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马图》绢本设色画，纵281cm，横1555cm，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赵孟頫画马始学韩干，后学李公麟。他曾在《人骑图》题跋中写道：“吾自小年便爱画马，尔来得见韩干真迹三卷，乃始得其意。”赵孟頫画马取得登峰造极的境界完全靠天分加上勤奋，他在《人骑图》的题跋中写道：“画固难，识画尤难。吾好画马，盖得之于天，故颇尽其能事，若此图，自谓不愧唐人。世有识者，许渠具眼。”可见一斑。

《浴马图》描写的是在盛夏的郊外，一泓宽阔的溪水，潺潺流淌，清澈透底，溪边河岸上梧桐垂柳，茂密成荫，有骏马十四匹，奚官九人。画面色彩丰富且明快，生活气息浓郁，马的花色、姿态各异，奚官穿戴和行为不同。

1、人物、马匹采用唐代画法。画中人物的幞头、服饰的圆领窄袖都是唐人的装扮，人物丰腴不臃肿，设色匀厚而不粉腻，这是唐代人物画的特点。

而马匹结合了韩干和李公麟的画法，兼而有之。比如：马的鬃毛与尾巴画法就是采用了唐代画马技法，利用近似平行的曲线按照一定排列顺序画之，然后用色渲染，极具装饰性，这是唐代画马明显特点。

2、山石和草木融入宋代的画法。既有写实成分，也有较强的宋人绘画风格。能做到在大处洒脱的放笔，又能在精微处一丝不苟，所谓收放自如便是善于取法之写照。比如：山石笔法沿用了北宋风格，而在渲染上则又有唐代风格，山石质感坚实且平滑，用淡墨线勾画轮廓，用稍浓的墨色强调突出结构。皴檫不多，用法比较灵活，既有董巨画派的皴法，又有李郭画派笔法等等。

近处水草画法源自宋代花卉技法，多用双钩法，设色细腻饱满。远处水草则以中侧锋直接画出。

柳树用双勾并设色，渲染时分阴阳向背，纹理组织细腻，有宋代画风格意趣。

中国绘画唐宋时期发展的是、人物、山水、花鸟画。

唐代的绘画,在隋的基础上全面发展,人物,山水,花鸟画均取得了主要的成就,为后世所仰慕按时代,又分初,中,晚三期。

初唐的人物画继承了隋的细密画风,时代特征在取材上体现出来。

风格上分为以阎立本为代表的中原风格和以尉迟乙僧为代表的边陲风格。山水画以李思训为代表的青绿山水和王维的水墨山水是这一代的特点。花鸟画有设色和水墨两种、代表画家是薛稷和殷仲容。

晚唐的绘画、开始转向新的方向以周肪为代表的人物画、更趋完满以王墨为代表的山水画、已经开始变化、最后完成了山水画的“改步变古”。

这一时期的花鸟画也获得突出发展,在工细花鸟画日臻成熟的同时、疏淡简洁的花鸟画也开始形成。边鸾、藤昌佑、刁光胤等为此时的代表。其他著名画家还有李真和孙位等。

扩展资料：

中国的绘画工艺十分古老，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距今至少有七千余年的。最初的中国绘画，是画在陶器、地面、和岩壁上的，渐而发展到画在墙壁、绢、和纸上。

使用的基本工具是毛笔和墨，以及天然矿物质颜料。在无数画家不断探索、创新的努力之下，逐渐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并有着自己独立的绘画美学体系。

中国绘画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饰和岩画，原始绘画技巧虽幼稚，但已掌握了初步的造型能力，对动物、植物等动静形态亦能抓住主要特征，用以表达先民的信仰、愿望以及对于生活的美化装饰。

先秦绘画己在一些古籍中有了记载，如周代宫、明堂、庙祠中的历史人物、战国漆器、青铜器纹饰，楚国出土帛画等，都己达到较高的水平。

秦汉王朝是中国早期历史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大国，疆域辽阔，国势强盛，丝绸之路沟通着中外艺术交流，绘画艺术空前发展与繁荣。

尤其是汉代盛行厚葬之风，其墓室壁画、画像砖、画像石，以及随葬帛画，生动塑造了现实、历史、神话人物形象，具有动态性、情节性，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其画风往往气魄宏大，笔势流动，既有粗犷豪放，又有细密瑰丽，内容丰富博杂，形式多姿多彩。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仍，民生疾苦，但是绘画仍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苦难给佛教提供了传播的土壤，佛教美术勃然兴起。

