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中国瓷器古董拍卖·第三节 中国古籍及手稿拍卖

作者：祝君波 文章来源：精拍网特稿 点击数：321 更新时间：2006-12-8 12:44:09

古旧书的拍卖在海外市场起步更早。据资料显示，著名的克里斯蒂、苏富比拍卖公司其创始人克里斯蒂先生、苏富比先生在200多年前都是经营旧书的书商，后由书商引进了现代拍卖方式，创办了著名的拍卖行。时至今日，伦敦还时常举办古旧书的专场拍卖会。1788年伦敦苏富比就曾拍卖一本第二版的《***宣言》，以22万英镑成交。

在我国，旧书的交易古已有之。建国以后各地更保留古籍书店，专营古版书尤其是珍稀版本图书，并以北京琉璃厂的中国书店和上海福州路的古籍书店最为有名。1993年起，北京率先创办中国古籍版本拍卖会，10年来形成了如下特征：

1 形成了以嘉德、瀚海、中国书店三家拍卖行为主的北京中心市场；上海由朵云轩、国际拍卖、嘉泰等公司为主形成南方中心市场，但声势和级别次于北京。

2 在90年代，古籍版本的拍卖一直作为书画的陪衬，拍卖叫好不叫座，成交额不高。一家拍卖公司的总成绩往往在200-300万元，每件拍品大致在万元左右。进入新世纪，古籍拍卖成绩总额有了明显的提高，每场拍到上千万元的也曾呈现。

3 以往单件拍品成交在二三十万元的已很罕见，目前则出现了几百万、甚至近千万元的价位。

4 古籍拍卖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初期以中国古书为主，近年来手稿、信札占的比重大为提高，古籍拍卖的三大板块：古书、碑刻和手迹各显秋色，趋于成熟。

5 拍卖使古籍的文化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不仅书商们热衷于此，而且国家收藏单位和投资家也开始介入。

一 中国古籍版本各门类的价格表现

以上三张价位表显示，北京市场以及上海市场2002年拍卖中受人们欢迎的30件高价位古籍其门类分别为：古书类11种，占30种的366%，合计147万元，占总成交价1188万元的1237%；碑刻类8种，占30种的243%，合计4048万元，占总价的34%；手迹类11件，占36 6%，合计10005万元，占总价的8442%。具体可作如下分析：

1 古籍版本的价格举例

在90年代中期，古籍版本曾有一些比较典型的价格。1995年秋，北京嘉德拍卖宋代嘉泰年间的刻本《文苑英华》一册，成交价为143万元；1996年秋另一宋刻本《徐状元补注蒙求三卷》3册，成交价50万元人民币；明天顺六年刻《欧阳文忠公集》4册，成交25万元；而清康熙49年张士俊刻《郭忠恕撰·佩隽》4册，则成交30万元。另一套由康生钤印并收藏过的明万历年刻本《资治通鉴》294卷，成交187万元。2001年瀚海拍卖宋版《春秋经传》1册，成交159万元，破了古书拍卖最高价。

南方市场价位比北京来得低，以朵云轩为例，1996年拍出宋刻本《朱文介校昌黎先生集》1册15万元，宋刻《资治通鉴》2册24万元，元刻本《集千家诗批点杜工部诗集》2册12万元。而民国时期印制的书刊在上海大受欢迎。如石印本《点石斋画报》成交418万元，1925/1926年印的《上海画报》一册成交242万元，《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连箱）成交5万元。

进入新世纪，古旧书的拍卖价格平稳，以下三表中显示北京市场《大般若波罗密多经》成交275万元，上海《支那南画大成》（22册）成交737万元，明刻本《唐柳先生集》319万元。另外，2002年嘉德拍出《绘像三国志》一部506万元。

2 碑刻类古籍的价格举例

在我国，碑刻比木版刻书起步早得多。从秦汉至明清，刻石和从石上拓下拓片，一直兴盛不衰。碑刻的历史价值比较高，与之相类似，印谱、墨谱、砚谱以及竹刻等作品，一般其纸谱也归在碑刻类中。

印谱方面举例：

朵云轩96年秋拍出《伏庐考藏玺印》（11册）286万元，《吴大徵十六金符斋印存》33万元，高络园《乐只室印谱》44万元，吴云辑《二百兰亭铜印》成交33万元，《丁丑劫余印存》（一函12册）11万元，嘉德99年秋拍出丁敬等《七家印谱》（4册）85万元。

碑帖类中嘉德曾有好成绩：

1996年宋克《急就章》23万元，1995年春明初拓《苏轼仙游潭碑记》12开1册18万元，1996年秋宋克《宋仲温书唐张怀权用笔十法》1册15万元。上海朵云轩95年秋《明拓礼器碑》成交88万元，《三希堂法帖拓片》25万元，《汉晋塔砖区文拓片》28万元。

嘉德拍出过吴有《方氏墨谱三卷》715万元，瀚海《清御制耕织图诗》11万元，朵云轩民国初拓《吴昌硕印谱》198万元。

3 手迹类古籍的价格举例

在古籍拍卖中真正说得上一枝独秀的其实是书法手迹，包括抄本、手稿和信札，带动了整个拍卖的高价位和收藏热。

90年代中期比较突出的有：嘉德94秋《王时敏陈洪绶等39开书札》一册，成交32万元，96春《孙中山委任邓演达等7人委任状一册》成交32万元， 95春《曾国藩、左宗棠等名人书札一册》15万元，《抗日文艺协会会员信札》由朵云轩以88万元拍出，内有茅盾、郭沫若、巴金、田汉等的手迹。近年比较突出的还有2001年中贸圣佳郑板桥遗墨《五经手牍》（残卷8册）成交550万元，2002年秋嘉德以990万元拍出《钱镜塘藏明代名人尺牍》。与此同时，海外1996年佳士得以55万美元合479万港币拍出宋代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手札，2002年4月，香港佳士得春拍中以887万港币拍出宋代张即之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65计104页，创下海外手迹拍卖的最高纪录。

二 古籍版本的收藏价值和投资价值

在经济全球化、投资多元化的今天，人们的投资意识大为增强，收藏投资的品级大为提高。前些年，国内许多人参与邮票的收藏和投资，现在这一波热潮已经消退，代之而起的是原作书画、瓷器、古玩、家具以及古籍版本。而古籍版本因其品级高、存量少、文化含量大等特点，吸引了一部分高层次收藏家、投资家和专业团体的介入，短短10年，走过了过去几十年经历的道路。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拍卖方式已取代了古籍书店门售交易的方式，精品越来越集中到拍卖会；二是价位已有了数倍、十数倍和几十倍的上涨。以前明版书以千元论价，现在均以万元论价，宋版本都涨到了十余万元一册的地步，甚至有一些上百万元的高价位；三是北京、上海成了古籍版本的交易中心；四是一批稳定的收藏家已经出现，市场要素更为完备。

