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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十三经”作为反映先秦历史状况的古籍还有很大价值。分别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起，我国报业的出版、印刷工艺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从铅字排版、浇铸铅版、凸版铅印轮转机印刷发展到计算机排版、PS版制版和胶印轮转机印刷。本文将分三个部分对报纸的编排、印刷与发行进行普及型介绍，对初涉印刷行业，特别是报纸印刷行业的人员，会有一定的帮助。　1 报纸稿件及采编　报纸稿件可归纳为文字、、广告三大类。其中文字、稿件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记者采访、通讯员等投稿、新华社电稿、网络下载、报社相互间交流等。广告来源为：客户上门要求登载、各广告公司组稿、报社广告部门组稿等。　采访对于报社来讲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因为要办报就必须进行大量的采访。报社编辑部每天都有众多的记者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进行着采访工作，除日常正常的采访外，遇到重大突发事件，如重要社会活动、会议、外事等均要派出记者进行采访。此外作为报社宣传报道的计划，一个时期还有其重点，所以还要进行一些专题采访报道。　为了及时采访报道各类新闻，不少报社在各省、市和地区还常年设有记者站、办事处，他们可以把当地发生的新闻，通过先进、快速的手段及时传回报社编辑部。　报社编辑部往往分为若干个部门，如总编室、国际部、经济部、体育部、副刊部等，每个部每天都需要把采访来的稿件进行筛选，决定哪些先用，哪些后用，哪些可用，哪些不可用。编辑对原稿还要进行审稿、改稿、加工润色等。　此后，版面编辑要根据文章的重要性、与整版主题的关联性等因素来确定文章在版面中的位置，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头条新闻，二条三条和“倒一条”等。　2 报纸版面的编排与设计　报纸版面的设计很重要。每天的版面既不能重复，又要能体现一份报纸特有的风格。一个好的版面可以更好地表现舆论导向的正确性、版面内容的可读性，也可充分展示其可欣赏性。对读者而言，看到这样的版面是一种享受，会引起你精读内容的强烈欲望。　版面设计的基本常识　①版面　一张报纸一个版的幅面，是报纸规格的称呼，它是以印刷用纸的全张幅面为计算单位的。一张全开纸(109．2cm×78．7cm)能切成多少张，叫做多少开，全张纸幅面的二分之一叫对开，报纸也叫对开四个版；全张纸幅面的四分之一叫四开，报纸也叫四开四个版，目前也出现了一些幅面不规则的报纸版面，如宽幅、窄幅报纸等。　②版心　报纸的版心是指报纸幅面除去周围的白边部分，即由文字、等构成的部分。版心中基本的要素有版的行数、版的字宽、版心字体、版心字号、版心行距等。　③版式　版式是指版面的结构组成。它的组成主体是新闻信息。新闻信息由标题、正文和组成。常见的版式有流水规则式、综合交错式、对称式、花苑式、冠首式、式等。　④栏式　栏式是组成报纸版面的最基本形式。版式是由各种栏式的合理、巧妙组合而成的。一般将常用的栏式称为基本栏，有时为了使版面有多种结构形式，也常用破栏式、合栏式和插栏式等。　对开大报的基本栏，一般指小五号字的13个字，四开七栏报纸中一栏为小五号字的10个字。　⑤报纸常用字体、字号、花边、底纹和线条　报纸排版工艺从铅字排版改为计算机排版后，不但省力、排版速度快，而且丰富了汉字的字体、字号、花边、底纹、线条等，使版面更加灵活、美观，更容易发挥版面编辑和组版人员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 字体　激光照排的报纸汉字常用基本字体有：书宋、报宋、小标宋、仿宋、黑体、楷体等。另外，还有一些可选字体，如隶书、魏碑、小姚、行楷、大黑、准圆等，还有倾斜字、旋转字、阴字阳字、空心字、立体字等等，字体十分丰富，还可任意变形。　● 字号　目前，激光照排报纸出版系统一般都配有从小7号字到96磅大字，共22种字号。每种字号都可用计算机无级变倍的功能，衍生成多种形态的字体。　● 花边、底纹和线条　花边是版面编排设计中一个重要的手段，它以独有的美感效果，在报纸版面结构中起着很好的装饰作用，为版面增添色彩。　底纹在版面设计中用得较多，它可提高版面可视效果，增强标题的视觉冲击强度，提高标题的艺术表现力。数百种底纹和可变的灰度，为版面设计和标题、刊图的制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线条包括：正线、反线、双线、波纹线、双波纹线、下文武线、上文武线和底纹制作的各种线条等，在版面使用中很普遍，它可以合理地把版面组排好。　2)版面编排设计基本规律　①确立版面编排思想　一个版面是由多种内容组成的。这个版面要突出宣传什么，集中宣传什么，有着自己的重点内容和辅助内容。版面编排思想，就是组版编辑采用各种不同的版面手段，用版面语言向读者展示编辑的重点指向，实现引导读者阅读的编辑目的。　②版样的构思　确立版面编排思想后，就要考虑用什么样的版面形式来体现它，用什么样的版面手段来实现它。首先要立意，这是版面设计的开始。立意要体现独特的版式风格，能更好、更准确地把编排思想和主题体现出来。因此，要设计出一个优秀的版面，版面编辑需要有全方位的知识，除新闻专业知识外，还要对语言学、美学、心理学、印刷学等有一定的了解。　之后，版面编辑要把立意、创意和策划落实在版样纸上，形成激光照排的作业图，组版人员才可“按图施工”。所以，版面编辑要重视版样的计算准确性和表达明确性。　③文章区、标题区的确立　确立文章区是版面设计的第一步。它是在版面编排思想的指导下，用具体的版式来实现的。文章区内容包括文章区、照片区、刊图区等所占有的版面空间。在已确定的文章区中，确立标题区是首要的。但在确立标题区时要留有可调余地，使它为版面的形成充分发挥灵活、机动的调整作用。3)报纸版面编排设计中的各种关系　①版面与版样的关系　版样，是形成版面最基本的图样。各报根据自己使用的版心字号，用带有方(圆)型字符标记，规则地以基本栏式排成版式。版样中带有明显的行、栏标记。版面分为对开报纸、四开报纸等版样。无论是何种幅面的报纸，都要根据版式的要求，设计各自的栏数和基本栏。如对开报纸的版样约为八栏，它的基本栏是小五号13个字，横向为13字×8(栏)：104字+7字栏线，共 111个字。纵向为角栏13字×126(行)：1638字，全版为 13104字。　版样与版面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因为版样中每一个版心字号字符的印迹都代表一个文字，报纸的版面就是在这个版样纸上形成的。　②字号与版样的关系　字号，有版心字号和标题字号之分。版心字号是报社自己选用的组成整体版面的字体标号，一般选用小五号字或六号字。版样中的每个字符代表着版心字号的一个字。除版心字号外，还有大量的标题字号。各种类型的标题字号规格虽然超出版心字号，但它们在版样中都是以占字宽和占行高的形式表现的，因此编辑和组版人员都要对各种标题字号有所了解。　③照片、刊图、标题与版样的关系　照片是新闻表述的重要形式，也是版面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常被称为报纸版面的眼睛。　在选用照片时，需根据版面的总体要求，缩小、放大成需要的规格，按照占栏宽和占行高放置在版样中选定的位置上。　刊图(包括栏目刊头、尾花等)也是版面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占有版面的空间虽然小，但它与版样的关系也是占栏宽和占行高的关系。有些刊图、尾花不足一栏的，可换算成行数计算在文稿内。　标题与版样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文章的标题是读者接受外部信息的媒介，是左右版面空间、版面形式的重要元素，往往要利用它的“调空”作用，去解决一些在组版过程中的难点，去策划一些好的版式。标题在版样中的计算方法同样是用占栏宽和占行高的方法确定。　④组版人员与版样的关系　版样，是印刷厂照排车间进行报纸组版的重要依据。组版人员首先必须读懂版样，严格按版样要求进行组版。版样实施得如何，直接关系到版面能否体现编辑的设计意图。因此，组版人员在按版样组版时，要领会好编辑人员设计版面的意图，弄清各项要求的目的，准确、恰当、灵活地运用组版软件完成组版工作。在组版中常常会遇到版样不准，临时改版等问题，这时候，组版人员既要与编辑及时协调好，也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把自己当作一位读者、一个组版编辑，在组版人员和版面编辑的共同努力下，才能把报纸的版面组排得更加完善。　4)版面的视觉特征　一个好的版面，使人感到既有可读、可视的版面内容，又有较高的思想性、艺术性，是思想内容、新闻内容与艺术美完整的结合体。一个有特征的版面是由各个有特征的版区、有特征的标题和有特征的照片，科学地、艺术地组合而成。用有特点的造型艺术形成的版区，读者会因视觉形象的特别作用，而产生特别的注意。同样，由于标题是一篇文章的高度概括，是引导读者阅读全文的重要媒介，因此，有个性、有特点的标题，可强化读者的视觉感染力。　此外，在彩色报纸版面设计中还可充分利用色彩的视觉冲击，设计出有个性有视觉特征的版面。　3 报纸版面设计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重点突出与文章的完整性　报纸的版面由形状各异的文章区组合而成。为了使版面有特征，编辑往往用新颖的形式去赢得读者的印象。一个版面既要突出重点，使文章区集中、完整，又要使读序流畅、有层次感、节奏感，使读者一目了然，沿着文章的走势顺利阅读完全篇。　2)标题与空白　一条视觉性强、有特殊个性的标题，会使读者的视觉在瞬间受到冲击，从而把注意力集中到标题上来，激发阅读全文的欲望。但也不能个个标题都一律强化、装饰，否则无法体现主次。版面中和标题周围的空白空间，是版面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适度的空白空间不但具有版面可调效应，而且能使版面紧中有松、调解视觉疲劳，形成虚实强烈对比，突出标题、重点的同时可给人以清爽的感觉。所以适度地留有空白空间，是版面的需要，但又不能无谓地浪费版面空间，因为版面的每一个空间都具有价值。　3)照片与广告　照片在版面中的重要性，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一个版面上用几幅照片为好，照片应占多大位置，这在版面设计中很灵活，也很能发挥编辑的创意思想。特别是彩色报纸中的彩色照片的使用，更是有广阔的空间，让版面设计人员充分发挥聪明才智。　广告已成为报纸媒体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在报纸版面上如何安排广告的位置也成为版面编辑统筹设计时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广告的版面多少是要根据广告客户的要求来决定，有时是一个整版，有时是半个版或几栏几行，还有一些题花、刊头广告等。因此，在安排广告版面位置时既要考虑其尺寸大小，又要兼顾其内容形式是否与整个版面协调一致。特别是彩色报纸彩版上的广告，有时是彩色的，有时是套红的，有时又会是黑白的，对于整个版面色彩的设计尤为显得突出和重要。这也是近年来报业发展出现的新问题，值得版面设计人员研究。　4)彩报的色彩美感　在彩色版面设计中，要注意色彩的正确选用。一般说来，整个版面应有一个倾向性的色调，使版面的色调趋于基本一致，在视觉上感到舒适、大方、简洁、流畅，在版面中有彩色广告时显得尤为重要。一个彩色版面，色彩搭配不当，会破坏版面的整体效果，使版面显得杂乱无章，花哨过头。　4 校对与发排　1)报纸的校对流程简介　读者手中拿到的一张成品报纸，一般至少要经过“三校两查”。校对工作对于报纸的编排是一项很重要、必不可少的工作。它的主要任务是，在忠实于原稿的基础上，校正错别字、掉行掉字、重行重字；校正标点符号、人名、地名及专业技术词语；校正外文、数字、外国人中文译名等；校正中外名人语录、历史事件发生时间地点等。“三校”指的是：文字录入后打印出小样，校对人员进行校对叫“一校”。组版完成后的发纸样称“大样”，校对人员对大样进行校对称为“二校”。组版人员根据校对后的大样进行修改后，重新发出的纸样称为“清样”，校对人员对清样进行最后一次校对称为“三校”，把清样下发到照排车间改正后，就可直接发排胶片付印了。　“两检”指的是校检人员在上大样时设专人从头到尾通篇检查一道，特别是对人名、地名、专业术语、引用语录等要认真核对，保证准确无误。待上清样后，还需要认真阅对，仔细检查是否还有疏漏。遇到重大政治活动，对重要版面和文章，有时出版后还需检查一遍，以确保无任何差错。　2)发排　“发排”通常指组版工作完成后，用激光印字系统发出纸样供编辑、校对使用。同时，在编辑部最后下清样后，组版人员在计算机上进行最后的修改，然后用激光照排系统发排胶片。随着直接制版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目前，有的报刊社已不再发排胶片，而是通过CTP系统直接制作印版上机印刷。