如新疆克孜尔石窟，甘肃麦积山石窟，敦煌莫高窟都保存了大量的该时期壁画，艺术造诣极高。由于上层社会对绘事的爱好和参与，除了工匠，还

涌现出一批有文化教养的上流社会知名画家，如顾恺之等。这一时期玄学流行，文人崇尚飘逸通脱，画史画论等著作开始出现，山水画、花鸟画开始萌芽。

这个时期的绘画注重精神状态的刻画及气质的表现，以文学为题材的绘画日趋流行。

-绘画

　　艺术欣赏也是一种创造力　　我国古代文论名著《文心雕龙》中说：“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意思是说，能够深刻感受和领会文艺作品妙处的人，在欣赏杰作的时候，必然能够获得内心的喜悦、精神上的享受，好像春天里登台观景令人心情舒畅，又像动人的音乐和美味能够留住过客。的确，对于文艺的爱好，有时可以达到迷恋的状态。孔夫子在齐国听了韶乐，不是“三月不知肉味”吗如果你经常出入美术展览会的话，就会看到在美术展览的大厅里，热情的观众川流不息。有些伫立画前久久不动；有些虽然匆匆而过，但可以感觉到他们每看到一件值得欣赏的作品，便在精神上有一种兴奋满足感，有时竟然禁不住会心地喜形于色。有些掏出速写本临摹大意，记取细节；有些转来转去一看再看，真是一步一回头地留连忘返。马克思也讲过，审美的精神感觉，不同于‘‘被粗糙的实践的需要所支配的感觉。”他又说：“如果音乐很好而听者又懂得音乐，那么音乐的消费会比香槟酒的消费更为高尚”。可见，文艺的欣赏，是人类高尚的精神活动。　　如果文艺创作是精神生产的话，文艺的欣赏则属于精神的消费。只有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才算是文艺活动的全部。作者和欣赏者通过作品为媒介，沟通、交流、传达、接受、拓展、反馈，发挥着社会效用，同时也在互相促进中提高发展。　　亦如物质消费也有许多学问一样，艺术的消费也有一个是否善于享用的问题。这就牵涉到主观审美感知能力的问题。比如同样去听音乐会上交响乐的演奏，有人能够领会美妙的旋律、节奏、多层次的结构等等，并且还能够理解作品的情绪、风格和丰富多彩的内涵。在接受作品的艺术美和思想性的同时，也拍动想象的翅膀，得到新的启发，获得巨大的美感享受。而另一个人，听着同样的音乐，竭尽努力迫使自己理解，还是莫明其妙。或许有人感到简直索然无味，只好抽身退场。美术作品的特点是可见的、直观的、形象的，比之文学、音乐等等似乎更加大众化、通俗化，但也有个能否理解的问题。众口交赞的作品，我们在观赏之后，或许有摸不着头脑的空虚感。一个展览会与另一个展览会，专家们对风格流派、新意、形式美、倾向等等，可能争论得难解难分，而一个外行却看不出彼此有何不同。我曾听说一位企业的领导者，在给宣传部门下达节日装饰的指示时，提出的要求是“花里胡哨”。这说明，作为文化素养一部分的审美能力，人与人之间是有差距的。接触了艺术作品，并不能够欣赏。艺术欣赏是需要一定修养的。还是马克思说得好：“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音乐对它说来不是对象，……因为对我说来任何一个对象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能感知的程度为限”。这也就是说，艺术修养高的人，能够在杰出作品的欣赏中感知更多的东西，司以获得更高的艺术享受。否则，最美的艺术作品，对他来讲也是毫无意义，如同子虚乌有。刘勰在《知音》篇一开头就发出“知音其难哉!”的感叹，不是没有道理的。　　有一则故事，说唐代大画家阎立本初见南朝名画家张僧繇的画迹，觉得不过“虚得其名”，可是再去看时，发现不愧是“近代佳手”，待第三次仔细看时才悟到张僧繇绘画艺术的真正高妙之处。于是“留恋十日不能去”，“坐卧观之”朝夕揣摩。这说明识画与相马、识人的道理相通，其优劣并不是一望而知的(当然也不排斥有一见钟情的另外一种情况)。那么，应当怎样欣赏艺术，或者说，怎样培养欣赏美术作品的兴趣和智能呢　　任何一个认识(审美，也应该包含在人类广义的认识之中)，都是在多次反复中获得的。艺术欣赏能力的提高要靠长期的积累，多多接触艺术品。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这话很对，所以也有人主张亲自参加艺术创作实践，大有助于领会个中三昧。倒不妨试一试。对于艺术，不要看得太简单，也木必望而生畏。实际上，把文艺视为“诗赋小道，壮夫不为”者有之；深知“文章千古事”的道理者可能更多。我们不要做无师自通的狂夫，也不要相信只有天才方能问津艺术的迷信。　　古人讲“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干剑而后识器”，见多识广，自然由外行变为内行，能够深识真谛。要达到这个见多识广，就要“博观”。对于有志于中国画者，博观，应当有这样几个层次，首先，你要欣赏中国画，．自然你当多看中国画作品；你即使只喜欢写意山水画，你也不妨看看人物、花卉、工笔重彩等等。其次，不要囿于这一个画种，也要看看油画、版画、雕塑、民间玩具等，受到多方面的启发。再其次，你还需要追索一下历史，就是说，你既要看看当代的作品，留心南方画坛的新作，北国的艺术信息，以及兄弟民族美术、民间美术的情况；也不可忽略去故宫走走，目睹历代绘画杰作的原件。再则，若有机会，也可浏览外国画册，参观来华国外美术作品展览，从比较中把握美术的规律。此外，你最好对其它艺术有广泛的兴趣，对**、电视、戏剧、音乐、文学、杂技、体育、武术等等多多留意。这样，你的知识面广了，审美经验多了，犹如吸收了多种维生素的营养，艺术审美机能必然会是比较发达的、敏锐的、深刻的，能够多渠道、多侧面、多层次地展开艺术欣赏，不仅获得顿悟，还能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艺术思维，比较品评以至联想，生发出新意，翱翔在广阔的艺术天地。　　这里已经接触到艺术的能动作用。就是说，欣赏并不仅仅是被动地、静止地接受，应当说欣赏也是一种创造，如同艺术家在创作时一样，要有形象思维。作品只是引发欣赏者艺术想象的导体。正因为如此，艺术欣赏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不仅是着眼点、钟情点不尽相同之故，也由于人们素养、阅历、情绪、审美情趣的差异，而造成看到看不到，感兴趣不感兴趣的问题。同样，从千百年前的艺术作品中还不断会有比前人更多新的发现，也说明欣赏是人们的一种创造性精神活动。　　谁都知道，文艺作品虽然有教育意义，但首先要给人以喜悦和美感。因此，艺术欣赏的基本特点是直观性的感受。你如果正襟危坐，一点一划也要追索哲理，形象妍媸，穷究好人坏人，那就不会有真正欣赏的愉快。艺术欣赏应当以积极的激情和兴趣，保持一种兴之所至，悠然自得的心态，去与作品神遇，顺乎自然地去感受、去体察。当然，不是说欣赏中没有理解，问题是一上来就冷冰冰地剖析，就不会有感情的交流，不会动心，不会有美感。艺术欣赏是有理智渗透的情感活动。在感受的基础上必然会有所品评，品评权衡而知其优劣，所以欣赏者既要虚心地观赏作品所表现的艺术美和思想内蕴，又可以站在凌空的高度加以鉴别。　　德国作家歌德说过：“鉴赏力不能靠观赏中等作品而是要靠观赏最好的作品才能培养成的”。中国也有一句古话：“取法乎上”。要通过优秀作品的观摩学习、潜心体会，来提高我们的艺术欣赏能力、审美能力。　　艺术欣赏，是美学、艺术理论研究的课题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有许多问题有待学术探讨。这里只不过是一般地漫谈一些琐碎的意见而已。　　中国画艺术中的神、情、意、趣　　神　　人们在观赏绘画作品时，往往着眼于画得像不像，迷恋于彩色照片的华丽细腻，跟真的一样。于是要求油画向照片看齐，当然也就难以理解和欣赏中国画。这大概和看惯了**初接触话剧、特别是京剧时的格格不入相似吧。但是，人们审美观点的形成，是由许多方面的因素孕育的。作为民族文化一部分的审美意识，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程度不等地积淀在每个炎黄子孙的精神世界。经常出现的情况是随着年岁、阅历的增长，对于民族艺术的热爱醒悟和回归。在一些艺术家身上也可见这种现象。　　中国画的排斥自然主义的逼真描绘，不仅不是它的缺点，反而是其艺术魅力之所在，是其立于世界艺坛独树一帜的特色。　　关于欣赏和评价绘画的优劣问题，宋代苏轼一针见血地指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就是说只注意于外形的像不像，是不足以论画的，论画要以追求神似为宗旨。神似论不仅是中国绘画艺术的优良传统，也是民族审美观的精华。理论当然是来自实践的，中国的绘画艺术以线造型，大胆概括提炼；讲究虚实相生，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艺术手法，比如舍弃背景，留有空白，单线勾勒，水墨写意等等，都使得艺术更加纯美精粹。　　早在《淮南子》一书中就提出“君形”之说：“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悦。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意思是说，画佳人西施虽然很美，但不使人喜欢；画勇士孟贲虽然眼睛很大，并没有令人生畏的气势，原因在于没有神气。东晋大画家顾恺之明确提出传神的主张，经过谢赫总结的“六法论”“气韵生动”说，到宋、元以后引入山水画，有了进一步的开拓，以至到近代的“不似之似”“似与不似”之说，都是延续发展了“神似”论创作艺术思想的。也正是在这一思想影响下，“离披点划”“时见缺落”“笔虽不周而意周”的疏体，即现在所说的写意或意笔画，得到登峰造极的发展。　　拿全国六届美展中获奖的几件作品来看：王盛烈的《家乡的孩子》，通过七个农村孩子传神的写照，那各具特色的情态、动作、服饰等等，可以使人推想出他们的性格、家境、生活，正是八十年代农村变革中天真烂漫的幸福童年，既鲜明又丰富，在艺术上是耐人寻味的。另如徐启雄的《决战之前》，以极简洁纯美的画面，传达出运动场上即将展开生龙活虎般拼搏的激战，有多少空间留给欣赏者的艺术想象去构造。赵建成的《铺路石》，且不说其寓意的设置，只说这样一个劳动场景，在中国画里的艺术表现，与其它画种大不相同，它决不追求如实的再现，而是如同诗人遣词押韵，高度提炼，大胆舍弃，以惜墨如金的笔墨，集中力量传神。　　情　　在状物与传情的关系中，中国画崇尚的是主情说。艺术家是多情善感的，他是怀着“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激情面对大自然的，所以“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含情脉脉，乘兴挥毫。