语言，便没有文字。文字依附于语言而存在，是记录和传播语言的工具，这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道理。

　　人们也曾用实物来传递信息、表达感情。这种方式的特点是直观，不用旁人多加解释。据古希腊历史学家记载，古代波斯人曾接到北方斯西德人的一封"信"，里面有一只鸟、一只老鼠、一只青蛙和五支箭，这封信表达的意思是；波斯人听着！你们能像鸟一样高飞，像老鼠一样在地下话动，像青蛙一样跳进池塘吗？如果不能，日你们就休想和我们打仗，当你们踏上我们国土时，我们就用箭射死你们！我国历史上也常常看到一些用实物传递信息的画面：吴王夫差赐伍子胥剑，是示意让他自刎。唐明皇赠杨贵纪细盒和金钗，是象征商人要永远厮守，不分离。送给流放者以"环"（还），表示结束放逐，允许回来。出示"玉玦"（决）示意永别或促使对方下决心…这些虽然是在有了文字以后的事，但也可看作是古代以实物传递信息的遗风。

　　时至今日，用插草标表示出卖；用烽火表示战争警号；信上插鸡毛表示十万火急等，在某些民族中依然存在，并得到社会的共同理想，约定俗成，无需解释。但是这类象征性的实物毕竟数量太少，而且范围也有限。复杂的大千世界以及人世间的种种情感、意念、行为、很多是难以用实物来表示的，而且这些记事也不易保存，这就促使人们进一步探索，于是便产生了后来的象形图画，并成为文字的源头。

　　(三)文字产生的过程

　　从语言、实物到文字，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为了帮助记忆，记录和传播知识信息，人们进行了多种尝试，结绳记事、契刻、图画和刻画符号是文字产生的重要步骤。

　　所谓结绳记事，是用绳子打结采帮助记忆。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曾利用过这种方法。我国的古书上就有许多"上古结绳而治"的记载。例如《庄子》中说："昔者……民结绳而用之。"直至现代，这种结绳记事的方法在我国边远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中还在使用个如云南的哈尼族、西藏的门巴族、台湾的高山族等。哈尼族买卖田地时，就用单股麻绳打结来标志田价，买卖双方各执-根，以为凭证。在国外，波斯人、墨西哥人、秘鲁人也都使用过结绳记事的方法。

　　刻契，是在竹、木等材料上刻上各种痕迹和记号，用以记事或帮助记忆。这也是古今中外曾广泛使用过的方法。古代双方订约时，将两块木片合拢起来，在上面划刻记号，双方各执一块，以帮助记忆，并有符信之意。《易经》、《北魏书》、《隋书》等古代史书中还记录了当时我国一些少数民族"无文字，刻木记契"的情况。直至近代，某些少数民族仍有采用此法的。云南省博物馆曾收藏有侗族的一根传代木刻，木头两侧刻有许多缺口，每一缺口代表着一件事情，以刻口的深浅表示事情的太小。据说每年在吃新米的时候，便拿出这块刻木，由一位长者叙述每一刻口代表的事件，人们借此得知本村的历史和其他各种事情。

　　契刻同结绳一样，留下的只是代表某件事情的符号，而不是语言符号。它只能唤起对某种事情的回忆或想象，而不能表达抽象的思想和概念，只能记事而不能达意。因此，它虽然有着帮助记忆的作用，但还不是知识的具体记录。

　　图画是文字发展的重要阶段。由于劳动和生活的需要，上古人常把所观察到的和自己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事物画在所居住洞穴的石壁上。起初，这些记事的图画是非常生动而逼真的，人们一看便知道画的是什么。如想要人知道所说的是鹿，就精心地画出一只鹿。有时还同时画几件东西来表示一件事情。但时间久了，当人们习惯了这种图画之后，就不再画得那么复杂、细致，只用几根线条勾勒个大概轮廓，把原来画的复杂图画，简化成一定的图案符号，人们见到这个符号，也就知道它所代表的是什么了。这样，图画就逐渐脱离了对具体事物的描绘，变为事物的一般意向的代表，可以拿它所代表的事物的名称来称呼它。于是，图画便和语言相结合而成为交流思想的工具了。这就形成了原始的图画文字或称图形文字。

