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来说，避讳主要是避尊者和长者之讳。尊者，一般指当权者，长者，即长辈和祖先。避讳的方法主要包括使用同义字、形似字，或者缺省笔画等。

　　在封建社会中，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君王的名不能随便称呼。而在以家庭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尊长的名也不能轻易书写。遇有帝王或尊长之名，就要想方设法避开，于是“避讳”成为我国古代的重要礼俗之一。早在先秦古籍《礼记•曲礼上》中，就有“入国问俗，入门问讳”的记载。秦汉以后，随着皇权和宗法制度的日益加强，避讳也日益严格，留下了不少有趣的传闻。

　　西汉宣帝刘询，原名“病已”，因他幼时养于民间，曾遭疾难，所以取名“病已”。此名容易犯讳，宣帝特地改名为“询”，并下诏令昭告天下说：“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赦之。”可见，他的“病已”原名已使不少百姓“触讳以犯罪”，无辜受难了。

　　避讳的风气流传到唐宋，越演越烈，乃至与君上、尊长之名同音或音近的字，也归入避讳之列。如唐代诗人李贺，父名“晋肃”，“晋”与“进”同音，当时的士大夫竟认为李贺不当举进士。与李贺同时代的著名文人韩愈，特地撰写了《讳辩》一文，为李贺打抱不平。韩愈在文章中尖锐地指出：“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巧妙地驳斥了当时某些人对李贺举进士的责难。北宋仁宗赵祯，因名与“蒸饼”之“蒸”音近，为避免犯讳，“蒸饼”改称“炊饼”。南宋孝宗赵眘（音慎），其名不能随意称呼、书写，所以朱熹在注解《论语•学而》“慎终追远”一句时，特意以“谨”代“慎”，写成“终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谨之。”近代著名学者陈垣在《史讳举例•序》中曾总结说：“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

　　由于避讳历史悠久，很多避讳词语历代流传，沿用久远。如当今人们熟知的“嫦娥”，本名“恒娥”，是因避西汉文帝刘恒之讳而改。再如封建社会中朝廷掌管户口、财赋的官署——“户部”，三国至隋朝，原称为度支、左民、右民、民部，到了唐代高宗李治永徽初年，为避其父唐太宗李世民之讳，改称“户部”，历代沿用，直至清朝末年。又如西汉美女王昭君，因其名触犯晋文帝司马昭之讳，晋代改称为“王明君”，后人又称为“明妃”。唐代杜甫《咏怀古迹》（之三）诗有“生长明妃尚有村”之句，宋代王安石也写有《明妃曲》诗。诗中的“明妃”，都是指“王昭君”。

　　1明朝皇帝的名字只要避一个字，而叶向高的高字不避讳，朱高炽的炽字要避讳

　　2清朝皇帝的名字是要避讳的，但是它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第一个阶段就是天天顺，就是天命、天聪、顺治，也就是太祖、太宗、世祖这三朝名字没有避讳。

　　所以清末薛福成不用避讳。

　　第一代皇帝，朱元璋，不避讳；

　　二代，允炆，避讳炆；

　　三代，棣，避讳棣；

　　四代，高炽，避炽；

　　五代，瞻基，避基；

　　六代，祁镇，避镇；

　　七代，祁钰，避钰；

　　八代，见深，避深；

　　九代，佑樘，避樘；

　　十代，厚照，避照；

　　十一代；厚熜，避熜；

　　十二代，载垢，避垢；

　　十三代，翊钧，避钧；

　　十四代，常洛，避洛；

　　十五代，由校，避校；

　　十六代，由检，避检。

　　清朝皇帝的名字是要避讳的，但是它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第一个阶段就是天天顺，就是天命、天聪、顺治，也就是太祖、太宗、世祖这三朝名字没有避讳。

　　第二个阶段，就是康、雍、乾三朝，康熙、雍正三朝大量接触了汉族的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就实行皇帝的名讳，就是牵扯到皇帝名字的时候，要避讳，读音、写字都要避讳。方法是缺末笔。