炽烈的情思，通过自如的笔墨，落在纸绢上，物化为艺术作品。所以，凡是好的艺术作品总是充满着诗情画意，洋溢着充沛的感情。　　拿山水画来说，所描绘的对象是自然，但画中山水，绝不仅仅是自然山水的如实写照。外国风景画讲写生，中国画也讲写生，但不满足于直观之所见，而是“搜尽奇峰打草稿”，经过心灵的孕育升华，再创造第二自然。所以我们不拘泥于焦点透视，不受光暗阴影的干扰，像一个令行禁止的将军，可以随心所欲地调遣山川木石，重新组合。可以凌空俯视层峦叠嶂，也可以从一草一叶中品味出诗意，抒发感情。有一位离休老干部在遍览故宫绘画馆的古代佳作之后说：不见风雨之迹，可有淋漓润泽之感。他确实道出了中国画的妙处，堪称一得之见。　　正因为作画不是机械地状物，而在于传情达意，所以不主张细描细画，有“谨毛失貌”之论。即使是工笔画，也是以写意的思路为主导，不是以把物象任何东西都细细画出来为能事。细可能得到某些观赏者的喝彩，但那只能是特技，而并非艺术。工笔画在构思制作中，同样遵循着概括、取舍的法则，不过呈现出来似乎以细腻见长。需要突出的，可以比目力所及的实物还精细还丰富，需要简洁时，则可一笔带过，或通过构图的“经营位置”，色彩的变调等等手法加以淡化。总之，好的工笔画并不是如实细细描画、诸事杂陈就算了事的；它同样讲究有张有弛、有虚有实、曲折迷离、柳暗花明的艺术性的。　　中国画是很讲究气势的，根据描绘的对象，抒发感情，造成意蕴的不同，同一画家笔下会有不同风貌的作品。比如贾又福的《太行丰碑》以强烈的对比、浓重的墨色，造成一种英雄的浑厚感，笔墨也是十分严谨的。而他的另一件作品《惊梦》，却逸笔草草，墨色轻浅，写出农村雪后黎明的情味。我国古代，由于地域、艺术追求、师承等等的不同，曾经形成了群体性的画派，各呈异彩，为中国画艺术长廊增辉。当代的中国画坛，也已形成类似的丰富多彩的局面，在欣赏中是值得细细体味和研究的。　　“情之所至，金石为开”，正是如此。画家情之所钟，动人的艺术品质自然流出，情景交融，意趣横生。比如徐悲鸿的《奔马，具有一种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齐白石的《虾》，则跃动着蓬勃的生机。而潘天寿的《山花》，像山姑般纯朴而俊美。社会生活和大自然的大干世界，以艺术家的眼睛，会发现许多美好的东西，行诸笔墨，以其丰富的艺术美，美化生活，美化人们的心灵。　　意　　唐代大诗人杜甫在《丹青引》中描写曹霸画马，曾有“意匠惨淡经营中”的句子。说明运思立意是作画的关键。讲究意境是中国绘画艺术思想的优良传统。所谓意境，是通过严密、巧妙的构思和独到的艺术表现，在画中形成一种境界，取得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生发升华至诗的境界。画论中说“境界已熟，心手已应，方能纵横中度，左右逢源”。诗论中也讲“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这真，既有真景物，又有真感情，情景交融，主客观结合，方能曲尽其妙。曹霸正是在面对健美的御马玉花骢的感应下，经过“惨淡经营”一酝酿构思设计等一系列形象思维的功夫之后，才画出“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的杰作。就是说，艺术家没有“意”，是作不出“宛然如真”的艺术表现的。　　如同园林之曲径通幽，“景露则境界小，景隐则境界大”，诗文讲究含蓄的道理，作画也最忌直露式的和盘托出，一览无余，没有嚼头，缺乏韵味。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中，很早就有“隐秀”之说。隐，就是追求“文外之重者”，就是在表面的一层意思以外，有丰富的曲折重复的意旨，可供玩味。而秀，则是以警策秀美的语言，将含而不露的意蕴暗示出来，做到“内明而外润，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譬如写离别，并不说自己的幽怨，却说“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是一种委婉隐曲的情调。唐诗中刘长卿的《南溪常山道人隐居中，以溪花之自放，而悟禅理之无为，大致也是这种意思。一幅画，不仅是事物的单纯外在形象的描绘，而是要把作者感受到的美和富有感染力的情思，通过富有意境的画面传达给观众，使观赏者领略会心。意境是比直观给人更多更深的东西，古人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意能唤起人们的联想，余味无穷，越看越有意思，越有琢磨头。比如齐白石的《十里蛙声》，画面只有几个活泼的蝌蚪，却叫人联想到十里溪流和热闹的蛙鸣。欣赏画面艺术美的同时，可以引发出无尽的意趣。有位画家在空白背景的空纸上，生动地画了一计已然红黄变色，飘摇而下的树叶，真是以诗的简练和含蕴，抒写出一曲优美的《秋声赋》。“此时无声胜有声”，空白，含蓄，产生了更加强烈和丰富的艺术效果。这正是中国画艺术的特色。　　正因为以意为之，呈现在画面上的景绝不同于实在的物景。郑板桥在一则题画中讲到“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这就是艺术的真实不同于生活的真实的道理。李可染在《漓江胜览一画的题款中写道：“余三游漓江，觉江山虽胜构图不易，兹以传统以大观小法写之。人在漓江边上终不能见此景也”。画出了漓江的神韵，却不可按图索骥。说明其中渗透着画家艺术想象、综合取舍、艺术加工。中国画家面对自然之景，很讲究“入画”与否的问题。就是要进行选择、过滤、孕育等等。所以中国画家既不排斥面对实景的写生，更重视孕育成熟后的忆写，灵感降临时从笔底自然流出。意境的获得和来源当然是生活，但不仅仅是生活，是画家感受中的生活。画家只有在亲领了生活的奥秘，才能有充沛的感情，有深入的体会，才能获得艺术上新的生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对今天有志于艺术创新者，也是金科玉律。　　趣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讲道：“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这里道出了中国画艺术表现上的美学情趣是笔墨，而中国画的笔墨与书法艺术同源同法。　　中国画是以线造形的，笔墨技巧不仅准确描绘对象就算完事，而是要能够表达情绪，还要有艺术的美感，由于与书法艺术相结合，还形成了具有独立美感的形式美。比如衣纹的描法，游丝描，行笔细劲；铁线描，凝重沉着；柳叶描(莼菜描)则雄浑圆厚。还有战笔、曲笔、泼墨法等等，具有不同的艺术效果，它是由于描绘对象、艺术家个性、爱好以及需要表现的效果等因素构成的。山水画中的种种皴法，也大致与此相同。书法中，属于方笔的线条，状如“折钗股”，令人感到一种雄俊美感。而状如“屋漏痕”的圆笔线形，给人一种丰厚美、浑穆美感。其次，如气势、骨肉、刚柔、张弛、巧拙、节奏感等等，都和笔墨有关系。所以在品评中国画作品中，笔墨功力是否纯熟老到是一个内容相当丰富的概念。　　明清文人画，特重笔情墨趣的追求。尤其是写意花鸟，在淋漓奔放中，‘抒发胸中逸气，而笔墨技艺既凝炼简括，又变化微妙。。以青藤为例，他的题画梅中说：“从来不见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不信试看千万树，东风吹着便成春”。他是很有创新精神的画家，但功底深厚，所以能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地步。清朝的“扬州八怪”，均擅长花卉，继承发扬了文人画传统，正如有人议论郑板桥的绘画时，说他“笔情纵逸，随意挥洒，苍劲绝伦。”都是和笔墨情趣的高超联系在一起的。当代的中国画同样继承和发扬了笔墨艺术美感的创造。有了结实的西洋素描基础，当然有助于艺术家观察力、造型力的培养，但以西法在宣纸上作画，还不能完美地体现中国画艺术的魅力。尤其在花鸟画中，造型手法、笔墨情趣的要求甚高。一幅小品之作，在有限的笔墨中，一处犹豫、一点败笔，韵味尽丧!点画之间既有景亦有情，还需要体现高超的笔墨功力，也就是说点画之间，不容更易修改，而呈现出内涵美、技艺美、形式美；经得起“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才堪称之谓精品。　　中国画还讲究天趣的追求、，即要出之天然，不可造作。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曾向怀素求教书法问题，“素日：‘吾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其痛快处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又遇折壁之路一一自然。’真卿日：‘何如屋漏痕’素起握公手日：‘得之矣!’两个人都能神会出于自然的真趣。真正的美人，不必过于华丽的巧饰，即能见出其天生丽质，而过度的装扮，反而变为妖冶，不美了。记得陆俨少在《山水画刍议》中谈到，他作画从不起稿，我看许多画家作画也多如此。意在得偶然之趣，随机应变，一气呵成，出现意料之外的妙趣。当然这种临场偶得并不是孤立的，它是与勤学苦练，接触社会和自然，面壁构思分不开的。因此这偶然，是以必然为基础的。懂得这道理，我们在欣赏艺术时，便能逐步登堂入室，变为能领悟高山流水的知音。举一个例子来说，吴作人的水墨熊猫和金鱼．运用的正是惜墨如金的艺术方法，而且笔与笔之间的衔接、顿挫是书法的韵味，因此在简淡中有浓郁的情趣。可是有些人在摹仿之余，向自然的真实靠拢，呈现在画面上的是繁琐、甜俗，而自以为有了新的发展和创造，这岂不是本末倒置吗所以欣赏，也就是说提高艺术鉴赏能力，实在是不可或缺的要务。要知道，只有眼高才能改变手低的局面，现在不是流行一句话：观念的更新带动事业的更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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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 四川内江人，祖籍广东省番禺，1899年5月10日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市中区城郊安良里的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中国泼墨画家，书法家。