古籍版本拍卖交易的升温其大背景是：我国成功加入了WTO，民营经济高速增长，日元大幅度贬值（传统上日本是中国古籍版本的主要市场），欧美经济受911打击呈现颓势，东南亚金融危机阴影未散，国内股市及邮币卡市场下跌不止，全球低利率浪潮的影响。所有这些因素造成中国艺术品投资平添巨大买盘，场外资金大举入注，海外古籍也回流中国，艺术品的财富象征和价值凸现，这一切都为古籍版本在中国形成市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而从古籍版本这一收藏门类自身的特征分析，也有如下内在的品质和价值，引发了人们的收藏和投资热情。

1 古书的收藏价值和投资价值

古籍善本的收藏历经宋元，到明清两代达到顶峰。而清末、民国的社会动荡，使一大批珍贵古籍或支离破碎，或毁于战火。10年动乱以扫“四旧”为由，给古籍善本的保存以毁灭性打击。因此其价值在如下几个方面呈现出来：

（1）古籍版本存量有限，因自然损坏（如水灾、火灾、虫蛀）和人为破坏，宋元明清的刻本原来就留存不多，建国以来的文物政策，又使大量古籍版本收归国有，可在市场流通的部分、尤其是宋版本、元版本和明版本，更是奇货可居。

（2）不可再生。古籍版本与中国书画市场不同，在书画方面，老的书画家谢世，新一代的艺术大师还会涌现，相对而言书画艺术品的货源总是能得到补充，而古籍版本则早已退出了实用领域，完全不可再生。

（3）伪作少，鉴定相对容易。书画、古玩今人还在大量制伪、售伪，而且借助现代复制技术使原作达到了乱真的地步，给鉴定和投资带来很大麻烦。古籍版本的断代虽然也有含混不清之处，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今人再建刻书坊来制作伪作的，真伪鉴定的范围比较小，容易把握。

（4）学术性强，欣赏性弱。古书在当时是实用工具，书写和刻工均比较规范，个性不鲜明，主要是学术性强，历史价值高，它可以反映当时的文字、典籍、社会和研究水准，但不如艺术品具有很强的欣赏性。因此收藏古书比较枯燥，收藏者要有品位、有耐心和文史修养。古书欣赏主要着眼于古书的制作，包括印刷、纸质、制墨以及后世藏家的题跋、钤印，反映出一定历史时期的生产水平，蕴含着不少文化信息，是考察古代科技和工艺水平的重要实证。

（5）鉴定的方法。根据经验，可以分成三个层次：

一是根据古书版本的形式特征来鉴定。就是从字体、版式、刀法、纸墨、装帧等外观因素的时代、地域特色来由一般推演个别。这种方法叫“目鉴法”。

二是根据版本中有关文字记载来鉴定，或直接从序跋、碑记、扉页、书口去发现，或由刻工姓名、题讳字、书名冠词、卷端题名及地名、官制等去作间接考订。

三是参考其他文献提供的研究成果和线索来鉴定。即从后人藏书题记、读书札记、著录提要去获取信息和启示。后两种方法又合称为“理攻法”或“考订法”。

（6）投资古书，要有长远计划，因为回报稳定而周期长，学习的过程比较枯燥，并且卖出也不如书画艺术品便捷，所以投资者要三思而行。

（7）收藏古书，不玩赏到明清版本毫无价值，这也说明进入这一行业的资金门槛高了起来。现在明版本价格不菲，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资金后备。

2 碑刻的收藏价值和投资价值

中国碑刻大致包括三大类：

一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并用纸、用墨拓下来的拓片；二是刻在石碑上的文字，并用纸、用墨拓下来的拓片；三是原拓印谱，包括印面和边款两部分，打印在薄纸上。

和西方的木刻艺术相仿，拓片就是最接近原物文字的资料。概括起来中国碑刻有如下特点：

（1）书法类。中国的书法以碑刻和墨迹两种形式留存下来，其中早期的书法（以秦汉、两晋为代表）大都从碑刻这条线保存和流传下来，风格多样，刀法沉稳，极为珍贵。收藏碑拓是欣赏书法的重要方面。而篆刻更是书法美的直接表现形式，加上刀功产生的金石味，历来艺术地位很高。原拓印谱直接取之于原石，如同真迹。

（2）是研究文字起源和演变的重要资料。中国文字由甲骨文、钟鼎文、石鼓文一直到楷书的演变，大致在石刻上凝固下来。收集碑刻拓片，是研究文字的一把钥匙。

（3）是研究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资料。古代碑刻以及传存的拓片，真实可信，有的记皇室要事，有的记战事、农耕、礼仪，涉及政治、军事、社会等各方面，甚至是考订疆界划分的重要根据。有的碑佚，全靠拓片为证。所以收藏碑刻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4）碑拓片的时间先后，是研究其收藏价值的重要界限。比如汉碑已有2000年的历史，同一块碑在各代都有拓片留下来，根据“纸寿千年”的说法，宋代的拓片（拓本）最为珍贵，依次为元、明、清各代。有些碑现在还保存着，也可以再拓下拓片，但价值与宋元明清的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一般早的，字数多，字形完整、字口清晰，后者拓下的由于碑面文字有损坏，往往缺字少划，或者字迹模糊。由于碑刻品种极多，收藏家要花很多时日在研究早晚的区别上，以便对物件进行断代。此外，中国很多古碑后世湮没了，其中部分到了明清又被发掘出来，明代或清代发掘后的第一批拓本就是初拓本，也十分珍贵。

（5）存量的多少，也是研究收藏价值高低的标准。目前市场中价格不菲的，大都是宋、元、明的拓本。所以当时所拓数量不少，但历经几百年的变迁，留存下来的并不多，有的成了孤本，有的则为善本（仅存几件）。这也是收藏者要费心思去考订的。好在古人在碑帖考订上著作颇多，可以借鉴。

（6）除了将碑拓与碑拓互相比较并优选以外，研究碑帖的收藏记录也很重要。前面提到朵云轩拍出的《明拓片器碑》成交88万元，只因上面有大学者（光绪帝的老师）翁同的题跋、钤印，翁说此系明拓本，所以弥足珍贵。

（7）投资碑帖包括印谱也有风险，主要是真伪之争。市场中有人称其为“墨老虎”，是说拓片、拓本中的伪作也令人望而生畏。但碑拓印谱的好处是存量有限，不再增加，时下又有电脑技术发明，笔者以为借助新技术、照片技术与传统方法的结合，比较和鉴别的工作可以做得更好。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

