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以来，壮族先人历代分别称为西瓯、骆越（雒越）、南越、濮、僚、俚、溪峒蛮、乌浒，在宋代史籍中始称为“撞”、“僮”、“仲”，明清时也有称为僮人、良人、土人的。

　壮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现代民族学、历史界一般公认壮族是由中国古代岭南的越人的一支发展而来。她与周奉时期的西瓯、骆越，汉唐时的僚、俚（译音“俚”字，实是壮语中对“蛇”的称呼）、乌浒，宋以后的僮（撞、獞）人、俍（狼）人、土人等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壮族舞蹈》 陈玉先

壮族与百越中的西瓯、骆越是一脉相承的，从汉至唐初，壮族地区不断的主动或被动的接受汉语言文化，在今壮族地区出现了一些“雄于乡曲”的大姓，如番禺的吕氏，高凉、合浦的冼氏，钦州的宁氏等，称为“百越大姓”，各自雄居一方。唐代，曾把岭南道分置岭南东、西两道，设五府经略使于广州，下分五管。其中桂、邕、容三管都是壮族先民的聚居区。两宋、元、明时期，中央王朝加强了对岭南地区的统治，建州县、派官史、征贡赋，中央王朝在壮族地区实行的羁縻州县制度，任用壮族有名望之人为土司管理本族。而中央政府的漠视及土司的横征暴敛给壮族人民带来的沉重负担使壮族人民不堪其奴役，多次反抗。唐朝的西原“黄洞蛮”起事，宋朝侬智高起义，明朝的俯江农民起义，清朝数百年不间断的起义直到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就起事于这片地区。但历次起义都遭到了镇压而告失败。壮族人民在抗击法国殖民者入侵、辛亥革命斗争和抗日战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壮族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壮族主要居于岭南。岭南地区自远古时代就有人类居住，在先秦时代，壮族就属于百越的骆越、西瓯等，远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有柳江县的“柳江人”和，“甘前人”，来宾市的“麒麟山人”，荔浦县的“荔浦人”。都安县的“干淹人”和“九楞山人”，柳州市的“白莲洞人”和“都乐人”桂林市的“宝积岩人”，田东县的“定模洞人”，灵山县的“灵山人”等等。这些古人类所在的区域，恰好是壮族先民的 壮族

活动地域，也是今天壮族的聚居地区。据此部分专家推测壮族为这些古人类的后代。　先秦时期，广西为骆越国，居住着百越中的"骆越"、"西瓯"、"苍梧"人。骆越国是岭南壮族祖先著名的方国，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其中提到“路人大竹”，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云：“路音近骆，疑即骆越。”路即骆，此说中的。《逸周书》亦称《周书》，乃先秦古籍，多数篇章出于战国，其中所记商周之事，必有所本。在《吕氏春秋·本味》里，又提到“越骆之菌”，汉代高诱注：“ 越骆，国名。菌，竹笋。”越骆是汉语提法，意为越（山）谷或越鸟，越人语言倒装为骆越。“僮”这个民族名称，是南宋时出现的。宋人李曾伯在上宋理宗的“奏议”中，曾提到宜山有“僮丁”。宋人朱辅在《溪蛮丛笑》中进一步指明南方“洞民”“有五：曰苗、曰瑶、口嘹、曰獞、曰仡佬”。以后历代均多沿用“獞（僮）”名，到明代“獞”名引用逐渐增多，但往往与“瑶”并举。到清代对“獞（僮）”名的引用已遍于广西各地。1949年后，经过深入调查和进行民族识别，人民政府把广西、广东、云南等地自称“布壮”、“布土”、“布农”、“布泰”、“布班”、“布陇”、“布诺”、“布衣” 、“布民”、“布越”、“布寮”、“布雅衣”、“布曼，”等等的人们统一称为僮族。后因“僮”字的含义不够清楚，又容易读错音，一九六五年，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倡议，把“僮”改为“壮”，把“僮族”改为“壮族”。

旧称僮族,壮文：Bouxcuengh

壮族主要居于岭南岭南地区自远古时代就有人类居住,在先秦时代,壮族就属于百越的骆越、西瓯等,远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有柳江县的“柳江人”和,“甘前人”,来宾市的“麒麟山人”,荔浦县的“荔浦人”都安县的“干淹人”和“九楞山人”,柳州市的“白莲洞人”和“都乐人”桂林市的“宝积岩人”,田东县的“定模洞人”,灵山县的“灵山人”等等这些古人类所在的区域,恰好是壮族先民的活动地域,也是今天壮族的聚居地区据此部分专家推测不排除壮族为这些古人类的后代