张大千先生是中国画坛的艺术巨匠，是在国内外都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大师。他的作品体现了深厚的传统艺术底蕴和对民族艺术的强烈自信，在二十世纪中国画坛具有典型意义。张大千游历世界，获得巨大的国际声誉，被西方艺坛赞为"东方之笔"，又被称为“临摹天下名画最多的画家”。

1941年5月，张大千携三夫人杨宛君（后二夫人黄凝素加入）、儿子张心智、侄儿张彼得、学生肖建初和刘力上及几个裱工，后又聘请藏画家索南丹巴的四个弟子等赴敦煌考察研究石窟壁画。面壁近三年，他匍匐于昏暗的洞窟角落，神往于斑斓的佛教圣境，倾倒于瑰丽的艺术画卷，如痴如醉。

张大千曾在敦煌面壁两年七个月，临摹了自十六国、两魏、北周、隋、唐、五代、宋、两夏、元等历朝历代的壁画作品达276幅，敦煌石窟艺术从此走向世界，也为其以后的绘画创作，尤其是人物画创作奠定了基础。

敦煌石窟是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而张大千正是对敦煌艺术进行全面整理、临摹、学习、继承和发扬的第一人。1941年至1943年，张大千在敦煌共临摹作品276件。这一经历，使得张大千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极大的转变，人物形象更加饱满生动，线条流畅而富于变化，赋色浓艳又不失端庄，与单纯的文人画风拉开了距离。

经过敦煌艺术的洗礼，他的视野更开阔，气势更恢宏，技巧更娴熟，手法更多样，艺术水平上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从此，张大千的画风也为之一变，善用复笔重色，高雅华丽，潇洒磅礴，被誉为“画中李白”、“今日中国之画仙”。