王仲闻：一位不应被忘却的学者

徐 俊

予生也晚，王仲闻先生在我现在服务的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上班的时候，我还是个未开蒙的孩童。到了上大学，读中文系，同学少年，于古代作品最钟情于词，“豪放”不论，单说“婉约”，无过于南唐后主李煜和易安居士李清照了。但那个时候读书只知寻章摘句，手捧《南唐二主词》与《李清照集》，哪里懂得它校订的精审、注解的翔实，更不理会两书的整理者王仲闻为何许人了。

到中华书局工作后，先知道周振甫、杨伯峻先生这些熟悉的名字竟都是中华的同事，慢慢地又知道了一些故去的人，其中就有文革前担任文学组组长的徐调孚先生和在文学组工作过的王仲闻先生。同事中的前辈经常地说起他们，比如关于王先生，中华版《全唐诗》点校本卷首的点校说明，写于1959年4月，署名“王全”，前辈们告诉我们，“王全”者，王仲闻、傅璇琮二位先生也（浙江话“璇”、“全”音近，徐调孚先生代拟的署名）。中华版《全唐诗》是清编《全唐诗》的第一个整理本，王仲闻先生负责全稿的审订，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一些不法出版者将中华版改换标点版式，却声称所据为扬州诗局本，实不知二者之间的区别在在皆是也。中华版文学类图书中，不少部帙和难度都很大的书都经过王仲闻先生的加工，甚至由他直接承担整理，如《元诗选》、《古典文学资料汇编》各卷，特别是王先生倾注了两年时间全部精力参与修订的《全宋词》。

“文革”伊始，1966年9月25日，王仲闻先生在当面交代完所承担工作后的第三天，又给文学组写了下面这封信：

文学组：

前日依照电话来局并照你们提出的办法，将经办东西交代。觉得当时手续过于简单。如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后，万一其中有一种仍可考虑出版，则新接手之人不明经过，工作不免要麻烦一些。我想将各种稿件情况说明一下，请不要嫌我啰嗦：