先秦时期,广西为骆越国,居住着百越中的"骆越"、"西瓯"、"苍梧"人骆越国是岭南壮族祖先著名的方国,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其中提到“路人大竹”,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云：“路音近骆,疑即骆越”路即骆,此说中的《逸周书》亦称《周书》,乃先秦古籍,多数篇章出于战国,其中所记商周之事,必有所本在《吕氏春秋·本味》里,又提到“越骆之菌”,汉代高诱注：“ 越骆,国名菌,竹笋”越骆是汉语提法,意为越（山）谷或越鸟,越人语言倒装为骆越“僮”这个民族名称,是南宋时出现的宋人李曾伯在上宋理宗的“奏议”中,曾提到宜山有“僮丁”宋人朱辅在《溪蛮丛笑》中进一步指明南方“洞民”“有五：曰苗、曰瑶、口嘹、曰獞、曰仡佬”以后历代均多沿用“獞（僮）”名,到明代“獞”名引用逐渐增多,但往往与“瑶”并举到清代对“獞（僮）”名的引用已遍于广西各地1949年后,经过深入调查和进行民族识别,人民政府把广西、广东、云南等地自称“布壮”、“布土”、“布农”、“布泰”、“布班”、“布陇”、“布诺”、“布衣” 、“布民”、“布越”、“布寮”、“布雅衣”、“布曼,”等等的人们统一称为僮族后因“僮”字的含义不够清楚,又容易读错音,一九六五年,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倡议,把“僮”改为“壮”,把“僮族”改为“壮族”

要了解广府文化，先要弄清广府民系。了解了广府民系，则粤方言的形成与覆盖的理据就不难明白了。

有两个古岭南的战斗故事，可助我们了解广府民系分布地区古代社会的变化。一个是秦军统帅屠睢（sui) 死于南越族人的游击战中，另一个是赵佗为完成南越国统一大业而巧设美男计。 距今约129万年以前，岭南出现了早期古人（马坝人）。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屠睢为统帅，率领50万大军兵分五路，向五岭之南进军。其中一军驻扎在余干（今江西余干），一军扼守南野（今江西南康），一军守镡城之岭（今广西桂北越城岭），一军占据九疑要塞（今湖南宁远境内），还有一军“处番禺之都”（今都庞岭附近，属连县）”(“处番禺之都”之意争论不休，今从“五百里为都”之意。参见《广州文博》l993～1995集刊李龙章《番禺城始建年代及相关问题探讨》。在强大的秦军进攻下，力量分散的百越各小国只好退出部落聚居地，躲入密林深谷之中打游击。屠睢攻占番禺后，急于推行暴秦的各项制度，以为可以压服越族人。但是越族人，不肯屈服于秦军的暴力，同心驱逐外敌，他们利用熟悉地形、善于水战与爬山设伏的长处，白天隐伏于山林之中，晚上四出偷袭中的西瓯族人还发动了一次大攻击，杀得秦军尸横遍野，并击毙其统帅屠睢。这故事显示了岭南原住人的刚强善战与不屈服于暴力的本根文化。

明末清初“岭南三大家”之一的陈恭尹有诗句云，“五岭水浮天。”（《九日登镇海楼》），可借来形容古越族人所处的地理环境。

春秋战国时期，岭南还是百越族的世界，广东的青铜时代始于商末西周，但广东当代出土的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文物仅有5件，不过，出土的战国时期青铜器却达1000多件，其中，不少还是本地铸造的。由此可见战国时岭南百越族的生产力已有一定的发展。

商与西周时代，广东先民便与中原商、周王朝有了经济文化往来。春秋战国时代，岭南与吴、越、楚国关系密切，交往频繁。

先秦时，岭南的番禺、肇庆、罗定、清远、四会、广宁、揭阳等地，已有越族的“小国”，如称为番禺、缚娄，阳禺等市镇型小国。这些“小国”是部落联盟发展的结果，虽然并没有在岭南建起一个统一国家政权，但已是贸易商品的最初集散地。

岭北楚国商人也常来此贸易，出现语言交流现象，因此成熟后的粤语也还带有一些楚音。那时，番禺的珠玑、翡翠、犀角、象牙等名贵商品，已扬名中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既想扩大领土，也垂涎番禺的名贵商品，遂出兵岭南。

屠睢身亡后，秦军还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百越族人也奈何不得强大的秦军，双方僵持不下，形成“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弯”之势。 起初岭北到岭南的交通不畅，影响着秦军的给养。后来，秦将监禄（一说监为官衔，名史禄）率工兵在海阳山开凿一条水道，连通了湘江与漓江，民间称为秦凿渠，也称零渠（唐代时改称灵渠）。于是，粮草可以从岭北水运至岭南，解决了秦军给养问题，使秦军得以打持久战。