▲ 敦煌莫高窟九层楼

敦煌临摹的壁画其中62幅于49年带去台湾捐赠给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余183幅由其大夫人曾正蓉在1953年1月19日转交给成都四川博物馆代为保管。由于敦煌壁画中许多已无迹可寻，这批壁画摹品更变成了研究敦煌壁画和张大千绘画史的重要资料。

陈寅恪说：“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人才特具，虽为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民族艺术上别开一新界境。”

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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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南无观世音菩萨像轴

绢本设色

1895cm×848cm

四川博物院藏

此图临摹的原壁画位于莫高窟第66窟，为初唐时期所绘。此幅《南无观世音菩萨像》重彩设色，画面鲜艳，是张大千临摹诸多敦煌观音造像作品中的杰作之一。画底为**，观音菩萨头部两重同心圆头光，高发髻戴三珠冠，上饰仰月。眉眼细长，高鼻丰唇，方圆饱满，温和艳丽，妙相庄严。上身坦露，下穿红色罗裙，饰项圈和腕钏，披帛自双肩绕臂垂于体侧，两角尖长。双手执白莲一蒂至肩部，代表心性本净、救度六道众生。赤双足，左脚踏蓝色莲花，右脚踏红色莲花。身躯匀称，体态丰满，呈“三曲式”站立。宝像典雅慈祥，给人以庄重肃穆之感。

衣服纹饰色彩多用石青、石绿、土红色，菩萨身上璎珞珠宝点缀，画面华丽而高贵。宗教壁画中的人物衣冠服饰，是当时社会人物日常装扮的现实反映，并随时代的改变有所变化。唐朝初期，妇女服饰多小袖窄衣，外加半臂，肩部绕有披帛，风格较为简约。至中晚唐日趋呈现衣裙宽肥，褒衣博带的特点。

临摹唐释迦佛图轴

纸本设色

2147cm×855cm

四川博物院藏

此图中释迦牟尼高肉髻，面相方圆饱满，高鼻深目，头光作三重同心圆妙相庄严。头顶华盖呈伞状，色彩丰富，有土红、石青、石绿等色调构成，顶部饰摩尼宝珠，华盖内部中心为倒垂莲花，所饰璎珞较为粗大，下部垂有铃铛，珠串中多蓝绿色松石。

释迦佛右手曲抬持佛钵，左手自然曲垂。内着僧袛支，外穿宽大通肩袈裟，腰间系带，赤足踏与莲座之上。画面右下方白描勾勒女供养人像，未着色，唐代装扮，手持长柄香炉。画面线条遒劲流畅，给人以庄严富丽之感。

注：此幅图中佛像袈裟穿反了，佛制穿袈裟应偏袒右肩，而此图为偏袒左肩，可能绘制时粉本方向搞错了。

临摹十一面观音像轴

纸本设色

1259cm×61cm

四川博物院藏

观音是“观世音”的略称，又译作“观世音”、“观自在”、“观世自在”。观音的职责是拯救一切苦难的众生，使他们得到解脱。被人们尊称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与大势至、阿弥陀佛合称“西方三圣”。有关十一面观音的经典主要有《十一面观音神咒经》、《陀罗尼集经》卷四、《十一面神咒心经》。十一面观音，主救济阿修罗道，给众生以除病、灭罪、增福等现世利益。

此图绘十一面观音赤足立于蓝色莲花座上，共十一张面孔，分层排列。一面，化恶有情；二面慈面，化善有情；三面寂静面，化导出世净业。这三面教化三界便有九面，第十面为暴笑面，最上一面为佛地，功德圆满。此图临摹时并未区分表情。菩萨八臂在身体两侧分三层排列，最上部两手向上托举日、月；中间两手左手提执净瓶、右手执柳枝；中部另两手左手施“斯克印”，此印又称“愤怒印”、“禁伏印”，即密宗的“降魔印”。右手执未放莲朵；下部两手下垂，施“与愿印”。“与愿印”具慈悲之意，满足众生愿望，此手印常与“降魔印”同时使用。

临摹杨枝大士图轴

绢本设色

195cm×72cm

四川博物院藏

图中所绘杨枝大士像，头顶华盖，华盖由伞盖和垂幔组成，伞盖顶部饰白色莲花托燃烧火焰的摩尼宝珠，伞盖周围纱网垂幔，四周边沿均有小珠串成的璎珞装饰。华盖下大士束高发髻，头部有圆光，蓝色长发披肩。面相丰圆饱满，眉目细长，高鼻，唇边上下有胡须，长垂耳。上身袒露，斜披络腋，青绿色腰彩打结于腹前。下身穿赭红色长裙，披帛自双肩绕臂垂于体侧，披帛两角尖长。戴项圈，饰臂钏手镯，身上披璎珞。

临摹五代地藏菩萨图轴

纸本设色

1631cm×111cm

四川博物院藏

地藏菩萨与观音、文殊、普贤共称佛教四大菩萨。“地藏”二字意为“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密如秘藏”。相传每年农历七月三十日是地藏菩萨诞辰之日，安徽省池州市九华山为其道场。地藏菩萨因立下度尽六道中生死流转众生大愿，故而常现身于人、天、地狱等六道之中，亦有六地藏之称，其佛语为：“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此幅地藏菩萨作沙门相，光头，戴风帽，身穿田相袈裟，高鼻丰唇，面相圆润饱满，戴项圈手镯。左腿微盘，跌坐于莲花宝座上，右腿伸出，赤足踩于莲花之上。右手向上曲指置于膝头，左臂弯曲举于胸前，拇指、食指拈扶锡杖。菩萨身后、脑后有圆形的身光、头光，饰以云纹、半团纹等图案。身光的圆与头光的圆相交，莲座宽于身光，与菩萨的面相与身姿成协调、稳定之势。菩萨头光上端浮缠枝花卉华盖，上饰璎珞珠幔。地藏菩萨两侧站立佛教弟子，梳高肉髻，右侧弟子身穿青衣，左侧弟子身穿红衣，均手持经卷。菩萨身后幻化出云彩，左右对称，分布均匀，分别代表了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阿修罗道、人道、天道，六道轮回。人物眼部未点睛。画面上部有七处榜题长条，均未题字。通幅设色艳丽，描绘细腻入微，为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代表作品之一。

临摹持剑菩萨图轴

纸本设色

2167cm×1044cm

四川博物院藏

持剑菩萨束高髻，头光饰三角纹饰，戴宝冠，面相丰满圆润，长垂耳，高鼻丰唇，人物虽未点睛，但运用面部的色彩晕染，巧妙而生动地突出了眉眼和脸颊的凹凸变化。项、臂饰璎珞环钏，青绿色腰彩打结于腹前，风带绕双肩飘逸生动。右手持剑，左手托三叉金刚杵，赤双足踏莲花宝座。人物肌肉感强，英武挺拔，给人以刚劲威猛之势。作品线条遒劲，色彩鲜丽，娴熟的运用晕染将衣褶纹理表现的生动细腻，为张大千临摹作品中的精品。

