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氏之母（风花絮）是结束河母氏族社会的最后一位首领，伏羲氏是父系氏族社会的第一位首领，也是父系社会开创人，有《周易》记载，伏羲氏的母亲与伏羲氏和其妹女娲的生活片段，父系氏族社会从伏羲氏到公元前约二十一世纪，夏禹是奴隶社会的第一位奴隶主，为父系氏族部落社会，夏朝是从夏禹开始的。自从伏羲氏从其母〈风花絮〉得到了代代相传《河洛》图，并固定刻划《河洛》图以后，用河床里的天然水磨石把《河洛》图刻划固定的，继续用河母系氏族社会的《河洛》图，指导父系氏族社会的游牧生活，有古籍《玉海》引《山海经》证明伏羲氏得《河图》情况。《玉海》引《山海经》证之，“伏羲氏得河图，夏人因之”，其意是伏羲氏从河母系氏族部落社会的最后一位首领风花絮的口里，得到代代相传的《河洛》图，由于古人记载重视前者或重视要者的习惯，意思是在夏朝的经典名著《玉海》引《山海经》里有记载。在夏朝人们观察以大地上的山为主体，在商朝以大地主体的观察，并出现了甲骨文，才在西周时以天地观察为主体，从《连山》到《归藏》再到《周易》，所以在《玉海》引《山海经》和《周易》都记录伏羲氏与其母和女娲的生活片段，比《周易》记录早一千多年的历史，留下“伏羲氏得河图，夏人因之”的记载。

在伏羲氏之后的游牧活动还在继续着，到神农氏时代，人们才定居生活，开始了原始种植，牧养也开始定居饲养，出现了《太极图》以种子萌发状态拟似的能量循环示意图，在神农氏时代的记号开始简化使用，《太极图》是最好的证据，在神农氏时代，人们生活再不指一个部落，而是多个部落，才导致《太极图》无作者名字，只是推测，在《太极图》创作之后，记号继续简化使用，由于记号圈点绳结进一步被简化，出现了先天八卦图的使用记号，出现了先天八卦和与及先天八卦的单卦，创立天地相交学说，证明先天八卦和天地相交学说不是伏羲氏所画所创，伏羲氏只根据《河洛》图，固定了天圆地方学说，先天八卦复卦在夏朝。

游牧生活的游牧活动从散盘氏后期开始，经过了整个河母系氏族部落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的神农氏时代，才渐渐退出了人们生活的主要舞台。《太极图》和先天八卦图仍然是立体逆影透视，只是《太极图》在逆影透视最为特殊，因为在逆影透视的图形和功能程序不变，逆影透视图共四张《河图》、《洛书》、《太极图》和先后天八卦图。这四张立体图综合演变成太极先后天八卦图，先天八卦图错得太多，所以用太极后天八卦图代太极八卦图，一般太极八卦都指太极后天八卦图，请学者在用过程中注意此问题，不要混淆不清，此图发展到现代，根据《太极图》的能量流通循环原理，太极八卦图有正、负之分，是《周易正、负八卦导航图》。

先天四图在古代建造物中应用过，有《周易》记载的伏羲氏和女娲生活时用的简易棚子，记载以立极的螯足的棚子。还有历史书记载氏族公共场所的长形房子，还有挖壕沟御防野兽，都把先天四图所含的科学，数、理、化、语等学科用上了，在父系晚期黄帝时代，记号渐渐陶汰了，有了画字的出现，书籍有《五坟》、《九丘》、《八索》等，画字逐渐向甲骨文过度，记号经过画字到甲骨文再向文字演变。经过父系晚期的黄帝时代，奴隶社会的夏朝、商朝到周朝的西周。绳结组合记号在周朝才退出历史舞台。主要记录工具由文字取代记号圈点。文化遗址