后来，秦始皇派任嚣为统帅，率领赵佗等将领，出动楼船沿秦凿渠南攻百越。水军参战，增强了秦军的战斗力，加上任嚣、赵佗步步为营的同时，善于安抚越族人，恩威并用之下，终于逐渐平定了越族的反抗。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了岭南，设置南海、象、桂林三郡。其中的南海郡，南海郡辖境是东南濒南海，西到今广西贺州，北连南岭，包括今粤东、粤北、粤中和粤西的一部分，今广东省的大部分地区属南海郡。南海尉任嚣在郡治番禺筑城，世称任嚣城，这就是广州建城之始。

任嚣、赵佗率军南下之时，秦皇已命一批游民。商人随军移民；统一岭南后，秦守军号称50万；设南海郡；秦二世元年（前209），赵佗上书皇帝，奏请拨3万名无夫家的女性来南海郡为士卒补衣和照顾生活，秦二世拨给15万名女性，这一系列举措，使南海郡的“中县人”（汉族人）大大增加。他们带来了中原文化，也带来中原的先进生产工具与技术，更加促进了南海郡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任嚣、赵佗采取民族和睦政策，使汉、越民族融洽相处。由于族群交流的需要，原住民语言逐渐吸收古汉语，出现雏型粤语。

任嚣任南海尉时，赵佗任龙川令。他们经营南海郡数年后，中原反抗暴秦苛政的义军四起。任嚣看到秦失人心、早晚覆灭的形势，也看到岭南有拥兵自重的有利地势，便萌发割据之心。无奈病魔不许他再称雄，他只好把希望寄托到心腹将领赵佗身上。任嚣病危之际，委托赵佗代理南海尉一职，并把割据岭南的计划告诉他，希望他不要错过机会，赵佗欣然受命。

赵佗（一些古籍写作赵他）原籍巨鹿郡东垣县（今河北真定），他不但有治军之才，也有治政之才。任嚣逝世后，他首先令横浦、阳山、湟溪等五岭关隘的守军塞绝通岭北的通道，以防北兵南来。接着，清洗不听号令的秦朝官吏，安插亲信担任重要职务，为称王立国奠定基础。公元前206年，刘邦称帝，建立汉朝，暴秦终于退下历史舞台。次年，赵佗发兵进攻桂林、象两郡，赵佗巧设美男计的传说，说明他进攻时发生过激烈的对抗。 那时，骆越国之主“后蜀王子”自称“安阳王”，手下有一位“神人”辅佐。传说这位神人名皋通，制作了一张神弩，一发能杀300人！这种神奇武器令赵军连吃败仗，于是赵佗暗派太子始潜入安阳王宫。由于太子始生得一表人才，又能言善辩，遂使安阳王之女媚珠芳心大悦。为了讨太子始的欢心，媚珠竟盗出神弩，交给太子始毁掉，赵侬遂得击溃安阳王。这个传说不能说绝对真实，但也说明了赵佗平定岭南并非轻而易举。

赵佗通过武力进攻与拉拢雒越族各首领等计，终于使大多数雒越族各部落归心。他又把象郡分为交趾、九真二郡，任用友好的雒越人首领为长官，把原来的岭南三郡牢牢控制于掌中。从此，岭南出现安定的局面。公元前204年左右，赵佗自称南越王，建南越国，在国都番禺扩建任嚣城，史称赵佗城或越城。1997年，在广州中山四路原市文化局的地下揭出南越国御苑遗址，震动国内外。专家们推测，南越国宫苑的中心在今广州儿童公园范围内。 南越国初创时，其统治范围是：北界西起今广西三江、龙胜县南境，经兴安严关、恭城、贺县，历广东连山、阳山、乐昌、南雄等县一段，再折向南经连平、和平、蕉岭；东界从福建永定、平和、漳浦等地到达南海；西界为今广西环江、河池、东兰、巴马、百色、德保，与夜郎、句町等国接壤；南界到今越南中部长山山脉以东及大岭一线以北。国都番禺处于东、西、北三江交汇之处，航运已有一定发展，成为犀、象，毒冒，珠玑、果布等商品云集的都会，引来不少客商，语言交流增加，促使雏型粤语进一步变化。

由于越族人多，中县人居于南越国也只得入乡随俗。赵佗对越俗的态度是“良则从之，恶则禁之”。汉高祖为与赵佗结好，派陆贾南来作说客，赵佗接见他时穿越俗服装，束发插椎。席地交股而坐。赵佗除了带头与越俗同化外，还大力提倡汉越通婚，赵家与越族名门吕家结为秦晋之好，融洽了汉越关系。他还推广中原的语言文字，使华夏文化在国中占了重要地位，越族语言因而更加与夏语融合，雏型粤语得以进一步发展。