（8）与书画相比，近10年碑拓价格的增长幅度不大，还有比较大的成长空间。与日本市场相比，中国的价格也比较低。以明清珍稀印谱为例，日本大都在250万-500万日元之间。

3 手迹的收藏价值和投资价值

从严格意义上说，手迹是原作，不是古书。但由于近年中国各大拍卖公司都将手稿、信札从书画类归到古籍版本类，也就成了约定俗成的事。近年拍卖最为轰动的成绩是2002年秋季中国嘉德拍出的1603号《钱镜塘明代名人尺牍》，成交价990万元，由上海博物馆竞得。

以此册为例剖析手迹的价值，可以看到如下特点：

1 史料价值。该品收集明代永乐至崇祯时期的名人407人的手书信件，是研究明代历史的重要资料。

2 从书法角度看，400多人的书法手迹风格多样化，书写自然，殊为难得。一般书信与书法作品不同，写信时的书法更流畅、自然、率直，书法价值很高。

3 内含孤本、珍品。册中的名人有的在史书上有记载，但无实物佐证，有的在博物馆里也未发现。这次的拍品填补了空白。

4 由部分大收藏家精心收藏，可以说是流传有绪，真实可靠。

5 品相完好，玩赏价值高。

在海外艺术品市场，手迹一向被人看重，比如林肯的一封信曾被拍到20余万美元的价格，达·芬奇的科学手稿被拍到3080万美元的高价，其相通之处也在于名人手迹的历史价值和人格魅力，是众多收藏家争抢的宝物。中国信札价位越拍越高，在于它的独特性：

①中国古代特殊的书写工具毛笔，是艺术的同源工具。今天书写经历了软笔（毛笔）、硬笔（钢笔、原珠笔）阶段，进入了电脑时代，毛笔写信已不多见，所以历史上的信件墨迹就格外珍贵。