（1）夷坚志：断句已全部复核改正。未办完者，为补遗。补遗仅就《永乐大典》补了若干则。宋人书中还有，能忆及者有《方舆胜览》、《景定建康志》、《咸淳临安志》等等，此外还有《异闻杂录》、《清波杂志》。以上仅仅是我平时读书所知道的，不能完备。

（2）元诗选：大约已复核了初、二两集。有些有疑问（文字），未曾查各家集子；有些墨钉可以补，也没有查。

（3）陆游集：原拟考虑作注，尚未决定，也没有动手。

（4）李杜资料：杜甫仅剩清代没有编。李白则全部未编（唐宋编了一部分）。

（5）唐五代词：原来在编引用书目，没有完成。目录也没有确定。内容取舍，我想从严，把一些伪作以及后人依托之神仙词，或虽是词而不能算作文学作品者，一律不收。今年学习紧张，没有能够提出来在组内讨论。原稿还需要加工（主要是复核作品之出处，原稿有错误），最好以《唐音统签》参考，出自《全唐诗》者可以改为《唐音统签》。原来我私人编了一张《唐五代词人年表》，记得放在稿内供词人小传参考（生年卒年登第年大都可凭此表，不必另行搜罗），前日没有见到。我手边并没有。小传还没有全部注明来源。

我还有一些自己的废稿，一部分是《兵要望江南》里的词，没有抄过。因为想整个不收。现在也寄给你们。如其没有什么用处，将来退还我好了。

致

敬礼

王仲闻 66925

在信封的背面，王先生工整地抄录了毛主席语录四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现在读这封信的感觉不免有些悲凉，“文革”没有像王先生期望的那样很快结束，而王先生却在1969年离开了这个世界。

现在王先生信中提到的书稿有的已经出版，除了《唐五代词》稿于文革后期遗失。但在中华书局的出版物上，没有王仲闻的名字。他生前出版的《南唐二主词校订》和校注《蕙风词话·人间词话》（署名王幼安，与徐调孚合作），出版者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李清照集校注》，1964年已经打好纸型，到1979年才由人文社正式出版（署名王学初）。王仲闻的名字已渐渐不为人所知。最近，中华书局出版了《全宋词》的增订简体本，在该书的作者栏里郑重地补上了“王仲闻参订”的署名。

即使是专门研究词学的人，对《全宋词》四十年代的初印本和六十年代的修订本之间的差异，也不会关注了。但要说及本世纪词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全宋词》的修订出版实为绕不开的大事，其本身的价值和对此后词学研究的意义，同类书中有哪一本可以相比呢！

前后两版的《全宋词》可以说判若二书，当然其中唐圭璋先生作为编者贡献最大，这也是唐先生词学生涯中最重要的成果。另外从中华书局的书稿档案中我们也不难看到王仲闻先生在修订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王先生的参与，《全宋词》难臻如此完美之境。这里从王、唐二先生往返商榷的原始记录中随手摘出两则，以见一斑。以下是王先生的话：

《至元嘉禾志》卷三十一有吴潜《效东坡作醉翁操》一首，前有序云：“予甥法真禅师以子瞻内相所作《醉翁操》见寄，予以为未工也，倚其声作之，写呈法师，知可意否。谢山醉吟先生书。”此谢山醉吟先生，不知何人，不似吴潜自号。按陆放翁《入蜀记》卷一言本觉寺（为抵秀州上一日午后泊本觉寺，殆在嘉禾境内）有小碑，乃郭功甫元祐中所作《醉翁操》，后自跋云：“见子瞻所作未工，故赋之。”元祐中人称东坡为内相，南宋人无以此称东坡者。（内相乃翰林学士之别称，与内翰同，始于唐。）疑此词乃郭功甫所作，非吴潜作。故彊村曾据《至元嘉禾志》录履斋佚词，而不及此首。谢山醉吟先生之称，不见于《自号录》，疑是功甫自号。

最後王先生问：“如先生同意此说，当补作郭功甫词。”唐先生答云：“同意补作郭功甫词。原来我看序与标题不合，曾怀疑过，但不能知何人之误。”这是王先生在辑补佚词、鉴别作者方面所做工作的例子。再看一则关于宋代另一位女词人朱淑真的时代编次的例子：

朱淑真不知为何时人。《全宋词》原编在卷151，在李石之后、刘学箕之前，似有问题。朱之时代至少在淳熙以前（其时朱早已死，此据魏端礼《断肠诗集序》），而刘学箕则为庆元间人（有己未年所作词，即庆元五年所作）。

唐先生答云：“知在淳熙以前，当据此提前。”关于朱淑真的时代，后来王先生续有所得，在另一则记录中王先生说：

朱淑真为何时人，迄无有人考定。蕙风据诗集中“魏夫人”，定为曾布同时人，也不一定可恃，以曾布妻魏夫人以外，或另有其他魏夫人也。惟魏端礼编其遗集《断肠集》乃在淳熙年间，可为朱卒于淳熙以前之铁证。兹查《乐府雅词》卷首“九重传出”之集句《调笑》，内有“黄昏更下潇潇雨”句，殆即朱《蝶恋花》中“黄昏却下潇潇雨”句。是朱虽未必与曾布同时，其为北宋人，殆无可疑。兹据编于北宋崇观年后、宣政年前，虽无确据，或无大谬。

近几年学术界对朱淑真的研究成果多了起来，其诗词集也已有多种整理出版。关于她生活时代的考证虽有所深入，但南宋说、北宋说，仍然未成定说。我曾粗略地看过各家的举证，竟没有提到《乐府雅词》集句《调笑》的，而这恰恰是《全宋词》编次的依据。

像上面这样的加工记录，保存下来的约在千条左右，近十万言。王先生将审读加工中发现的问题逐一条列，寄请唐先生阅复，大凡全书体例、编次、词人小传、词集版本、存佚互见、辑佚补缺等等，有关《全宋词》的方方面面，无不涉及。征引浩博翔实，态度谦虚审慎，让我们这些后来者叹服之外，唯有愧汗。在我们的作者之中，已很少见到如此精熟文献的人；在我们的同行和同事中，又哪里还有这样为一本书的审读投入如此多的学识、智慧和精力的人呢！《全宋词》修订出版前，中华书局与唐圭璋先生以及当时的南京师院党委商定，采用“唐圭璋编，王仲闻订补”的署名方式，唐先生欣然同意。但时不多久，“文武之道”弛而复张，文化部下达了某项条例，规定若干种人的名字不得见诸社会主义的出版物中。这样，一位学者一生的积累和两年的辛勤劳动，就如此这般地被一笔抹净。在至今已经重印七次六万馀册的《全宋词》中，一直没有“王仲闻”三字的踪影。这次简体本的署名，可以说是还了历史一个真实。