父系氏族，大约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1959年山东泰安县大汶口发现了距今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同样类型的文化遗址在以山东、苏北、皖北为中心的地区也有发现，通称为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早期距今约五六千年前，处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中晚期距今四五千年，处于父系氏族公社阶段）。大汶口文化以特点鲜明的陶器为主要特征，除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外，中晚期灰陶、黑陶开始增多，并有少量硬质白陶。农具以石器为主，大量使用磨制精致的穿孔斧、刀、铲、锛、凿等石器，还有骨镰、蚌镰，中晚期出现了有肩石铲、大型有段石锛、石镐头和鹿角锄。家畜饲养较为发达。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中出土有猪、狗、牛、鸡等家畜禽的骨骼。墓葬盛行用猪随葬（整猪、半只猪、猪头或下颌骨）。大汶口墓地约82万平方米，1959年第一次发掘，揭露面积5400平方米，发现了133座墓葬和1座横穴式陶窑。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14座有木质葬具痕迹，其中包括四壁叠放原木、顶部用原木铺排的木椁式葬具，绝大多数死者头向朝东。

龙山文化

合葬墓共8座，其中双人合葬7座，3人合葬1座。大多数墓有随葬品，以陶器为最多，代表性器类为鼎、豆、壶、罐、杯、鬶、盉、尊、瓶等。随葬石器磨制规整，还有作为礼器的玉铲和玉质饰件。骨、角、蚌器中有精致的透雕象牙梳、筒、琮等。大多数死者指骨附近发现有獐牙钩形器，或穿孔的龟甲，这可能是当时的一种习俗。随葬品中还有一些动物骨骼，应是祭食，以猪骨最多。墓地中43座墓随葬猪头、猪下颌骨共96个，最多的13号墓内有14个。有人认为，猪头是私有财产的象征物，随葬猪头说明私有制已出现。墓葬有大、中、小型之分。在墓葬的规模、葬具、随葬品方面极不均衡，有的墓简陋狭小，仅能容尸，随葬品极少或空无一物。而有的墓却十分宽大，如大汶口10号墓，有结构复杂的葬具，死者佩戴精致的玉石饰物，随葬玉铲、象牙器和近百件精美陶器，还有兽骨、猪头和可能是“鳄皮鼓”残留下来成堆的鳄鱼鳞板。龙山文化，上承大汶口文化，距今约四千多年前。以1928年最初发现于山东章丘县龙山镇而得名。典型龙山文化（又名山东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省中部、东部和江苏淮北地区。

随葬品

以黑色陶器群为显著特证。陶器普遍采用轮制，壁薄而均匀，造型规整，器表多素面磨光，器形以袋足器、三足器、圈足器较多。典型器物除突出地存在着以鬶为代表的少量白陶外，大量的是磨光发亮的黑陶，其中的蛋壳黑陶高柄杯，有的器壁仅厚05毫米，还加以镂孔和装饰纤细的划纹，制作工艺达到了古代制陶史上的顶峰。有些黑陶器上刻划复杂的云雷纹、兽面纹等纹样，这类精致的陶器，绝非日常用具，可能是一种显示尊贵身份的礼器。龙山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精美玉器，如阴刻兽面纹玉锛、三牙璧及鸟形、鸟头形等各种玉饰，其较高的工艺水平表明当时制玉工艺已专业化。这些都是在社会产生阶级分化后，适应某种特殊需要而生产出来的。龙山文化已发掘墓群约300多座，半数以上的墓无随葬品，有随葬品的一般数量也不多，少数墓葬随葬品十分丰富。

尹家城遗址

在山东泗水尹家城遗址发掘出一座典型龙山文化迄今规模最大的墓，东西55米，南北43米，有棺有椁，随葬有精致的成组陶器，如白陶带盖鬶，磨光黑陶带盖鼎、盆、壶、甗等，还随葬了20余块狗的下颌骨，以及估计为礼器残件的遗物，如鳄鱼鳞板及陶质小部件。墓室内还有3个人头及少量的肢骨、脊椎骨等。1979—1982年，1983—1985年考古工作者陆续在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和牛河梁发现了距今五千多年的红山文化大型古建筑遗迹群（红山文化：是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因1935年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遗址的发掘而得名），包括祭坛、“女神庙”遗址及泥塑偶像群和群山上的“积石冢”。祭坛在喀左县东山嘴，建筑基址为长方形，占据了整个遗址。东西长118米，宽95米。遗址选在面对开阔河川和大山山口的梁顶，并且基址内有成组、成群立石组成的石堆，还有泥塑人像群出土。在5000年前，无论是兴修还是使用这样大型的祭祀场所，都不是一个氏族或一个部落所能承担和专用的，从规模看，这应是部落联盟的重要集合地。