后来，对中县人有较强抗拒心理的部分越族人向西江流域或西南方的茂名、徐闻、合浦，乃至广西迁移，使粤语地域有所扩大。 赵佗推行友好睦邻的政策，对汉朝，只有几年关系不好，其他时间皆友好往来。赵佗于公元前196年臣服于汉朝，使汉越贸易合法化，中原地区获得南越国的特产，南越国也得到中原提供的农业生产必需品，如铁器工具及马、牛、羊等牲畜。后来吕后执政时，歧视南越，断绝供给南越生产必需品。赵佗一怒之下于吕后五年（前183）自尊为“南越武帝”，发兵攻打长沙，吕后便派兵攻打南越，却攻不进岭南。吕后死后，汉文帝再派陆贾南来，与赵佗尽欢而别，陆贾还朝时，赵佗进贡了一批珍品给汉文帝。托陆贾带回的赵佗《报文帝书》是见于典籍最早的岭南文学作品，此后，岭南与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再次增强，使岭南的经济顺利发展。

赵佗活了一百余岁，南越国历五主，到汉元鼎六年（前111年），终为汉朝所灭。汉灭南越国后，在岭南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九真、交趾、日南、珠崖、儋耳等9郡。元封五年（前：106年），设交趾部统辖上述9郡，交趾部的治所设于广信（广信，是古代两汉时期的交州首府，位于现今广西梧州、贺州与广东封开一带，即西江与贺江交汇一带。）。史家认为，广信之名寓“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之意。广信位于岭南腹心之地，地处漓江、贺江、西江交汇之口，扼水陆要冲，故为汉代所重视。此后，广信作为岭南的政治、文化中心，发展了300余年，其对粤语的发展是颇有影响的。 晋代，大批中原人南迁岭南，也把中原的汉语带到岭南。至唐代，有诗人咏道：

北人避胡多在南，

南人至今能晋语。 唐代，商业的交流在番禺一带更盛，还有官员被贬到岭南，皆使粤语吸收了不少中原语音。与此同时，粤语在发展过程中变得更规范化与书面化，形成比较独立的语言体系。

今日的粤语还保留着较多中古时代的汉语语音，且看杜甫的一首五言律诗：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朗读此诗，广州话比普通话更押韵。因为，深、心、金、簪这四字粤语音同韵，而普通话现代语音中却不同韵。另外，“家书抵万金”的“抵”字，广州人一读已知是“值得”之意，但北方人一般不理解。这是因为粤语保留了部分中古音与古词汇。粤语还保留了古四声，故广州人学起近体诗声韵时也较容易掌握。

唐末宋初，粤语在构词、语法、读音等方面，也都成熟起来，整体上也已经十分接近唐朝古语。其语音、词汇，大体已奠定了现代粤语的基础。唐朝灭亡至南宋灭亡，燕云十六州沦陷达四百年之久，这一时期数量庞大的中原汉人源源不断经珠玑巷南下珠江三角洲，这是最后一次拉近粤语和中原汉语差别的时期。唐宋时期可被视为粤语的定型时期，因此现代粤语仍能对应宋朝《广韵》的发音，但难以对应元朝或以后的古汉语发音。到了南宋，粤语已与北方汉语语音相距甚远了，广州与珠江三角洲一带，也成了粤语流通区域的主体。元代，虽有大批随宋末小朝廷南下的官民留居广州地区，带来不少北方语言，但己产生不了多少作用，明代，粤语已与现代粤语大体相同，清至民国，由于与外国人交往增多，粤语中也吸收了一些外来语。随着广府人出国及迁居港澳者增多，粤语的影响更加扩大。

广府民系的“广府”怎样解释？这是因为唐代对广州一带已有“广府”之称，而明清更有以广州为治所的广州府，广州府人简称广府人。广府民系的人口组合是怎样的呢？学者认为，岭南三大民系——广府民系、福佬民系、客家民系，其人口组合大致在宋元之际形成，虽同属岭南汉族居民，但也有不同的文化特征。 珠玑巷移民，可以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指珠玑巷本身及附近居民的迁徙；广义则泛指经由珠玑巷迁徙，包括取道珠玑迁徙者和狭义的珠玑巷移民。珠玑巷的居民，又可分入迁和出徙两种。入迁，是又外地迁入珠玑巷及附近地区，出徙则指离开珠玑巷迁入别的地区。

一、自周末至宋代珠玑移民的入迁过程，指出珠玑巷居民的主要来源是岭北移民。

二、宋代珠玑巷移民的南迁史实。指出南迁的主要原因是官府逼迫、自然灾害、社会动乱和宋元之际的战争。南迁的移民主要是珠玑巷和南雄盆地的居民，珠玑巷是南迁移民真正的故乡，而并非象一些论著所说的“中转站”，或“仅仅路过而已”。　　三、真正的珠玑巷移民，应该自唐代有了珠玑巷以后才开始，而大规模的珠玑居民南迁，则在宋代才开始。有宋一代，珠玑巷一带环境优越，经济发达，吸引南北居民来归。只是因为动乱与战争，才产生了被迫的迁徙。因为处在交通要道上，兵家必争之地，每逢战乱，必定造成迁徙，而稍为长期的战乱，就可以造成较大规模的移民。所以有宋一代曾发生过几次较大规模的移民，到宋元之交，则几乎全体居民倾巢南下。交通要道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交通要道又战乱频仍，这就是珠玑巷人的幸与不幸了。珠玑巷的兴旺，由于交通；珠玑巷的一度式微也因为交通。