②因为电讯业的发展，书信逐步式微，历史上的书信成为稀缺品。

③书信的文风、文笔、书法更为独特，对收藏者来说意趣无穷，对投资行为来说也是物有所值。

参考资料：

http://wwwjingpcom/collection/showarticleasparticleid=6183

古籍的版本类型 自从图书产生以来，特别是自从版印图籍产生以来，从内容、性质、形式等方面派生出许多版本类型和版本称谓。主要有：稿本、写本、抄本、刻本、活字印本、官刻本、坊刻本、私宅刻本、家刻本、自刻本、监刻本、经厂本、内府刻本、藩府刻本、殿本、局本、聚珍本、套印本、百衲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初刻本、重刻本、翻刻本、影刻本、重修本、递修本、朱蓝印本、四库底本、毛抄本。 稿本 古书版本著录中运用稿本概念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指手稿本，二是指清稿本，三是指修改稿本。手稿本指的是由作者自己亲笔书写的自己的作品，判断这个极不容易，没有绝对把握，不敢运用手稿本的概念。清稿本指的是誊清的书本。誊清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由作者自己誊清，这在实际上应该归入手稿本；另一种是由别人誊清，实际上这已不具备稿本性质。故对清稿本概念的运用要特别慎重，不能以今度古，把现代人关于稿子的概念硬加在古稿本的头上去。修改稿本指的是在誊清的本子上又由作者亲笔加以修改。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自己誊清后自己又作修订，这在实际上又应归于手稿本；一种是别人誊清后作者亲笔加以修订，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用修改稿本的概念。这三种概念在通常的古书著录中都见有人运用，但在实践上并不十分确切，且容易造成混乱。国家图书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只用“稿本”一个概念，将作者亲笔书写、誊清、修改的情况，通通包容在“稿本”概念里边。而对由别人誊清的书本，则以“写本”或“抄本”称之；别人誊清作者自己亲笔修改的书本，则仍以“写本”或“抄本”称之，紧接着于其后注明某某校改。 写本 写本是相对于稿本、抄本和印本的名称。在古书版本著录中，凡运用写本概念，大约也有三种情况。一是时代早。唐以前，书籍生产都靠手写传抄，无所谓刻本印本，故统称为写本。人唐以后，刻本书渐行，至宋而盛。然唐宋所处的时代仍是较早，故唐宋时期手写传抄的书籍，仍称为写本。元以后传抄的书籍，便以抄本名之了。二是地位高。无论时代早晚，印本书是否盛行，一书的传抄凡出自名流学者之手，往往也要以写本名之，而不称其为抄本。三是涉及宗教。凡是抄写佛经、道经，抄写者常是为了还愿或做功德，有对宗教的崇信和虔诚包容在里边，故只称其为写经，而绝不称为抄经。至于早期写经生抄写的经卷，虽不是为了自己还愿做功德，而是为了佛门的善男信女们买去还愿，但由于其抄写时代早，也只能以写本名之。至于自己著作，自己抄写流传，那就不论其时代早晚，地位高低，便一律以稿本名之了。 抄本 在古书版本著录中，抄本的称谓经常应用，经常出现。除了写本、稿本之外，凡依据某种底本而再行传写者，均可以抄本名之。 刻本 刻本，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及《经典释文》。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兴，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在发展过程中，因时代不同，又有宋、辽、西夏、金、蒙古、元、明、清刻本的不同称谓；因地域不同，又有浙刻本、蜀刻本、闽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细分，又有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崇化本、平水本、眉山本等不同称谓；因出资和主刻性质不同，又有官刻本、私刻本、家刻本、自刻本、坊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区分，又有内府本、监本、府州军本、仓台本、计台本、殿司郎局本、公使库本、郡斋郡庠本、兴文署本、广成局本、行中书省本、各路儒学本、书院本、司礼监本、经厂本、藩府本、布政司本、廉访司本、殿本、局本等不同称谓；因刻版形态不同，又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技术不同，又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早晚不同，又有初刻本、复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总之，什么时代、什么地区、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刻的书本，就可题为某某时代、某某地区、某某单位、某某部门刻本。 活字印本 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均称活字印本。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南宋的周必大，蒙古太宗十三年至海迷失后三年(1241-1250)时期的姚枢，清道光十二年(1832)的李瑶、二十四年(1844)的翟金生，都曾依据毕昇泥活字印书的原理，自制泥活字，实践并光大了泥活字印书的创举。元大德年间(1297-1307)，农学家王祯又制成了木活字，并印刷《旌德县志》。此后，木活字发展较快，非但有汉文木活字，还有西夏文、回鹘文木活字。进入明、清，木活字书普遍流行，江南各省的祠堂常用木活字排印宗谱。还出现了串乡走镇专为人排印家谱的谱匠。明崇祯十一年(1638)以后，北京朝廷发行的“邸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清代无论官署、私宅、坊肆，木活字印书更为普遍。规模最大的是乾隆时期用木活字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凡134种。金属活字包括铜、锡、铅活字，其中以铜活字印书较多。明朝弘治、正德时期无锡华、安两家的铜活字印书最有名，清雍正年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是规模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著录活字印本，就要根据不同材料的活字，采取不同的著录称谓，如泥活字印本、木活字印本、铜活字印本等。 官刻本 官刻本是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中国雕版印书始自唐朝。自五代起，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开官刻本之先河。两宋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司、局、殿，地方各府、州、县、军官署，各府、州、县学，各地仓台、计台、公使库；元代兴文署、广成局、中书省、行中书省、各路儒学、各地书院；明代两京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内府各监，各藩府，各布政使司，各府、州、县衙署，各级各地学校；清代武英殿、内府各监、中央各部、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各省官书局等，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均可称为官刻本。但在著录实践中，历来不采用“官刻本”这种称谓，而是将其分解，具体著录。国子监刻的书就称为国子监本，公使库刻的书就称为公使库刻本，经厂刻的书就称为经厂刻本，武英殿刻的书就称为武英殿刻本等。 坊刻本 坊刻本指唐至清历代各地书坊刻印的书本。书商编刻图书并经营书业的书坊，唐代已经出现，至两宋而兴盛。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都开有很多书坊、书斋、书轩、书林、书堂、书肆、书棚、经籍铺、纸马铺等。四川、两湖、江、浙、皖、赣、闽，尤其是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等，也都有很多书坊。元代四川书坊衰落，山西平阳(今临汾)书坊兴起，福建书坊继续发展。明代南北两京，苏州、扬州、杭州、徽州、常熟、建阳，仍是书坊林立。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印的书，都可以称为坊刻本。但在版本著录的实践上，一般不使用坊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唐刻《陀罗尼经咒》，便著录为“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本”，《十七史》便著录为“明毛氏汲古阁刻本”等。 私宅刻本 私宅刻本指历代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本。私宅家塾刻书的性质，与书坊刻书不尽相同。书坊刻书以出售营利为主要目的，私宅、家塾刻书多出于对圣贤、先辈、师友的崇尚，要推广某种思想和学说。明、清私宅刻书，有时也为了传布某些罕见的版本。但在版本著录实践上，一般并不使用私宅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宋黄善夫家塾之敬室所刻的《史记》，便著录为“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宋蔡梦弼东塾刻印的《史记》，便著录为“宋蔡梦弼东塾刻本”；宋蔡琪家塾之敬室刻印的《汉书集注》，便著录为“宋蔡琪家塾刻本”；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印的《韩柳集》，便著录为“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元代天历间褒贤世家家塾刻印的《范文正公集》，便著录为“元天历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 家刻本 家刻本指历代自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己家人著作的书本。家刻本与私刻本性质不同。家刻本的实施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资委托书坊，按自家满意的版式行款刻印；一种是自备木板，召雇刻印良工上门，让他们按自家的意愿设计行款版式刻印。这两种方式雕刻的书版都归自家所有，自家收藏。故古书雕版处与藏版处不全都一致。家刻本多为家族中晚辈实施，故校勘刻印一般都比较好。 自刻本 自刻本指历代由作者自己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撰的书本。从出资的角度看，与家刻本性质近似；从所刻书的作者看，则与家刻本绝然不同。家刻本的作者范围限在本家族中，自刻本的作者仅指作者自己。自刻本始自五代和凝。《旧五代史·和凝传》说他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五代以后，历代都有自刻本行世。自刻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者自己委托书坊或召雇雕印工匠，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版式行款，施刀镌印；一种是不但自己出资，还要自己写样上板，然后委托书坊或召雇工匠刻印。所以自刻本一般都校勘精审，刻印精良，若是作者自己手写上版，就更为珍贵。清代郑板桥号称诗、书、画三绝，他自己写样上版雕印的自著《板桥集》，堪称艺术珍品。 监刻本 监刻本亦简称监本，指历代国子监刻印的书本。国子监，亦称国子学，简称“国学”，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后唐朝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到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九经》全部刻完，前后历时21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国子监祭酒尹拙奏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经典释文》，刻板印行。宋代国子监的刻书规模和刻印范围，都比五代时要大得多。景德二年(1005)，距建国仅40余年，经、传、正义皆经过校勘，刻板印行。所集书籍版片10万余块。到北宋末年，正史亦由国子监全部校刻行世。南宋国子监所刻的书并非都是本监所雕，很多是本监校勘后下各地镂版。