女坤庙遗址

女坤庙遗址，位于牛河梁主梁北山丘顶，庙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物构成，顶盖、墙体采用木架草筋，内外敷泥、表面压光或施彩绘。在遗址中还发现了专门供奉的泥塑偶像群，泥像雕塑极为逼真，其中有一尊接近真人大小的彩塑女神像，头部基本完好，出土时颜面呈鲜红色，眼眶、面颊尤显，唇部涂朱，双眼均嵌淡青色圆饼状玉片为睛。整个脸面对称规整，形象生动。从出土泥雕群像之间大小和体态差别判断，似已形成有中心、有层次的“神统”，这是人世间等级差别的反映。积石冢作为墓葬，其特点是以石垒墙、以石筑墓、以石封顶。这批大型建筑遗迹，特别是祭祀遗迹，是迄今所发现时代最早的一处。坛、庙、冢的发现，为研究五千年前上层建筑范畴的等级关系、宗教祭祀，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力，提供了珍贵资料，可说是当时社会的缩影。通过祭坛、神庙可看到国家出现的曙光，先民的脚步也正在迈入阶级社会的门槛。

《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有云：“臣闻明月之珠，夜光的璧，以暗投于道路，人无不按剑相眄者。何则？无因而至前也。”。

这句话完全可以用明珠暗投四字一言以蔽之，一颗价值连城光彩照人的珍珠遗失在道路旁，竟然没有人能识得它的真面目，可悲、可叹、可怜。

我国有两件足以彪炳史册的国宝，也遇到了明珠暗投的尴尬境遇。一个被拿来腌咸菜，另一个被“铁锤”敲了30年。

人们在替这2件宝贝鸣不平之时，也深深地陷入了思考之中。想必还有很多传世珍宝，可能依然流浪在民间。

第一、“镇国之宝”渎山大玉海，从默默无闻到一鸣惊人

谈及“玉海”恐怕很多人都不知所以然，简单说玉海就是古人的盛酒器具。现代人在形容一个人的酒量惊人时，经常用到海量、鲸吞海吸等夸张的词语，或许这种说法就源自古人惯用玉海盛酒的风俗。

关于渎山大玉海的来历，还有一段既然曲折有又好玩的故事。这尊巨型贮酒器的经历可谓一波三折，可谓是明珠暗投的典型范例。

据史料记载，由于老百姓根本不认识什么大玉海，只觉着它的容积特别大，非常适合用来腌咸菜。就这样这尊具有帝王之气，并拥有极高历史价值的大玉海，便成为了腌咸菜的容器。

后来还是在清代乾隆朝时期，才被满腹经纶、见多识广的文人认出来。至此这尊制作于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由名贵的玉石精雕细琢而成，专供忽必烈御用酒器才重现光明。

想必剧本都不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去编造渎山大玉海被人用来腌咸菜的桥段，但事实却赤裸裸的摆在面前不容大家不信。

这尊大玉海取材于南阳独山产黑质白章玉料，高70厘米，口径135～182厘米，最大周长493厘米，膛深55厘米。

作为由一整块黑质白章玉雕刻而成，象征元代国势强盛的大型玉雕，从技艺上来看既承袭了宋代雕玉技巧，同时也有元朝匠人的奇思妙想。随形施艺、起凸手法都彰显出了，独具匠心的艺术造诣和创造力。

《国家人文历史》一书，将渎山大玉海评为镇国玉器之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尊玉海是古代玉雕的里程碑。目前，收藏于北京市北海公园团城承光殿前玉瓮亭。

第二、专家苦寻30年的宝贝，竟然被当作“上课铃”

无独有偶另外一件国宝的经历，也与渎山大玉海十分类似。想必很多70、80后小时候，很少见过能用得起电铃的学校。

即使是在现代社会中，一些偏远地区的乡村小学，也依然在使用比较古老的“敲钟”模式，提醒孩子们上下课的时间。

有一所十分落后的山区小学，每当上下课的时候，老师就会用铁锤敲击一块铁片，清脆的响声霎时间就能传遍校园和教室。

谁也不知道这块铁片在这里多久了，而且也没有人意识到这块铁片的价值，直到有一位考古专家偶然路过此地，才最终让这块明珠暗投的云板重出江湖。

云板主要有两个比较实用的价值，第一个就是用木槌敲击使其发出巨大的响声，进而引起人们的注意或警觉，《再生缘》第四一回中有云：“须时已到亲王府，云板三声报内闻。”