唐、宋末年，中原内地战乱频仍，不少氏族为避战祸和自然灾害，纷纷经江西南安( 大余) 越梅岭南来。在古时，岭南地区为烟瘴之地和官宦贬谪之所。这些先民在兵荒马乱中，扶老携幼，历尽艰险，来到南雄珠玑巷。他们不熟悉岭南各种情况，不敢贸然再南下，只好在此安顿下来，重新创业。居住数年或数十年，他们逐渐适应了岭南地区气候和生活习惯之后，才逐步南迁珠江三角洲。故那里的许多名人望族，都把珠玑巷称为“七百年前桑梓乡”。

《广东通志》载：“相传广州诸旺族俱发源于此(珠玑巷)”。据中山黄慈博先生遗稿《珠玑巷民族南迁记》所载，有家谱族谱可查，先后在南雄珠玑巷南迁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有76姓、166族。又据《南雄珠玑巷人南迁氏族谱·志选集》(南雄县政协文史资研究委员会，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后裔联谊会筹委会合编)所载，还有27姓，31族，合计为103姓，197族。

古越人的历史：

古越族，是百越地区越人各部的统称，古越部族自远古至秦时代一直繁衍生息在中国长江以南沿海一带百越地区。百越在文献上也称之为百粤、诸越，古文中常泛指南方地区。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百越的分布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

也就是从当今的江苏南部沿着东南沿海的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广西、越南北部这一长达七八千里的半月圈内，是古越人最集中的分布地区，越或百越都只是一种泛称，并非民族概念，泛指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的古代部落。

越即粤，古代粤与越通用。越与粤，是古代江南土著呼人语音，越是人的意思。百越的百是多数、约数，而不是确数。百越是对南方人群的泛称。《过秦论》南取百越之地，《采草药》诸越则桃李冬实。

在先秦古籍中，对于东南地区的土著民，常统称之为越。如吕思勉先生所指出，自江以南则曰越。在此广大区域内，实际上存在众多的部族，各有种姓，故不同地区的土著又各有异名，或称吴越、或称闽越、或称扬越、或称南越、或称西瓯、或称骆越等等。

因此，越又称被称为百越。 他们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有很重要的历史地位。基因研究显示，东亚人群是从南方起源的，在史前时期进行了从南往北的迁徙。中国人的祖先先是到达了中国南方，在那里繁衍，此后再进入黄河流域，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明。

扩展资料：

古越人居住形式与自然与经济条件有密切联系。中国古代塞北游牧多住便于迁徙的帐篷；中原华夏部落多住窑洞、半地穴或地面起建的平房。

而南方古越部落则住类似巢居式的干栏式房子，即竹木结构的二层楼房，下层饲养牛、猪等家畜，上层住人，这样可以防止南方气候的潮湿和避开各种凶恶的野兽虫蛇。

原始的干栏式房屋的建筑遗迹或模型，在南方古代百越部落分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或在汉代墓葬中均有所发现。

如距今七千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有大面积长条形的木结构“干栏式”建筑遗址，这大概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干栏房。

在江浙地区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许多遗址都有发现，如浙江的钱山漾、桐乡罗家角、江苏丹阳香草河、吴兴梅堰等遗址都有此类房子出土。

云南的剑川海门口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见有这种干栏式住居习俗。江西清江营盘里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陶制干栏式房子模型。

带有长脊短檐式的屋顶，是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曾流行干栏式住居习俗的一个重要佐证。四川成都十二桥商代遗址和湖北蕲春毛家嘴西周早期遗址发现的大型木构建筑群。

说明夏商周时期干栏式建筑和住居习俗尚在中国的南方地区流行和发展。在广东高要茅岗距今四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也发现有干栏房遗迹在广州西村皇帝岗西汉墓中， 发现有干栏式陶屋模型。

—古越族

战国时期的百越跟现在的越南基本没有任何联系。当时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中心，都处于中国的北方，就是现在的陕西，河南，山东这一代。而现在很多经济发达的地区，比如浙江，江苏，广东，等在当时都是属于没有开发的湿瘴之地。这些地区人进去都会感染瘴气而导致犯病死亡等，更不要说生产出像今天这样丰富的粮食了。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他并不满足六国既有的土地，在他的命令下，秦军继续向外扩张，这其中有两规模最大的军队，一路是由民间蒙恬率领的40万大军，北击匈奴。夺取了匈奴的河套地区，并且驻军在九原。蒙恬的军队都是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是精锐的秦军主力部队。