　　第三个阶段就是嘉道，嘉庆的名字叫“永琰”，道光的名字叫“绵宁”，在这个时候，乾隆做了一个规定，他按汉族的排辈，大家知道孔子的后裔不是排辈吗！孟子的后代不也排辈吗，乾隆说爱新觉罗的后代要排辈，他就给排了，从乾隆以后“永、绵、奕、载”，“溥、毓、恒、启”是后加的，凡是乾隆儿子辈都得带“永”字，孙子辈都得带“绵”字，一代一代往下推，底下问题就来了，那乾隆的儿子是“永”字辈，乾隆的继位人就是嘉庆，他的名字叫“永琰”，乾隆就考虑一个问题，这个“永”字是经常写的，经常用，那天下所有的“永”字避讳起来这事情就比较复杂，乾隆想了个办法把这个“永”字改了，改成“颙琰”，这个字不常用，避讳起来就简单一点。但是在写的时候，还要避讳末一笔，“琰”字也要换一个写法，就是比完全天下所有人都避讳的“永”字就相对来说简化了一点，这是嘉庆。道光，道光大家知道道光他是属于“绵”字辈，“永、绵、奕、载”，“绵”字辈，皇帝又说了“绵”是老百姓衣服里头必须用的字，经常用的字，那天下所有“绵”字都避讳的话，就比较复杂，说改一下，皇帝把这个字变通一下，变成一个不常用的字，音相近，“旻寕”这样相近。这样，天下所有的“绵”字都可以不避了，那“旻”字你写的时候也不能这样写，皇帝再要做文章、出书、考试碰到这个“旻”字的时候，这一点不写，这一点敬避，“寕”字呢，也要做一个变通，变成一横一竖，它原来是宝盖头下面一个“心”字，到这个时候，“心”字改成了一横一撇，这样来敬避一下，这是第三个时期，嘉道时期。

　　第四个时期，就是咸、同、光、宣，咸丰大家知道叫“奕詝”，“永、绵、奕、载”，“奕詝”，这个时候又简化了，皇帝的名字是两个字，奕詝，第一个字不避讳了，就避讳第二个字，就避讳这个“詝”字，“詝”字怎么避讳呢？就缺末笔，最后这一笔不写了，讳缺，叫避讳，把它缺这一笔，就写成奕詝就可以了，这是比原来又简化了一点。咸丰之后就是同治，同治的名字叫载淳。我们讲了叫“永、绵、奕、载”。载淳，还是第一个字不避讳，只避讳第二个字，第二个字，载淳的“淳”跟“亨”字读那个音，换一个写法，载淳的“淳”这么写，这么来表示避讳。再底下就是光绪，“永、绵、奕、载”嘛，光绪是“载”字辈，光绪的载湉，也有叫载湉的，“载”字不避讳，就避讳最后这个字，这个字怎么避讳呢？就是避讳最后一笔。“口”字不封口，这要是考举人，考进士，牵扯到这个字，如果多写了一笔，肯定这进士、举人都考不上，这是光绪。宣统，宣统叫溥仪，还是第一个字不避讳，第二个字避讳。“仪”字，第二个字怎么避讳呢，叫讳缺末笔，最后这一撇不写。这是清朝皇帝名字避讳分作这么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天天顺这三朝，名字不避讳只是在《玉牒》《实录》等重要场合，上面贴上一个黄签，第二个时期就是康、雍、乾的避讳。第三个时期是嘉、道，改一个字，讳笔。第四个时期就是咸、同、光、宣，皇帝名字两个字，第一个字不避，第二个字缺最后一笔。

文书行文避讳制度始于秦始皇。他规定所有的书面文字或口头语言中，均不得写出或说出他的名字。秦始皇姓嬴名政，古代“政”通“正”，他称帝以后，便规定任何场合不准用“正”字，凡需要表达“正”的意思时，一律用“端”字代替，如“正月”要改为“端月”。

文书行文避讳制度为我国历代袭用，唐朝以后还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规定。《唐律疏义·职制》第115条规定：“诸上书若奏事，误犯家庙讳者，杖八十；口误及余文书误犯者，笞五十。”唐太宗名叫李世民，文书中就要讳“民”字，而“民”是一个常用字，凡行文中用“民”字者一律以“人”字代之，否则就要治罪。宋代规定需避讳的字竟达50个之多，如为了避宋太 祖赵匡胤名字之讳，将“匡”字改成正、辅、规、纠、光、康、王等字，全国吏民如有姓匡者，一律改姓为“王”。

你知道邱姓是怎么来的吗？邱姓在清代以前为丘，雍正皇帝为笼络人心，颁诏“尊师重道”，认为丘姓犯了孔丘圣讳，一律改为带耳旁的邱。这就是文字讳中的一种，叫圣讳。

避讳圣人的姓名，叫圣讳。宋代，朝廷规定为圣人避讳。圣人名册除始祖黄帝外，还包括孔子、孟子，老子，周公。凡地名、人名都不能有圣人的名和字。从宋代到清代，保持有则必纠的强制性措施和习惯。