另外一个作用就是被当作打击乐器，这种感觉有一点类似编钟。人们会用铁铸成多个云彩状的铁板，然后根据不同大小、薄厚不同，将云板被错落有致地挂在架子上，就可以形成不同声音进而演奏出乐曲。

当然，也有专家认为云板还可以用来报时，也就是说每隔一个时辰，就会有人敲响云板报时，这样人们就可以根据时间合理安排作息。

据史料记载努尔哈赤时期，就曾将云板当作军事上的报警装置。在有外敌入侵之时，就会有有专人负责敲响它，类似于现代社会中的防空警报。

以前专家只是在古籍中看到过这种东西，后来为了能够见到实物，着实用了大量的时间。

但令专家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苦寻30年的宝贝，竟然躲藏在一个山区小学中，并被这所学校当作铃声使用，用铁锤敲了30年。

因为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不久，各省故世家族的文物古籍大量流散出来，于是孙氏父子就恣意搜购。孙衣言曾在《玉海楼藏书记》里写道：“天下之宝，我固不欲为一家之储也。”当时玉海楼楼上作为藏书之所，楼下存放孙氏家刻书版。玉海楼藏书多以名家批校本、瓯郡乡邦文献和孙氏父子手批校本的特色闻名于世。

当然，现在人们已经看不到藏书了，为了妥善保护玉海楼，政府已把大批古籍图书、字画、文物移入楼中藏起来。玉海藏书楼的台门上有清代礼部侍郎李文田楷书“玉海藏书楼”的石刻横额，左右两侧石联上“玉成桃李，海涌波澜”八个苍劲雄浑的大字，是1964年郭沫若先生专程参观玉海楼时所题写的，这八个字充分地说明了孙诒让先生的学术贡献和在办学、培养人才方面的巨大功绩。

玉海广场的前面是雕塑“玉海育珠”。雕塑以最简洁的语言，最形象化的抽象表现手法，巧妙地将贝壳、海涌、明珠，组合成一幅揭示“玉成桃李，海涌波澜”内涵的立体画面。雕塑中的海涌不断涌出，象征人才的辈出，一代胜似一代。同时雕塑又以空透、流畅、欢快的线条，柔弱强劲的体块来追求雕塑的艺术魅力。整座雕塑高度8米，用不锈钢材制作，突出了雕塑的洁白如玉。

有时写文需要查询一些资料，但是中华历史悠远，文史资料浩瀚如海，确实难以一下子找到想要查询的内容。特整理此贴，将有关宋史的史料做一个大致的整理，方便大家有的放矢的查找资料。

此文中的大部分内容摘自《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同时结合个人看书的一些心得，资料出处可靠，请大家放心参阅。

宋代史料种类说明

一、起居注

二、时政记

三、日历

四、实录

五、国史

六、会要

基本史料

一、《宋会要辑稿》

二、《文献通考》

三、《玉海》

四、《续资治通鉴长编》

五、《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六、《三朝北盟会编》

七、《宋史》

一般史料

一、各类史书

1、编年

2、纪传与传记

3、政书

二、文集

三、笔记

四、地方志

五、其他

此整理遵循以上纲目。

宋代史料种类说明

若要查询史料，就要对这些资料有所了解。有关宋代的史料，以官修为主。宋代私人修史虽然盛行，但是主要取材于官方史料。宋代政府主持编修的当代史，主要由以下六种：

（一）起居注。起居注的名称可追溯到汉代，宋代的起居注已经超出了汉代起居注仅仅是皇帝私生活记录的范围，也超出了汉以后起居注仅仅记录皇帝言动的范围，而成为当时最基本的史料之一。

（二）时政记。皇帝同宰相商讨军国大事，属于最高机密，修起居注的起居郎、起居舍人也是不能旁听。唐武后长寿二年，建请由宰相一人专门记录皇帝与宰相“所言军国政要”“每月封送史馆”，称为时政记。由于宋代实行高度中央集权，掌握行政的宰相、参知政事，同掌握军政的枢密使分班奏事，所以时政记也分中书时政记和枢密时政记两种。

（三）日历。日历是编年体。编修日历除依据起居注和时政记外，还包括内外官司受到的圣旨指挥，记载文武大臣去世时还附有他们的传记。日历包含丰富的内容，篇幅很大。宋高宗在位三十六年，就有日历一千卷之多。