如《七经正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诸书，都是由杭州镂版进呈。宋代国子监除主刻正经、正史外，还以医方一字差误，其害匪轻，故重要医籍也由国子监分官详校，镂版颁行。如《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宋代国子监都曾校刻行世。元代的中央刻书机构是兴文署和广成局，属秘书监，不属国子监，故无监本之称。明代南京、北京都设有国子监，刻书数量甚多。清代纂修校刻书籍多数在武英殿。清代国子监仅刻过极少的书。对于历代国子监所刻的书，均可著录为各时代的国子监刻本。 经厂本 经厂本专指明代经厂所刻印的书本。经厂是司礼监所属的机构，专管经书印版及印成书籍、佛经、道藏、蕃经等。经厂设掌司4员或六七员。经厂规模随着司礼监的权限及规模的扩大而扩大。洪武时内府有刊字匠150名，每二年一班；裱褙匠312名，印刷匠58名，一年一班。嘉靖十年(1531)，调整精简过内府匠役，实留12255名，著为定额。其中司礼监占有1583名。而专事书籍刻印者为：笺纸匠62名，裱褙匠293名，摺配匠189名，裁历匠80名，刷印匠134名，笔匠48名，黑墨匠77名，画匠76名，刊字匠315名。总为1274名。据极不完全统计，明代司礼监经厂前后刻印的经、史、子书、祖训、圣训，以及《四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等内书堂课本，达168种。经厂本特点是开本大，印纸精，行格疏，字体大，粗黑口，铺陈考究。但由于出自内宦之手，校勘不精，故不为学人所珍重。 内府刻本 内府刻本这个称谓很不科学，很不确切。但历代相沿，版本著录和行文中又常出现这个提法。唐代有内府之役，它是指划归五府三卫和东宫三府三卫管辖的折冲府，下设若干监，分管内廷庶务。所谓内府刻本，并不专指由内务府各监所刻的书本。实际上，历来在运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时，其概念都是指中央各部院衙署和内廷各部门所刻的书本。或者说是指官刻本中，属中央国家机关所刻的那一部分书。所以在使用这个称谓时要特别谨慎，凡能考出具体刻书单位者，均应具体著录，不能轻易使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 藩府刻本 藩府刻本指明代各藩王府所刻印的书本。明代270余年中，皇诸子受封为王的先后共有62人。受封并且建藩者，共50人。其中有的因获罪夺爵，有的无子封除，只有28个王府与明朝相始终。它们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等诸布政行省。 殿本 殿本专指清代武英殿所刻印的书本。武英殿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迤北。据《宸垣识略》记载，武英殿崇阶九级，环绕御河，跨石桥三，前为门三。内殿宇二重，前贮书版。北为浴德堂，即修书处。 局本 局本指清代各省官书局所刻印的书本。清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后，以曾国藩创立的江南书局为起端，先后有淮南书局、苏州书局、浙江书局、崇文书局、思贤书局、江西书局、存古书局、皇华书局、福州书局、广雅书局、云南书局、山西书局等相继建立。这些官书局是清代以前历朝所没有的。在晚清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些官书局刻印过不少书，还联合协作刻印过一些书，如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等。有些书校勘精审，刻印精良。像浙江官书局校刻的《二十二子》，金陵书局张文虎校刻的《史记》，就都很有名。在清末的文化事业上，起过一定推动作用。在版本著录上则分别具体称为某书局刻本。 聚珍本 聚珍本亦称聚珍版。指清乾隆时武英殿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 套印本 套印本指数种颜色套印的书本。中国传统的套印技术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初期阶段是在一块雕好的版片上刷上不同颜色敷印，所以称为敷彩印法。此法起于何时，很难详考。元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江陵(今湖北荆州)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其经文及卷尾无闻和尚注经图中的灵芝等，均用朱色刷印，注文用墨色刷印。表明14世纪中叶，中国已经有了敷彩印刷的作品，而且迄今仍流存于世。 在套色印刷的启发、推动下，将这种技术继续深化，施于版画，恒版印刷技术出现了。“饾版”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块木板，犹如饾饤，故称饾版。然后逐色依次套印或叠印，最后形成一幅完整的彩色图画。这样印出的作品颜色的深浅浓淡、阴阳向背，几与原作无异。在饾版技术兴起的同时，拱花技法也出现了。“拱花”是用凹凸两版嵌合压印，令纸面拱起花纹，使翎毛、山水凸现在纸面上，看去更富立体感，更具真实性。像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吴发祥的《萝轩变古笺谱》，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所有上述这些套印出来的书，都可称为套印本。且几色套印，就称几色套印本。惟朱墨两色套印，国家图书馆习惯上著录为“套印本”，其他各方面的人习惯上多称为“朱墨套印本”。 百衲本 百衲本，是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起来的书本。这是个借喻性的版本称谓。衲，原义补缀。百衲，指用零星材料集成一套完整的东西。王隐《晋书》说“董威辇于市，得残缯辄为衣，号曰百衲衣”。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唐济公者号善琴，乃自聚灵材为之，曰百衲琴”。蔡君谟《画锦堂记》说“每字作一纸，裁截布列，连成碑形，谓之百衲碑”。足见“百衲”具有杂拼之义。故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而成的书本，也就名为“百衲本”了。 书帕本 明代官员上任或奉旨归京，官员朋友之间例以一书一帕相馈赠，当时将这种书就称为“书帕本”。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引证《金台纪闻》评论元、明刻书优劣说：“元时州县皆有学田，所入谓之学租，以供师生饩廪，余则刻书。工程浩大者，则数处合力为之，故雠校刻画颇有精者。明洪武初年，将此项学租皆收归国子学，故县学、书院缺乏余资，刻书已不精审。隆庆、万历间，承嘉靖余风，皆喜刻书。但大率刻而不校，甚或妄加删削，以之馈遗当道官员，附之一帕，故有一书一帕之称，是为书帕本。”可见书帕本是明代例行官样礼品，只注意表面装潢，不注重文字内容。 巾箱本 巾箱本，指古时开本极小可以装在巾箱里的书本。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箧。《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五“王母巾箱”条引《汉武内传》，说帝见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书，盛以紫锦之囊。晋葛洪《西京杂记》后序说：“洪家遭火，书籍殆尽，惟有抄本二卷在巾箱中，常以自随，故得犹在。”《南史·齐·衡阳王均》说他“手自细书《五经》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南宋戴埴《鼠璞》说：“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萧均)手写《五经》置巾箱中。”可见无论是手写本书，还是刻印本书，只要是开本较小，于随身携带的巾箱小箧中能够装下，就都可以称为巾箱本。在实践上，与袖珍本概念极难区分。 袖珍本 袖珍本亦指开本较小，便于随身携带的书本。其取义，盖因其开本极小，可藏于怀袖中携带。清代内府刻书集中在武英殿进行。历年雕印经、史所用版片极多，这当中有不少裁截下来的小块木料或版片。“高宗以校镌经、史，卷帙浩繁，梨枣解材，不令遗弃，仿古人巾箱之式，刻袖珍版书。”后世将当时遵照高宗旨意，于乾隆三十年(1765)用零材短板刻成的小版框小开本的《古香斋十种》，就称为袖珍本。直到今天，对小开本书仍常以袖珍名之。 初刻本 凡第一次镌刻的书均可称为初刻本。 重刻本 重刻本是相对于原刻本而言的。凡确知一书是重刻于某本，方可称为重刻本。然其情况复杂，与初刻本相关，没有确切的把握，不能随便运用重刻本的概念。且重刻与翻刻(覆刻)意义相近，容易混淆。重刻本就是将经过校勘的底本重新雕刻，其行款版式可与原底本同，也可以不同。翻刻虽也是重刻，但翻刻则是依底本原式照翻，非但行款字数一仍其旧，甚至讳字、刻工姓氏也照样翻雕。所以在运用重刻本称谓时，一方面要注意它是重刻某本，一方面还要注意它是否为翻刻。 翻刻本 翻刻本也称覆刻本。 影刻本 影刻本是以某一版本为底本，逐叶覆纸，将原底本的边栏界行、版口鱼尾、行款字数等，毫不改变地照样描摹或双勾下来，然后将描摹好的书叶逐一上版镌雕。这样雕印出来的书，因为版样是影摹下来的，对于那个原底本来说，就称为影刻本。影刻本书多发生在影刻宋元本书上。因为宋元本书传至明末清初，已属罕见。为了保存传本，流布久远，便常常采用这种影刻的办法。由于它能保持原底本的风貌，故历来为藏书家和版本家所珍重。 重修本 重修本也称为修补本或修补版。古书版片由于多用梨、枣等硬木，故可流传使用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其间由于屡经刷印或遭受其他灾害，又很容易造成版片的缺损，所以再要进行刷印时，对其中缺损的版片就得重新加以修补。用这种修补过的旧版片刷印的书，在版本著录中就称为“×朝××年××人刻×朝××年重修本”。经过修补的版片，因为时代、刻工、技术的不同，呈现出来的版框、版心及字体风格等，与未经修补的就不尽相同，甚至墨色也显得不同。所有这些都是比较容易鉴别的。 重修本运用在家乘、地志等书时，要特别注意其另外的含义。中国地志之书浩如烟海。每换一任或几任地方官，就常常重修一次该地的方志，载入风土民情、山川地理、物产资源、名胜古迹、建置沿革、地亩四至、先贤仕宦、历朝贡举等新内容，以便掌握该地情况，实施封建管理。但有时因初修不久，有时因财力不敷，没有必要或没有能力另纂新志时，也常常修补旧志版片，或在旧版片的相应内容下增刻新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分别著录：只是修补旧版重新刷印的，应著录“×朝××年刻××年重修本”；若是在旧版本相应内容下增刻了新的内容，就得著录为“×朝××年刻××年增修本”。在著录志书重修本和增修本时，还要特别注意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这是极易发生混乱的地方。就是在版本著录为“重修”或“增修”的两种情况下，其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都只能是原来纂修的时代。若是志书书名前已明确冠有“重修”字样，则这里的重修决非重新修补版片之义，而是此志已经重新纂修之义。 递修本 凡一书版片经过两次及两次以上修补而重新刷印出来的书本，均可称为×朝××年刻×朝××年递修本。这种递修重印的古书在现存的中国古籍中为数还不少。有名的如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的《六经正义》，多数到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就曾两次递修重印过。又如南宋绍兴年间蜀中眉山地区所刻的《眉山七史》，其版片元代以后递有修补。明洪武年间版片移入南京国子监，一直到正德、嘉靖、万历时，还曾修补重印。到清代顺、康、雍、乾时，这套版片还存贮于江南布政使司衙门库中，嘉庆时才毁于火。明南京国子监刻的《玉海》，其版片自正德、嘉靖以后即屡经递修。万历十六年(1588)赵用贤、康熙三十六年(1697)李振玉、乾隆三年(1738)熊木，都曾修补重印。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递修本。 朱蓝印本 朱蓝印本，是指古代书版雕完，在正式刷印之前常要试印，以检查是否有错字和着墨是否均匀，以便进行修整。这时使用的颜色常用红或蓝色，目的在于醒目，便于发现版面上的问题。此种试印的书，红颜色者，就称××刻朱印本；蓝颜色者就称××刻蓝印本。这种印本因为是新版初试，字画清晰，刀法剔透，初印精美，加上印数少，传世罕，历为版本家和藏书家所看重。 四库底本 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卷帙浩繁的大丛书，共收3507种，79337卷。在开馆纂修前及整个纂修过程中，广征天下遗书，故从全国各地进献的图籍数以万计。书到北京，全都送到翰林院点收，加盖翰林院关防，以备选用。有人将这些都称为四库底本，这是不对的。确切的概念，四库底本指的是被《四库全书》收入而作为誊抄底本的那些书，而不是指进过翰林院，钤有翰林院关防，实际却未被《四库全书》录入的书。