在前面这些传之口耳、录自档案的文字之后，往下似应将一般个人履历中不该遗漏的姓名字号生卒年里作点归纳，好为现代学人“录鬼簿”提供点素材。

王仲闻（1901－1969），名高明，以字行。笔名王学初、王幼安，据说都是为不得已避用真名而所取之号；台湾曾大量翻印其书，改其名为王次聪。浙江海宁人，王国维次子。长相酷似静安先生，已故沈玉成先生首次见到他时，曾取《观堂集林》中那张相片来印证，非常传神地说“子之于父，如明翻宋本，唐临晋帖”。令人感慨的是，时不过三十年，我们现在却只能从静安先生的遗像来缅想幼安先生的模样了。王先生幼承家学，但中学毕业即入邮局工作。解放初期供职于北京地安门邮局。1957年因参与创办同人刊物《艺文志》而成为右派，遭开除。后经由徐调孚先生推荐，被爱才若渴的中华书局金灿然总经理请到中华，成为一位不在编的临时编辑，一直工作到写下前面那封给文学组信的那个时候。王先生精熟唐宋文献，以“宋人”自诩。尤长于词学，其著述除前已述及的三书外，还有《渚山堂词话·词品》点校（署名王幼安）、《诗人玉屑》点校。他用力最勤、真正代表他学术水平的还有两部书稿：一是《唐五代词》，文革中遗失，其前言后记幸存于档案中，经程毅中先生整理，已经发表。二是《读词识小》，约20万言。钱钟书先生曾受中华书局之请看过全稿，称“这是一部奇书，一定要快出版”。但就在中华决定出版并已完成了审读加工的时候，因为与《全宋词》署名同样的原因而暂停付印。文革中遗失。现在我们从《全宋词》的审读加工记录中，可以约略看到《读词识小》的影子。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许一个私愿，以作本文的结束。但愿这份凝聚了王仲闻先生学识和劳动的珍贵的审读加工记录有机会整理出版，一方面《全宋词》中不少的结论，其所以然者，均保留其中，对词学研究自有其本身的价值；另一方面，像王仲闻先生这样的学者、这样的编辑，大而言之对学术的贡献、小而言之对中华书局的遗泽，实在是值得后人缅怀和追慕的，谁说不是呢？

199932六里桥

自称“宋朝人”的王仲闻先生

沈玉成

1960年春，我在门头沟山区下放劳动一年之后回到东总布胡同中华书局．在办公室坐下没有几天，就听有人在闲谈，说今天王仲闻要来。我并不知道王仲闻是何许人，所以并不在意。坐在对面的傅璇琮兄看我茫无所知，特意提醒我说：“他是王国维的儿子，在这里搞《全宋词》。”我这才有点吃惊，打起精神要看看这位先生究竟是什么样子，以弥补一点没有见过王静安先生的遗憾。过不多久，来了。是个老头儿，身穿人字呢夹大衣，手提一个书包，步子挺轻健。进门以后就正襟危坐在徐调老的桌子边，谈了一些我不甚了然的事，接着就拿起书包走了。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长得很象他父亲。为了印证，我还特地跑到图书馆找出《观堂集林》中那张相片看了一下，果然子之于父，如明翻宋本，唐临晋帖，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的好奇心。

当时他大约是一星期来一趟，交几本《全宋词》，又取走几本。每次来去匆匆，加之听说他是丁酉同榜，于是乎我就很有戒心，没有和他交谈过一句话，以避嫌疑。约摸来过十趟八趟，有一天他又来了，神情颇为颓丧，告诉调老说：“我不能做了。街道上要我丁乡劳动去唉。”调老一听也傻了眼，说：“你不要忙。今天先回去，等我找领导反映一下。”过了几天，一上班，调老就召集全室人员，以一种有节制的高兴宣布：“从今天起，王仲闻就要来上班了。这个人政治上有问题，不过学问是很好的。大家业务上有问题可以问他。”从此，王仲闻先生就成了中华书局的“长期临时工”，每天上下班。

关于王仲闻先生之所以来中华以及他的“政治问题”，开头颇为神秘，尤其对我和璇琮兄这样的人来说，更属于不应该知道的范围。只是后来跟王先生熟了，听他自己讲一点，又从调老和赵元珠同志情绪高兴的时候听说一点，这才了解一个梗概。情况大致是，这位先生1901年生人，名高明，以字行。幼年很调皮，静安先生认为这个儿子没有什么出息，就在他中学毕业以后送他进了号称“铁饭碗”的邮局。在邮局因为工作认真，被提拔到邮检部门工作。这个部门向由中统控制，与反动政治的关系较为紧密，凡是干这一行的都要进一个什么训练班。于是这位王先生就和“特务”两个字沾上了很难说清楚的关系。解放后，他被留用，作为一个普通职员在地安门邮局卖邮票。然而锥处囊中，王仲闻先生的价值由于他的《人间词话校释》而开始被人认识。也由此，他就有点不安分了，心里老惦着做学问，1957年居然要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位同志办一个同人刊物《艺文志》。当时凡是牵涉“同人刊物”四个字的人，统统被疏而不漏的天网打尽，成为右派。邮局对王仲闻本来就极不顺眼，碰上这一案，干跪一脚踢开。被开除以后，断了经济收入，可是人是要吃饭的，就免不了作些奔走。不知道由于什么关系，他的情况竟然被爱才若渴的齐燕铭同志知道了，并推荐给了另一位爱才若渴的金灿然同志，这才把他找来审核《全唐诗》的标点。时隔不久，唐圭璋先生修订《全宋词》的工作完成，稿子交到中华书局。唐先生和王先生是旧交，唐先生在来信中提出，有些资料在南京看不到，希望王先生帮他在北京查找一下，同时尽可能地复核全稿。其时《全唐诗》已经完成，王先生接着就搞《全宋词》。街道要他下乡劳动，调老一着急，跑去找金灿然同志。灿然同志当即让人事部门告诉街道，这个人是我们的临时工，不能下乡。为名正言顺起见，王仲闻先生就来到中华书局上班了。

中华书局敢于使用王仲闻，使我对燕铭、灿然、调孚同志增加了一层敬佩。尤其是灿然同志有一句朴素的名言：“他有这个能力，我们为什么不让他干”这个“他” 是泛指，不仅对王先生一个人，也包括了像我这样能力不大而还肯干点事情的人。明知要担风险，可是出于对事业的责任感、对学术的尊重和对人的理解，他就是要那么干。灿然同志在“文革”中的一条大罪是“招降纳叛，重用牛鬼蛇神”，为此被迫作了不知多少次的认罪检查。不过我想他口头上可以认罪，心里却一定是异常坦然的。

还有一个小插曲也值得一提。王先生被“开除公职”，究竟是根据什么罪状，戴的什么“帽子”，他自己也稀里糊涂。不过他一直以“右派分子”自居，开会自报政治家门，发言还很踊跃，然而往往文不对题。到1962年，有关的同志把他叫去，告诉他；“你不是右派分子，以后不要说了。”他这才如梦方醒，回到办公室，告诉别人说：“我原来不是右派分子唉。”我们在窃笑之余，又不免有点辛酸，原来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可以近似于玩笑式地处理!至于和“特务”的关系，至今仍然是一本糊涂账。不过我当时确曾想过，找这么一个不知世事、只会念书的人当特务，这就无怪乎国民党要完蛋了。时至今日，证之以“右派分子”的滑稽剧，这顶“特务”帽子从何处飞来，也不难想见。不知怎么搞的，每当我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总要和“文革”中把我一位号称“老夫子”的学长打成“五·一六”联系起来，因为我坚决相信，“五·一六”这个组织如果确实存在，哪怕中国人都死绝了，它也不会去找这么一位把高邮王氏父子奉为偶像的迂拙学者。