　　刻画符号和刻画文字大约出现在原始公社的后期，即新石器时代的发达阶段。在公元前四千年的仰韶文化和其后的龙山文化遗址中，都曾发现了这种刻画符号和文字。在我国山东莒县陵阳河和大朱村出土的陶器上，发现刻画符号十八个，可以归纳为八种，我们举四个为例：不少学者认为它们就是文字，于省吾认为第一、二为"旦"字，第三为"锛"字，第四为"斧"字(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载《文物》一九七三年第二期)。唐兰先生认为第一为"灵"字，第二为"炅"字的繁体，第三为"斤"字，第四为"戍"字和"戊"(古为一字) (《文物》一九七五年第七期)。也有的学者认为是"代表个人或氏族的形象化的图形标记"。它们属于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约为公元前2800--前2500年。我们将其与更晚一些的甲骨文及金石铭文相对照，可以发现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有些刻画符号，与青铜器上表示族徽的文字就更为相似。从我国历史文化发展的过程来看，这种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和刻画文字与汉字的产生、发展是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的，它们是汉字的始祖，是我国文字的萌芽阶段。

　　二、图书起源

　　(一)"河图洛书"的传说

　　关于我国图书的产生，还有一个近似于神话的传说，即"河图洛书"中国最早的古籍《尚书》中也有同样的说法。有人进一步解释说："伏羲统治夫下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伏羲根据这种"图"和"书"画成八封，就是后来《周易》的来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河图》、《洛书》，是由一系列的神秘符号所组成的数字方阵。它们是经过周、秦、汉几代儒生方士们之手加工后的形态，其原始面貌已无法知晓了。有人认为它是古代游牧民族所画的立体的天象图(《内蒙古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九年第六期)；还有人认为它是由自然界的天然痕迹--龟甲发展而成的抽象符号，是中国第一部图书(《大学图书馆通讯》一九八八年第四期)，并认为《河图》与《洛书》在中华文明史上曾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华夏文化的源泉也可以说就是"河洛文化"，而《河图》《洛书》)则是河洛文化的初基。它所建立的辩证思维的模式，对后世的思想、哲学、文学和科学都有重要的影响。孔子曾说过："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史记·孔子世家》) 传说和神话并不是历史，但它是历史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为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启示：在文字发明以前，就先有了图画和一些简单的符号作为传播信息的工具。我国文明的最早发生之地是在黄河、洛水一带的中原地区。

　　(二)图书产生的时代

　　有了文字，就有了创造书籍的基本条件。当然并非从有文字开始就有了书籍。人们最初利用文字，不过是用来弥补生活劳动中语言的不足，促进思想感情的交流和信息的传递，借以唤起共同的行动。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各式各样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经验，阐述思想，并使之传播久远的时候，书籍便开始出现了。

　　我国书籍最早出现于何时，现在很难作出校准确的结论。我们至今尚未发现夏朝的文字和文献实物，根据其它文献判断分析，很可能就是在夏这一历史时期--即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十六世纪，完成了由文字到文献典籍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其论据有七条：1．《史记》和《竹书纪年》都载有夏代帝王的世系表，尽管两者不尽相同，但大同小异。这说明两者是以同一份原始文献记录为依据的。而且，在殷墟甲骨文发现后，王国维据卜辞中殷商的先公先王世系考证出《史记》中的《三代世表》是"信史"，因为夏代诸王与商先王刚好是同时代的人，都在距今四千年左右。2、我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多士》中有这样一段话："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是武王灭商后，周公对殷商贵族的训话，大意是：你们殷的先人，在推翻夏朝时，已有典籍，记载了这段史实。3．殷墟甲骨文是较为系统成熟的文字、其数量、规模及完备程度说明它已经不是历史悠久 一脉相承。

　　早期原始文字，一定是经过了若干年的发展。特别是一九八三年又在西安西郊的一个原始社会遗址，发掘出一批更早的甲骨文，时间是四千五百至五千年前。这批甲骨文字体细若蚊足，字形清晰，刚劲有力，结构严谨，更新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据考证，这批早期甲骨文比殷墟甲骨早一千二百年，比夏朝还要早五百年以上。4．夏代，人们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总结并掌握了一定的天文历法知识，以十二个月为一年，有大小月之分,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还懂得了十九年置七个闰年。夏代的历法称"夏历"和"夏小正"，夏历以寅月为岁首。春秋时，孔子曾主张"行夏之时"(《论语·卫灵公》)。5．在《竹书纪年》和《世本》等古书中，有"夏发七年，泰山振"，"夏桀十年，夜中星陨如雨"等记载，这也是世界上关于地震和陨石雨的最早文字记录，可作为夏代有文献记录的旁证。6。《吕氏春秋·先识览》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而泣之--乃出奔如商"。该书写成之后。曾公布于咸阳城门，声称能增删一字者，赏予干金。可见这段史料的来源大会毫无根据。7．《国语．晋语》载：晋文公时，阳人犹"有夏商之嗣典……樊仲之官守焉"。《国语》亦是一部严肃的史书。上述诸条虽为旁证，但足以说明夏代有典籍并非无稽之说。