临摹盛唐鬼怪图轴

绢本设色

2184cm×719cm

四川博物院藏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称：“谓或人物、或屋宇、或山水、或鞍马、或鬼神、或花鸟，各有所长。”可见，“鬼神”内容在当时已经成为和人物、花鸟一样的独立题材。敦煌壁画中的鬼神形象，于晚唐时期的四天王册中可见。四天王是佛教中掌领鬼魅、护卫世尊之神，其周围多绘有他们所掌管的热病鬼、饿鬼、梦魇鬼、飞鬼、恶鬼等形象。这一时期的鬼怪形象多为阴森恐怖，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

此图描绘的是南方天王座下的双鬼，前面一鬼上身裸露，下身着兽皮及红色遮裹，正被他自己手仗上盘曲的蛇咬了耳朵，痛得龇牙咧嘴；站在他身后的绿发鬼怪，为此笑得下巴脱臼，赶紧用手托住张开过大的嘴巴。此图区别于一般鬼怪面目狰狞的阴郁形象，两鬼身体健硕，表情夸张，生动诙谐；线条劲健，用敷色深浅的差异表现肌肉明暗和骨骼质感，立体而生动。

临摹狮奴图轴

纸本设色

1023cm×741cm

四川博物院收藏

狮奴，又叫“御狮奴”，此画中人物呈侧身像，白描线条勾勒面部，目圆睁，鼻梁高挺，丰唇，长垂耳珰。面部与手未施色，风带绕肩摇曳展拂，身穿盔甲，尖足靴，右手持仗，昂首阔步呈向前行走之态。画中色彩对比强烈，生动运用明黄、蓝、青绿等色，表现出人物的轩昂英姿。

临摹西夏回鹘人供养像轴

纸本设色

165cm×815cm

四川博物院藏

回鹘是维吾尔族的前身，唐朝时期在西北地区建立过政权。1037年至1068年间，回鹘人在沙州（今甘肃省敦煌市）建立政权，并兴建和重修敦煌。因此，在敦煌壁画中留下了丰富的与回鹘有关的图像。张大千临摹的原壁画位于安西榆林窟第39窟，始建于唐代，沙州回鹘时期整窟重修，全窟壁画被重新绘制。

图中前者为回鹘供养人，头戴三叉高冠，组缨系颔下，冠后垂结绶。细眉窄目，蓄八字胡，凝视前方。身穿皂色圆领团花纹锦袍，窄袖，腰间束双带，上为红色束腰带，带头垂于腹前，下为蹀躞带。双手持长颈香炉，站在团云纹地毯上虔诚供养，推测其可能是回鹘高级官员。随后侍从头戴平顶白色便帽，后垂发辫，蓄八字胡，身穿绿色圆领袍，腰束蹀躞带。双手持仗。画中人物均未点睛。

临摹凉国夫人图轴

布本设色

2151cm×1284cm

四川博物院藏

唐朝灭亡后，曹议金是沙州地方政权的执掌者，其家族前后统治这一地区一百二十余年。曹议金时代是敦煌供养人像的最盛时期，营造佛窟是曹氏维护统治、巩固政权的重要措施之一。该画是对榆林第19窟壁画的临摹，该窟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曹议金第三子）的功德窟。此窟主室甬道南壁第一身供养人是曹元忠的画像。公元944年至974年，曹元忠担任归义军的节度使，955年被朝廷正式敕封为沙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与曹元忠像对称的甬道北壁第一身女供养人画像便是凉国夫人翟氏的画像。

画中凉国夫人头戴桃形冠，冠上饰以凤纹，两侧插步摇，双鬓作抱脸髻。面贴花子，细眉丰唇，雍容华贵。唐代白居易《长恨歌》中：“云鬓花颜金步摇。”便是对此妆容的生动描绘。璎珞珠壁环结，叠垒串绕饰于项前。身穿大袖襦裙，双肩披帛，脚穿绣花云头鞋。双手持盘，跟随身后的是其长女。

临摹北魏夜半逾城图轴

绢本设色

748cm×542cm

四川博物院藏

此图描绘的是“夜半逾城”的佛教故事。释迦牟尼做太子时，有感人世生老病死各种痛苦，为了寻求解脱诸苦的方法，决定舍弃王族生活，于一日夜间乘马逾越毗罗卫城入山修行。

原壁画《夜半逾城》绘于敦煌莫高窟第329窟，画面繁杂，色彩丰富华丽。画中悉达多太子头戴宝冠，骑马握缰，天神为他托住马蹄，奔腾于空中。马前有骑虎的仙人开道，身后有天女、力士保护。伎乐飞天奏乐散花，流云飘动，天花飞旋。

此图与壁画有较大差别，仅截取悉达多太子与白马为画面主要内容。悉达多太子骑白马背上，左手执缰绳，右手掌心向外，其头光上部有蓝绿色华盖，意喻信念坚定、勇往直前。整幅画线条飘逸轻快，色彩以蓝、白为主，点缀红色。悉达多的衣着、面部及四周天花均未敷色，采用了意象性描绘，并以白马踌躇不前的神态与悉达多坚定前行的姿态作对比，突出了悉达多太子的虔诚信念。

临摹天王图轴

布本设色

270cm×2007cm

四川博物院藏

临摹原壁画位于榆林窟15窟前室南壁，为中唐时期所绘。根据壁画方位和手中法器判断所绘为四大天王中的“南方天王像”，又称“南方增长天王”。南方增长天王，名毗琉璃，负责镇守佛国南赡部洲。能传令众生，增长善根，护持佛法。佛经里描绘其身青色，穿甲胄，手握宝剑。

该画中天王戴头盔，头上显现光圈，火焰为廓。头光右侧为飞天，飞天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持长柄香炉。天王身披铠甲，左腕挎弓，双手一前一后持箭，注目前方，天王像多注重写实，和现实中的将军形象有相似之处。天王右侧身后站一夜叉，人身兽面，右手持抱箭囊，圆目怒睁，牙齿尖利，戴金色项圈。天王坐于两鬼身上。左侧小鬼坐地，手持一条青蛇咬于嘴中，右侧小鬼屈膝侧跪。通幅画面豪气威仪，天王的儒将风度与厉鬼的狰狞凶恶成鲜明对比。