话说回来，王仲闻先生端坐在办公室里，开头震于他是“名父之子”和怵于他的政治身分，大家都敬而远之．不过硬安上去的“政治”常常经不起“人情”的销融。逐渐，大家发现这个人对人并无戒心，更无架子，还喜欢用他的海宁官话说几句不很可笑的笑话，因此就熟悉起来，并尊称为“王先生”，包括调老、赵元珠同志也都这样称呼。

当时我们刚从大学毕业不久，自以为见过世面，加上少不更事，都或多或少有些狂妄。对王先生，起初也认为他不过从小受到静安先生的启蒙熏陶，基础厚实，但长期在邮局，学术上的成就不能很高。但是没有多久，王先生深厚到令人吃惊的学力就把我们完全“镇”住了。可以不夸大地说，凡是有关唐、宋两代的文学史料，尤其是宋词、宋人笔记，只要向他提出问题，无不应答如响。一句宋词，他能告诉你词牌、作者；一个宋人笔记的书名，他能告诉你作者、卷数、版本。他不但熟于宋朝，而且喜爱宋朝近于入迷。我们和他开玩笑，说他是“宋朝人”，他毫不以为忤，反而非常自得，以后就经常自称“宋朝人”。对唐诗也同样熟悉，有一次李思敬兄搜集了一些有关标点的材料，有一句“滴露研朱点《周易》”，出处遍找不得，拿去问他。他拿起笔来就写出了这首唐人律诗的全文。这首诗的作者既非名人，诗中也无佳句，从来没有人提过，当时我们面面相觑，感到真亏他怎么记得的。后来从东总布搬到翠微路，他因为回家路远，常常睡在四楼集体宿舍里，我和他晚上总一起在办公室看书。有一次他看我在背《北征》和《韩碑》，就说：“我年轻时候也背过，现在不知道记得不记得了。我们一人背一句试试看。”我心里不服气，要他背上句，我背下句。试验的结果，他竟是一句不差。时隔二十余年，我自己很少再接触过老杜和李义山，两首长篇古诗也忘得差不多了，可是王先生和我对背这两首诗的情景却仍历历如昨。

王先生对经部和史部也很熟悉，《尚书》和《周易》可以随口背诵。《辛亥革命烈士诗文选》的注释，是一位中年学者做的，由于一无依傍，难度比较大，但成果可以称得上平妥精当。发稿前请王先生通读一遍，还是被他找出好几处不易发现的问题。现在记得的，“太白”，旂名，原注引《国策》，当引《逸周书》；“豺狼当道，安问狐狸”，原注引《后汉书·张纲传》，当引《汉书·孙宝传》。这显然是全凭记忆，因为工具书上所引出处都作《国策》和《后汉书》。

王先生在中华书局所付出劳动最多的工作无疑是《全宋词》的订补。自从唐先生交稿以后，王先生就接手这一工作。唐先生以一人之力，在解放前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钩沉索隐，编纂了这一部有宋一代的词总集；解放后又以更高的要求和更严肃的态度重新编定。这种献身于学术的精神，可以与前此的严可均和后此的逯钦立先生鼎足而三，《全宋词》也将永远成为古籍整理史上的一块丰碑。然而知也无涯，而个人的力量有限，唐先生的严肃和虚心正是在主动约请王先生为之订补而得到了更完美的体现。据我所知，在王先生订补期间，这两位学者之间的书函往来一直不断，商量切磋，无非都是为了把这部书出得更好。王先生没有辜负老友的嘱托，倾其全部心力足足工作了四年，几乎踏破了北京图书馆的门槛，举凡有关的总集、别集、史籍、方志、类书、笔记、道藏、佛典，几乎一网打尽，只要翻一下卷首所列的引用书目，任何人都会理解到需要花费多少日以继夜的辛勤。王先生的劳动，补充了唐先生所不及见到或无法见到的不少材料，并且以他山之石的精神，和唐先生共同修订了原稿中的若干考据结论。应当实事求是地说，新版《全宋词》较之旧版的优胜之处，是唐、王两位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学术工作需要这样真正的合作和切磋。学无止境，任何人也不可能到达真理的终点。以唐、王两位先生的学力和功力，在新版《全宋词》之后，不是又有孔凡礼先生从《诗渊》中辑补了若干首没有收入的宋词么这里还需要再一次提到唐先生的严肃和虚心。在新版《全宋词》问世后，唐先生曾不止一次地在文章和谈话中提到王先生的贡献。“文革”以后，还几次向中华书局询问王先生身后家里有无困难，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老辈风范，高情厚谊，确实令后学如我辈十分感动。

关于《全宋词》的署名也有过一段波折。原先约请王先生修订加工，当然不会考虑署名方式，可是当修订接近完成，王先生对提高质量所付出的劳动已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编辑加工所能相比，再加上当时的政治形势属于“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中相对地“弛”的阶段。于是就有人提出王先生应当署名的意见。按照***人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且王仲闻又不是什么“右派分子”，所以灿然同志和调老经过反复考虑，以文学组的名义向唐先生和南师党委提出采用“唐圭璋编，王仲闻订补”的署名方式。唐先生以他一贯的虚心与宽厚欣然同意，听说南师有的同志不以为然，但唐先生既已表态，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然而时不多久，“文武之道”又弛而复张，文化部特意为此制定了一个什么条例，大约类似于后来的“公安六条”，明确规定有若干种人的名字不得见于我们社会主义出版物的作者栏内。这样，一位学者几十年的辛勤积累并在四年的艰苦劳动中所体现的成果，呜呼，就一笔抹得干干净净。我愿意借这个机会向中华书局诸执事提一个衷心的希望，王仲闻先生的署名当时既经商定，现在拨乱反正已近十年，以后如果重版《全宋词》，应该恢复这历史的真实。

最后还要提到一件无法弥补的憾事。王先生在订补《全宋词》的过程中，曾写下了大量宋词考据的笔记。调老这位内行的老编辑，曾一再非正式地鼓励他整理出来。大约经过一年时间，王先生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终于整理出了二十余万字的《读词识小》。内容全部是有关作家生平、作品真伪、作品归属、词牌、版本的考订，其谨严和精审，和以往任何一种高水平的词学考订专著相比都毫无逊色。当时调老指定我当责任编辑，我虽然无力承担这个责任，但按规定总得有这么一个人，非此即彼。好在大家心里默契，书是高质量的，总要出，不过在发稿单上签个名而已。我向调老建议，技术工作我可以做，学术质量我审查不了，最好请高人审读，哪怕只是估一下价。这个高人，最合适的是钱钟书先生。于是调老请冀勤同志专门走访了钱先生，钱先生在百忙中挤出时间，很快读完了全稿，让冀勤同志带口信回来说： “这是一部奇书，一定要快出版。”钱先生的评价不仅使王先生非常高兴，也使编辑部加快动作。我连稿子都没有通读，就拿起红笔边读边加工，满以为一遍读完，发稿工作也随之完成。殊不知事出意外，他在笔记中除了申述自己的意见外，还对当代的学者颇多讥评，即超出一般正常的学术批评之外的不够心平气和的语言。我理解他不能自已的心情，满腹文章而蹭蹬一世，眼见和他水平近似或与他相差甚远的都享名于学术界，他这位真正的“实力派”却依然在中华书局当一名“长期临时工”，牢骚溢于笔端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了。然而，为学术界的团结计、为当时政治形势下王先生本人的利害计、也为我这个责任编辑的责任计，我都应当劝王先生删去这些话。在反复的劝喻之后，王先生同意删去，但向调老提出就请沈玉成执笔。大约调老考虑到由我来做可以更彻底一点，于是采取这一方式，不过其时已经到 1964年了。当我的加工工作完成，那个文化部条例业已下达。在《全宋词》上署名尚且不可，焉能出版专著王先生本人的心情自不必说，我们也同样不好受。调老这位忠厚长者最后表示，稿子先放一放。意思很明白，想等风头过去、张而复弛的时候再出。谁想得到，当时的风力还不过是比青萍之末稍稍强一点，两年之后的大灾难才是真正的台风。