另外一路则是由任嚣和赵佗率领的70万大军，南征百越。这个百越相当于现在的广东，广西，贵州这一带，包括越南北部的一些地区在里边，这一代生活着百越族，还是部落制，并没有发展出国家，秦始皇在这里设置了三郡，其中越南北部的一些地区归象郡管辖。

秦灭亡之后，赵佗百成立南越国，并且自立为南越武王，后来还称帝了。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兵灭南越国，并在南越设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这三郡包含了越南北部和中部的一些地区。之后每当中原王朝战乱的时候，当地土著就叛乱，当时中原王朝恢复统一，又会派兵将这些地区重新纳入版图，反反复复，到后来，越南真正出现国家的时候那里叫做安南。跟百越不是一个概念。

百越，是指古代中国南方沿海一带古越族人分布的地区。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百越的分布“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

也就是从今江苏南部沿着东南沿海的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广西及越南北部这一长达七八千里的半月圈内，是古越族人最集中的分布地区；局部零散分布还包括湖南、江西及安徽等地。

“百越”之名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文献《吕氏春秋·恃君览》，《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曰： “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先后著录于记载的有于越、句吴、扬越、瓯越、东越、闽越、南越、骆越、西呕（瓯）、夷越、夔越、山越等。

扩展资料：

在西汉的时候南方少数民族大略可划为两部分，“百越”和“西南夷”。 西南夷指的就是今天贵州、云南、四川南部以及甘肃南部一带的少数民族地区。

比如贵州境内的夜郎，就在遵义、桐梓一带；比如邛都，便是今天的四川西昌市；再比如说滇、巂，就在今天的云南境内；然后还有白马夷，也就是氐族，在今天的甘肃境内。

《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史书记载越族是我们华夏民族之一。

关于越族的起源主要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 “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

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

另一种说法也是《史记》和《汉书》中都有记载的，就拿《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的记载来说： “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尔邑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 

也就是说，越王勾践是大禹的后裔，夏朝少康帝的庶子。

-百越

广西地处中国地势第二阶梯中的 云贵高原 东南边缘，是中国唯一临海的少数民族 自治区 、西部唯一的沿海地区。先秦时期，岭南称 百越 之地，广西分属西瓯、骆越。公元前214年，秦王朝征服百越，在岭南设置桂林郡、南海郡和象郡，今广西大部分地区属于 桂林郡 和 象郡 ，所以广西称“桂”由此而来。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坐落于南宁市民族广场东侧 ，是国内最早开创 “馆苑结合”、“动静相辅”模式的博物馆，是全国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馆藏文物（含古籍）7万多件（套）。以下就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馆藏的12件珍宝进行盘点。

此卣通高40厘米，卣身及盖四面有棱背，提梁置于正背面脊上。盖面、腹部饰以浮雕式的兽面纹，眉、目凸起。盖面上两兽面纹向左右，腹部两兽面纹向前后，互不相望。盖缘、颈、圈足均饰夔纹，盖钮饰六只蝉纹。提梁饰夔纹和蝉纹，两端作牛头形。此器为中原器物，至于为何出现在瓯骆地区，有专家猜测，其可能是通过赏赐、购买或交换而来，也有可能是战利品。1974年出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县马头乡全苏免岭，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此卣造型精美，保存完好，盖内有标志着做器奴隶主族徽的铭文，为典型的中原器物，为研究商代中原与瓯骆地区的交流提供了实物资料。

铜鼓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瑰宝，可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遵义型、麻江型、北流型、灵山型、西盟型等8个类型。壮族是最早铸造和使用铜鼓的民族之一，广西是古代铜鼓出土最为密集的地区。这件翔鹭纹铜鼓高368厘米，面径564厘米，足径675厘米，重3075公斤，鼓面中心为太阳纹，十二芒，芒外七晕圈，主晕为衔鱼翔鹭纹，其余饰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鼓身九晕圈，饰锯齿纹、圆圈纹、羽人划船纹和羽人舞蹈纹。鼓胸为六组羽人划船纹，每船六人，其中三船的划船者皆戴羽冠，另三船各有一裸体人，船头下方有衔鱼站立的鹭鸶或花身水鸟，水中有游鱼。鼓腰饰八组羽人舞蹈纹，每组二至三人，头戴羽饰，下身系展开的羽裙，两臂外展，双腿叉开作舞蹈状。舞上空有衔鱼的翔鹭。足部一侧卧刻篆文“百廿斤”。1976年出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今贵港市）罗泊湾1号墓，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此铜鼓保存完好，纹饰清晰，图案精美，所刻图案纹式内容丰富、活泼生动，整器品相完好、铸造精良，集冶炼、铸造、绘画、雕塑、音乐、舞蹈于一身，是南方古代民族特有的综合艺术精品，在国内实属罕见，弥足珍贵，是石寨山型晚期的代表作之一，国宝级文物。