（四）实录。实录是根据日历编成的，体裁也同日历相似。两者的差别是：1、日历及起居注、时政记带有原始资料、档案性质，属于所谓“记注”；实录则带有史籍性质，属于所谓“修撰”；2、日历及起居注、时政记属于机密档案，在一定时期内，除编修官以外，其他人不能阅看；实录在宋代允许臣僚阅读甚至抄录；3、日历比较详细，实录则较为简练，如宋高宗实录为五百卷，比日历少一半。宋代从太祖到宁宗都有实录。

（五）国史。国史为纪传体，有本纪、列传、志，除了没有表外，题材与现在通行的二十四史大致相同。宋代正式修成的国史有四部：1、《三朝国史》150卷，包括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仁宗天圣8年修成；2、《两朝国史》120卷，包括仁宗、英宗二朝，神宗元丰五年修成；3、《四朝国史》350卷，包括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肖总淳熙十三年修成；4、《中兴四朝国史》，卷数不明，包括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理宗宝祐五年修成。

（六）会要。会要同以上五类不大相同。在当时属于政书，而不是史书。它的编纂主要是为了当时处理政事的需要。但对后人来说，它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资料分门别类、一一加以排列，是宋代历史的重要史料。宋代曾十次编修会要，成书主要有以下七部：

1、《庆历国朝会要》150卷，包括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及仁宗朝庆历三年以前事，庆历四年（1044）修成；

2、《元丰增修五朝会要》300卷，包括太祖至英宗五朝及神宗朝熙宁十年以前的事，元丰四年（1081）修成；分帝系、后妃、礼（又分为五类）、乐、舆服、仪制、崇儒、运历、瑞异、职官、选举、道释、食货、刑法、兵、方域、蕃夷二十一类；

3、《乾道续四朝会要》300卷，包括神、哲、徽、钦四朝，孝宗乾道六年（1170）修成；

4、《乾道中兴会要》200卷，包括高宗一朝，乾道九年（1173）修成；

5、《嘉泰孝宗会要》200卷，包括孝宗一朝，宁宗嘉泰元年（1201）修成；

6、《庆元光宗会要》100卷，包括光宗一朝，宁宗庆元六年（1200）修成；

7、《嘉泰宁宗会要》225卷，包括宁宗一朝，理宗淳祐二年（1242）最后完成。

此外，宁宗嘉定三年（1210），张从祖私人修成《嘉定国朝会要》588卷，内容包括太祖至孝宗十一朝，主要是根据官修会要删节而成，没有什么新的内容。

基本史料

一、《送会要辑稿》宋代历次修的会要，大部分在明初仍然保存。明初修《永乐大典》时，将会要各部分内容分别编入各韵中。会要原本大致毁于明朝中叶。清嘉庆十四年（1809）徐松奉命修《全唐文》，利用此间可以调用《永乐大典》及官府备有抄写人员的机会，以搜集《全唐文》资料为名，名书手将《大典》中所收各本《宋会要》的内容全部录出，得五六百卷，是为辑本。解放后，中华书局于1957年将《宋会要辑稿》所因为平装本八册，即现在的通行本。

《宋会要辑稿》是现存宋代史料中最原始、最丰富、最集中的一部，因而也是史料价值最高的一部。《宋会要辑稿》共分为十七类：帝系、后妃、乐、礼、舆服、仪制、瑞异、运历、崇儒、职官、选举、食货、刑法、兵、方域、蕃夷、道释，约八百万字。内容包括皇帝的诏令，政府的规定，臣僚的章奏，地方的报告等等，可以说是一部关于宋代历史的百科全书。

在《宋会要辑稿》的十七类中，较为重要的有以下六类：

1、食货：这是有关宋代经济的最集中的史料，在全书中约占了20%的比重（但亦有部分内容重复）。它的篇幅远远超过了《文献通考》有关部分，也远远超过了《宋史》的《食货志》；

2、职官：这部分所占分量比食货还大，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只管部分不但是研究宋代证券机构、政治制度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宋代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史料；

3、刑法：它不但记录了宋代的法制史，在“刑法禁约”一门中，还保存了不少关于宋代阶级斗争、秘密宗教的史料；

4、兵：它不但是有关宋代军事制度的重要史料，在“讨叛”“捕贼”两门中，还有不少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等方面的重要材料；