大约在1965年，王先生见出版无望，就以修改为名把稿子要了回去。这真是一个不可挽回的失着。如果稿子存在中华；“文革”虽乱，存稿、档案却侥幸全部未遭毁损。《读词识小》在1966年随着王先生出了中华书局大门，王先生被迫害致死，此稿就杳无踪影。“文革”后，中华书局曾不止一次向他的家属询问稿子的下落，却遍觅不得，看来是已经荡为烟云了。

这是词学研究领域中无可弥补的损失。王先生有校注词话、词集行世，但《全宋词》的修订却是其毕生学力和心血之所萃，而这部《读词识小》又是把他所经手的考订过程奉献于学术界。就我读后的印象而言，我要凭良心说，其材料的丰富、见解的深刻、结论的精确，在在都无愧于第一流的著作，无怪乎钱先生这样渊博的学者也要誉为“奇书”。听说“文革”中不乏这样的事，一位学者死了，遗稿不知下落，过些时候又赫然问世，不过署名却是另一个人。我倒真希望这部《读词识小》当时为一个雅贼挟之而去，今后不管用什么名义和形式发表，我都决不置一辞，因为让它留在人间总比归于天上要好。这种想法自然近于荒唐，不过却是我的真实心情。

王先生生前的健康情况很好，如果他今天还在世，虽然已过八十高龄，还应当是能做而且会愉快地去做不少事情的。几年前编纂《全宋诗》的倡议一经提出，我和毅中、璇琮二兄就一再想到王先生，慨叹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学者了。中华书局因为我当时和王先生接近较多，所以要我写一点回忆。对王先生的学识，后学如我不足以窥其堂奥，不过就我所知道的这一鳞半爪，如果还不写出来，我会永远引为内疚。一位名声很大的学者去世，会有许多纪念文章，即使是只得过学者一封信的人也会谬托知己，去写什么某某先生对自己的教导之类。王仲闻先生一生落寞，谢世以后没有见到任何形式的纪念，因此写了这些话，聊当心祭，也许算不得是辞费的。

1986年5月于文学研究所

[《汉墓竹简孙子兵法》]

该书是现存最早的《孙子兵法》写本。1972年4月山东省博物馆和临沂文物组联合发掘山东临沂县银雀山汉墓时出土了大批《孙子兵法》竹简。后经整理和研究，于1975年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1976年又出版排印本，1985年出版修订本。据考证，其随葬入土大约在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公元前118年之间），书写年代可能更早到秦或汉代文景之际。该竹简系以墨书写，隶书体，每简约35字上下，简与简之间以3道编绳缀联在一起。内容为上、下编两部分，上编与传世本《孙子》十三篇内容大体一致，现存153枚竹简；下编包括不见于今本 《孙子》 的《吴问》、《四 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4篇佚文和《见吴王》1篇，共5篇文字。该竹简的出土和研究，基本解决了争论上千年的孙武与孙膑是否一人，《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是否一书的疑案，对考证传世本《孙子》的成书情况、篇章结构、段落句读特别是字词的校勘也都具有重要价值。

[《孙子八阵图》]

1卷。佚。《隋书·经籍志》始见著录。《通志·艺文略》同。《日本国见在书目》作2卷。佚撰者名。八阵内容不详。《周礼·春官》郑玄注云：“孙子八阵，有苹车之阵。”知其有车阵。苹如同屏，苹车是有掩蔽、防护装置的战车。杜牧引《军志》有“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俱救”等语（《孙子十家注·势篇杜牧注》）；《李卫公问对》卷上引此内容，谓是诸葛亮八阵，非孙子八阵；张预称此语是“《八阵图》曰”（《孙子十家注·九地篇》张预注）。三家所注出处已不相同。由于孙子八阵图内容不详，故后人多附会者。《武经总要前集·本朝八阵法》谓八阵为方、圆、牝、牡、冲（衡）方、罘置、车轮、雁行。王应麟《小学绀珠·制度类·八阵》谓此为孙子八阵。不可靠。

[《吴孙子牝牡八变阵图》]

2卷。佚。《隋书·经籍志》始见著录，《通志·艺文略》著录同。书名原缺“牡”字，中华书局1982年版《隋书》据《历代名画记》补。佚撰者名。《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中有《雄牝城》篇，以地形高下为据谈可攻与否。牝牡，犹言阴阳，《淮南子·地形训》：“至阴生牝，至阳生牡。”又云：“凡地形……后陵为牡，溪谷为牝。”

[《孙子兵法杂占》]

4卷。佚。《隋书·经籍志》始见著录，《通志·艺文略》著录同。佚撰者名。疑《太平御览》卷328所引《孙子占》即此书，其中讲到：“三军将行，其旌从容以向前，是为天送，必亟击之，得其大将。三军将行，其旌旗垫然若雨，是为天�，其师失。 三军将行， 旌旗乱于 上，东西南北无所主方，其军不还……”与《孙子兵法》“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的思想大相迳庭，显系后人伪托。

[《吴孙子三十二垒经》]

1卷。佚。《旧唐书·经籍志》始见著录。《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等亦有著录。佚撰者名。《太平御览》卷375引《吴孙子三十二垒经》之文有：“灵辅曰：‘移车移旗，以顺其意；衔枚而阵，分师而伏；后至先击，以战则克。’” 讲的是战阵部署及指挥问 题。《通志》作《吴孙子三十三垒经》，后面的“三”当是“二”之误。

[《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

佚。《汉书·艺文志》著录。佚辑者名。此书著录的篇、卷数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所记“孙子十三篇”相差很大，二者应均有所据。《史记》两言“十三篇”意在强调十三篇为孙子亲著。《汉志》著录之书则可能是孙子十三篇之外的以“孙子”命名的兵书。如《孙子八阵图一卷》、《吴孙子牝牡八变阵图二卷》、《孙子战斗六甲兵法一卷》等，银雀山出土的 《吴问》、《四变》、《黄帝伐赤 帝》、《地形》、 《见吴王》 等佚文， 《通典》、 《武经总要》、 《孙子十家注》所引孙子佚文等，共20余篇、卷，似大都在“八十二篇图九卷”之中，它们在此书中应是独立编排，不与十三篇相混杂。

[《孙子略解》]