临摹隋维摩示疾图轴

布本设色

124cm×893cm

四川博物院藏

此图临摹的是莫高窟203窟西壁龛北侧《维摩诘经变文殊师利》壁画。隋代的维摩诘经变主要分布在莫高窟第262、420、423、425、433等窟。《维摩诘经变》是莫高窟中重要的经变图，现在保存下来的有30多壁。“维摩诘”，意为洁净，没有染污。据《维摩诘经》记载，维摩诘原是一得道菩萨，转世后成为一位颇具神通智慧、非凡辩才的居士。有一次维摩诘称病在家，佛派被誉为“智慧第一”的文殊师利和众大弟子前去探病，维摩诘遂与文殊展开辩论。

该幅即为文殊师利前去探望的场景。文殊菩萨头戴宝冠，束高髻，多重头光晕染，面相丰圆，长眉细目，结跏跌坐于金刚座上，面向维摩诘作说法状，身边菩萨和弟子凝神静听，左侧有飞天散花。画面承袭隋代以“文殊师利问疾品”为主要内容、布局和构图形式，画面增加了“观众生品”中的舍利弗和“香积佛品”中的化菩萨。

临摹西魏力士图卷

绢本设色

748cm×1085cm

四川博物院藏

此图是对莫高窟第288窟中心柱西龛下壁画的临摹。力士为佛教护法神之一，分为金刚力士、托座力士等。其形象则多横向夸张，加粗肢体，缩短脖项，头圆肚大，棱眉鼓眼，强调体魄的健硕和超人的力量。该力士体格壮硕，曲发垂肩，蹙眉怒目，右臂上举，左手下按，双腿拉弓，身上披帛舞动，造型夸张生动。该图线条圆熟有力，用色也能表现出肌肤的明暗与力量之美，充满威然欲动的内在活力。

临摹敦煌画北周夜叉图卷

绢本设色

761cm×1126cm

四川博物院藏

夜叉是梵文的音译，亦译“药叉”或“夜乞叉”，意思是“能啖鬼”或“捷疾鬼”等，含“勇健”或“凶暴丑恶”之意。是古印度神话中一种半神的小神灵，亦为佛教天龙八部神众之一，与罗刹同为毗沙门天王的眷属。他们住于地上或空中，性格凶悍、迅猛，相貌令人生畏；母贫父富，生来具有双重性格，既吃人也护法，是佛教的护法神。《维摩诘经佛国品》：“并馀大威力诸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等悉来会坐。”鸠摩罗什注：“（夜叉）有三种：一在地，二在虚空，三天夜叉也。地夜叉但以财施，故不能飞空，天夜叉以车马施，故能飞行。”

此图绘两夜叉双目圆睁，后有头光，上身裸露，身绕披帛，相邻而坐。画面右侧夜叉身体正坐，头部偏向左边，张口露凶恶状；左侧夜叉头部正面，身体侧坐，二者头光用色一明一暗，披帛一红一白，对比强烈。整幅画面线条粗犷，大块的灰色填充其中，突出了夜叉凶悍、迅猛的形象，极具体积感。

临摹晚唐伎乐飞天二身图轴

纸本设色

808cm×1626cm

四川博物院藏

此图是对榆林窟第15窟窟顶壁画的临摹。图绘二身伎乐飞天，二飞天均高髻垂后，戴宝冠，上身赤裸，下着彩裙，身披帔带。戴手镯、臂钏，手执乐器。左侧飞天下着红裙，手执拍板上举，作侧身弓步腾飞状；右侧飞天身着**长裙，手执曲颈琵琶，回身腾空而飞。帔带与彩裙似随奏乐波动飞舞，增强了画面动感。

伎乐飞天是指持乐器的飞天。一般绘于窟顶中心藻井、四壁顶端、沿壁四周带状一圈、中心柱之佛龛内外和经变画中。隋代以前的飞天伎乐画风率意自由，一般形体粗犷笨拙，有浓厚西域特征和男性特征。身体的飞动凭四肢摆动，上身袒露或全身赤裸，所持乐器品种不多，画风粗简。隋代飞天身体逐渐灵活，人物形态由男性转为女性，衣裙裹足，有飘带飞动，多为牙旗状，线条粗犷而有棱角。从初唐至晚唐300多年，敦煌飞天达到了成熟和完美的阶段，其构图丰富多样，其造型特点为脸型圆润丰满，体态雍容，裙带线条流畅，轻盈飘曳，所持乐器品种也日益丰富，基本按隋唐燕乐的乐器编配，而且乐器细部交待的很清楚，可以看出当时乐器的形制。五代至元代的飞天乐伎，已进入程式化的阶段，特点为白描勾线，施以淡彩，线条圆熟。飞天的表现在于飘带的逶迤，辅以云朵、花草图案，但构图相袭雷同，其所持乐器品种剧增，出现胡琴、手鼓等。

临摹初唐璎珞大士图轴

绢本设色

1922cm×863cm

四川博物院藏

大士以宝缯束高发髻，头后有头光，披蓝色长发及腰，面相丰圆饱满，眉目细长，高鼻，唇边有胡须，长垂耳。上身袒露，斜披络腋，绿色腰彩打结于腹前，下身着红色轻薄附体长裙，上饰绿色花朵纹样。戴项链，手臂饰臂钏手镯，身上璎珞珠宝点缀，装扮华丽。右臂微曲下垂提净瓶，左臂向上曲于胸前施说法印。衣带飘动，注目眺望远处。赤双足，右脚踏蓝色莲花，左脚踏红色莲花。身躯匀称，一旁有三株绿植，双叶对称，挺拔盎然。画面艳丽生动，宝像华丽高贵，典雅慈祥。

临摹初唐璎珞大士图轴

绢本设色

1917cm×85cm

四川博物院藏

图中所临大士以宝缯束高发髻，头后有光晕染，蓝色长发及腰，面相方圆，眉目细长，高鼻，唇边上下有胡须，长垂耳珰。上身袒露，斜披络腋，绿色腰彩打结于腹前，下身着红色轻薄附体长裙。戴项链，手臂饰臂钏手镯，身上璎珞珠宝点缀，装扮华丽。右臂微向上曲于胸前，左臂微曲下垂提净瓶。衣带飘动，身体右侧，注目眺望，赤双足站立于红色莲座之上。身体比例匀称，肌肉质感强烈。右侧有三株宝花，绿叶对称，顶开红花。画面艳丽生动。

临摹初唐菩萨头像图卷

绢本设色

677cm×161cm

四川博物院藏

该图横幅依次临摹四尊菩萨头像。菩萨发色乌黑，面敷淡色，唇上绘蚯蚓形胡须，神态安详。中间两菩萨正面，旁边两尊四分之三侧面并露齿微笑。每尊菩萨头戴不同样式宝冠，分别有火焰纹珠宝冠、日月冠、莲花冠。后有七彩圆光，每尊之间有红色火焰纹间隔。整幅画作敷色浓淡结合，艳丽而平和，运笔熟练，风格沉稳。