　　三、掌书史官

　　分析图书起源这一问题，除上述的文字、图象符号和下一章展开叙述的物质载体及其形制以外，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掌书之人。我国早期的文字和图书与史官的联系十分密切，这也是中国图书的一大特点。

　　我国古代把掌管文字记录的专职入员通称为"史"。"史"字象征右手持物，至于所持为何物，则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清代吴大澄说是简策；江永说是官府的书籍;王国维说是盛策之器;马叙伦说是笔；劳斡说是弓钻，这弓钻也是为钻灼卜骨之用。总之／这些解释尽管有异，但有一共同点，都与文字和图书有关。王国维说"史"是专门保管、研究及写作的官吏，它的另一个名称是"作册"，负责起草册命和记录宫廷中的重要事件、天子诸侯的言行和政府各机构的种种活动。很多金文和古籍中常有一个公式化的句子："王若曰--"，就是说，这些文件不是王自己写的，而是史官受命而作。

　　史官既要记录帝王言行和军国大事，又要负责管理政府的各种档案图籍，还要从事宗教事务，负责贞卜、祭祀等迷信活动。因此，他们身边积累了大量档案文书资料，他们是当时最博学的人，修史重任自然落在他们身上。

　　传说中造字的仓颉就是黄帝的史官，这也是历史的反映。三代之际，史官人数渐多，分工更加细密。我们可以从甲骨文、金文及早期典籍中找到众多的史官名称，如夏代的太史令，殷商的贞人、作册、史、太史、内史，周代的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这些史官各有所职，如"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通·史官建置》)。各诸侯国也设有史官，开始由周王室委派，所记材料也要送交王室保存；春秋战国时期堵侯崛起，王室衰微。各诸侯国自立史官，利用自己的纪年来记载历史，以示独尊。于是出现于鲁国的《春秋》、晋国的《乘》、郑国的《志》、楚国的《梼杌》等上百种文书。生逢其时的孔子曾派他的弟子"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公羊传疏》）。墨子也自称"吾见百国春秋"。可见当时各国富修史书之盛。

　　史官的职位是世袭的。世守其职的家族，通常有一个与书籍或记录保管相关的氏名。诸如简、籍、史、董等。《左传·昭公十五年》记载公元五二六年，晋国有一史官的后人名叫籍谈，虽然相承了祖先的姓氏，却不知自己家庭的历史，周景王讲述了其姓氏的来历届，讥讽其"数典而忘祖"。

　　我国早期文献还常常有史官逃往他国，并把图书典籍带走的记载。《吕氏春秋》记载了夏太史令终古在夏桀不听其哭谏后，携图法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挚，见封王迷乱，载其图法出亡之周。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也说他的祖先曾世袭掌管周室典籍。公元前七世纪中叶，"司马氏去周适晋"。这些历史记载由于出自史官之手，大都偏袒史官，而斥责统治者迷惑*乱。这种逃亡大都带有出卖情报的性质。在朝代交替之际；更显示出图书典籍在统治者争权夺位中的重要性，也说明图书档案保管者--史官举足轻重，他们带着重要的国家档案、地图等逃亡，有时促使旧王朝的削弱和倾覆。秦末汉初，刘邦攻入咸阳，众将争夺金银财宝，唯独萧何先入秦丞相府、御史府收集图籍文书而宝藏之。其后，汉王刘邦之所以对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间疾苦全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就是因为有萧何从秦丞相府和御史那里得到的地图和文书档案。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图书的重要性。

　　历史悠久 一脉相承

　　秦汉之际，太史令实掌史职，秦有胡毋敬，汉有司马迁等。东汉又有兰台、东观之设。这两处既是中央的档案、图书馆，又是官修著述之所。明帝曾以班固为兰台令史，诏换国史。与《史记》、《汉书》并称为"三史"的《东观汉记》就是我国第一部由众多史官集体编修的史书。它开创了政府组织史官集体编史书的先例，为后世史馆的出现奠定基础。曹魏明帝太和年间，始置著作郎及佐郎，专掌国史。到北齐时，改称史阁，又称史馆--国家专门修史机构，后经唐代的发展完善，形成较为完善的史馆修史制度。宋代史馆分置有国史院。实录院、日历所、会要所等机构。史官有修撰、直馆、编修官、检讨官等名目。元、明、清三代，改置翰林院，史官则设修撰、编修、检讨等掌修国史。除常设机构外，还有临时性特开史馆，名目繁多。