羊角钮钟流行于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是一种极富地方特色的青铜打击乐器，呈半截橄榄形，上小下大，钲部上端透穿长方形孔，顶端有两个外撇羊角状钮。这件人面纹羊角钮铜钟通高19厘米，正面铸有人面纹，人面的眼、鼻、口都隐约可见，呈现出不落俗套的民族风格，装饰人面纹的器物，多是祭祀用品。与铜鼓一样，羊角钮钟作为古越人使用的重要的打击乐器，其在战国至汉代瓯骆文化遗迹——左江崖壁画中有描绘：在首领的带领下，伴随着敲击羊角钮钟、铜鼓等发出的节奏和音律，祭祀人群翩翩起舞。1976年出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今贵港市）罗泊湾1号墓，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此钟音高、律制与同墓共出的“布”字铭钮铜钟、铜锣、铜鼓完全相同，可与这些乐器合奏本地特有的音乐旋律，同时还被赋予作为权力和财富象征的 社会 功能。这种古老且极富地方特色的铜钟，对研究我国南方古代音乐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此灯通高33厘米，长42厘米，宽15厘米，呈凤鸟形，顾首回望，双足分立，尾羽下垂及地。足与尾形成鼎立之势以支撑灯身。头、冠、颈、翅、尾、足各部位轮廓清晰，比例匀称。通体细刻羽毛，精致美观。凤鸟背部有一圆孔，用以放置长柄灯盏。凤鸟口内衔喇叭形灯罩，垂直对准灯盏蜡锥柱上方。凤鸟颈部由两段套管衔接，可以自由转动和拆卸，便于调节灯光和冲洗体内烟尘。灯罩与颈部及腹腔相通，腹腔中空，可以贮水。当灯盏中的蜡烛点燃时，烟灰经灯罩纳入颈管，再由颈管导入腹腔，最后溶入水中。1971年出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合浦县望牛岭1号墓，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此灯造型独特，灵巧优美、活泼可爱，工艺先进，纹饰采用岭南地区的一种新兴錾刻花纹工艺，构思巧妙，将环保思想应用于灯具的设计制作中，具有极高的文化艺术观赏性，显示了2000年前我国工匠们的精湛手艺和高度智慧，是西汉古代青铜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提筒是典型的南越器物，主要发现于两广地区，有铜质和陶质两种，为盛酒器皿。这件漆绘提梁铜筒高418厘米，由器身和器盖两部分组成。盖顶有环钮，器身上部有一对铺首衔环耳，上系活动提梁。整件器物仿竹节形，颇似今天广西壮族、苗族、瑶族人民外出劳动时随身携带的竹筒。筒身上满绘的漆画，画面中有人物、禽兽、花木、山岭和云气等。内容以上下不同层次展开，每段均自成一个完整的画面。所画内容，造型生动，线条流畅，巫师的恭敬肃穆、猫头鹰的默静阴森，鼠的敏捷活跃、凤的清高富态，怪兽的凶猛凌厉，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1971年出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合浦县望牛岭1号墓，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此筒漆绘画造型生动，线条流畅，给人以惟妙惟肖之感，人物的造型、服饰可在战国楚人绘画中找到源头，说明南越国的铜器花纹，呈现出一种汉、越、楚诸文化并存的风貌，是一件难得的漆画艺术珍品，是研究当时有关情况的重要实证。

黄金在西汉时期使用较多，不仅用于帝王给臣民的赏赐，还用于对外贸易货币支付。西汉法定黄金铸币形式主要有金饼、马蹄金、麟趾金及金五铢等。这枚金饼圆形，正面凹陷，内刻一“阮”字，在“阮”字上方又细刻“位”字，背面隆起、粗糙，重量为2449克。1971年出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合浦县望牛岭1号墓，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西汉金饼均作不规则圆饼状，形体有大小之别，大形金饼重约250克，相当于当时的一斤，小形金饼轻小，其重约为大形金饼的十六分之一，即代表当时的一两，是最早出现的圆形黄金货币，此金饼为大形金饼，且刻有文字，十分罕见。

玻璃作为最早的人造材料之一，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随着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玻璃制品作为中外交流的载体，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这件弦纹玻璃杯高55厘米、口径73厘米、底径4厘米，腹部装饰了三道弦纹，经轧膜成型、精细抛光后，呈半透明的浅蓝色。广西合浦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拥有诸多西来的商品。专家推论，这很可能是汉代合浦人学会了烧制玻璃的技术，并利用当地的材料，延续传统器形，烧制出不同于西方的国产玻璃制品，并开始投放中外市场。出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合浦县文昌塔70号汉墓，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此杯属于钾硅酸盐玻璃系统，是印度、东南亚以及我国华南和西南等地特有的一种玻璃系统，而杯身凸弦纹纹饰在我国先秦和两广出土的汉代器物上常见，是海上丝绸之路的 历史 见证。