唐代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文化呈现多元融合的趋势，中原文化和西来文化不断地影响着敦煌。在敦煌艺术中，菩萨形象及其装饰也因此兼有中原和西域的风格。唐代前期的菩萨头冠形式最为丰富，如珠宝冠、日月冠、花冠、化佛冠、云纹冠等等。此图所绘最左侧菩萨装饰火焰纹珠宝冠，即冠前中央镶宝珠，顶珠上部饰火焰纹。火焰宝珠象征光明，在敦煌壁画中最为常见。此图中有三尊菩萨头冠中均出现火焰纹。其中左三菩萨头冠样式较复杂，冠左右为火焰宝珠和两朵未放莲花，冠中央为莲花纹，莲花顶端镶日月装饰；最右侧菩萨，冠左右两侧为两朵含苞待放的莲花，冠中央莲花纹珠宝，宝珠之上是三朵盛开的莲花。

临摹初唐涅槃像图轴

绢本设色

659cm×163cm

四川博物院藏

此图是对敦煌第120窟的涅槃像的临摹。“涅槃”，佛教用语，即指成佛。释迦牟尼是佛教的创始人，本名乔达摩悉达多。生于公元前565年左右，卒于公元前485年。据佛经记载，释迦牟尼（佛陀）十九岁时，有感于人世生、老、病、死等诸多苦恼，遂即舍弃王族生活，出家修行。三十岁左右在菩提树下悟道，弘法四十余年。八十岁左右在拘尸那迦城示现涅槃。

该画再现的是释迦牟尼涅槃的场景，俗称“卧佛”、“睡佛”。释迦牟尼位于整幅画中央，周围有前来举哀的菩萨、弟子及各国国王。此图着力描绘了释迦牟尼死后安详、恬静的神态及菩萨的泰然，与众弟子哀哭悲泣痛不欲生的沮丧表情形成强烈对比。此图色彩艳丽，表情刻画生动，安排位置错落有致。

据《大般涅槃经》所记，“释迦涅槃像”应为“头枕北方，足指南方，面向西方，后背东方”，“右胁而卧”，而此图释迦涅槃像却是“头枕南方，左胁而卧”。这种左胁而卧的涅槃像，非涅槃像主流，其是否具有更深层的含义有待进一步研究。

临摹盛唐伎乐菩萨图轴

绢本设色

1713cm×642cm

四川博物院藏

中国古代以音乐、歌舞为业的艺人泛指为“伎”，其中以从事演奏乐器为主的艺人称乐伎，以从事歌唱舞蹈为主的艺人称舞伎。研究者把敦煌壁画中演奏乐器的形象称为“敦煌乐伎”。“伎乐天”即天中乐神，是佛教中的香音之神。敦煌壁画中伎乐天亦指天宫奏乐的乐伎。

此图所临为佛国天界的乐伎。表现佛国乐伎为天宫中的诸佛、诸菩萨、诸神众奏乐的情形。四位乐神聚精会神地演奏着排箫、鼓、曲颈琵琶和小铜钹乐器。构图紧凑丰满，描绘细致，色彩明艳。尤其突出乐神面部神态、灵动的双手以及随节拍而动的曼妙姿态，似可闻其声，动感跃然而出。此幅与另外一幅演奏不同乐器的乐伎天壁画构图及色彩基本一致，应为一组器乐演奏场面，形成乐队。

临摹敦煌观音像

1943年作

款识：莫高窟第二百七十七窟观世音菩萨像，橅奉纪常先生、白坚夫人供养。癸未三月，清信弟子张大千爰。

本幅写菩萨立像，见九分开脸，头束发，戴宝冠，后有顶光，手腕佩戴钏环，斜穿天衣，长帛外披，盘绕双臂，下垂及地，璎珞披身，腰结束带，下穿朱红罗裙，一手拈柳枝，一手置净瓶，双足立于朱红莲花座上。笔下开脸饱满丰腴，弯眉丰鼻，两耳垂穿环，庄严法相中见慈祥之色。眼、颊、颈以至身体各部皆晕染，色深浅不同。身上之钏环、璎珞、束带以至发髻宝冠等，则以朱砂、石青、石绿等矿物颜料填盖，色沉厚亮丽，得唐画之古艳华丽。服饰层层叠盖，以颜色深浅现其层次，突出衣褶叠曲转折的摺痕，加强质感之表现，形像更呈立体生动。画中线条沉稳，运笔熟练，细节描绘精准，尤以菩萨脸部神情、眉宇间，流露慈悲济世之怀。十指或曲拈，或平伸，其姿婉转，见柔韧之态，刻见细腻传神。

本幅亦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及四川省博物馆珍藏外，少数流传于民间之张大千敦煌时期临摹壁画之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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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唐代，成于五代，盛于宋元，水墨画的历史：水墨山水画是画画的一种，更多的时候被称作中国传统绘画，其实就是山水国画的典范。最基本的水墨山水画，只有水与墨、白与黑。不过升阶的水墨山水画，也是有工笔花鸟画，五彩缤纷。后面一种有时候也称之为彩墨画。在国画中，以国画独有的原材料之一——墨，为原料进行冷水多与少引火淡墨、淡墨、干墨、湿墨、焦墨等，绘制不一样深浅（黑、白、灰）层级，其别有一番韵味称之为“翰墨”，而产生墨笔画为主体的一种绘画形式。

国画的一种，指纯用墨笔画所作之画，单纯、代表性、生物性。据说起源于唐朝，成于五代，盛于宋元，明朝清代及近代续有发展趋势。以技法为主体，充分运用墨法的功效。“墨即是色”，指墨的深浅转变就是色层次转变，“墨分五彩”，指五彩缤纷能用多维度的水墨色度取代之。北宋沈括《图画歌》云：“江南地区董源传巨然，淡墨轻岚为一体。”也就是说的水墨山水画。唐代人画山水多湿笔，发生“水晕墨章”之功效，元人始用干笔，淡墨大量转变，有“如兼五彩”的表达效果。唐朝王维对画体明确提出“墨笔画为上”，后代宗之。一直以来水墨山水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用我国特制烟墨所组成的“水墨山水画”变成国画独有的一个画派。墨分为作墨、淡墨、淡墨、极淡墨和焦墨五墨，即焦墨（原墨）一淡墨一重墨一淡墨一清墨五层级。墨是寒色，由五墨所组成的画应当有寒感，它曲调该是暗淡的。却又为什么好一点的“水墨山水画”会令人有感温且不觉得它曲调暗淡呢？主要是因为好画合理运用白地（空缺）来与黑寒明度对比、相调合，因此让人有处于热寒间的感温。并且，好的烟墨并不是暗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