中国的古籍包罗万象，涉及人文领域的古籍是推动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古籍整理是基础性工程、综合性工程

一般说来，古籍整理就是对古籍进行标点、校勘、注释或者影印。与从前的私塾教育相比，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基础教育中旧学的部分有所削弱，大部分人对于古代文献接触较少，所以需要对古籍进行新式的标点和校勘以及注释、翻译，既有利于广大读者阅读，也为文史研究提供基本的文献资料。整理古籍的过程，也是对古代文献所反映的思想进行理解和消化的过程。对古籍中一个字、一句话的理解不准确，后续的研究就可能出现偏差。以汉代王充的《论衡》为例，一位前辈学者在其著作中认定《论衡》的某些思想是唯物的、某些思想是唯心的，裘锡圭先生的《读〈论衡〉札记》从文字学角度深入分析相关字、句的意义，得出的一些结论与那位前辈截然相反。学术研究是一个整体，作为基础性研究的古籍整理与对某部作品、某位作家的研究是相互呼应、相互配合的两个环节，不应该有高低之分。

中国的古籍包罗万象，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涉及人文领域的古籍是推动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仅就道德而言，从个人品德到社会公德，以至维系社会和谐稳定，古籍里都有所涉及。从这个角度看，古籍整理不仅是一项基础性工程，而且是一项综合性工程。

我们要尊重学术工作的特点，按学术规律办事，不能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研究

从整体上看，建国以来的古籍整理工作发展是健康的。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领导同志的关心下，中华书局组织点校出版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和《清史稿》，为后来的古籍整理工作开了一个好头。上世纪80年代，最有价值、最有分量的古籍整理工作要数全国高校古委会规划组织的“九全一海”，即《两汉全书》《魏晋全书》《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全元戏曲》《全明诗》《全明文》《清文海》等10部断代诗文总集的整理。这项工程有系统性、有目的性地把历代的主要诗文都涵盖进来，对于研究每个朝代的文化是重要的基础典籍。在普及方面，全国高校古委会组织了全国高校20个古籍研究所的专家，用近10年时间编写了一套《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精选从先秦到晚清的134部文史名著进行注释、翻译和解题，对普及传统文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这几项成就的基础上，今后的古籍整理工作要把精力放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要典籍的进一步整理，把标点、校勘、注释做得更准确、更深入，使之成为经典，能够流传后世，多年来很多学者都在为之努力;二是要推动海外汉籍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我们把很大精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近年，在新闻出版总署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领导、规划下，古籍出版工作开展得很有章法，取得了突出业绩。全国20多家古籍出版社有个联合体，简称“古联体”，在新闻出版总署的统筹下承担了主要的古籍出版任务，出版了很多好书。但不容忽视的是，现在的古籍整理工作中有一股浮躁的作风。有些整理者没有古籍整理的基本功，也没有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经验，就开始整理古籍，甚至主持重大项目，这样整理出来的古籍质量一定没有保证。有些重大项目，不经充分的专家评议、论证，就轻易上马，造成了巨大的资金浪费和荒唐的学术行为。我们讲“学术独立”，就是要尊重学术工作的特点，按学术规律办事，不能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研究，作出草率的决策。