5、方域：包括有关地理、交通、治河等方面的史料；

6、蕃夷：包括有关民族关系及对外关系的重要材料。

除此六类以外，其他类门也有很多重要资料，比如“瑞异”类中就有不少关于地震、日蚀等自然学的史料。

一点建议此书非常全，史料详实而且很多是原始资料，所以没有经过太多的解析和整理，缺乏条目引导，不便于初学者或不熟悉的人直接使用。

二、《文献通考》（以下简称《通考》）348卷。作者马端林，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生于宋末，著书于元初。《通考》共分为二十四门，其中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舆地、四裔十九门是继承《通典》的：天宝以前部分，补《通典》之未备，天宝以后至宁宗嘉定末年部分，是《通考》新增的。

《通考》的体例是这样的：每门有小序，合载于卷首。每门之下又分为若干子目（类），每一目的内容也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但《通考》不同于《宋会要》，它不限于排比材料，而是有叙述、有考证也有论断。

《通考》最初刻于元泰定元年（1324），有西湖书院刊本，现已不存。现在比较易见的是商务印书馆1936年的万有文库“十通”本。

三、《玉海》204卷，宋末王应麟撰。王应麟庆元（今浙江宁波）人，理宗淳祐元年（1241）中进士。但是他不满足于进士出身，而以“通儒”自任，发奋读书，终于在宝祐四年（1256）考中了极其难考的博学宏辞科（只取了他一人），在他的影响和帮助下，三年之后他弟弟应凤也中了此科。

《玉海》就是他为了准备报考博学宏辞科的人编的，显然也包括了自己的经验。《玉海》最后四卷名为《辞学指南》，就是指导准备报考此科的人如何编题、作文、诵书，要注意哪些语意等。

《玉海》公分二十一门：天文、律历、地理、帝学、圣文、艺文、诏令、礼仪、车服、器用、郊祀、音乐、学校、选举、官制、兵制、朝贡、宫室、食货、兵捷、祥瑞。每门又分若干类，共241类。每类又按年代先后分若干细目。每一细目则精心编选经史子集稗官小说有关记载，间亦加以自己的按语。在全书中，占比重较多的有艺文（29卷）、宫室（21卷）、官制（17卷）、兵制（16卷）、地理（12卷）、郊祀（11卷）、食货（11卷）等门。

扩展一下博学宏辞科一直延续到清朝，历来是进身翰林甚至宰相的重要途径。在南宋，考博学宏辞科的人要学会做各种体裁的文章，包括制、诰、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每次考试，出六道题，包括其中的六种体裁（制和表一般每次都有），内容则一半为古代，一半为当代，所谓“质之古以觇记览之博，参之今以观翰墨之华”。因此，考博学宏辞科的人需要博古通今，既熟悉历史典故，有懂得本朝故事，而且事实必须准确。

一点建议《玉海》的条目分的很细，比如食货门会计类，有关宋代的就有景德、祥符、庆历、皇祐、治平、元祐、宜和、绍兴、乾道、绍熙、庆元、端平会计录等共21个细目，建议为了充分利用，最好自己先编制一套细目。

四、《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是记载北宋一百六十八年历史的编年体史书，是研究北宋历史最基本的史料之一。作者李焘，眉州丹稜（今四川丹稜县）人，一生著述甚丰，主要著作就是《长编》。淳熙十年（1183）他六十九岁《长编》才最后完成，第二年便过世了。

《长编》正文原有980卷，因为篇幅过大，在当时也只是刻印了一部分，而没有全刻本，另由秘书省按照《通鉴》的规格抄写了一部藏于秘阁。但是此书散佚颇多，清康熙初年仅存175卷。乾隆时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宋”字韵中录出《长编》收入《全书》，这就是通称的阁本。阁本《长编》也不是全本，缺徽宗、钦宗两朝事迹以及治平四年四月至熙宁三年三月，元祐八年七月至绍圣四年三月共七年记事，四库馆臣按照篇幅大小将它分为520卷。现在通常所见的520卷版本是有上海师范学院与华东师范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室共同整理的版本。

吐槽说到研究宋史，这本书是绝对必看书目！此书的内容全部都是关于宋朝的，虽然散佚颇多，但仍然是内容详实、丰富。若是看一些有关宋朝的论文，常会看到《长编》一词，其指的就是《续资治通鉴长编》。