这匹大铜马高达117厘米，是一匹拉车的雄马，全身分为头、耳、身躯、四肢、尾等九段装配而成，用子母口衔接，铆钉固定。马的肌肉丰满，四肢刚健，昂着头、竖着耳、张嘴掀鼻，右前腿抬起，作奔驰嘶鸣状。这匹大铜马的姿势威风凛凛，霸气十足。与铜马一起出土的还有一件高鼻、深目、颌下有须的“胡人”驭手铜俑。墓中同时出土的还有铜弩机、铁戟和环首铜削等先进的兵器。贵县在汉代属布山县，为郁林郡所在，是广西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墓主人的身份，无疑是当时统治阶级的一员。1980年出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今贵港市）风流岭31号墓，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此马造型、体态匀称，比例恰当，逼真传神，是一尊很高水平的、写实风格的艺术品，是当时岭南青铜铸造工艺的代表作，也是目前岭南地区发现的体型最大、年代最早的青铜马，被称为“岭南第一马”，国宝级文物。

此镜直径109厘米，缘厚04厘米，圆形，扁圆钮、圆钮座。座外一周三十个外向连弧纹，近缘处一双弦凸圈分内外两区。内区主纹自上而下分为五段，阶段线明确。第一段为神人，两侧有朱雀和龙；第二段四个神人；第三段钮两侧为东王公和西王母；二、三段两侧有青龙和白虎；第四段一神四兽；第五段一神，左右两侧为朱雀玄武。外区铭文由右旋的三十七个篆书反体字组成：“黄龙元年太岁在丁酉七月壬子（朔）十三日甲子（师）陈（世） （造）作三（涷）明镜其有（服）者令人富贵”。缘上饰交错连续的小矩形几何纹。三国时期吴镜中发现纪年铭文最多，有黄龙、建兴、五凤、太平、水安、甘露、凤凰等孙吴年号。1966年出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今贵港市）高中水利工地，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此铜镜有“黄龙元年”（公元229年）纪年，时代确切，对研究此时期的宗教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元代景德镇创烧了一种卵白釉（如鸭蛋青色）瓷，有的作品上暗印有“枢府”字样，故而被称为“枢府釉”瓷，当是皇家枢密院的定烧器。该盘直口，弧腹，平底，圈足。胎质洁白细腻，施卵白釉，釉汁匀净厚润。器内壁为阳文缠枝莲，缠枝波谷间印有“枢”、“府”两字。底心为阳文卷枝莲。传世品，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此盘施卵白釉，釉汁匀净厚润，纹饰精美，繁而不乱，为传世元代枢府瓷佳作。

此盘高61厘米，口径335厘米，底径22厘米，菱口，折沿，浅壁瓜棱腹，广底，圈足。青花绘画纹饰，折沿面饰卷枝莲纹边饰，内外壁盘分别绘画卷枝莲花纹和折枝花卉纹，底心作卷枝花卉纹。该瓷盘属于中国青花瓷发展史上极盛时期的官窑产品，一是采用了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青花料——苏泥渤青料，点染出的青花易晕散，呈现出了中国画的韵味；二是瓷器手感极其柔滑，触摸上去就如婴儿肌肤般细嫩；三是做成花瓣形的盘沿，盘子里外都点缀了各式的花朵，颜色深沉的部分往胎骨里面凹，这是国产料没有的一种特点，只有官窑才能烧制出如此效果。传世品，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此盘胎质细白致密，釉色肥厚青白，青花用料“苏麻离青”，呈色浓艳，为罕见的宣德青花精品，也是本馆传世瓷器中最为名贵的藏品之一。

太白尊亦称太白坛，因摹仿诗人李太白的酒坛，故名，又因其形似圈鸡用的罩而有“鸡罩尊”之称，为康熙时期官窑典型器物之一，造型多为小口侈，短颈，溜肩，腹部渐阔呈半球形，浅圈足旋削得窄小整齐，腹部为浅刻团螭图案。该尊高850厘米、口径350厘米、底径1250厘米，小口微侈，短颈溜肩，腹壁渐张，呈半球形，浅圈足。器内壁和底部施青白釉，外壁施豇豆红釉。腹部有三组暗刻团螭纹。底落青花楷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三竖行无边栏款。豇豆红因色调淡雅，呈不均匀的粉红色、犹如红豇豆一般而得名，它在康熙时期较为名贵，因其用铜做着色剂，而铜在窑温里的化学反应比较活跃，要想烧得很匀净，难度非常很大，所以传世数量也极其少有。传世品，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豇豆红釉是康熙所创具有优美柔和色调，且其烧造技术很难掌握，成功率及低，因此康熙豇豆红器传世品稀少，此器极其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