避讳皇帝的姓名，叫国讳。秦代，已经有了法律性质的避讳制度-国讳。规定皇帝及其父祖的名讳，前代年号讳，帝后谥号讳，陵墓及帝王生肖讳。宋朝还专门制定了《礼部韵略》，详细规定了需要避讳皇帝的字，总共是325个，其中宋高宗赵构的“构”字需要避讳的最多，达55个。

不避讳会怎么样呢？比如，唐代为避讳皇族李姓，鲤鱼被尊称为“赤鲟公”。禁止捕鲤鱼，凡不放生或出售者打60大板；为避讳唐高祖李渊，将晋朝《桃花源记》的作者陶渊明改成了“陶泉明”。武则天称帝后造新字给自己取名为“曌”，则是一种智慧，喻示日月当空，普照大地，又没有任何犯忌。

又比如，乾隆年间江西举人王锡侯为弥补《康熙字典》不足，自费编撰《字贯》一书。谁知书中对康熙，雍正，乾隆等字没有避讳，被皇帝下令满门抄斩。

再比如，袁世凯复辟帝制后，大肆实行避讳，下令将元宵改为“汤圆”，就怕“袁消”。还下令将煤铺的“元煤”商号字样涂掉，就担心“袁没”。

在封建社会，不仅有圣讳、国讳，还有官讳、家讳、恶人讳。文字忌讳带有封建社会的敬畏色彩，其伦理道德一定程度得到封建礼法的承认，受法律保护。有的在封建礼法上有规定，有的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官场上、民间上自行避其名讳。

在墓碑上，我们常常见到为回避父祖、长辈的名字而以讳字相称，这是保留下来的家讳，在于敬祖。如今我们不再有“入门而问讳”的礼仪套路，但总还有一份尊重和敬畏。

人该有所畏惧，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畏就是敬，畏天命，就是尊重宗教信仰或宗教哲学，于心中自觉行善避恶；畏大人，就是敬畏父母、长辈和有道德学问之人。畏圣人之言，就是要学思践悟，怕违背圣人的教诲。

我们在阅读和整理古籍时，经常会遇到版本鉴定的问题，因此学习和掌握版本鉴定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对我们阅读和整理古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说到版本鉴定，首先应该明确传统版本的涵义。从广义上说，“版本就是同一部书在编辑、传抄、版刻、排印、装帧乃至全部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形态的本子”[1](P63)。从狭义上说，版本仅指刻印本。古籍版本的鉴定主要包括鉴定古籍版本的年代、真伪以及刊刻演变等几个方面。版本鉴定，以刻本鉴定为主，也包括非刻本鉴定。一般说来，刻本格式化较强，比较规范，在形式和内容上鉴定的依据都较多。而非刻本尤其是钞本，个性化较强，规范性差，鉴定的依据较少，不易把握。刻本鉴定的依据较多，如验牌记，考刻工，查避讳，看版式，看纸张墨色，看字体，细读原书序跋等。在这里，我们只就避讳在古籍版本鉴定中所起的作用作简略的论述。

在中国古代社会，为了维护严格的尊卑等级秩序，在文字使用中实行着避讳制度。所谓避讳，“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2](P1)。避讳是我国古代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其大约始于周，成于秦汉，盛于隋唐，严于宋清。避讳的种类大致有三种：第一种，“国讳”或称“公讳”，是避帝王（包括帝王的父祖）之名，举国上下皆必遵行。此种避讳是三类避讳中最主要的一种。如清圣祖（康熙）名玄烨，“玄”改为“元”。清人著作或清刻的古书有许多地方本来应该是玄字的，如玄鸟、玄武、玄黄等，都写成了元。第二种，“家讳”或称“私讳”，是避父祖之名。如淮南王安的父亲名长，“长”改为“修”。《老子》“长短相形”，《淮南子·齐俗训》引改为“短修相形”。第三种，“圣讳”，是避封建社会被尊为先贤圣人的名字。如孔丘的“丘”写作“邱”。避讳的方法主要有改字、缺笔、空字或用代称字词等。民国以前，人们为了避讳而改变姓名、官名、地名、书名、年号以至经传之文，屡见不鲜。《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疆起之，使将击荆。”《正义》曰：“秦号楚为荆者，以庄襄王名子楚，讳之，故言荆也。”《索隐》曰：“荆王负刍也。楚称荆者，以避庄襄王讳，故易之也。”[3] (P 234)《秦楚之际月表》端月注，《索隐》曰：“秦讳正（引者按，秦始皇名政），故云端月也。”[3] (P 766)琅邪台刻石曰：“端平法度”，“端直敦忠”，皆以端代正也。南宋郑樵《通志二十略》云：“籍氏避项羽讳，改为席氏；奭氏避汉元帝讳，改为盛氏；庄