海外所藏汉籍具有很高的版本、文献价值，应该把有价值的古籍影印复制回来，推动学术研究发展

宋元善本古籍的主体部分在中国，但海外所藏汉籍也具有很高的版本、文献价值。像日本收藏的1000部左右宋元版汉籍，有相当一批是孤本；或者是同一种书，日本藏的版本更早；或者是同一版本，日本藏的是全本，而国内只有残本。比如元代彭寅翁刻《史记》，现在世界范围内存9部，大陆和台湾有5部，日本有4部，9部中只有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和天理图书馆所藏的两部是全本。再如北宋刻本《史记》世界仅存3部，日本大阪的杏雨书屋藏本与北京国家图书馆、台湾傅斯年图书馆的藏本不是同一版本。这些有价值的古籍通过各种途径流传出去，原本回归已经基本不可能了，但我们应该关注这些汉籍的情况，把有价值的古籍影印复制回来，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相关工作，日本宫内厅藏68种宋元版汉籍的影印本即将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日本国会图书馆、内阁文库（国立公文书馆）藏本的影印工作也已经完成，今后逐步扩大日本各藏书机构汉籍影印工作。此外，《美国图书馆藏宋元版汉籍图录》即将出版，也是由我们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外所藏汉籍善本丛刊》正在有序进行。

海外汉籍整理并非简单地影印复制，存在着多重困难:首先是人才队伍建设，需要一批既懂古籍又懂外语的专业人才，对海外汉籍进行版本鉴定和影印整理工作，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的144种宋元版汉籍中，经我们鉴定、考证后，有4种不是宋元版，而是明版；第二是经费支持，国外有的藏书机构需要支付较高的复制费用；第三是需要与海外各藏书机构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以便于工作的顺利开展。

古籍定级标准。当然只是古籍，而且只是汉文古籍。当然，如果有甲骨、简册、帛书、敦煌遗书、金石拓本、舆图、书札、鱼鳞册、契约、文告、少数民族语文图书、以及域外翻刻、抄写的古籍(外文古书、或者是中国古籍的和刻本、高丽本)等等，都有收藏价值。而且近现代的书籍，有很多也具有收藏价值。比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

古籍定级标准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古籍基本术语和定义,以及古籍的级别和等次

本标准的适用范围:全国各级各类型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的古籍保护,整理和利用工作,同时供出版,教学,科研及国内外相关业务单位使用

2术语和定义

21古籍

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

22版本

一书经过抄写或印刷而形成的传本指书籍具有的特征,如书写或印刷的各种形式,内容的增删修改,一书在流传过程中卷帙的存佚,以及书中所形成的记录,如印记,批校,题识等

221写本

缮写而成的书本习惯上对宋及宋以前缮写,宋代以后著名学者及名家缮写,历代缮写的佛道经卷等均称写本;历代中央政府组织编纂缮写的巨帙原本,如明辑《永乐大典》,清修《四库全书》等,亦称写本

222稿本

指作者亲笔书写的自己著作的底本分手稿本,清稿本和修改稿本

223抄本

以某一传本为底本,抄写而成的书本习惯上对元及元以后抄写的书本称为抄本

224影抄本

也称影写本以某一传本为底本,按照底本文字的行款格式,版框大小,文字内容,——摹抄,其版面形象与底本惟妙惟肖,故名

225彩绘本

用多种颜色绘制而成的书本

226刻本

雕版印本的简称指雕刻木板,制成阳文反字印版,而后敷墨覆纸刷印而成的书本

2261初刻本

第一次刻版印制的书本

2262重刻本

依据某一底本而重新刻版印制的书本

2263翻刻本

也称覆刻本按照某一底本翻雕印制的书本

2264影刻本

按照某一底本原样摹刻印制的书本

2265重修本

也称修补本或修补版指用修补过的旧版刷印而成的书本

2266递修本

用经过两次或两次以上修补过的旧版刷印而成的书本宋代的雕版,经宋元两代修补后在元代刷印成的书本称宋元递修本,或经元明两代修补在明代刷印成的书本称元明递修本,或经宋元明三代修补在明代刷印成的书本称宋元明递修本,亦称三朝递修本

2267朱印本

在版面上敷以朱色,覆纸印成的书本

2268蓝印本

在版面上敷以蓝色,覆纸印成的书本

227活字本

活字印本的简称选用单体活字,按照书的内容,摆成印版,敷墨覆纸印成的书本按照活字制作材料的不同,分为泥,木,铜,锡,铅活字等活字印刷是宋仁宗庆历时(公元1041-1048年)毕升所发明,用胶泥制字,火烧使坚,摆版印刷这一发明较德国谷登堡使用金属活字排版早四百年元代又创制木活字2271泥活字印本

制造泥活字摆成印版,敷墨覆纸印成的书本

2272木活字印本

制造木活字摆成印版,敷墨覆纸印成的书本

2273聚珍版印本

简称聚珍版指清武英殿用所制木活字摆版印成的丛书本清乾隆皇帝采纳金简建议,在武英殿制造大小木活字,用以选印收入《四库全书》而又为世所急需的稀见之书乾隆皇帝以"活字"名称不雅,诏以"聚珍"名之用此木活字摆印之丛书称为内聚珍;后各省官书局据以翻刻,其所刻印之书称为外聚珍

2274铜活字印本

制造铜活字摆成印版,敷墨覆纸印成的书本

228套印本

套色或套版印成的书本,包括套色印本和套版印本两种早期为一版分色套印,元代以后发展成两版或多版分色套印

2281套色印本

也称敷彩印本指在一块雕版上,根据不同需要,敷以不同颜色而印成的书本

2282套版印本

用两套或多套大小相同的书版,分别敷以不同颜色,依次刷印而成的书本

2283朱墨套印本

以朱色和墨色两种颜色套版印成的书本

2284多色套印本

用三种以上颜色套版印成的书本,包括三色,四色,五色套印本等

2285饾版印本

雕刻多块印版,分别涂以不同颜色,依次刷印而成的书本为了表现山川云雾,草木虫鱼,花鸟禽兽,建筑陈设等富有立体感,将一叶图文或一个局部,分别刻成多块小木版,而后分层分色套印因每块雕版小如饾钉,故名

2286拱花印本

雕刻多块凹凸印版,根据内容需要,依次嵌合挤压而成拱起于纸面的各种图形的书本用以凸现山川云雾,草木虫鱼,花鸟禽兽及建筑陈设等造型的立体感

2287饾版拱花印本

同时运用饾版,拱花两种技法印制而成的书本

229钤印本

钤盖图章而成的书本

2210磁版印本

选用特制泥土制成泥版,刻成阳文反字,火烧令坚,敷墨覆纸而印成的书本

2211活字泥版印本

选用阳文反字的木质雕版作为字源,将特制泥条的一端压于木质雕版的一个文字上,制成一个阴文正字的泥质字模,再按照书的内容,选用对应的泥质字模,压于特制的泥版上,制成阳文反字的泥质版,在泥版上敷墨覆纸而印成的书本