一题《魏武帝注孙子》、《曹注孙子》。此书曹操自称“略解”。书中举有擒吕布例，此事在建安三年（198），成书必在此后，此书不同版本内容略有差异。如孙星衍《平津馆丛书》影宋刊《孙吴司马法》本有曹注312条；《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则有曹注321条。曹注受汉儒治经的影响，重名物训诂；但他本人又是军事家，有“御军三十年”之经验，更重实际应用。因此，其注理论性、实践性兼备，是诸家注中最全面者。其主要特点：一是训解简洁而多能得其要旨。如注《势篇》“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句说：“部曲为分，什伍为数”：注《行军篇》 “令之以文，齐之以武” 句说。 “文，仁也；武，法也”；注《作战篇》“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句说，“钝，弊也；屈，尽也”。文字简炼切要，对于后人理解《孙子》本义具有创造性意义。一是少量征引他书言论、史例及个人实践经验等阐发《孙子》微旨，有的有新的发挥。如《作战篇》“取敌之利者，货也”句注引《三略》之言说：“军无财，士不来； 军无赏，士不往”； 注《谋攻篇》“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句：“《司马法》曰：‘进退惟时，无曰御人也’。深得其意并足令人举一反三。同篇“用兵之法，十则围之” 句下注云： “以十敌一 则围之，是将智等而利钝均也。若主弱客强，不用十也，操所以倍兵围下邳却生擒吕布也。”这种参证、例释虽不多，但开后来《孙子》注家以例释义之先河；其不拘泥于章句的思维方式则可启人意智。三是曹注本在文字校勘方面有很大价值。其注中有“一云”、“一作”、“三本作”之类的话，说明曹操曾用不同版本的《孙子》进行过参校。宋《武经七书·孙子》就是以曹注本为底本进行校勘的；《十家注》本也深受其影响。曹注本、《武经》本、《十家注》本三本相较，曹注本仍有独胜之处。如《势篇》曹注本

“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武经》本无“圆”字，不如曹注本；《十家注》本《九地篇》臆增“焚舟破釜”，则较曹注本劣甚。但曹注也有不足，有的因过于简略而言不尽意；有的则不够准确， 如谓 《形 篇》之“九天”、“九地”是指天时、地利即是。 关于此书版本， 《隋书·经籍 志》著录为二卷， 并注： “梁三卷”； 《旧唐书·经籍志》作十三卷；《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作三卷；《群斋读书志》则作一卷。此后各代官私书目一般有著录。曹注《孙子》历代均受重视。至宋神宗时，颁行《武经七书》，只有《孙子》有曹注。另外，各代流传的《孙子》集注本中都有曹注。《十家注》本后成为《孙子》流传的又一重要版本系统。

可见《武经》系统、《十家注》系统都是在曹注本基础上形成的。除此之外，曹注单行本自身也作为《孙子》的一个重要版本而继续流传。

[《孙子兵书接要》]

一题《兵法接要》。佚。《新唐书·艺文志》、 《苏州府志》、 《山东通 志》均著录为孙武撰。误。《三国志·武帝记》：曹操“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隋书·经籍志》：“《兵书接要》一卷，魏武帝撰”。另有“《兵书接要》三卷，魏武帝撰” 等， 疑二者为一书。 《旧唐书·经籍志》 著录此书题 “接”作“捷”。古“接”、“捷”通，意为掌握兵书要领之捷径。此书可能有似于今之兵法类编。《太平御览》卷8、卷11中引有此书佚文，系杂占之语，说明书中有杂占类兵法语录。

[《孙子兵法》三国]

三国魏曹操、 王凌集解。 1卷。 佚。王凌死于嘉平三年（252），年书当在此前。孙星衍《孙子十家注·序》怀疑《通典》引“王子曰”的“王子”指的就是王凌。从《通典》所引“王子”几处注文看，其注语言精练，侧重疏义，善用比喻。如注《计篇》“卑而骄之”句说“善用法者，如狸之于鼠，力之与智，示之犹卑，静而下之”；注“赏罚孰明”说：“赏无度，则费而无恩；罚无度，则戮而无威”；注《虚实篇》“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句说：“一猫当穴，万鼠不敢出；一虎当溪，万鹿不敢过”。详细内容已不可知。曹注内容见《孙子略解》。

[《孙子兵经》]

张子尚注。佚。《隋书·经籍志》将此书著录于魏武、 王凌集解 《孙子兵 法》和贾诩抄《孙子兵法》之间。从位置上看， 是将作者看作三国时人。 支伟成 《孙子兵法史证·序》中说：“魏王凌、张子尚、贾诩，吴沈友，并有笺注”，称其为魏人，似亦据此。 这是最早用 “兵 经”命的《孙子》书。据《官板书籍解题略》，日本昌平坂学问所存《十家注孙子》中有张子尚注。

[《敦煌晋写本孙子注》]

是书仅存残页， 由日人大谷光瑞 （一说香川默识） 《西域考古图谱》 收 录。后罗振玉编入《汉晋书影》中，定为晋代写本。残页中间有横向界栏，上下各8行， 现只残存连接着的两下半页， 共 16行。第1－13行是《谋攻篇》结笔的一部分，第14行可能是空行或注文，第15行应是《形篇》篇题，第16行为《形篇》 开头的下半句。 内有双行夹注 两条。残页之文与存世版本内容上有些差异，如第4－6行“不知三军之任而同三军之权则军士疑覆矣”。其下有注：“覆败也”，今本“任”、“权”互到，且无“覆”字。这说明，此书是不同于传本，今已佚失的又一《孙子》注本。

[《孙武子行军气色杂占》]

托名孙武， “大约宋初人所为” （《琳琅秘室丛书》）。《读书敏求记》著录， 《九贤秘典》中收录。 内含《军 胜气象》、 《城吉气占》、 《战阵气象 占》、《阴谋气象占》、《暴兵气占》、《伏兵气占》、《云雾占》7篇。大致讲通过观察军队上面“气”的形状、颜色等来预测敌人动向，权衡利弊和应采取的对策。多数内容无科学依据。

[《孟氏解诂》]

一题 《孟注孙子》、 《孟氏解孙 子》。2卷。《隋书·经籍志》 始见著 录。宋后不见单独著录，可能其注收入集注本后，单行本不久即佚。其注现存《十家注》系统各本中。注留下来的甚少，可能有缺佚。内容偏重文字训诂，较少思想阐发，但亦多有可注意者。 如注 “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为“以物画地而守，喻其易也”， 甚得其意。 注 《计篇》 “道者， 令民与上同意也” 之“道”为 “权术”，与诸家注异，可为一家之言。旧本多将其注置于杜牧之后，有的甚至放在诸唐人之后，宋人之前，比较混乱。孙星衍校《十家注》本始将其定位于曹注之后。唐人之前。

[《孙子兵法秘要》]

佚。《北堂书钞》卷115《将帅四》“思计如饥”句注说：“《孙子兵法秘要》 云：‘良将思计如饥， 所以战必 胜，攻必取也。’”可知隋唐之际曾有此书。然十三篇中无此言。当是孙子佚文或是《秘要》注文。

[《萧吉注孙子》]

佚。《通志·艺文略》始见著录。1卷。《宋史·艺文志》同，并云：“或题曹、萧注”，如此，则当是曹操和萧吉的集注。 《国史经籍志》 著录为3卷。 《崇文总目》作“萧古注”，“古”当是“吉”之误。民国萧天石撰《孙子战争理论之体系》称。作者曾于兰陵书院见过此书抄本。

[《群书治要·孙子》]

《群书治要》为魏徵等人选编的经史百家中有关国家兴衰言论之书。其中卷33摘有 《孙子》 之要者近千字，无篇 题，一以贯之，并带曹注。选录的主要内容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慎战、爱卒、唯民是保、知彼知已等，作战指挥方面的内容所摘甚少。所摘之文与传本有一些差异，可据之考察《孙子》及曹注在唐代的流传情况，为校勘 《孙子》 本文提供参考依 据。