氏避汉明帝讳，改为严氏；庆氏避汉安帝父讳，改为贺氏；姬氏避唐明皇讳，改为周氏；淳于氏避唐宪宗讳，改为于氏；等等。”[4]( P 224)由于避讳，造成语言文字上的若干混乱，给人们阅读和整理古籍带来许多麻烦，如汉惠帝名盈，“盈”改为“倾”。通行本《老子》第二章将“高下相盈”写成“高下相倾”；又如唐高宗名治，“治”改为“理”，或改为“持”或“化”。韩愈《送李愿归盘古序》把“治乱不知”写成“理乱不知”，李贤把《后汉书·曹褒传》“治庆氏礼”改成“持庆氏礼”，把《后汉书·王符传》“治国之日舒以长”改成“化国之日舒以长”。

尽管避讳给我们研读古籍造成一定的障碍，但是在古籍版本鉴定方面，它却有着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利用避讳之例（主要是避国讳），考定书刻的时间断限，是鉴定版本刊刻年代的重要依据。如“1980年山阴人沈仲涛将运到台湾的家藏善本捐献给台北故宫，台北故宫为辑《沈氏研易楼善本图录》，其中有一部《文中子》，卷一至五题《监本音注文中子》，卷六至十题《纂图音注文中子》，是清潘祖荫滂喜斋旧藏”[5](P147)。关于这部书的刊刻时间，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审定颇为精细。“《图录》云：前五卷‘宋讳匡、徵、桓、慎等字缺笔，或易之以谐音之字’。后五卷‘宋讳匡、徵、沟、慎、敦等字缺笔，避讳止于光宗，当较前五卷晚出’。”[5](P147)宋的始祖叫玄朗，宋本玄、朗常见缺笔。太祖名赵匡胤，所以匡缺末笔。北宋仁宗名赵祯，徵字同音，缺末笔。钦宗名赵桓，故桓缺末笔。南宋高宗名赵构，沟与构同音，所以缺笔。南宋孝宗名赵眘，慎是眘的异体字，所以缺笔。南宋光宗赵惇，敦与惇同音，所以缺笔。从避讳字看，前五卷止于南宋孝宗，后五卷止于南宋光宗，据此可以约略推测出前五卷刻于南宋孝宗时，后五卷刻于南宋光宗时。又如，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三十四《答卢学士书》：“读阁下所校《太玄经》云：‘向借得一旧本，似北宋刻，末署右迪功郎充两浙东路提举茶监司干办公事张寔校勘’。大昕案：宋时寄禄官分左右，唯东都元佑、南渡绍兴至乾道为然，盖以进士出身者为左，任子为右也。而建炎初，避思陵（引者按，思陵即宋高宗赵构）嫌名，始改勾当公事为干办公事，此结衔有‘干办’字，则是南宋刻，非北宋刻矣。《宋史》遇‘勾当’字多易为干当，此南渡史臣追改，非当时本文也”[6] (P591)。空字或用代称字词也是避讳的方法之一，代称字词在宋版书中用的比较多，一般用“御名”、“今上御名”或“太上御名”等字样代称。《四部丛刊》影印嘉兴沈氏所藏宋本豫章黄先生文集，其中在“构”字处注了“太上御名”，“构”是避宋高宗赵构的讳，“太上皇”是下一代皇帝对上一代皇帝避讳，由此可以推知它应该为宋孝宗赵眘时期的版本。