2212铜版印本

以铜为版,施以腐蚀药剂制成印版,而后敷墨覆纸印成的书本

2213影印本

以某一版本为底本,用照相的方法制成印版,上机印刷而印成的书本

22131珂罗版印本

又称玻璃版印本用照相的方法,把图文晒印在涂有感光胶层的玻璃版上制成印版,上机印刷而印成的书本

2214石印本

利用多孔石质平版,经处理后制成印版,上机印刷而印成的书本

2215批校题跋本

指书中带有批,校,题,跋的书本对书的内容进行品评而形诸叶面的批语谓之批;依据不同传本和有关资料,与底本文字进行核勘,记载核勘文字谓之校;批,校均具者谓之批校;学者或藏书家对某一传本的内容,版本源流及其价值等所写的评论,鉴赏,考订,记事等,统称题跋,也称题识

2216过录本

将其他传本中所载的他人批校文字照样移录过来的书本

2217孤本

指一书世传只有一部的书本,或指一书的某一版本世传只有一部的书本国内单传者,称为海内孤本;全世界单传者,称为海内外孤本

2218善本

具有比较重要历史,学术和艺术价值的书本大致包括写印年代较早的,传世较少的,以及精校,精抄,精刻,精印的书本等

2219普本

普通版本的简称,相对善本而言指具有一定历史,学术和艺术价值的书本

23三性原则

指认定古籍所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价值的准则制定本标准,遵循三性原则,以古籍所具有的三性价值作为定级依据历史文物价值侧重以版本产生的时代为衡量尺度,学术价值侧重以古籍反映的内容为衡量尺度,艺术价值侧重以版本具有的特征为衡量尺度在现存古籍中,凡具备三性价值,或具备其中之一之二者,可据以定级

24不唯时限原则

指确定古籍的级别,不把历史文物价值作为唯一依据的准则凡古籍按历史文物价值(有时限)衡量,应属下一级别;而按学术或艺术价值(不唯时限)衡量可列入上一级别者,即可将其定为上一级别

25等次上靠原则

指将古籍等次上靠的准则根据一书所具有的特殊价值,主要指其在流传过程中所形成的记录诸如题跋,校勘及印记等,宜上靠一个或两个等次

26等次下调原则

指将古籍等次下调的准则侧重考虑一书的书品好坏和完残程度,凡属下乘者,宜下调一个或两个等次

3定级标准

古籍分为善本和普本两部分将具有珍贵价值的善本划分为一,二,三级;将具有一般价值的普本定为四级一,二,三级之下划分等次;四级之下,不分等次具体条款如下:

31一级古籍定级标准

具有特别重要历史,学术,艺术价值的代表性古籍

——元代及其以前(包括辽,西夏,金,蒙古时期)刻印,抄写的古籍

——明清时期各学科名家名著的代表性稿本

——明清时期著名学者的代表性批校题跋本

——明清时期朝廷组织编篡的代表性巨帙原本

——明代及其以前铜活字印本,木活字印本,套版印本,饾版印本,拱花印本,饾版拱花印本及用特殊技法印制的各种有代表性书本

——明代及其以前用特殊纸张写印,具有特殊装帧形式的代表性书本

——清代磁版印本,活字泥版印本

311一级古籍甲等

北宋及北宋以前(包括辽,西夏时期)刻印,抄写的古籍

312一级古籍乙等

元代及其以前(包括南宋,金,蒙古时期)刻印,抄写的古籍

313一级古籍丙等

——明清时期各学科名家名著的代表性稿本

——明清时期著名学者的代表性批校题跋本

——明清时期朝廷组织编纂的代表性巨帙原本

——明代及其以前铜活字印本,木活字印本,套版印本,饾版印本,拱花印本,饾版拱花印本及用特殊技法印制的各种有代表性书本

——明代及其以前用特殊纸张写印,具有特殊装帧形式的代表性书本

——清代磁版印本,活字泥版印本

32二级古籍定级标准

具有重要历史,学术,艺术价值的古籍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刻印,抄写的书本

——明清时期各学科名家名著的重要稿本,刻本,抄本

——明清时期著名藏书家的重要批校题跋本

——清乾隆及其以前内府刻印,抄写的书本,禁毁书,四库零帙及四库底本

——明清时期影刻,影写宋元版本,元代及其以前人著作的明清时期初刻本,明清时期写印元代及其以前人著作而成为现存最早的版本

——历代行用较短的年号,如明代的洪熙,泰昌,南明的弘光,隆武,以及清代的祺祥等,或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时期,如大顺,太平天国及其他农民革命政权刻印,抄写的书本

——明末及清乾隆六十年以前的木活字印本,套印本及铜版印本等

——明代朱印本,蓝印本,印谱

——明末清初精刻精印本,或带有精美插图的戏曲,小说等

——清代泥活字印本,铜活字印本

321二级古籍甲等

明洪武元年(公元l368年)至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刻印,抄写的古籍

322二级古籍乙等

明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至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刻印,抄写的古籍

323二级古籍丙等

——明清时期各学科名家名著的重要稿本,刻本,抄本

——明清时期著名藏书家的重要批校题跋本

——清乾隆及其以前内府刻印,抄写的书本,禁毁书,四库零帙及四库底本

——明清时期影刻,影写宋元版本,元代及其以前人著作的明清时期初刻本,明清时期写印元代及其以前人著作而成为现存最早的版本

——历代行用较短的年号,如明代的洪熙,泰昌,南明的弘光,隆武,以及清代的祺祥等,或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时期,如大顺,太平天国及其他农民革命政权刻印,抄写的书本

——明末及清乾隆六十年以前的木活字印本,套印本及铜版印本等

——明代朱印本,蓝印本,印谱

——明末清初精刻精印本,或带有精美插图的戏曲,小说等

——清代泥活字印本,铜活字印本

33三级古籍定级标准

具有比较重要历史,学术,艺术价值的古籍

——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至清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刻印,抄写的古籍

——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以后翻刻,传抄宋元版及稀见明清人著作的书本

——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以后过录明清著名学者,藏书家批校题跋的书本

——清代中晚期精刻精印本,仿刻覆刻宋元版本,朱印本,蓝印本

——清代中晚期采用西方凸版,平版等印刷技术印制的铅印本,石印本,影印本的最初版本,一般木活字印本及彩绘本

——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的钤印本

331三级古籍甲等

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至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刻印,抄写的古籍

332三级古籍乙等

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至清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刻印,抄写的古籍

333三级古籍丙等

——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以后翻刻,传抄宋元版及稀见明清人著作的书本

——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以后过录明清著名学者,藏书家批校题跋的书本

——清代中晚期精刻精印本,仿刻覆刻宋元版本,朱印本,蓝印本

——清代中晚期采用西方凸版,平版等印刷技术印制的铅印本,石印本,影印本的最初版本,一般术活字印本及彩绘本

——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的钤印本

34四级古籍定级标准

具有一定历史,学术,艺术价值的古籍

——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刻印,抄写的书本

——民国初年著名学者以传统著述方式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而形成的稿本,初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