五、《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200卷、《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以下简称《杂记》）甲集20卷、乙集20卷，李心传撰。

《要录》是编年体史记，记载宋高宗一朝从建炎元年至绍兴三十二年共三十六年的历史。《杂记》是会要体史书，分门别类记载高宗至宁宗四朝事实。《杂记》甲集分十三门：上德、郊庙、典礼、制作、朝事、时事、杂事、故事、官制、取士、财赋、兵马、边防。每门下又分若干子目。乙集则缺少郊庙一门。这两部书有交叉的部分，可以互相补充。

《要录》的编著继承了《通鉴》和《长编》的传统。全书以官修的日历、实录、会要为基础，广泛搜集各种记载，经过精细的考订，做出自己的论述，书中也有详细的注文，说明材料的来源，去取的依据等。《杂记》虽是会要体史书，但是与会要不尽相同，不仅是排比有关原始资料，而且加上作者自己的分析、论断。

吐槽《要录》一书加入了一些后人的著作，在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有篡改，且经过多次传抄、翻刻，每个版本都有不少问题，所以《要录》一书目前还没有较理想的版本。

六、《三朝北盟会编》250卷，徐梦莘编。所谓“三朝”指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北盟”之的是北方金朝的交涉、和战。“会编”（原名“集编”），指明本书是一部材料汇编。《会编》就是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四十六年间，宋金关系的材料汇编。它起自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宋朝派人自登州（山东蓬莱）渡海与金朝商议夹攻辽朝，终于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金海陵帝完颜亮大举侵宋失败。全书分为三帙：上帙二十五卷，记徽宗政和、宣和年间事；中帙七十五卷，记钦宗靖康年间事；下帙一百五十卷，记高宗建炎、绍兴年间事。

《会编》是编年体，按时间顺序排列有关材料。其取材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取诸家所说及诏、敕、制、诰、书、疏、奏议、记传、行实、碑志、文集、杂著，事涉北盟者，悉取铨次。”他还列举了书中征引的书目一百九十六种。但是检阅原书，实际引用的、有书名或篇名可考的，大大超过了这个数目。其中引用的材料十分丰富，并且其中相当一部分的原本已经丢失，而《会编》保留了这些材料的原来面目，没有改动。

一点说明《会编》虽然只包括与宋金关系有关的内容，但在当时，即北宋末年南宋初年，宋金关系在政治生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会编》对于研究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很有价值，不仅限于宋金关系。由于《长编》徽宗、钦宗部分全部散佚，所以《会编》北宋末的部分共有一百卷之多，使其更为珍贵了。

七、《宋史》496卷，包括本纪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传255卷，约五百万字，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大的一部。《宋史》与前面所述的几部不同，前面几部中除了《通考》外，都是本超人修的；《通考》虽然成于元初，但始修于宋末。这几部除了《宋会要》外，都是私人编修的。而《宋史》则是元代官修的正史。

《宋史》篇幅大，成书时间短促，问题很多。修成之后，一直批评不断。尽管《宋史》有种种问题，但直到现在，后修的许多宋史没有一部能取代它的地位。顾、朱这些大家想重修而终于未修，这都不是偶然的。《宋史》有其存在的价值，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存了大量当时的史料。

关于《宋史》本纪部分。从《长编》注文可知宋代国史与实录的记载不尽相同。查《宋史》太祖本纪，已知国史与实录有矛盾的地方，本纪大都与实录相同，可见《宋史》本纪并不是沿袭国史，也参考了实录。再用《太宗实录》残本与《宋史》本纪相当部分对比，会发现很多地方也是不尽相同的，还包含了一些实录中没有的部分。可见《宋史》本纪不是全部抄袭实录，还有其他来源。

关于《宋史》各志，各志共有一百六十二卷，篇幅甚大。一般认为志比本纪、列传都难修，因为需要更多的分析、综合。元修《宋史》的志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完成，是因为存有现成的底本，如《三朝国史》《两朝国史》《四朝国史》和《中兴四朝国史》的志，稍加综合，再补上理宗以后部分即成。