[《李筌注孙子》]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2卷，《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作1卷，《郡斋读书志》作3卷。其注现存《十家注》系统各本中。李筌注的特点是“约历史，依《遁甲》”注解《孙子》内容。较多运用史例解释军事原则，对于人们理解 《孙子》 精义很有帮助。同时用 《遁甲》作注，为人们了解兵阴阳家的情况提供了一些资料。 另外， 他较早注意 探讨 《孙子》各篇次序与其思想脉络的 关系， 为后人系统理解孙子思想开辟了 新的思路。 其注释也有一些新的发现， 如 注 《虚实篇》“饱能饥之”句就较曹 注为佳。曹注为 “绝粮道以饥之”，失之偏狭。李筌注：“饥敌之术，非止绝粮道”，并举高颖所献平陈之策，司马景王讨诸葛诞之谋，李密疲弊宇文化及之事以证之，认为“但能饥之则是”，比曹注更符合孙子本义，也更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但用 《遁甲》 作注，难免有荒诞不经之 处。

[《杜佑训解孙子》]

现保存在《通典》内。撰者杜佑。其中《兵》典多以《孙子》之言为目，取历代事例及他人之言加以印证和解释。文中大量引用 《孙子》 文句并有的加以训 解，后人将其训解收入《十家注》中，成为其中一注家。其注多同曹注，间有个人阐发。其中保存了“吴子问”等部分《孙子》佚文和 “王子”、 萧世诚等人注解 《孙子》的佚文，《通典》所引《孙子》之文有些与传本有异，对考察唐代 《孙 子》传本情况和校勘 《孙子》 有重要价 值。

[《杜牧注孙子》]

约作成于大中三年（489）四月前。原书是在曹注本的基础上作的注，实际是二者的集注，分上、中、下3卷。现传世《杜牧注孙子》单行本，如《石室秘笈兵书》五函本、清抄本等，乃是从原书中辑出的本子。 《新唐书·艺文志》、 《郡斋读书志》亦著录为3卷；《直斋书录解题》作2卷；《通志·艺文略》则作1卷。 其注后被收入 《五家注孙子》、 《十一家注孙子》等集注本中。杜牧注孙子条数多，内容丰富，质量亦高，是曹操之后的第二大注家。他对孙子思想从总体上认识比较全面，认为“武之所论，大约用仁义，使机权”（《孙子注序》），较有些学者只见其诈不见其仁即进而褒贬为有见；注解注重“经邦致用”，从现实出发，总经新的经验教训，因此多有发明；大量征引史例和其他经典言论，以阐发《孙子》本旨，甚博而详，弥补了曹注过于简略的不足。如《势篇》：“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 句，曹注仅 “皆 毁形匿情也”一句；杜牧注；“言欲伪 为乱形以诱敌人，先须至治，然后能为伪乱也；欲伪为怯形以伺敌人，先须至勇，然后能为伪弱也。”意新言详，同时也深化了曹注的思想。欧阳修《孙子后序》称杜牧 “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 甚博而 详”。但杜注亦有不足，陈�以“阔疏”贬之。

[《曹杜注孙子》]

曹操、 杜牧集注。《宋史·艺文 志》最早著录。3卷。杜牧《注孙子· 序》说：“予因取孙武书，备为之注，曹之所注， 亦尽存之， 分为上、中、下三 卷。”可知《杜牧注孙子》原书即是曹、杜集注，而非杜牧单注。

[《陈�注孙子》]

《新唐书·艺文志》始著录。 1卷。《郡斋读书志》作3卷，《宋史·艺文志》著录《五家注孙子》中有其注。此书已不见，单行本亦亡。其注现存《十家注》系统各本中。《郡斋读书志》说，“以曹注隐微，牧注阔疏，重为之注”。欧阳修《孙子后序》中将其与曹操、杜牧注并称为“三家注”，其注虽在数、质量上均不若曹、杜，但也有不少纠谬补阙的新见，为后人所重。如《军争篇》“饵兵勿食”句，李筌、杜牧将“食”解为敌人造设的毒水、毒食、毒酒等，要求军队对此不要饮食。显为谬误。陈�指出，“饵兵，非谓置毒也”，谓“敌若悬利，不可贪也”，做出了正确的解释。

[《贾林注孙子》]

《新唐书·艺文志》始著录。 1 卷。《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同。《国史经籍志》作3卷。其注曾收入《纪燮集注孙子》，此书已不可见，单行本亦亡， 现存 《十家注》系统各本中。贾林注比较简略，影响不是很大，但亦时有可采者。 如 《九地篇》“是故散地则无战”句，贾注：“地无关闼，卒易散走， 居此地者， 不可数 战。地形之说，一家之理；若号令严明，士卒爱服，死且不顾，何散之有？”不拘成说，有利于防止理解上的片面性和绝对化。

[《纪燮集注孙子》]

一题《纪燮注孙子》。3卷。佚。《郡斋读书志》原本书作“集注”；衢“注”前无“集”字。但二本都说“唐纪燮集唐孟氏、贾林、杜佑三家所解”，可知此书应是集注，而非纪燮单注，但谓孟氏为唐人则误。 史籍中亦末见有纪燮注《孙子》的内容。

[《五家注孙子》]

《宋史·艺文志》著录。3卷。 佚。佚辑者名。五家为曹操、杜牧、陈 �、贾隐林、孟氏。疑贾隐林与贾林为 一人，此书将孟氏置诸唐人之后，《十家注》 亦然，说明后者很可能是在 《五家注》的基础上扩编而成。《宋史》之后即不见著录，是《十家注》出现后，此书不久即亡。

[《梅圣俞注孙子》]

《郡斋读书志》著录为3卷，《通志·艺文略》则作1卷。现存明末梅士生刻本1卷。《十家注》 系统各本中有其注。所注条数甚多，在十一家中仅次于张预。其注注重探究《孙子》本义，时能正误补遗；语言也比较简洁洗练，颇显诗人遣词用字功力。如《行军篇》“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 句， 前人多将 “众”解为敌人，梅注认为是“先行乎严暴，后畏其众离，训罚不精之极也”，解释为内部管理上的问题，始切本意。其注《九地篇》 “投之亡地然后存” 句说：“地虽曰亡，力战不亡；地虽曰死，死战不死；故亡者，存之基； 死者， 存之本 也。”言简意粹，甚为精彩。欧阳修对其注评价甚高，认为当与曹操、杜牧、陈�“ 三家并传而后世取其说者往往于吾圣 俞多焉”（《居士集》 卷43 《孙子后 序）》。朱熹则认为其注不及杜牧。

[《朱服校定孙子》]

《宋史·艺文志》著录。3卷。校定者朱服、何去非。此书在《武经七书》中。《武经七书》于元丰三年（1080年）四月开始校订，大约在元丰七年至八年颁行。此书校勘精审，又是官方郑重颁行，因而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元丰时官刊本已不可见， 现北京图书馆藏有清影宋 《武经七书》25卷本（白文）；明初刻本（有曹注）；日本静嘉堂文库有原�宋楼藏宋刊本（白文），《续古逸丛书》据以影复。该书流传注解本甚多，影响较大的有施子美《施氏七书讲义》，刘寅《武经七书直解》， 赵本学 《孙子书校解引 类》，黄献臣《武经开宗》，朱墉《武经七书汇解》等。从而形成了孙子书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