其二，通过对避讳（主要是避国讳）的考查可以鉴定古籍版本的真伪以及刊刻演变等情况。在古代，古籍版本的真伪问题普遍存在，对避讳（主要是避国讳）的考察是鉴别此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编珠》，旧题隋杜公瞻撰，首载大业七年公瞻自序。《四库提要》云：‘隋炀帝讳‘广’，故‘广川’改‘长河’，‘《广雅》’改‘《博雅》’。而此书《桂林水》条下引《广州山川记》，《治鸡水》条下引《广州记》，《柏心桂》条下引伏滔《北征记》称‘广陵县’，《城南门三条路》条下引班固《两都赋》‘披三条之广路’。隋高祖之父讳‘宗’，故《隋书》‘忠节’改‘诚节’。而此书《斩马剑》条下引《汉书》王莽斩董忠事。’又该书引及《乐府解题》，《乐府解题》宋《崇文总目》及郭茂倩《乐府诗集》始见记载，其书晚出，非公瞻所能得见。明《文渊阁书目》、《内阁书目》均不著录，《永乐大典》采摭极广，亦不见征引。”[5](P263)可见，此书为后人依托杜公瞻之名伪撰，非隋版书无疑。之所以推断《编珠》为伪固然以其书所引之文为作者身后之文且该书在后世大型书目中均未见记载为重要依据，但《编珠》在避讳上的漏洞也不失为有力的内证。又如《元经》，旧题隋王通撰，是部编年史，起自晋太熙元年，止于隋开皇九年。唐高祖李渊之父讳“虎”，因此《晋书》“神虎门”作“神兽门”，而《元经》也于宁康三年将“神虎门”写作“神兽门”；又隋文帝讳“坚”，《元经》于周大定元年不避“坚”讳，直书“杨坚辅政”。《四库提要》卷二十九史部三编年类云：“宁康三年书‘神虎门’为‘神兽门’，则显袭《晋书》，更无所置辨。且于周大定元年直书‘杨坚辅政’，通生隋世，虽妄以圣人自居，亦何敢于悖乱如是哉。”[7](P4)又何薳《春渚纪闻》、陈师道《后山丛谈》、邵博《闻见后录》均载有阮逸曾以《元经》书稿示苏洵一事。综考《元经》在避讳上的漏洞和宋人的记载，可断此书为阮逸伪撰。另外，通过对避讳的考查也可以鉴定古籍版本的刊刻演变。如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东家杂记》条：“卷中管勾之勾皆作勹，避思陵（宋高宗赵构）嫌名。间有不缺笔者，元初修改之叶，辨宋板者当以此决之。”[8] (P355)又卷十三《论语注疏正德本》条云：“首叶板心有正德某年刊字。但遇宋讳，旁加圈识之，疑本元人翻宋板。中有避讳不全之字，识出令其补完耳。若明刻前代书籍，则未见此式，必是修补元板也。[8] (P 340-341)

总的来说，避国讳于古籍版本的鉴定有重要的作用。收录并熟记周以来历代帝王，特别是宋、明、清三朝帝王帝号、名讳及相应的讳字、讳例对于古籍版本的鉴定大有裨益。当然，其它种类的避讳也很重要，如避家讳，即避家族内部祖上的讳。苏轼的祖父名序，苏洵苏轼自己写文章或

为人作序时从不用“序”字而改用“引”或“叙”，因此，当我们看到一些古文本应写成“序”的，却写成“引”或“叙”时，我们就可据此大致推断这可能是北宋时的版本。对于其它种类的避讳在版本鉴定中的作用，在此不再赘叙。

最后，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尽管查避讳是版本鉴定的重要依据；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古代避讳的情形是相当复杂的。如古避讳中有“翌代仍讳”，“数朝同讳”，“旧讳新讳”，“前史避讳之文后史沿袭未改”等情况，因此，在考定版本的成书年代时，就不能简单地根据讳字妄下断语。《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九《宋椠本》条云：“予向见宋椠本，有避‘亶’字，注‘从从旦’于下，未审其故。顷见岳倦翁《愧郯录》有一条云：‘绍兴文书令，庙讳、旧讳正字皆避之。故哲宗、孝宗之旧讳单字者三，哲宗初名佣。孝宗旧名瑗，又名玮。皆著令改避。唯钦宗旧讳二字，一则从亠从回从旦，一则从火从亘，今皆用之不疑。’乃知‘亶’字回避，由于钦宗旧讳。但倦翁著此书在嘉定甲寅，其时尚未避‘亶’、‘烜’二字也。”[8] (P507-508)唐人不避旧讳，宋人则有避有不避，故不能据此来断定版本的刊刻时代。另外，后世翻刻本照刻讳字，后世刊刻本仍避前朝以及书商在讳字上的作伪等情况也是存在的，所以在具体的版本鉴定过程中：一方面，要注意识辨，防止判断失误；另一方面，除了运用查避讳的方法以外，要尽量综合运用验牌记，考刻工，看版式，看纸张墨色，看字体，细读原书序跋等方法，以求最大限度地提高版本鉴定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