关于《宋史》的表。《宋史》有《宰辅表》五卷，《宗室世系表》二十七卷，卷数虽然只占了全书的64%，篇幅却占了20%。宋国史无表。

关于《宋史》列传。大致说来《宋史》宁宗朝以前列传，大部分来源于国史列传，但也有删改补充，传论改动的较多。理宗朝之后的列传，因为无国史可依据，可能来源于实录、日历的附传，有些材料是元初收集的。

总之，《宋史》虽然修于元末，但它的主要材料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书，这些史籍几乎已经全部失传了，虽也有别的史书引证，但是同《宋史》取舍、详略各有不同。这就是《宋史》的史料价值，也是它能存在下去的原因之一。同时，《宋史》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比较系统、比较全面的记录宋代三百二十年历史的史籍，也是研究这一段历史的入门书和基本参考书。

吐槽元人编的宋史真是相当的……差劲。建议看的时候请看百衲本为底本的中华书局版，尤其不要看影印本！绝对不是一般的坑爹！比如上一段说包拯终年七十岁，下一段就是六十岁；再如大名鼎鼎的杨六郎，前一段称杨延朗，后一段又称杨廷昭，人家名叫杨延昭！不仅看着头疼，还猜的费心……所以《宋史》还是请看校勘、整理过的标点本吧！

以上的书目作为基本史料。所谓基本史料就是讲讲历史故事，说说历史人物，谈谈当时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是基础中的基础，想要知道哪朝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不妨翻翻以上的那几本史料。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所谓一般史料。

韩公廉

韩公廉，北宋人。籍贯、生卒年不详，活跃于11世纪后期。天文仪器制造家。

中文名：韩公廉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日期：北宋

职业：天文家

信仰：科学

主要成就：制造天文仪器

代表作品：水运仪象台和假天仪

生平

关于韩公廉的生平材料，所知很少，只有若干史籍记载了他的仪器制造工作。宋元_元年(1086)，韩公廉任吏部守当官，时逢吏部尚书苏颂奉命检验太史局等使用的浑仪，并欲制新仪。苏颂访知韩公廉精通数学、天文学，便告之以前代天文学家张衡、梁令瓒、张思训等人的仪器法式大纲，希望他能寻根究底，依之仿制。韩公廉为此写了《九章勾股测验浑天书》1卷，并造成机轮木样一座，苏颂看过之后认为虽不尽如古人之说，然而水运轮的设计却有独到之处。元_二年(1087)，韩公廉被命为制度官，并开始制作，到元_三年，他与其他人一起制成了供验造用的大木样，元_七年(1092)该仪最终完成，被命名为元_浑天仪象。这是一座把浑仪、浑象和报时装置三组器件组合在一起的高层建筑，整个仪器用水力推动运转，后称水运仪象台。

水运仪象台完成后，苏颂又在翰林学士许将的提议及家藏小样的启发下，决定制造一种人能进入其内部观察的仪器，仪器的具体推算设计仍由韩公廉负责。此仪象经数年制作而成，它的天球直径有一人高，结构可能为竹制，上糊绢纸。球面上相应于天上星辰的位置处凿了一个个小孔，人在里面就能看到点点光亮，仿佛夜空中的星星一般。当悬坐球内扳动枢轴，使球体转动时，就可以形象地看到星宿的出没运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架记载明确的假天仪。

韩公廉是水运仪象台和假天仪的主要设计者，他参与制造的这两件仪器，经近人研究，均具有许多开创性的设计构思，如前者中的水运浑象是世界天文钟的直接祖先，后者则是近代天文馆中星空演示的先驱。

原始文献

(宋)王应麟：玉海·卷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研究文献

王振铎：中国最早的假天仪，文物，1962，3，第11—16页。

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

在十世纪，在军阀混战的战场上已出现了使用火药代替易燃物质的火药箭和火药炮。《宋史·兵志》记载：宋太祖开宝三年，兵部令史冯继升等进火箭法。宋人王应麟的《玉海》也提到冯继升、岳义方进火箭法。以后火药武器有了发展，记载也较详细。《宋史·兵志》记载：“咸平三年八月，神卫水军队长唐福献所制火箭、火球、火蒺藜”…各赐缗钱。”《续资治通鉴长篇》和《通雅》记载：“宋咸平五年冀州团练史石普，也能制造火毯、火箭。宋真宗把他召来，和大臣一起在便殿看他实验一番。”这些记载确凿无疑地证明发明火药已通过应用阶段，火药武器已开始被采用，并得到很快发展。