　　我国古代形成了为前朝修史的传统，"国可亡，史不可亡"（《元史董文炳传》）历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历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各类史籍，品种繁多，体例多变。其中，以《史记》为首的纪传体正史绵延数千年、一部二十四史，篇帙长达三千二百五十九卷，上下五千年，是举世无双的一部通史百科全书。又如在编年体史书中，历代共修实录一百一十六部，仅《大清实录》一种，就有四千三百五十五卷。史官在我国一直受到极大的尊祟，常由皇帝挑选任命，有的皇帝如唐太宗、明太祖等还亲自拟定编修规则，参加修史活动。历代最高统治者为什么如此重视修史活动，并把它制度化呢其 原因有四：

　　一是为借鉴前期经验，以史为鉴，垂训后世，以达到继往开来的目的。

　　二是为前朝修史，证明新朝的合法地位，自圆其正统之说，以争取民心。

　　三是为点缀升平，铺张门面，笼络士人，特别是那些"不食周粟"的前朝遗老，消磨他们的敌对意识。他们在其他方面断然与新朝誓不两立，极难合作，唯独在编修故国之史这一点上，心情复杂，尚可通融，他们带着怀念、留恋、悲愤之情，投身其中，唯恐忠奸不分，是非颠倒，他们熟悉旧朝史事，多少可抑制新朝史官对前朝历史的歪曲贬低。

　　四是为控制褒贬大权，惩恶扬善，垄断舆论，为本朝统治者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以巩固王朝统治。历代相沿的修史制度，保证了我国史书上下衔接，绵延不断。这仅是我国图书的一个缩影。我国整个图书文化事业都称得上历史悠久，一脉相承，这一点，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比的。

　　摘自《中国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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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392部，2008年3月1日公布；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2392部）名录和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51个）名单，现予公布。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卷帙浩繁的文献典籍。这些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保护和利用好珍贵文献典籍，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指导方针，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公布为契机，加强科学规划，加大工作力度，切实做好珍贵古籍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使中华民族珍贵的文献典籍永泽后世。 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51个） 国家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 天津图书馆 山西省图书馆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 辽宁省图书馆 辽宁省大连图书馆 黑龙江省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 南京图书馆 江苏省苏州图书馆 江苏省常熟图书馆 浙江图书馆 安徽省图书馆 福建省图书馆 山东省图书馆 湖北省武汉图书馆 湖南图书馆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重庆图书馆 云南省图书馆 山东省青岛市图书馆 河南省图书馆 湖北省图书馆 贵州省图书馆 陕西省图书馆 甘肃省图书馆 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 贵州省荔波县档案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南京博物院 上海博物馆 山西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 河南大学图书馆 河南大学图书馆 苏州大学图书馆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南京大学图书馆 复旦大学图书馆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清华大学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516部，2013年3月8日公布。

国务院正式公布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上海图书馆藏北宋拓本《三藏圣教序》、徐州市图书馆藏南宋刻本《四书章句集注》、青岛市博物馆藏清蒲松龄《鹤轩笔札》稿本等1516部古籍入选该名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浙江省西泠印社、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等16家单位成为第四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录汉文古籍1218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286部，其他文字古籍9部，3种甲骨文。这是甲骨文首次进入《名录》。《名录》收录宋元拓本71种，明清稿本76部、抄本177部；收录舆图43种，其中，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西汉地图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纸质地图，也是世界上最早用于书写的纸张实物，还是西汉初即已发明造纸术的有力证明；收录的民族文字古籍，涵盖藏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察合台文、彝文、满文、东巴文、傣文、水文、古壮字、布依文等12种民族文字。

其中，西藏博物馆藏元刻本《释量论》，是继元刻《因明正解藏论》之后发现的第二部元刻本藏文古籍。这两部元刻本的发现，推翻了元代无刊印藏文文献和明代以前无藏文印刷实物的旧说。

在此次公布的16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中，中国嵩山少林寺、西藏博物馆、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西藏自治区罗布林卡、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等5家为宗教、少数民族单位。

截至目前，共有11375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66家单位成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